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20 00:01:47
序論：在您撰寫旅游社會學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2.旅游、現代性與懷舊——旅游社會學的理論探索
3.西方旅游社會學研究進展
4.迪恩·麥肯奈爾旅游社會學思想解讀——兼評《旅游者:休閑階層新論》
5.STS視角下的旅游社會學——旅游行為的多維分析
6.旅游社會學研究初探
7.國外旅游社會學研究管窺
8.旅游、現代性與“好惡交織”——旅游社會學的理論探索
9.旅游社會學研究的理論流派
10.關于旅游社會學學科地位的思考
11.發展與啟示:近二十年國內旅游社會學研究綜述
12.旅游、現代性與懷舊——旅游社會學的理論探索
13.建構論旅游社會學研究述評
14.旅游社會學的建構思考
15.社會學視野下的東西方跨文化旅游交互習性研究
16.對西方旅游社會學研究中新迪爾凱姆學說的分析與思考
17.教改:當前“工匠”職業化教育形態下,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新的著力點
18.對城市旅游景點無障礙環境問題的社會學思考——以成都市為例
19.網絡:旅游系統研究的新經濟社會學轉向
20.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旅游社會學》課程設置及其體系構建
21.旅游文化的社會學探討
22.旅游社會學:方法、問題和研究成果
23.皮影文化遺產旅游開發四種關系研究——基于社會學視角
24.基于社會學視野的黃山市湯口鎮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機制研究
25.旅游社會學簡論
26.旅游學研究方法論體系研究——一種社會學視角的探討
27.論宗教旅游的社會學研究
28.本真性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
29.古鎮旅游群體的社會學研究——以朱家角為例
30.國內體育旅游興起動因的社會學探析
31.近地遁世旅游社會學詮釋及文化小城鎮供給
32.旅游社會學視角下對草原人文景觀開發與保護關系的探討——以元上都遺址為例
33.社會學視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及其建構
34.中國體育旅游迅速發展的社會學思考
35.旅游社會學科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研究
36.社會學視角下中國公民出境旅游的文化價值——對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的案例研究
37.從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看旅游研究范式的確立
38.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39.西南民族地區發展體育旅游的社會學思考
40.社會學視角下的旅游文化現象
41.解釋社會學范式:旅游研究的一種理論范式基礎
42.社會區隔:旅游活動的文化社會學本質——一種基于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的解讀
43.旅游消費的社會學解釋:傳統與前沿
44.城市發展事件旅游的社會學思考
45.微觀社會學視角下民族旅游研究方法的再審視
46.旅游學研究的新框架:對非慣常環境下消費者行為和現象的研究
47.人類學與社會學視野中的旅游：對話與思辨
48.休閑旅游之社會學范式研究
49.從社會學角度談旅游的概念和本質特征
50.現代旅游與社會學的關系鄒議
51.文化社會學視角下的宗教旅游淺析
52.現代性:社會學切入旅游研究的重要視角——兼論現代性條件下人們對旅游的情感糾葛
53.民族旅游消費不可持續性問題成因的社會學探析——來自貴州民族旅游開發地區的調查與思考
54.論建構旅游社會學的綱領性要素
55.文化社會學視角下的宗教旅游淺析
56.社會區隔:旅游活動的文化社會學本質——一種基于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的解讀
57.體育旅游的社會學理論分析
58.旅游景觀的文本化與神圣化——符號學與社會學的雙重視野
59.科研:社會學視角下旅游行業的新挑戰
60.民族旅游的文化社會學分析
61.社會學框架下的旅游學學科屬性定位分析
62.論旅游標準化的本質——基于現象學社會學的視角
63.南京旅游國際化發展戰略研究——基于旅游社會學的考察
64.旅游院校學生體育鍛煉的動機、特征及社會學分析
65.消費社會學下我國高端體育旅游產業發展的研究
66.通過發展旅游保護農業文化遺產的社會學探析——以浙田“稻魚共生”系統為例
67.基于社會學視角的導游沖突問題研究
68.從社會學和旅游管理體制雙角度解析旅游中的社區參與——以貴州西江千戶苗寨為例
69.旅游活動:社會疏離緩解的新視角
70.樂山入境旅游的社會學分析
71.發展黑龍江省對俄旅游的社會學思考
72.旅游的社會效用及其機制:回歸正常生活的視角
73.我國旅游消費異化的社會學分析
74.虛擬旅游產生的社會學原因分析與思考
75.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業的特征及社會影響——以旅游消費社會學的理論為研究視角
76.人類學與社會學視野中的旅游:對話與思辨
77.明確旅游學的社會學學科定位
78.論個體化社會與體育旅游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79.陽朔旅游文化中的英語世界
80.旅游活動:社會疏離緩解的新視角
81.社會學視野下的當代中國宗教旅游開發研究——現實表現、社會成因與基本思路
82.近年來國內游客凝視理論應用的回顧與展望
83.基于社會學的旅游消費異化探究
84.社會學視覺下看民族旅游開發對少數民族婦女的影響——以貞豐縣布依族為例
85.旅游本真性概念的發展
86.四川鄉村旅游的社會學分析——基于城鄉統籌融合理論的視角
87.發展與啟示：近二十年國內旅游社會學研究綜述
88.基于個體視角下的旅游地居民感知與態度研究——以九寨溝為例
89.鄉村旅游開發的社會學思考——以貞豐縣納孔村為例
90.經驗與發展:中國旅游人類學研究二十年
91.社會學視域下我國旅游城市體育人口研究——以安徽省黃山市為調查個案
92.我國高端體育旅游消費群體特征分析
93.社會學視角下的宗教旅游開發與共贏理路——以中國佛教旅游開發為例
94.試論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研究體系及其對古村落旅游發展的啟示
95.鄉村旅游批判——基于社會學的視角
96.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新出路——社會學的分析思路及解決方案
97.俄羅斯來華旅游者消費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
98.旅游發展研究院
99.中國女性旅游快速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100.大眾旅游的社會學批判
101.關于旅游社會學學科地位的思考
102.旅游學研究方法論體系研究——一種社會學視角的探討
103.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旅游社會學》課程設置及其體系構建
104.從旅游社會學看漢陽
105.STS視角下的旅游社會學——旅游行為的多維分析
106.近地遁世旅游社會學詮釋及文化小城鎮供給
107.論宗教旅游的社會學研究
108.國內體育旅游興起動因的社會學探析
109.休閑旅游之社會學范式研究
110.從社會學角度談旅游的概念和本質特征
111.體育旅游的社會學理論分析
112.旅游文化的社會學探討
113.發展黑龍江省對俄旅游的社會學思考
114.旅游消費的社會學解釋：傳統與前沿
115.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新出路——社會學的分析思路及解決方案
116.樂山入境旅游的社會學分析
117.古鎮旅游群體的社會學研究——以朱家角為例
118.虛擬旅游產生的社會學原因分析與思考
