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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貿易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各個國家為了確保自身健康、長久發展不斷調整戰略，應對國際市場的各種挑戰和機遇。在國際文化貿易體系中，文化貿易額的比重分配并不均勻，其中發達國家的比重為3/4，發展中國家占不足1/4，轉型經濟國家所占份額甚微。發展中國家文化產品的進口額遠低于發達國家。文化貿易不均衡的格局在1996-2006年間稍有變化。從2005年起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世界文化產品的出口方面的差距逐漸減小，表現在出口份額方面，發展中國家的比重開始穩步上升。以中國為例，在進口額度上中國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比重較小，這便加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在國際貿易市場中處于特殊的地位，不同于普通的發展中國家，又一時無法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它自身政治、經濟的特殊性決定了在國際貿易市場中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發達國家集中著當前的國際文化貿易中主要的部分，美國一枝獨秀地引領者國際文化貿易。之所以國際文化貿易中自由貿易與捍衛文化這兩種理論具有很大的爭執，是因為貿易格局嚴重失衡成為文化貿易領域最突出的難題，而全球文化產業結構的變動又直接地導致了貿易格局的失衡?？傮w上來說，在國際貿易體系的整個脈絡中保護主義貿易理論和自由貿易理論是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分支。下面從文化貿易學的理論、發展歷史為基礎對文化貿易保護和文化貿易自由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國際貿易理論簡介
（一）古典的貿易保護主義
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生和發展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也稱作“商業本位”）和重農主義（Physiocracy，也稱作重農學派）的誕生。這兩種理論導致了歐洲各國的資本開始大力擴張。斯密作為絕對優勢理論的提出者，他之前的貿易保護主義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特殊條件。首先，在內部需求上來看，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國內產業發展對資本積累具有很大需求。這為古典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提供了歷史的時代背景；其次，從外部市場需求來看，對海外的市場就當時的歐洲各國而言，并未認識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產品可以自給自足；再次，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穩固，為資本主義經濟市場帶來繁榮，為此制定的政治策略也是為發展現代工業積累財富；最后，從國際市場的角度來看各國貿易往來較少，沒有形成一個完整、規范的國際貿易體系，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如：各國分工程度較低，替代性和互補性不強。由此各國把重點放在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用貿易保護的理論來保護本國的市場，將積累的資本用于國內的經濟建設，最大限度發展國內經濟產業。這就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貿易保護。
（二）古典到新古典的貿易自由主義
自由貿易思想的出現和發展經歷了以下的過程：斯密（Smith，1776）是最早提出自由貿易思想的人。李嘉圖（ Ricardo，1817）在絕對成本（優勢）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比較成本（優勢）理論。赫克歇爾（Hecksc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最終提出了H-O理論。這些都是市場經濟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具體體現。各國應該遵循貿易政策，即重視市場在貿易中的作用這也承認保持了國際市場的自由。在自由資本主義盛行時期形成了自由貿易基本思想，由于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為資本主義工業帶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擴大了生產的規模，產量也不斷擴張。貿易保護理論開始逐漸地阻礙了貿易發展，約束了經濟自由。為了宣揚自由貿易的巨大貿易利得，李嘉圖便以比較優勢的理論來駁斥保護主義。在北歐的一些國家由于資源稀缺，赫克歇而和俄林以分工體系為基礎創立了他們理論的基礎框架。由此可見，自由主義是在國家立場上而形成的理論產物，這便是同正義主義或者博愛主義最大的差異。
通過對以上兩種國際貿易理論歷史演進和現實爭論的回顧，可見“保護主義”與“自由主義”理論都是以國家利益為基礎進行分析的。各個國家都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切實利益和具體政治經濟現狀來制定貿易保護或者貿易自由的貿易戰略。因此很難單純地規范判斷兩者的“好”與“壞”，只有“保護”多少、“自由”多少之分?！氨Ｗo”和“自由”如若拋開國家的基本利益，在理論上便是不切實際的和虛幻的。
二、國際文化貿易的現狀
（一）國際文化貿易的大背景
當今文化滲透文化強權問題較為明顯，持有強勢文化的發達國家對文化貿易開展相對滯后的國家及地區帶來的威脅更為學界所普遍公認。隨著全球化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深入，強勢文化裹攜著異質化的、充斥著西方意識形態的、夾雜著作者的主觀思考和理念涌入發展中國家。這讓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產業創造者們不自覺地產生了文化被入侵的危機感并要改變被入侵國的價值觀念。
在西方強勢文化中，美國的負面影響最為明顯，影響范圍之大涉及明顯身處弱勢地位的國家和地區，同時還包括一些在文化貿易領域發展較好的國家。鑒于這種趨勢愈發明顯，許多國家和地區逐漸認識到“文化例外原則”的重要性。
文化例外原則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襲而制定的一種政策?！拔幕狻边@個詞最早源于上世紀90年代初，在關于關貿總協定的談判中，法國人敏銳地意識到國家和民族文化獨立的重要性，堅決而果斷地提出反對把文化列入一般貿易。①
加拿大是較早在文化例外原則方面對美開展行動的國家，加拿大在此領域里危機感一直很強，擔心本國文化被同化。因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即提出，文化不能視為一般的國際貿易品，要將文化與其他傳統貿易區別開，并制定相應的細則，對文化例外的堅持最終有了積極的結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前身——《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其中規定了涉及 “文化例外”的內容。如免除文化產業產品的關稅，如照相機、磁帶、樂器、攝影器材等等；如果在加拿大的美國公司因為資本的國別限制，不得不將資產出售給加拿大公司，加方要按合理的市場價格收購；加拿大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版權委員會，制訂了相應的繳費制度來解決當加拿大的有線電視臺和廣播公司轉播美國的節目時，加方要支付版權稅。②隨即，墨西哥在1992年加入《美加自由貿易協定》，與美、加兩國一同簽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其間保留了文化例外的原則。之后以此為范本在與智利等拉美國家簽署貿易合作協定時，也都加入類似條款。
文化例外原則的作用雖被廣泛肯定，不過文化貿易的形式依舊在不斷發展更新，因此相應的理論也需不斷調整校正以適應形勢的變化。就在這種挑戰和變化中，我國于本世紀初也加入了世貿組織，當時我國業界人士對其普遍表現出擔憂和恐懼，文化領域更是一片憂慮之聲。但是經歷了這么長時間的努力與改變，之前的擔憂并未成為現實，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經歷住了國際市場的考驗，并在國際文化產業中贏得一席之地，中國文化產業蒸蒸日上，引領者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國際浪潮中乘風破浪。
中國的文化貿易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確經歷著嚴峻的考驗并受到一些負面的影響。但是中國文化貿易在全球的比例經歷了一個由逐漸降低轉為逐漸上升的V型的發展走勢。尤其在電影產業方面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電影的進出口逆差也經歷了由逐步擴大到逐步縮小的發展趨勢。我國的文化貿易經過了一個波動的過程不僅在全局上還是從某個局部中我們都在努力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前進。所幸波動幅度不大，這也使得我們更樂觀，積極地去應對更多的挑戰。在中國入世初始，我們維持了比較高的文化貿易壁壘，對那些最易沖擊我國文化產業的貿易方式以及最缺乏競爭力的文化部門，我們做出的承諾很有限，且大多附帶著一定的條件，這些保護的措施起到了緩沖作用，以備接下來更好地應對更多風險。
