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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型的歷史和現實依據
從1788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28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仡欉@些危機，盡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機的表現形式，但本質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就是：經濟危機的基礎都是生產過剩；金融危機往往是產業危機的先導；都伴隨著經濟活動的極度投機；多數危機在自然狀態下總是首先發生于那些對世界經濟具有支配地位國家中的那些對國民經濟具有絕對影響力的行業或部門；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危機的形態也在發生轉化。
19世紀之前，由于英國主導著世界經濟，所以絕大多數危機首先發生于英國。20世紀美國主導了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轉到了美國。19世紀20年代之前，英國的主導產業是毛紡織業，生產過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現在這個行業，經濟危機發生后，這個行業往往是重災區。20年代之后，棉紡織業取代毛紡織業上升為主導產業。整個19世紀上半葉，紡織工業（包括與它有直接聯系的部門）較之其他所有工業部門有絕對優勢，所以這個行業始終是那個時代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它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對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19世紀下半葉，大機器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發展，極大地刺激了礦產開采、金屬冶煉和機器制造工業的發展，使這些行業逐漸上升為可以與紡織工業并列的主導產業，并在19世紀末最終取代紡織業，成為占絕對優勢的產業。于是，這個行業成了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同時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進入20世紀以來，這些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的行業或產業，在二戰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機械制造、煤炭等行業;二戰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轉向汽車制造、造船、發電、石油、化工、電器等行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轉向房地產業、金融業、IT產業等行業。隨著這種轉移，生產過剩危機的發源地也隨之轉移到相應的行業或產業?？偟目磥恚?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危機史表明，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時，盡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機和數量不等的銀行倒閉事件，但總的說來危機還是最突出地表現在產業領域，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是最主要的現象，而金融危機僅僅是伴隨現象，帶有附加性質。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逐漸與產業危機融合起來，使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原來突出地表現為產業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90年代以來，世界接連發生了多次金融危機：1990年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引起金融危機，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以來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金融危機。從2000年4月開始，以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為起點，美國主要資本市場的股票指數出現狂瀉，金融風暴席卷了美國金融業。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一路演變成世界金融風暴和全面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給美國金融系統帶來了百年一遇的沖擊，造成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滅，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資救助花旗銀行……，等等。在這些危機中，除了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屬于單純的貨幣危機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產業危機基礎上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盡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發生機制、伴隨現象、本質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產業擴張與信用膨脹相互推動，在一些成長性較強的行業（例如房地產、新技術產業）形成投機熱，并推動其極度泡沫化。（2)信用經濟畸形發展，造成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失衡。（3)生產過剩是危機的起點，生產過剩危機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過來推動生產過剩危機走向深入，并使整個危機突出地表現為金融危機。（4)主周期的長度逐漸向古典周期回歸，同期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傊?，這些新現象的出現，給世界經濟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一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轉型。
二、轉型的原因及轉型后的基本特征
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屬于信用危機的類型之一，它是由信用關系中斷引起的強制性恢復。由于金融業建立的基礎是信用關系，當一個國家的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核心的時候，一旦這個領域發生信用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發生了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的金融危機，說明這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此相適應的信用關系也已經相當發達。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周期性金融危機，這種情況表明，金融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核心，信用關系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之_。
信用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滲透和發展，使交易關系逐漸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經濟活動的交易媒介以貨幣為主逐漸轉化為以信用關系為主，這種變化意味著商品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信用經濟時代。在這個時代，信用關系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支配地位。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把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作為社會生產的三個具有特征的經濟運動形式而互相對立起來。”馬克思雖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種經濟形式對等并列，他指出能夠和自然經濟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經濟，但認為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并且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倍庞媒洕鷦t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
商品經濟在它幾千年的發展中，如果從交換方式的發展來劃分，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物物交換階段、貨幣經濟階段和信用經濟階段。在物物交換階段，產品所有者之間的勞動交換關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進行，這種交換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給自足的局限，擴大了生產的社會性，但它無法解決交換次數難以確定和交換目標難以實現的矛盾。貨幣經濟階段的到來克服了物物交換階段遇到的困難，拓展了社會分工和交換關系，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貨幣而又需要交換時無法交換的矛盾。隨著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個矛盾得到了解決。信用是商品交換中的延期付款或貨幣借貸，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面運動，體現著交易雙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為，無不體現著信用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也同樣滲透到了世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國際信貸、國際匯兌、國際債券、國際商業信用、國際銀行信用、國際消費信用等等，總而言之，從民族國家發展起來的信用關系，正在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而向世界擴散，它使貨幣經濟讓位于信用經濟，它最大限度地動員了社會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資源配置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性流動。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拓展了商品經濟的活動空間，增加了其內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為貨幣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所以對貨幣和信用關系的創新本身能夠對象化為商品。在實物貨幣時代，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無論是一般物品還是貴金屬，都是商品，只是因為充當了一般等價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隨著經濟生活中信用關系的出現，有了包括信用貨幣在內的信用產品，隨著信用關系的不斷創新，有了股票、債券、期權、票據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類衍生產品，這些信用產品，多數作為資本商品進入交易市場，成了社會經濟越來越重要的交易對象。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也為資本積累開辟了道路。資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創新為資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如果說，在貨幣經濟時代資本積累的出路和資本家消化過剩資本的基本途徑是資本輸出和技術創新，而在信用經濟時代則主要轉向信用創新。信用創新推動了信用擴張，而信用擴張一方面表現為信用種類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現為信用鏈條的延長。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產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產品。由于金融領域是信用創新的主戰場，先進的創新手段、龐大的專業創新隊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強度創新，使這一領域的信用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信用產品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規模越來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多數國家的信用產品市值規模遠遠大于同一經濟體的實體經濟規模，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關系的發展轉化為資本的生產和擴張能力。它促進了利潤率的平均化，節省了流通費用，縮短了流通時間，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發展，加速了資本的積聚，充分動員和利用了社會資源。只要信用創新能夠帶來足夠的收益，資本主義就會盡其所能地推動其發展，就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創新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途徑，也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技術基礎，它-般包括技術、制度、組織、管理、金融創新等多種形式。對資本而言，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使個別資本獲得超額利潤；通過技術發明和延長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增加就業；通過延伸信用鏈條創造出更多衍生產品，促進了投資，分散了風險；通過放大杠桿的撬動作用使更多的大資本控制在小資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為技術創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由于信用形式的創新，為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創造了條件；經濟的虛擬化和泡沫化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社會購買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預期，而這又進一步刺激消費欲望，形成消費熱；消費熱拉動實體經濟迅速擴張并形成泡沫，而這又為虛擬經濟及其泡沫化創造了條件。