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后現代化成分的逐漸形成,人們頗為關注的不再是物質財富的更多擁有,而是傾向于追求精神生活的日益豐富,其中身心健康成為備受關注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以體育健身、娛樂、觀賞和嘗試體育刺激與挑戰等為目的的體育旅游活動備受青睞,體育旅游成為旅游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呈現出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帶動相關產業聯動的良好態勢,日漸成為人們關注的另一亮點。中國西部地區包括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云南、貴州、四川、重慶、等六省三區一市;土地面積544.84×104km2,占全國陸地總面積的56.8%;擁有人口2.25×108(1998年)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2.89%[1]。如此廣袤的地域,豐富的自然資源,秀麗的風光景色,深厚的文化積淀,地廣人稀的便利條件,多坡地高原地形,亞熱帶氣候,蘊藏著發展旅游產業,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決定性因素。然而,由于歷史、經濟、文化等諸多原因,西部地區旅游業開發速度緩慢,發展的規?；潭炔粔?規范性較差,社會、經濟效益不顯著,特別是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更是滯后。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西部地區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有著現實意義和必要性。
1.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形成和發展有著特殊的綜合效應
體育旅游概念眾說不一,旅游理論中也沒有涉及體育旅游的詳解。這里引用較為公認的兩種說法:一種是認為體育旅游是以非盈利目的離開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參與或觀摩相關體育活動為主要內容的主題旅游。它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從事的各種身體娛樂、身體鍛煉、體育競賽、體育康復及體育文化交流活動等與旅游地、體育旅游企業及社會之間關系的總和[2]。分為參與體育賽事的體育旅游、觀摩體育賽事的體育旅游、自發進行體育活動的體育旅游、參觀體育勝地的體育旅游等多種類型。另一種是根據世界旅游組織的規定,體育旅游屬于休閑論文格式、娛樂、度假、健康醫療類,依其旅游特點有項目型和綜合型之分。如登山、攀崖、滑雪、放風箏、釣魚、草地式羽毛球、網球、蹦極跳、熱氣球運動、沙地排球、江河漂流等屬項目型體育旅游;綜合型體育旅游具有體育項目類型化、多樣性、集約式布局的特點。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發展體育旅游業有著綜合性社會效應。首先是陶冶情感,促進和保持身心健康的作用?，F代社會的快節奏使人們的生活處于較為緊張的行進中,特別是信息業的發展,給人一種近地密集和遠地壓抑的心理感受,當然也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不良社會因素的存在和不時侵擾是現實情況。為此,通過體育旅游靜化和放松被壓抑的情感,保持和促進身心健康成為人們首肯的選擇方式之一;其次是擴展視野,挑戰人體極限,增長知識的作用。體育旅游者愿意選擇自然風景區,特別是具有人文景觀和探險地理特點的景區更為吸引人。究其原因,是為了滿足城市化樓宇蒙蔽日久的視野渴望,是為了挑戰自認為身體狀況良好的身體極限,滿足征服自然和險境的自悅心理,增長知識和見識,豐富人文史學占有理念;第三是體育旅游的社會、經濟作用。通過體育旅游促進經濟發展是旅游地和旅游企業的初衷,國家西部開發政策的轉變,即由政府投資型轉向民間、集體、個人投資型,允許在合理開發和正當投資的前提下,應得合理報酬。無形中盤活了資金運轉和資金集中,促進了本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第四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綱要的全面實施。全民健身計劃的實施是推進大眾體育快速發展的有效舉措,是提高全民身體素質的舉國策略,體育旅游具有體育和旅游雙重屬性,體育有利于促進身心健康和保持身心愉悅,旅游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可謂一舉雙得;第五是培養熱愛祖國,塑造美好心靈的作用。體育旅游便利的提供給旅游者了解祖國壯麗山河的機會,特別是西部地區有著廣袤的地域,一望無際的草原沙漠,頂天立地的蜿蜒山脈,波濤洶涌的江河湖泊,豐富的礦產資源和人文景觀,曠世的自然奇觀等等。這無不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塑造美好心靈的教育資源。體育旅游則是教育過程得以實施的組織形式和過程。
2.綜合因素分析
2.1西部地區蘊藏著豐富的旅游資源,提供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物質基礎西部地區擁有極為豐富的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景觀。根據統計資料,西部地區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有8處,占全國總數的34.8%,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有40處,占全國總數的33.6%,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1處,占全國總數的33.1%,國家歷史文化名城31座,占全國總數的31.3%,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處,占全國總數的26.5%,國家級森林公園39處,占全國總數的17.3%。(見表1)[3]不難看出,除森林資源較為缺乏外,其余將占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此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分布在占全國二分之一多的土地上(56.8%),且人口總數不到四分之一(22.8%)?？梢哉f擁有地廣人稀的便利條件,培育和開發體育旅游市場的資源和土地是豐富的。此外,西部地區還擁有大量全國乃至世界旅游之最,如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瑪峰,世界最深的大峽谷雅魯藏布大峽谷,世界最為宏偉的溶洞貴州的織金洞,世界現存最大的殿內銅佛扎什倫布寺的強巴佛,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四川樂山大佛,我國最大的瀑布貴州的黃果樹瀑布,我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關隘甘肅的嘉峪關等等。當然多達20多條正在規劃和建設中的西部旅游黃金長線也是極具吸引力的旅游亮點。
