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4 03:08:45
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形態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1.1國家的林業經濟政策。國家還自己出資創建的公益林地是缺乏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但這些策略更加的減少了農民人均林地的數量本來農民就是眾多職業中經濟收入是最少的這必然的會打擊農民發展林業經濟的積極性。中國本來就是個非常缺乏森林的國家人口基數如此大的中國人均的占地量就會更小。最后說一下現在的中國要效仿國際上的林業經濟的發展模式使用分類經營和分類發展的方寶杯口政策卻不能不顧當前國情死搬硬套的使用而且士創或差異也是其實施白勺一個關鍵問題。
1.2中國的林業需求不滿。盡管中國的森林資源在不斷的土勤口但其實那曾加的森林面積中很少能達到自然森林的狀態。所謂毀林容易造林難?，F在的造林手段許多的人都走進了求決求經濟效益的思維圈子里很難真正的實行真正生態林的建造。而大肆砍伐的都是全自然環境下自然長成的寶貴樹木。而人工的造林的生態陛就很有待考量和統計。中國擁有世界陸地面積的兩是世界的第三大大國然而中國的森林面積僅占世界森林面積的門別〕但我國卻擁有世界220/0的人口其實這都是以前的數據。但我國的人均森林占地從世界人均的1石變成了1刀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國的林業側犬和發達國家的水平相差甚遠但是國家還是要不斷的發展經濟這無疑會讓林業的需求量變得更加的龐大。勢必要加快林業經濟白勺發展而且就為了環有虧染的考慮建設生態型的林業經濟是必然的趨勢。13生態林業經濟白勺理論缺乏。盡管現在的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正需要林業經濟也相對的發展起來但其實由于國家前期的關注和投入力度不夠而且也沒有在理論方面做一些突破性的研究造成現在的生態型林業經濟白勺理論的缺乏而許多的林業經濟的策略川門還必須參考國際上的研究而得以實施。卻有著缺乏聯系本國的國情本國的人民的文化屬性走向本國特殊地理環境本國的特殊經濟發展狀態的弊端。理論的缺乏也造成這一行業的實際探索與發展都比其他行業更加的慢無法趕上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現在的林業經濟具有地區‘}生質幾乎都是每個地區按照自己的探索經驗實行在體制管理和運營方面沒有統一的標準。對于生態和經濟發展的矛盾也沒有進行討論和研究逃避了這些可能會是“蟻穴,,的問題對以后林業經濟白勺長遠發展或有很大的隱患存在。
2生態型林業經濟發展的途徑
2.1政府政策扶持企業。由于生態型的林業經濟企業相比其他只注重經濟效益的林業經濟會有更大的難度不僅是經營上營利周期上可能也會相比其他林業經濟個幣加的長。這主要體現在生態型的林業經濟需要在生態學的指導下為樹木提供更自然的生長條件?？赡茉谏L速度等方面就有不可控制的元素出現。但其實由于中國這方面的研究的欠缺真正生態型的林業經濟根本沒有具體的定義。但就生態型字面的意思就是要種植出更加符合“自然的,’的生態型樹木。這些樹木可能會比尋常的人工林更加注重土地和樹木的搭配以及可以與樹木之間有共生關系其他植物的種植。讓樹木可以更好的和環土竟竟融合而這豐剎各會生產出更高質量的木材。但這些無疑都需要川門的探索和研究直接從別人那里拿來用的理論不能作為完全指示的標準。還應根據中國不同的地理和氣候做出相應的更改的響應。所以我覺得生態型的林業經濟白勺初期肯定會有許多的研究‘生質的工作。而在這個初期這就需要國家的支生新口鼓勵了。
2.2正勿荷發展公益事業。當然正勿荷也可以自己大力的發展自己的公益森林。設立相關的事業單位進千科目關的管理而且這樣更加的有利于生態型造林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這樣的研究沒有后顧之隴讓生態型造林的研究可以更加的開拓化和多蒯七。畢竟中國的地理是相對其他國家比較復雜多變的?，F在的中國正面對了前所未有的環境污染形勢在城市里或者周邊開展生態型造林是可以有效緩解這些問題的。中華民族不能只為當前的利益就不顧以后子孫后代的將來。而且也可以為其他的林業經濟體做出表率和榜樣作用。另外這也正符合正勿荷的可持續發展觀的概念保護生物多樣陛共建人類的長遠利益。讓經濟和環境可以長足的共生的發展下去建設和塑造人類可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和地理環境。而且許多的公益陛質的林業也可以發展成旅游資源。
2.3針對農民的林業經濟?，F在大多數與林業最接近就是農業讓農業和林業交互式的發展。這需要讓農民們改觀對農作物種植的的單一印象。讓農民接受森林種植的好處農民的種植經驗和灌溉經驗都會為造林提供很多的幫助和支持。最近出現的正勿荷租地造林和造林歸造林者所有的政策都在各地適時的實施過。這些其實都是農民的林業經濟的雛形可以進行適當的調整進行歸納總結成一個針對農民的林業經濟體系?，F今中國由于農民收入過低造成大量外出務工人員。但如果林業經濟可吩曾加農民的收入的話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大大的緩解這種態勢。
2.4純盈利的企業式經營。這樣的企業經營可以只是為了優質木材材料的生產。有許多行業因為由于其特殊陛它們所需要的木質材料質量往往要求比較高。而如果可以有目的性扎僵培養它們所需的木材還可以提前訂購。這種盈利的方式有些近于劇也產的預售策略。
(一)生態環境、經濟發展和環境刑法共同特征
1.時間尺度特征是指對生態環境資源使用或破壞的時間長短。
在時間尺度上生態環境破壞行為具有短暫性,但對不同生態環境的影響是持續的或短暫的,要確保在時間尺度上對資源利用的持續性。如河南省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興建了一批化工企業,留下了六百多萬噸廢料鉻渣,因鉻渣中含有致癌物鉻酸鈣和劇毒物六價鉻且鉻渣堆大多沒有防雨和防滲措施,致癌物經雨水沖淋和滲透,成為持久損害地下水和農田的污染源。類似這種能導致持久性污染的違法行為,應從時間尺度上進行刑事處罰而且需從重處罰。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破壞生態環境資源行為在時間尺度上影響的持續性和短暫性進行刑罰。
2.空間尺度特征是指生態環境資源利用或破壞在空間上的面積或體積大小的影響。
生態環境資源的利用具有空間約束,例如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必須受到環境刑法的保護;不同生態環境資源在空間尺度上破壞的影響具有很大差別,例如廢氣排放、水體污染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跨國、跨地區的影響,動植物資源破壞在空間尺度上具有局部性。不同區域空間之間的生態環境資源開發和利用應確保相互間不為損害或要滿足相互間的物質能量交換。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破壞生態環境資源行為在空間尺度上影響的面積或體積大小進行刑罰。
3.承載尺度特征是指生態環境資源依據本身的物質結構和生態功能的背景值
能夠承載本身具有的物質或功能最大上限值和能夠承載不是本身具有的物質或功能的下限值。例如鄱陽湖的重金屬的銅背景值為0.0008-1.118mg/L,上限值為1.118mg/L,若某個企業或公民排污的水中銅的含量超過上限值多少倍進行環境刑法處罰。因此,環境刑法的處罰需要依據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物質結構和生態功能的背景值在承載尺度上進行刑罰。
(二)環境刑法實施目標
環境刑法要規范企業、社會和公民的行為,在生產經營程中,既要遵循生態環境規律,又要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環境刑法要保障“生態環境規律與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和影響是互相聯系、互為條件和相互制約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共存的和相互協調的關系;環境刑法要確保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遵循“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這一生態經濟規律;環境刑法最終要實現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協調統一可持續性發展。
二、環境刑法的現狀和缺陷
為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國家先后制定頒行了一系列較為完善的法律規范。“法典式”是我國保護生態環境的主要立法模式,各種破環生態環境的犯罪在刑法典中都有具體的法律規范?！胺ǖ涫健绷⒎Ｊ接欣诖_保對破壞生態環境犯罪的打擊力度,有利于達到威懾各種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和有利于實現刑法的科學化。
(一)環境刑法建設現狀
我國刑法介入環境保護經歷了近35年,跨越四個發展歷程:
1.1979-1988個別條款階段。
環境犯罪的條款始于1979年頒布的我國第一部《刑法》,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對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行為是在個別條款中出現,沒有專門為保護生態環境設置章節,主要原因是當時我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資源的矛盾不夠突出。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主要以行政處罰和民事制裁為主,刑法處罰為輔。
