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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經濟地位；環境風險分配；垃圾處理；環境公正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1CSH019）；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資助項目（CXZZ_0014）
作者簡介：聶偉，男，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江蘇 南京 210093）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3）04-0045-08
一、背景與問題
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問題不但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瓶頸，也成為威脅社會安定的隱患。近年來，因有害選址造成的大規模環境抗爭事件不斷增加[1]，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城市垃圾處理場的建設，一方面給城市社會帶來了福祉，另一方面卻對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生命健康造成潛在威脅，正是由于其潛在危害性，“莫在我家后院”是公眾對待有害廢棄物處理場所選址的共同心愿[2][3]，這從側面反映了居民將垃圾處理場、環境風險、社會公平正義直接聯系起來，渴望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環境公正是社會公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在環境資源、機會的使用和環境風險的分配上，所有主體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權利，負有同等的義務[4]。本研究關注目前我國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是否公正地承擔著因垃圾處理帶來的環境風險？社會經濟地位是如何影響著環境風險分配？
二、文獻回顧
自1982年美國北卡羅納州華倫縣居民大規模地抗議建設有毒垃圾填埋場事件以來，相關學者首次將種族、貧困、教育等社會經濟因素與垃圾填埋結合在一起，環境風險分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種族和環境風險分配的關系一直是美國環境社會學者研究的重要議題。種族不平等觀點認為，有毒廢棄物垃圾處理帶來的環境風險，在不同種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少數民族人口密度較高的地方更容易選址為垃圾處理場。相關實證研究顯示，美國環保署在1983年通過對美國東南部四個垃圾填埋場周圍的社區進行調查，發現其中三個垃圾場附近主要都是非洲裔美國人[5]，自此之后，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種族是影響環境風險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素[6]。種族歧視制度限制有色人種抗議污染設施選址的社會資本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動員，將有色人種“污名化”，利于將垃圾場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種附近[7]。
收入是社會經濟地位的核心自變量，收入水映一個人的風險應對能力。低收入者在經濟和政治上處于弱勢地位，使得他們在政府中缺乏發言權，難以參與垃圾選址決策并轉移環境污染，強勢群體很容易將環境風險轉嫁給弱勢群體；弱勢群體在經濟上處于貧困狀態，對工作的渴求，導致弱勢群體對不利于他們的垃圾選址也不強烈反對[4]。實證研究顯示，低收入群體與生活在垃圾處理設備周圍密切相關[8]，低收入群體承受更嚴重的水污染和空氣污染，在實際工作中，遭遇更嚴重的化學有毒氣體和物理風險[9]。然而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經濟地位和廢物排放并非線性關系——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區的環境風險明顯低于中等收入地區[10][11]。
教育反映一個人獲取社會、經濟以及政治資源的能力。西方學者研究表明，政府和企業在選擇新的設備地點時，不希望周邊社區進行反抗進而阻止計劃實行，因此在選址時盡量選擇貧困社區和有色人種社區[12][13]。布拉德（Bullard）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能夠組織大規模反抗的社區一般都是具有較高文化程度、較高收入、較少有色人種的社區[14]。其他學者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和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驗證發現，受教育程度低、貧困水平高以及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社區，承擔更多的環境風險[15]。
國內學者洪大用從國際、地區、群體三個層次上對環境公平進行探討，指出我國存在環境不公的現象[16]。盧淑華通過對本溪市的環境污染和居民的區位分配調查發現，組織或個人的權力資源與環境風險分配有關[17]。王書明通過三類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環境不公正主要與社會轉型期社會分層的變遷有關，強勢的經濟階層對于正在上升的弱勢階層的社會排斥，強勢的經濟社群把環境污染的社會代價轉嫁給處于底層的農村社區[18]。陸文聰和李元龍在環境公正的視角下，揭示環境不公情況下農民工健康損害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環境污染暴露等的互動關系[19]。
綜上所述，環境風險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美國，他們將環境風險分配與種族、貧困、教育等聯系在一起；而我國的社會結構、發展戰略等與美國迥異，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對我國的環境風險分配影響如何？是與美國社會一樣，還是有所不同？特別地，其他的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如居住地）是如何影響環境風險分配的？對這些問題的經驗探討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同時也可以在理論上與現有解釋進行一定的對話。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筆者結合上述對環境風險研究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提出基本假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承擔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且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者，承擔的環境風險越少。在基本的假設基礎上，具體操作假設如下：
首先，基于勞動的性別分工理論。社會期待女性成為家庭的照顧者，相對于男性而言，更容易留在家中照顧家庭，地理流動的機率更小，更容易滯留在風險產生點，承受更多因垃圾處理而帶來的環境風險。基于此設立假設1：女性相較于男性而言，遭受或經歷更多的環境風險。
其次，基于環境風險分配種族歧視模型的假設。該模型認為制度化的種族偏見致使少數民族群體難以獲得政治、社會資源，難以對垃圾處理場建設和運營進行反抗，少數民族群體聚居地容易成為垃圾處理選址地，承擔更多的環境風險[13]。然而中國并沒有種族歧視，實行的是民族友好政策?；诖嗽O立假設2：中國少數民族群體與漢族群體遭受或經歷的環境風險并不具有顯著的差異。
再次，基于環境風險分配理性選擇模型、社會政治模型的假設。這兩個模型強調個體的風險應對能力，理性選擇居住地的能力越強，越可能選擇在環境質量較高的地方；社會資源動員能力越強，越能抵制垃圾處理選址或迫使污染主體清除污染的可能性越高[13]。收入、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可能擁有較多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可能遭受或經歷的環境風險越少?；诖嗽O立假設3：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可能越少。假設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越少。
最后，基于環境風險分配合作主義視角的假設。合作主義視角主要從國家的政治體系決策結合和政策安排來解釋環境風險分配[4]。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城鄉二元體制，相對于農村而言，城市距離政府的權力中心較近，越可能利用政策安排將垃圾處理場建設在農村或城市郊區，致使農村積聚因垃圾處理帶來的環境風險。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中，現代社會垃圾處理模式采取集中在某一地點處理所有人產生的垃圾，把垃圾處理帶來的環境風險集中在距離垃圾場較近的居民身上，少數人的利益受損換取多數人的環境收益[20]?；诖嗽O立假設5：居住在城市社區的居民相對于居住在農村社區居民而言，遭受或經歷的環境風險更多。假設6：住戶離垃圾場的距離越遠，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越少。
本研究還試圖通過數據分析年齡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以往文獻表明，年齡與環境風險分配均呈現正相關[21]，基于此設立假設7：年齡越大，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越多。
（二）研究數據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11年7月份在廈門市開展的“居民生活環境”問卷調查。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分為兩類居民，一類為垃圾場附近的居民，另一類為非垃圾場附近的普通居民。針對垃圾場附近的居民，采用立意抽樣，以廈門3個大型垃圾處理場（湖里區后坑垃圾綜合處理基地、翔安區新圩垃圾場、海滄區東孚垃圾填埋場）所在地為圓心，分別以3公里為半徑立意選取垃圾場周邊的社區，在社區內部采取隨機抽樣方式抽取400個樣本綜合考慮垃圾場運營狀況和周邊人口，后坑垃圾場：新圩垃圾場∶東孚垃圾場的樣本分配比例為3∶3∶2，在后坑垃圾場、新圩垃圾場、東孚垃圾場周邊社區約分別發放150份、150份、100份調查問卷，在調查實施過程中，適當增加了入戶調查的戶數，以保證最終問卷收回的份數與計劃相符。針對非垃圾場附近的居民采用多階段抽樣方法，在廈門市轄區中抽取思明區和湖里區作為調查范圍根據廈門市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城市發展水平，思明區和湖里區的城市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與城市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海滄區、翔安區形成鮮明對比，所以非垃圾場周邊居民的問卷調查在思明區和湖里區展開。截止2009年，思明區的總人口為81.7萬人，湖里區除去垃圾場所在金山街道外總人數為54.69萬，兩個區的人數比例約為3∶2，為此我們分別在思明區和湖里區分別發放大約180份、120份問卷。，在兩個區14個非垃圾處理場所在街道中隨機抽取10個街道，再從10個街道中隨機抽取1～2個社區，每個社區按照隨機原則抽取20個調查戶，每戶抽取1人作為最終調查對象，抽取300個樣本。本次調查對象為18～70歲的居民，共發放問卷700份，回收有效問卷660份，有效回收率達94.29%。
（三）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環境風險分配。學術界對于環境風險的理解存在兩種爭論：實在論和建構論。實在論者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學領域，他們傾向于把環境問題看作是技術問題，環境風險是由于自然或人為活動等事件引起給人類生活帶來的不確定狀態及其相關損失，這種不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可以通過概率函數加以計算的[22]。環境風險的建構論者一方面承認環境問題的客觀存在及其引發的環境風險，另一方面也強調環境風險也有其主觀的面向，認為環境風險是社會建構的[23]。因而自然科學與環境社會學關注的風險分配不同，自然科學強調使用系統科學的方法精確測量風險的暴露程度；而環境社會學則強調使用主觀風險評價法來測量不同群體的風險分配，強調風險的實際分配，即已經發生的風險分配情況，從認知過去的風險經歷或當前的風險遭遇來測量。本研究在借鑒學者[24][25]對于風險分配的測量基礎上趙延東、卜玉梅等對食品風險分配的測量方式如下：“過去兩年中是否遇到過食品安全問題”，并對遇到過的受訪者追問其“若遇到，其對健康的影響程度如何”。其中，對健康影響程度的測量選項從很小到很大，分別賦值1至5分，分數越高，代表影響程度越大，以此來代表受訪者的風險分配。，自行設計了一個環境風險分配量表，我們在問卷中詢問被調查者：“垃圾處理過程中會產生一些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已經影響到您的生活質量？”并設計了11個指標（如表1所示）考察居民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每個指標答案分為“嚴重影響”、“有些影響”、“不清楚”、“沒什么影響”、“完全沒什么影響”五種。描述統計結果表明，在這些指標中，影響居民生活前五位的為垃圾處理滋生病菌、帶來臭味、危害身體健康、污染水源，居民經歷的健康與物理風險明顯高于社會風險。
