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0 14:40:40
序論：在您撰寫大學生家庭情況自述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獨生子女父母婚姻狀況大學生人格
是否獨生子女對大學生人格有著一定的影響。王月云等人研究?譹?訛表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非健康型人格發生率高于獨生子女大學生。姚齊和研究?譺?訛表明，非獨生子女在恃強性、敏感性、幻想性、緊張性因素的得分均高于獨生子女,只有敢為性因素的得分低于獨生子女。孫澤軍研究?譻?訛表明，獨生子在聰慧性、敏感性和興奮性上得分高于非獨生子,差異顯著，而在其它人格維度上，兩者無差異。
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的人格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黃悅勤等人研究?譼?訛發現，父母關系不和睦，單親家庭是大學生人格障礙的危險因素。劉金花調查?譽?訛表明，與自述父母關系說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關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優越性,心理健康水平和專業有成就的人格特征得分也更高。凌四寶等人研究?譾?訛表明，父母婚姻完整和諧的大學生樂群性（A）、穩定性（C）、敢為性（H）均顯著高于在離散型家庭中成長的大學生；持強性（E）、懷疑性（L）、憂慮性（Q1）、緊張性（Q4）則顯著低于在離散型家庭中成長的大學生。
如果按照上述研究結果推論，不良的父母婚姻狀況（例如離異，父或母去世）加上非獨生子女（有兄弟姐妹），人格應該更不良；但從家庭系統角度來看，兄弟姐妹的存在未嘗不是一種社會支持資源，也許會對父母婚姻狀況不良的消極影響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為了獲得實證的結果，本研究將嘗試對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影響及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進行研究。
研究方法
被試。采用整群抽樣法，在北京市某大學大學生中進行取樣。共回收問卷6518份，實得有效問卷6062份，問卷有效率為93.00%。其中樣本的基本構成情況是：男生2707人，女生3354人，缺失性別數據1人；獨生子4527人，非獨生子1535人。被試年齡在19至22歲之間。
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卡特爾16種人格測試量表（16PF）以及自編的家庭調查項目作為調查工具。自編的家庭調查項目主要包括父母婚姻狀況（分為正常、離異和父或母去世）和是否獨生子女等內容。16PF共有187題，歸為16種人格因素，分值越高，表明某種人格因素越突出,對正常人的16種基本人格因素有良好的區分能力。16PF具有較高的效度和信度：重測信度在0.43～0.89；結構效度較好，量表項目的因素負荷在0.73～0.96。
程序。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本研究采用2×3兩因素設計模式，以父母婚姻狀況、是否獨生子女作為自變量，分別以人格的16個因素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方差分析。所得數據采用SPSS11.0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父母婚姻狀況在人格因素上的主效應。
從表1可以看出，父母婚姻狀況在大學生人格的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幻想性和自律性因素上主效應顯著，而在其它的人格因素上則不顯著。進一步多重比較發現,在恃強性和幻想性上，離異家庭大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正常家庭（p<0.05）；在興奮性上，離異家庭大學生的得分則非常顯著高于正常家庭（p<0.01）和父或母去世家庭（p<0.01）；在有恒性上，離異家庭大學生的得分非常顯著低于正常家庭（p<0.01）；在自律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十分顯著高于正常家庭（p<0.01）和離異家庭（p<0.01）。
是否獨生子女在大學生人格因素上的主效應。從表2可以看出，是否獨生子女在興奮性上主效應顯著，在其它人格因素上則不顯著。
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在大學生人格因素上的交互作用分析。交互作用檢驗表明，在聰慧性、恃強性和興奮性上，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交互作用顯著（p<0.05）；在激進性上，兩者交互作用則十分顯著（p<0.01）。交互作用見圖1～圖4。
進一步分析表明，在聰慧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非獨生子女大學生顯著高于獨生子女大學生（p<0.05），而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均不顯著；在恃強性和興奮性上，正常家庭非獨生子女大學生顯著低于獨生子女大學生（p<0.01），而離異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均不顯著；在激進性上，離異家庭非獨生子女大學生顯著低于獨生子女大學生（p<0.01），而正常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均不顯著。
研究結果討論
關于主效應的討論。在研究結果中，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主效應顯著，說明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確實存在顯著影響。這與劉金花的研究結果“與自述父母關系說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關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優越性”是一致的；但在具體人格因素上的差異顯著狀況和凌四寶等的研究結果是有出入的，究其原因，應該是兩研究對大學生的父母婚姻狀況分類不同所致。凌四寶等的研究將家庭分為完整和諧型和離散型兩種，父母離異和父或母去世都被歸于離散型家庭，但這兩類家庭其實對孩子的人格發展有著不同的影響，本研究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因而將父母婚姻狀況細化為正常、離異和父或母去世三種情況，我們也因此獲得有關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影響的更為細致的結果。
具體人格維度上，恃強性、幻想性和興奮性，離異家庭大學生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學生，在有恒性上，離異家庭大學生則顯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學生。恃強性高者好強、固執獨立、積極，低者謙遜、順從、通融、恭順；幻想性高者幻想、狂放任性，低者現實、遵守成規、力求完善合理；興奮性高者輕松興奮、隨遇而安，低者嚴肅、審慎、冷靜、寡言；有恒性高者做事盡職，低者茍且敷衍，缺乏奉公守法精神。所以和正常家庭大學生相比，離異家庭大學生更好強、固執，更狂放任性，更隨遇而安，也更缺乏奉公守法精神。
在自律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大學生。自律性高者知己知彼、自律嚴謹；自律性低者矛盾沖突、不顧大體。由于父或母去世，很多孩子被迫過早接觸社會，過早承擔部分家庭的責任，過早體驗生活的苦樂艱辛，因而，相比其他家庭的孩子，人格上也就更加自律嚴謹。