2.1988-1997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增補階段。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對生態環境資源需求旺盛,各種破壞生態環境行為日益增加,現行刑法中的個別條款不能對生態環境起到有效的保護作用,凸顯環境刑事立法的滯后。為彌補環境刑法滯后于破壞生態環境犯罪的客觀現實,我國通過制定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對破壞生態環境行為加以懲罰,如1988年通過的《關于懲治捕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的補充規定》。
3.1997-2001設置專節階段。
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中第一次對保護生態環境設置專節,為打擊破壞生態環境犯罪行為提供了更有力的刑法保障。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第六節以專節形式設定“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共9個條文,14種罪名,并第一次將單位規定為環境犯罪的主體,這表明我國刑法對環境犯罪正式實行雙罰制。
4.2001-2013完善階段。
隨著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新的破壞生態環境行為不斷出現,為快速制止這種行為并在實際司法中有效處理,國家通過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方式,頒布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條文。如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環境刑法存在的缺陷
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規范經過35年的發展逐步完善,但環境刑法在現行的經濟發展中也存在缺陷:
1.環境刑法立法理念未從保護生態規律角度修訂。
我國所制訂的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法規是從某一生態環境因子考慮,沒有從生態系統或生態規律角度去協調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近年來,有學者認為“擱置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爭議,就環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需要而言,環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內在地要求以整個地球生態的均衡發展為目的來設計治理機制”。這種觀點體現了人是生態環境中的一種生物,包含其中。只有保護好生態環境,人類才能生存,社會經濟才能得以可持續發展。
2.保障生態經濟發展的環境刑法法規沒有發揮威懾功能。
環境刑法具有極強的威懾效果,體現在兩方面:威懾已經環境犯罪之人重新犯罪;威懾一般人實施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行為。破壞生態環境經常伴隨的是生態系統破壞和生態環境背景值改變,例如礦山開采導致植被生態系統無法恢復到頂級生態系統。由于生態系統恢復困難,因此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應采用刑罰加以威懾。發揮刑法威懾功能目的在于保護生態環境規律,防止環境犯罪行為的擴大。英美法系國家等采用刑法的威懾功能,在生態環境資源保護和經濟發展均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3.環境刑法的刑罰配置體系不夠完善。
除遵守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外,環境刑法的刑罰配置還需要根據環境自身的特點設置。刑罰配置體系需要根據生態環境資源時間、空間、承載尺度特點來設置,因為不同的破壞環境行為具有不同的科學特性,例如重金屬污染具有潛伏性、長久性、科學證明的復雜性等特點。通過刑罰配置量化指標體系建立,則可以依據環境犯罪刑罰配置數量和嚴厲程度對其進行刑罰。從量化指標解決刑罰判斷標準,防止刑罰過重需要社會支出的絕對增加和刑罰過輕又不足以震懾環境犯罪,導致環境犯罪數量增加。
三、環境刑法實施的重點及難點
環境刑法在實際工作存在較多困難,但面對污染對生態經濟的影響,必須在重點難點方面有所突破。
(一)嚴懲環境危險犯和過失犯罪
環境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污染或破壞環境的行為,從而造成了一種危險狀態,對環境或人身、財產構成了嚴重威脅[4]。在日本和德國等國家,環境危險犯已從學術研究走向了刑法典。如日本《關于處罰與人體健康有關的公害犯罪的法律》中有關排放有損于人體健康的廢物的規定,德國《刑法典》中的“未經許可的放射性物質及其他危險物品的交易”即為有關危險犯的規定。過失犯罪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危害結果的行為[5],過失犯罪只有在《刑法》中有規定的犯罪行為才負環境刑事責任,這將不利于生態經濟健康發展。因此,過失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犯罪行為,應受到刑事處罰。
(二)環境刑法實施的有效環境
在不遵守規范的生態經濟發展行為過程中,環境刑法可以作為一種隨后適用的懲罰機制。環境刑法立法上的快速進展與執法上的保守執行的矛盾日益突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環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最終因執法不力或司法衰微而收效甚微,對于工業文明時代生態環境惡化的勢頭得不到節制,更不能推動人類社會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環境刑法實施的重點突破
在生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案件中,若沒有通過其懲罰手段讓環境刑法得到有效的實施并尊重環境刑法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護生態經濟發展的環境刑法規范是不夠的。此外,在環境刑法實施過程中,特別強調在環境檢察官最有可能環境刑法的違法者,并獨立于公共權力機構影響之外。這一點,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中,都是一個重點難點:環境刑法法規的違法者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社會上被尊重的企業家或政府官員等公民。這些人擁有更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在一個環境訴訟案件中,他們會毫無顧忌地使用這些權力去規避環境刑法的制裁。只有當環境刑法能夠承受這些壓力并在違法者當中樹立起對環境刑法的尊重,環境刑法法律的效力和質量才能顯現,生態經濟發展才能可持續健康發展。
四、保障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完善環境刑法的建議
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只有進一步完善環境刑法立法,才能積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我國的生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最終才能助力生態環境的保護。本文提出理念更新、完善罪名和強化執法的建議。
(一)確立以保護“生態環境的時間、空間和承載尺度”的環境刑法立法理念
因人是生態環境中的一個生物因子,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本地受到“生態環境的時間、空間和承載尺度”的制約,要使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遵循生態規律,即控制經濟發展在什么時間什么空間條件下生態環境可承受范圍之內發展,只有在生態環境可承受范圍內才能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環境刑法立法理念中要確立“生態環境尺度”的理念,去掉“以滿足人對生態環境需求”的立法理念。
(二)構建破壞生態環境的罪名體系
破壞環境犯罪罪名大都是針對自然的環境危害,要求必須產生實際的環境危害結果,屬于一種事后懲治。這些罪名難以在執法過程中有效實施。應依據生態規律,建立以水、土壤、空氣和生物多樣性為背景值的量化定罪標準,以生態環境為客體的時間、空間和承載量的環境罪名體系。如設定“破壞生態系統恢復罪(生態系統需要恢復的時間尺度)、破壞自然保護區罪(自然保護區面積減少的空間尺度)、破壞環境背景值罪(生態環境能夠分解污染物量的承載尺度)”。環境犯罪不同于人在生活中犯罪,環境犯罪具有潛在的危險性,生態系統一旦造成損害就很難恢復或者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恢復,如果等到有實際危害出現才進行刑罰,則遲了一大步,生態經濟發展必然倒退。
(三)強化執法的科學性和標準化