在中國，出版單位和影視攝制單位是行政性的文化貿易壁壘主要針對的對象。在自由貿易中，文化領域的壁壘通常來源于監管，對報刊雜志、圖書、電影電視都是從源頭上就開始監控，在體制上設立出版社對其監管，同時利用國有化的媒體、宣傳機構、行業組織共同組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網絡對文化產業進行控制。
（二）中國文化貿易壁壘的實際效果研究
在我國現有的文化管控體制中，依然存在有待改進的方面，如不成體系、管控部門散亂等問題都沒能找到有效的改進辦法。如與文化有關的的部委多達4家（文化部、宣傳部、新聞出版局、國家廣電總局），加之省級以下的文化部門實為繁雜，不利于形成系統、統一部署。同時隨著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傳媒技術的發展，網絡新媒體逐漸取代傳統宣傳方式，博客、微博等為我國監控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由于我國的文化管制主要針對傳統媒體進行，對新媒體的監管并未及時作出可行性的方案和政策管制，新媒體龐大的受眾群也逐漸吞噬取代了傳統媒體，導致文化管制的“盲區”越來越大。新媒體最大的目標受眾群是廣大的青少年，很多不良文化產品對青少年的思想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這也是我們文化管制的主要方向。由于傳統媒體監管方式并不能完全應用到新媒體的管理中，這就難免造成管理上的錯位。
我國文化貿易一度出現內憂外患的處境，這是由于我國的文化貿易壁壘在應對新媒體出現的時候并未及時作出應對措施，監管方式和保護壁壘尚未堅固，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受到外國傳媒集團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侵入，大幅度地滲透到我們的核心陣地—廣播影視、圖書報刊、互聯網、音像這些傳統媒體中，他們切入中國文化市場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措施主要可歸納為前期鋪墊和滲透?？梢?，中國建立的文化貿易壁壘仍然留下來某些缺口，在應對國際市場的競爭中我們不但要做好保護措施更要積極地應對一切可能存在的隱患，及時處理各種問題并作出相對的措施，出臺政策，允許一定的條件下的中外合資與合作。
三、基本結論
由以上分析可見，單純地進行貿易保護或者貿易自由都無法給世界市場中的各國帶來貿易共贏，各國都是以本國最基本的利益作為基本出發點。世界各個經濟體都都是尋求各自利益并不斷調整實現財富的手段，這就使得在一個階段做出的保護措施到下一階段未必能夠同樣適用，需要適時地格局國際環境和所處階段作出調整。沒有長久的保護主義也沒有完全的自由主義，發展中國家為形成穩固的產業基礎制定一些列貿易保護措施對產業中薄弱、落后的環節適當地進行保護，以此促進產業健康，迅速發展。這種保護措施的確保證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文化各領域穩定發展，同時也對發達國家造成了一定的競爭壓力。發達國家也積極應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貿易壁壘，并在缺口中突破，尋找一切可利用機會進行滲透入侵。所以，自由是暫時的，保護是永遠的。貿易自由盡管一直被世界各國倡導，但貿易保護不可能徹底消除。任何國家都無法僅僅用貿易保護的措施去應對國際貿易市場的競爭與挑戰。發達國家也只是其保護的范圍、程度上較小地運用貿易保護的措施。各個國家如今想要在國際市場中健康、快速地發展，就要在機遇與挑戰中及時地做好應對措施，貿易保護主義亦或貿易自由主義都是為應對國際貿易市場競爭所產生的理論基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兼顧國內、國際經濟政治的具體條件實施調整戰略，在國際貿易市場中乘風破浪。（作者單位：遼寧大學廣播影視學院）
注解
①http：///view/6719927.htm
②國際文化貿易中文化保護所面臨的局限性，？張斌，湖北社會科學，2011.3
參考文獻
[1]張斌.當前的國際文化貿易格局之研究，學術論壇，2010（4）
第一，貿易自由主義理論建立在各國經濟發展相對平衡的基礎上，但現實情況是，亞非拉等后進國家在被發達國家壓榨和壓制了幾百年后，相對優勢已經所剩無幾。
第二，貿易不是獨立存在的，它首先與政治緊密相連。國家首先面臨的是生存和自治的問題。貿易自由主義固然有很多好處，但國人必須首先安全的生存下去，完全依賴他國的生產，必然會導致在國家發生危急情況的時候無法自處。
第三，貿易自由主義忽視了財富與財富生產力的關系。德國的經濟學家李斯特曾經說過: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個人也許很窮，但是他如果據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于他所消費的有價值產品，他就會富裕起來。由此可見，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個人如此，對于整個國家來說，更加是如此，而財富的原因就是生產力。
貿易保護主義，是指在對外貿易中實行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國商品在國內市場免受外國商品競爭，并向本國商品提供各種優惠以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的主張和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由來已久，它的支持者認為貿易保護主義有利于保護幼稚工業、促進民族產業的發展、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甚至是維護國家安全以及增強民族自信心。對于正在進行工業化建設的國家，政府的干預和恰當地利用保護手段會非常有助于企業增強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貿易保護主義也存在著無法避免的局限性。對于保護幼稚工業，首先政策制定者無法確定哪些幼稚工業值得保護，即將來一定會有盈利，人們在確定保護項目時往往根據該產業給人的印象有可能是有效益的，但是承擔幼稚工業低效益產品的額外費用卻是普通民眾，保護幼稚工業導致的資源浪費也要全民來負擔。而且，我們通常不了解哪些民族產業是需要保護的，往往是在決策者的振臂一呼下，某些產業就成為了民族產業，必須得到保護。至于保護就業，我們完全可以提出反問，為什么本國具有優勢的產業不能擴大生產，而是把大筆資金投入到不具有優勢的產業，以浪費資源和國民資金來保障其工人的就業。在國內政治中，保護主義總是容易成為某些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
關鍵詞：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廣東；東盟
20101年1月1日，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如期全面建成，這是中國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在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框架下，中國與東盟國家已經簽訂了三個主要協議，即《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協議》、《中國一東盟服務貿易協議》、《中國一東盟投資協議》。根據協議，2010年1月1日，中國與東盟六個老成員(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文萊)間的93％貿易商品關稅降為零，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中國與東盟四個新成員(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則將在2015年實行零關稅。同時根據協議，中國與東盟之間不僅在要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還要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這將進一步深化了中國與東盟經濟關系。隨著自貿區內生產要素流動障礙的減少和消除，自貿區的市場會進一步擴大。這種市場范圍的擴大會促進企業生產的發展，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享受規模經濟的利益。此外，區域內資金、技術、商品的流動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業優化配置要素，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可便利投資者根據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重新安排生產布局，尋找更有效率、更具競爭力的合作伙伴，從而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增強國際競爭力。
一、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自由化對廣東一東盟貨物貿易的影響