這些年來，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推動中，虛擬經濟的交易規模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金融衍生產品不斷被創造出來，杠桿交易使信貸規模極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滅，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機。本來，周期性金融危機的背后是實體經濟危機，它之所以首先表現為強烈的金融危機，是因為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當泡沫破裂時，其強度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現為劇烈的金融危機，危機使股市、債市、匯市、期市狂跌不止，財富大量蒸發，恐慌蔓延，賠本效應凸顯，消費急劇縮減，結果使起初不甚明顯的實體經濟危機浮出水面，這時真正的危機才開始了，原來的金融系統已經被拖垮，正在進行重組，實體經濟進入破產、倒閉或重組階段，下一個需要度過的階段是蕭條。蕭條階段往往是新一輪創新的開始階段，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即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也是新一輪創新的物質基礎。由于新周期的物質基礎無論在規模還是在技術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隨著復蘇階段的到來，實體經濟不僅對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對虛擬經濟創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場是虛擬經濟存在的主要領域，所以虛擬經濟的創新也主要表現為金融創新，而金融創新又主要表現為交易方式、金融產品的創新，近些年來，尤以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最為突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基礎，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本支持，還能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社會購買力。但是，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完全受實體經濟發展的制約，它可以獨立發展。從這些年來的發展情況看，由于期權交易、合約交易、杠桿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創新，以及多層級多種類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使虛擬經濟有了更大的獨立發展的空間。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交易方式、交易對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經常伴有“羊群效應”、“博傻現象”和“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這意味著當事人受非理性行為的支配，很容易忽視系統風險，過度投機和使用金融創新，過度使用杠桿交易，造成虛擬經濟的極度泡沫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實體經濟觸頂回調，就會引起信用鏈條初始環節的中斷，進而引起整個信用系統危機，形成劇烈的金融危機。
三、轉型后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和傳導機制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產業危機周期”向“金融危機周期”的轉型，雖然也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因經濟形態的演變引起，所以轉型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其根源依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一經濟個體活動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無限積累與擴張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本來，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發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傳統意義上的周期性產業危機趨于緩和。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在最近30年來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再一次趨于尖銳激烈。無獨有偶，這一過程恰巧與信用經濟時代的加速到來相重合，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加速轉型的同時，其頻率和周期長度再一次出現回歸的趨勢，其程度也在逐漸加重。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前，固定資本更新、商業與產業之間的相互推動是高漲走向繁榮的基本形式，盡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鏈條短，信用關系較為簡單，信用產品的泡沫化較為有限，而且多數間接地通過股市非理性暴漲表現出來。蕭條時期，隨著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的啟動，技術創新與信用創新同時進行，信用資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長潛力大、風險小的產業。到了高漲階段，信用資金開始重點流向那些成長勢頭較為強勁、財富效應較為突出的產業，并且與這些部門的產業形成相互推動之勢。高漲階段，信用資金在繼續大規模流向熱點產業的同時，開始全面出擊，既支持產業擴張，也支持商業繁榮，直至熱點產業嚴重泡沫化，并最終走向破滅為止。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后，產業、商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與轉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鏈條的延長和信用種類的增多，再加上杠桿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規模逐級放大，衍生產品的數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個倒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是否穩定，外來沖擊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關鍵在于實體經濟是否穩定。
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于日本、美國的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隨后發生的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這三次轉型后處于逐步完善過程中的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盡管其具體層面上的發生和傳導機制存在差異，但其一般形式已經基本相同，即：第一階段，金融系統深度介入擴張潛力較大的產業，例如房地產和處于發展初期的房地產業，使這些產業在金融機構、開發商、投機者、游資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與此同時，建立在這一產業擴張基礎之上的信用鏈條也在延伸，數量在逐級放大，形成一個巨大的虛擬經濟泡沫體。在這一階段，經濟加速走向繁榮，整個經濟活動表現出普遍的財富效應，當事人經濟行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較明顯。第二階段，極度泡沫化的實體經濟開始出現拐點，泡沫開始破滅，隨著物價下跌、利潤減少、產品滯銷，投資開始縮減。第三階段，建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信用鏈條沿著當初延伸的方向開始逐級斷裂，龐大的虛擬經濟開始傾斜、倒塌。第四階段，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影響，使危機進一步放大，并沿著金融系統、貿易系統向其他國家擴散，這種擴散帶來了普遍的恐慌心理，無論個人還是組織紛紛采取避險行動，從而出現了“羊群效應”和“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危機迅速蔓延、加速見底。
當然，以上說法是就一般意義而言的，由于引發危機的直接因素有兩類，即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的沖擊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由內部因素自發作用引起。內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泡沫的自動破滅，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則主要表現為國際游資的劇烈沖擊。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在美、英等國的推動下，出現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國際金融寡頭裏挾長期以來用虛擬經濟創造的龐大貨幣資本，像洪水猛獸一樣在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上橫沖直撞。這種現象從日本資產泡沫破滅過程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結論
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自然狀態下，經濟危機的發源地往往是那些對世界經濟擁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響作用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的那些占絕對優勢的產業、行業或部門，它們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現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機。
經濟周期與銀行運行
銀行運行的親周期特點
2009年,金融穩定論壇發表了解決金融體系親周期性的報告,報告中指出,親周期性是指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動態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饋機制)。簡單來講,就是銀行信貸在經濟復蘇階段擴展,推動經濟進一步高漲;在經濟衰退階段收縮,導致危機進一步惡化。銀行的這種親周期行為會推動經濟周期的形成和加劇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最終危及到宏觀經濟和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
銀行運行親周期的原因