統計檢驗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Alpha系數為0.93，表明這些項目具有較強的內在相關性，根據主成分法對這11個項目進行因子分析，經過變值精簡法旋轉后，抽取了兩個公共因子（如表1所示）。用這兩個公共因子來代表這幾個變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貢獻率達到69.20%，KMO值為0.933。根據因子負載，將這兩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健康與物理風險因子和社會風險因子，健康與物理風險因子包括“垃圾處理帶來臭味”、“污染水源”、“發出噪聲”、“污染土壤”、“滋生病菌”、“制造心理壓力”以及“危害身體健康”。社會風險因子包括“垃圾場附近產業貶值”、“減少工作機會”、“降低收入”以及“人口減少”。
為了把個人所經歷或者遭受的環境風險綜合用一個變量來表示，筆者把兩個因子的值分別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個人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健康與物理風險因子值×0.594+社會風險因子值×0.098，我們可以將上述綜合變量的因子得分，作為反映個人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的指標。為了便于分析，通過公式[26]將其轉換為1到100之間的指數轉換公式：轉換后因子值= （因子值+ B）&A。 A= 99/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B= （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
（四）自變量
本研究的自變量為社會經濟地位。社會經濟地位是指基于個人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基礎上，個人相對于其他群體而言所處的社會和經濟位置，是一個綜合考慮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綜合指標[27]，同時社會經濟地位還包含個體的人口學特征[28][29]?；诖?，本研究的社會經濟地位主要包括個人的人口學特征、經濟、社會地位測量，人口學特征主要從性別、年齡、民族進行測量，經濟社會地位主要從受教育年限、收入、居住地（城鄉社區類型、住家離垃圾場的距離）三個方面進行測量。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變量及其特征如表2所示。
四、模型及分析
本研究以居民所經歷或遭遇的環境風險因子得分為因變量，以社會經濟地位為自變量，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分析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兩個回歸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脹因子（VIF）結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線性范圍之內（0
第一，性別在環境風險經歷或遭遇上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假設1未得到驗證。此發現與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呈現出不一致性，王朝科研究表明不同性別之間承擔的環境風險呈現較大差異[30]。西方學者表明，女性承擔的環境風險明顯多于男性[31]。調查發現，廈門市是福建省的經濟發展中心，是一個重要的勞務輸入地，垃圾場周邊大部分的居民并未選擇外出務工，而是選擇在垃圾場周邊附近的工業區或商業區務工，形成白天在工廠務工、晚上回家的模式，并未出現“大批男性外出務工，而女性滯留在農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不同性別承擔的環境風險不存在顯著差異。
第二，年齡與風險經歷呈現出負相關，這說明年齡越大者，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越少。假設7未被證實。貝克認為風險感知和風險不是不同的東西，而是相同的東西[32]，年齡越大者，其風險感知能力較弱，并未意識到自己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因而呈現年齡與環境風險分配的負相關效應。
第三，民族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不顯著，假設2得到驗證。此發現與西方研究存在不一致性，西方研究表明，種族是風險分配不公的決定性因素；1983年，休斯敦的25個固體廢棄物處置場中有21個位于非洲裔美國人社區周邊[37]；2007年，廢物設施的3公里范圍之內56%的居民是有色人種[13]。
第四，收入與環境風險分配存在負相關關系，且統計檢驗顯著，收入每增加一個對數單位，其經歷的環境風險得分降低2.599分，假設3被證實。與以往研究結果保持一致性，西方研究結果表明，低收入階層承受更多的環境風險[15][33]。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可動員的社會資源越多，越可能動用社會資源去阻止垃圾場的建立，另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風險應對能力越強，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環境風險；當環境風險積累到難以承受之地步時，其可通過遷移來規避環境風險，而收入越低者缺乏經濟支付能力，難以作出理性行動和選擇最佳的居住場所，不具備轉移風險的能力，承擔更多的環境風險。
第五，受教育年限對環境風險經歷的影響不顯著。在垃圾場周邊居民模型中，受教育年限與環境風險具有負相關性，但不具有顯著的統計性，假設4被否定。這一點與國內外研究存在不一致性。潘斌指出，社會風險的分配依賴于風險知識、風險治理等風險應對能力，教育程度越高，風險防范知識和風險應對能力越強，承擔的環境風險越少[34]。西方學者研究表明，垃圾場選址一般都選擇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區，受教育程度越低，承擔的環境風險越多[14]。我們的調查發現，后坑垃圾場位于廈門市區，垃圾場自1999年運營以來，管理一直較好，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擾民事件；2008年開始，隨著島內建設重心的東移，廈門市政府計劃把周邊社區作為城市重點開發區域，改造成廈門新的中心城區，并在后坑垃圾場附件建立了大量的人才保障性經濟適用房和公務人員保障性住房，大批本科及以上的人才入住，他們同樣經歷著較高的環境風險，因而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者在環境風險經歷上不具有顯著的差異。
第六，農村社區居民的環境風險經歷顯著高于城市社區居民，假設5得到證實。回歸系數顯示，與農村社區居民相比，城市社區居民的環境風險經歷低16.672分。同時，城市社區的標準回歸系數為-0.399，其絕對值為所有通過檢驗變量中最大的；表明城鄉社區是影響環境風險分配的最終重要因素，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業垃圾往鄉村垃圾場轉移，產生環境風險，致使農村居民經歷的環境風險明顯高于城市居民。
第七，住家離垃圾場的距離對環境風險的分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假設6得到支持。模型2顯示，與居住在離垃圾場1公里范圍之內的住戶相比，居住在離垃圾場1～3公里和3公里以上范圍的住戶的風險經歷得分分別低6.968分和9.733分。住家離垃圾場的距離越遠，經歷的環境風險越低，表明垃圾場周邊居民和非垃圾場周邊居民承擔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環境風險分配以垃圾處理場為圓心向不斷遞減。
五、結論與討論
隨著我國生活垃圾污染問題日益加重，學者對于環境風險關注日益增多，然而更多的關注只是停留在個案研究上，仍缺乏系統定量的研究探討環境風險分配。本研究基于數據分析，基本得到以下結論：第一，環境風險并非公正地分配于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群體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承擔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環境風險分配的重要因素。第二，年齡、收入、居住地（城鄉社區類型、住家離垃圾場的距離）是影響環境風險分配的顯著因素。第三，性別、民族、受教育年限對居民的環境風險經歷影響并不顯著。
本文關于環境風險分配的研究與西方存在明顯區別：首先，西方學者將環境風險分配與“民族”、“教育”、“性別”等社會因素[4][13]聯系在一起，而本研究發現這些變量都不具有顯著的統計性；本研究認為，在美國，有色人種較多且處于弱勢群體地位，政府在垃圾場建設時采取“最小抵抗原則”，有色人種地區易成為垃圾場選址地。而在我國，漢族人口比例達到92%以上，少數民族比例較少；與美國種族歧視制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采取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政策，因而沒有出現少數民族承擔更多環境風險的局面，民族對我國環境風險分配并不產生顯著影響。伴隨著保障房政策的實行，人才保障性經濟適用房和公務人員保障性住房在各城市全面建設開來，保障房一般建在城市地價比較便宜的邊緣或郊區，甚至可能選址在垃圾場周邊，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亦可能承受較高的環境風險。由于選擇調查地點的原因，性別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不顯著，這一點有待以后的研究進一步論證。其次，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環境風險分配關注的焦點不同的是，我國的環境風險分配不公突出表現在城鄉的環境風險分配差異上，城市居民經歷的環境風險明顯低于農村居民，對此本研究認為這可能與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存在關聯。第一，我國采取優先發展城市的戰略，出現了城鄉二元體制，形成了城市中心—農村邊緣的模式，處于城市中心者，在政治及行政的治理活動中有著不可挑戰的支配權，面對風險，城市中心者有權做出分配的選擇，可以把原先產生于中心地帶和應當由中心地帶承擔的風險分配出去[35]。第二，我國絕大部分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資基本都在城市，而農村很難得到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的資金，缺乏相應的環保設施，致使農村居民經歷更多的垃圾處理風險。第三，城市在將大量生活垃圾污染轉嫁給農村居民的同時，卻沒有給環境利益遭受到損害且相對貧困的農村給予風險補償，消減垃圾處理帶來的風險，使得風險積聚在農村居民身上。第四，城鄉居民較大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決定了他們抗風險能力的不一致性，居住在城市社區者相對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金融資產總量和較高人均值，能夠有效地抵制社會風險[36]，而農村居民其抗風險機制明顯弱于城市，難以采取有效措施規避風險，致使風險積聚。
總結起來，社會經濟地位對環境風險分配的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垃圾場的建設與運營給周邊社區帶來一定的環境風險，相關部門采取措施消減環境風險，但難以消除，形成了環境風險的初次分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風險應對能力差異影響著風險重新分配。社會經濟地位高者擁有一定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和話語權力等風險應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環境風險分配格局。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者，其擁有的社會網絡規模越大或網絡規模勢力越強[37][28]，其關系疏通能力越強，對環境危害做出各類抗爭的可能性越高[37]。若環境抗爭失敗，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者，其收入相對較高，具有理性選擇居住環境的經濟能力，有能力搬離環境風險區域，規避環境風險，承擔較少的環境風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風險應對能力較弱，若選擇沉默和抗爭失敗，則集聚一定的環境風險。深入訪談發現，當垃圾處理風險嚴重干擾日常生活時，他們會選擇“堵馬路、靜坐”等原始抗爭方式，向制造污染的垃圾處理抗議，然而只要垃圾處理單位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就選擇停止抗議，這種接受“以錢補污”的短期維權策略行動并沒有徹底消除環境風險，而是積累了環境風險。風險的不平等分配“實際上是一種強權邏輯，即誰有權勢，誰就轉嫁風險，誰沒權勢，誰就承擔風險”[38]，風險分配呈現出一種階級或階層定律，遵循社會經濟地位邏輯，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存在重合性。因而在以后政策制定中，不僅需要關注不公正的環境風險分配，同時也需要關注環境保護責任和義務的分配。應加強對垃圾場周邊居民的補償機制，降低環境和健康風險，保障垃圾場周邊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環境權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我們只是初步證實了社會經濟地位與環境風險分配之間的關系，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社會經濟地位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應該是長期性和歷時性，縱向跟蹤數據顯然比橫截面數據更適合于厘清社會經濟地位與環境風險分配的復雜關系，而本研究受條件限制只獲取了某一時點的截面數據。第二，社會經濟地位與環境風險分配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非常復雜，其中許多機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如在社會經濟地位與環境風險分配之間可能還存在環境意識等中介變量，這些未能充分考慮到，本研究的觀點和結論還有待通過進一步大規模、縱向調查的實證研究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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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風險社會 理性認知 管控機制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24