這樣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為人類提供了多元多樣的生業選擇，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經濟形態。本區大致可再分為幾個亞自然地理單元(亞生態區域):西拉木倫河中下游沖積平原(科爾沁沙地)，大興安嶺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與遼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區南部的黃土苔塬、丘陵谷地等。這些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氣候又有明顯的差異，區域內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也各有所別。現今的科爾沁沙地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歷史上曾經歷過多次擴張與收縮和農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區以牧業為主，其間斑點狀分布著一些農耕區。七老圖山脈以東、努魯爾虎山以北、大興安嶺山前山地和西拉木倫河以南地區廣布著黃土地貌。黃土可耕作性強，在適宜的氣候條件下，適合旱作農業。燕北西遼河地區的黃土地貌以黃土丘陵、臺地為主，黃土地貌起伏和緩。這樣的地貌比黃土高原更適宜發展旱作農業，這也是該地歷史上農業出現多次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農區，以山地旱作農業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種雜糧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灘種植水稻、小麥等?，F今的燕北西遼河地區為典型農牧交錯區，大體說來，北部西北部草場與牧業占較大比重，而南部和東南部耕地較多，農業占主導地位。其中，有許多地區農牧相間，或同一地區兼營農牧業。
從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遼河地區位于中原農耕文化、東北漁獵文化以及后來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匯處，必然受到三種文化的影響，經濟形態兼具農耕、漁獵、游牧是自然而然的。遠自史前時代，東北地區就以漁獵文化著稱，由于地理上的近緣關系，這種漁獵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響到周圍地區，特別是漁獵資源較為豐富的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有著發達的農業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樣的原因，這些文化北上西遼河流域，影響和推動著燕北地區農業的發展?？脊叛芯堪l現，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深刻變化，來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蘇秉琦與郭大順先生均有論述。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的農業，明顯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乃是后岡二期文化與當地紅山－小河沿文化的繼承者及山東龍山———岳石文化系統的因素組合融匯而成［。稍晚時期，西部鄂爾多斯草原青銅文化興起后，逐漸向東擴及西遼河流域，使這里進入農牧交互演替或農牧并重的時代?？梢?，正是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遼河地區容易受到周緣經濟文化的影響，并與其自身環境特征相結合，形成了“混合”經濟形態。從生態文化學角度看，混合經濟形態是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一種文化適應，在各種經濟活動比例適當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可減輕對某類自然要素的壓力，從而緩解人類生存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從距今約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到距今約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期間，燕北西遼河地區的經濟形態兼有采集、漁獵、原始農業，以及處于早期階段的家畜飼養業，盡管其比重也有變動，但多樣性始終為這一階段經濟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對均衡的多樣化經濟形態沒有對當地環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擾動，沒有發生后來那種因大幅度農業開發而導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發展的基礎才得以保持，從而出現了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歷時很長的史前文化發展高峰。
從長時段來看，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演變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它的易變性或不穩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層文化有發達的農業，但到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距今約3000～2300年)，本區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畜牧比重明顯增大。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創造者即文獻記載中的山戎。上層文化遺址中發現有大量的青銅器，特別是青銅武器及牛羊骨骼、馬具和馬車等，說明該文化存在著相當比重的畜牧經濟?！妒酚?#8226;匈奴列傳》載:“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蠻，隨畜牧而遷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边@反映了山戎以畜養馬、牛、羊為主，其活動有一定的流動性。自山戎至遼代以前，游牧業一直是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導生業。遼金兩朝，農業又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不過，有學者研究發現，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業開發的核心區域經歷了數次變動，遼初來自中原與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遼上京為核心的地區從事農業開墾，并形成遼王朝的經濟中心。這一經濟中心地位維持了近100年，至遼中期有10余萬農業人口從遼上京地區遷往遼中京地區，并推動著經濟中心與農業開發的核心區遷移到這里。遼中京農業開發核心區的地位維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興中府轉移。遼金以后，本區農業再度衰落。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是蒙古族，他們從事游牧活動，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其棲居地被稱為蒙地)。自明末清初，內地漢人開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墾殖，逐漸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到20世紀初，燕北西遼河地區成為一個典型的農牧并存、農牧交錯分布的地區①。對于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演變的上述特征，可以從氣候變遷和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會政治因素等幾個方面給出解釋。綜合學界已有研究結論，總體上看，燕北西遼河地區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為全新世氣候宜人期①，此間該地溫濕度和水熱條件較好，適合采集漁獵和原始農業。據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區距今8000～3500年間為全新世大暖期，從植被帶變化與水熱因子的關系推測，與現今相比，當時年均氣溫高2℃，1月氣溫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間的氣候發生了幾次大的波動，這種波動對人類生產活動造成了很大影響，并直接導致經濟形態發生變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區發生一次降溫事件。這次降溫對當地居民的生計造成了很大壓力，迫使其加大農業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強降溫事件，自此本區氣候明顯轉向溫干，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遼西氣候明顯干涼。氣候變遷對應著紅山文化的消失，說明兩者是有關連的。距今約4000～3000年間，西遼河流域為暖濕氣候。以此為前提，加之技術的進步和來自南部農耕文化的影響，夏家店下層文化出現了史前農業的第一次繁榮。