獨生子女大學生在興奮性上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在其它人格因素上兩者無差異。本研究沒有在更多的人格維度上檢驗出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的差異，這一結果和姚齊和、孫澤軍等的研究結果是不一致的。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采用的是兩因素方差分析，不僅考察是否獨生子女對人格發展影響的主效應，也考察父母婚姻狀況與其對人格影響的交互作用。而其它研究則是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的形式，沒有考慮到這種交互作用。
關于交互作用的討論。關于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交互影響是本研究比較獨特和有價值的結果。從圖1～圖4，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人格的差異受父母婚姻狀況不同的影響。
對于正常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恃強性和興奮性上，非獨生子女要低于獨生子女，離異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則均沒有這種差別。說明正常家庭的大學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其更謙遜、順從、冷靜、寡言。這可能與正常家庭孩子的注意力主要關注家庭內部，彼此要爭奪和共享父母的愛有關。而離異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之間恃強性和興奮性不存在顯著差異。
對于離異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激進性上，非獨生子女顯著低于獨生子女，正常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則均沒有差別。激進性高者自由、激進，不拘泥于現實；激進性低者保守、尊重傳統觀念與道德準則。兄弟姐妹的存在使離異家庭的大學生更接近現實、尊重傳統、重視道德準則。父母離異，通常孩子會對主動提出離婚的父母一方有一種誤解，認為其對家庭不負責任，而兄弟姐妹的團結互助，則必然會增加其對家庭倫理重要性的認識。尊重傳統，重視道德準則，正是體現了離異家庭孩子的這種復雜心理。
對于父或母去世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聰慧性上，非獨生子女顯著高于獨生子女，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則均沒有差別。聰慧性高者聰明、富有才識、善于抽象思維；低者思想遲鈍、學識淺薄、抽象思維能力弱。兄弟姐妹的存在影響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的思維智力，使其更聰慧。在這樣的家庭，家長由于要承擔起養家糊口的重擔，沒有太多時間去照顧孩子，孩子被迫彼此照顧，相互依賴。這種過早的社會化經歷，可能是其聰慧性高的原因。
結論
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存在顯著影響。離異家庭大學生在恃強性、幻想性和興奮性上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學生，在有恒性上，顯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學生。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在自律性上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大學生。
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人格存在顯著差異。獨生子女大學生在興奮性上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正常家庭的大學生更謙遜、順從、冷靜；使離異家庭的大學生更接近現實，更尊重傳統。此外，兄弟姐妹的存在影響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的思維智力水平更高，使其更聰慧
注釋
①王月云等：“獨生與非獨生子女大學生人格特征比較研究”，《醫學與社會》，2007年第9期，第38～40頁。
②姚齊和：“獨生與非獨生子女個性特征比較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2000年第1期，第54～55頁。
③孫澤軍：“大學生獨生與非獨生子女16項人格因素比較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2000年第3期，第284～286頁。
④黃悅勤,李立明,劉秀芬：“理工科一年級大學生人格障礙及其危險因素的現況調查”，《中華精神科雜志》,2000年第33期，第44～46頁。
【關鍵詞】獨生子女父母婚姻狀況大學生人格
是否獨生子女對大學生人格有著一定的影響。王月云等人研究??表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非健康型人格發生率高于獨生子女大學生。姚齊和研究??表明，非獨生子女在恃強性、敏感性、幻想性、緊張性因素的得分均高于獨生子女,只有敢為性因素的得分低于獨生子女。孫澤軍研究??表明，獨生子在聰慧性、敏感性和興奮性上得分高于非獨生子,差異顯著，而在其它人格維度上，兩者無差異。
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的人格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黃悅勤等人研究??發現，父母關系不和睦，單親家庭是大學生人格障礙的危險因素。劉金花調查??表明，與自述父母關系說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關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優越性,心理健康水平和專業有成就的人格特征得分也更高。凌四寶等人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完整和諧的大學生樂群性（A）、穩定性（C）、敢為性（H）均顯著高于在離散型家庭中成長的大學生；持強性（E）、懷疑性（L）、憂慮性（Q1）、緊張性（Q4）則顯著低于在離散型家庭中成長的大學生。
如果按照上述研究結果推論，不良的父母婚姻狀況（例如離異，父或母去世）加上非獨生子女（有兄弟姐妹），人格應該更不良；但從家庭系統角度來看，兄弟姐妹的存在未嘗不是一種社會支持資源，也許會對父母婚姻狀況不良的消極影響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為了獲得實證的結果，本研究將嘗試對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影響及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進行研究。
研究方法
被試。采用整群抽樣法，在北京市某大學大學生中進行取樣。共回收問卷6518份，實得有效問卷6062份，問卷有效率為93.00%。其中樣本的基本構成情況是：男生2707人，女生3354人，缺失性別數據1人；獨生子4527人，非獨生子1535人。被試年齡在19至22歲之間。
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卡特爾16種人格測試量表（16PF）以及自編的家庭調查項目作為調查工具。自編的家庭調查項目主要包括父母婚姻狀況（分為正常、離異和父或母去世）和是否獨生子女等內容。16PF共有187題，歸為16種人格因素，分值越高，表明某種人格因素越突出,對正常人的16種基本人格因素有良好的區分能力。16PF具有較高的效度和信度：重測信度在0.43～0.89；結構效度較好，量表項目的因素負荷在0.73～0.96。
程序。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本研究采用2×3兩因素設計模式，以父母婚姻狀況、是否獨生子女作為自變量，分別以人格的16個因素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方差分析。所得數據采用SPSS11.0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父母婚姻狀況在人格因素上的主效應。