2.2人們余暇時間的增多和越來越集中,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使體育旅游人口繼續增長成為必然趨勢首先,1999年國務院頒布了新的休假條例后,人們的余暇時間增多且更為集中了。有研究資料表明,農業人一生中自由時間為整個生命時間的22.9%,工業人達到38.6%;1997年國家統計局、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等6單位對全國29個省71個城市14977位職工的調查,職工用于消遣娛樂的時間為每日1小時37分鐘,聊天時間為每日1小時21分鐘[4]。說明職工在新休假制度后,每日可用于體育娛樂、健身、醫療及體育消費等的閑暇時間超過3小時。雙休日和長假期,保證了外出參與體育旅游活動的時間。加之長期以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小型化家庭(三口之家)成為主流型家庭結構,舉家出游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其次,人們的旅游觀念也由靜態觀賞型向新型動態參與型轉變,這使得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有了人口數量上的保證。但從研究資料看,我國體育旅游消費市場的人口構成與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家庭人口類型和收入有著密切的關系,年齡特征表現為兩頭窄,中間寬的現象;工薪階層和學生參加體育旅游的比重較大;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大學文化程度以上;家庭結構的特點是三口之間的人數居多,其次是兩口之間,四口以上家庭參與體育旅游的人數較少;體育旅游與經濟收入成正比例關系,收入在900～2000元之間者占體育旅游消費人口的比重較高[5]。因此,營造良好的體育旅游環境,提高體育旅游服務質量,吸引中青年、中等以上收入者成為體育旅游市場的主體人群。這些群體對體育旅游的要求較為集中,大都期望通過旅游購買及消費來緩解生理和心理的緊張感,休閑、健身、觀戰、體育刺激和競技體育等可能從不同方面能夠滿足人們的體育旅游需求。也是可被爭取的體育旅游人口主體。第三,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對提高生活質量的關注,追求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成為人們的共識。通過體育旅游滿足和調整精神需求成為大眾看好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體育旅游人口的繼續增長將成為必然趨。
2.3挖掘、整理民族特色文化及遺產,有利于增添體育旅游市場培育的文化特色西部地區分布著壯、彝、白、傣、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等眾多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也是當地寶貴的旅游資源。特別是西南地區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頗族、納西族等26個少數民族形成了獨特的風俗習慣,創造了燦爛的民族文化,也構成了當地豐富而極富魅力的民族風情旅游資源[6]。其中包括了大量少數民族體育類活動項目或形式,且具有娛樂、休閑和廣泛參與性,成為從事體育旅游的良好機遇。西北遼闊的草原、雪山冰川、沙漠風光也成為不可多得的體育旅游資源。特別是積淀了中華文化之精華的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麥積山石窟、大足石刻和黃鶴樓、岳陽樓等西部獨特的文化遺產,聯同長江三峽、絲綢之路和四大盆地、四大高原筑成了西部體育旅游開發文化鏈,極具文人景觀吸引力。既能滿足居多數旅游人口的中青年、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旅游者的需求,又富有深厚的人文景觀。有利于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文化特色。
2.4我國奧運會、亞運會、各論文格式類錦標賽等重大賽事申辦權的成功獲得,奠定了體育旅游市場培育的社會氛圍北京奧運會、廣州亞運會和各類錦標賽舉辦權的成功獲得,大大促進了體育文化現象的深得人心。體育旅游集體育與旅游于一體,既有體驗體育競賽的成功感,又有旅游觀光的心理滿足和刺激感。但現代旅游已由“接待型”向“經濟產業型”轉變,體育旅游也不例外,不再是一種福利性享受,而是趨于消費性、產業化。因而對體育旅游的認可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人們參與體育旅游活動和進行體育旅游消費的動因,這些內在動因的透發與體育意識、體育價值觀有關,國際性體育盛會的召開具有導向性。有利于激發人們從事體育旅游活動和消費的欲望,為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形成良好社會氛圍。當然,也是吸引和擴大國內外體育旅游人口的有利機遇。
2.5西部地區體育訓練基地的興建,為體育旅游市場的培育提供了科學導向西部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氣候環境,成為國家、省區興建體育訓練基地的首選地,目前有國家體育總局直屬、共建和命名基地36家,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區,如云南海埂訓練基地頗具影響力。這些訓練基地的建成和運動隊的駐入,無形中形成了體育旅游的亮點,有旅游者專程去訓練基地觀光旅游。當然,訓練基地還需與周邊旅游線路統籌規劃,豐富體育旅游內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參與其中。
3.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3.1.1培育和發展體育旅游市場對促進旅游者身心健康、陶冶情感、美化心靈、挑戰自我,繁榮經濟,推進社會快速發展,全面實施全民健身綱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諸方面都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3.1.2西部地區豐富的旅游資源,提供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物質基礎。
3.1.3人們余暇時間的增多和越來越集中,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保證了體育旅游人口繼續增長的可能性。
3.1.4西部地區少數民族聚集,民族文化特色鮮明,培育體育旅游市場有著豐厚的人文底蘊。
3.1.5大型體育盛會的舉辦和一批體育訓練基地的建成,營造了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社會氛圍。
3.2建議
3.2.1鼓勵和吸引多渠道融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A設施建設是培育體育旅游市場的前提和基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嚴重滯后,資金短缺成為規?；侠黹_發旅游資源的瓶頸。因此,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傾斜政策,多渠道吸引投資,綜合開發,合理利用,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觀。超級秘書網
3.2.2加強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科學研究。西部地區有著豐厚的旅游資源儲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而有些資源的開發具有一次性特點,因而加強開發利用的科學研究,做到保護性開發急為重要。
3.2.3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特色鮮明,體育文化極為豐富,有待進一步加強挖掘和整理工作。特色民族文化現象受現代社會的沖擊異常嚴重,異化現象突出,整理和保護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現象是培育體育旅游市場且得以長久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3.2.4加大宣傳力度,吸引更多體育旅游人口參與。利用國際國內重大體育盛會,加強對西部地區的宣傳力度,吸引更多國內外體育旅游者參與到西部地區體育旅游行列,壯大培育西部體育旅游市場參與群體。