距今約3000年前后，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降溫期，氣候日趨干冷，溫性森林減少，草原面積擴大。距今3000年后本區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此段孢粉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優勢，反映了當時氣候溫干。距今2800年以來，本區氣候整體上處于大暖期后的波動降溫階段，降水量較前期減少。氣候干冷使得西遼河地區的水熱條件愈來愈不適合農業，這導致人們在經濟上日益增加對干冷的草原環境有一定適應力的畜牧業和狩獵經濟的依賴。這樣，從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開始，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以畜牧業為主的時期。從距今約3000年至10世紀之前，我國的氣候(主要指溫濕度)總體呈下降趨勢，這一趨勢在燕北地區表現得更明顯。從匈奴稱雄北方廣袤草原的秦漢時期開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東胡、烏桓、鮮卑、契丹等均以狩獵、游牧為主要生業，從事游牧經濟，同時兼具少量農業。根據文獻記載③，綜合學界已有研究，我們大致可把遼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氣候等自然環境狀況概括如下:遼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紀)氣候較溫暖濕潤，水系較發達，植被較好?！杜f五代史》《五代會要》和《遼史》等歷史文獻提供了不少信息。這在公元10世紀使遼的胡嶠所記中也有所反映。遼代后期(主要在11世紀)以后氣候轉向冷干，11世紀宋人使遼對此多有記載，宋人使遼語錄和使遼詩多處提及遼地的寒冷氣候和沙地景觀。遼代前期，以暖濕氣候為前提，加之遼王朝統治者的積極推動，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農業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區的氣候以低溫干燥著稱，元明兩代生活在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長期從事游牧經濟，農業基本不見。到了清代，伴隨大量漢族移民的到來和蒙墾運動，西遼河地區迎來了第三次農業發展的高峰。由上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史前及歷史時期經濟形態的變動多以氣候變遷為背景，這說明經濟形態的演變與氣候變遷有很大程度的關聯。西遼河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帶，其生態系統很容易因自然(特別是氣候變遷)或人為因素的擾動而發生劇烈變化，從而使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進而出現幅度較大的波動，并對人類的經濟活動產生很大影響。西遼河地區的生態脆弱性體現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爾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黃土丘陵地區很典型?？茽柷呱车貙偕迟|土壤，腐殖質少、黏土含量較低，容易發生風蝕，干旱氣候條件下尤為明顯。史前和歷史時期，科爾沁沙地曾有過多次擴張。伴隨著沙地的擴張和收縮，其經濟形態也經歷了農耕和游牧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動。赤峰南部和東南部黃土丘陵地帶的土壤非常脆弱。黃土土質疏松，濕陷性強，遇水后易溶蝕。這一地區植被稀疏，易發干旱、多風，加上過度耕作，都易導致水土流失。西遼河地區屬干旱半干旱氣候，大部分地區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變率大，風沙天氣多，蒸發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這易導致地表徑流和地下水儲量減少，進而加劇水資源的匱乏。西遼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屬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屬沙質土壤，植被根系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極易發生退化。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導致其抗干擾能力較差，每遇重大氣候變遷，其經濟形態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動。除了氣候、自然環境變遷外，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變動與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特別是與統治階層的思想意識和政策選擇也有關聯。以歷史時期為例，從夏家店上層文化至遼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等，這些民族向來以游牧、漁獵為生，他們據有西遼河流域之后，自然會將其傳統的經濟文化擴及這里。遼代雖然農業經濟也很發達，但其農業主要由漢人、渤海國人經營，遼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業。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們在這一地區長期從事游牧經濟。統治者的政策選擇也會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生業方式的結構與類型，遼清兩代就是典型例證，在這兩個時期西遼河地區的農業發展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于王朝的政策選擇。
通過對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特征、歷史演變及其成因的考察與分析，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一般而言，環境決定生業，有什么樣的自然富源，就會有什么樣的生業結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會尤其如此。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漁獵資源豐富多樣，這就決定了漁獵經濟在西遼河流域長期居有重要地位，成為當地居民的重要生業。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燕北西遼河很多地區是一個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動物活躍的地方，歷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遼澤”等稱謂，反映了這里植被和水系的發達。正是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其漁獵經濟才經久不衰。西遼河流域擁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黃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與緩坡、河谷與河漫灘等，在適當和適宜的氣候條件下，也適合發展旱作農業。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開始，這里就興起了旱作農業，并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遼河流域很多地區，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點狀的疏林草原、灌叢草原及山林草原等，這些地區在歷史時期都曾成為北方民族從事游牧經濟的樂園。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生態環境和資源稟賦的多樣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從而造就了當地史前和歷史時期多元“混合”的經濟形態特征。
經濟形態因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這也是環境決定生業的重要表現。由于燕北西遼河地區屬草原生態系統，自然環境具有明顯的脆弱性、不穩定性或易變性，這使得人類對食物的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時期可能較中原黃河流域更突出，對人類生存構成的壓力也更大，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類不斷調整其生業方式，以適應環境的變化。本地旱作農業的起源可能就是這樣的機理。趙志軍認為，西遼河上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具有過渡性與脆弱性兩大特點，生態環境的過渡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給人類選擇食物種類的趨向造成一定壓力，迫使人們將食物種類的選擇范圍不斷擴大。在環境因素影響下，人類開始把目光轉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來不適宜食用但卻大量分布的動植物種類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對脆弱多變的環境有較強適應能力、籽粒細小但產量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這兩種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們首選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學為此提供了不少證據。進入全新世以后，本區氣候波動劇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遼河地區曾發生過兩次強降溫事件，暖溫帶落葉闊葉林景觀帶南移到燕山－努魯爾虎山一線。這樣大幅度的降溫，肯定對這個地區古人類的生業模式產生過重大影響，迫使人類拓展生業途徑。