《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協議》于2004年11月簽訂、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實施，共有23個條款和3個附件?！敦浳镔Q易協議》規定，除已有降稅安排的早期收獲產品外，其余的全部產品分為正常產品和敏感產品兩大類。在正常產品中，產品又分為一軌產品和二軌產品兩類，區別是二軌產品在取消關稅的時間上可享有一定的靈活性。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在按降稅模式降到5％以下時，可保持不超過5％的關稅，在比一軌正常產品更晚的時間降為零。對中國和東盟六國，應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對東盟四個新成員，應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但是，二軌產品的數目有一定限制，中國和東盟六國的二軌產品不得超過150個六位稅目，東盟新成員二軌產品不得超過250個六位稅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軌商品實現了零關稅，加上2004年已實施降稅的早期收獲產品，至此，中國一東盟之間實現零關稅的商品比重約為93％，基本實現貿易自由化。這對于廣東來說，將產生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一)貿易壁壘的消除會帶來貿易創造效應，一定程度上促進貿易規模擴大自由貿易區除了要求削減關稅外，而且還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關稅壁壘，這樣，雙方的產品和服務能夠比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對方市場，部分原先不可能發生的貿易被創造了出來，產生貿易創造效應。廣東與東盟不同國家在不同結構產品上具有互補性，雙方都從貿易擴張中獲益。
2005年，中國與東盟《貨物貿易協議》開始實施，并啟動降稅進程，這對廣東與東盟的貿易擴大帶來了積極的效應。2005～2008年廣東對東盟出口增速分別為24.9％、26.7％、39.8％和20.3％；同期，進口增速分別為10.0％、16.4％、20.3％和7％。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但2009年前9個月廣東對東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長，進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進口降幅水平。
但是，貿易規模的擴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這次實現零關稅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達到5％或以下(見表2)，在自由貿易區建成后稅率相對降幅也不是特別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貨物貿易規模的提高。二是因為中國和東盟國家各自都規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進口額不超過各自進口總額的10％。中國提出的敏感產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膠、棕櫚油、部分化工品、數字電視、板材和紙制品等；東盟國家則提出了橡膠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紡織品和服裝、鋼材、部分家電、汽車、摩托車等敏感產品。而廣東的出口優勢主要分布于紡織、服裝、機電產品等，這些恰好是屬于東盟劃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廣東刺激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貿易規模的擴大，但長期看，隨著零關稅覆蓋面越來越廣，貿易創造效果也越來越大。
(二)優化出口結構，減少對發達國家的市場依賴廣東與東盟貿易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廣東優化出口結構。目前，廣東出口產品中19.1％依賴美國市場，15.6％依賴歐盟，只有6.1％輸往東盟。由于受到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的干擾，廣東產品常常受到歐美不少國家反傾銷、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貿易壁壘的限制，貿易風險很大。與東盟貿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廣東產品拓展市場空間。雖然短期內東盟難以替代歐盟成為廣東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會提高。同時，東盟國家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有利于廣東的產品規避反傾銷風險。而且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可改變原材料進口地、加工地，減少貿易戰。
(三)廣東在資源類商品、農產品、機電產品方面的貿易逆差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從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廣東與東盟貿易逆差額持續擴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廣東與東盟的貿易逆差累計額達1007.13億美元。從主要貿易國別看，馬來西亞是廣東與東盟貿易中的最大逆差國，累計逆差446.89億美元，占廣東對東盟貿易逆差總額的44.37％，其次是泰國，累計逆差305.88億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賓，累計逆差254.26億美元，占25.25％。廣東與印尼貿易的多數年份是逆差，累計逆差57.09億美元，占5.69％，但2008年與印尼的貿易實現了順差3.36億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資源稟賦差異使得自然資源匱乏的廣東從東盟國家進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膠、石油等資源密集型商品。第二，東盟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上具有競爭優勢，使得廣東的農產品逆差擴大。第三，廣東的加工貿易方式所導致，廣東處于國際產業轉移鏈的下游，即發達國家將部分產業首先轉移到東盟國家，然后再將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轉移到廣東。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將在東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珠三角地區，使廣東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世界性生產基地，由此形成了廣東從東盟逆差方式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再以順差方式出口到美國、歐盟等國家、地區的格局。
廣東正在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對東盟資源型產品和電子元器件產品需求日益增長。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我國降低關稅同樣對東盟各國產生出口刺激作用。未來資源短缺的廣東會進一步擴大對這些國家石油、石化、木材、紙漿等產品的進口。此外，東盟國家也會繼續發揮農產品優勢，如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咖啡、棕櫚油、椰子油、榴蓮等，廣東是進口較多的省份。
二、中國一東盟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廣東——東盟服務貿易的影響
2007年1月，中國和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服務貿易協議》是規范我國與東盟服務貿易市場開放和處理與服務貿易相關問題的法律文件。根據《服務貿易協議》規定，中國在WTO承諾的基礎上，在建筑、環保、運輸、體育和商務服務等5個服務部門的26個分部門，向東盟國家做出了新的市場開放承諾，具體包括進一步開放上述服務領域，允許對方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放寬設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內容。東盟各國也在其WTO承諾基礎上做出了新的開放承諾。《服務貿易協議》的實施會對廣東產生以下影響。
(一)有利于雙方服務部門的互利合作，增強競爭力，擴大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協議》的制度框架下，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市場開放承諾都高于WTO，這有利于進一步拓展雙方服務部門的互利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增強競爭力。目前，廣東與東盟各國都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服務業、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成為必然選擇。根據錢納里等人的研究，當人均收入達到2000美元以上，經濟進入工業化后的穩定增長階段，進入“高額消費階段”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過第二產業，而且第二產業內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逐漸上升，技術先進的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經濟增長出現平穩的趨勢。廣東與東盟老成員之間的人均GDP都超過2000美元，正是服務業大發展的時候，這無疑會給雙方的服務提供者帶來好處，促進服務提供商的合作。廣東與東盟各國的服務貿易也將有望大幅增長。特別是雙方在貨物貿易和其他產業領域的投資不斷增加，必然進一步增大對物流、金融、保險等服務的需求，會給雙方的服務貿易帶來新的機遇。
