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8 17: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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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浙江經濟運行穩中有進、穩中向好，轉型升級取得積極進展，實現了“半年紅”。 蔡榮章 攝
浙江經濟“半年紅”
“上半年，全省生產總值（GDP）2076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7%。其中，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對GDP的貢獻率超過62.6%，新經濟動力增勢較好?！?016年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聞辦召開新聞會，通報了浙江上半年的經濟成績單。而此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同比增幅為6.7%。兩相對比，浙江上半年經濟增速高于全國，實現了“半年紅”。
“今年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省政府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委重大決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全省經濟運行呈現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態勢，轉型升級取得積極進展?！笔∪舜筘斦洕瘑T會撰寫的《關于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的調研報告》（以下簡稱調研報告）指出。
經濟數字密密麻麻，但老百姓最為關心的還是自己的“錢袋子”有沒有鼓起來。
數據顯示，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388元，同比增長8.7%，在全國31個省、區、市排名第三，位于上海、北京之后。其中，農村居民收入增速繼續領跑城鎮，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1.88，同比縮小0.01。
省統計局的分析師指出，收入增速環比回升，主要有幾個方面原因：工資漲了；受到房價上漲因素影響，房租收入提升了；還有打零工及技術工工資持續增長等，加上新農村建設、五水共治、迎接G20峰會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吸納了大量農村閑散勞動力，上半年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速為10%。
“經濟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服務業支撐作用進一步提升，工業回升態勢較好，投資保持較快增長，出口份額繼續上升，自主創新能力持續增強，公共服務保障有力。”參與調研的省人大財經委相關同志介紹說。
調研報告顯示，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6%。1―5月，事關補齊短板和長遠發展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重大產業項目、高新技術產業、生態環保投資增速均高于15%的預期目標。新開工項目投資快速增長，經濟發展后勁進一步增強。
另一項值得“表揚”的是進出口。數據顯示，上半年出口增長2.6%，增速比一季度回升6.7個百分點，占全國的出口份額升至12.8%。調研報告指出：“外貿質量提升，高新技術產品和部分機電產品出口較快增長，市場采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平臺等新型貿易模式對擴大出口發揮了重要作用?！?/p>
而“互聯網+”等新業態的蓬勃發展，促使網絡零售額邁入4066億元大關，同比增長了35.4%；省內居民網絡消費2183億元，同比增長28.7%。同時，網絡購物也帶動了快遞業務的快速增長，快遞業務量突破24.7億件，增長65.0%。
未雨綢繆：風險和壓力不容忽視
從一季度GDP增速7.2%，到上半年的7.7%，浙江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上半年的經濟成績單鼓舞人心。
“不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仍然嚴峻復雜，不確定因素增多，我省經濟運行中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需引起高度關注?！闭{研報告寫道。
首先面對的問題是，新舊動能轉換尚不到位引致的經濟分化加劇。調研報告直擊問題：“在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資源和市場加速向新動能增長基礎和優勢好的地區、行業和企業集中，舊動能經濟部分比重較高的地區、行業和企業加速收縮，引致經濟分化問題加劇?！?/p>
從地區看，得益于信息經濟快速發展、人才集聚優勢顯現等多種因素，一些地區經濟表現出色，如杭州市上半年生產總值實現兩位數的較快增長，1―5月份貢獻了全省51.1%的稅收增量。與此同時，有的地方傳統產業比重偏高，轉型升級步伐不快，面臨的困難較多，原本綜合實力靠前的一些地區，今年以來發展速度較慢。
從行業看，1―5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主要集中在汽車、電力、電氣機械等六大行業，其新增利潤占比達77.4%，而化纖、運輸設備等9個行業利潤為負增長。
從企業看，上市企業、大型骨干企業，以及技術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的企業發展態勢較好，但大量的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局面仍在延續，1―5月小微企業虧損面達20.6%。調研中，許多企業反映，用工用地成本居高不下，人才引進難、應收賬款回籠難、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狀是，民間投資增速和比重同比回落幅度較大。調研顯示，雖然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逐月回升，但增速僅為4.5%，同比回落4.5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下降為55.6%，同比回落4.2個百分點。
在調研中，不少企業向省人大財經委調研組反映，“信心不足、預期謹慎，投資意愿偏低”。省發改委萬家樣本企業監測顯示，二季度僅15.3%的企業表示未來三個月有投資計劃。
同時，一些領域的潛在風險和壓力也不容忽視。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全省不良貸款余額和關注類貸款余額繼續雙升。5月末，我省不良貸款余額比年初增加226.5億元，不良貸款率上升0.2個百分點。另外，企業“兩鏈”風險仍然較大，惡意逃廢債現象仍然多發，個別地區的信用環境建設有待加強。此外，隨著減稅減負力度持續加大，“營改增”全面擴圍，稅收收入仍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民生保障等剛性支出不斷增長，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加大，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債務風險任務仍然較重。
砥礪前行：培育壯大經濟新動能
“半年紅”雖已過去，卻仍將激勵著未來更好前行。
為順利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省人大財經委建議，下半年，“要更加重視培育壯大經濟新動能，更加重視投資的有效性，更加重視補短板各項措施的落實到位，更加重視為企業提供精準服務，更加重視防范和化解各類風險”。
互聯網的應用，讓在線預約平臺“火”了，為居民生產生活提供便利。以特色小鎮為引領的大眾創業熱潮風起云涌，成為我省新舊動力成功切換的典范，為新常態下浙江經濟的發展增添動力。
省人大財經委建議，要更加重視培育壯大經濟新動能。要著力提升引導新需求和新消費，為新動能發展壯大提供更大空間；重視研究區域、行業、企業加快分化問題，加強分類指導，運用好改革、人才、資金、項目等政策措施，加快解決在培育新動能、推進轉型升級中的突出問題，特別是加快傳統產業的轉型和增強中小微企業的活力，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紹興新昌縣，天姥山腳下的一個小平原上，一片歐式現代化廠房和高樓傲然佇立，這里是萬豐航空小鎮。在這個集研發、生產、生活為一體的園區，一條800米長的飛機跑道正在加緊建設中。借助國際并購，萬豐奧特快速切入航空制造領域，在我省，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
從需求側來講，中國經濟過去的高增長主要是由高投資帶動的，而高投資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主要是三個步伐，基礎設施占比大概20%到25%，房地產投資占比25%到30%，制造業投資占比30%以上，這三項合計占中國投資的85%左右，剩下的15%，就是農業或者其他服務業，而在制造業投資中又直接依賴于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所以可以簡單的說中國高投資主要是有三大需求，出口、基礎設施、房地產，所以這個高投資要觸底，這三大需求我俗稱的是“三只靴子要落地”。