另一方面，通過考察我們也看到，人類在自然面前能夠選擇。一個特定的生態區域在特定歷史時期可以給人類提供發展多種生業方式、經濟類型的可能，人類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識進行選擇。比如遼金時期和清代，出于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和解決社會問題等諸方面的考慮，遼王朝和清朝的統治者在發展牧業的同時，做出了鼓勵和促進農業的政策決定，由此出現了本區歷史時期的兩次農業發展高峰。除了因社會緣由做出的選擇外，還有一種特殊的選擇，即環境壓力下的選擇。以紅山文化為例，距今5500年左右，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降溫干旱事件，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紅山文化的先民們依靠技術積累和生產進步，做出了加大農業比重的選擇，將紅山文化的農業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因此，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演變取決于自然和社會兩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環境決定生業模式，經濟形態隨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另一方面，人類對經濟活動能夠主動選擇，這種選擇往往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著經濟結構的特點及發展趨向。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會，自然環境對生業模式的影響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會，經濟形態更多地決定于人文和社會因素。紅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區采集、漁獵、原始農業并存的經濟形態，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資源的稟賦特征;而歷史時期，特別是在遼金及其以后，經濟形態的結構更多地取決于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仡櫄v史，我們發現，每當北方草原民族成為該地區的主體居民時，游牧經濟往往居主導地位，而當中原地區的漢民族及農耕文化北上之時，本區的農耕成分則明顯上升。人類的生產活動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與人類對經濟形態的選擇及經濟活動的強度有很大關系。順應自然環境特點的選擇能夠減輕和降低人類對自然的干擾與破壞，違背自然規律的選擇會導致環境退化，削弱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如前所述，燕北西遼河地區屬生態脆弱帶，其經濟活動方式的選擇尤須慎重，這是有歷史教訓的。一般而言，相對于采集、漁獵和游牧經濟，農業對自然的干擾強度更大，由此引發的生態問題也更嚴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歷史上曾發生過三次農業墾殖，這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遼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農業相當發達，無論農業生產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種類、發現的粟黍等作物遺存和儲藏糧食的窖穴、耕作面積、遺址密度和數量、人口規模等方面，都反映出這是一支以發達農業為基礎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區，其村落密度甚至超過了現代。過渡的農業墾殖以及由此導致的環境惡化是夏家店下層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遼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農業開發，同樣加重了環境的壓力，遼晚期和金代，其生態環境出現惡化趨勢。經過元明兩代的恢復，至明末清初，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自然環境重現生機。清代民國時期，來自內地的民眾在西遼河地區進行農業墾殖，將大片草場和荒地辟為農田;為建造房屋、燒飯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嚴重破壞了當地的植被，進而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或生活環境，造成水土侵蝕和沙漠化加重，導致風旱洪澇等自然災害增多，這一切反過來又危及當地農牧經濟的資源和環境基礎，形成了惡性循環。清代以來燕北蒙地農業多為粗放式生產方式，具有短期掠奪性特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尤為嚴重。在漢人影響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實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導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轉營農業，并確立了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和生產方式，進一步加重了自然環境的載荷。明清以來，我國的氣候迎來一個新的干冷期，這種干冷變化在燕北西遼河地區是比較明顯的。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疊加了人類不合理的、過度的農業開發，結果導致這一地區內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
關鍵詞：電子信息產業；經濟運行；態勢
一、電子信息行業運行概況
1．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效益穩步提高，產品產銷銜接良好，對外貿易增勢平穩。2007年電子信息產業全年實現銷售收入5.6萬億元，增長18.0%；增加值13000億元，增長18.2%；軟件業務收入5800億元，增長20.8%。產業規模繼續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位居領先，銷售收入占全國工業的比重為12%。多數重點產品產量保持平穩增長。產品產銷銜接良好，手機、計算機、彩電等主要產品產銷率均達98%以上。出口較快的主要是計算機和電子元件行業，二者增速分別比全行業高了2.8和10.8個百分點。
2．電子信息產業區域布局日益集中，企業實力不斷增強，科技創新日趨深入。信息產業企業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全年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完成營業收入超過1萬億元，日益成為推動行業平穩運行的中堅力量。企業研發投入不斷提高，全行業研發投入超過1000億元，電子信息百強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業比例已超過6%，海爾、華為等研發投均超過50億元。九個國家信息產業基地實現收入超過3萬億元，成為引領產業增長的重要地區，并發揮重要的帶動示范效應。40個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園，分別在通信、計算機、家電、集成電路、電子元件、電子器件、電子材料等專業領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合計產業規模占全國的1/4以上。
3．產業優勢逐漸突出：如能源消耗處于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較高，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競爭優勢突出。而從能源產品看，電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據前四位，分別占全行業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聯網用戶達到2.1億人，比上年增長7000萬人以上；城鎮居民計算機擁有量達到59.7臺/百戶，彩電擁有量超過151臺/百戶，二者分別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國家信息化投資占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接近10%，電子政務投入占電信建設投入的比重為12%。企業電子商務不斷推進，電子大中型企業電子商務采購、銷售額占營業額的比重達40%。
另外，電子產品價格不斷下降，2007年，我國主要消費類電子產品價格指數為85.2，降幅較上年增加了0.7個百分點，比全國CPI低19.6個百分點。其中微型計算機價格指數為85，筆記本價格指數80，液晶電視機價格指數78，CRT電視機價格指數為95，手機價格指數85，數碼相機80，激光視盤機價格指數96.5，音響價格指數98.5。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平抑了物價上漲的趨勢，推動居民消費價格漲幅下降0.53個百分點。
二、電子信息產業的特點及面臨的問題
1．產業化鏈條不完善，沒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開發、產業化等創新鏈的關鍵環節中，產業化既是創新的目的，又是整個創新鏈的歸宿。更重要的是，在產業化的過程中，電子信息產業也是一個獨立的產業鏈形態，包括基礎材料、電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產線以及規模產能配套條件等在內的完整形態。由于沒有有效的機制，上述各環節的利益共同體難以形成有效的聯動與合力，導致技術發明人、投資人和政府部門出現產業投資不到位、政策不落實、專利實施少、生產規模小的現象。特別是在專用設備、裝備、材料、測試儀器儀表等基礎環節薄弱，更是影響產業化持久發展的基礎。