(二)廣東可能在與東盟的服務貿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關于廣東與東盟在服務貿易上的數據比較難以搜集，但在服務貿易的產業基礎上，東盟大多成員好于廣東，在相互開放市場準入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廣東的服務貿易也存在逆差。根據廣東統計年鑒的數據，2008年，廣東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42.9％(詳見表2)，而根據東盟秘書處的數據，東盟成員中除文萊、老撾和緬甸數據不詳，越南和柬埔寨的數據低于廣東外，東盟其他5個成員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廣東，其中新加坡高達68.2％，居于領先地位；馬來西亞為53.5％，菲律賓為49.2％，印尼44.3％，泰國43.2％。目前，在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尤其是服務外包方面，東盟各國具有較強的競爭力。雖然《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區的服務業比重達到53％，而且廣東政府大力推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廣東的服務業競爭力也將提升，但廣東與東盟的服務業差距難以在短期內消除。
三、中國一東盟投資自由化對廣東一東盟投資關系的影響
在2009年8月15日舉行的第八次中國一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上，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一東盟投資協議》，為中國與東盟各國間相互投資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標志著雙方成功完成了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談判，為2010年建成中國一東盟自由區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锻顿Y協議》是要在中國一東盟之間“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及競爭的投資體制”，促進雙方區域內的相互投資。因此《投資協議》提出了用“投資促進”的方式來實現“投資便利化”。所謂的“投資促進”就是鼓勵中國與東盟組織投資促進活動，比如每年一度在廣西舉行的投資促進活動，以后可能還會在中國和東盟各地增加各類商貿配對活動。《投資協議》還比較明確地規定了“便利化”的具體措施，要求中國和東盟間在四個方面開展投資便利化合作：(1)為各類投資創造必要環境；(2)簡化投資適用和批準的手續；(3)促進包括投資規則、法規、政策和程序的投資信息的；(4)在各個東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資中心，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營業執照和許可發放的支持與咨詢服務。據估計，《投資協議》生效后，中國與東盟的相互投資將有望增長60％?！锻顿Y協議》的實施將對廣東與東盟的相互投資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有利于廣東吸收更多的東盟國家投資及其他國家(地區)資本在改革開放初期，東盟就開始了對廣東投資。根據2009年廣東統計年鑒有關數據，1979～2008年，東盟對廣東的直接投資項目累計4021宗，合同金額129.9億美元，實際投資74.4億美元，實際外資利用率57.4％，占同期對華實際投資額(520億美元)的14.3％，占同期廣東吸收實際外資總額3.48％。盡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東盟對廣東的實際投資額仍增加到7.69億美元，占同期對華實際投資額的13.9％，占當年廣東吸收實際外資額的4.01％(詳見表3)。2009年1～10月，東盟對廣東的直接投資項目92宗，合同金額2.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7.1％；實際投資5.8億美元。目前，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廣東吸收外資的一個重要來源地。
目前東盟十國中，除了老撾之外的九個國家都對廣東進行了投資，但投資額仍然主要來自東盟老成員。2002～2008年，新加坡對廣東實際投資58.19億美元，占東盟對廣東投資總額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萊，占6.32％，馬來西亞占7.79％，泰國占6.91％，印尼占4.62％。
廣東與東盟各國在自然資源和產業結構上各有所長，產業互補合作有較大的空間。東盟新興工業化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子電器、石化、汽車等產業，以及金融、航運等服務業水平較高，積累了比較先進的技術、人才和經驗，具備較強的對外投資能力。廣東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全力建設包括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在內的現代產業體系。此外，廣東還加大電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際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今后幾年上述領域投資將超過1500億美元，涉及200多項重點項目。大量的投資機會將會吸引更多的東盟資本前來投資。而且，廣東經濟發展快、市場廣闊，增加對廣東的投資也為東盟國家的產業轉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契機。
(二)有利于加速廣東企業投資東盟廣東對東盟投資起步晚，但是發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廣東累計在東盟設立企業162家，協議投資額達15.38億美元。其中，112家企業是在2002年后設立的，占廣東對東盟投資企業數的69.1％，涉及協議投資14.7億美元，占廣東省對東盟協議投資總額95.6％。
投資模式上，廣東資本也在進行積極探索。從最初的單一企業對東盟投資開始向設立貿易合作區、集群投資方向發展。2006年，總書記訪問越南時，確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國與越南經貿合作區，廣東省深圳市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參與中越經貿合作區建設資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經貿合作區在北京簽約，規劃占地面積800公頃，總投資約40億美元，是廣東在越南投資的最大項目。深圳一海防經貿合作區，作為中越兩國經貿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載體，將會帶動廣東內企業集群式“走出去”，成為廣東省開拓東盟市場，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臺。
《投資協議》的實施有利于廣東企業到東盟投資。實際上，根據《投資協議》原則和宗旨，東盟國家已經紛紛行動起來，準備迎接廣東的資本。如泰國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啟用為投資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資服務聯絡中心，中心由20多個政府重要部門組成，將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信息與指導，并方便快捷地與政府各部門聯絡。2009年11月，當書記訪問泰國時，泰國工業部長參差明確希望廣東投資者成為該中心首批服務的外國投資者。此外，新加坡、菲律賓也建有類似的投資便利機構。
四、推進廣東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的對策建議
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的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也是東盟的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它的建成將會給雙方帶來極大的期待，機遇與挑戰并存。廣東作為我國的開放前沿陣地，應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中有所作為，積極推進與東盟的經貿關系，實現互利共贏。
(一)扶持優勢產業，提升“廣貨”在東南亞市場形象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自由化后，為廣東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提供了更好的機遇。一方面，廣東要扶持和擴大既有優勢產品的出口，如紡織服裝、鞋類、陶瓷、燈具、鼓勵機電產品等。另一方面，要培育具有發展潛力和較高的技術含量的產業和產品，在更高層次上推動出口結構升級和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擴大“廣貨”在東盟市場占有率的同時，廣東省政府相關部門還應該引導企業樹立“廣貨”在東南亞市場的形象。相對于歐美日、韓國等大型跨國公司的產品，中國產品在東南亞市場被認為是低質量的象征。中國摩托車被越南人形容為“過不了兩坑水”而退縮山區農村市場。隨著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資本進入東盟新四國市場，這些國家對產品的認同觀也在發生著改變，廣東企業在開辟這些新興市場的時候不能輕視，無序競爭，不能繼續以原有的低價低質的營銷模式，要重視產品質量，要樹立好“形象”。
1990-2007年，全球實際貿易額的增速平均為GDP增速的2倍;但從2009年開始，全球貿易額增速急劇放緩;到2011年，其增速與GDP持平。