一、我國已進入風險社會
人類文明進入新世紀以來，日益頻繁的“天災人禍”不斷加深人們對風險危害程度的認知，“9？11”恐怖襲擊、2003年肆虐全球的非典、印度洋海嘯帶走沿岸15萬生命、“蘇丹紅”食品危機對體制的拷問等，各種各類的突發性事件嚴重威脅著人類生存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F階段的我國處于轉型期，隨著社會轉型速度的不斷加快，復雜的利益格局頻繁碰撞、調整，各類突發事件不斷發生，各種矛盾的復雜性增加，社會生活中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危及社會的安全與穩定，給社會帶來諸多的風險集聚和爆發。同時，大規模流行病、地震、旱澇災害、毒疫苗、礦難、地溝油，霧霾等各類突發事件頻頻發生，風險上升為公共危機。
風險轉化為公共危機，意味著社會公眾的目光焦點投向那些影響自身安危的各類潛在風險，社會輿論的熱點也折射出民眾對自身安全的風險焦慮，政府當局也相應地不斷調整對生態環境、人文災難等問題的認識角度和重視程度，來增強社會風險承受能力時，就表明國家已進入了現代化發展的深水區――風險社會。那么如何規避各種風險，追求社會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實現人類社會的和諧安全和進步，是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
二、對風險社會的理性認知――社會各類風險轉化多角度公共危機
風險社會，一般理解是社會出現的風險逐漸接替經濟財富的增長成為社會的主要關注對象。人們對發生危機的一連串加深的后果有了高度的認知。在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中早期，社會關注的重點是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風險的發生被看做是偶然發生的，很小概率性的事件，和現實利益相比，它造成的損失往往被忽略。然而，當現代化進入后期，風險開始占據主場，國家、社會、民眾已不可能只見利益而無視風險，因為一再爆發的風險造成了社會公共危機， 它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等各類損失超出了社會乃至國家承受的極限。風險社會也是對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管理的一個極大的挑戰，因此政府和機構需要一套新的方法、路徑對現代風險進行多方位的管理和控制。
處于深化改革期的中國社會，一直面對著各方面復雜的風險帶來的各種挑戰，地震洪水和突發性的，還有嚴峻的國際壓力和沖突，所有這些都需要通過社會公共危機風險管理來應對、減少和控制。十七大以來，我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大量出現，加上別有用心的勢力挑唆、片面夸大，很多負面情緒在醞釀在傳播，這一切表明社會處在風險高發期。
現階段，我國處理危機的手段還不完善，各個環節的配合還不協調，許多問題的解決大多采取事后控制的手段，等風險發生才啟動應急程序。因此，建立社會風險評估的基本框架，規范社會風險管控的長效機制，把化解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工作做在前位，通過穩妥的決策、慎重的實施，盡可能將社會風險降低到最萌芽的狀態、最小的限度，這是直面社會風險高發這一客觀事實的科學舉措。
三、構建社會風險長效管控機制――形成中國信心的常態化
一切社會都會有矛盾和風險，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緩和與化解矛盾與風險的有效機制。影響轉型成本的因素很多，地理環境、資源、人口、技術水平、國際形勢等等，但最重要的因素則是制度變革路徑的選擇和社會風險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們要以攻堅克難的改革思維和依法治國的法治思維，從有關社會風險管控的法律法規建設、制度安排、指揮體系、協調機制等方面不斷打造和提升我們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和水平。
（一）完善社會風險管控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安排
從社會風險管理的實踐看來，很多國家在構建社會風險管控機制的同時，先后建立和補充了完備的法律條文、法規體系來確立和保證政府在緊急狀態下的職責和權限。多年來各國處理各種危機的實踐證明，社會風險管理必須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涉及危機管理的法制越健全，越有利于對突發危機事件應急措施的第一時間應對和處理危機的高效性。
（二）打造社會風險管控的各級核心指揮系統
社會危機管理的成效，關鍵在于一個級別清楚，分類明確，高度權威，高效率，高協調的核心指揮系統。這個指揮系統要體現一個國家各級領導決策層的戰略危機應變能力，擔當著風險危機管理核心決策者和指揮各環節協調配合的角色。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就建立了以總統為核心的社會風險管理指揮系統。而俄羅斯，在長期應對各類危機的實踐中，也形成了以總統為核心的指揮主體風險管理權力機構。
（三）建立社會風險預知評測報警體系
傳統社會中的風險由于局限于一定地域和范圍之內，往往是可以直接感知、可以計量和可以預測的。而現代社會的社會風險，就其存在形式而言，有些風險因素可能可以感知到，有很多甚至于根本就不會事前感知到或者預測到。隨著當代社會聯系的日益增強，一個風險的出現常常會激化和引發其他風險，從而形成復雜局面復合型的風險，加大了針對風險防范和危機管理的實踐難度。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風險，都有可能向全球迅速擴展，演化成更大范圍、更大影響的危機，這樣也使預測風險的難度增加了。因此，我們必須建立一套高效社會風險預知評測報警體系，以應對更加復雜的風險發生情況。
（四）強化國民風險防范意識，理性面對危機
政府風險管理的效果和結果與所轄國民的風險防范意識的強弱有著直接的關系，對一個國家而言，充滿理性的國民風險防范意識是整個社會風險、公共危機管理的現實基礎。因此，國家不僅僅要加強對公共危機管理者的風險管理意識教育，風險管控能力培養，更加要注重對全體國民經常的進行有針對性的相關風險意識培訓，使國民在風險發生時，能夠理性應對，配合相關配套措施的開展，減少不良后果。
社會風險管理是各國政府共同面對的現實問題，也是社會各界和公眾共同關注的問題，在風險社會下，預防和減少社會風險，是政府職能和公共管理的重要目標和嚴峻的挑戰。健全和完善社會風險管控的法律法規，探索和實踐社會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提高公眾綜合素質和社會責任，應對挑戰，化風險為機遇，進入發展的安全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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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與社會風險；財務績效；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國際金融公司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5）09-0055-04
一、引言
1956年，國際金融公司（IFC）正式成立，其運營宗旨是通過 “鼓勵成員國，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的私營企業成長”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的私營部門發展。雖然隸屬于世界銀行集團，但是IFC更像是一個“銀行”而非公共投資機構――IFC的投資并不會得到政府擔保，完全由自身承擔所有投資風險，并從中獲取利潤。因此，IFC較早地通過不同的金融工具與方法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在實踐過程中，將其融入企業文化、政策設計、組織構架、管理體系以及人才培養體系等各個方面，特別是積累了豐富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經驗?；趯θ骘L險管理的強烈需求，IFC比其他向私人部門融資的多邊金融機構更注重投資的可持續性。全面風險管理理念的轉變，促成了由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政策、績效標準以及相關措施組成的可持續發展框架，為IFC開辟了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
為了打破多年來學界以及業界對可持續發展口號式認知的局限，本文將探討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IFC商業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怎樣的作用，即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如何影響IFC的財務績效表現以及二者之間的關聯關系。
二、國際金融公司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變革的歷程
私人投資領域將環境因素納入考慮范圍開始得較晚，并且對于環境問題的認知，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停留在“環境保護超出了商業領域范疇，僅僅是為了政治目的”。同樣，在時間上，IFC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關注并不占優勢。20世紀80年代末，IFC在篩選投資項目時依然以投資回報率等財務指標作為唯一標準；在這一階段，沒有獨立的環境、社會政策與流程來管理融資項目，也沒有設置專門的環境管理的職能崗位。直到1989年IFC才聘請了第一位專業的環境評估師，正式開啟了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之后，隨著全球范圍對環境與社會問題的關注以及外部監管環境的變化，IFC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在理念轉變、政策建立、內部職能設置、具體管理工具與措施等多方面經歷了一系列變革，最終形成了在國際金融領域具備領先地位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變革歷程的重要轉折點出現在IFC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理念的轉變，即從防御型風險管理理念逐漸向主動尋求可持續發展理念轉變。IFC在實踐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對投資項目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審查，實際上是以某種合規要求來規范項目，是一種被動的風險防御方式。2001年可持續發展倡議的提出，標志著IFC風險管理理念的轉變；2006年可持續發展框架的正式推出，標志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配套政策出臺，并付諸實踐；2012年IFC最新的可持續發展框架。該框架由環境與社會可持續政策（描述IFC如何致力于環境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與社會績效標準（規定客戶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責任與角色）以及信息披露政策（規定IFC在透明度與可計量性方面的責任）組成。該框架的核心是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八項績效標準，這一績效標準已經成為私人投資部門的最佳實踐標準，同時也被公共投資部門所采納，例如歐洲發展金融協會。
在不斷變革與實踐過程中，IFC逐漸認識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與經營宗旨的最好方式是“在商業規則下對私人部門借貸行為中，傳播以及實施IFC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的專業能力，從而有能力在高風險區域獲得盈利；增加IFC金融服務附加值，區別于其他金融機構；激勵員工，留住人才；消除貧困與幫助私營部門發展。”
三、實證分析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討IFC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與企業成長（財務表現）之間的關系，采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進行分析。
[CFPt=α0+i=1mαiCFPt-i+j=1nβjESGt-j+ρtControlVariablest+εt]
[εt?IN[0，σ2ε]] （1）
其中CFP表示財務績效變量；ESG表示環境與社會風險衡量指標；Control Variables表示控制變量； m、n分別是CFP與ESG的最大滯后期。
ARDL模型由佩薩林和申（Pesaran和Shin）于1996年提出，在之后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以推廣。ARDL模型的出現為研究變量之間長期關系提供了有效工具。該模型的優勢在于，相較于標準的協整模型，ARDL模型不需要各個變量的時間序列一定是同階單整，即便樣本量處于非平穩狀態，都可以用ARDL模型來檢驗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并可以得出有效一致的估計結果。
（二）數據樣本
1. 環境與社會風險衡量指標。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度量是本文研究的關鍵所在，也是難點所在。這一難點被國際金融公司所建立的項目評價體系所化解。IFC獨立評估小組（IEG）及時、無偏向地對該公司投資項目的發展成果進行評價。IEG在項目周期的各階段對發展成果進行實時跟蹤、獨立測評，采用27個指標對項目的環境與社會績效進行測評，所得結果如圖1所示。
數據來源：國際金融公司年報（2006―2014）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00―2005）。