2．產業鏈的關鍵環節過度依賴外資企業。我國信息產業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沒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競爭力。電子信息產業鏈中的某些關鍵環節非常薄弱。尤其是微電子、光電子、材料等基礎產業發展嚴重滯后，整機產品所需的關鍵集成電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賴進口。主要產品的核心技術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產業發展對外依存度高，對內帶動不夠，缺乏主動權。
3．投資前景不容樂觀
一方面，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將影響投資的增長。目前，國家在2008年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信貸過快增長；同時在土地供應上將采取更加嚴格的措施，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工業土地供應日趨緊張，因此產業投資增速受此影響可能有所減緩。但是，如果能爭取國家在投資上對信息產業予以傾斜，并引導地方將信息產業作為經濟結構升級的突破口，調控措施對產業投資的沖擊將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產的成本比較優勢弱化，將進一步導致外資轉移的擴大。目前，隨著國家宏觀政策環境的調整，特別是人民幣升值加快、兩稅并軌正式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生效等，國內生產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較優勢有所弱化。2008年外資企業開始將部分投資外移轉向越南、菲律賓等國家，這種現象可能有擴大的趨向。相比而言，對外投資前景看好。目前，國內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通過對外投資調整結構的趨動力日益增強，部分大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探索開始走向正軌；國家為緩解貿易順差過快增長和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出臺了鼓勵對外投資的措施意見，這些都為電子信息企業對外投資的擴大創造了有利條件。
4．內外資企業呈現不同發展格局。從往年看，三資企業一直是拉動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內資企業各項指標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資企業。從規?？?，三資企業仍占較大份額，比重達到78%，但發展速度明顯低于內資企業，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為19%，分別比內資企業（24%、25%）低了5和6個百分點。從效益看，內資企業利潤增長42%，稅金增長23%，分別比三資企業（15%、8%）高了27和15個百分點。從出口看，內資企業增長35%，比三資企業（25%）高了10個百分點。從投資看，內資企業增長38%，比三資企業（21%）高了17個百分點，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增速僅為7%。從創新看，內資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3.6%，比三資企業高了2個百分點以上。
5．技術升級帶來的結構和市場變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術轉型對產業和市場結構影響特別明顯。一方面，基礎行業逐步成為拉動產業增長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機更換效應尤為明顯，高低端市場呈現不同的格局。由于結構升級，主要產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產品增長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趨勢
1．全球產業鏈分工和整合的趨勢日益明顯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信息技術正孕育著新的重大突破，跨國公司日益專注核心技術和業務，產業鏈的分工與整合日趨深入。首先是制造環節代工化。以臺灣地區企業為代表的代工企業基于成本和規模優勢，不斷介入整機制造領域，在產業發展中占據強勢地位，甚至出現產品制造通吃的苗頭，使產業的生產模式發生調整變化。其次是非核心業務外包化。近年來，印度、愛爾蘭經濟取得快速發展，正是大力發展面向歐美跨國公司的信息服務外包業務所致。第三是業務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國內企業的業務相對單一，在產業鏈中處于較低的環節，面臨產業鏈的發展變化，亟需加強資源整合，才能適應更高層次的競爭。
由此可見，我們應該從產業鏈條入手，避免產業化過程中的單點突進。信息產業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創新的終端是市場的回報，加強官、產、學、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和實現產業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產業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產業化的具體實施中，要加強上下游的產業配套與銜接，打造完整的產業鏈，將政府支持、技術研發、專利申請、建立標準、組織生產和工程化建設以及市場拓展等緊密結合起來，全面支持和促進自主創新的產業化發展。此外，在產業化的鏈式突破過程中，短期內在整個產業鏈上實現產業化，是不現實的，應加強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在產業化過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創新產業化的起點。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創新中積累的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快速內化到自主創新的體系中，為今后的技術跨越進行儲備。
2．伴隨技術升級和產業發展出現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隨著產品更新加快，部分產品售后服務（如平板電視機等）跟不上技術發展步伐的問題日益突出，基礎產品標準不統一也對市場規范和環境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其二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形勢日益嚴峻，由于國內法制建設并未健全，導致工作開展相對滯后。其三是代工業快速發展，市場上出現許多無品牌但功能齊全的電子產品，對企業營銷思路和行業監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課題。另外，隨著產業融合趨勢加快，大型運營商和渠道商不斷介入制造業，基于增值服務的產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開始發展自己的品牌產品，都使國內品牌企業面臨與市場關系割裂的格局。
3．產業發展的生態化要求日益迫切，對我國的挑戰極大信息產業興起一股產業生態化發展的熱潮。最為典型的代表來自歐盟，近幾年先后頒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產品的生態化設計要求），這些指令針對包括電子信息產品在內的用能產品，在設計階段，對其生命周期涉及的節能、環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將對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帶來深遠影響：一是產業發展面臨全新的理念。企業要從設計源頭重視產品的生態發展，建立生態參數檔案，并將生態評估貫穿于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臨新的壁壘。我出口企業的成本也將大大增加，企業將因原材料、設備更換以及內部機構調整和設計生產流程變革而增加生產成本，相關的檢測成本也將提高，這對我國電子信息產品的成本優勢是一個新的挑戰。
面臨著產品的升級與產業的生態化，電子信息產業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業可以拿出部分資金，用于現有人才的進一步培養和潛在人才的開發，努力保持適當的人才流動性，爭取達到人才流動“溢出效應”最大化。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環境，從而使企業能夠在穩定的人力資源的條件下獲得穩定的進步，不斷開拓創新，提升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競爭力。
中國“的十一五”規劃提出，在電子信息產業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術產品的研發和應用的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毫無疑問，在當今以信息技術為顯著性標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進程中，實現這個目標勢在必行。目前，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度過信息產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成功地實施信息產業強國戰略，要求我們必須優化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結構，正確引導電子信息產品需求結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快中國信息化的發展步伐。