從表1可以看出，父母婚姻狀況在大學生人格的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幻想性和自律性因素上主效應顯著，而在其它的人格因素上則不顯著。進一步多重比較發現,在恃強性和幻想性上，離異家庭大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正常家庭（p
是否獨生子女在大學生人格因素上的主效應。從表2可以看出，是否獨生子女在興奮性上主效應顯著，在其它人格因素上則不顯著。
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在大學生人格因素上的交互作用分析。交互作用檢驗表明，在聰慧性、恃強性和興奮性上，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交互作用顯著（p
進一步分析表明，在聰慧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非獨生子女大學生顯著高于獨生子女大學生（p
研究結果討論
關于主效應的討論。在研究結果中，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主效應顯著，說明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確實存在顯著影響。這與劉金花的研究結果“與自述父母關系說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關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優越性”是一致的；但在具體人格因素上的差異顯著狀況和凌四寶等的研究結果是有出入的，究其原因，應該是兩研究對大學生的父母婚姻狀況分類不同所致。凌四寶等的研究將家庭分為完整和諧型和離散型兩種，父母離異和父或母去世都被歸于離散型家庭，但這兩類家庭其實對孩子的人格發展有著不同的影響，本研究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因而將父母婚姻狀況細化為正常、離異和父或母去世三種情況，我們也因此獲得有關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影響的更為細致的結果。
具體人格維度上，恃強性、幻想性和興奮性，離異家庭大學生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學生，在有恒性上，離異家庭大學生則顯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學生。恃強性高者好強、固執獨立、積極，低者謙遜、順從、通融、恭順；幻想性高者幻想、狂放任性，低者現實、遵守成規、力求完善合理；興奮性高者輕松興奮、隨遇而安，低者嚴肅、審慎、冷靜、寡言；有恒性高者做事盡職，低者茍且敷衍，缺乏奉公守法精神。所以和正常家庭大學生相比，離異家庭大學生更好強、固執，更狂放任性，更隨遇而安，也更缺乏奉公守法精神。
在自律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大學生。自律性高者知己知彼、自律嚴謹；自律性低者矛盾沖突、不顧大體。由于父或母去世，很多孩子被迫過早接觸社會，過早承擔部分家庭的責任，過早體驗生活的苦樂艱辛，因而，相比其他家庭的孩子，人格上也就更加自律嚴謹。
獨生子女大學生在興奮性上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在其它人格因素上兩者無差異。本研究沒有在更多的人格維度上檢驗出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的差異，這一結果和姚齊和、孫澤軍等的研究結果是不一致的。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采用的是兩因素方差分析，不僅考察是否獨生子女對人格發展影響的主效應，也考察父母婚姻狀況與其對人格影響的交互作用。而其它研究則是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的形式，沒有考慮到這種交互作用。
關于交互作用的討論。關于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交互影響是本研究比較獨特和有價值的結果。從圖1～圖4，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人格的差異受父母婚姻狀況不同的影響。
對于正常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恃強性和興奮性上，非獨生子女要低于獨生子女，離異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則均沒有這種差別。說明正常家庭的大學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其更謙遜、順從、冷靜、寡言。這可能與正常家庭孩子的注意力主要關注家庭內部，彼此要爭奪和共享父母的愛有關。而離異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之間恃強性和興奮性不存在顯著差異。
對于離異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激進性上，非獨生子女顯著低于獨生子女，正常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則均沒有差別。激進性高者自由、激進，不拘泥于現實；激進性低者保守、尊重傳統觀念與道德準則。兄弟姐妹的存在使離異家庭的大學生更接近現實、尊重傳統、重視道德準則。父母離異，通常孩子會對主動提出離婚的父母一方有一種誤解，認為其對家庭不負責任，而兄弟姐妹的團結互助，則必然會增加其對家庭倫理重要性的認識。尊重傳統，重視道德準則，正是體現了離異家庭孩子的這種復雜心理。
對于父或母去世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聰慧性上，非獨生子女顯著高于獨生子女，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則均沒有差別。聰慧性高者聰明、富有才識、善于抽象思維；低者思想遲鈍、學識淺薄、抽象思維能力弱。兄弟姐妹的存在影響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的思維智力，使其更聰慧。在這樣的家庭，家長由于要承擔起養家糊口的重擔，沒有太多時間去照顧孩子，孩子被迫彼此照顧，相互依賴。這種過早的社會化經歷，可能是其聰慧性高的原因。
結 論
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存在顯著影響。離異家庭大學生在恃強性、幻想性和興奮性上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學生，在有恒性上，顯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學生。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在自律性上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大學生。
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人格存在顯著差異。獨生子女大學生在興奮性上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正常家庭的大學生更謙遜、順從、冷靜；使離異家庭的大學生更接近現實，更尊重傳統。此外，兄弟姐妹的存在影響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的思維智力水平更高，使其更聰慧。（作者單位分別為：北京聯合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本研究獲北京市人才強教中青骨項目資助，曾美英同志參與寫作）
注釋
①王月云等：“獨生與非獨生子女大學生人格特征比較研究”，《醫學與社會》，2007年第9期，第38～40頁。
②姚齊和：“獨生與非獨生子女個性特征比較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2000年第1期，第54～55頁。