圖1：國際金融公司環境與社會績效評分
2. IFC財務績效衡量指標。當前，用以衡量企業財務績效的指標可以分為兩類：市場類收益指標和會計類指標。其中，市場類收益指標主要基于資本市場的交易數據，反映對股東的回報。如果采用市場收益指標來檢驗可持續發展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必須考慮市場有效性問題。如果企業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行為確實能夠改善企業財務績效，那么關于企業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信息一旦傳遞到一個有效的市場時，該企業股價應當迅速發生變動。因此，市場收益作為企業財務績效的指標適用于采用事件研究法來分析可持續發展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
會計類主要基于公司的財務報表數據，反映整個公司的經營成果，而不僅僅從股東角度出發。此外，本文旨在探究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行為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長期關系，因此，本文采用會計指標來衡量企業財務績效。在企業眾多財務指標中，根據格里芬和馬洪（Griffin和Mahon）對相關文獻進行的梳理，本文選取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資產收益率（ROA）作為主要財務指標變量。
3. 控制變量。控制變量是指可能對企業財務績效產生影響的不可或缺的變量。本文選取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總資產取對數（LNTA）表示IFC公司規模。在規模效應理論支持下，通常認為公司規模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是正向的。資產負債率（DTA）是企業調節財務管理的一個杠桿，是反映企業資產狀況和經營情況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財務績效指標與控制變量均可以從IFC年報中獲得。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討論
（一）模型檢驗與估計
首先，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根據單位根的ADF檢驗，ROA、LNTA、DTA3個時間序列均是非平穩的，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尋求這3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協整秩的檢驗結果表明，存在唯一一個線性無關的協整向量，也就是說存在唯一協整關系。
鑒于樣本數據量有限，根據不同滯后期回歸后調整的可決系數、AIC、SC準則等，得到滯后期數為3， ARDL模型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如下：
ROA=1.721+0.182LNTA+0.155ESG+0.357DTA （2）
（15.87） （6.85） （3.21）
[0.0527] [0.0247] [0.0084]
由于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RDL）引入了被解釋變量的滯后期放在方程的右邊，所以需要對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LM檢驗和White異方差檢驗等，結果顯示，殘差序列不存在異方差且接受無自相關的假設（結果見表2）。因此，上述回歸結果具有可靠性。
（二）結果討論
首先，根據長期協整關系以及誤差修正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確定，IFC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財務表現具有正面作用（協整方程中ESG系數為正）；其次，DESG當期與DESG滯后一期對DROA均呈現出顯著負向作用； DESG滯后二期對DROA呈現正向作用，但是統計結果并不顯著；DESG滯后三期對DROA呈現出顯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說長期來看，IFC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政策以及實施措施對其財務績效的表現具有正面影響；然而當期以及滯后一、二期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財務績效的正面作用不顯著，甚至出現了負面作用，直到滯后第三期才呈現出對企業財務績效的正面作用。這一結果是容易理解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需要耗費公司資源，特別是對具體項目會增加一定的成本，在短期有損直接經濟利益，即表現出對財務績效的負面作用。長期而言，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實施，全面提升IFC的風險管理能力、人員專業化程度等，這些方面的改善都增強了IFC運營的“軟實力”，這種“軟實力”的增強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積累，難以在短期的經濟利益中顯現，即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經濟顯現正面作用在時間上會有一定的滯后。
五、小結
本文通過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來探討國際金融公司實施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與財務績效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相關關系，以及前者將對后者產生怎樣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國際金融公司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措施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為正，而且這種影響是顯著的，這些措施在短期內或許是增加成本的，但是從長期來看，其對自身企業的管理、員工的培養，特別是重視對合作企業的幫助，都有利于其財務業績的提高。特別是，國際金融公司的投資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面臨投資環境復雜、項目技術難度大、需要克服困難多等一系列復雜情況，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政策的建立、實施對項目融資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此外，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工具的不斷嘗試和實踐，已經使得國際金融公司在全球金融機構中脫穎而出，為其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在國際項目融資中，國際金融公司的參與常常被作為一種項目可行性的標志，這是自身品牌價值的體現。
綜上所述，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由內而外地提高了國際金融公司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對內，打造自身深厚的專業基礎；對外，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增加公司附加值。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涉及范圍廣泛、內容豐富、相關措施翔實規范。加之國際金融公司的宗旨及其特殊角色，使得其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的經驗對我國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借鑒價值。
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與發達國家銀行相比，整體處于較低水平。并且，國內商業銀行尚未從理念上真正認識到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往往只是將其作為口號或者僅僅是為應付監管層面要求而設立的，因此也就沒有相應的具有可行性的措施。
本文的研究初衷是為商業銀行提供一個內部來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措施。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與IFC財務績效的長期正向相關關系，對商業銀行是一個重要的激勵。雖然短期看，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措施的實施確實增加了成本，對企業財務業績具有一定負面作用，但是這些成本并不是沉沒成本。對商業銀行增強競爭力、提升品牌價值從而獲得長遠利益具有顯著作用。因此，商業銀行應該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整個業務流程中，從而增強自身風險管理能力，全面提高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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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上海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風險
由于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的巨大變化，上海社會經濟的發展呈現出許多與過去不一樣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一）作為我國重要的外向型經濟城市，上海在擴大開放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和外部風險不斷加大。2007年，上海的外貿依存度達到176.5%，其中出口依存度達到89.8%。這說明上海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國際市場，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隨著對外貿易持續增長，上海已進入一個基數較大而后增速趨減和貿易摩擦加劇的時期。由此產生的貿易摩擦和潛在的市場風險也可能進一步加大。特別是隨著上海金融、證券等服務業領域的開放，資本流動性和市場投機因素也會增加，競爭對手有可能達成默契或形成“戰略聯盟”，利用產品質量、食品醫藥安全問題對上海產品進行牽制、壓制和遏制。由于上海抵御摩擦、分化遏制、抗衡風險的實力還不夠強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對上海經濟發展的制約也在不斷加大。
（二）作為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弱，世界金融危機波及的風險在不斷加大。近年來，上海的銀行系統不良貸款比例居高不下，盡管信用擴張使不良貸款比例有所下降，但其比例仍處在較高水平。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傳導，經濟增速回落和信用擴張后的收縮，有可能使企業兼并、破產增加和還貸能力下降，容易引發企業資金鏈條的斷裂，增大金融風險。
（三）金融危機引發美國經濟技術性衰退，使得上海面臨金融危機的風險轉移威脅，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遭遇嚴峻挑戰。風險不能消滅只能轉移。目前，上海面臨西方國家采取“策略性衰退”方式轉嫁損失的風險。一方面，“策略性衰退”采取多印鈔票，投資和投機上海，廉價收購上海資產，加大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事實上，上海已成為資金尋求新的投資或投機的最佳市場。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金融機構總部不斷聚集上海，各類金融風險也逐步在積累。一些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機構將上海作為融資平臺，將資金風險最終轉嫁到上海。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發展，上海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系更為緊密，市場風險的跨境傳遞也更為迅速。譬如，外資銀行在滬設立法人銀行，我們雖能在監管、稅收等方面帶來利益，但并不能杜絕金融風險跨境傳遞。一旦這些機構出現經營危機，其母公司就可將風險轉嫁給國內市場。
（四）作為具有雄厚工業基礎的創新型城市，上海經濟結構轉型加快引發“雙重經濟波動”，使得經濟發展面臨更大困難。當前，上海面臨世界金融危機與發展階段性轉變的“雙重挑戰”，引發系統性經濟風險：（1）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經濟進一步放緩將使我國出口產品需求增長放慢，從而制約上海的出口增長，使得上海產品的外部需求出現過剩的風險。（2）隨著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帶來了產業替代斷裂的威脅。如果服務業的發展速度總是落后于制造業，就不能順利支撐上海經濟未來的持續發展。（3）隨著總體產業技術水平提高，越來越難以繼續依靠引進技術來支撐新興產業的發展，自主技術儲備不足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暴露無遺，如果不從根本上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在未來一個時期內，上海的技術供給將難以適應產業技術升級加快的需要，很可能將面臨技術供給的“瓶頸”制約。（4）產業結構升級和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需要進行大規模融資和發展委托關系，但缺乏社會化融資體系所需要的產權保護制度和信用體系。（5）結構升級往往伴隨著企業兼并、破產和重組，容易引發企業資金鏈斷裂，加大金融風險。這幾方面的問題，有可能引發全局性的經濟風險。