銀行運行親周期的內生性。借貸雙方信息的不對稱是導致銀行親周期行為的重要內生性原因。由于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在經濟衰退時期,即使是那些沒有風險、能夠獲利的項目也難以獲得融資,這將會造成經濟狀況的進一步惡化。而在經濟處于上行期時,銀行對經濟前景預期良好,更樂意發放貸款,對抵押品的要求也放松了,信貸評審標準也有所降低,企業更容易從銀行獲得貸款,寬松的信貸環境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銀行運行親周期的外生性。一是銀行資本監管加劇銀行的親周期行為。自1999年新巴塞爾協議第一輪征求意見稿以來,很多學者、實務界人士以及監管官員都對新巴塞爾協議提出了很多意見,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親周期。即要求銀行在經濟緊縮期配置更多的資本,而在經濟上升期配置較少的資本,使經濟緊縮期的信貸更加緊縮,而在經濟上升期的信貸更加寬松,進一步強化了經濟周期波動,而不是緩和平抑經濟周期波動。二是貸款損失撥備具有補充銀行資本的特性,其計提充分與否,直接影響銀行資本吸收損失的能力,進而影響銀行的放貸行為。在經濟高漲期,貸款違約率下降,銀行會相應減少計提的撥備,表現出更高的利潤水平,分配更多的利潤,并進一步提高放貸的積極性。在經濟蕭條期,貸款違約率上升,銀行需要計提更高的撥備,財務狀況惡化,放款能力降低,使經濟蕭條更加嚴重。三是公允價值的影響。采用公允價值的計量方法過于強調真實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機構財務狀況,這嚴重加深了次貸危機的影響。面對急劇下跌的資產價格,需要將價格下降的影響及時反映在財務報表中,導致與抵押有關的證券資產巨額減值,而這反映不了這些資產的長期價值或真實價值,在某種程度上還加劇或放大了金融危機的影響。
應對銀行親周期行為的基本思路
由于銀行的親周期行為對次貸危機帶來嚴重的影響,各國監管當局普遍建議應采取積極的措施,以減輕親周期行為對經濟的波動。
提出前瞻性的資本充足要求
根據經濟周期變化,調整最低資本要求。采用這種方法要求商業銀行在計算最低資本金要求的時候,應隨著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而變化,在經濟擴張時期增加持有資本金,從而為隨后衰退到來時的大量損失提供足夠的緩沖;相反,在經濟衰退時期銀行應減少持有資本金,增加貸款投放,從而刺激經濟盡早走出低谷。這種方法可以保證銀行在經濟繁榮的時候積累足夠的資本金,以緩沖衰退來臨時所帶來的損失,同時也可以防止經濟過熱或經濟的進一步衰退。
研究逆周期的風險權重調整方法。監管部門可設計一個逆周期的風險權重調整方法,達到適當提高經濟上升周期的資本要求、降低經濟下降周期的資本要求的目的。如在經濟高漲期,如果監管當局發現銀行貸款迅速向特定高風險行業聚集,可以增加對特定高風險資產或行業的風險權重,盡管資本比率要求沒有發生變化,但是計算風險資產的方法發生了變化,導致銀行監管資本要求上升。
要求銀行進行嚴格的壓力測試,評定資本的充足性。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強調壓力測試,要求采用IRB內部評級法的銀行建立合理的壓力測試過程,包括一般性的壓力測試以及信用風險壓力測試。通過壓力測試,可以幫助采用IRB的銀行分析不利市場情形下可能發生的資產組合損失,從而平滑資本充足率的波動性,緩解資本監管的親周期效應。
更加審慎地計提貸款損失準備
建立前瞻性的貸款撥備計提體系。在完整周期內,對風險狀況進行測度,即考慮貸款在整個貸款周期內可能會由于出現經濟衰退而導致未來的貸款違約增加。貸款損失撥備的計提比例應該以貸款期內的平均損失率為基礎。這樣,盡管經濟上升時期的損失率小于平均損失率,但按照平均損失率計提的超額撥備可以用來抵消經濟衰退時貸款損失的大量出現,減輕了貸款損失對銀行利潤和資本的侵蝕,從而對信貸緊縮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建立動態損失撥備制度。目前在平滑撥備計提親周期性的具體實踐中,最復雜的方法就是采用動態撥備的方法,這種方法運用的典型國家就是西班牙。動態撥備的基本運作思路是要求銀行在經濟繁榮時期多計提貸款損失撥備,以提高未來償債能力和銀行的風險管理意識;而在經濟收縮時可少提撥備,以增加銀行的利潤和維持資本充足率水平,同時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放貸,以刺激經濟的復蘇。動態撥備是按照統計模型根據長期預期貸款損失來提取撥備。在動態撥備體系中,銀行除了擁有一般撥備和專項撥備外,還建立了統計撥備,總撥備就是這三種撥備之和。其中統計撥備是根據預期的經濟周期變化產生的風險來提取的撥備,其計量是建立在資產的預期損失基礎上的。當經濟處于上行期時,
一般撥備和專項撥備通常都是低于其長期平均水平的,而統計撥備會增加。也就是說從當前利潤中為經濟衰退期的預期損失計提了撥備,利潤的減少會使銀行資本規模下降,從而影響到資本充足率。在不增加資本的情況下,銀行必須削減貸款,從而緩解了經濟過熱。而當經濟處于衰退時期,由于專項撥備與總貸款之比上升,則會減少統計撥備,因為銀行此前已經提取了一部分這種撥備了,這樣就會有更多的剩余資金用于放貸,緩解信貸緊縮對經濟的惡化作用。
配合存款保險的政策組合設計應對親周期性
有研究表明,通過建立以風險為基礎計收存款保險費的存款保險制度可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發生,以減少資本監管的順周期影響。在經濟蕭條期,對銀行要求更高的存款保險費,并通過移動平均的存款保險合同安排,監管者可以要求銀行較少的資本調整。當然,存款保險費的上升會造成存款的下降(通過較低的存款數來支付較低的存款保險費用),也會造成貸款供給的下降,但這種安排帶來的親周期影響要比僅存在資本監管情況下要小得多。
中國銀行業逆經濟周期監管實踐
堅持以風險監管為本
銀監會成立以來始終堅持審慎有效的微觀監管原則,重點關注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資本充足率、大額風險暴露、流動性、不良資產、撥備覆蓋率和透明度等傳統指標,做實做細“三查”等基礎性工作,不斷加強銀行內控檢查,堅持“準確分類―充足撥備―做實利潤―資本充足率達標”的持續監管思路,不斷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拔備覆蓋率,提出了“風險可控,成本可算和信息充分披露”,以及“管產品、管業務、管機構和管行為”的金融創新監管原則等,使得審慎監管理念真正成為規范和指導商業銀行行為的準則,對銀行抵御風險能力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
堅持宏觀審慎的監管
在過去幾年,中國經濟正值高速增長時期,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空前繁榮,銀監會審時度勢及時采取了多項審慎舉措,防止銀行在此期間過度積聚風險。為防止資本市場風險向銀行體系的傳遞,嚴禁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并嚴密監測用于抵押品的股權價格變動情況,始終堅持銀行業體系與波動性較強的資本市場的風險有效隔離;加強資產證券化業務監管,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審慎開展資產證券化,防止房地產信貸風險通過證券化被放大;要求銀行充分利用盈利水平高的契機,提足撥備,核銷壞賬,以豐補歉,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并按照新的呆賬核銷辦法,根據“賬銷、案存、權在”的要求,加大不良資產的核銷力度。
面對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銀監會明確提出保持合理的容忍度,堅守風險底線,增強監管的科學性、靈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有保有壓”的信貸方針,適時對有關監管規定和監管要求作出調整,加大信貸監管政策支持力度,在并購貸款、貸款展期、存貸比、信貸資產轉讓、貸款責任追究等十個方面進行了明確或調整;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嚴密防范票據風險,使新增貸款真正用于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中去;禁止部分銀行放寬授信標準,對客戶超額授信,要求銀行及時關注企業生產經營變化;加強對貸款風險集中度的管理,努力優化貸款結構,鼓勵銀行在信貸產品、貸款重組、期限配置以及支持小企業和“三農”發展等方面進行金融創新。
堅決避免銀行短期行為
始終重視高激勵機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積極督促銀行不斷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健全監督與制衡機制,正確認識和處理業績與薪酬之間的關系,制訂合理的薪酬激勵機制,防止股東短期內過分追求自身利益而給高管層下達過高的經營目標,有效防范道德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發生;綜合考慮機構自身的發展戰略、資本實力、風險管理能力和業務專長,并結合對經濟形勢的科學判斷,合理確定業績考核指標,同時,強調將合規性、內審情況、審慎監管指標、貸款預期損失及其他風險成本因素充分體現在考核指標中,而且要賦予一定的考核權重,使當期業績盡可能反映未來可能的損失,促進一線信貸營銷人員高度關注貸款風險,也使審貸人員更加重視風險控制,避免以長期風險為代價的短期行為。
更好地運用逆周期監管的保障
完善風險預警體系
確定逆周期是普通的經濟周期還是資產價格周期,依據不同的周期采取不同的方法。依據的周期不同,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同。在實踐中,關鍵是要做到確定周期的主體明確、信息準確、指標靈敏、處置有效,將預警信號與監管行為聯系在一起,提高預警信號對監管實踐的指導作用。
完善宏微觀部門的協調機制
銀行監管部門要加強與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溝通,統一各部門的判斷和認識,降低部門判斷的差異,避免可能導致實行的不同政策在目標上的沖突。同時為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貸款損失撥備制度,還需要加強與稅務部門之間的協調,爭取對貸款損失撥備的會計稅收處理政策,有利于建立審慎的撥備體系,例如對撥備的稅收處理可以給予一定的優惠,以便鼓勵銀行及時足額地提取專項準備,以及核銷壞賬。
完善獨立的監管體系
完善基于明晰規則的立即干預措施,當銀行行為不符合監管規定,監管機構應自動采取相應的干預和處罰措施,從而避免政治干預和監管寬容。同時,進一步提高監管決策、行為和結果的透明度,將監管置于公眾監督之下,提高監管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加強國際監管合作
金融機構和金融制度已成為全球金融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在國家層面加強宏觀和微觀的監管合作,以穩定全球金融。但由于各國所面臨的情況不同,在逆周期監管問題上的主張也必然會有差異,因此國家間的爭執與博弈在所難免。應充分利用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委員會成員的優勢,參與國際逆周期監管統一標準的制訂,發出符合中國銀行業發展實際的政策聲音,盡快清除法律障礙以促進合作,創建更多信息共享平臺,提高監管政策的有效性。
不斷提高監管人員素質
關鍵詞：新歐洲；經濟危機；FDI；啟示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10-0029-05 收稿日期：2009-05-13
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巨變，其經濟開始不同程度地向私有化和市場經濟過渡，并逐步走上歐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道路，社會經濟取得飛速發展，被譽為“崛起的新歐洲”。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通過出口萎縮和信貸緊縮嚴重打擊了新歐洲國家經濟的發展，多數國家貨幣加速貶值，短期外債違約風險持續上升，國內資產價格急速下降。曾經廣受贊譽的“高出口、高外資、高舉債”的新歐洲經濟發展模式開始受到質疑。過度的貿易開放、無保留的融入泛歐洲供應鏈、與國際資本市場完全接軌以及根據加入歐盟的程序實施激進的經濟改革方案等等都導致新歐洲國家在面臨外部沖擊時，既無本土市場作為后盾。也沒有對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有效監控為保障，其宏觀政策的實施還受制于歐盟的約束，政府對經濟崩盤式的下滑束手無策。由于新歐洲國家在對外開放的政策導向和路徑選擇上同包括我國在內的一些新興經濟體具有相似性②，因此，本文從FDI角度入手，分析新歐洲國家的開放進程和危機成因，探討其對新興經濟體開放的相關啟示，對于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一、新歐洲國家開放的進程
對于新歐洲國家而言，無論是在其私有化進程或是融入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外國資本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FDI)毋庸質疑是推動其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因素?？傮w而言，外資進入這些國家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至2002年前后的私有化高峰階段，FDI增長迅猛。這一階段，新歐洲國家迅速確定了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發展方向，采取了以私有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由于國內經濟總量和自有資金有限，FDI成為了其轉型時期最現實的投資資金。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也正是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截至2000年底，上述三國FDI存量分別比1990年時增加313、186和204倍(見表1)。第二階段是2002～2003年的私有化尾聲階段，FDI有所下降。受世界經濟運行情況以及部分國家私有化改革接近尾聲的影響，2003年流入該地區的FDI規模環比下降41.4％，其中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以及立陶宛下降幅度均超過70％。第三階段是2004～2007年的入盟階段，FDI達到峰值。包括匈牙利、波蘭在內的lO個中東歐國家分別于2004年和2007年加入歐盟。與歐盟統一大市場的接軌增強了這些國家對全球FDI的吸引力，中東歐地區甚至一度取代亞洲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新興市場。截至2007年底，歐盟10名新成員的FDI存量達到5308億美元，FDI存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值超過50％，其中保加利亞超過92％，愛沙尼亞78％，匈牙利70％(見表1)。第四階段是2008年以來的危機階段，FDI增速放緩。受世界經濟放緩及自身經濟惡化的影響，新歐洲地區FDI增速放緩，部分國家甚至出現負增長，如2008年匈牙利、波蘭的FDI降幅分別達到39.5％和7.7％。2009年，這一地區的投資規模還將進一步縮水。