參考文獻
[1]胡玉梅，戚昌.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發展趨勢及其對策[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1(2).
[2]別秀梅，李玉文.信息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J].工業技術經濟，2005.
在本部分，我們將對上面建立起來的計量模型進行驗證，并探討其理論意義。
1、“不均衡發展”模型的表現
計量模型對現實經濟的解釋進行了多種嘗試，在此，由于篇幅關系，我們將重點放在“不平衡發展”的表現能力上。首先，請看表1，這是對環太平洋諸國（或地區）從1995年到2025年期間以5年為一個階段的實際增長率的預測（以美元計價）。由于這個預測是在1998年初即亞洲金融危機深化期間進行的，因此，有人評價這個預測結果“過于樂觀”，但是，總的看來，其后的發展證明這一預測大致是正確的。包括該預測期間在內，1950年后的約75年間，如果以線段表示各國、各地區以美元計價的高速增長時期，其結果如圖1。如圖1所示，不管哪個國家或地區，肯定會有30～50年間左右的高速增長時期，所謂各國、各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只不過是高速增長時期在它們之間的移動。
附圖
附圖
2.透過國際資本移動看國際相互依存關系
除了上述內容之外，我們的模型還顯示出其它種種饒有趣味的結果。表現國際相互依存關系是該模型的目的之一，因此，在表2中顯示了：10個國家或地區中的其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本積累增加對其它國家或地區GDP的影響。
附圖
我們來看一下受影響的國家或地區。由表中可知，除了極少數外，該影響大都為正。這表明，“過?！钡馁Y本會導致利潤率下降，進而導致他國（地區）流入該國（地區）的資本減少或者該國（地區）資本向他國流出擴大。因此，本模型中的這個機制會對其他國家（地區）的經濟產生正面影響。
從日本經濟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們不能完全否定“產業空洞化”。“產業空洞化”是日本經濟增長的結果，是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其成果的活動。這一“轉移”盡管對日本來說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停滯”，但從世界范圍來看卻意味著經濟發展。只要上述國際相互依存關系存在，日本就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分享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好處。
3.生產率提高對他國（或地區）的影響
下面的表3顯示了：某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率提高對其它國家或地區GDP帶來的影響。
附圖
相對于前述資本積累總體上正面影響占主導地位來說，該表的首要特征是，負面影響是主要的。其原因在于，該國家或地區的生產率提高，提高了該國家或地區相對于其它國家或地區的相對利潤率，進而帶來了吸引其他國家或地區資本的效應。
在該表中，尤其值得提醒讀者注意的是，第1行中所示的美國的生產率提高對其它國家或地區的波及效應。其發生作用的方向如上述，在這點上并沒有什么特別，但如果將該機制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結合起來思考，則其寓意十分深遠。這是由于，近年來美國經濟的繁榮吸走了泰國、韓國等國家或地區的國際資本，這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導因之一。該影響對日本來說是正面的，這作為模擬的結果似乎有問題；但是，我們應該理解，日本經濟的蕭條另有原因。日本不是資本輸入國而是資本輸出國，日本經濟與泰國或韓國等不同，不依賴他國資本。日本經濟的蕭條現象必須通過別的機制加以說明。
二、環太平洋計量經濟模型
在本模型中，具體推算將圍繞戰后環太平洋地區的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臺灣省、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共10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進行。另外，由于篇幅的限制，無法寫出全部方程式。感興趣的讀者請參照大西廣著：《環太平洋諸國的興衰與相互依存》（京都大學出版會），以及京都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的主頁(pacific.kyoto-u.ac.jp/text/index.htm)。
1.關于資本輸出與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
考慮如下模型：
Y=f(BC)f′＞0(1)
該式中，Y表示GNP，BC表示資本輸入額，f(·)表示Y由BC決定。但BC并非直接決定各國的生產力水平(Y)，直接決定Y的是資本存量（設其為K），即：
Y=f(K)f′＞0(2)
K（本期值）可以用K[,-1]（上期值）、d（折舊率）、I（本期投資）表示：
K=(1-d)K[,-1]+I(3)
其中，I隨著海外資本流入的增加而增加：
I=f(BC)=f′＞0(4)
綜觀(2)～(4)式，可以看出，BC通過I、K決定Y。也就是說，(1)式的關系可以分解為(2)～(4)式的關系。不過，還要附加其它解釋變量加以具體推算。例如，在(2)式中，除了考慮K，還要以人口N（勞動力的替代變量）為解釋變量，運用C-D型生產函數加以推算；再如，在(4)式中，分別以S、ME、CD代表國內總儲蓄、軍事支出、關稅，則有：
I=f(S+BC),ME/Y,CD/Y)
f(S+BC)＞0,f(ME/Y)＜0,f(CD/Y)＜0(5)
在該式中，之所以將(S+BC)、而不是將BC作為解釋變量之一，是因為投資是國內投資供給與來自國外的投資（資本輸入）之和（在此，直接投資也包含在BC中）。將ME/Y，CD/Y作為解釋變量的理由，將在本部分的第3小節中說明。
2.關于工資水平與國際資本移動的模型
設利潤率為π，由于資本向利潤率高的落后國家移動，故：
BC=f(π)f′＞0(6)
又因為，利潤率取決于資本的稀缺程度、地價(PL)、工資水平(W)、原料價格(PM)，故：
π=f(K,PL,W,PM)f[,K]＜0，f[,PL]＜0，f[,W]＜0，f[,PM]＜0(7)
把(7)式代入(6)式，得：
BC=f(K,PL,W,PM)f[,K]＜0，f[,PL]＜0，f[,W]＜0，f[,PM]＜0(8)
在我們的模型中，首先，忽略了4個解釋變量中的K和PM，這樣做的理由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同，在二戰后的現代世界，原料在國際間的移動極其容易，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過?！钡馁Y本產出的產品如果能夠出口，也就無所謂“過剩”。在每天24小時開放的國際市場上，原料價格由“國際價格”決定，同樣，產品價格也完全國際化了。因此，在思考當代資本輸出時，至少是在直接投資一方，企業完全可以去往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并以此為前提決定是否輸出資本。企業決策是否投資的主要依據只是使其設備運轉的成本——工資的高低。這是因為，雖然資本的國際移動十分容易，但勞動力移動十分困難。（由于勞動力再生產必須在長期中進行，其體制，譬如至少是學校教育制度不可能在國家之間移動。）我們從日本向“四小龍”、東盟諸國、中國等低工資國家或地區大量輸出資本這一現象中，也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這一點。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K、PM從(7)和(8)中忽略掉。
在實際推算過程中，我們還進一步省略了PL（工資作為各國工資之比，在與美國、日本有關的方程式中還加進了日本的利息率），這不僅是因為適當的PL值難以得到，還因為PL和W都可以用“經濟發展水平”這一變量說明。也就是說，如果以Y/N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則：
PL=f(Y/N)f′＞0
W=f(Y/N)f′＞0(9)
PL、W的變動趨勢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這里，W可以作為PL的替代變量使用。
3.關于經濟實力與政治變量的模型
以下，對于國際間的政治摩擦建立有關方程式。因為關稅政策與軍事支出作為比較數據較容易入手，因此，這一工作將圍繞它們進行。
首先，對直接決定各國市場分割程度的保護關稅(CD)來說，以BP表示貿易收支，一般地：
CD/Y=f(BP/Y)f′＜0(10)
這是因為，各國的經濟實力可以通過出口競爭力強弱、因而可以通過貿易不平衡的程度（BP對GDP之比）測量。其變化（不平衡發展）必然會導致各國政府圍繞與瓜分市場有關的政治變量（在上式中是CD與GDP之比）的斗爭。
接著，我們就軍事支出(ME)建立了方程式：
ME/Y=f（該國的GPD／某外國的GDP）(11)
在此需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右邊的解釋變量直接表現出了各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而經濟不平衡發展又帶來了軍事勢力的消長，ME決定著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發言權。進一步說來，經濟實力的相對提高必然要求更大的市場份額，為此就必須加強對外談判能力或軍事力量。尤其是，(9)式左邊，我們采用了GDP對軍事支出的負擔率，而不用（該國的ME／某外國的ME），讀者對此應該尤為關注：這個方程式顯示出“大國”（經濟力量相對強大）具有強化軍事力量的欲望或軍國主義傾向。實際上，日、美、東盟三方都能夠用這個方程式推算。只有1969年以前的日本不能采用這個函數式推算（由于統計的適用性太差）。這是因為，1969年以前，國際社會抑制日本軍備的能力很強（實際上，二戰后直到1969年，日本軍費開支在GDP中的比率存在下降的趨向）。