（五）作為吸納就業能力較強的工業城市，上海近年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社會矛盾更加復雜。在農業剩余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尚未完成、工業部門加快結構升級、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機器排擠替代勞動以及世界金融危機和上海經濟下滑等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下，上海創造就業的能力和實際就業需求量將明顯下降，使得就業與失業矛盾更加突出。主要表現為：（1）受金融危機和經濟下滑影響，部分企業近期有可能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倒閉現象，上海將面臨新一輪下崗失業大潮的嚴峻考驗。而在未來幾年里，上海每年勞動力供給總量將超過150萬人，上海勞動力總量龐大和就業不充分的問題更加突出，勞動者的就業心理壓力加大。（2）就業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新興產業部門擁有更高收入增長彈性和市場需求，而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如職中、高中畢業生、退役軍人等）由于不具備相應的素質和技能，表現為“短缺”與“過?！辈⒋?。（3）就業彈性系數的下降。由于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使得部分出口依賴型企業倒閉停產，而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上海挖掘新增就業崗位的難度越來越大。（4）近年來，上海每年的高校畢業生多達15萬人，而多數新增畢業生的就業崗位層次趨于下降，高校畢業生面臨結構性就業難題。如果這些失業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會使潛在的矛盾顯性化，有可能滋生違法犯罪、請愿、游行等集體行動，危害公共安全，引發社會動蕩。
二、上海社會經濟的風險產生的背景及其趨勢
在社會急劇變革時期，上海存在著各種風險的誘因變量和本因變量。因經濟結構失衡與社會結構失衡而長期積蓄的矛盾和風險，可能在這一時期隨時找到突破點而爆發出來，由風險轉化為災難，打斷社會演進和轉變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受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影響，國際國內的社會經濟形勢日益復雜，使得上海引發社會經濟風險的隱患不斷增多。
（一）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本因變量與誘因變量分析。任何社會風險都是本因變量和誘因變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從風險理論的角度分析，制度變遷導致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的巨大震蕩，產生大量不協調性、不適應性(滯后性)、效率損失、公平公正不足而社會代價補償滯后等問題，這是誘發上海經濟社會風險的本因變量；而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國內“通脹”與“緊縮”的持續與反復以及經濟下滑等因素誘發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已成為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誘因變量”。本因變量和誘因變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發展趨勢。
從本因變量的角度分析，上海社會經濟風險主要源于兩方面。一方面，經濟社會潛伏的深層矛盾及其發展轉型過程中誘發的風險。其主要包括：（1）經濟發展取得了可觀成果，但社會發展相對欠缺，而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需求變化進一步凸現出社會發展不足，導致各種經濟社會矛盾比較突出。一是政府職能轉變滯后。表現為政府集裁判員和運動員、調節者和經營者的角色于一身，體制性因素使得政府“引火燒身”，而政府將本該由自己承擔責任的“公共產品及服務”領域部分或全部讓給了市場，政府“缺位”現象嚴重。二是政府社會性支出的不足。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由此損害了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擴大了社會差距，加劇了社會性的焦慮和緊張。社會事業發展不足最終會積聚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不滿，使得各種社會矛盾集中指向政府，從而對政府的合法性與社會穩定構成威脅，這是上海社會經濟諸多矛盾激化的深層原因。三是社會政策存在缺陷。上海的經濟發展在為農民提供了非農化和進城就業機會的同時，而政府卻尚未建立滿足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外來人員”需要的社會服務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社會摩擦和社會沖突。此外，上海還存在容易被忽視的子女教育、社會承認、職業滿足、參與程度和社會選擇等一系列不均等問題。這些問題既是經濟不平等的后果，又是延續經濟不平等的原因，從而構成系列風險的因果鏈。（2）城鄉二元結構調整加速，剩余勞動力轉移和社會整合潛伏著矛盾。如果不注重解決這些問題，城鄉各類就業群體必然進一步分化，進而發展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抗爭。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艱巨，隱含著一個很大的就業矛盾。一旦農民工長期得不到就業和發展培訓的機會，就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逐步被推到“邊緣”地位，被排斥在社會主導產業和主流社會之外，成為城市現代化的“棄兒”，喪失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格和機會，成為社會結構中最不穩定的人群，上海蘊藏著很大的不穩定因素。此外，由于經濟結構的劇烈變革，社會結構也將發生較大波動，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差別相繼產生，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加劇，這一階段往往是經濟容易失調、心理容易失衡、社會容易失序的敏感時期。如果處置不當，就必然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
另一方面，是由社會代價支付與補償失衡引發的風險。目前，由于社會發展的成果沒有實現共享，而社會發展的代價卻主要由社會普通民眾特別是貧弱群體來承擔，社會代價的支付主體明顯錯位。（1）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上海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普通民眾的相對社會地位非但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主要表現為三方面：一是就業難。失業及下崗人數在上升；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雖然有工可作，但極不穩定；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開始顯現，一些出身普通民眾家庭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其生存處境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顯得越來越艱難。二是就醫難。上海居民雖然享受基本醫療保障，由于個人要承擔小病醫療部分及大病醫療費用的一定比例，隨著醫療價格的迅速上升，也面臨著各種困難。三是住房難。近年來，上海商品房價格連番上漲，且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嚴重缺乏，其結果是普通民眾尤其是貧弱群體解決住房不足的愿望變得不可企及。從普通民眾承擔著社會快速轉型時期社會代價的客觀事實中不難看出，一方面，下崗失業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邊緣人群或者弱勢人群是社會代價支付的主體，也是對社會現狀不滿意者的高風險人群；另一方面，社會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強勢人群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贏家。社會代價支付主體的錯位，已經變成造成上海社會危機的催化劑，它的迅速積累甚至有可能演化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或者當出現突發性事件時，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2）社會代價支付方式不斷轉嫁引發社會沖突。社會強勢群體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僅由于自身所具有的優勢使其享有種種實惠，而且通過種種手段，向普通民眾轉嫁各種社會風險，使其成為社會轉型代價的主要支付者。譬如，資方通過最低化投資成本，最低化人工成本，侵害職工的勞動力價格權，延長勞動時間等手段，向普通產業工人或農民工轉嫁經營、投資等各類企業風險。（3）強勢行業(如壟斷行業)、強勢產業(如朝陽產業)、強勢職業也存在向弱勢行業、弱勢產業、弱勢職業轉嫁社會代價的傾向。而強勢群體向弱勢群體轉嫁社會代價這種情況可以視為轉嫁情形的集中體現。
從誘因變量的角度分析，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使得上海的經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當前，突出表現為全球金融危機持續蔓延，金融危機不斷加劇，國內外經濟環境中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使得上海面臨的經濟社會風險更加嚴峻。（1）金融危機的蔓延使得上海面臨日益嚴峻的經濟風險。由于關稅或其它貿易壁壘逐步減少，國內產業加速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上海企業面臨嚴峻考驗，對部分行業特別是對金融業的沖擊力較大。隨著外資銀行全面介入上海銀行業務，高端客戶逐漸流失，中資銀行的儲蓄增速也隨之下降，導致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迅速降低，并有可能發生支付困難，從而在某種誘發因素的作用下引發“擠兌”和社會恐慌。（2）金融危機的蔓延使得國際資本流動的負效應漸現。就長期國際資本流動而言，它尋求的是高回報和低風險，當其大量進入后，往往形成“透明化”和“問責制”的運作模式。一旦國際資本控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這些公司就必須采用國際財務管理方式和信息報告標準。與此同時，事件和行為必須不斷向國際社會披露，公司和政府造成的錯誤和失誤將受到國際資本的無情制裁。這無疑加大了受控企業的運營風險。而就短期資本的跨國界流動而言，也會給上海經濟埋下不穩定的隱憂。因為，隨著上海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特別是隨著金融業的開放和資本賬戶管理難度的增大，短期資本流動的自由度將不斷增加，從而增加新的金融風險因素。（3）金融危機的蔓延使得上海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矛盾會進一步突出。目前，上海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的經濟技術基礎仍處于劣勢，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面臨嚴峻挑戰。面對跨國公司有目的、有步驟、有手段地對上海市場和企業的全面進入，如果上海不能有效提高技術水平，缺乏國際競爭力，就很難有效地應對外資的進入，這就潛伏著很大的經濟風險。
（二）關于上海近期社會經濟風險的性質界定。從風險災難的形成過程來看，上海近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風險，不是近期形成的，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是“能量積累型”風險。從經濟社會風險的“能量”積累的規律來看，社會經濟重大風險的“能量”積累過程，是一個由一般性的社會危機到較為嚴重的社會危機，最后發展到特別嚴重的社會危機逐步演變的過程。從風險災難的后果及其性質來看，近期對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風險，既不是指一般矛盾，也不是指一般沖突，而是指潛在的、是對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有著重大影響、甚至有可能導致嚴重社會沖突和激烈社會對抗的危機因素。其特點是，多種誘因交織在一起，而且各種誘因經過較長時間的積累、疊加，形成一個臨界點，由量變到質變，然后因某個突發事件“引爆”，最終釀成危機。這種突發性因素既可能是外部的突發性因素，如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可能是自然災害，還可能是政府決策失誤等因素。有些本來在局部性的、區域性的、某一個環節上的問題，但是，由于政府官員處置不當或決策失誤而迅速擴散，形成全局性、系統性的重大風險，進而演化成具有嚴重社會危害的危機事件。