從FDI來源國看，由于地緣優勢和歷史宗教傳統等原因，來自歐盟15國的FDI一直在新歐洲國家居主導地位。2004年，德國和挪威兩國占這一地區FDI存量的40％，奧地利、法國、意大利緊隨其后。除上述傳統的歐洲國家以外，日本、韓國、美國等地的企業將新歐洲國家作為進入歐洲統一市場的跳板，加大了對這一地區的投資，如2007年，AIG以15億美元收購保加利亞電信。在引資排名方面，從20世紀90年早期開始，波蘭、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名列前茅。到了后期，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FDI流入量保持高速增長。2007年，僅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共和國和保加利亞四國的FDI就占這一地區當年FDI流量的3／4。
從FDI產業分布來看，新歐洲國家憑借其廉價的熟練勞動力、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以及日趨完善的投資環境逐漸成為跨國企業特別是生產制造商的理想投資地，在產業的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傳統的汽車產業和新興的電子制造業，金融、服務外包等服務行業也逐漸成為投資熱點。以汽車工業為例，從20世紀90年初期開始，西歐多家跨國公司陸續在匈牙利、波蘭以及捷克共和國等地開設生產線。到2005年，該地區1／10的FDI存量集中在上述三國的汽車行業。隨著大眾、菲亞特、標致、起亞等公司在中東歐地區設廠，汽車零部件供應商、下游配套商相繼進入，形成強大的產業集群，這一地區的汽車產出從2000到2007年翻了一番。除此之外，伴隨著私有化和人盟進程的加快，以金融、產品研發為代表的領域開始受到FDI關注，特別是IT后臺支持和客戶服務支持等外包項目蓬勃發展。如2007年8月，匯豐銀行在捷克共和國建立客戶支持中心，同年德州儀器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建立客戶支持中心。
二、新歐洲危機爆發及成因分析
私有化和入盟進程為新歐洲國家打開了吸引外資的大門，使其獲得了充足的發展資金與廣闊的市場空間，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矚目的成績。然而，2008年底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讓新歐洲國家曾經成功的改革開放模式廣受質疑，促進過去10余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變成未來發展的障礙，其開放模式的固有弊端徹底暴露，歸納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經濟體總量較小，外資依賴過度
新歐洲國家普遍存在人口較少、儲蓄率較低等實體經濟的內在不足。因此，外資成為推動其私有化進程和促成經濟發展最為現實的力量。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大量的外資開始涌入這些國家，FDI流入量占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比例大幅提升(見表2)。在表2所示的三個時間段中，新歐洲10國FDI流量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比例呈上升趨勢，均值依次為10.93％、20.18％和25.33％。在90年代前期，該比例超過20％的僅有3個國家，到2002年后，則
增至6個，其中保加利亞接近60％。高外資的發展模式導致不少中東歐國家對跨國公司投資和決策的依賴性增加，政府對本國經濟的自和控制力進一步下降。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外資抽逃和歐盟市場萎縮，使得這些國家失去了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本動力和市場拉力，經濟出現大幅下滑。2008年，匈牙利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0.3％，失業率高達8％。有專家估計，外資突然撤走將使得今年新歐洲的經濟產值暴跌10％。
(二)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集中度過高
目前。新歐洲國家已經成為泛歐洲乃至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但是過高的外向型產業集中度，使其深受全球性危機之害。一方面，危機前，馬太效應導致經濟資源逐步流向效益較好的外向型部門，國民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工業部門之間尤其是以外資占多數的現代工業與傳統產業之間差距拉大，如匈牙利外資居多的9個部門占據其全國工業部門銷售額的半數以上。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產業融合度最高的消費電子和汽車行業恰恰也是具有高度周期性的行業，當產業發展跌入低谷或者遭遇危機時，經濟將遭受重創。雖然從理論上講，金融危機蔓延將迫使跨國生產制造商削減成本，整合資源，把制造環節保留在具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中東歐國家。然而，實際上迫于國內壓力，這些跨國巨頭不得不收縮海外生產線，紛紛撤資或停產。這直接導致新歐洲國家實體經濟受到巨大沖擊。
(三)出口結構單一，外貿依存度過高
新歐洲國家依附式出口型經濟增長模式導致這一地區外貿依存度長期居高不下。其中，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出口甚至占到其GDP的80％～90％，連最低的波蘭也略高于40％。同時，新歐洲國家的出口結構存在兩個問題，使其出口增長乏力，無法應對經濟周期轉變。一是出口商品結構單一。截至2008年末，交通運輸設備占中東歐國家所有出口的50％以及全部工業增加值的10％。二是出口目標市場單一。這些國家的出口經濟高度依賴于其他歐洲國家貿易。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公布數據，2006年，斯洛伐克向歐盟成員的商品出口產值比重為86.8％、捷克85.6％、匈牙利79.2％、波蘭79％。因此，面對全球經濟衰退、外部需求萎縮，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商品價格出現暴跌，新歐洲國家的商品出口遭受沉重打擊，貿易收支失衡加劇，集體陷入出口危機。
(四)銀行控制權喪失，金融安全缺乏保障
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東歐國家開始對銀行體系進行改革，并借助外資參與國有銀行改造。向外國戰略投資者轉讓銀行股權。入盟之后，銀行私有化的進程提速，西歐銀行大舉入駐中東歐地區，通過收購當地銀行作為貸款的窗口，這使得外資對新歐洲國家的金融市場乃至實體經濟的主導作用越來越明顯。根據穆迪評級，意大利、奧地利、瑞典等國的銀行甚至擁有這些國家銀行股份的80％左右，其中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的銀行系統幾乎完全由外國銀行控制(見表3)。在這一過程中，新歐洲國家沒有針對可能出現的風險設計審慎的防范措施，銀行控制權旁落，國家銀行融資功能喪失。危機發生后，全球去杠桿化的過程讓這些國家進入全面信貸收縮，外資出逃現象嚴重。國際金融協會預計，2009年，流入歐洲新興國家的投資資金將從2008年的2540億美元劇減到300億美元，西方銀行還將從東歐國家撤出約610億美元資金。與此同時，由于歐盟內投資國對新歐洲銀行業的巨額投資失敗，新歐洲銀行業的問題還將波及歐盟15國。比如，奧地利銀行在中東歐國家持有的資產超過其GDP的60％，瑞典和比利時為20％，意大利和希臘則在10％左右。
三、對新興經濟體開放的啟示
曾經被奉為經典案例的新歐洲國家，如同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一樣，期冀憑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獲得經濟的騰飛和發展。然而，衰退的世界經濟、動蕩的全球金融以及失衡的發展模式給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慘痛的教訓。因此，研究新歐洲的發展模式在危機中暴露的問題，對于如何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審慎有效、風險可控的利用外資極為必要。
(一)立足長遠，參與全球戰略性分工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融入世界經濟，成為國際生產體系的組成部分。新歐洲國家憑借其廉價的熟練勞動力、便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傳統的工業基礎，成為全球FDI的理想流入地。然而，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各國在產業鏈分工上獲取的利益不均衡。正如眾多新興經濟體一樣，多數新歐洲國家只能從事全球生產鏈中附加值較低、技術含量不高的中低端環節，被動的參與國際生產網絡；在產業的選取上，也多是參與周期性較強的電子設備、汽車等產業分工，產品結構較為單一。以出口為基本導向、以外資為根本動力的發展模式為這些國家帶來了長達10余年的高速增長，但同時也隱藏了經濟結構失衡和對外依賴嚴重等問題。實踐表明，對于多數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在參與國際分工，有序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之時，要加強戰略規劃，適時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促成產業升級；同時，應避免過度依賴高周期性的行業，實施產業多元化轉型，大力發展服務業，不斷培育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二)以我為主。發揮國家的主導調控作用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一直主導著新歐洲國家經濟轉軌以及入盟的經濟政策調整過程。這些國家普遍認為正是由于原有經濟制度不如西歐，才導致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同處歐洲大陸的鄰國相距甚遠。在這種思想的推動下，許多國家完全否定和摒棄原有經濟制度，全面模仿和復制西歐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對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采取放任的態度，不加選擇的倉促進行市場開放和內部改革，簡單認為搞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就能盡享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很快彌合與西歐國家在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其廣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貿易赤字逐年加大，外資控制國內戰略性經濟部門，政府決策對國民經濟的主導權逐步喪失。在國家職能不健全的情況下，冒然進入全球化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崔宏偉，2002)，特別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可能還會引發更加嚴重的經濟社會連鎖反應。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必須高度重視政府在改革和開放過程中的宏觀管理和協調作用，有效保護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特定經濟體利益，嚴格監管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充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和開放效益最大化。
(三)內外兼修，注重培育民族產業的競爭力
全球化讓民族經濟、民族產業的概念日益模糊，外資的作用被片面夸大。新歐洲國家囿于國內資源和內部市場等原因，其經濟發展完全建立在對外貿易的基礎之上。在馬太效應的推動下，資源逐步流向效益較好的外貿部門和跨國公司，而國內生產部門進一步萎縮。對國內民族產業的長期忽視使得國內競爭性產業和競爭性產品缺失，國內企業無法與外資抗衡，外資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導致國家利益得不到有效維護。此次危機是這些國家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釋放，是由外部危機和內部失衡引發的系統性危機。因此，發展中國家要重視民族產業的發展，通過加強科技創新和自主研發能力，支持技術進步和自有品牌建設等方式，增強民族產業的生產效率以及對關鍵市場的控制能力，并在此基礎上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部門，實現本土產業經濟的科學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危機；公允價值；順經濟周期；副作用；啟示
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產生源自經濟環境的不穩定性和經濟虛擬化帶來的不確定性，2006年我國的新會計準則體系中，金融工具、債務重組、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等17項具體準則中，按國際會計準則引入了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概念。新準則明確地將公允價值作為會計計量屬性之一，改變了我國以歷史成本作為單一會計計量屬性的傳統。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在國際范圍的推行雖然幾經波折，但一直被認為是會計計量的發展方向。而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暴露了其順經濟周期效應，一些金融業人士將矛頭指向美國會計準則，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夸大了次債產品的損失，放大了次貸危機的深度和廣度，對加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副作用，公允價值一度成為了眾矢之的[1]。公允價值是否已經不適應時代要求，是否需要新的會計計量方式代替公允價值計量，我國正在推行的公允價值會計是否應該止步等等一系列問題成了我們亟待解決的課題。