供給側來講，關鍵是去產能要到位，當需求側三大需求往下走的時候，供給側主要是重化工業包括像煤炭、石油、石化、鋼鐵、鐵礦石、建材等等重化工業也是在挑戰，但是調整的速度相對比較慢，于是出現嚴重產能過剩。
市場經濟要關注價格信號，2015年12月份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了，像鋼鐵行業，國企最好的是寶鋼，民企最好的是沙鋼，他們作為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都出現了虧損，一個行業里面最好的企業主營業務都出現了虧損，這個價格還能再低嗎，所以我們的判斷就是像煤炭、鋼鐵、石油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最低點就在這一個周期中間，應該說它已經過去了，過一段時間估計像煤炭鋼鐵的價格會有所回落，但是會有調整，不會比前一段低點更低了。
這個也就說明供給側的調整，是接近底部了。當然接近底部和真正觸底還不是一回事。真正要實現觸底，大概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今后一兩年是中國經濟觸底的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觸底的過程不會一帆風順，是會有波折的，可能有幾個來回，需要多次驗證。
所謂觸底的含義，確切的說就是不再下滑，穩住了，然后逐步走出一個中速增長的平臺。但是也有人有疑問，認為中國經濟還得往下滑，但是我們說觸底這個點是叫中速增長的均衡點，這個均衡點找到了以后，根據日本、韓國的經驗是能夠穩定住的。日本、韓國的經驗大體上增長速度就5%―6%之間。
當然我們現在“十三五”期間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實現，到2020年實現兩個翻一番，是要求今后幾年GDP增長速度是不低于6.5%的。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召開了，現在就是說講GDP已經是不能再掛帥了，速度我以為就是我講的中速增長，現在我們用的詞還在中高速增長，我以為過去6年的時間在轉型期還可以算中高速增長，真正是觸底以后進入到一個新的增長平臺就是中速，沒有中高速。而且中國比如說能搞個5%―6%的增長速度是很不錯的，難度也相當大，我們這個平臺能夠穩得住的話，參照國際經驗可以穩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樣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或者更長遠的目標都是可以實現的。
當然有人說L型的增長不是一個好的狀態，是相當負面的，這個看法是不對的，L型就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它才是經濟發展新常態，經典意義上的新常態。
國際形勢不確定性也大大增加，比如英國脫歐等包括全球化過程中，一些很復雜的因素。
還有一個就是政策導向，我們現在經濟接近底部，也不排除某個時候會出現下滑，我們的預測就是大概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在今后一段時間會逐步的下來，速度下來以后會影響后邊一大堆的產業，增長速度也會下來。所以到2017年年終左右的時候，這個增長速度可能會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沖擊。但是估計力度也不會太大，2017年更重要的是觸底期。
最近有兩個意外的沖擊我們需要關注。
一個是一線城市房價暴漲，我以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現在城市化發展出現分化。城市化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大的趨勢，但是得注意它的特點，這兩年已經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分化，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還有內地一些大的都市圈加速增長，各種要素特別是人，年輕人是朝這些地方跑的、集中跑，因為這些地方，簡單來說是能掙到錢，稍微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講就業創業的機會多。再從城市發展規律來講是城市的聚集效應突出，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發展城市化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的城市正在相對的衰落，比如說現在中西部的地區和東北地區，當地省會城市應該是當地一線城市，政府的壓力也很大。
一方面大都市人口還進一步的聚集，在一個過于擁堵的城市是要向外疏散的，將來大都市圈應該是核心城市加上一大批小城鎮，是一個大集中小分散。
再看現在土地財政的模式，賣地成為相當多的政府收入的來源，有的達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有了這個賣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就有動機如何把地價炒高，解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將來還是要搞房地產稅的，房地產稅將來是各級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要的來源。
這些問題就是城市的房價問題，最終實際上是很簡單的問題，是供求關系的問題，但是背后一定要解決包括財稅制度問題、土地制度問題、對城市化發展規律的認識問題、貨幣政策問題等。
中國經濟總體上來說，今后一兩年是會觸底的，如果進入中速增長的平臺，能夠走穩還是很不錯的。但是這一兩年估計還會有一些因素的沖擊，如果觸底成功以后，中國經濟應該說還是有比較好的前景，觸底以后進入中速平臺，穩下來也差不到哪去，所以從基本面來講的話，人民幣基本上不存在大幅貶值的基礎，這是其一。現在是美國主動升值，所有的貨幣跟美元相比，都是在貶值，但是我們經濟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大幅度的貶值，人民幣從中長期來講還是有一定升值潛力。對中國經濟不要太悲觀，所以這兩年關鍵是要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穩中求進的總要求。這樣的話，就是國際國內一些大的風險挑戰我們都是可以應對的，還會走出一個比較穩定的、未來中速增長的新的格局。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日前的報告認為，在世界技術進步放緩的背景下，挖掘舊動能，構建新動能，將是我國實現長期持續增長的關鍵。同時，改革也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在長短期平衡中穩步推進新動能的轉換應當成為短期政策的著眼點。
短期政策應著力于七個方面新動能轉換
9月1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6年第三季度）”報告會在人民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全球技術進步放緩下中國經濟新動能的構建”。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偉在致辭中表示，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創辦10年來，始終堅持“四個維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維度、政治經濟學維度、世界維度及多重周期疊加維度，逐漸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領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影響力日益擴大，已經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重要學術品牌，也是人民大學建設“國家高端智庫”的重要成績和標志。
中國人民大學人事處處長、經濟學院教授劉鳳良代表課題組了論壇主報告《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術進步放緩下中國經濟新動能的構建》。