（三）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可能趨勢。風險的誘因變量和本因變量這兩類因素可能的變化，決定著上海近期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問題存在著三種可能的趨勢：第一種可能趨勢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誘因變量明顯或嚴重變壞，本因變量大致維持目前狀況不變。于是，就幾率而言，上海一般性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的發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種可能趨勢是，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誘因變量明顯或嚴重變壞的同時，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本因變量也出現變壞的情形。在這樣的情況下，上海社會經濟發展中有可能會出現較為嚴重的風險。第三種可能的趨勢是，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風險誘因變量全面嚴重惡化的同時，社會風險本因變量也出現全面嚴重惡化的情形，于是，上海有可能出現最為嚴重的、顛覆性的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應當看到的是，由于上海近期社會經濟發展面臨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經濟下滑、失業及其它社會問題的嚴峻挑戰，上海近期發生嚴重的、顛覆性的社會經濟重大風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們能夠未雨綢繆，有效應對，其發生的幾率仍比較小。這是目前和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上海不存在發生特別嚴重的社會經濟風險的基本條件。上海民眾目前的基本生存條件不存在難以為繼的可能性，相應地，民眾也不會產生絕望的心理狀態，經濟秩序不可能完全喪失，政府對于社會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完全喪失。因此，從目前的狀況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斷：（1）上海社會經濟發展中發生一般性的風險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說一般性風險與危機的爆發，是未來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常態現象。（2）較為嚴重的風險，或者說，上海社會經濟發展中比較重大的風險，其發生可能性是存在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和特別關注。（3）上海社會經濟發展別嚴重的、帶有顛覆性的重大風險，其發生的幾率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當然，如果我們對上海近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風險放任縱容，或者處置不當，或者應對不及時，或者措施不得力，等等，就完全有可能導致未來上海發生特別嚴重的社會沖突和激烈的社會對抗。因此，能否及時識別、積極防范和有效應對上海近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風險，顯得特別重要。
三、防范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應對策略
防范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風險的關鍵，是要充分把握關系到上海社會經濟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突出戰略性、宏觀性和政策性。當前，防范上海社會經濟風險，首要任務是以啟動內需為重點，“保增長、保民生”。具體對策思路包括如下幾方面：
（一）針對金融危機的可能威脅，對宏觀調控進行相機抉擇。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轉變過分依賴房地產業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厘清政府在這一市場中的地位與作用。要根據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離低收入階層到房屋租賃市場和廉租市場，健全個人及家庭財產的申報及登記制度、稅收監管制度，限制預售期房的按揭貸款及開發貸款。二是完善房地產金融體系設計，重視住房抵押貸款背后隱藏的風險，將遏制房價泡沫與控制銀行風險相結合，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嚴防貸款質量下降。同時，嚴格保證首付政策的執行，采取嚴格的貸前信用審核，避免“虛假按揭”現象。三是改革住房公積金組織及管理體制,盡快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貸款銀行及住宅抵押按揭貸款證券化機構已經迫在眉睫。四是著力加強對熱錢的流入流出監管，控制資本流入，防范投機資本的沖擊。
（二）要實行引導科學發展的產業政策。進一步完善產業發展政策，強化產業信息引導和預警，增強產業政策與土地、信貸、環保等政策的一致性和協調性。鼓勵新興產業發展，對節能環保、自主創新的產業和企業進行財政補貼或稅收減負，加大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業發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服務業在上海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完善土地一級市場出讓制度、住房開發貸款和按揭貸款管理制度，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加快內需啟動步伐，鼓勵有利于擴大消費的投資需求。主要著力點將放在擴大消費需求上，促進經濟增長由過去過分倚重“外需”向“內需”轉化。一方面，積極研究國內市場的變化，主動抓住東部沿海產業、資金向內地轉移的機遇，結合上海實際情況，培育壯大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升企業競爭力。著力拓展長江三角洲周邊地區、中西部地區消費潛力較大的區域市場，增進區域經濟互動，強化區域合作，促進內貿良性增長，以更廣闊的市場腹地支撐上海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升上海的經濟輻射和聚集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對城郊商貿一體化建設的步伐，務實地制定鼓勵消費的政策，擴大工業消費品下鄉試點范圍，挖掘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鼓勵保護有利于消費的投資需求。
（三）把擴大就業和解決失業問題置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戰略優先地位。把增加就業機會和控制失業率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把改善就業環境、增加就業崗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任務和評價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考核指標。（2）市、區兩級政府要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調控失業率，增加財政用于公共投資的項目，帶動社會投資，刺激經濟需求，擴大就業機會。（3）把扶持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各種稅費優惠政策真正落到實處，為多種形式就業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4）保護就業弱勢群體，把工作重點從保障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轉到擴大就業上來。一方面要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要通過提供有效的培訓，提高下崗和失業人員的就業能力，幫助他們盡快重返勞動力市場。此外，要徹底取消針對農民工的不合理規定，并嚴格防止反彈。（5）鼓勵非正規就業，積極發展社區服務、家政服務；發展國際上通行的家庭辦公、家庭咨詢公司等；扶持受政府或公共機構業務委托的民間機構和非營利團體等。完善相關的法律資格、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稅費優惠等地方性法規、制度、政策等。（6）完善政府就業服務體系建設。繼續增加政府對就業培訓、職業介紹、崗位購買等方面的資金投入；將扶助就業困難群體和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工作制度化，實現就業服務和就業扶持政策面向全社會的公平覆蓋和規范統一。
（四）盡快出臺民生政策。這些政策包括：（1）通過稅費減免，進一步減輕居民醫療、教育、住房等支出負擔。（2）增加離退休人員特別是企業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水平，提高城市最低收入標準和貧困群體的補助標準。（3）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轉移支付，對低收入階層發放消費券補貼，憑消費券直接領取實物。（4）加強市場監督，搞好對關系民生的主要食品漲價的備案核準管理，防止生活必需品的過度漲價。（5）進一步加大農副產品的生產和市場供應，全面落實一系列扶持糧食、生豬、奶業及禽類生產的政策，進一步加大對農產品的價格補貼，確保農產品的市場供給，促進郊區農民穩步增收。（6）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規范社會代價的補償機制。一是積極探索建立有利于各類就業人員參加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吸納非國有單位和靈活就業人員參保。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困難企業及破產改制企業職工和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辦法，構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制，包括建立補充養老保險體系，完善社會救濟、社會互助、優撫安置等社會福利政策等。二是加快建立農村特困家庭醫療救助制度，健全農村初級衛生保健體系，加強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提高醫療保障水平。重點扶持郊區縣的縣醫院和中心鎮衛生院建設，實現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通過多種方式探索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以家庭養老為主的同時，以農民自愿為原則，鼓勵參加商業保險，探索多種形式的社會保險補充制度。三是關注城市貧困群體，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城市貧困群體的擴大和在上海城郊結合部出現貧困人口聚集區。主要是關注下崗職工的生活。政府不僅要為城市居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線并切實執行，而且要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和物價上漲的實際，不斷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五）抓住政策調整機遇，完善外貿政策，積極支持上海企業參與國際資源投資。一方面，要運用出口退稅政策，適度擴大出口退稅政策的適用行業，確保出口穩定增長。主要是調整政策導向，由鼓勵出口為主向強調進出口平衡轉變，由區域性優惠為主向產業優惠為主轉變，增加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抓緊制定與國際接軌的產業標準和出口商品質量標準，完善出口品牌促進體系，引導企業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進一步降低企業“走出去”門檻，簡化審批手續，鼓勵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參與國際分工。另一方面，應抓住國家鼓勵對外資源投資政策調整機遇，鼓勵有實力的大型企業集團，特別是資源加工型企業如寶鋼等企業走出去，通過多種方式參與對外礦產資源投資，充分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促進產業鏈條的國際化延伸，緩解上海工業資源品短缺壓力，降低企業生產成本。
關鍵詞 審計質量 審計風險 控制措施
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經歷過不斷的演變，從最開始的有限責任的組織形式，轉變為到現在的以合伙制為主的格局。之前是獨立的分散格局，現在是全國性的布局。以往是國際四大壟斷行業高端市場，現在國內多個異軍都可參與到競爭中來，競爭機制更加的合理。新三板、債券等新興的業務也在不斷地成長起來，這些種種既是機遇，但無不給審計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給審計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難度。因此，從事社會審計工作的相關人員就要重視對審計工作風險的防控，將可能發生的各種風險控制到最少。
一、會計事務所審計風險的成因
（一）社會審計機構模式問題
目前，社會審計機構較為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模式體制的不合理。現階段事務所大多是有限責任制和合伙制，有限責任制又占了比較大的一部分。這樣一來，導致了項目管理人員對風險防范意識比較薄弱這，也是為什么事務所群體在社會公信力差。
（二）審計業務質量控制問題
審計業務質量存在控制上的問題，也會使得審計風險的程度逐漸偏高。具體來講，首先是目前我國的會計、審計事務所成立的基本條件還是比較低的。容易造成我國的會計事務所中發展不平衡。其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質量控制體系的不完善也會使得事務所群體在項目管理的質量控制制度不完整。事務所直接項目人的考評、項目復核程序只是走形式主義，而沒有實質性的復核。
（三）市場惡意競爭問題
某些資質較低的會計師事務所，在競爭日漸激烈的市場下，為了自身的發展，獲得更多的收入，產生惡性競爭。變相的降價，用不符合規范的方法獲得業務，從而使得審計質量變差，風險加大。這些都是由于國內的管理體制不完善，對會計師事務所設立的門檻不高所造成的。
二、建立防范審計風險的相關措施