一、公允價值順經濟周期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分析
（一）公允價值計量的涵義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2006年正式《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價值計量》，根據公告，公允價值是指在計量日，在市場參與者之間進行的有序交易中，銷售一項資產所能獲得或轉移一項負債所需支付的價格。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認為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者負債清償的金額。公允價值估價的確認依據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交易價格，指在活躍市場上存在相同的資產或負債報價時，使用該報價對公允價值進行估價。第二層次是類似資產報價，指活躍市場上雖然沒有相同但有相似資產或負債的價格信息，根據相似資產或負債價格確認估價。第三層次是模型定價技術，指市場上不存在關于資產或負債可觀察到的相關信息時，應用本層次的定價方法估價，包括矩陣定價法、現值技術等[2]?？梢?，以活躍市場報價確定公允價值能反映金融資產的真實價值，符合公允價值的經濟實質，也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在市場發生突變時，例如由于金融危機導致市場信心喪失，出現恐慌性“賤賣”資產的時候，資產賣方處于非理性狀態下，其交易地位很難與交易對手保持平等。此時，市場報價類似于資產快速變現時的“清算價格”，不符合“持續經營”的會計假設前提，市場報價就不再是確定公允價值估價的最優選擇。
（二）公允價值順經濟周期對金融危機的加劇作用機制
從經濟發展周期角度來看，隨行就市的公允價值會計助長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法國銀行聯合會曾警告說，公允價值計量在泡沫時期可以增強幸福感，在危機時期會使恐慌情緒不斷放大升級。尤其在經濟周期中的特殊階段或者臨界拐點處，其有顯著放大作用。公允價值會計使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或者收縮速度明顯加快，從而促使泡沫膨脹或蕭條加劇。
在本輪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會計的順經濟周期效應加劇了金融危機的深度和廣度。從理論上說，在一個信息對稱且市場有效的環境中，會計信息不會對市場產生任何影響。但是，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投資者也并非完全理性，市場常常受心理、情緒等行為因素影響。在信息傳遞的過程中，公允價值會計已成為一個市場趨勢的追隨者。在金融危機中，會計信息完全可能引發市場恐慌氣氛，短期內引發市場大幅波動，對金融市場造成致命的沖擊。美國金融危機爆發過程中，60名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美國證監會，要求暫停使用公允價值計量。他們認為，失靈的市場常常意味著沒有什么價格可以讓銀行作為基準來“盯住”，如果銀行不必按市值給其資產定價的話，金融危機就會消退。這種說法雖然不一定符合事實，有其片面性，但一定程度上卻說明在有限理性的市場中，公允價值會計信息可能存在很大的負效應。
金融危機中涉及的主要產品為場外產品，既缺乏活躍的市場價格，也缺乏相關產品價格。根據公允價值會計規定，不具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的價格信息，可以根據模型來定價。然而，當某一金融機構出現危機，需要賣出相關資產，由于缺乏相應活躍市場，通常采用拍賣的方式。而一旦拍賣價出來，就為同類資產提供了參考價。而根據謹慎性原則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企業須在報表中迅速反映，相應計提大量的減值準備。這樣賬面遭受巨額損失，又降低了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為了達到監管的要求，他們不得不收縮信貸規模并在短期內加大資產拋售，進而又對金融工具的市場價格帶來新的下降壓力[3]。面對天文數字般的賬面損失，投資者的預期被降低，紛紛拋售手中的債券，導致金融產品的市場價格新一輪的下跌，企業也被迫再次確認減值損失。如此往復，便陷入了“價格下跌--資產降低--預期下降--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金融產品和投資者信心均因此而螺旋式下降。次貸危機也隨著資產價格和投資者信心的下降惡化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最終演變成經濟危機。
（三）金融危機中顯現的公允價值會計的優勢
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加強了財務信息的透明性，特別是在經濟下滑期間公允價值的信息更為重要，取消公允價值只會打擊投資者的信心，并帶來更大的不穩定性。雖然公允價值會計在金融危機的蔓延中充當了“催化劑”，“助推器”作用，金融危機中也暴露了公允價值計量的一些弊端，但不能因此而放棄公允價值計量方式，公允價值會計計量仍然是未來會計計量方式的發展方向，它的優勢仍不可埋沒。
首先，公允價值會計更好的堅持了會計計量的相關性原則，能夠即時反映企業存在的風險。對金融工具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可以有效地避免和減少金融機構及其交易人員故意掩蓋投資過程中的成敗得失。如果金融產品的市場價格已下降，根據公允價值會計準則，會計報表中披露的是當前市場價格而非成本價格。在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會計計量迅速的反映了金融產品市價下跌的事實，向市場傳達了泡沫和危機存在的信息。其次，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更好的適應金融創新的需要[4]。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桿性特征使得其交易只需要很少的甚至不需要初始凈投資，歷史成本計量對其無能為力，只有公允價值才能對其進行準確的確認和計量，而且新的金融產品的成本用歷史成本也無法衡量，因此用公允價值對新興金融產品進行估價，使得金融創新有了可靠地計量依據。
二、危機中公允價值會計順經濟周期的矯正
公允價值會計確實在金融危機中有一定的副作用，但絕不是金融危機的根源所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發表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對于這一問題也給出了答案。報告指出，如果市場的透明度高，參與者能夠及時得知財務狀況的情況下，較高的公允價值波動性不一定會帶來問題，所以說歸根結底金融危機的產生主要是市場的透明度不高，信息不對稱現象嚴重等問題所造成的。相比其他計量屬性來說，公允價值仍然是目前更優選擇。但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是對它的一場考驗，說明其在運用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我國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應根據市場發展狀況繼續完善推行，不斷提高會計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相關性。
市場與會計準則本身就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一個更相關和適合的會計準則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市場運行過程中與之出現的各種摩擦反過來又促使準則的反思和完善。金融危機發生后，為加強市場約束和促進金融穩定，削弱公允價值會計在危機中順周期效應，各國開始采取措施修訂和改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框架。
2008年9月，針對非活躍與非理性市場情況，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了采用公允價值會計處理方式的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要求企業在為資產確定其公允價值時，如果該類資產缺乏活躍的公開市場交易，則可以通過內部定價，包括合理的主觀判斷來確定其公允價值。這意味著SEC允許公司可以更大程度運用合理判斷來確定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2008年10月，IASB也宣布修改會計準則相關條款，允許會計主體在異常情況下可以對非衍生金融資產重新分類。對債券資產的重新分類意味著如果公司有意愿且有能力持有到期，可以按分類當天的市價入賬，而不必隨波動的市值計算浮動盈虧。IASB和FASB在2008年底分別在倫敦、諾沃克和東京召開了三輪圓桌會議，會議圍繞金融資產減值、公允價值的選擇權、公允價值計量以及相關披露問題展開了討論，并識別出關于公允價值計量中哪些是趨同項目需要立即進行調整，哪些需要留作長期項目的一部分[5]。國際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也指出，公允價值計量應采取諸如改進估值技術、采用頻率高的簡短報告，提供有的放矢的風險披露等手段進一步改進公允價值會計準則。2009年4月FASB投票決定放寬按公允價值計價的會計準則，金融機構在使用公允價值方法對金融資產進行估值時，可擁有更大的自主判斷空間。允許金融機構在證明市場不流動價格不正常的情況下，用其他合理的價格估算方法來估算自己的資產價格。從而使這部分資產不至于因為股價模型導致的價格偏低而造成過多的資產減記。FASB同時表示，如果一家機構認為自己持有的資產只有在資產到期后才會出售，而不會用作交易來投機，那就不需要根據“非暫時性損失”原則來進行減記。這樣在金融危機中價格大跌之時，銀行可以通過認定部分資產為持有至到期資產，而避免用市值計價，以避免大規模減記的發生。
三、目前我國采用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約束條件分析
（一）市場環境尚不成熟健全
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引入，解決了我國會計計量中資產、負債由于采用歷史成本計量所導致的賬面價值與實際價值背離，會計信息缺乏決策相關性的問題。然而該計量屬性應用的前提是存在較為成熟的資本市場。近幾年我國經濟雖取得了飛速發展，然而市場化程度不高，公平的交易環境尚在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二級市場發展相對落后，流動性較差、監管存在諸多漏洞，基于其市場信息獲取公允價值的可靠性相對較低，對絕大多數資產和負債而言，很難找到可以觀察到的市場價格。盲目推行公允價值會計不但難以達到公允，反而可能導致會計信息在喪失可靠性的前提下，也喪失了決策相關性。
（二）高素質會計人員匱乏
公允價值會計要求會計人員不但要精通會計，還應熟練掌握計算機、財務管理、金融等相關知識。我國目前的會計從業人員的職業素質參差不齊，大多數會計人員僅僅停留在熟練地進行賬務處理這一層次。在新準則體系下的財務人員不但是報表的編制者，還應該是合格的評估師。新準則的推行和公允價值的應用賦予會計人員更寬泛的職業判斷空間，增加了會計人員基于自身經濟利益或迫于企業管理層壓力而違背誠信原則的可能性，客觀或主觀的影響公允價值會計的可靠性和相關性。
（三）公允價值計量理論模型可操作性差
根據新會計準則的規定，公允價值可依次根據活躍市場價格、同類或類似資產的活躍市場價格或估價技術評估來確定，即公允價值的確定，除受人為因素影響外，主要受制于市場的活躍程度與估計技術水平的高低。對于缺乏相關市場價格的資產和負債，確定其公允價值需要依賴于第三層次的方法進行計算。但是，對于風險特定相似的金融工具，估價模型計算出的公允價值有可能產生較大差異。如果不同機構根據不同的假設使用不同的模型，其公允價值及對損益賬戶的影響在不同機構之間可能不可比，并且為管理層留下很大的操縱空間，與公允價值會計的目標相違背。對于外部審計、評級機構及監管機構來說，證實通過模型獲得的公允價值是否可靠將極其富挑戰性?；ㄆ煦y行2007年在估計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時使用了800多個估價模型。隨著金融工具日益多元化，確定公允價值過程中隱含的不確定性定也越來越多【6】。我國普遍采用的將未來現金流折現的方法，公允價值根據未來各期的現金流量，折現率和折現期計算，這三個因素在判斷時都存在較大的彈性，難以保證其估計結果的合理性。
（四）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
要有效運用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必須消除操作過程中的人為操縱問題。目前，我國上市公司仍存在嚴重的“內部人控制”的問題，“內部人”為了實現其自身的利益，利用“內部人控制”進行上市公司與其大股東之間不正常的關聯方交易，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成了關聯方之間隨意制定價格的工具。在粉飾經營業績報告、偽造盈利的行為中，上市公司會在資本市場中利用債務重組、資產置換、投資行為調節利潤，使其公司瞬間扭虧為盈。這些行為極大地擾亂了資本市場的秩序，違背了推行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初衷。
四、后危機時期完善我國公允價值會計的對策建議
從長遠上看，公允價值會計能較好的反映企業的市場價值和盈利能力，體現會計信息質量可靠性與相關性的統一，促進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之間的協調。應借鑒國際經驗，做到未雨綢繆，最大限度的降低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順經濟周期效應，緩和危機發生時對我國經濟體系的沖擊。