③孫澤軍：“大學生獨生與非獨生子女16項人格因素比較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2000年第3期，第284～286頁。
④黃悅勤,李立明,劉秀芬：“理工科一年級大學生人格障礙及其危險因素的現況調查”，《中華精神科雜志》,2000年第33期，第44～46頁。
[關鍵詞]男男者；同性戀；異性戀；性取向；家庭環境
[中圖分類號]R167 [文獻標志碼]A
男男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是指與同性發生的男性，是行為學上的定義：由于MSM易發生無保護的并有多個多，因此成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從性取向上，MSM包括男同性戀、男雙性戀和曾與男性發生過的男異性戀者，其中以男同性戀和男雙性戀者為多。男性同性戀成因十分復雜，主要涉及遺傳、表觀遺傳因素、神經生物因素、發育及內分泌因素、社會及心理因素等諸多方面，彼此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明。青年學生MSM作為這一群體中年齡偏小、文化水平偏高這一特殊群體，具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因此，本文主要研究青年學生MSM的同性性取向（包含同性戀和雙性戀）的家庭及成長環境成因及影響因素，以利于對這一人群有更好的了解，從而預防青年學生MSM感染艾滋病。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于2015年5月至7月，以天津市各區級疾控中心和社會組織為依托，通過疾控中心專業技術人員和社會組織同伴教育員采用同伴推動抽樣法招募全市12個區的25所大中專院校青年學生MSM 51人，并從5高校招募異性戀學生35人，1名MSM學生因年齡過大（33歲）而被排除研究。全部研究對象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簽寫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使用自行設計的基本信息問卷和性取向成因問卷（參考張艷輝等的研究）對調查對象進行統一問卷調查?；拘畔柧戆ǔ錾掌凇⒚褡?、戶籍所在地、在本地居住時間、所學專業類別、性取向（自我認同的）等問題；性取向成因問卷包含可能與性取向有關的家庭環境、個人性格等問題，對所有研究對象進行一對一的訪談式提問，有效確保問卷的質量。
使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一般人口學特征
調查對象共85人，全部為男性、未婚，年齡范圍為18～27歲，平均年齡（21.18±2.01）歲。MSM組50人，平均年齡（21.60±1.92）歲；普通男大學生組35人，平均年齡（20.57±2.02）歲，兩組年齡差異經秩和檢驗有統計學意義。民族、戶籍所在地、在本地居住時間、所學專業類別及性取向等基本情況見表1。
2.2 性取向相關影響因素
經卡方檢驗，MSM組童年時與父母親關系融洽的比例低于普通男大學生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MSM自述性取向成因
50人中，26人（52.0%）自述同性性取向為先天性，均不自覺有任何事件或人誘導，屬自然而然、不自覺便喜歡同性，但發覺的時間早晚各異，從小學至初中不等；24人（48.0%）自述為后天性，其中10人是由于后天家庭因素影響（包括父母離異、父親強勢、和父親關系緊張、父母工作繁忙由祖母或外祖母照看等），網絡及影視作品影響的有5人，另有因好奇、被人誘導、與異往受挫等原因而產生同性性取向。
2.4 調查對象對我市大中專院校男生中MSM人群所占比例的估計
MSM組估計我市大中專院校男生中MSM人群所占比例的均值（中位數）為15.7（10.0）%，普通男大學生組估計該比例為11.7（2.0）%。合計為14.0（7.8）%。
3 討論
本研究選擇的人群為在校學生，主要是因為學生的依從性高，而且年齡小回憶偏倚小，有利于質量控制并能減少回憶偏倚，可使收集的信息更真實、準確。本研究的青年學生MSM依托于各區級疾控和社會組織招募，雖為匿名調查，但信息相對可靠，有很高的可信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樣本量偏小的不足。
同性性取向的成因有先天說和后天說，先天說包括基因、激素和大腦結構，后天因素包括家庭、社會、心理、生理等因素。國外還有研究成長環境和基因對性取向的影響，提出同性人群有更大的精神壓力。本研究中，MSM組童年時與父母親關系融洽的比例低于普通男大學生組，說明了童年時與父母親的關系會對同性性取向的產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楊泰等的研究中，不和諧的家庭關系、未與親生父母生活的家庭結構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均產生嚴重影響。幼年時喜歡扮做女孩易造成男性兒童性別角色混亂，這與錢玉燕、張北川等的研究結果一致。除此之外，小時候不愛活動、不喜冒險、不喜歡玩刀槍玩具的青年學生更有可能成為同性戀，這可能是在孩童時期同性性取向的表現傾向。18歲之前接觸過有關同性戀的書籍或電影并從中獲得性可能是產生同性性取向的誘因。
在自述的同性性取向成因上，認為自己的同性性取向是先天形成的和后天形成的比例相當；而自述為后天因素導致的同性性取向中，家庭因素為主要原因，這也說明了家庭環境因素在青少年成長中的重要作用，排在第二位的后天因素為網絡及影視作品，說明了信息便捷化、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根據“空白占據理論”，首次性經歷對于性取向的形成至關重要。青春期（性朦朧期）的首次性經驗對其性別角色的識別認同具有較強的影響，并因隨后一段時期內的空白而不斷強化進而固化，逐漸形成終身的性取向。由此可以看出，同性戀的形成并非是單一原因的，可能是多種原因導致的。
本研究還設計了對大中專院校男生中MSM人群所占比例進行估計這一題目，估計的比例可能有一定偏差，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同性戀人群正由以往的隱蔽化向公開、顯現化過渡。這也體現了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關鍵詞】高等教育；大學生；幸福感；影響因素
大學生幸福感就是大學生人生活質量的主觀感受與體驗，它是衡量大學生心理健康程度、生活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大學生是社會的棟梁，其生活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大學生身心健康狀況，影響到大學生成才，因此，國內的許多學者十分關注大學生幸福感問題。比如，苗元江的研究認為大學生是以積極情緒為主導的，最滿意的指標是道德、健康與家庭[1]；何英、李景華的研究結果表明，二、三年級大學生幸福感水平最高[2-3]；嚴標賓的研究認為社會支持與大學生幸福感存在著高度的相關[4]；張雯、鄭日昌的研究也表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自尊顯著相關[5]；等等。這些有意義的研究有力地促進了大學生生活質量的提高。目前，由于高校的大學生群體構成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自信與脆弱、獨立與依賴、熱情與冷漠、開朗與孤獨等心理特點成了當代大學生生活的主旋律，一方面，他們生活衣食無憂，具有較高的物質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他們對幸福的理解與感受超越了傳統的認知觀念，已經呈現多元化與獨特性的發展趨勢，這種多元化與獨特性的發展趨勢使得一些大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從而導致大學生的生活質量下降。因此，研究大學生幸福感問題改善大學生的生活質量，促進其身心健康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文以遼東學院在校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苗元江的《主觀幸福感量表》，運用問卷調查法訪談法對遼東學院的306名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旨在通過該項研究，及時了解與掌握遼東學院大學生的幸福感狀況，為學校領導的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1.研究設計