報告指出，2011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率逐步放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長期潛在增長率的下滑。為此，我們需要挖掘最有潛力的增長源泉，構建中國經濟的新動能，以實現兩個一百年的長遠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潛在增長率在不同時期的推動因素不同。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弱，勞動力的推動作用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改革開放之初能夠貢獻1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到2015年只能貢獻0.14個百分點。資本的貢獻相對穩定，改革開放以來，平均年貢獻3.7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不過，隨著資本邊際報酬逐漸下降，2011年以來，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在逐年下降。在資本和勞動投入之外，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是潛在增長率波動的最主要原因。對外開放帶來的向世界技術前沿學習模仿推動的快速技術進步、改革釋放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續擴張產生的規模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開放進程中對國際前沿技術進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來，隨著技術模仿空間縮小和第一次系統性改革的紅利逐漸減弱，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趕超進程趨于萎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因為主動調控還是外部沖擊，當經濟的總需求疲弱時，在1988―1992和1998―2002這兩個時期，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都較慢，國內消費高漲和外需上升時期，全要素生產率都呈現了上升的態勢。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隨著外需增長空間越來越小和消費為代表的內需仍有待啟動，需求相對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因此，傳統模仿性技術進步、改革紅利、需求擴張所產生的規模效應，都呈現弱化趨勢，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放緩，加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資本邊際效益遞減，增長的傳統動能漸趨消失。
傳統動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尋找替代動能。國際經驗主要指向三個方面。第一，技術模仿替代動能是自主研發。第二，代替對外貿易的主要是國內消費。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提高創造了中產階級，這些人是未來市場需求的源泉。第三，通過研發向國際價值鏈高端攀升。
在世界技術進步放緩的背景下，挖掘舊動能，構建新動能，將是我國實現長期持續增長的關鍵。基于我國國情并借鑒國際經驗，近期我們應著力于實現下面幾個方面新動能的轉換：（1）以技術前沿創新代替技術模仿：（2）以人口質量紅利代替人口數量紅利；（3）以技術創新導向的民間資本設備投資取代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4）以質量提升為導向的農業現代化和深度工業化代替原來數量擴張為導向的農業產業化和工業化；（5）以攀升國際價值鏈的新型開放和提升國內居民消費水平取代外需的數量擴張；（6）以城市群一體化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簡單數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紅利提升原有改革紅利。實現這7大動能轉換，技術創新是先導，改革是基礎。
實現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關鍵取決于新動能的構建
以技術前沿創新代替技術模仿在我國新動能的構建與形成過程中必將起到引領作用。到目前為止，信息技術以外的領域所取得的技術新突破還遠遠不夠，加之從技術到產品設計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較長時間，這就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世界上引領產業革命的技術進步仍然最有可能體現在與信息技術相關的領域內。據此，我國的前沿創新也應該集中在這個領域。幸運的是，相對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國在這一領域恰恰具有基礎和比較優勢。中國的企業在信息通信技術相關的4個技術類別中擁有技術優勢，包括“電信、數字通信、基礎通信和計算機技術”。這是與我國這些年來在這些領域進行的廣泛研發有著密切關系的。
在世界技術發展的大背景下，憑借我國在信息技術領域的技術優勢，加速提升該領域的制造技術，通過擴散效應推動整體技術進步；同時，積極推廣信息技術的應用，構建數字經濟，發展與此技術相適應的新業態。在信息技術領域中，電氣與光學設備對我國經濟影響最大，通過模擬我們發現，電氣與光學設備技術變化的影響如下：當電氣與光學設備的技術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來多增長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來多增長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來多增長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來多增長1.383%；完全達到時，會使得GDP比原來多增長2.612%。與信息技術應用相關聯的數字化所產生的新業態對潛在增長率也會有重要貢獻。2016―2020年間，智慧農業預計能夠提升GDP增長率0.010―0.011個百分點；第三方物流預計能夠提升0.008―0.013個百分點；網上零售業預計能夠提升0.471―0.742個百分點；文化新業態預計能夠提升0.023―0.098個百分點；在線醫療預計能夠提升0.001―0.006個百分點；在線旅游預計能夠提升0.006―0.236個百分點。在這六大新業態中，網上零售業對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線醫療對GDP的提升作用相對較弱?？傮w而言，以智慧農業等為代表的六大新業態預計在2016―2020年間將幫助中國提升0.662―0.919個百分點的GDP增長率。這意味著，以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為載體所催生的新業態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國勞動力數量和外部環境等趨勢不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啟動新動能，未來五年我國潛在增長率在基準情況下可以達到6.5%至6.6%，在較為樂觀的情況下能夠達到6.8%―6.9%，在技術全面處于世界前沿水平這種最為樂觀的情況下則可以達到8%。
實現經濟增長新動能的轉換
需要推進新一輪的結構性改革
當前，世界形勢的急劇變化超人預料，其前景更是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日益加深，世界各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個特定背景下，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何去何從?國家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重點更多放在改變收入分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就是劍指矛盾要害，抓住了“牛鼻子”。
中產崛起曾經是發達國家的中堅力量
在全球范圍內，中產階級是一個尚沒有確切定義的名詞，通常依他們的收入、教育、專業，以及職場影響力、社會活動能力等方面來界定。由于中產階級是擁有一定程度上獨立的經濟地位、安逸的生活條件、較高薪酬的工作以及在社會發展中起穩定作用的社會中間階層，因此，中產階層崛起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
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占全社會家庭總數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產階層是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市場消費的主體，具有強勁的購買力，是消費需求持續擴大的主要來源。2001～2005年，發達國家平均消費率已達到78.3％。同時，中產階層的形成，是推動社會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中產階層是發達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穩定器”，對人均GDP向更高階段跨越發揮了重要作用。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出現“集體塌陷”
然而，這種趨勢近些年來卻發生了逆轉。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導致收入兩級化趨勢的不斷加劇以及社會發展不平衡性的增強，全球中產階級規模出現T--定程度上的萎縮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不斷攀升的失業率以及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全球中產階級正在面臨坍塌的危機，橄欖型社會有向“M型社會”(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強者恒強。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樣，整個世界分成了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中間就忽然陷下去形成了坍塌)演變的趨勢。經濟增長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階層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階層，西方國家出現了“集體向下沉淪”。