3.2.5體育訓練基地的建設、利用,成為培育西部地區體育旅游市場的增長點,但急需科學評估,關注社會、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雙豐收。3基金項目: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2005年)子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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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祖國.我國西部地區體育旅游發展研究[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03,(3):21
[4]盧元鎮.中國體育社會學[M].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1:119-1201
離婚標準問題，是困擾法院工作多年的老問題。對“夫妻感情破裂”標準的討論也已討論多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標準”問題也先后下發了多個司法解釋，不斷明確夫妻感情破裂的標準，不斷使法院對離婚案件的處理更加人性化，使不幸的家庭盡快分離，使走錯圍城的人能夠“迷途知返”。但是我國《婚姻法》及其相關解釋的規定并不夠人性化，還有很多制度阻擋了很多不幸婚姻的解體。
一、關于離婚認識的歷史變遷及立法模式
離婚在中國古代乃至近代一直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在古代中國，女同志是沒有離婚自由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千年古訓一直束縛著中國婦女的命運，唐朝“七出、三不去”的規定更體現了中國男權社會的特征。一直到近代，婉容與溥儀皇帝的離婚開了上流社會離婚革命的先河。離婚逐步為人們所接受，體現了社會進步和人性的解放。但是大規模離婚的浪潮還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對婚姻質量的提高，人們更注重婚姻生活的精神內涵，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盵1]但是長期以來，在我國結婚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在古代結婚因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近現代社會，由于男女經濟上的不平等，愛情與婚姻長期存在錯位現象，對經濟基礎的追求超過了愛情本身，也為婚姻的不幸埋下了禍根。正如恩格斯所言：“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都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盵2]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類的離婚立法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專權離婚和禁止離婚階段。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實行專權離婚制度，法律把離婚的請求權只賦予丈夫，妻子無此權利。同樣歐洲中世紀教會法也主張“婚姻不解除主義”，夫妻關系惡劣不能共同生活的，只能別居，不能離婚。[3]二是限制離婚階段。近代，資產階級提出婚姻自由口號，把婚姻視為民事契約，實行離婚自由。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建立之初，法律一方面同意離婚，另一方面又對離婚進行種種限制，如規定只有在一方有重婚、虐待、遺棄等情況下無過錯一方提出離婚才能允許。在法定理由之外，夫妻雙方不享有離婚請求權。三是離婚自由階段。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和婚姻家庭道德觀念的變化，許多國家相繼進行離婚制度改革，197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頒行了西方世界第一部自由離婚原則的《離婚法案》，規定“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婚姻無可挽回的破裂”是裁判離婚的唯一理由。到1989年，美國有49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都不同程度的采納了無過錯離婚的理由。
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例來看，離婚立法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過錯原則模式。指夫妻一方得以對方違背婚姻義務的特定過錯行為作為提出離婚的法律依據，離婚的請求權只屬于無過錯的一方。如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的婚姻法，目前采用這種立法模式的國家較少。二是無過錯原則模式。即夫妻雙方均無過錯，但因一定的客觀事實使婚姻目的無法達到，不愿意共同生活的，一方就可以提出離婚訴訟。客觀存在的事實主要包括：精神病、惡疾、性無能、分居等。如法國民法典第237條、聯邦德國婚姻法第46條的規定。三是破裂原則，又稱自由離婚主義。其根本特點是不問離婚的具體事由如何，只要當事人認為夫妻已難以共同生活，法院確認婚姻關系已破裂到無法挽回的程度，即可判決離婚。
二、對離婚自由的初步分析
自從中國《婚姻法》頒布以來，中國婚姻制度經歷了重大變革。我國的結婚制度、離婚制度也同樣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拿結婚制度來說，自從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記制度實施后，結婚完全成為私事，結婚不再需要出具單位的未婚證明，同時國家也不再強制進行婚前身體情況檢查，結婚實現了由國家審批向國家確認的轉軌，實行注冊婚姻制度，真正實現了結婚是不需要理由的理想?；橐鍪歉星榈漠a物，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一個重要方面，戀愛是感性的，結婚時除了兩情相悅之外，已無須別的理由，父母或他人的意見已無法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梁山伯與祝英臺式的悲劇在現代社會越來越難以發生?；橐鲎杂墒侨祟愖杂尚腋５幕A，也是推動社會和諧進步的齒輪。從前面提供的材料看，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離婚自由，即根據婚姻關系破裂原則來處理離婚問題，給當事人在婚姻人身關系上以最大的自，各國對離婚的干預主要在于對婚姻財產關系上以最大的自，各國對離婚的干預主要在于對婚姻財產關系和子女撫育關系的處理，以避免離婚對家庭和社會帶來的巨大動蕩。我國對離婚自由的限制也是出于對離婚后果的顧慮和社會穩定的因素。但是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結婚不需要理由也注定了離婚是隨時的事情。在民政部門進行協議離婚的，也不需要出具充分的理由，感情不和或性格不和成為離婚的人最一般的陳述，民政部門也不會對此進行審查，更不會做調解工作，體現了離婚自由原則。而在法院，根據我國現行《婚姻法》的規定，離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該法第3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接著第32條又規定了準予離婚的5個條件，具備其中一條法院就可直接判決離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仍存在裁量權過大的問題，如如何認定感情破裂。感情破裂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正如莊子所言‘爾非魚，焉知魚之樂’！長期以來法官的主觀判斷決定了當事人之間感情的破裂程度，離婚成為法律授予法官許可的權利，這使很多塵緣已盡的夫妻不得不多次踏入法院的大門，以證明感情破裂的真實性和嚴重性。雖然有多名學者提出以婚姻關系破裂代替感情破裂標準，[4]但為了便于群眾理解，新《婚姻法》在修改后仍然采用了感情破裂標準，只不過加入了一些客觀判斷的內容。