1.1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1.1.1研究對象
以遼東學院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隨機選取本?？拼髮W生360人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問卷360份，收回346份，其中有效問卷共計306份，有效率為85%。
1.1.2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苗元江博士的《綜合幸福問卷》（MHQ），該問卷分為A、B、C三個部分，包括生活滿意、正性情感、負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關注、自我價值、有好關系、利他行為、人格成長以及自述幸福感等10個維度。其中， A、B兩部分采用7級平分；C部分采用9級平分?？偡衷礁?，大學生幸福感水平就越高，反之亦反。
1.2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
1.2.1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
主要是采用苗元江博士的《綜合幸福問卷》（MHQ）對遼東學院大學生進行幸福感狀況測量，以此測量結果為依據來分析與研究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的現狀。
（2）數據統計分析法
主要是運用數學的方法對所得到的數據進行分析，包括平均數、百分率以及標準差等具體的數學研究方法。
1.2.2數據處理
本論文的所有數據均利用計算機設備，采用spss/pc+12.0軟件進行自動處理。
2.研究結果
2.1丹東地區大學生幸福感整體現狀
對遼東學院306名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總分及10個維度上的得分情況進行平均數與標準差統計，其結果如表1所示。
2.2大學生幸福感人口學比較研究
2.2.1低高年級大學生幸福感狀況比較
對遼東學院306名低年級與高年級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10個維度上的平均得分比較，如表2所示。
2.2.2文科與理科大學生幸福感狀況比較
對遼東學院306名文科與理科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10個維度上的平均得分比較，如表3所示。
2.2.3城鄉大學生幸福感狀況比較
對遼東學院306名城鄉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10個維度上的平均得分情況比較，如表4所示。
3.討論與分析
3.1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現狀分析
3.1.1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現狀總體分析
從總體上來看，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指數處于中等水平（見表1）。由于本研究采用維度計分，沒有合成總分，因此，采用自述幸福感維度作為衡量大學生整體幸福感水平。本研究測評的分數全距在1-9分之間，平均分5.85，標準差1.65（N=306）?？偟目磥?，本研究顯示大學生整體幸福感狀況良好，自述幸福感位于中點（包括中點）以上者占87.65%。
3.1.2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影響因素人口學分析
在本研究中，影響大學生幸福感的人口學因素主要包括年級、專業、城鄉、差別以及獨子與非獨子等4個因素，從問卷調查的情況來看，這4個因素是影響大學生幸福感的主要人口學因素。
從年級比較看，大學低年級的正性情感高于負性情感，而健康、利他以及自我價值好于高年級；其他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見表2）。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學生剛剛從高中進入大學，由于高校十分注重開展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再加上因高考而使身心健康狀態沒有完全康復，因而大學生都十分關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由于剛剛步入校園，實現了人生的夢想，對未來有著無限的憧憬與向往，其幸福程度是最高的。對于高年級來說，已經習慣了大學的“三點一線”的生活，經歷了無數的成功與失敗，已經沒有了往日的激情，因此，幸福感的指數較之低年級，沒有明顯的變化。
從專業比較看，理科大學生在健康、利他、自我價值以及自述幸福感方面得分略高于文科生，這與其他學者的研究不一致，造成上述結果可能與所選樣本的性質有關（見表3）。另外，從社會的實際情況來看，文科大學生了解社會多于理科大學生，對社會認識的程度也比較深刻，面對激烈的競爭，壓力較大，而理科大學生正好相反，因而幸福感的指數就高。
從城鄉比較看，城市大學生在正性情緒、自我價值、自述幸福感等方面得分明顯高于農村大學生；而農村大學生只是在利他方面得分高于城市大學生（見表4）。作者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越來越高，家長的整體教育素質得到大幅度提升，有效地促進了大學生身心的和諧發展，因而，城市大學生更容易體驗到幸福。而農村大學生，因經濟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在校生活困難，為解決生計，不得不走出校園勤工儉學，因而農村大學生很難體驗到幸福，但是，由于勞動人民樂于助人的淳樸本性并沒有改變，因而農村大學生的利他行為得分明顯高于城市大學生。
3.2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存在問題分析
（1）大學生幸福感缺乏
目前，“90后”大學生以及成為高校的主體，他們的思想與心理已經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他們思想活躍與敏銳，但不具有合作意識；接受新知較快，但缺乏明確的奮斗目標；理想與信念淡薄，抗挫折能力低；等等。從大學生所表現出的這些特點可以看出大學生體驗不到幸福。遼東學院的大學生是大學生總體的一部分，也同樣存在著上述問題。
（2）大學生幸福感的認識誤區
通過個別訪談發現，大部分大學生對現實生活比較滿意，其幸福觀也是積極向上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學陷入了幸福觀的誤區。其中，問題最嚴重的是幸福觀的拜金主義傾向。他們常常認為，錢是萬能的，有錢就會幸福。因此，有許多大學生在思想上崇尚金錢，在行為上追求物質享受，過分強調感官快樂。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在總體上，遼東學院大學生的幸福感指數處于中等水平。其中，從年級比較看，大學低年級的正性情感高于負性情感，而健康、利他以及自我價值好于高年級，其他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從專業比較看，理科大學生在健康、利他、自我價值以及自述幸福感方面得分略高于文科生；從城鄉比較看，城市大學生在正性情緒、自我價值、自述幸福感等方面得分明顯高于農村大學生，而農村大學生只是在利他方面得分高于城市大學生。
4.2建議
4.2.1開展幸福觀教育
幸福觀是人對幸福有關問題的基本看法，有什么樣的幸福觀，就有什么樣的追求與行為準則，因此，幸福觀教育是當前德育的基本內容。通過幸福觀教育，是大學生真正懂得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體驗到幸福，從而提高大學生的生活質量，促進其身心和諧發展。
4.2.2開展傳統文化教育
在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重要來源是社會規則與其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統一思維，而決定這種思維的根基在于民族傳統文化。因此，在高校積極開展傳統文化教育對培養大學生的幸福感有著重要的意義。
4.2.3拓展社會實踐活動的渠道