尚需對(10)和(11)式說明的是，(10)式中引發CD提高的是經濟競爭力下降，而(11)式中增加ME的壓力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而加大。這看上去是不對稱的。關于這一點，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因具體情況不同和兩個方程式的理論基礎不同，但是，并非如此。提高CD是阻止它國資本進入本國市場的防御性措施，而增加ME是干預它國政策的進攻性措施。這都是由“非對稱性”引起的。
在當前新的經濟形態下，計劃顯得尤為重要，計劃是指用文字和指標等不同形式所表達的、組織及組織內不同部門和不同成員，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關于行動方向、內容和行動方式等的管理文件。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間的競爭異常激烈，企業的任何一項經營活動都不能處于盲目或盲動的狀態，其各項經營效果必須確?？煽?。計劃、組織、控制，是管理的三項職能，而計劃則是管理工作之先，開展一項工作，首先要有計劃，其次才會有后續的組織、控制。計劃的重要性滲透于整個組織經營的各個方面，貫穿于經營的全過程。
2計劃的作用
有了計劃，工作就有了明確的目標和具體的步驟，這樣才會增強大家工作的主動性，減少工作的盲目性。
2.1計劃能確保組織成員圍繞組織目標開展工作
計劃工作是為了實現組織目標服務的，計劃制定后，工作目標得以明確，這些目標為組織內的各級成員指明了組織的發展方向，使全體成員的行動均能圍繞既定目標來開展［2］。首先，從時間維度上來講，計劃把決策時所確立的各項組織目標及行動方式分解為不同時間段內的具體目標及行動安排；其次，從空間維度上來講，計劃把決策所確立的組織目標及行動方式，分解為組織內部不同層次、不同部門、不同成員的分目標及其行動安排。一般來說，組織的管理人員都習慣于專注當前問題，而計劃則可以讓他們充分考慮未來。除此之外，組織目標也能對其成員產生很大的激勵作用。計劃明確了組織的奮斗目標，計劃的制定也是一個對員工進行動員的過程，通過制定各級計劃，鼓勵成員為實現組織的各項目標而奮斗。
2.2計劃能使整個組織的經營更為有效
眾所周知，計劃在管理中具有預見性，同時，它還對管理的執行和控制具有指導性。計劃為下屬提供了明確的工作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最佳途徑。一個科學而周密的計劃，包括做什么、做多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具體步驟計劃等等，能有效地避免走彎路；計劃包括某一步具體用什么方法，某個問題具體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有效地避免精力的浪費，同時提高工作的質量和工作的效率［3］，使整個組織的經營過程更為有效。
2.3計劃便于管理人員對組織進行控制
計劃工作是一項將組織的活動系統化的工作，通過制定計劃，使整個組織的各項工作協調一致、相互配合，便于發揮整體優勢。計劃確定了組織的目標和具體的行動方案，使整個組織的活動更加有序、和諧，可有效避免盲動和各種不協調帶來的損失。且計劃還有助于用最短時間完成工作，減少停滯和等待的時間，有助于更加地合理使用與控制資源。計劃所確定的目標及指標體系也為管理人員開展管理活動提供了控制標準，可用于衡量管理和工作效率。
3計劃的層級
組織內有各種各樣的計劃，而這些計劃是分層次的，一般情況下，可以分為戰略計劃、戰術層計劃與作業層計劃等三個層次。其中，戰略層計劃涉及產品研發方向，生產規模，技術水平，新設備、產線的建造等；戰術層計劃則是立足現有資源，制定所從事的各種生產經營活動應達到的目標，例如產量、品種以及產值和利潤等等；作業層計劃是指確定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各種安排。從戰略層計劃到作業層計劃，計劃期越來越短，計劃的時間單位也越來越細，覆蓋的空間范圍也越來越小，計劃內容也越來越詳細，計劃中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小［4］。
4計劃制定的原則
在計劃的制定上必須需遵循SMART原則：
4.1具體原則
計劃必須是具體的：大計劃要分階段、分步驟制定，要準確分析執行過程中的內外部環境、影響因素等等，制定周密的對策和行動方案。如果計劃制定的越周密具體，就越可以減少執行中的溝通成本、各類干擾以及困惑。
4.2可衡量原則
計劃必須是可衡量的：計劃的各階段目標要可衡量，確保執行者能正確把握，以便掌控工作進度，并檢查、跟蹤及考核。
4.3與組織目標一致的原則
計劃必須與組織的目標一致的：計劃要有針對性，要與組織要達成的目標保持一致。
4.4可實現的原則
計劃必須是可以實現的、可以操作的，是充分考慮了要完成目標的可行性的，是綜合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后統一形成的，如果制定的計劃不切實際，不僅浪費組織成員的時間和精力，引起他們的抱怨，還會影響計劃執行，還會很大程度上引起員工的抱怨情緒，既達不到目的，還形成惡性循環［5］。
4.5時間限制的原則
計劃必須要有時間限制：計劃里面的各項工作和任務內容，必須規定完成時限，便于節點控制和按照既定進度推進。
5計劃的制定
5.1計劃管理的階段
按照計劃來管理企業的各項生產經營活動，叫計劃管理。計劃管理是一個過程，一般包括計劃編制、執行、檢查和修正改進等四個階段。計劃管理涵蓋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的方方面面，如生產、技術、人力資源、銷售、設備、財務、成本、采購等等，計劃管理不僅是計劃部門的事，所有部門及單位都要配合計劃的制定工作，提供相應素材，通過這四個階段來進行計劃管理［6］，已完成最終目標。
5.2計劃制定的要素
具體可概括為5w2h。what：計劃所指的是要完成什么工作，明確工作任務。who：計劃要由哪些人去執行，明確工作任務的承擔者。when：計劃什么時候需執行到什么程度，明確工作任務的進度。where：在什么地方開展工作，明確工作開展地點、區域。why：為什么要執行這樣做；明確工作起因、動機；how：怎么開展工作；明確工作方式方法；howmany：完成多少工作；明確工作量。
5.3滾動式計劃的編制方法
滾動式計劃是一種計劃編制的新方法，編制滾動式計劃時，首先將整個計劃期分成幾個時間段，其中，第一個時間段的計劃為執行計劃，后面幾個時間段的計劃為預測計劃。執行計劃編制比較具體，預測計劃編制比較粗略。每經過一個時間段，就根據執行計劃的具體實施情況以及組織內、外部條件的變化，對原來的預測計劃進行修改完善，原預測計劃中的第一個時間段計劃順延變成執行計劃。滾動式計劃能提高計劃的連續性，使計劃兼具嚴肅性和應變性。因為執行計劃靠近計劃編制時間，執行中變數少，一般能兌現，體現了計劃的嚴肅性。而預測計劃允許修改，又體現了計劃的應變性。滾動式計劃編制，能在第一時間段實施出現偏差時，以后各階段隨時進行調整，確保了計劃的可執行性，避免計劃成為一紙空文，流于形式。
6消除不確定性及變化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變化是絕對的，尤其是在當前社會，我們的社會政策、經濟走勢、科學技術和人文觀念都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各類組織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以變應變，適應各類不同變量。計劃工作承擔著預測變化并設法消除這種變化對組織產生不良后果的任務［1］。未來的不確定性要求計劃根據已有的信息來分析各種可能發生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與組織目標的關聯度，制定出發生這種變化后所應采取的措施，以便減少變化對組織經營的造成的各類影響，防止可能出現的各類混亂，并充分利用變化所帶來的各種機遇。當然，有些變化是無法預測的，計劃時間越遠，不確定性就越大，這一方面是由于人們所掌握的有關未來的信息有限，另一方面，偶然的變化是難以預測的。但是，科學的預測工作可以把未來的風險降到最低限度。
7生產計劃和采購計劃
生產計劃和采購計劃是現代生產型企業最重要的兩個計劃：
7.1生產計劃
生產計劃主要包括計劃期內應生產的產品的產量、品種和進度等。一個具有前瞻性、動態的生產計劃，能強化計劃的調控能力，增強對銷售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能協調生產及其他部門的生產組織工作，確保生產的穩定運行和產品質量的穩定。能對物料的到貨情況和資源的使用情況進行科學預測，有利于有效控制庫存、指導采購工作，使各類物料、產成品、半成品等各類庫存降至最低，保障正常生產供應的同時，最大程度上減少資金占用。使企業各類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充分發揮效能，例如合理安排，確保瓶頸設備能發揮出最大產能。能在生產執行之前就能準確的預測出每道工序的成本，有了這種預測，就可以在生產之前就進行一些成本規劃，進而進行成本控制，形成成本計劃，這樣就可以跟成本統計進行比較，做到真正的精細成本管理。
7.2采購計劃
合格的采購計劃一是能預估各類物料的數量、交付日期，防止斷料，確保生產正常運行；二是能降低庫存、減少資金占用和空間浪費；三是能配合生產、銷售等計劃的順利執行；四是能配合企業資金運作、周轉；五是指導采購作業。7.3生產和采購計劃的關系采購計劃如果沒有依據生產計劃制定，計劃要求的數量多于生產的實際需求，物料來了就會形成庫存積壓或者呆滯；如果某一個物料少來了，其他的物料即使來的數量是準確的，還是會形成庫存的積壓。如果計劃到貨的時間早于生產的開工時間，也會形成庫存積壓。因此，采購計劃與生產計劃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必須配套制定。生產計劃如果進行了調整，采購計劃通常也要進行相應調整；反之，如果采購計劃的執行如果出現了偏差，生產計劃也應該及時進行調整，否則就會出現脫節。
8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F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