對離婚案件不需要理由的另一個判斷來自于法院的實踐，當離婚的一方當事人詢問法官為何判決不準離婚時，法官往往語焉不詳，難以給出有說服力的答案，在離婚案件一審判決后，當事人上訴的案件中，縱覽改判的案件，筆者還沒有看到一審判決準予離婚，二審判決不準離婚的，而往往是一審判決不準離婚而二審改判準予離婚的，或者對財產侵害及子女撫養進行改判。另外最高院關于離婚案件再審的司法解釋中也明確規定，對離婚案件再審的，不對婚姻關系再審，只對其他方面(如財產分割、子女撫養)再審，這也證明了筆者的判斷，在一方或雙方當事人要求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判決離婚不存在錯誤問題，離婚是不能用硬性標準來衡量的，因為我今天愛你和你結婚，明天可以不愛你和你離婚，因為人也是動物，有他感性的一面，對夫妻財產侵害和子女撫養問題，因屬于法律技術問題和社會倫理問題，需要加以理性判斷，法律也能夠判斷，而感情問題，法律不能越俎代皰，除非要求離婚的當事人一方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即當事人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意識和情感。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所能提供幫助的是為他選擇合適的人，而不是限制另一方離婚的訴求。
三、法官判決不準離婚的原因分析
對當事人雙方到法院要求離婚的，法官不會拒絕當事人的離婚請求，判決離婚也在情理之列。但當一方當事人在法院要求離婚，另一方當事人堅決不同意離婚時，法官往往在第一次離婚時判決不準離婚。因為如果感情破裂，為何另一方當事人還愛的死去活來，甚至以各種手段威脅法官，如果判決離婚將如何報復法院和法官。法官是因為害怕當事人報復嗎？實踐證明不是。因為沒有離不掉的婚，法官也不能不辦離婚案件(因為總有法官審理離婚案件)，所以對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遲早要判離，威脅起不到多大作用。法官判決不準離婚往往基于如下的考慮：一是法律明文規定在某些條件下不能離婚或不能離婚，如《婚姻法》規定女方在懷孕期間、分娩后一年內或中止妊娠后六個月內，男方不得提出離婚；現役軍人的配偶要求離婚，須得軍人同意(但軍人一方有重大過錯的除外)；一方離婚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在半年內無新的理由不得離婚。在上述情況下，法院是不會受理或判決離婚的。二是傳統法官工作習慣傳承的結果?！皠窈筒粍穹帧?、“和為貴”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和思維模式，鼓勵當事人離婚的法官很少，而調解或勸說當事人不離婚的占多數，年長的法官往往會將他們審理離婚案件的經驗傳授給年輕的法官，而審理離婚案件社會效果的好壞在于經驗而不在于知識。正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審理離婚案件的法官尤其需要豐富的社會經驗來處理感情問題。在首次到法院離婚有一方堅決不同意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往往會判決不準離婚(當然要不存在《婚姻法》第32條規定的5種情形)，一方面由于《婚姻法》授予法官此項權利，另外感情問題需要冷靜處理，夫妻矛盾可能是暫的非根本性的，出于對離婚的慎重，法官養成了首次離婚不判離的傳統，給夫妻雙方留出緩和的空間。另一方面因為首次不判離，可能社會效果較好，矛盾不至于激化，而且案件不會辦錯，法官不至于受錯案追究的困擾。三是由于法官的業務水平問題。（筆者作為法官，在美國訪問期間曾被美國一同行“感佩”：中國的法官水平高，沒結過婚的年輕法官可以辦離婚案子?。╇x婚案件中，決定離不離婚并不困難，難點在于財產侵害和子女撫養，尤其是財產分割。決定離婚的夫妻，家庭財產并不十分透明，法院有時非常難以查清財產的多少，給分割財產造成困難，尤其是在經濟發達地區財產形式多樣化，股權、債權、物權與婚姻關系的交融加劇了離婚案件處理的難度。為了迫使當事人調解或回避處理該類案件的矛盾，業務水平不高的法官傾向于判決不準離婚，從而回避了財產分割問題，降低了離婚案件處理的難度。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法官判決不準離婚與夫妻感情破裂問題基本無關。
四、限制離婚自由的因素之法理分析
對離婚自由的限制除了受中國傳統思想“從一而終”影響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如對不忠誠于婚姻一方進行道德懲罰和出于社會效果考慮。筆者認為，限制離婚自由既不能實現道德上的懲罰，也達不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更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1、限制離婚與處罰道德犯罪問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與日俱增。同時傳媒的發達和網絡的興起也拓寬了人們的生活視野，異性之間交往的機會越來越多，也帶來了婚姻的危機和離婚的涌現。在法院處理的離婚案件中，第三者插足現象較為普遍，女性往往成為受害者。隨著私家偵探等調查機構的出現（雖然公安機關依然認定其為非法的），夫妻一方獲取對方不忠誠信息的機會較多，成本也不斷降低，使得法院在處理離婚案件時會面臨幕后“第三者”的尷尬。雖然法律規定在夫妻一方離婚有過錯時，法院可以在財產侵害時向無過錯方傾斜，但實際上法院將給企圖離婚后急于同第三者結婚的一方給以精神上的制裁，滿足離婚另一方的要求即不離婚，法官成為處罰思想犯的執行者。道德水平問題屬于社會輿論調整的范圍，離婚的頻率雖然可能反映了一個人的道德水準，但我們不能用法律來代替道德，否則將會泛道德化，進而限制公民的自由。因為法律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道德，最低限度的道德。對于離婚自由我們不能限制，但對于在離婚中有過錯的一方法律可以體現對其的懲戒，即對其家庭財產在侵害時予以減少，讓無過錯方獲得更多的財產權利和精神安慰。同時在一方對家庭不忠誠時，再維持死亡的婚姻對雙方都是不幸的，不管一方是多么愛對方。即使拖延一年半載，想離婚的一方仍然可以到法院離婚，法院也不能再次阻止其離婚請求。與其最后法院還要判決當事人離婚，不如在開始就答應當事人的要求。
2、限制離婚并不能達到好的社會效果。除了個別對離婚有過激反映的當事人以外，大多數當事人都是比較理性的，對離婚暫時接受不了，時間長了人的感情自然會發生變化。離婚對家庭、孩子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但由于離婚時必須對家庭財產及子女撫養作出合理安排，所以也沒有必要有后顧之憂。離婚在帶來一個家庭不幸的同時，會帶來另一個家庭的幸福，夫妻沒有感情而勉強維持的婚姻才是真正不幸福的。離婚多了社會效果不好，只是暫時現象，就像潮起潮落一樣，符合人類社會的規律。很多時候，離婚的社會效果問題是老人對子女牽掛的托詞，是傳統的思維在作祟。隨著人們物質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離婚對個人的影響越來越小，離婚的社會效果不應成為制約自由離婚的主要因素。
3、限制離婚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法院在當事人時判決不準離婚，并不能降低司法成本，相反法院在一定時期后還要受理當事人的再次離婚請求，對同樣的事情進行再次審理，但不能再次得出感情很好或未破裂的結論。因為感情未破裂怎能再次到法院要求離婚？而且婚姻法也規定了感情破裂的法定判斷標準，符合該標準法院也不能阻攔離婚，因此法院實際上用兩次甚至三次的工作量處理的仍是一個離婚問題，當然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五、結語