社會審計對于國家的經濟監督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事關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如何加強對審計業務質量的把關，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一）規范業務操作程序
保護公眾利益是我國審計準則的制定標準。因此要做到從制度上明確執業人員的責任，嚴格審計程序，充分展現先進的審計理念和實務，降低投資者的決策風險。這樣一來就有利于保證了財務信息的公開性和促進行業的自身發展。作為社會審計最直接、根本的法律依據，每一個單位都要遵守新的審計準則，嚴格按照規范進行操作。達到建立嚴格的風險控制制度，減少風險，降低成本，完善審計工作的目的。
（二）建立嚴格的風險控制制度
風險意識是每一個執業人員都所要具備的。作為審計單位的供需主體，會計師事務所必須建立起一個嚴格的風險控制制度。規范好每一個環節，確保服務的業務承接、業務的開展、人員的配置合理，明確對頂責任限制、報酬。用高水平的服務質量降低事務所的風險。因為崗位自身的性質、項目審計實務操作、工作程序和人員管理不當都有可能會帶來風險，因此會計師事務所要圍繞崗位職責、業務流程、制度機制這三大方面來控制審計風險。
（三）制度機制上也有可能會存在風險，因此要在工作制度機制重點尋找，預防因為權利失控和行為示范而帶來的風險
在審計方法上面，相較于傳統制度導向審計模式，風險導向審計模式會的優點更加突出。這是因為風險導向模式一方面可以貫穿于整個項目過程中，能夠多層次、多方位對客戶的經營活動風險進行綜合分析與屬性評估，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審計人員主動控制審計風險的能力，從而大大降低了審計的風險。
（四）努力提高審計人員的自身素質，增強審計人員的風險識別與風險處理能力
審計人員在做審計工作時應該嚴格遵循職業道德準則，不、不。
第一，作為一名審計人員，必須具有全面的審計的獨立性。事務所本身和被審計單位不能存在相關的利益關系。第二，從業審計人員要有不斷增強自身職業技能的意識。為此需要做到不斷地更新知識結構，了解相關法律知識，執業能力自然會有所提升。在大多數的單位內部審計業務傾向于采取外包的形式的前提之下，外部審計的發展空間不可不謂是廣泛。社會審計機構應該認識到自身是一個服務機構，應該要將提高自身服務水平作為前進的目標。因此，社會審計機構既要順應社會的發展潮流，更新自身的理念，將審計機構和隊伍建設的更加好。審計人員也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服務意識，全面提升自我的職業道德水平，擴大審計業務的覆蓋面。
除此以外，要重視對審計人員的培養，加強引進審計技術及管理經驗的力度，使得審計人員的水平不斷地提高，更好為審計機構服務。社會審計工作的發展目標主要是國家和地方事業，重點要解決的是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注重的是績效和責任。要實現這一目標，創新就要從審計的理念、內容、方法、技術各方面展開。實現審計風險的有效防控，全面提升審計質量。 審計人員的認真負責就是審計工作的強有力的保障。
三、各級協會和事務所應做好注冊會計師的培訓和管理工作
（一）強化注冊會計師的風險意識
每一個注冊會計師都要具備基本的風險防范意識以及法律責任意識，規范操作，做到將審計風險降到最低。因此會計師事務所就要積極地進行相關宣傳教育，分析審計風險在執業中的各種具體表現和由此造成的相應利弊得失和造成的法律責任。不僅讓注冊會計師能夠了解自身的職業，同時認識到審計風險的基本特點。
（二）加強注冊會計師的后續教育
注冊會計師要不斷地學習，在學習中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熟悉理解最新的法律法規，提升自身額職業技能，這樣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在不斷發展的社會經濟中，新事物層出不窮的市場中站穩腳跟，才能更好地為上市公司服務。
（三）嚴格遵循職業道德和專業標準
我國曾經發生國幾例由于源于注冊會計師違反職業道德和審計準則造成的社會審計過失。相關人員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甚者受到了法律的懲罰，戴上了違法的鐐銬。因此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要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遵循獨立、客觀、公正的原則，切實，更好地完成審計工作。
（作者單位為宣城市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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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風險社會;環境沖突;協同治理
環境是指影響人們生活的各種因素總體，它包括水資源、空氣、動物資源、植物資源、土壤資源等。一個環境的形成受多種資源因素的影響，它們以復合式的方式呈現。如果環境適合人類生存和發展，這一環境因素呈現的方式就是良性的;反之，就是不良性的，此時社會不可持續發展。
1環境沖突的問題及風險社會理論的提出
風險社會理論是由德國的社會學家貝克首次提出的。他認為如果一個社會呈良性的方式發展，就意味著資源分配比較合理。社會呈良性發展時，公眾能以樂觀、積極的心態開展勞動生產活動，此時社會環境有序，經濟能迅速發展;當環境呈現社會不可持續發展時，公眾內心便存在著嚴重的不安感，社會矛盾沖突將會隨時會激化，經濟的發展方向則呈現盲目性。環境沖突是風險社會形成的重要原因，當環境因素呈現不良性時，社會風險便會形成。如果一個社會已經變成了風險社會，就要嘗試從環境因素去探討讓風險社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從改良環境因素的角度著手改變當前的社會，令社會呈良性的方式發展。
2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我國環境沖突的表現形式
2.1環境資源沖突
我國的資源總量雖然較多，但是由于我國人口數量較多的緣故，因此實際上人均資源的占有量是很少的。當前我國經濟產業結構不合理，帶來自然資源迅速消耗的問題。比如據2015年數據統計，我國南方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水域面積由原來的4000平方公里減少到至今不足50平方公里;我國西部地區，陜西關中一帶有數萬個池塘已自然消失。因為我國未能做好環境保護，所以帶來生態環境失調的問題，造成大量水資源消失。水資源是開展農業資源的重要資源，我國水資源消失的問題影響了農業生產，帶來各類旱澇災害。當我國的農業經濟發展受到影響時，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就會呈現，其中經濟收入分配的沖突是比較嚴重的。
2.2環境分配沖突
環境分配的沖突，是指自然環境資源分配嚴重不公正，帶來的社會沖突。當前較為明顯的環境分配沖突問題在癌癥村擴散的問題上呈現。癌癥村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后，由于經濟發展不合理，因此造成某片區域出現嚴重的環境污染的問題。在該片區域生活的民眾飲受了受污染的水、吃了受污染的土壤生產的食物、呼汲了受到污染的空氣，染上了給生命帶來嚴重威脅的癌癥疾病。在受到污染的區域中，所有居住在該地的民眾幾乎都會感染癌癥疾病，并且癌癥感染的范圍還會繼續擴散。我國2013年官文文件正式承認有癌癥村的存在，非官方的資源統計，認為中國的癌癥村約達五百多個。癌癥村的出現，是因為城市城污染的物品集中排放到某片區域產生的，因為我國以經濟發展未中心，不愿意花費太多成本做好環境保護工作，所以癌癥村出現。癌癥村的出現展現出環境治理的不公正。當癌癥村出現，民眾的生命受到威脅時，社會暴力事件就會頻出，我國司法體系會受到挑戰。
2.3環境管理沖突
在環境資源緊張、環境分配不平衡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部門未能做好環境管理工作，便會造成一系列嚴重的社會惡果，比如，2011年，日本東海岸發生了9.0級地震，造成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1-4號機組發生核泄漏事故。部分不法商人借機制造謠言，蠱惑民眾大量購鹽。2011年3月16日開始，我國部分民區的民眾開始瘋狂搶購食鹽，大量商場、商店的食鹽被一搶而空。商人開始抬高食鹽價格，從中獲利。2011年3月17號我國發改委緊急通知平息謠言，直至數日以后，各地區的搶鹽風波才平息下來。該問題就是民眾不信任地方政府能夠做好環境治理工作，能給他們帶來安全的生活環境帶來的社會秩序混亂問題。
3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我國環境沖突的因素分析
從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環境問題影響的不僅僅是環境，環境的沖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風險問題。環境問題給予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秩序的維持、民族的生死存亡深遠的影響。從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因為我國政府未能做好社會運營及管理工作，未能解決好當前我國環境沖突的問題，所以使環境沖突的問題演變成風險社會的問題，而我國政府未能做好以上的工作是由于我國政府的運行機制存在問題的緣故。第一，當前我國的政府未能從宏觀的角度做好環境資源統籌。我國政府長期應用犧牲自然資源換取經濟的發展的經濟發展思路，造成了我國環境資源緊張的問題。第二，我國的社會結構存在社會利益表達機制失衡的問題。當前我國資源主要握在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部門手中，如果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部門不聽取其他社會成員的呼吁，一味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就會造成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問題。第三，我國的司法體系存在弱勢化的問題，由于受到傳統及文化的影響，因此我國的法制體系比較薄弱，法制的執行力不足。當民眾不能從法律的角度維護自身利益的時候，民眾便會以暴戾的態度對待社會，應用破會社會秩序、破法法律的方法提出訴求，造成社會沖突問題。
4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下我國環境沖突的協同治理對策
4.1以循環經濟的發展思路規劃經濟發展路線
循環經濟的路線，是指在保護自然資源的基礎上，循環的利用可再生的資源，以此發展經濟的思路。當前已經有部分地區應用該種方法發展經濟。比如以林業發展為例，過去我國的利業發展思路為砍伐樹林，發展林木產業。當前已經有部分地區在保護林木的基礎上開發旅游資源、林業副產品資源、利用林業養殖動物、利用林業空余的土地開展農業生產等。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中，林木可以成為促進農產品生產的資源、動物可為林木生長及農業生產提供肥料，樹木可提供果實資源及菌類資源等。這種經濟發展的模式既可恢復自然環境，又可創造大量的經濟效益。
4.2從政治的角度考量，重新分析社會資源
《論語?季氏》第十六篇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泵枋龅木褪琴Y源分配不平衡會造成社會風險。當前我國政府要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把經濟發展的主導權交給市場，尊重市場規律。其中國有企業改革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我國要減少扶植國有企業，讓國有企業自行迎接社會的挑戰;減少宏觀調控對市場的影響，尊重市場的發展規律;加大政府對社會的支出，減少對社會個體及民營企業的干擾。應用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方法可以優化社會資源分配。
4.3完善我國的法律體系，拓寬民眾訴訟的渠道
十以來，主席強調了要用依法制國的方法維護社會秩序的問題。當前依法制國的重點在于約束黨及國家的干部。只有黨及國家干部帶頭遵守我國的法律，才能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在法律體系公正的前提下，我國一方面要拓寬民眾訴訟的渠道，加強民眾對法律的信心;一方面要做好社會道德風尚健設，穩定民心，降低社會風險。
5總結
環境沖突如果未能迅速解決，就會造成社會風險，當社會風險持續積累以后，風險社會便會形成。本次研究從風險社會形成的角度說明了我國環境沖突的表現、環境沖突產生的原因，提出政府要從減少環境沖突這一角度著手，減少社會風險存在的協同治理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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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我們就召開全縣軟環境建設暨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大會，總結去年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工作情況，部署今年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工作要求。剛才，林書記代表縣委、縣政府作了很好的報告，指出了機關思想作風建設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三個單位進行了很好的交流發言?？傮w上說，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機關作風建設，機關各部門按照縣委、政府的要求，與時俱進，不斷加強機關作風建設，*發展的軟環境越來越好，應該充分肯定。特別是*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良好成績，這是我們機關干部圍繞大局、履行職責、認真工作的結果，可以講，沒有全體機關干部的潛心工作、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不可能有這樣的發展業績。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對機關作風建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今年宏觀經濟趨緊、發展任務更重的新形勢，我們機關作風建設要與時俱進，提高水準，營造更好的投資軟環境。我們每年都召開機關作風建設大會，重要性顯而易見。作為縣、鎮兩級機關來說，既是領導機關、首腦機關，也是服務機關。機關作風建設水平決定著這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體現了這個地方干部隊伍的素質高低，反映了這個地方群眾對領導干部的看法。一個地區發展的差異有多種因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建設。地區與地區之間發展的差異根本原因在于人，人的差異關鍵在思想作風建設上。如果一個地方干部隊伍思想作風建設過硬，自身要求過硬，這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就高，發展速度就快；反之，如果這個地方干部隊伍的能力素質和作風建設不能與自身責任相匹配，這個地方發展要跟上時展的節拍，那是不可能的。在報告中，林書記對09年度機關作風建設提出了新要求，希望各級各部門包括一區七鎮認真學習，積極貫徹，把機關作風建設抓得更實，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翻兩番目標奠定良好的思想和作風基礎。*經濟社會發展關鍵*的廣大干部，只有提升干部隊伍的思想、素質、水平、能力，*的發展才有保證，反之，*要實現跨越發展是極其困難的。最后，我想強調一點，就是機關作風建設要進一步提升標桿，爭創一流的服務環境，為*經濟和社會事業的跨越發展提供堅實保證。今天，我講的主題就是：“不斷提升標桿，爭創四個一流”。