大學生的幸福感歸結起來就是磨練自己堅強的意志時得到的幸福；學會做人，學會了怎么樣與社會接觸，學會了怎么樣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為自己人生目的和奮斗目標而不斷面對困難和解決困難帶來的幸福感。因此，實踐活動是培養大學生幸福感的最佳途徑。
4.2.4加強大學生的挫折教育
主觀幸福感是人的一種主觀感受，是建立在快樂的基礎上，因而應培養大學生能夠體驗到快樂的心態。一般來說，大學生能否體驗到快樂與客觀的環境、事物的認知相關聯。大學生體驗不到幸福，主要是由父母的愛太多，自己的生活太一帆風順所致。如果大學生能多嘗試挫折與失敗，在去體驗成功就會認為自己是幸福的。因此，對大學生的挫折教育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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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貧困生；綜合幸福問卷；問卷調查
[作者簡介]燕玉霞（1984―），女，南昌師范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高校思政。（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項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高校貧困生幸福感現狀與提升研究”（MKS1556）
一、引言
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蓬勃發展和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使得幸福感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幸福感是由人們所擁有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機制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它是主觀、心理、社會幸福感的統一體。目前，中國高校貧困生人數已占在校大學生人數的25%-30%左右，對大學生幸福感的專門研究還不多，尤其是針對高校貧困生幸福感研究更甚。本次研究旨在為高校貧困生幸福感水平提供有價值的依據，有利于解決貧困生的思想、心理、成長成才方面的問題。
二、貧困大學生綜合幸福問卷訪談與問卷調查過程
（一）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為保證取樣的代表性和科學性，此次調查具體在江西省4所高校中每所高校選取了156名大學生進行訪談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624份，回收有效問卷592份。而后對貧困生與非貧困生幸福感狀況進行差異比較，對人口統計學變量與貧困大學生幸福感的差異進行比較。
2.調查工具
苗元江博士編制的《綜合幸福問卷》（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Q）包括一個指數（幸福指數），兩個模塊（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九個維度（生活滿意、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健康關注、生命活力、自我價值、人格成長、友好關系、利他行為），可以比較全面地評價幸福感狀況。[1]該量表在大學生人群試測，取得滿意的信度與效度，并在軍人、中學生、大學生、公務員等群體中得到應用。[2]
3.研究方法
訪談法、問卷調查?；厥諗祿肧PSS16.O進行統計分析。
（二）調查結果
三、幸福感比較研究
貧困生在生命活力、友好關系、利他行為、健康關注維度中略微高于非貧困生；貧困生在生活滿意、正性情感、人格成長、自我價值方面略低于非貧困生，負性情感顯著高于非貧困生。且貧困生的自述幸福指數低于非貧困生。
（一）貧困生幸福感的性別差異
男貧困大學生自述幸福指數略微高于女貧困大學生，女貧困大學生在正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關注、利他行為和友好關系維度分值高于男貧困大學生，男貧困大學生在生活滿意、自我價值、人格成長、負性情感方面高于女貧困大學生。根據調查顯示，一是男貧困生的自主性比較高，但較欠缺與他人、團體相處合作的能力。二是男貧困生社會責任感、家庭責任感高于女性，社會包括他們自身對男貧困生的期望更高、要求更高，而社會對女貧困生更加包容，女性易于得到社對她們的支持與幫助。三是女貧困生更易于接受新鮮事物，在生活條件改善上比男貧困生有著更急切的期待。
（二）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貧困生幸福感差異
獨生子女貧困生的幸福指數低于非獨生子女貧困生的幸福指數。獨生子女在生活滿意、正性情感、生命活力、自我價值、友好關系方面高于非獨生子女，負性情感亦高于非獨生子女。非獨生子女貧困生在健康關注、利他行為、人格成長方面高于獨生子女。通過問卷與訪談顯示，一是獨生子女貧困生作為家庭里唯一孩子，他們的性格相對內向沉默，不適應與同齡人的親密相處，二是獨生子女貧困生不善于參與到集體中與人分享和接受他人的幫助。而非獨生子女貧困生，更加善于參與集體活動，在團隊協作方面表現得更加出色，同時也積極給予幫助和尋求團體幫助。三是非獨生子女貧困生經濟困難和所負擔的壓力更大，對于家庭成員的考慮更多，非獨生子女家庭的貧困范圍擴大到其兄弟姐妹中，增加其壓力程度，使幸福狀況受影響。
（三）城鎮與農村貧困生幸福感差異
城市貧困生自述幸福指數高于農村貧困生，農村貧困生的生命活力、利他行為、友好關系、負性情感方面優于城市貧困生。城市貧困生在生活滿意、正性情感、健康關注、自我價值、人格成長維度分值高于農村貧困生，結合調查結果顯示，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貧困生獲取的社會資源更多，但壓力相較更大，易受到與周圍環境比較帶來的失落、自卑感，他們不愿參與集體活動，認為自己的條件甚至能力都比不上他人。而農村貧困生更樂意接受集體的幫助并參與集體活動。二是，雖農村貧困生作為農村區域這一群體正被給予著越來越多的關注，受到國家政策、社會福利、私人群體的幫助，但分享的社會資源和信息相對欠缺，對個人價值的實現和社會價值的創造受阻。三是，因農村條件不足，農村貧困生的期望相較城市貧困生的低，城市貧困生由于與周圍環境的比較，易產生盲目、矛盾心理。
（四）貧困生幸福感的性格差異
性格外向型貧困生自述幸福指數高于性格內向型貧困生，性格外向型貧困生的正性情感、負性情感、生命活力優于性格內向型貧困生，性格內向型貧困生在生活滿意、健康關注、利他行為、自我價值、友好關系、人格成長維度高于性格外向型貧困生。調查顯示，一是性格外向型貧困生在日常生活學習中善于溝通，但不管是外向型還是內向型貧困生對于家庭貧困情況不喜歡被人所知，甚至刻意隱藏。二是性格內向型貧困生雖不喜歡融入各種團體，但其生活規律性強、自主性強，比較遵循自己的計劃和原則，不易被影響。三是，內向型貧困生較少選擇主動加入到集體尋求幫助，對于自我價值的實現更加渴求和迫切。
四、討論與思考
從以上調查現狀和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貧困大學生的幸福感狀況整體低于非貧困大學生，對人口統計學變量與貧困大學生幸福感的狀況進行比較分析，男女貧困生、城鎮農村貧困生、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貧困生，性格內向型與性格外向型貧困生幸福感狀況有著差異。影響因素：
（一）國家、政府及社會的關注和支持
外界有力支持可以幫助個體應付工作、生活中的問題與危機，對維持個體良好情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許多研究發現，外界關注和支持與貧困大學生的幸福感呈正相關，外界對于貧困大學生的關注度和支持度越高，貧困大學生表現得更幸福。其中，對幸福感影響最大的關系有家庭、朋友、室友以及戀愛關系。因此，要提高貧困生幸福感指數，不能僅從個別方面進行提升，而需要從多方面著手，綜合提高貧困生的幸福感指數。
（二）經濟狀況