美國中產階級危機重重
對于美國中產階級的判定標準而言，最主要的判定標準是收入，此外是自我評價。通常而言，家庭年收入從3～5萬美元都屬于中產階級，中等水平應在8萬美元左右。華盛頓智庫“第三條道路”經濟學家吉姆?凱西爾則把家庭年收入4.9萬美元以上列為中產階級。
二戰后，隨著工業化的完成及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美國社會結構演變主要體現在藍領工人數量銳減，而白領階層不斷擴大。然而，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級面臨兩方面的嚴峻挑戰。
一是收入增長放緩。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出現停滯甚至實際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自1979年到2007年，美國家庭收入的中數增長了13％，也就是說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脹因素，實際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
二是中產階級內部出現明顯分化。一部分上升為高收入者(主要是通過企業股票期權等資本收益)，更多的中產家庭生活日益窘迫。根據紐約州立大學的研究，自1979年以來，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劇，1％人口占有了80％的新增收入。另一最新研究表明，從1999年～2004年間，90％的美國家庭通脹調整后的收入只增長了2％。而10％的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卻增長了將近57％。
不斷上升的經濟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家庭靠負債維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上世紀80年代以來，華爾街不斷翻新的金融產品也刺激美國中產階級選擇了高負債、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從1983年到2004年，美國中產階級的負債，收入比率從0.45上升到1.19?？梢哉f，過去二三十年來美國經濟的景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產階級靠信貸支撐的過度消費基礎之上。而此次以次貸泡沫破裂為標志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與美國中產階級的這種消費模式有著直接關系。
此次經濟危機給中產階級帶來更加沉重的打擊，累計失業人數超過800萬人，多達200萬美國家庭由于無力支付房貸而失去住房。此外，中產階級面臨的困境除了來自經濟衰退因素以外，還與聯邦和地方政府財力不足，公共服務投入減少有關。自1970年以來，雖然美國中產階級花在衣服、食物、生活用品和供車上的費用有所減小，但在教育、醫療、住房和稅收費用的增長大幅增加。特別是子女撫養和教育費用成倍增長。近30年以來，美國的大學教育費用增加了43.5％，是中等收入者收入增長的3倍。而自2000年以來，普通四年制公立大學的學費和其他費用上漲了7.6％。三分之二的大學學生需要通過貸款完成學業，學生貸款中值為1.93萬美元。39％的35歲以下的欠款人需要至少十年才能還清貸款，四分之一因為欠債而推遲看病，14％的人為此推遲結婚。
經濟學家普遍擔心，失去中產階級的消費動力，美國經濟復蘇將遙遙無期。陷入困境的美國中產階級把希望寄托在中產階級出身的奧巴馬總統。而奧巴馬政府在應對經濟危機的同時也著手“拯救中產階級行動”。2009年2月，奧巴馬政府組建了由副總統拜登領導的專門機構“中產階級勞工家庭特別小組”，研究為美國中產階級特別是下中階層提供支持。2010年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將他的經濟政策重點轉向創造就業、改善社會福利，以幫助陷入困境的美國中產階級。其政策能否實施并取得成效還需要關注。
歐洲中產階級困境難解
美國的情況同樣在歐洲上演。近些年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導致收入兩級化趨勢的不斷加劇以及社會發展不平衡性的增強，德國中產階級規模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縮趨勢。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國中產階級群體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法國由于在過去三四十年內中產階層收人上漲速度落后于住房、水電、燃油等物價上漲速度，導致目前中產階層每月身負的“強制性開支”比重提高，進而使得他們可自由支配資金比重下降，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皬娭菩蚤_支”包括每月償還貸款、各種稅收、保險、房租、水電、煤氣等無法縮減的開支。調查結果顯示，1979年“強制性開支”平均占法國下層中產階層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時這一比例上升至38％。對上層中產階層而言，“強制性開支”比例也在這段時間內從20％上升到32％。
金融危機和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導致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家庭資產持續縮水，一路攀升的負債表使西方國家的消費總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資產的去杠桿化嚴重影響到歐美等國的負債型消費模式。中產階層群體的頻頻告急，讓各國政府意識到，這一階層的
危機可能導致經濟復蘇后繼乏力，受到經濟長期低迷的威脅。
臺灣面臨中產日益萎縮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臺灣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到90年代，中產階級已上升為臺灣社會的主體，在整個臺灣社會結構中占到33.6％，超過半數的臺灣民眾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并對個人現況的認識、對向上流動的社會機制充滿信心?？梢哉f，這一階段的臺灣社會基本實現了“均富”，呈現出“中間高，兩邊低”的倒“U”型社會經濟結構。
然而，2000年之后，代表社會富裕與安定的臺灣中產階級人數日益萎縮。伴隨資源的重新分配，中產階級逐漸失去競爭力，一部分甚至開始向下沉淪為中下層階級，而富有者在全球化大趨勢下，卻能運用原有優勢更加迅速地積累財富。于是，在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來越多，中間的中產階級卻越來越少，中間層的缺口不斷擴大，臺灣社會結構面臨著從倒“U”型向“M”型加速轉變的危機。
從2001年開始，臺灣所得分配不平均日益加劇。家庭收入五等分差距倍數從20世紀90年代的5倍多驟然拉大到2001年的6.39倍，為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之后雖有所回落，但2006年仍然高達6.01倍。在此過程中，基尼系數同樣居高不下，從2000年，的0.326上升到2006年的0.339，2001年更是一度升至0.350，貧富不均程度已經十分接近國際標準中0.4的嚴重惡化水準。
由于經濟持續低迷，2000年以來臺灣整體薪酬水平停滯不前，成長乏力。從總體薪資來看，到金融危機前的七年間臺灣經常性名義平均薪資(即工業及服務業名義人均月薪)總共只增加了2169元新臺幣，年均增長僅0.84％。
“M”型社會來臨，社會整體沉淪，經濟的不景氣又加劇了這一衰退趨勢。政黨輪替之后的七年中，臺灣經濟即由穩定的中速增長迅速陷入低速甚至負增長的衰退低谷，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大幅下挫到2.36％，經濟發展榮景不再。連續幾年的經濟低迷，臺灣競爭力亦如昔日黃花。
促進中產崛起方能釋放中國增長新動力
當前，在西方中產階層深陷債務與危機的大背景下，全球都將中國等新興市場的中產階層視作全球安全與繁榮新時代的潛在基礎。中國的中產階級能否成為全球經濟的中堅力量將是當前亟待解決的戰略性議題。
中國為何沒有形成龐大的中產階層
在2000年之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已經出現了中產階層崛起的趨勢。2001年的全國調查表明中產階層的規模已經達到15％左右。而在2000年之后，中產階層崛起的速度在加快。根據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GSS)的綜合分析，如果按照中國中產收入標準為11800～17700美元／年(約合人民幣79945～119918元，年)的標準，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比例為23％左右。盡管如此，我國仍遠低于發達國家甚至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為何沒有形成龐大的中產階級呢?