離婚自由與結婚自由一樣，應屬于可以自由選擇的。只是由于夫妻雙方在戀愛結婚時是雙方合意、兩情相悅的，而在到法院離婚時可能有一方不情愿，“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人們在離婚時或許會擔心能否再找到如意的郎君或佳人，對自己的不信任或對另一方的愛恨情仇導致了一方當事人對離婚的畏懼和退縮，或許法院為了給離婚的當事人清醒和思考的機會，牢牢的抓住“不準離婚的韁繩”，但法院頻繁的不準離婚也可能早就不符合當事人的心意，法院保守的感情思維或許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每次檢查案件，發現大量不準離婚的判決，我都覺得不是那么理直氣壯，離婚的破裂主義原則在中國真正實行，才能解放法官的思維，使法官不至于過多的為他人擔憂，從而給更多的人離婚自由。
注釋：
[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8-79而。
[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8頁。
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都是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企業層面的控制內容，這三者存在緊密相連的因果關系，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后兩者的基礎和前提，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是結果，而前兩者更是實施好第三者的基礎和前提。本文主要就這三者的構建及其關系展開論述。
一、如何構建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
基本規范中第十一條規定，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章程，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議事規則，明確決策、執行、監督等方面的職責權限，形成科學有效的職責分工和制衡機制。
1.企業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股東（大）會決議和企業章程，結合本企業實際，明確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企業內部各層級機構設置、職責權限、人員編制、工作程序和相關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業應當按照科學、精簡、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則，綜合考慮企業性質、發展戰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設置內部職能機構，明確各機構的職責權限，避免職能交叉、缺失或權責過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工作機制。
3.企業應當通過編制內部管理手冊，使全體員工掌握內部機構設置、崗位職責、業務流程等情況，明確權責分配，正確行使職權。
4.企業應當成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適當的機構具體負責組織協調內部控制的建立實施及日常工作。
5.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審計工作，保證內部審計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的獨立性。
如上所述，企業只有建立了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才能造就出優秀的高管團隊和先進的管理制度，依法經營，履行好促進就業、保護員工權益和其他社會責任，高管帶頭垂范作用和員工滿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二、如何構建優良的企業文化
所謂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整體團隊所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行為規范的總稱?；疽幏兜谑藯l規定，企業應當加強文化建設，培育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倡導誠實守信、愛崗敬業、開拓創新和團隊協作精神，樹立現代管理理念，強化風險意識。董事、監事、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企業員工應當遵守員工行為守則，認真履行崗位職責。
1.企業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積極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引導和規范員工行為，打造以主業為核心的企業品牌，形成整體團隊的向心力，促進企業長遠發展。
2.企業應當培育體現企業特色的發展愿景、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履行社會責任和開拓創新的企業精神，以及團隊協作和風險防范意識。企業應當重視并購重組后的企業文化建設，平等對待被并購方的員工，促進并購雙方的文化融合。
3.企業應當根據發展戰略和實際情況，總結優良傳統，挖掘文化底蘊，提煉核心價值，確定文化建設的目標和內容，形成企業文化規范，使其構成員工行為守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4.董事、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優秀品格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帶動影響整個團隊，共同營造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環境。企業應當促進文化建設在內部各層級的有效溝通，加強企業文化的宣傳貫徹，確保全體員工共同遵守。
5.企業文化建設應當融入生產經營全過程，切實做到文化建設與發展戰略的有機結合，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規范員工行為方式，使員工自身價值在企業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企業應當加強對員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員工的文化修養和內在素質。
如上所述，企業高管在構建企業文化中起主導和垂范作用，如果沒有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及機構設置，是難以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的。而優良的企業文化使企業所有團隊和員工關注到企業的誠信和長遠發展，關注到企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關注到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因此，沒有優良的企業文化是難以保障企業能履行社會責任的。
三、企業如何盡到社會責任
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應當履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主要包括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含服務，下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促進就業、員工權益保護等。
1.企業至少應當關注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下列風險：
(1)安全生產措施不到位，責任不落實，可能導致企業發生安全事故。