勞倫斯?薩默斯提出的“長期性經濟停滯”理論對于理解全球貿易增速放緩十分重要。該理論認為，儲蓄過多、投資過少是拖累發達經濟體增長的主要因素。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儲蓄和投資之間的關系難以平衡，投資低迷成為定局。
投資低迷影響了貿易走低，并且貿易疲軟又影響了跨國投資的不景氣。貿易約有80%是商品交易，亟需投資支撐。2010年-2014年，發達國家的私人投資同比增長為2.1%，遠低于經濟危機前的3.3%水平。隨著投資放緩，發達國家進口減少，影響了新興市場的出口放緩，進一步導致了新興市場投資的減少。過去兩年中，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投資占GDP比例經歷了嚴重下跌。由此，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不可避免地受投資影響陷入到衰退的陰霾中。
支持自由貿易協定推動貿易增長，世界能夠創造大量的投資機會，逆轉經濟下滑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的出現正是時候。這些大型區域協議將創造新的商機，提升私人領域的投資。同時，隨著貿易的擴大，投資機會還有可能在區域內擴散。因此，貿易自由化將是解決目前經濟增長困境的方案之一。
南南合作國家需統一合作理念認知
德國發展研究中心《南南合作的全球推動力及其不確定性》（4月11日）
2016年3月，印度成功舉行了第二次南南合作全球會議，標志著南南合作已經成為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是南南合作仍存在不確定性。各國在對南南合作理念與定義的解讀以及如何采取集體行動方面仍存在較大分歧。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選擇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資金的方式促進其發展;但印度與其他國家政府則更傾向于更加綜合性的手段，例如技術轉讓、開放貿易、采取和平行動以及向私人領域提供貸款等。拉丁美洲國家傾向于制定統一的行動框架合作，亞洲國家卻認為合作的形式應該趨于多樣化。
只有南方國家達成了對南南合作理念、目的和定義一致的認識，南南合作才能切實為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社交媒體成為美國大選利器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臉書上跟蹤大選情況》（4月13日）
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大選的政治資助將達到114億美元，其中流向數字媒體的為10億美元，約是2008年的50倍。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個人營銷、爭取選民的方式最早始于奧巴馬。2007年和2012年，奧巴馬成功通過推特、臉書與選民互動對話，爭取到“千禧一代”或少數民族等難以觸及的選民的支持。自那以后，社交媒體在大選中成為爭取目標群體和中間投票人的有效工具。
2016年大選中，幾乎所有候選人都注重利用社交媒體與選民溝通，彰顯其個性和主張。研究者們收集了2016年2月28日以來臉書上兩黨排名前三的候選人與選民的互動數據，試圖分析候選人通過社交媒體與公眾互動的方式及其對大選成敗的影響。
研究發現，候選人發帖量與帖子的點贊、轉載和評論數量并沒有太大關聯。其次，帖子的形式有照片、視頻、狀態、鏈接，但形式的多樣化未必能吸引更多的選民。對于更新選舉狀態的帖子，選民喜歡點贊或留言評論;對照片和視頻，選民喜歡分享。分析顯示，特朗普在臉書上與選民互動的活躍度（包括互動人數以及點贊、分享和評論的數量）3倍于希拉里和桑德斯，5倍于黨內競爭對手克魯茲。而在內部，希拉里和桑德斯在臉書與選民互動的活躍度相當。
相較于選民無法與電視競選辯論賽中的候選人溝通，在社交媒體平臺上，選民可以同時與多位不同黨派的候選人交流討論關注的議題和帖子。
社交媒體已成為政治家與公眾溝通的新途徑，人們在平臺上與候選人就具體議題進行政治討論。關注社交媒體在總統競選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幫助我們理解政治全局的動態變化。
這只是經濟復蘇的開始
徐高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今年在1季度末開始了復蘇進程。3月投資增長進一步加快，帶動工業生產明顯加速，制造業景氣明顯回升。地產與基建投資繼續成為復蘇的引擎。
盡管各方對高庫存壓力下的地產行業一直心存疑慮，對地產投資前景持謹慎態度，但今年1季度的地產銷售、新開工、投資數據均表現出了類似于前幾輪地產周期那樣的強勁復蘇勢頭。地產投資前景看起來愈發樂觀。而考慮到政策對基建投資的扶持作用剛開始顯現，基建投資前景看好。今年1季度出口雖然不理想，但從歷史經驗來看，人民幣匯率近期的貶值將對出口有明顯帶動作用。
將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看，中國經濟剛剛進入復蘇的早期，2季度復蘇勢頭將會更加強勁。
在這一過程中，資金將繼續脫虛入實，從而給包括股市和債市在內的資本市場帶來壓力。（4月17日）
非典型經濟周期
彭文生 中信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投資加速、信貸大幅擴張預示著新一輪經濟周期已經啟動。到底該如何理解本輪經濟周期呢？本輪周期與以往的周期有何異同？背后的驅動因素是什么？未來會如何演變，需要警惕哪些風險？
一、房地產和基建雙發驅動宏觀經濟企穩，背后則是金融部門信貸擴張的大力支持。信貸大幅擴張主要受益于宏觀審慎監管放松和債務重組。
二、與傳統的經濟周期不同，當前的經濟回暖發生在金融周期下半場。
三、在金融周期還處在下半場調整的早期階段。展望未來，有幾個可能的因素誘發政策緊縮，包括擔心泡沫過度膨脹和通脹風險。在結構日益失衡、信用風險加大、債務調整壓力大的背景下，政策緊縮將對經濟產生較大的負面沖擊。
四、金融周期下半場的理想的宏觀政策組合是“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2014-2015年基本是這樣的路徑。
五、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需要優化宏觀政策組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宏觀政策應回歸“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尤其應避免通過宏觀審慎監管放松來刺激信貸擴張。
宏觀審慎監管是穩定金融系統的工具，不應成為逆經濟周期的調節工具。結構性政策方面應推進財稅等體制改革，降低貧富分化，提升消費率;同時應大力促進生育率回升，提高少兒撫養比，中短期增加需求，長期提升供給。（4月20日）
債轉股應與供給側改革相適應
沈建光 瑞穗證皇紫經濟學家
近日有關中國即將推行債轉股的話題引發不少熱議。
其實，債轉股并非新鮮話題，早在17年前，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國有企業面臨虧損和銀行信貸不良資產增加，政府便通過債轉股方式化解銀行債務危機，即將國家開發銀行和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一部分貸款剝離給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將銀行對企業的債權轉為公司對企業的股權。其中，國家開發銀行的一部分貸款直接轉為對企業的股權。
2013年1月，青島市委、市政府規劃布局西海岸經濟新區，將保稅港區行政管轄范圍擴大至65.73平方公里，實現了由單純政策功能區向綜合經濟區的跨越轉型，特殊功能政策的輻射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
經過20年時間的建設發展，青島保稅港區的管理水平國際接軌，經濟質量不斷提升，帶動作用持續放大，已由昔日的鹽堿荒灘演變成輻射環勃海、服務沿黃流域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外向型經濟新區，成為山東省投資強度最密集的區域。累計吸引40多個國家和地區5000多家企業投資興業，世界500強企業38家，被海關總署譽為“全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發展的一面旗幟”，為向自由貿易港區方向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青島保稅港區于2008年經國務院批準設立，是全國唯一一家按照“功能整合、政策疊加”要求，以現有的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整合鄰近港口轉型升級形成的保稅港區，規劃面積9.72平方公里。
保稅港區的成功獲批來之不易，回顧保稅港區的發展歷程，可以從中一窺青島保稅港區在理論和實踐上，厲兵秣馬、創新發展的奮斗軌跡。
位卑未敢忘憂國
1992年11月19日，青島保稅區獲批設立，規劃面積2.5平方公里。創辦初期，青島保稅區建設投資熱情高漲，但后期受體制機制等因素影響，從1995年開始，逐步走上了發展的慢車道。到1999年底，已設立7年的青島保稅區各項經濟指標落到全國15個保稅區末位，被稱為荒廢了土地、荒廢了功能、荒廢了政策的“三荒區”，社會也戲稱“保稅區內長青草，牛羊吃得飽，廠房蓋半邊，企業往外跑”，面臨被國家取締摘牌的尷尬境地。
1999年底青島市委、市政府做出重大決定：保稅區實行新的管理體制，獨立運作。面對七年徘徊停滯的土地，擺在保稅區管委會面前的是一條從零開始的歷程，一條荊棘密布卻又必須前行的路。青島保稅區率先理順體制、理順關系、理順思路、理順情緒，確定“一年打基礎、樹形象，二年有突破，三年跨入全國先進保稅區行列”的工作目標，自力更生，開拓奮進，用汗水、淚水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拉開了激情創業的序幕。
2001年，中國加入WT0，改革開放的進程開始迎接世界的腳步。這一年，青島保稅區也經歷涅槃重獲新生，主要經濟指標和綜合實力跨入全國保稅區第六位、第五位。