于貧困生而言，家庭經濟狀況是影響他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貧困生較易因自己與他人條件的差距而產生壓力。即使大學期間獲得資助，普遍情況下他們的生活仍舊處于最低水平線上，生活的基本需求尚且不能夠滿足，時常因為生活費而感到擔憂，因而，造成了貧困生幸福感普遍偏低的情況。此外，現代部分大學生的價值觀取向有所偏差，學生間的攀比現象也相對嚴重，所以對于貧困生來說，盡管過著縮衣減食的生活，也達不到同齡人的一般水平，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壓力固然比普通學生大得多，幸福感水平自然就相對低。
（三）家庭環境
研究表明，大學生從家庭生活中獲得的理解因子和情感溫暖與他們的幸福感呈高度正相關。家庭成員的和睦關系、良好溝通、相互理解等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長，能夠增強他們的自信心，他們會對生活充滿期待，更加努力，因此在日后的人際交往過程中就不易因家庭貧困而感覺自卑，覺得自己不如他人。
（四）貧困生的思想與心理狀況
研究者認為，主觀幸福感不會隨著時間而流失，也不會因為環境的一般性改變而發生很大的改變，從長期來看，貧困生主觀幸福感與他們自身的思想與心理狀況有重大關系，許多貧困生外表大方得體、自立自強，但實際上內心極其脆弱，甚至自卑。他們不敢主動表現自己，心里的自卑感讓他們覺得自己處處不如人，因而難以產生積極情緒。相反，懂得鼓勵自己、肯定自己的貧困學生，即便生活較為貧困，依然對生活充滿信心，因而對生活的滿意度更高。雖然物質生活較為貧乏，但是價值觀取向的不同，對幸福的感知度也不一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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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青年學生；；安全套使用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sexu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ianjinLIU Zhongquan， ZHANG Tianlu， GUO Yan， BAI Jianyun， ZHOU Ning， XIA Jianhui. Tianjin Center for Diseas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ianjin 30001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xual behavior of students in Tianjin. Methods： Using the data of Youth Students AIDS Sentinel Surveillance in Tianjin from 2010 to 2014， the proportion of young students’ sexual behavior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A total of 8120 students from 2010-2014 were surveyed， 475 of them （5.8%） reported having sex. The average age of having first sexual behavior was （18.35 ±1.755） years old， a minimum of 12 years old. Male， college or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and age wer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irst sexual behavior. Condom using rate at their first sex behavior was low （45.1%）. Conclusion： The high proportion of young students’ sexual behavior and low condom using rate is the characteristics. Male junior college and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education of young students.
【Key words】Young students； Sexual behavior； Condom use
【中圖分類號】G479【文獻標志碼】A
青年學生作為艾滋病防治的目標人群越來越受到重視，國家衛計委公布的《關于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1]中提到“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學生自我保護意識不強”。為了解我市青年學生特征，評估青年學生感染HIV的風險，探索青年學生防治艾滋病的措施，收集2010年至2014年青年學生哨點數據，對本市3所大中專院校8120名學生特征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2010年至2014年天津市三個青年學生哨點監測調查的8120名在校學生。
1.2方法
收集2010年至2014年我市三個青年學生哨點調查問卷結果，哨點抽樣方法方案按照《全國艾滋病哨點監測實施方案操作手冊（2011）》[2]執行，收集信息包括：（1）調查對象人口學特征，如性別、戶籍地、民族和學校等；（2）艾滋病知識，艾滋病傳染源、傳播途徑，安全套使用知識等；（3）特征及安全套使用情況，建立數據庫。
1.3統計方法
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根據參考文獻和研究假設，了解安全套預防艾滋病知識與安全套使用之間的關系，同時將大中專學生的性別、年齡、戶籍地、不同學校等作為變量與是否有過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計算P值、比值比（Odds ratio，OR）及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
2結果
2.1一般人口學資料
調查的8120名青年學生中，2010年至2014年各年調查人數依次為1607、1608、1643、1645、1617人，其中中專校1641人，大專校2462人，大學4017人；男4287人（52.80%），女3833人（47.20%）；平均年齡（19.90±1.63）歲；未婚8106（99.80%），已婚11人（0.10%），同居3人；本市戶籍3282人（40.40%），外省戶籍4837（59.65%），外籍1人；民族前4位為漢7608（93.70%），回134（1.70%），滿106（1.30%），蒙82（1.00%）。
2.2特征
8120名被調查者中，475人（5.80%）自述發生過，其中包括370名（8.63%）男生和105名（2.73%）女生，9名男生自述發生過同性。第一次發生的平均年齡為（18.35±1.76）歲，最小12歲，最大25歲，有過性經歷的475人中，第一次發生的對象， 445人（93.70%）是和男/女朋友，臨時性伴17人（3.60%），商業性伴7人（1.50%），同性性伴3人（0.60%），配偶3人（0.60%）。
2.3的影響因素
從表1中發現，男生自述發生過比例高于女生，同時比例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2012年至2014年調查的青年學生發生的比例較前兩年有所增加；大專和中專在校生較大學有更高的比例，不同戶籍和民族的學生間發生比例無差異。
2.4安全套使用
全部被調查者中了解正確使用安全套減少艾滋病的傳播這一問題的占到96.50%，但是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僅為45.10%，最近一年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僅為31.20%。比較了解安全套可以預防艾滋病這一問題的人最近一次是否使用安全套（同時回答兩問題的186人）、最近一年安全套使用頻率時（同時回答兩問題的184人），發現是否正確了解安全套可以預防艾滋病知識與最近一次是否使用安全套（χ2=0.143，P=0.094>0.05）和最近一年使用安全套頻率（χ2=3.538，P=0.170>0.05）間并無關聯?；卮鹱罱淮尾皇褂冒踩自虻?3名被調查者中，本人不愿使用27例（37.00%）為主要原因，其次為已采用其他避孕方式19例（26.00%）。見表2。