(2)產品質量低劣，侵害消費者利益，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形象受損，甚至破產。
(3)環境保護投入不足，資源耗費大，造成環境污染或資源枯竭，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缺乏發展后勁，甚至停業。
(4)促進就業和員工權益保護不夠，可能導致員工積極性受挫，影響企業發展和社會穩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往往都是致命的，企業必須重視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個最深刻的教訓。事件回放，從2008年6月28日蘭州醫院收治首個毒奶粉患兒，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團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產，不到半年時間，三鹿集團遭受滅頂之災，同時事件還造成6名嬰兒死亡，逾30萬名兒童患病的惡果。董事長田文華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通過毒奶粉事件，我們發現其內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從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看，董事長田文華從1987年開始擔任三鹿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職長達21年，導致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機制失效。②從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看，該公司對購進原料奶疏于管理，沒有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③從企業文化方面看，該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費者反映奶粉質量的投訴，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沒有遵守誠實守信原則，說明該公司在企業文化環境控制中存在嚴重缺陷……
所以，企業應當重視履行社會責任，切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自身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實現企業與員工、企業與社會、企業與環境的健康和諧發展。
2.企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1)加強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嚴格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操作規范和應急預案，強化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制度，切實做到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重視安全生產投入，在人力、物力、資金、技術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檢查監督機制，確保各項安全措施落實到位，不得隨意降低保障標準和要求。
企業應當貫徹預防為主的原則，采用多種形式增強員工安全意識，重視崗位培訓，對于特殊崗位實行資格認證制度。企業應當加強生產設備的經常性維護管理，及時排除安全隱患。
(2)提高產品質量
企業應當規范生產流程，建立嚴格的產品質量控制和檢驗制度，嚴把質量關，禁止缺乏質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產品流向社會。
企業應當加強產品的售后服務。售后發現存在嚴重質量缺陷、隱患的產品，應當及時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隱患產品的社會危害。企業應當妥善處理消費者提出的投訴和建議，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
(3)努力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
企業應按照國家有關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制度，認真落實節能減排責任，積極開發和使用節能產品，發展循環經濟，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企業應當通過宣傳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斷提高員工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意識。
(4)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
企業應當依法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貫徹人力資源政策，保護員工依法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保持工作崗位相對穩定，積極促進充分就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企業應當避免在正常經營情況下批量辭退員工，增加社會負擔。
如上所述，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與履行其他社會責任、企業文化建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員工就業與權益得到保護，員工滿意度提高，會較好地執行企業各項管理制度，較好發揮自身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會促使員工強化履行社會責任的責任感，同時也有利于在企業高管的帶領下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關鍵詞：地方感；旅游社區；社區發展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2-0-01
一、引言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用來表述對于特定地理位置的認知與情感的概念。從最簡單的形式來說，地方感經常被定義為空間與感知的集合。 這一概念包括了地方的客觀存在以及人們的主觀認識。空間指的是某一特定地方所具有的地理特征；感知指的是人們在生活體驗過程中，對地方所產生的深切的聯系。這一概念被用于地理空間，描述某個地方對于個人的意義，而不是其本身意義。
Steele（1981）認為地方感是人與地方相互作用的產物，是由地方產生的并由人賦予的一種體驗，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人創造了地方，地方不能脫離人獨立存在。他認為地方感是一個人在特別自然環境中的特殊體驗，是一個相互作用概念，當一個人來到某個環境并與環境相接觸，他就會對環境產生反應。他提出地方感產生的二維結構：人（心理因素）和環境（自然+社會基礎），兩者共同作用，形成地方感，如下圖：[1]
圖1 地方感中環境與個體的互動關系
二、旅游社區與旅游目的地
1.旅游社區
社區一詞源于拉丁語，意思是共同的東西和親密伙伴的關系。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將社區定義為：社區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賴和社會粘著為特征的社會共同體組織。社區范圍可大可小，一個村莊，或者一個城市， 甚至一個國家，整個地球都可以看作一個社區。[2]旅游社區是學科間的交叉概念，是一種社會現象、經濟現象、文化現象的集合體。時間上，旅游社區強調“過程”：旅游目的地的社區化（唐順鐵1998）。空間上，“社會是由許多在空間上彼此分隔、在分布上卻又統一的地區聯系、而且能以獨立移動的個人所組成?！盵3]