（一）健全公允價值計量的市場環境
積極培育各類資產市場，建立健全健康、有序而又豐富、活躍的市場體系是實施公允價值計量的基礎和重要保障。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問題一直是公允價值計量的最大弊端，市場環境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時可獲得相關價格信息的充分性和計量結果的可比性，最終影響到公允價值的可靠性。我國應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加強政策扶持，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完善資本市場結構，豐富資本市場產品，拓寬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只有建立更有效的活躍的資本市場，才能為各層次尤其是第二三層次的公允價值估價提供環境保障。
（二）審慎運用，建立非常時期應急競爭機制
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在我國會計準則中的運用還處于初期階段，所產生諸多的經濟后果還還未完全顯現，因此應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通過這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到，對于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即使是曾經運用得游刃有余的西方國家，在危機中也還是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無論是國際會計準則體系還是美國會計準則體系，公允價值所涉及的重要概念以及許多實際重大問題還沒有得到完全解決，并且它的實施確實會對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產生重大影響和沖擊。我國在推行公允價值時，必須加強對其認識，在與國際上關于會計計量的理論、實務和準則規范的發展趨勢接軌的同時，還應充分考慮我國具體國情，研究市場經濟狀況以及會計計量實務中存在的問題，建立應對非常時期下的應急競爭機制，在類似金融危機的非常事件發生時，使資產負債表泡沫不致因公允價值的順經濟周期作用而被放大，維護市場信心和穩定參與主體情緒。
（三）建立獨立的第三方公允價值評估
我國的資產評估業經過十多年發展，執業標準和管理制度不斷完善，業務領域和服務對象不斷擴大，社會監督作用不斷加強。對公允價值會計實施獨立的第三方評估能夠為公允價值計量的客觀真實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可以有效解決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造成的“內部人控制”問題。資產評估所確定的價值通常能夠真實地反映企業資本保全狀態，能夠從計量單位與計量屬性兩方面完善會計的配比原則，真實反映企業的價值，能夠合理反映企業的資產狀況，提高財務信息的相關性可以更有效地提供會計信息。
首先，資產評估是一種專業活動，從事評估業務的機構應由一定數量和不同類型的專家和專業人士組成，評估活動專業化。評估機構及其評估人員對資產價值的估計判斷，都是建立在專業技術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之上，所作估價是一種專業判斷，只要誤差在一定范圍內，都可認為是市場均衡價格的反映。
其次，第三方公允價值評估的獨立屬性提高了評估意見的公正性。獨立性是資產評估的基本特征，也是資產評估的靈魂。獨立性原則使資產評估師免于利益沖突，從而奠定正直與客觀的執業基礎。因為是與公允價值評估沒有利害關系的第三者，評估活動服務于資產業務的需要，而不服務于資產業務當事人任何一方的需要。既保證了評估的公允性，又起到了監督作用。
（四）加強對公允價值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
公允價值會計在我國的運用還處于起步階段，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框架還不完善，公允價值計量的經濟環境和市場條件還不成熟，所以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認為操作空間較大，必須對公允價值的運用應持適度、謹慎的態度。在公允價值計量的信息披露方面，應要求會計主體增加對公允價值信息的表外披露，包括公允價值是如何確定的，所用估值方法預計存在的變動、所用模型的假設、導致價格變動的原因以及風險披露[7]。加強對公允價值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管，從制度監管等外部環境上保障公允價值準則計量的可靠性，有利于保證公允價值會計的合理使用，保障其在我國的有序推行。
（五）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培養高素質會計人才
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實現徹底的政企分開，讓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主體。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真正納入到法律框架內，嚴格依照《公司法》的要求規范運作。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對《公司法》中有關公司運營的具體規則進行完善和修訂，使其更臻完善。公司組織體制和領導體制，要嚴格按《公司法》運行，要完善董事會的組成和董事的行為規則，包括健全董事會的組成規則、完善董事會的產生規則、推動董事會運營的合理化，尤其是要強化董事會的監督職能等。三是監事會的監督必須到位，這包括加強監事會的組織、充實監事會的職權，切實發揮監事會的作用。在國家法律、法規范圍之內，公司董事會職權內決策事項，政府不進行干預和審批。
通過多途徑引進和培養高素質的復合型會計人才。在加強對現有會計從業人員的再培訓再教育的同時，改革高校教育方式，為未來培育符合現實需要的創新復合型人才。或者從國外發達國家引進相關人才，直接借鑒引用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技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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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 中波周期 短波周期 主動城市化 結構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10)2-0001-12
背景分析和理論回顧
金融風暴沖擊下的世界經濟處于前所未有的困境。2009年前三個季度,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分別同比下降了3.3%、3.8%和2.6%,失業率從2008年初開始一直呈上升趨勢,其中在2009年 第二季度最為嚴重,4月份超過600萬人,6月份更是達到了690萬人。美國金融機構也陷入困 境,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產,道瓊斯指數同日下跌504點;9月29日下跌777點,居 美國證券史跌幅榜之首。在世界性金融危機沖擊下,中國經濟也遭遇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嚴 重的危機和考驗。作為經濟晴雨表的中國證券市場,上證綜指自危機前的6124點飛 流直下,跌至2008年10月前后的1664點。
這場全球危機的罪魁似乎是次貸危機,但根本原因在于支撐歐美經濟體發展的科技動力日漸 式微,是全球經濟進入長波下滑階段的必然結果。中國作為技術追趕型國家,技術進步還有 很大空間,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化仍然有較長的路要走,因此并不存在長波周期下行的壓力 。但全球范圍內的中波周期衰退和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相互疊加,從而加劇了中國經濟的調 整力度。
理論及投資界關注的周期分別有存貨周期、產能周期、建筑周期和技術進步的周期?；鶜J發 現了基于存貨調整的周期性變化,二戰以后的經驗研究表明,短波周期的平均長度為40個月 ,其上升階段比較明顯,而頂部及下降階段則不明顯,往往受到所處中波周期大背景的影響 。然而,過去對短波周期的觀察可能受到了中波周期的干擾,實際的短波周期可能更短。法 國經濟學家朱格拉基于銀行貸款、利率和物價的統計資料,研究了英、法、美等國家工業設 備投資的變動情況,發現了9―10年的周期波動。這就是中波周期,也稱設備投資循環,馬 克思在其《資本論》里詳細論述了設備周期。熊彼特認為中波周期反應了經濟在特定技術和 制度 環境下的“自然興衰”。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茲認為經濟中存在長度為15―25年不等的長期 波 動。這種波動在美國的許多經濟活動中,尤其是建筑業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所以庫茲涅茨周 期也稱為建筑業周期。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產業革命 以來,全球經濟周期非常有規律,基本上每過五六十年就有一個長周期:前面三四十年經濟 增長速度較快,后面二三十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注:劉崇儀.經濟周期論.人民出版 社,2006]從早期經驗來看,長波周期的長度為30 ―50年。如果技術革命加速,制度靈活性越來越大的話,長波周期則有變短的趨勢。
對后危機時代我國的經濟形勢認識存在較大分歧。國家信息中心認為,2010年對全球經濟復 蘇是極其關鍵的一年,也是真正考驗各國政府宏觀調控智慧的挑戰年。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 三個主要因素是寬松政策的退出、部分國家財政危機演化和美元走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 MF)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10年將增長3.1%。但復蘇將是緩慢的,因為金融體 系目前仍處于受損狀態,公共政策提供的支持將逐步減小,一些經濟體還將面臨高失業率。 巴曙松認為我國經濟將進入一個十分重要的結構轉型和政策調整期。[注:巴曙松.2010 年我國經濟走勢的三條主線.半月談,2010(3)]繼2008年的危機和20 09年的刺激之后,勢必留下很多后遺癥,2010年正是清理后遺癥的年份,問題不斷,但終將 在發展中解決,經濟增速難以超越9%,但經濟增長的質量有所提高。[注:孫建波.在過渡中尋找突破.廣發基金2010年宏觀策略報告,2010-01]從各大投行對2010年 經濟增長的預測來看,在9%―11%之間都有分布,充分體現了對2010年的分歧之大。
經濟發展模式的過渡:步入主動城市化階段
2009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為重點,以穩 步推進城鎮化為依托,優化產業結構,努力使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明顯進展。調結構并不僅僅 是經濟矛盾加劇之后的被動選擇,更是我國迎接主動城市化階段的戰略舉措。
過去30年的城市化是工業化推動下的被動城市化。我國借助高效率的工業用地審批制度快速 承接了全球加工制造業的轉移,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獲得了極大成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 業生產率的提高和工業化的發展,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8年的45 . 68%。特別是1995年以來,城市化加速,城鎮人口比重從29.04%起步,年均增長1.28%。主 動 工業化的典型特征是重工業的增速高于工業整體,盡管我們只有2000年以來的數據,但過去 的經驗表明重化工業發展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主基調。
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轉型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命題。從國際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中國成為“世 界工廠”表明中國已經走過了初級的出口導向階段,目前正處于進口替代的中后期階段,未 來的發展目標是要完成進口替展階段并形成具有自主技術優勢的“技術溢價”型出口導 向 產業。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工業發展進入進口替代中后期階段的典型特征是重工業化 基本達到頂峰,國民經濟積累率也基本達到頂峰,工業化的外延式擴張基本達到了一個臨界 點,工業化推動的被動城市化動力開始弱化。
主動城市化是工業化完成外延式擴張之后的必然趨勢,而其基礎正是農業生產力的高度發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夯實三農發展基礎”,沒有農業的發展,農民就不可能從土地 上 解放出來,農民工也難以成為真正的產業工人和市民。主動城市化的顯性目標是要實現人口 就業結構的轉型,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讓這些農民工將逐步融入現代工業生產和城市生 活,成為真正的產業工人和市民。從區域結構來看,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區的城鎮人 口比重已經超過60%,而西部地區省份僅為35%左右,部分省份低于30%。我國城市化的整 體水平與區域經濟結構類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的狀況。在這一城市化水平和區域經 濟結構下,今后的任務是通過提高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推動全國范圍內的均衡城市化 。人口就業結構的升級帶來的是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從而最終實現人民生活模式的 轉變。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制造業產能完全能夠滿足中國消費結構升級所需要的產品生產; 而正在推進的產業升級也將不斷滿足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