首先，在整體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背景下，很難形成一個中等收入群體快速增長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上世紀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目前，中國基尼系數為0.5左右，無疑已超過了國際上慣例的警戒線。而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也同樣驗證了我國收入分配不斷擴大的現狀。根據數據顯示，城鎮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85年時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時的9.2倍，而目前這一收入差已達到驚人的20倍之多。
其次，與經濟結構密切相關。在以投資、工業化為主導。而不是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中，很難產生大批的中等收入者。高收入群體主要靠投資性、風險性收入，中等收入群體則主要靠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要素獲得收入。在服務業比例較低、結構嚴重不合理的情況下，中等收入群體快速增長很難做到。
第三，沒有有效的社會保護網，很難造就中產階級的成長。比如，中產階級在高房價的壓迫下正在“無產階級化”。一般而言，國際通行的居民住房開支應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價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積的住房價格與一個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則在3～6之間。當房價收入比高于10時，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負擔高水平的房價。盡管經過嚴厲的房地產調控后房產價格有所松動，但與居民可承受能力相比，依然相當沉重。
培育壯大中產階層是向“橄欖型”社會轉型的首要議題
其一，完善私有財產保護的法律制度。“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完善私有財產保護的法律制度是我國中產階級壯大的前提條件。創造“國家創基業，企業創財富，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的大格局，保護私有財產有助于創造出良好的市場投資環境和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進而催生新的中產階級。
其二，在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方面，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國再分配機制的“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所以，深層次改革不僅需要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人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實施“調高、擴中、提低”的戰略，以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眾所周知的是，這種高速增長是一種“消耗體力”式的增長，是一種建立在犧牲資源（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環境資源……）基礎上的增長。這種“自損”性的增長不僅潛伏著危害，更是不可持續的。在這場經濟長跑中，中國體力不支的苗頭似已顯現。
對于這種“后發”國家體力漸衰的現象，富有前瞻性的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一個詞來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百度百科對此解釋說：“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即中等收入）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比缤谂艿郎席偪窦铀倥芤粯樱@種經濟“加速跑”也必然會給“奔跑者”的機體帶來一些難以避免的傷害和難以協調的問題。發達國家走了幾百年才走完的路，被心急如焚的中國壓縮在短短的幾十年去走，自然會在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創造”巨大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日漸凸顯在經濟上，也日漸反映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而早在2012年，中國的人均GDP就已達6049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似乎，在繼續前進的路上，“中等收入陷阱”正等著中國縱身跳入。
況且，體力漸衰的中國經濟還身背著房地產這個越來越沉重的“包袱”！
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曾因其強大的產業集聚能力和投資聚攏能力而在促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對GDP的貢獻曾一度超過13%。然而細細想來，這種貢獻是建立在犧牲資源基礎上的、是十分粗放的。對于房地產的過度“依賴”導致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被房地產“綁架”。從歷史節拍上看，房地產似乎更適于“經濟加速跑”時期，而不適于也不應適于經濟轉型和跳出“陷阱”時期。目前來看，房地產所制造的供給遠大于其創造的需求。某知名經濟學家就認為，房地產供給的“遠行”和需求的“滯后”、人口結構的變化和貧富差距的拉大，最終極有可能使房地產的“蛋糕”以“改革再分配”的方式切割分享。此外，國家也正竭力擺脫“地產型”經濟模式――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背后，是鼓勵人們選擇更為多樣的投資產品，不再僅僅把錢投資在地產上；土地制度改革，旨在打破土地供應的壟斷，加大土地流轉；房產稅的改革就更是直指房地產了。地產者也許會陷入“好景不再”的悲涼情緒里，但經濟原本就是一場不講情緒的游戲。
倘若如此，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哪里？或許有很多，但其中一個應該是新能源汽車。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的汽車產業，同樣有著極強的產業集聚和資本集聚能力，而且其投資和消費的靈活性都遠大于地產。在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的汽車工業其實遠沒有肩負起其在促進經濟發展上應擔當的責任來。可以說，很多國家的崛起，都離不開汽車工業的“助力”――德國的崛起、美國的崛起、二戰后日本的崛起、以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國的崛起……是時候該讓汽車產業發力了。
關鍵詞：高新技術開發區；聚類分析；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從1991年國務院批準第一批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高新區）建立到現在近十八年間，國家高新區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初始建設與快速發展兩個時期。1991~2000年的十年間屬于國家高新區的初始建設時期，在此期間高新區的發展主要依靠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綜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財力的支持，各國家高新區基本上采取了“土地開發與招商引資”的方式。在高新區發展的初期，依靠土地與園區內政策的優惠等措施，高新區形成了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成為聚集創新資源、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有效載體，為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積蓄了力量，為我國建立比較完整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打下了基礎。初始建設時期，在梯度推移理論的指導下，東部地區的高新區搶先一步得到發展，1992年國家在全國興建高新區時，中、西部地區才有了同樣的發展機會。高新區發展初期，國家級高新區呈梯度發展，東部地區優于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優于中小城市，經濟特區得到優先發展［1］。