3討論
3.1青年學生發生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3]。本次調查顯示本市5.8%青年學生中自述發生過，雖然該比例低于廣東（8.08%）[4]、黑龍江（9.20%）[5]、太原市（14.80%）[6]，但是同樣應該引起重視。男生發生的比例（8.63%）高于女生，特別是存在傳播艾滋病風險極高的男男[7-9]，因此應該重點加強青年學生特別是男生的性安全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教育。
3.2此次調查顯示，平均年齡最小的中專學生有過的比例最高（9.99%），其次是大專，最低的是大學，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可能由于家庭和學校疏于教育管理導致中專學生過早的發生[10，11]，而大學生由于過重的學業壓力和嚴格的家庭教育，發生比例較中專生和大專生低，因此艾滋病防治關注大學生的同時不應該忽視年齡更小的中專技校學生。
3.3雖然96.5%的青年學生能夠正確了解安全套預防艾滋病的知識，但是實際時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卻不高，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僅為45.10%，堅持使用安全套比例僅為31.20%，呈現知行不一的特點[12，13]，而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主要是本人不愿使用，采用其他防避孕措施，說明青年學生對于艾滋病等性傳播疾病的防護意識還是比較淡漠，需要培養青年學生的艾滋病風險意識[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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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青年學生;;安全套使用
大學生作為艾滋病防治關注的群體越來越受到重視［1］，然而近年來針對中等職業技術學校(下簡稱“中職”)學生的HIV檢測及特征的報道不多。為了解中職學生的艾滋病感染狀況及特征，評估感染HIV的風險，探索這一群體防治艾滋病的有效措施，我們收集2011～2014年本市某中職學生哨點監測數據，對該人群艾滋病感染情況、特征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2011～2014年哨點監測調查的天津市某中等職業學校1641名在校學生。
1.2方法
收集2011～2014年我市某中等職業學校青年學生哨點調查問卷結果，哨點抽樣方法按照哨點方案［2］執行，收集內容包括(1)調查對象人口學特征，如性別、戶籍地、民族等。(2)艾滋病知識:艾滋病傳染源、傳播途徑，安全套使用知識等。(3)特征及安全套使用情況。(4)HIV抗體檢測結果。建立數據庫。
1.3統計方法
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根據參考文獻和研究假設，將學生的性別、年齡、戶籍地、年級等作為變量與是否有過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計算P值、比值比(oddsratio，OR)及95%可信區間(confidenceinterval，CI)。同時了解安全套預防艾滋病知識與安全套使用之間的關系。
2結果
2.1一般人口學資料
調查的1641名中職學生中，2011～2014年各年調查人數依次為405、350、466、420人，其中一年級新生1219人(74.28%)，二年級295人(17.98%)，三年級127人(7.74%);男1349人(82.21%)，女292人(17.79%);平均年齡(18.78±1.78)歲;本市戶籍624人(38.03%)，外省戶籍1017人(61.97%);漢族1586(96.65%)，少數民族55人(3.53%)。
2.2HIV檢測結果
1641名學生中，HIV抗體確診陽性1例，感染途徑為男男同性性接觸感染，確診時為18歲。其自述最早發生男男的年齡為16歲，并有多名性伴。
2.3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
從表1中可見中職學生對于部分艾滋病知識了解不正確，其中對“一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能從外表看出來嗎?”這一問題，回答正確的比例僅為10.5%;其次回答一起吃飯會否感染正確比例為37.6%，而對于一個性伴可以降低艾滋病傳播正確比例為59.0%，“蚊蟲叮咬傳播艾滋病嗎?”正確比例為60.3%。而本調查顯示，最近1年僅有19.1%(314/1641)的學生接受過預防艾滋病宣傳服務，7.3%(120/1641)的學生參與過艾滋病宣傳服務。
2.4特征
1641名被調查者中，8.5%(140/1641)的學生自述發生過，10.82%(146/1349)的男生和6.16%(18/292)的女生自述發生過。第一次發生的平均年齡為(17.71±1.97)歲，最小12歲。有過性經歷的164人中，第一次發生的對象，主要為男/女朋友150人(91.5%)，臨時性伴7人(4.3%)，商業性伴3人(1.8%)。4名男生自述發生過同性。
2.5的影響因素
男生自述發生過比例高于女生(P＜0.05)，男生發生的風險是女生的3倍以上(1/0.309);同時比例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年齡每增長1歲發生的風險提高1.401倍;少數民族中職生發生的比例高于漢族學生;不同戶籍和年級間的學生間發生比例無差異。見表2。
2.6安全套使用
自述有過的140名調查者中，第一次使用安全套比例為49.3%(69/140)，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為32.1%(45/140)，最近1年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僅為16.4%(23/140)，有時使用32.9%(46/140)，從未使用6.4%(9/140)。140名自述發生的學生中79人回答了“正確使用安全套可以減少艾滋病的傳播嗎?”這一問題，其中96.2%(76/79)的人回答正確，3.8%(3/79)的人回答錯誤。比較這79名中職生是否正確了解安全套預防艾滋病知識，和最近一次是否使用安全套(χ2=2.127，P＞0.05)及最近一年使用安全套頻率(χ2=0.985，P＞0.05)間并無統計學差異。見表3。
3討論
3.1艾滋病防治工作應向低齡化發展
在中職學生群體中檢出HIV感染者，說明艾滋病不僅在大學生群體中，也同時威脅到低齡的中職學生群體。因此有關部門除了重視大學生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外，對低齡的中職生和中學生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也不容忽視。
3.2艾滋病防治工作應更有針對性
中職學生自述發生比例達到10.0%，與深圳中職學校調查結果9.9%相近［3］，高于文獻報道的普通高中學生［4－6］?？赡芟鄬τ诟咧猩新殞W生的家庭和學校教育相對寬松，具有較高的發生比例，而高中生由于過重的學業壓力和更加嚴格的家庭教育，比例較低，但是今后大學寬松的管理可能有更加放縱的行為［7］。此次調查發現中職學生中男生有著更高的比例，特別是存在傳播艾滋病風險極高的男男［8－10］，而確診的學生就是通過這一途徑感染，因此應重點加強男生特別是男男同艾滋病宣傳教育。同時本次調查顯示少數民族學生的比例高于漢族學生，少數民族學生的艾滋病防治也不應該忽視。
3.3中職生對艾滋病預防知識認知度較低
中職學生對于部分艾滋病知識認識錯誤。從表1中可見對“感染艾滋病的感染者能否從外表看出來”這一問題，回答正確比例僅為10.5%，說明大部分學生認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都有明顯的癥狀特征，對無癥狀的攜帶者缺乏正確認識;很多學生認為蚊蟲叮咬和一起吃飯會感染HIV，說明學生對艾滋病傳播途徑還有很多誤解。而最近一年僅有19.1%(314/1641)的學生接受過預防艾滋病宣傳服務，低于文獻報道的30.0%［11－13］，因此相關衛生和教育部門應該加強中職學生的艾滋病知識宣傳教育工作。
3.4需加強中職生預防性傳播疾病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