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1997―2007年是中國參與全球分工快速工業化的黃金十年,中國資本市 場得益于“世界工廠”演繹了波瀾壯闊的行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壓之下,我國工 業 化進入集約化發展階段,主動城市化勢必開啟中國大內需的黃金時代,中國人口結構、產業 結構、收入結構及消費結構的變遷將開啟大內需的廣闊市場,包括傳統行業中的新應用以及 各類新興行業。2010年正是中國向新增長模式過渡的關鍵年份,調結構也必然成為今年經濟 增長和政策調整的關鍵詞。
從中波周期底部向全面復蘇過渡
中國經濟不僅面臨著增長方式轉型的壓力,這一壓力同時與中波周期谷底相疊加,從而加大 了產能更新的難度。中波周期是反應產能變化的周期,產能變化是總供求相互作用下的擴張 、收縮及價格變化的結果,也就是馬克思所強調的設備周期。2000年后全球經濟迅速擴張, 在世界分工體系內,總需求和總供給空前繁榮,加之金融工具的使用,催生了生產和消費的 雙重泡沫,2007年達到頂峰后破滅,在2008和2009年完成了價格體系重建和低價格均衡形成 ,體現 了一個完整的中波周期圖景(圖1)。而當前,全球經濟包括中國經濟已經在低價格均衡中 ,距離復蘇階段尚有一段距離,是從典型的中波周期底部向全面復蘇過渡的階段。
1.低價格均衡水平的形成
中波經濟周期主要由四個階段組成(圖1):第一階段是低價格均衡,包括低要素價格、低 利息、低消費。這種低價格均衡為經濟復蘇及繁榮打下堅實的動力基礎。第二階段是經濟復 蘇,表現為生產擴張及消費擴張,而且這兩種擴張在低利息及杠桿作用雙重影響下持續擴大 ,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推動各種價格不斷創新高;全社會信心膨脹最終推動經濟進入 高價格均衡階段,表現為高要素價格及高消費價格,此時企業擴張的財務成本也就更高;然 而高價格均衡是難以持久的,收入分配的改革往往滯后于生產擴張,消費能力往往跟不上價 格的提高,總供求的量價均衡遇到消費約束,從而打破生產和消費量價螺旋式上升的鏈條。 量價向上的預期被打破之后,企業產能投資和存貨投資的過剩問題也就充分暴露出來。社會 進入消費調整期;企業迅速去除存貨,同時消化過剩產能,去杠桿;經濟又進入新的低價格 均衡,當然這也是下一個經濟周期的起點。
盡管經濟危機必然導致金融不穩定,但并不是每次經濟危機都伴隨著金融危機。危機之下, 社會不同主體資產負債表的資產項出現系統性貶值,償債能力受到影響,部分主體陷入破產 境地。 [注:黃旭平.公司金融中介行為形成機制與次貸危機.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9(1):53 -56]局部的破產并不足以引發金融危機,但金融衍生產品往往在范圍和幅度兩個層面放 大這些債務。從圖1我們可以看出,本輪危機較之以往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消費者行為 成為危機的源泉之一,次級貸款的違約導致消費收縮較之歷次危機更為嚴重;二是衍生工具 的沖擊特別大,衍生產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傂枨蟮氖湛s加劇了生產領域的危機,而 衍生產品的危機則直接沖擊著金融體系,生產領域和金融體系同時受到沖擊則使得市場經濟 的資金流受到嚴重影響。
全球在生產和消費領域的過度擴張乃危機之源,在實體經濟中表現為制造業產能過剩和居民 消費在高位難以為繼。低價格水平的均衡已在2009年初形成,并在年中穩定下來。金融體系 已經從休克的狀態中有所緩和,金融在經濟中的“血液循環”功能重新啟動:無論是TED利 差 ,還是LIBOR-OISTED利差都從2008年第四季度的創記錄高水平回落。這些跡象表明,盡管 全球經濟仍然處于去產能去杠桿的調整期,但金融沖擊的洪峰已經過去。
從中波周期的視角來看,當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已經從危機中邁進低價格水平均衡,政 府政策的使命是如何通過影響存貨變化、產能調整、經濟活動杠桿率和消費意愿來推動經濟 走出低價格水平均衡,走向復蘇。然而,可以預期的是,2000年以來全球總供求高度膨脹以 及全球分工的畸形發展,導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產能擴張結構不平衡加劇,以中國為代 表的發展中國家加工制造業產能面臨長期調整的壓力,而以美國為代表的消費型和財富型經 濟體則面臨著過渡消費的壓力,世界需要重新調整生產和消費結構。
2.對全球和中國經濟所處中波周期階段的判斷
2008年以來,對全球經濟周期做出明確判斷的有周金濤和波濤。周金濤認為全球經濟進入了 新一輪長波衰退,但他對中國經濟抱有樂觀的態度,提出“起飛蕭條”將使得中國目前面臨 最 困難的局面。[注:周金濤.明年可能呈現雙底.中國證券報,2008-11-11]波濤 認為,世界經濟1982―2006年的平穩發展期已經結束,世界經濟正進入 以“動蕩”為特征、長度大約為10―20年的歷史發展時期。[波濤.世界經濟進入動 蕩的歷史新時期.中國證券報,2009-01-09]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標志著新的世 界經濟動蕩期的開始。全球于2008年第四季度進入中波周期的底部,來自金融的壓力在2008 年 下半年把中國經濟迅速地推向了調整的最低點。2009年全球經濟雖然還處于中波周期的底部 區域,但短波向上將是主旋律,2008年第四季度或2009年第一季度成為可以預見的絕對低點 。 [注:孫建波.主動城市化或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引擎.上海證券報,2009-12-23]中 國的城市化水平和工業化階段都表明經濟仍有著持續發展的空間和動力,中國經濟長期增長 仍有較大空間。 [注:張明之.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戰略性發展機遇――基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審視.南 京政治學院學報,2009(1):46-52]
2010年將是復雜的過渡年,已經進入低價格均衡的經濟很難快速走上全面復蘇的軌道。全球 經濟經歷了2008年的危機和2009年的刺激,必然要面臨很多后遺癥。但總的基調是向好的, 后遺癥畢竟是解決一個少一個,這就是過渡期的基本特征。我們正是要把迪拜世界債務危機 、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困境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等問題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中來解讀,要清 醒地認識到,問題暴露一個就能解決一個,解決一個就少一個。從中波周期來看,已經明確 地走出底部;從短波周期來看,經歷了2009年的補庫存,短期缺乏大幅向上的動力,但在中 波周期向上的大背景下,短波不會表現為明顯的向下,而是在當前的平臺上等待社會信心的 積累,醞釀走上新臺階。一句話概括就是:中波出底,短波震蕩等待走上更高平臺。
3.過渡期的政策使命:穩定信心
過渡期的政策面臨兩難,刺激力度過大容易滋生泡沫風險,而刺激不足或退出過快則有可能 阻礙復蘇進程。從中波周期底部向復蘇過渡的時期,宏觀政策一方面要治理危機和過度刺激 的后遺癥,另一方面要致力于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在千頭萬緒中,政策的關鍵是要穩定社會 對經濟健康發展的信心。
首先,要控制寬松的貨幣狀況。從政策角度來看,2009年的貨幣狀況是過度寬松,貨幣政策 制定者面臨的關鍵問題是何時開始緊縮以及如何調整龐大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在緊縮貨 幣政策時機方面,先進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面臨不同的挑戰。新興經濟體必須考慮外部沖擊 。如果對國內需求和資產價格的擔憂加大,政策制定者應考慮通過引入有助于穩定經濟的審 慎宏觀工具來補充通脹目標。
其次,要在保障財政可持續性的同時維持財政支持。盡管許多國家都已擁有巨額財政赤字和 日益增加的公共債務,但是,在復蘇奠定堅實基礎之前,必須維持財政刺激計劃。如果經濟 增長的下行風險轉為現實,那么現行計劃可能需進一步擴大或延長。一旦復蘇奠定牢固基礎 ,他們需承諾大規模削減赤字,并開始著手解決長期財政挑戰,必須推進改革以便使公共財 政更加可持續。金融體系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持續的資產質量惡化問題。政府需逐步撤銷計劃 ,同時利用以市場為基礎的激勵機制來鼓勵減少對公共支持的依賴。
進入2010年以來,在春節之前的短短一個月里,中國政府連續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節奏 之緊湊,幅度之大,遠遠超過市場和全球觀察家的預期。這表明貨幣政策的過度寬松是不可 持續的,但經濟復蘇的基礎和信心尚未穩固,從政策的角度來看也就面臨兩難抉擇。不過, 信心的積累是大方向,認識到這一點,政策也就能夠從容一些,對中國的“提前緊縮”也就 能 多理解一些?；诖?美聯儲在上調貼現率之后反復強調貨幣政策寬松的基調沒有改變。我 們認為,態度沒有變,但力度肯定變了。
過渡期的中國經濟展望
后危機時代,中國的復蘇更是一個緩慢的結構轉型和信心重建過程。
1.經濟復蘇節奏的基本判斷
中國經政府的資源調動能力和政治號召能力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難以比擬的。在2008年全球 金融風暴來襲之際,4萬億投資計劃把中國迅速從快速下滑的趨勢中拉出,2009年中國經濟 實現了率先反彈,主要經濟指標在第二季度出現了明顯的回升。然而經濟復蘇卻有可能需要 較長時間。原因主要有:
第一,歐美復蘇是我國出口部門復蘇的前提條件。盡管中國經濟社會已經面臨著發展模式的 轉型,但不容否認,我國當前的主要制造業部門仍然是出口導向型的。對于一個出口導向型 的經濟體來說,目標市場尚未完全復蘇,我國何來率先復蘇?因為,中國經濟的堅實的復蘇 必須具備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歐美市場的先行復蘇。
第二,4萬億投資勢必擠壓了未來投資。李嘉圖等價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道理,政府當期舉 債等同于未來征稅。一方面,4萬億投資所需要的財政資金形成了未來財政的壓力;另一方 面,4萬億所投的項目在未來的2―3年到期后能否有民間投資接續,才是判斷經濟是否復蘇 的關鍵。
第三,結構調整必然以犧牲增長率為代價。當前經濟調結構已經成為共識,而調結構勢必要 淘汰一些原有的產能,建設一些新的產能。新產能形成生產能力是需要周期的,而舊產能的 淘汰是立即影響當期生產的。為了未來增長的動力而進行的結構調整,也就必然對當期增長 帶來壓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中波周期危機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疊加決定了經濟復蘇的長期性 。
2.后危機時代經濟形勢前瞻
進入2010年,在全球經濟仍然低迷的前提下,我國仍將維持適度寬松的財政貨幣環境,但政 策效應也將有所減弱,企業收益下滑帶來的居民消費力增速下降也將逐漸顯現,2009年內需 強勁增長的勢頭將有所降低。與內需相反,外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由負轉正,會 部分彌補內需減弱的影響,但其拉動作用不會太大。預計2010年我國經濟增速將維持2009年 的水平,經濟增長不高于9%。其他宏觀預測指標如表1所示。
第一,工業生產平穩運行。隨著物價水平的逐漸復蘇,企業經營效益繼續改善,工業生產將 繼續保持平穩增長態勢。但由于目前全球經濟復蘇力度不大,企業的謹慎性預期加重,擴大 再生產投資難以全面啟動,預計2010年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速在11%左右。
第二,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快速增長。由于2009年新開工項目和在建項目較多,投資增長慣性 較強,2010年投資仍將保持快速增長。盡管政府投資增量仍然較大,但由于新增貸款規模不 會出現2009年的高速增長,以及政府對投資取向和產業結構的調節,預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在25%―30%之間。
第三,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幅下降。在大規模促內需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速一直在“紅燈區”內運行。隨著經濟信心逐步恢復,以及國家刺激消 費 政策的持續推行,居民平均消費率有望逐年提高,2009―2010年有望擴張至83%左右。假設2 010年CPI為3%,居民收入實際漲幅為10%―13%,則2010年社會零售總額的增幅大致為15%―1 7%。
第四,對外貿易小幅改善。從貨物數量上看,2010年的進口與出口總量將維持8%左右的增長 ,這一判斷是基于全球3%左右的產出增長率預測,以及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市場份額保持不 變的估值。由于我國進口商品多以初級原材料和高新技術產品兩端為主,預計2010年初級原 材料價格對比2009年將有超過10%的平均漲幅,而高新技術產品小幅下滑,其他工業品與我 國出口指數相當,進口價格指數約為5.5%左右的漲幅,出口價格指數約為4.5%。
第五,物價水平將繼續小幅回升。從我國的物價環境來看,由于基數原因,CPI/PPI將呈現 出前高后穩的運行態勢。預期2010年1季度將形成同比增速的高點,全年穩中趨降;絕對價 格水平維持小幅上揚態勢。預計CPI增速在2.5%―3%之間,PPI的增速在5%―6%之間。
過渡期的投資環境及資產配置
經濟的過渡期也意味著投資的過渡期,資產配置也必然要適應過渡期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 遵守投資時鐘的基本規律,在向復蘇過渡的過程中把資產從固定收益資產調整到權益類資產 ,另一方面要順應中國結構轉型的需要,把資金配置在最能推動經濟調結構的領域。
1.投資環境