從2000年開始，國家高新區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土地與政策的優惠對投資者與技術擁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區越來越重視園區內軟硬環境的建設，特別是服務環境與創新環境的建設，以吸引世界500強等知名企業入區。這一階段高新區發展的核心是對孵化器的建設，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中小科技企業的培育；技術改造與技術引進已成為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輔助形式，強調自主創新能力在高新區發展中的作用，園區內的企業更注重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注重對尖端人才的引進。構建起以企業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體系，為新時期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2000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后，國家級高新區的經濟發展是否仍舊沿襲了初始建設時期的規律，是否有新的發展態勢，以及下一階段的發展趨勢如何？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將國家級高新區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后的發展歷程作一個整體性的、跨度較大的研究。本文針對我國53個國家級高新區，采用聚類分析對我國高新區的增長模式進行分類，在分析各類高新區個體特征的基礎上得到高新區發展的動態演化情況。通過分解指標并用因子分析法，對53個國家級高新區的發展能力進行了詳細的定量分析。通過以上分析，揭示我國高新區的發展規律、階段性特征及其發展能力與潛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進行研究可選擇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觀，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學。本文將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進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區增長的實證結果，用聚類方法對其進行客觀分類，然后進一步討論各類高新區的發展規律和階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類方法選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類后，使每類方差最小，對應的測算距離的方法選用歐比米德距離，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參與聚類的變量存在數量級上的差異，所以采用Zscores來消除不同變量的數量級差異，標準化后的變量值平均值為0，標準差為1。
在聚類分析的基礎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對各項詳細指標因素的動態演變進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過計算相關系數矩陣及進行KMO的檢驗，測試了各項指標是否適合于做因子分析。通過KMO檢驗后，在因子旋轉方法中選擇了斜交旋轉法，并且用回歸法計算出因子得分系數。
2.2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分析的樣本是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根據國家火炬計劃（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網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數據，建立了53個國家級高新區經濟發展能力區劃及評估的指標數據庫①。該數據庫由8個表構成，每個表是一個53*12的矩陣，橫行表示53個高新區，縱列表示每個指標變量?？v列除高新區的名稱外包括11個指標，順序依次為企業數、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出口創匯、凈利潤、上繳稅額、企業平均出口額、企業平均利稅額、勞動生產率、市場占有率和出口產值率。
3.聚類分析
3.1聚類分析過程
首先進行系統聚類分析，采用層次聚類法進行聚類，聚類的指標選取企業數、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出口創匯、凈利潤和上繳稅額等6個指標。以上6個指標基本反映了高新區的經濟增長情況。由于類間距離的測定是聚類中的關鍵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先采用Ward’s法進行層次集群分析，將相似的高新區歸為一群，并且觀察各個群合并時凝聚系數的變化率，如果凝聚系數增量變化率劇增，顯示組內誤差突增，應停止凝聚程序。由圖1、圖2可以看出，隨著類的不斷凝聚，類數目的不斷減少，類間距離在逐漸增大。在聚成10類之前，類間距離增大的幅度較小，形成極為“陡峭的山峰”，但到5類之后，類間距離迅速增大，形成極為“平坦的碎石路”。根據類間距離小形成類的相似性大，類間距離大形成類的相似性小的原則［2］，可以找到“山腳”下的“拐點”碎石，即以4類作為確定分類數目的參考②。每類高新區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類分析的結果
根據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個國家高新區如下的動態演化情況及特征：
3.2.1四類高新區的比較分析。第一類和第二類高新區主要是那些發展較成熟、發展速度較快、環境改善效應已不再明顯的高新區。這些高新區基本位于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其自身的發展已經度過初期積累的階段，靠粗放增長的潛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轉變增長力式，例如依靠改進投入增長的環境，推動技術創新帶動增長，從而提高增長的質量。第三類高新區屬于我國高新區的中等水平。這些高新區應該主要是那些發展一般、發展速度稍高、還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長的高新區。第三類高新區增長主要依賴于當期的投入增長。與第一類和第二類高新區相比，該類具有更明顯的粗放型增長特征。第四類高新區數量最多，說明我國高新區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3.2.2龍頭位置優勢明顯且穩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類高新區集中在北京，南京，無錫，蘇州，上海，深圳等6個城市。其余兩年的入選對象也集中在這6個城市，只是數目發生了變化。以上分析說明，上述6個城市的高新區與第三類高新區有著較大差距。第三類高新區短期內還不能夠加入或取代以上6個高新區的“龍頭”位置。
3.2.3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區發展穩定。
從地域分布來看，第一、二類高新區共6個城市中，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區占據4個（南京，無錫，蘇州，上海）。這說明了隨著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長三角整體呼應上海市取得了較好的發展，外資的有效引入，給這一地區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蘇州和無錫兩市成為跨國公司本土化生產的生產制造基地，發展特別迅速。由于高新區的帶動，美國新聞周刊將蘇州市列為全球“信息時代重要角色”的新興技術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發展體系中占據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類高新區動態變化背后隱藏著規律。從上面動態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類高新區無論從數目還是對象上看各年的情況處于動態變化中，與第四類高新區進行著交換。但是，動態變化的背后也有穩定的個體。長春、成都、大連、天津、武漢、西安、廣州、杭州等8個城市的高新區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終在第三類中，可見這8個城市的高新區發展比較穩定，實力相對較強。另外，惠州、青島、廈門、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區長期處于第三類中，但是在2007年卻滑向了第四類。這是因為2006年春季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于2007年開始沖擊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場，我國沿海地區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因此危機爆發嚴重影響了該地區的出口企業，進而影響了該地區高新區的績效指標。
4.因子分析法對高新區發展能力進行評估