面對國際口岸尤其是東北亞國家和地區口岸問的激烈競爭和由于政策功能不到位而導致的我國口岸巨大利益年復一年的流失，青島保稅區，一個面積只有2.5平方公里“彈丸之地”的特殊區域，在國家有關開放政策有著諸多空白和有待完善的情況下，不等不靠，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艱難而又充滿風險的探索之路、創新之路，帶頭沖擊“自由港區”理論的敏感地帶。一個關于自由貿易港的夢想正在悄然覺醒。
2000年初，青島保稅區在全國保稅區中率先提出“保稅區向自由貿易港區轉型”的建議，作為課題的發起者和推動者，青島保稅區在長達8年的時間里，進行了大量艱苦繁重的準備工作和卓有成效的實踐與探索，轉型的步伐鏗鏘有力。在全國保稅區中第一個設立了“區港聯動”辦公室，集中研究世界各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的成功經驗，著重進行“區港一體化”的探索和功能開發，開創了國內保稅區“區港對接”工作的先河，由此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2001年4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設立應急課題，對保稅區管理體制與管理機制進行了專題理論研究。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以青島保稅區為案例進行《保稅區功能轉型研究》，探討向自由貿易港區過渡和試點的方案。
從保稅區到自由貿易港，一個新的夢想藍圖，在青島保稅區人的視野里漸漸清晰。2003年，夢想的征程又向前邁進一大步，這一年，《青島保稅區向自由貿易港區功能轉型試點方案》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制完成，同年底“中國保稅區管理與發展研討會暨工作會議”在青島保稅港區召開。
會議明確中國保稅區向自由貿易港區轉型的發展方向，確立了“三步走”的路徑：實施區港聯動一建設保稅港區一向自由貿易港轉型。
三步走的國家戰略，恰恰正是青島保稅區人一直醞釀在心中的藍圖。
與此同時，青島保稅區把發展港口物流項目作為工作重點，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2003年12月10日，總投資超過5億美元，集保稅功能和碼頭港口服務功能于一體的“青島保稅物流園區與前灣招商國際碼頭”項目的隆重奠基，標志著青島保稅區“區港聯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向自由貿易港區轉型邁出了關鍵性的第一步。
事實證明，這一根據青島西海岸口岸實際情況選擇的突破口，不僅成為青島“自由港區”建設的啟動點，也為后來的以整合前灣港區資源為主要方式的“青島保稅港區”的規劃申報，做了有力的基礎準備。
試點“區港聯動”
“區港聯動”事關山東、青島發展大局，青島保稅區積極做好“區港聯動”試點申請工作。
2004年4月，國家首個“區港聯動”試點——上海保稅物流園區封關運行。6月4日，國務院聯合調研考察組對青島“區港聯動”試點準備工作進行實地考察評估。8月16日，國務院進一步擴大“區港聯動”試點范圍，青島保稅區憑借理論優勢成為全國第二個“區港聯動”試點區域。
作為實施“區港聯動”的有效載體，“保稅物流園區”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一新的探索性的園區，擁有國際中轉、國際配送、國際采購和國際轉口貿易四大功能，成為繼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之后，中國對外開放度最大的政策特區。
2005年3月29日，海關總署正式批準《青島“區港聯動”試點方案》。至此，青島保稅區“區港聯動”工作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2005年8月，青島區港聯動試點項目——青島招商局國際集裝箱碼頭工程項目，獲國家發改委批準并全面開工建設；11月11日，面積1平方公里的青島保稅物流園區正式通過海關總署等八部委聯合驗收，開始封關運營，青島口岸“區港聯動”由此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青島模式”的創新與示范
就在“區港聯動”試點加快推進之際，自2005年起，國內以“保稅港區”的形式，展開了“自由港區”規劃、申報、建設的新一輪角逐。
2005年6月，上海洋山保稅港區首先獲批，標志著在經過青島保稅區四年多探索論證后，中國保稅港區正式由理論走向實踐。
青島保稅港區的申辦之路并不平坦。2006年，青島保稅港區請示件上報國務院，由于規劃面積過大、缺乏國家戰略支持、國家土地政策調整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與本輪獲批失之交臂。2007年，青島保稅區人帶著遺憾、心懷不甘地踏上了新的申辦之路。青島保稅區重新調整思路，不失時機地奔走、協調，成功地使國家各部委接受了“與日韓港口競爭的嚴峻現實迫切需要給最具條件的青島港以相應政策支持”這一戰略訴求。至此，青島申辦保稅港區之路終于豁然開朗。
2008年，青島保稅區準確把握我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發展方向以及保稅區改革脈搏，審時度勢，提出了走“功能整合、政策疊加”的道路，并立即得到海關總署及各部委的一致認可。海關總署提出：保稅區的轉型發展對全面推進區域整合工作意義重大，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全國保稅區已形成共識，對條件成熟的保稅區可以按照整合的方式轉型升級為保稅港區或綜合保稅區。
青島最終找到了一條真正符合自身實際和科學發展要求的保稅港區建設之路，形成了特有的保稅港區建設的“青島模式”——將現有的青島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整合鄰近港口轉型升級為保稅港區，再次走在了全國保稅區的前列。
守得云開見月明
2008年5月19日，青島保稅港區請示件上報省政府。8月21日，海關總署正式將青島保稅港區審批文件上報國務院，歷時94天完成了國家11個部委征求意見和會簽兩輪關鍵程序，創造了全國保稅港區申辦工作的“青島速度”。
9月7日，國務院正式下發了《關于同意設立青島前灣保稅港區的批復》，批準設立青島前灣保稅港區，總體規劃面積9.72平方公里。青島保稅區再一次站到了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為青島乃至山東的對外開放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青島保稅港區的獲批，標志著青島在擴大開放、擁灣發展、建設現代化國際城市方面搶占了政策的制高點，在環渤海經濟圈“大（連）青（島）天（津）”支撐發展的格局中贏得了先行先試的開放優勢。
從保稅區到保稅港區，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而三步走的戰略也從此邁出了堅實的第二步。
挺進“自由貿易港區”
2011年，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戰略正式實施，作為中國海洋資源最豐富的區域之一，青島保稅港區探索建立海洋經濟對外開放新模式、促進海陸統籌區域一體化發展，推動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黃河三角洲開發建設、打造環渤海經濟圈對外開放統一平臺。
青島保稅港區開始向建成國際一流自由貿易港區轉變。
封關運營實現新跨越。青島保稅港區積極優化封關區域通關環境，加快產業升級步伐，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優惠、進出境手續便捷、貿易管制寬松等功能政策優勢，努力打造藍色經濟區核心政策功能區。2012年，青島保稅港區二期封關區域正式開關運營，運營面積位列全國前三。集裝箱、雜貨泊位全部享受保稅港區政策，南港區、北港區的互聯互通終于實現，推動青島港由“單一裝卸港”向“復合增值港”轉型。封關運營以來，港口貨物吞吐量大幅增長，通關時間大幅縮短，單個集裝箱物流成本下降50%左右，有效吸引3000多家國內外高端物流商開展業務。2012年，實現生產總值110億元，外貿進出口96億元，完成各項稅收51億元，單位面積產出率位居全國同類園區前列。
著力開放帶動。發揮特殊區域窗口示范作用，輻射帶動腹地經濟協調發展，青島保稅港區創新實施區區聯動，通過園區啟動、項目帶動、信息互動、產業拉動等方式，積極搭建山東乃至沿黃流域內外聯動、互利共贏的開放型經濟平臺。在全國率先提出構建以保稅港區為龍頭，保稅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區為樞紐，保稅倉庫、監管倉庫為網點的保稅物流網絡體系，發展保稅監管和加工貿易優化整合的保稅經濟，被海關總署譽為“山東模式”。近年來，先后為周邊及山東中西部聯動區域引薦項目投資總額超過20億元，與周邊地市建立了緊密程度不同、形式多樣的協作關系。分別與濰坊、德州、臨沂及青島市內的膠州、平度等地合作建設保稅港區功能區，實現開放園區與內陸腹地的資源共享、政策聯動、雙贏發展。同時，青島保稅港區與省內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和多數港口建立了緊密程度不同、形式多樣的協作關系，引導內陸腹地近千家企業利用“屬地報關、口岸放行”政策開展業務，打造與青島港口業務關聯的“無水港”和“旱碼頭”，構筑港港聯動的發展格局，促進港口資源的優化配置。
“四個中心”引領新飛躍。建設東北亞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集中建設一批國際貿易功能性項目和功能性平臺，重點強化貿易總部營運與控制功能，形成區域性貿易訂單中心、品牌營銷中心、采購分銷中心、轉口貿易中心。建設東北亞重要的國際物流中心，推動傳統物流企業轉型升級，大力拓展高附加值物流服務，構建信息化、國際化、現代化的物流鏈網體系。建設東北亞重要的臨港國際航運服務中心，重點發展船舶交易、船舶檢驗及注冊登記、航運保險金融等高附加值航運服務產業，形成臨港國際航運服務集聚區。建設大宗原材料國際交易定價中心，積極發展期貨和遠期現貨交易，建成全國最大的棉花、礦權交易市場，發展成為橡膠、棉花、黃金等大宗商品國際交易和定價中心，推進農產品、塑料、建材、燃料油、鐵礦砂、紙漿等市場建設，成為國內各專業領域重要交易市場。
打造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新坐標。做足藍色經濟這篇文章，成為青島保稅港區謀求科學發展的最迫切愿望之一。