首先,市場推動力從預期修復向盈利增長過渡。2009年股市波瀾壯闊的表現不僅僅是因為經 濟復蘇和政策刺激,危機來臨之時的恐慌所導致的超跌留下了更大上漲空間也是一個重要原 因。也就是說,市場的修復型上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盈利增長推動的內涵并不意味著 市場不再擁有投機因素,對盈利增長推動所應該給予的估值仍然是一件非常藝術的事情,需 要理性和公正地把握。但盈利增長推動之下,借著盈利增長的名義,投機的氣氛或將比估值 修復階段淡得多。
其次,市場風格變化從劫后狂歡向平穩運行過渡。為什么會有劫后狂歡?因為經濟從最底部 上來的時候,相對數所反映的環比和同比增長都掩蓋了絕對數的質量低下,顯示出危機實不 可怕,從而不愿意接受“復蘇總是漫長的過程”這一事實。而現實也似乎為狂歡提供了足夠 的 支撐:強勁的補庫存掩蓋了產能利用率的不穩定,強勁的擴張政策推動掩蓋了經濟結構失衡 的加劇。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增長在2009年中期至2010年上半年是從環比高增長向同比高增長 過渡的階段,相應地,我們認為這一階段也將是劫后狂歡的瘋狂區間,此后市場將穩定下來 。
第三,流動性從外生沖擊向內生平衡過渡。流動性因素是股市的一個不老話題。從M1/M 2的 角度來看,當前正處于從M2高點向M1高點過渡的階段,而M1也正處于從環比高點向同 比高點 過渡的階段。從M1、M2的性質來看,M1更多地反映了企業和居民戶的真實經濟活動, 具有更多的內生性特征。市場的流動性推動因素逐步趨緩。
第四,政策沖擊向強調平穩過渡轉變。政策沖擊也是市場的一大心病,癥結在于如何退出, 或者說是退出的節奏。悲觀者或者是不信任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人往往擔憂政策隨著數據動 蕩。我們認為,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確定性事件,不必擔憂政策退出的沖擊性影響 。而退出的原因則不一定是被動的。例如加息,除非滯脹將被動加息;如果社會有能力承擔 更高資金成本去擴張,則主動加息,主動加息意味著復蘇,意味著更高的盈利。
第五,市場特征表現為前震后穩。2010年上半年,特別是第一季度,宏觀經濟穩步上行,同 比數據由于基數原因大幅增長,主要物價指數跳空走高,這些都將刺激市場產生樂觀預期。 然而宏觀政策仍存在不確定性,基于平穩性的控制有可能被解讀為緊縮,這些因素將加劇市 場波動。預期5月份之后,全年經濟態勢基本明晰,宏觀政策的基調也將基本確定,市場中 的預期,無論是經濟運行預期,還是政策方面的預期,都將穩定下來。市場運行也將隨著經 濟運行和政策方向的穩定而穩定下來。
【關鍵詞】生命周期 科技型小微企業 融資
“互聯網+”時代，科技型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成為全球經濟的熱點，科技型企業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推動作用和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是毋庸質疑的。但長期以來，融資難題已成為制約科技型小微企業成長和發展的瓶頸。如何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融資路徑也逐漸成為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課題。
一、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特點
融資也稱資金的融通，是資金使用人為支付超過現金的購貨款而采取的貨幣交易手段，從而將貨幣資金在持有者和使用者之間進行交換，以期達到資金雙向流動的目的。簡單來說，融資即是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狀況和生產經營狀況，采用科學合理的決策方法，通過內部積累、外部籌資等特定的渠道，組織資金的供應，以保證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管理需要的一種經濟行為。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企業要從自身特點出發，選擇資金資源配置合理且適合自身發展的融資方式。一般來說，根據不同的標準，可將企業融資方式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三大類。
科技型小微企業具有區別于傳統企業的特征，具體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資金需求規模大，回報周期長
科技型小微企業的發展依賴于研發能力和科技創新，它不同于以往的傳統企業，其研究和開發費用的投資比例大，投資回報周期長，在投資風險較大的情況下卻不能夠保證可觀的投資收益，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在企業開展初期相對較弱，在企業初創期需要大量的資金來保證企業的正常營運，只有當企業逐漸成熟和穩定，投資者才能看到理想的投資回報。
（二）融資風險高
科技型小微企業投資周期長，融資需求高，在企業的成長階段若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入，企業現金流不穩定，就很有可能導致企業在沒有研發出高性能產品的時候就已經夭折了。此時，之前用于科技研發的籌集資金就很有可能會化為炮灰。除此之外，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的高風險性還體現在市場對新興產品的認可度上，因為科研成果得到市場的檢驗和認可也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萬一得不到市場主體的認可，那么所有的資金歸零。
（三）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具有不同的融資需求
科技型小微企業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特征。在企業發展初期，市場對企業產品的認知度不高，企業品牌尚未形成且研發技術尚未成熟，企業無法得到外界投資主體的認可，此時企業只能依靠內部融資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當企業逐漸發展進入到成長期后，技術相對成熟，產品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此時便可開展風險投資、天使投資或者是創業板上市等更為多樣的融資渠道來吸收資金，以推進企業的進一步發展;當企業穩步進入成熟期后，盈利能力明顯些增強，此時為縮減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管理層們便更樂意采用商業銀行貸款、企業債券融資等等低成本的融資模式來。
二、影響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路徑選擇的主要因素
認真分析影響企業不同融資路徑選擇的主要因素，幫助科技型小微企業在其生命周期的每一階段做出正確的融資決策，高效完成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融通需求，是每一個企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
從總體上來看，目前我國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路徑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企業的內部因素，包括企業制度、企業資源、商業機會或項目、經營者領導力和內部控制。其中，企業資源中的人力資源狀況、財務資源狀況、技術創新能力和市場預測和營銷能力顯得最為重要。第二個部分是企業的外部因素，具體包括宏觀經濟、產業政策、金融環境、法律環境、信用文化環境和科技六個方面。其中，金融環境當中的資本市場環境、銀行體系、風險投資和民間金融又更為重要。在科技型小微企業傳統的融資路徑下，企業的內部融資渠道集中于企業創建資金和企業的留存收益，外部融資渠道則主要依賴于股票債券市場、信用擔保借貸和政府貼息或免息貸款等政策性融資渠道。創新無處不在，科技型小微企業在進行融資路徑的選擇時，除了參照傳統的融資路徑進行選擇之外，還應當大力拓展現代化創新融資路徑，為解決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瓶頸開辟新模式。目前天使投資、風險投資、融資租賃、產業投資基金和私募投資基金的融合以及中小板和創業板市場的發展為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開辟了新的道路，也為選擇適用于自己企業發展的有效融資路徑增加了空間。
三、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路徑的選擇與優化
如前所述，科技型小微企業對資本的需求發生在企業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每個不同的階段所需資金的性質與規模又不盡相同。一般來說，科技型小微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通常與企業的發展速度及其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相關聯。相對于一般傳統企業而言，科技型小微企業的成長值較高，高速成長的科技型小微企業達到盈虧平衡點的時間要長于一般傳統企業。也就是說科技型小微企業相對于傳統企而言對資金的需求量要大的多。
（一）科技型小微企業成長生命周期的融資路徑
對于科技型小微企業來說，不同的發展階段企業的融資需求和融資風險也是不一致的。企業多元化的融資路徑要與其成生命周期相匹配。不同的融資路徑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會發揮不同的作用。
1.種子期。此時科技型小微企業規模較小、風險較大、缺乏盈利，商業銀行出于對資金安全的考慮往往不會考慮對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所以，該階段企業主依靠政府科技資金和風險投資等途徑來注入資本來為其提供資金支持。
2.創立期。此時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市場認知度和產品市場占有率逐漸提高，盈利能力有所增強，內部融資和風險投資的方式是該階段資金來源的不錯選擇。
3.成長期。該階段科技型小微企業的科技研發風險明顯下降，生產能力逐漸增強，產品市場得以拓展，經營管理日益規范，這一階段的主要融資路徑為二板市場融資和銀行擔保貸款。
4.擴張期。這一階段企業技術風險、市場風險有所降低，產品迅速搶占市場，大規模生產隨之而來，企業的融資工作有了新的挑戰。債權性融資和股權性融資都較為容易。科技型小微企業可以通過抵押或質押取得貸款，也可以通過創業板市場在資本市場上獲得直接融資。
（二）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路徑優化建議
基于企業成長生命周期理論和我國科技型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特點，在分析研究影響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路徑選擇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優化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路徑的四點建議：
首先，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和政策支持體系?？萍夹托∥⑵髽I需要長期的、大量的資金投入，為了保證持續不斷的科技投入能夠給企業和社會帶來不斷增長的經濟效應，政府應建立健全科技投資法、創業投資基金法、科技風險補償法等法規體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優化金融服務，頒布并實施財稅扶持政策等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和措施，從而為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提供保障。
其次，優化以商業銀行為核心的融資體系。銀行是我國科技型小微企業主要的融資途徑，我們要發揮銀行間接融資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發展的支持作用，完善銀行行運作機制，改進銀行對小微企業的信貸管理辦法，健全小微企業擔保融資途徑，進一步健全科技型小微企業的間接融資體系。
再次，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資本市場體系。迅速做大做強我國交易市場，完善現有主板市場，鼓勵和引導科技型小微企業直接上市，減少資本市場對上市企業在所有制差別方面的限制，加強創業板市場制度建設，為科技型小微企業提供暢通的上市融資渠道，從而保證其能夠順利通過資本市場獲得直接融資。
最后，建立健全風險投資機制。建立以政府財政資金為引導，政策性資金、商業性資金投入為主的風險投資融資機制，設立和完善各種產業投資基金，引導機構投資者資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充分發揮風險投資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的資金支持和智力支持作用，加強風險投資環境建設，從而促進我國的風險投資業早日走上市場化、國際化的軌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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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名梁.科技型小微企業發展環境及政策支持體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03）.
[3]汪衛芳.金融價值鏈視角下科技型小微企業發展的金融支持實證研究[J].寧波教育學院學報，2015（01）.
內容摘要：青少年婚前性行為一向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大量的研究注重的是現狀調查和原因分析，我們的研究則深入了一層：考慮情感體驗的內容。在此基礎上考察這一問題，更具有心理學的背景和意義。我們發現在婚前性行為發生時，男生比女生更多地感到，而高中生比大學生更多的感到害怕，大學生則是害羞。這些行為發生后，更多的人選擇向朋友而不是家人傾訴，而咨詢熱線還沒有被廣泛接受。
關鍵詞：青少年 婚前性行為 態度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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