在對2000~2007年的全國高新區進行聚類分析后，為了從經濟效益、發展潛力、創新能力、企業效率等方面更詳細、全面地分析高新區的發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選擇2004年及2007年的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能力除了與聚類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標密切相關外，還與高新區的經濟效益、效率及發展程度都有關聯，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選取了更完備的指標體系，包括前述數據庫中全部11個指標。
4.1因子評估過程
4.1.1首先對高新區評估體系原始數據求出相關矩陣，并對相關系數矩陣計算特征值、貢獻比例值和累計貢獻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準則，前面三個因子解釋了原有11個變量總方差的96%，另外根據（圖3）中，橫坐標為因子數目，縱坐標為特征根，根據碎石圖可以看出，第一個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對解釋原有變量的貢獻最大；第三個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對解釋原有變量的貢獻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個因子是合適的。
4.1.2由于原始數據之間的有些變量的相關系數較大，因此，進行了斜交旋轉，得到了因子載荷矩陣、因子圖形矩陣和結構矩陣，如（表3）所示：
從上面的因子載荷矩陣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勞動生產率等變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主要反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在產業規模與經濟實力方面的主要指標。第二主因子企業平均利稅額及勞動生產率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企業的經濟效益。第三主因子則在高新技術產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及出口產值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
4.1.3計算因子得分
根據（圖4）可寫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數：
F1=0.175企業數+0.151工業總產值+0.178營業總收入+0.048出口創匯+0.181凈利潤+0.190上繳稅額-0.041企業平均出口額+0.024企業平均利稅額-0.032勞動生產率+0.178市場占有率-0.039出口產值率
F2=-0.176企業數+0.043工業總產值-0.025營業總收入-0.054出口創匯+0.052凈利潤+0.109上繳稅額+0.177企業平均出口額+0.491企業平均利稅額-0.392勞動生產率-0.025市場占有率-0.120出口產值率
F3=0.047企業數-0.075工業總產值-0.031營業總收入-0.336出口創匯+0.037凈利潤+0.138上繳稅額-0.276企業平均出口額+0.149企業平均利稅額-0.043勞動生產率-0.031市場占有率-0.476出口產值率
利用上述計算方法對各個高新區的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這里采用因子加權總分的方法。三個因子的權重分別為0.35，0.33，0.32，于是計算公式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區發展能力評估結果分析
因此，根據因子得分及綜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區發展能力評估的結果，如表4、表5所示：
4.2.1關于三類因子得分的解釋。根據2004年的數據統計結果，并且結合三類因子的解釋，對這些高新區進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勞動生產率等變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主要反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在產業規模與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標，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長春、深圳在這些指標上均有較高的貢獻，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業平均利稅額及勞動生產率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企業經濟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島、佛山、廈門、惠州等在該指標上具有較高的貢獻。第三個因子則在高新技術產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及出口產值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在這些指標上較高的高新區有蘇州、無錫、上海、深圳、青島、廈門、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蘇州、無錫、威海、珠海、廈門、青島、天津、中山是國家科技部、外貿部共同認定的我國第一批16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圖52007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
圖62004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數據的綜合比較
從圖5、圖6可以看出按照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從高到低的排序53個國家級高新區出現了“聚類現象”。即盡管53個國家級高新區因子評估綜合得分相差懸殊，但是53個國家級高新區大致可以分為幾類，同類中高新區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鄭州、太原、大慶、廈門和佛山等6個城市的高新區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從圖5、圖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區2007年下降的趨勢比2004年下降的趨勢緩和，說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區通過幾年的發展差距不斷縮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區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從圖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區為大連、廣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蘇州等。這些高新區幾乎全部處于東部沿海地區，且2004年排名比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對其他高新區太低?！耙蜃?”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區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貸危機”的沖擊，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區名次跌落。
5.關于高新區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
從以上聚類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結論可以看出，國家高新區2000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后，早期經濟實力較強的高新區仍舊保持了較好的經濟增長態勢，但是與其他高新區的差距越來越小；從地域分布來看，北京和長三角地區高新區經濟實力優勢明顯，珠三角地區高新區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實力下滑，其他地區形成了幾個核心的、經濟實力較強的高新區為主的結構特征。如西部地區高新區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綿陽這三個高新區為主；東北地區高新區以沈陽、大連、吉林和哈爾濱四個高新區為主。
通過總結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來國家高新區的發展規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導高新區的下一步的發展戰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類高新區差距不大，趨同性明顯。因此，高新區需積極發展特色產業、支柱產業，形成合理的生態鏈條結構和布局。我國高新區在產業建設上，出現了高度重復的現象，高新區內的產業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區在產業布局上基本趨同，總體體現出以電子信息為主，新材料、生物醫藥為輔的布局。幾乎所有的高新區都把電子裝備與信息產業、生物技術項目等列為重點發展和支持的產業。高新技術園區要結合自身特點形成鮮明的產業特色，擴大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才能不斷提升自身的競爭實力。