當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大多由外商投資所主導，2009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項下的貿易順差高達2228億美元，相當于當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順差的1.1倍，2010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以加工貿易方式進出口9707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的83.9%，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了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我國加工貿易的主導力量，形成對加工貿易的實際控制。事實上，外資主導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面臨諸多隱憂，這些隱憂正逐漸成為加工貿易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和制約。
隱憂一：豐產不豐收
雖然從數據上看，我國外貿順差基本來自于加工貿易，但正如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所形容的中國加工制造業是“豐收的貧困”，也就是說，中國加工貿易巨額順差卻沒有帶來豐厚的利潤，處于“貧困化增長”狀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態，原因是：第一，主要是因為當前我國加工貿易從事主體是外商投資企業，其在中國所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出口值算在中國頭上，而創造的利潤卻歸外商所有，中國的實際收益微乎其微。數據顯示，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6003.1億美元，占全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53.8%。同時，加工貿易主要是外資企業順差，如從2000年開始到2009年，外資企業占加工貿易順差比重從64%提升到84%。因此，巨額順差計在中國頭上，而實惠卻由西方發達國家所獲。
第二，內資企業絕大多數都是為外商做代工，為爭取訂單大打“價格戰”。加工貿易企業對外簽訂加工貿易合同的目的就是通過加工使進口料件增值，從中賺取加工費，因此加工增值含量的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利潤狀況。尤其在當前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漲價的情況下，大多加工貿易企業僅僅在微利狀態下運轉，陷入了豐產不豐收的狀態，據統計，目前代工企業的毛利潤率一般在5%左右。據權威市場調查機構iSupply的報告顯示，“一款售價499美元的iPad，其平均成本為260美元左右。其中蘋果開發的A4處理芯片每個26.8美元，16G的存儲芯片為29.5美元。最貴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觸摸顯示屏，由韓國LG公司制造，每個95美元。其中與中國有關的，僅僅是每臺11.2美元的組裝費?！庇纱宋覀兛梢钥闯觯词故谴ぞ揞^臺資企業富士康也不過如此，更別說國內眾多的中小加工企業了。
第三，加工貿易出口退稅政策使很多企業即使虧損也要生產。目前我國為了鼓勵出口，對加工貿易生產實行出口退稅政策，這使得加工貿易企業有了降價的資本，很多企業一再壓低加工費，甚至靠出口退稅過日子，而把真正的利潤讓給了外商，也就是說，我們用中國人的錢補貼了外國人的腰包。
隱憂二：轉型升級步履維艱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內涵，其一是指加工貿易主體由以外資企業為主向以本土企業為主的轉型，其二是指由勞動密集型行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轉型，其三是指向最關鍵的上游技術研發和下游銷售渠道轉型升級。這是因為只有更多的本土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配套、加工、生產，才能提高加工貿易的國內采購，延長加工貿易的產業鏈，將更多的利潤留在中國，只有本土企業從事更多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制造，才能提高加工貿易產品的附加值，只有本土企業具有了自主品牌和研發基地，在市場上才能夠取得主動權和競爭優勢。
目前，雖然我國加工貿易結構優化升級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但這種轉型升級依然表現出一定的微弱性和不確定性，外商投資企業依然是我國加工貿易的主導力量，并控制著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貿易，主要從事來料加工貿易，收取加工費，在研發和市場銷售兩大環節上，嚴重依賴跨國公司，在進料加工中，僅有8%的貿易額是由內資企業控制。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外資是從事加工貿易的主體，外資主要是利用我們低廉的勞動力資源來進行勞動密集型生產謀取利潤，并不把供貨渠道、技術開發、產品營銷等經營環節帶到我國，而是牢牢把握在跨國公司內部。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大多是在為洋品牌做貼牌生產，無須進行研發，也沒有自己的品牌和銷售渠道，產品銷售完全依賴外資企業，因此轉型又談何容易？
另外，國內加工貿易企業走的是以“多快好省”為主要手段的代工之路，這種模式雖然可以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但也存在利潤過低、易受外部變化影響、抗風險能力弱等缺陷。而自主研發和創立品牌是需要大量時間、資金、人才和技術支持的“慢工出細活”之路，在當前加工企業極低的利潤率之下，要想迅速轉型首當其沖的遇到了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的瓶頸。因而中小型內資加工企業無力轉型，即使是一些有能力進行研發和市場銷售的大企業也由于對成本和風險的考慮而不愿轉型，畢竟“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銅”。以上諸多現實原因導致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步履維艱。
隱憂三：環境成本外部化與能源消耗
發展加工貿易之初，為解決我國技術、資本極度缺乏的狀況，國家制定了包括低價使用土地、水、電力等資源的一系列針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其價格并未反映由于使用環境資源而造成環境資源減少的環境成本。一些外資正是基于我國的環境偏好低，環境標準相對寬松等方面考慮，傾向于選擇勞動密集度高、技術含量較低、占用土地多、能耗物耗高、環境污染重等產業轉移至我國。據統計，近年來我國外商投資的生產企業中屬污染型的占30%左右，在污染型企業中嚴重污染企業占40%以上。中國加工貿易發展中，存在著“產品出口了、污染留國內”的問題。2008年2月，原國家環?？偩志凸剂说谝慌案呶廴?、高環境風險”產品名錄，共涉及6個行業的141種“雙高”產品。
環境保護部公布的《2010年全國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2010年，四大海區中，東海近岸海域海水為重度污染。9個重要海灣中，渤海灣、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為重度污染。全國酸雨集中分布于長江以南的浙江、福建、及長江、珠江三角洲等加工貿易發達地區。另外，加工貿易重點聚集地區環境污染狀況堪憂。我國加工貿易最為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廣東省98%的加工貿易業務集中在這里，其環境污染尤為突出。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珠三角佛山、深圳、東莞、廣州和中山五市工業污染源占全省比例為65.2%?！稄V東省海洋環境質量公報》自2001年起已經連續7年將該地區列為“嚴重污染區域”。
工業在中國所有產業中能源消耗總量和能源消耗強度均為最高，其中又以制造業為高。2006-2009年，外商在華直接投資3202億美元，其中55.5%投向了制造業。2010年，我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機電產品5906億美元，增長26.6%，占同期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79.8%。另外，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服裝及衣著附件，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鞋類，家具，玩具和箱包等6大類商品637.2億美元，增長12.7%。這里面都包含著大量能源消耗，可以這樣說，隨著大量“中國制造”走向世界，中國等于是直接或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這種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環境污染，沒有全部或者沒有計入商品價格中通過市場來補償，而是大量地被外部化，透支了未來的發展空間。