第一，要有一流的精神狀態。
首先，面對嚴峻的金融危機，我們要有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的精神狀態。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經濟形勢非常嚴峻，對*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同。宏觀經濟環境對*發展造成了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冷靜分析，在趨利避害中搶抓機遇，另一方面我們更要有良好的精神狀態，以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奮發精神，咬住提前翻兩番目標不動搖，在區域發展中力爭領先。
其次，面對良好的發展態勢，我們要有謙虛謹慎、乘勢而上的精神狀態。近幾年，通過全縣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我一直說，如果一個地方只為過去的成績而自豪，不為明天的輝煌去努力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城市、一個地區，只講輝煌的歷史是沒有意義的，更重要的創造更加輝煌的明天。*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各方面表揚多了，我們有些人就自以為上，甚至驕傲自滿，這是不行的。作為我們來說，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更要保持冷靜，客觀分析，理性對待，謙虛謹慎，乘勢而上。*發展的成績來之不易，我們要更加珍惜，不能把取得的成績作為驕傲自滿、小進自滿的資本，而要把取成績作為繼續發展的信心和動力，全力以赴地推動*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第三，面對繁重的發展任務，我們要有自加壓力、負重奮進的精神狀態。09年是我們五年翻兩番提前一年實現的決戰之年，宏觀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發展的任務艱巨繁重，如果沒有自加壓力、負重奮進的精神狀態，要完成各項目標任務是非常不容易。講成績是為了樹立信心，鼓舞士氣，振奮精神，激勵斗志。我們取得的成績只是自己與自己縱向相比的，這是微不足道的成績，如果橫向比就我們和別人的差距就大了。*年，我們一般預算收入超過10個億，作為*來說是上了一個新臺階，也是歷史性的跨越。但是如果我們放眼與發達地區相比，真是沒有辦法相比較的，昆山*年一般預算收入達115億，而且增長速度還在20%-30%，一年一般預算收入凈增達20-30億。*人要冷靜理智的看待取得的成績，謙虛謹慎，自加壓力，負重奮進，加快發展。
第二，要有一流的服務水準。
要創一流的服務水準，必須要有強烈的服務意識、卓越的服務才能、科學的服務機制、嚴格的服務要求。
首先，要有強烈的服務意識。領導就是服務、機關就是服務。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從政府來說，服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講，環境是生產力，服務就是競爭力，宗旨是生命力。服務意識是服務水平的基礎，如果各級干部沒有強烈的服務意識，要提升各級干部的服務能力和水平是不現實的。我們各級干部要增強服務發展、服務企業、服務基層、服務群眾的意識，主動服務，積極作為，造就良好的發展環境。
其次，要有卓越的服務才能。有了服務意識還要有服務能力。*要實現加快發展、跨越發展，要爭先進位、跨越趕超，就而要比別人更高的服務本領，比別人更卓越服務才能。*人是有這個能力和水平的，但要在服務發展、服務企業上體現出來，我們每個機關工作人員都要把自己卓越的服務才能體現在服務發展、服務企業上。一是各級領導干部、所有機關干部要做到眼界寬、思路寬、心境寬。思維的水平就決定了的服務的層次，為什么有的地方發展引領時代，有的地方發展卻一直落后，根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這個地方的干部有無遠見卓識、寬廣思維的能力，當然還有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一個地方領導干部沒有水平，那這個地方發展肯定滯后。我們每個干部都是服務者，我們的遠見、眼光和水平就決定了*的發展。每個同志、每級組織、每個部門要有強烈的責任感，要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提升自己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眼界寬、思路寬、心境寬，為*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二是要有精湛的業務能力。少數干部要想一想，自己的業務能力能不能勝任職責要求。我們有些人欲己昏昏，卻要想使人昭昭，自身工作不能高標準、嚴要求，官小架子大，明明該辦的而不去辦，這些現象在個別地方還存在。三是要有工作活力。一個地區活力有多大，發展能量就會有多大。機關各部門要加強管理，使每個機關干部的積極性、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進一步增強機關的創造活力。四是要有創新力。要做到在法律范圍之內，別人辦不到的事情，*人能辦到，這是衡量各級干部卓越服務才能的重要標準。*干部隊伍是高素質、高水平的干部隊伍，還要用更高的標準來衡量，真正體現卓越的服務才能。卓越的才能，在工作中體現在爭先創優上，在發展中體現在與發達地區橫向對比上。各級各部門、每個同志要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推動*更快的發展，使*人民得到更大的實惠，使*人民以生活在*而感到自豪。
第三，要有科學的服務機制。提升服務水平，除了思想意識、服務能力的提升，科學的服務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行政審批機制、管理機制、考核機制、監督機制等等，這些機制都要不斷完善優化。今年，所有應該進入行政服務中心的部門，必須全部進入，否則造成兩頭辦理，怎么提高辦事效率，無論哪個部門都不能找理由不進入。年我們要進一步加強管理、監督機制建設，在選樹先進典型的同時，對不負責任的干部，將采取措施，嚴肅處理?？陀^上講，在對干部的監督、管理上，我們以造就寬松環境為主，更趨向于教育，啃硬動真還不夠，這一點我是有責任的。我們少數干部把寬松當放松，把尊重當遷就，這是不行的。今年我們要在加強監督、管理機制建設上下決心，出實招，采取措施，樹一些反面典型，以此為戒。
第四，要有嚴格的服務要求。對干部嚴是愛、松是害。要嚴字當頭，把從嚴要求與熱情愛護結合起來，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要求，嚴肅紀律?，F在我們對干部的愛護做的多，嚴肅處理做的還不夠。寬與嚴是辯證的，我們創造寬松的工作環境，不等于不要嚴格要求，沒有嚴格的要求和規范就不會有寬松的環境。處理干部的目的不是為了處理，而是為了把我們的工作做的更好，把我們的環境創的更優，使*發展得更好。我們要貫徹從嚴管理的要求，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嚴肅紀律，做到一級對一級既要熱情愛護又要嚴格要求。
第三，要有一流的務實作風。
實干興邦，空談誤國，*的發展是靠干出來的。地區與地區之間，有水平上的差異，有思路上的差異，但最關鍵的因素是在執行的力度、實干的程度上。實干才是落腳點，一個人水平再高、能力再強，也要一件事一件事去落實。我們是領導者，領導者的概念就是率眾達標，帶領大家實現目標，是要做實實在在的事情的。我們講務實，就是要說實話、謀實招、辦實事、見實效。說實話。*各級干部總體情況非常不錯，但是有個別部門不是積極主動做工作、爭挑發展重擔，而是遇到問題，就談困難、講條件；少數干部對待領導溜須拍馬，欺上瞞下，對待群眾趾高氣昂，態度極差。希望*的干部要講真話、講實話，真實的反映方方面面的情況，不能對上一套、對下一套。*要趕超先進地區，*的干部就要有更實的作風，把服務發展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自加壓力，嚴格要求，承擔重任，勇擔責任，快速高效地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謀實招。這對一個地方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干部要埋頭苦干、真抓實干、多謀善干、敢抓敢干，僅僅埋頭苦干是不夠的，還要真抓實干，有些同志辛辛苦苦搞形式、熱熱鬧鬧走過場，這是不行的。謀實招，要體現在工作思路上。要有務實的工作思路，不能脫離實際、好高騖遠。工作思路是沒有正確與錯誤的，關鍵要看工作思路能否適應地區發展實際和時展要求。各級各部門更要有這樣的理念，制定的工作思路符合不符合*的實際情況，工作思路對*的發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要做到每個階段的工作思路都要符合實際。謀實招，要體現在務實工作上。我們要求開會要開短會，講精話，更要強調講有用的話，做務實的事，盡量減少正確的廢話。比如招商引資，開展梅花節和金秋洽談會活動，是為了擴大影響，加強對外的宣傳，吸引客商到*來考察，但是也是作為招商工作的一個節點，我們強調務實招商，抓好企業服務工作、加大項目落戶才是重點工作。現在，抓緊時間、跨越爭先非常重要，我們要在有限的時間里做有效的事情，而不能去做無效的工作。辦實事。現在工作要求、目標任務都很明確，關鍵要抓落實，干實事。我們要做到四個“不”，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義、不搞虛假政績、不搞勞民傷財的事情，要扎扎實實，認認真真，一件事一件事做好。*年機關千人評議存在的大部分問題在07年就已經存在了，每年開機關作風建設大會，卻不能解決存在的問題，那是不行的?？傮w上*的干部非常不錯，但是我覺得有些同志要增加敏銳性，主動查找問題，積極進行整改，確保問題的有效解決。我們不能停留能講上，要提升做實際工作的能力，*要發展需要實干。見實效。發展的成效是檢驗我們工作的唯一標準。目前思路、目標很明確，關鍵要有務實的精神。*要保持現有的發展態勢，各項指標不僅在南京市名列前矛，還要在全省52個市縣中名列前矛，迫切需要務求實效的精神。全縣各級干部要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求實效上，多干少說、先干后說、干成再說，埋頭苦干，真抓實干，把工作一件件地抓下去，把事情一件件地做出來，追求實實在在的發展。
第四，要有一流的自身形象。
領導干部的執政形象就是一個地方的領導力、環境競爭力的象征，至關重要。提升自身形象的要求每年都講，但今天不是簡單的重復，我們要求各級干部要把好的形象轉化為老百姓的口碑上?，F在處于改革轉型期，老百姓各級干部，不僅敬重，而且也有意見，各級干部樹好自身形象很重要。我們要進一步提升四個形象，竭誠為民的形象、公平正義的形象、團結和諧的形象、清正廉潔的形象。
首先竭誠為民的形象。總書記曾說“現在我們有些干部不是在為老百姓工作，而是在為自己升官設計一套工作思路”。我們要牢固樹立宗旨意識，把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落實到為*41萬人民群眾謀福祉上。每個機關部門要有這樣的理念，不會考核而做事，多為老百姓辦實事，多做利長遠、打基礎的工作。
其次公平正義的形象。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一個老百姓心情愉悅的社會絕對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要靠法制保障，更要依靠領導干部造就好的社會風氣。大到用人，小到具體矛盾的化解，能不能體現了公平，是不是弘揚了正義。一個領導干部做到“三正”即勤政、公正、廉政，就是一個合格的干部。有的領導心術不正，認人為親，在培養親信的同時疏遠了更多的人，*也存在這樣的干部。*一定要弘揚公平正義，領導干部在處理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對部下、對群眾，都要講究公平正義，講究公道，這對*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再次團結和諧的形象?？傮w上，*人非常樸實厚道，*也比較和諧。由于種種因素，外面對*有不好的評價，但是我覺得*人是非常好的，除了個別地方的班子以外總體上是非常不錯的。我們要樹立善良、樸實、簡單、淳樸的良好形象。首先要從領導做起。領導要做好表率，要求別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團結和諧對一個地方非常重要，一個班子如果做到團結和諧，大家在一起非常愉悅，對身體健康都有好處。去年我講過，班子團結和諧，心態是基礎，信任是關鍵，包容是條件，負責是根本。人無完人，班子成員要需要互相理解，要看的到別人的長處。希望*各級班子團結和諧，做到有話當面就講，有意見當面提，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相互補臺，形成團結和諧的良好的氛圍。
最后清正廉潔的形象。領導干部既有能力水平又清正廉潔，老百姓才會真正佩服。我們要從內心筑起拒腐防變防線，嚴于律己，嚴格要求，廉潔從政，清正廉潔，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每個同志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嚴格執行廉潔自律各項規定，任何時候都要經得起組織的檢查，通得過群眾的評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