其次，通過對2007年國家高新區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高新區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區內企業絕大多數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內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內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術企業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業間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使每個企業都處于生長和創新的“最佳生態位”。這樣的高新技術企業群才有較高的穩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沖擊。因此，面對國際金融危機高新區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實現園區企業類型的多元化，加強企業間的分工與合作，充分利用國內市場。
最后，通過聚類分析將經濟發展規律相似的高新區分成了四類。因此高新區在制定未來發展戰略時，就可以先判斷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鑒其他類型高新區的發展經驗，以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長期處于第一集團即第一、二類國家高新區應實現由主要依靠政策驅動逐步轉入功能驅動。政策過去、現在、將來仍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不能完全依靠優惠政策，而必須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靈活有效的融資機制、市場體制、管理體制、創新機制，以及高起點、高標準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統以獲得長遠的發展。長期處于第二集團即第三類高新區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已比較完善，重點應注重軟硬投資環境的綜合創建，由注重招商引資、基本建設向注重創新質量和優化配置科技資源轉移，由擴大建設項目向優化創業、創新環境轉移。長期處于第四類的高新區，制度環境和非制度環境均較差，經濟環境只需取得較小的改善就能產生更大的增長效果。例如從2007年各地區高新區的發展情況看，營業總收入增長率增長幅度最大的是綿陽高新區，達到66.8%；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綿陽高新區，為70.7%［4］?？梢?，此類高新區雖然現階段經濟實力較為落后，但是有很強的后發優勢。通過借鑒其他規模較大的高新區的發展經驗，積極改善制度環境和非制度環境，此類高新區將會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注釋：
①寧波高新區2007年1月經國務院批準升級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級高新區變為54個。但是為了數據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數據并沒有包含寧波高新區。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類分析碎石圖也表現出相同類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顯示。
參考文獻：
［1］屈駁韻，張樹斌，李春林.我國高新區發展水平綜合評價［J］.經濟論壇，2003，(20)：84.
［2］薛薇.統計分析與SPSS的應用（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40.
［3］李燦.蘇州的探索――楊衛澤市長訪談［J］.決策與信息,2004，(12)：18.
［4］科學技術部發展計劃司.2007年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濟發展情況［EB/OL］(2008年7月15日).most.省略/kjtj/tjbg/200811/t20081104_64782.htm.
［作者簡介］魏政（1983―），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與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民營經濟、產業經濟。
9月28日，國務院總理對來訪的歐盟副主席卡泰寧表示，2015年中國經濟運行仍保持在合理區間，就業比較充分，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環境有所改善，“新的增長動能正在形成”。
而正在形成的新動能已經呈現可量化的指標。市場主體新增態勢強勁，消費以及服務業占GDP比重、高技術產業增速等統計數據，反映出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變化。
“形有波動，勢仍看好”，所謂的中國經濟“崩潰論”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
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要解決方方面面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的“攔路虎”，必須以創新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推動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否形成并有效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是關鍵中的關鍵。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5年前9個月，國務院和國家部委層面密集出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相關政策數十項，用前所未有的力度鼓勵以“雙創”為代表的一系列創新：如建立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促進“一次分配”作用更好發揮;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助力科技創新走出低效泥潭;深入推進“互聯網+”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打造中國競爭力新優勢與新格局。
與此同時，政府通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為“雙創”清障搭臺。從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到面向小微企業的定向降準，創新企業和創業者獲得政策扶持、輿論倡導與社會認可的多層次全方位助推。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成為世界經濟的稀缺品，在對中國經濟形勢的種種議論聲中，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今日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仍是第一，中國市場對全球跨國企業來說仍是吸引力最大的市場。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等新的發展方略，也為周邊國家提供巨大的投資機會和發展機會，為更多國家搭上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創造了新的條件。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從“中國市場”到“中國需求”，一手抓資本輸出，一手抓技術革新，中國早已不再僅僅是重要生產者，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更是一個參與構建新規則的新興消費者。即使在“換擋爬坡”過程中，事實也證明中國決非世界經濟的風險之源，而是穩定之錨、增長之源。
正是基于對世界經濟的巨大影響力，中國經濟新動能的形成不僅有利于中國自身轉型升級，也正在為全球經濟體系建設貢獻中國力量。
為善其身，中國需以創新為經濟結構戰略調整擴寬空間、積蓄動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為主向以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
兼濟天下，在對世界經濟增長總體貢獻穩中有升的前提下，創新升級貢獻方式，這是負責任、敢擔當的國家對互利共贏發展理念的踏實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