隱憂四：國際分工中固化在全球產業鏈底端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形勢下，跨國公司往往是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及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入我國，導致我國加工貿易企業被置于全球產業鏈的底端，根據隆國強的研究，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加工貿易企業仍然從事著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加工貿易的增值率一直在50%上下徘徊。而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的發展非但對我國其他企業和地區的輻射作用不大，很難帶動我國相關工業的發展及實現產業結構的改善和升級，反而使國內的粗放型經濟模式有進一步固化的危險，使我國的工業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產業結構嚴重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樣的經濟發展路徑下，即使已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無非是“世界加工廠”而已，整體經濟被固化在全球產業鏈的底端。
另外，自1992年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下，各地政府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投資項目是否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很少予以考慮，乃至出現了“引進、過時，再引進、再過時”的現象，而即便外資帶來了先進技術，其關鍵技術也是由外商牢牢掌控，嚴格保密，很少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上，導致了今天“市場讓出去了，技術卻沒有換來”的尷尬局面，同時也阻礙技術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步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39個工業行業中，“三資”企業在19個行業的銷售額超過30%以上，超過了20%的國際警戒線，影響我國的獨立經濟決策，威脅我國的產業安全，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在當今國際分工主導權被跨國公司掌握的情況下，我國不過是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條上的“打工者”，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在國際分工中優化的影響力大打折扣，增加了我國擺脫在國際分工中被低端“鎖定”和被困低附加值陷阱的難度。
隱憂五 ：加劇貿易摩擦和爭端
以外資為主導的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發展，在給中國帶來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使中國出口資源和環境受到污染，甚至威脅人民健康，這也給一些國家采取反傾銷等貿易壁壘政策提供了借口。從1995年-2009年，在世界遭受反傾銷調查的國家和國家集團排行榜上,中國已經連續15年名列第一。商務部的《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2011》顯示，2010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受6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金額約71.4億美元，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已經從單一產品向某一產業領域乃至整個產業鏈延伸。2010年全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337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調查總數及涉華案件總數均達歷史新高。
貿易摩擦的根源在于雙邊貿易不平衡，而我國的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據統計局公報顯示，我國2010年全年貨物出口15779億美元，貨物進口13948億美元，順差1831億美元。全年一般貿易存在逆差，而加工貿易出口7403億美元，進口4174億美元，順差3229億美元，比全國外貿順差高出1398億美元。由此可見，目前我國雙邊貿易不平衡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的大額順差，但由于外資企業是加工貿易的最大經營主體，外資才是順差的主要獲利者，我國實際僅賺取了少量加工費。所以，加工貿易的迅速增長，實際上已成為導致我國遭受國際貿易摩擦的潛在誘因。
盡管外資主導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面臨以上隱憂，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而是應該謀求突破困境之良策。針對以上隱憂，筆者以為我們應在以下方面下工夫：鼓勵和扶持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進料加工貿易，延長加工貿易產業鏈，改變當前以外資為主導的格局；改善加工貿易的收益現狀，鼓勵具有足夠實力的國內企業進行核心技術自主研發、自創品牌、開拓國外市場，占據微笑曲線高增值的兩端，鼓勵沒有相應實力的企業為有實力的國內企業進行配套、貼牌加工，即為國內品牌企業代工生產，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如能抱團打天下，共謀發展，將會創造巨大的利潤空間，將利潤留在國內，使肥水不流外人田；鼓勵國內企業通過國際合作，打造具有競爭實力的中國跨國公司；建立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嚴格界定外資準入的行業及規模，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加工貿易的發展，適當抑制加工貿易順差，了解WTO規則和貿易投資壁壘的相關知識，增強維權意識，建立應對貿易摩擦和爭端的有效機制。
參考文獻：
[1] 鄭曉舟.蘋果與“偉大”漸行漸遠[N].上海證券報,2010-05-28.
[2] 唐濤等.加工貿易實務[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今年全國“兩會”以來,收入分配不公的話題成為各方熱議的一大焦點,專家獻計獻策,有關部門也陸續配合出臺諸如上調最低收入工資標準等相關政策,并有消息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臺。
要改變扭曲的收入分配現狀,無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臺的相關政策而言,基本都圍繞職工工資做文章,這是遠遠不夠的。工資問題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個微小方面,學術一點說,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體現。
工資問題是市場層面的問題。首先,政府明令漲工資無疑有干預市場之嫌;再者,漲工資不是說漲就能漲的。
我們看看哪些人能在“漲工資”的一紙令下享受到實惠。公務員可以漲、事業單位員工可以漲、國企員工可以漲,概括說,就是處于壟斷性質單位的員工可以漲。
但是,一般的民營企業則不然。正常市場環境下,員工收入與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經營效益不錯的企業,有給員工加薪的可能。但總體而言,當下的不少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可謂是負重前行。稅負本就很重,再強行讓他們漲工資,就太強人所難了。如若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背負的重壓得不到緩解,給員工漲工資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對這些中小企業的員工而言,收入“倍增”就只能是“被增”。
簡單操作,容易引發惡劣后果。要求漲工資的結果只能是:工資差距越來越大,導致更大的不公。
漲工資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說,它只是很小的一塊。說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卻將矛頭指向“漲工資”,這種做法有偷換概念之嫌,其掩蓋了真實的社會矛盾,也掩蓋了政府不作為。拿漲工資說事,將社會矛盾轉化為員工與雇主之間的勞資矛盾,規避了問題的實質。
我們不可被這樣的言論遮住眼。我們希望通過理清紛紛擾擾的現象,探求到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并邀請專家支招,探討解決之道,這是我們做本期選題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綜合性問題,涉及多個層面。因而,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進行綜合性改革。
要調整收入分配不公,當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抓主要矛盾、從根本入手,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否則,做表面文章,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很可能轉移了矛盾,貽誤了改革良機,致使問題越積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越發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