2.地方感對旅游社區的影響
地方感可以在個人層面通過年齡、性別的相互影響而發生作用，這些是激勵人們參與到活動中，最終強化他們的地方聯系的內在動因個人的感情。地方感對旅游社區的影響從個人與群體兩個層面實現。
（1）個人層面。①社區居民。社區居民的地方感受環境與個體兩個維度的因素影響。環境維度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因子，個體維度包括情感與功能因子。旅游社區的自然環境、建筑景觀、社會文化等因素對居民的地方感造成影響。社區居民在社區之中創造的越多，他們就能獲得更多的機會去發展自身技能、結交他人以及更清楚了解自身所處的環境。旅游社區居民的地方感會促使他們參與到社區的各項活動中，推動社區的發展。②旅游者。旅游者對旅游社區的認知與體驗是從做出旅游決定開始的。在履行之前，旅游者通過網絡、媒體等各種渠道獲得關于旅游目的地的相關信息，做出旅游決定；在旅行過程中，通過對旅游目的地中的旅游社區的游覽，形成直接認知并與旅行之前產生的認知進行對照；在旅行結束后，旅游者會通過重新記錄旅游過程、分享旅游體驗等方式再次組織關于旅游目的地、旅游社區的認知。
（2）群體層面。①社區文化?！拔幕?，作為人群的一種社會遺產，既是指這一文化的具體所在地，又是指一種比較恒久的而不是變動不定的社會環境而言。”對于每一個社區，它都有自己特有的歷史傳統和風俗習慣，也形成了不同風格的文化特點。[4]地方感有利于旅游社區文化形成與發展，對社區居民的行為進行指導與控制，同時能夠使旅游社區各層級組織結構更合理，加強相互間的聯系。②構建品牌旅游社區。品牌旅游社區的形成與發展，需要通過旅游者與旅游社區之間的相互作用來實現。地方感通過社區文化、社區景觀的建筑等因素對旅游者造成影響。旅游者在社區停留的過程中，會感受到社區的文化以及社區景觀。這些因素影響著旅游者對社區的印象，積極的印象有利于品牌旅游社區形成與發展，消極的印象將對旅游社區發展產生不利影響。③社區一體化。地方感可以加強旅游社區居民之間、居民與社區之間的聯系，催進社區居民參與到社區的發展與建設中來。社區一體化（Community Integration）可以理解為授權社區自主地決定社區社會經濟和旅游業的發展目標。對一體化水平較高的旅游社區而言，它具有幾個方面的重要特征：社區形成了一種廣泛而開放的民主制度；決策過程是平等而有效的；決策過程中社區居民具有較高的參與程度；社區居民控制的旅游企業在數量上占優勢。[5]
三、地方感與旅游社區發展
1.旅游社區景觀設計。關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可以了解旅游社區景觀與旅游社區形象與旅游者感知的形成。在旅游社區的保護與建設過程中，地方感可以成為指導，使得旅游社區的景觀建設與旅游發展方向趨于一致。同時對社區居民地方的研究，可以使旅游景觀建設符合社區居民對于社區的認知，強化居民與社區之間聯系。
2.旅游社區管理體制建設。地方感能夠促進旅游社區的一體化，有利于社區的體制建設。在旅游社區的管理體制建設過程中，可以通過居民參與的決策機制使居民參與到社區決策的制定與監督中，提高決策的合理性。在旅游發展的過程中，使社區居民享受旅游資源的分配以及旅游經濟效益的分享，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緩解社區居民與旅游發展之間的沖突。
3.旅游社區營銷管理。旅游者的地方感受到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旅游地的文化背景與主體景觀類別；以及旅游者的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等自身因素。分析旅游者的地方感，了解旅游者的社區體驗，可以使旅游社區有效地進行社區保護與建設，有針對性的開展旅游營銷。同時，旅游者的地方感會使旅游者對旅游社區產生依戀，會提高旅游者的重游率。在營銷的過程中應該進行有效準確的自我地位與宣傳，提高旅游者的重游率與游覽時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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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影響；感知與態度；相關分析
旅游發展態度與滿意度是用來測量旅游行為主體對旅游發展支持與否、滿意與否的問題所持有的某種持久傾向性。旅游發展態度與滿意度可以反映出旅游行為主體與農村社區旅游發展的和諧狀態，從而也可以反映出旅游行為主體與農村社區旅游發展的矛盾所在。旅游發展態度與滿意度主要是測量農業旅游社區居民與農業旅游發展的一種和諧程度，本文以長沙縣黃興鎮的四個村為例，通過對農業旅游區農村居民的旅游發展態度與滿意度的調查，對農村居民旅游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態度和滿意度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能夠及時地發現農業旅游開發過程中農村居民與旅游發展的矛盾，更好地為開發農業旅游和構建和諧旅游社區服務，從而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 設。
一、 研究方法
1.問卷設計
本文把黃興鎮的藍田新村、黃興新村、榮河新村和鹿芝嶺村共四個村作為研究地，通過問卷調查獲取相關信息，每村各200份問卷，共800份問卷。問卷中設計3個變量(題項)，分別是：①沒有從中受益，經營旅游企業(個人)受益多；②對本村旅游開發總體感到滿意；③總的來說，發展休閑農業旅游對我們是有利的。每個變量采用李克特(Likert)5點量表來度量，1分到5分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
2.數據分析
為了使研究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13.0統計軟件對調查地居民的調查問卷進行數據處理分析；采用皮爾遜（Pearson）積差雙變量相關分析法來測量和考察農業旅游社區農村居民旅游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態度和滿意度的關系。
二、調查結果分析
通過對四村調查問卷進行統計發現：藍田新村、黃興新村、榮河新村、鹿芝嶺村對題項1的感知均值分別為3.07、3.05、2.45、3.43，對題項2的感知均值分別為4.48、4.26、3.77、3.56，對題項3的感知均值分別為4.20、4.10、3.55、3.19。從題項1的感知均值比較來看，藍田新村和黃興新村的居民對旅游發展受益少的感知不強烈，基本持中立的態度；榮河新村的居民對此項的感知比藍田新村和黃興新村的居民稍強烈，說明三個村的居民基本都能從旅游開發中獲益；而鹿芝嶺村居民對此項的感知較強烈，傾向于同意，說明鹿芝嶺村的居民還未能從旅游開發中獲益。這些都與旅游發展的實際情況相符。從題項2的感知均值比較來看，四村居民對旅游發展都表示支持，并且基本上呈現出旅游發展水平越高，對旅游發展的支持程度也越高。從題項3的感知均值比較來看，除了鹿芝嶺村居民對旅游發展滿意度感知不強外，其他三個已經進行旅游開發的村的居民對旅游發展滿意度的感知強度根據旅游發展水平逐漸增強。
總的說來，旅游發展水平越高，居民對旅游發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滿意度就越高。這一研究結果只適合于處于旅游地生命周期中探索階段的旅游社區。根據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可以知道，社區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會隨著旅游地的發展而逐漸變得消極。阿克斯和瑞安等人研究發現：處于初級階段的旅游地居民對旅游的態度比旅游成熟地居民的態度更為積極。本文的結論和以上學者的結論基本相似：處于旅游發展初級階段的旅游社區，旅游發展水平越高，居民對旅游發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滿意度越高。
三、居民對旅游影響及發展的感知與態度的關系
相關分析是研究變量間密切程度的一種常用統計方法。在相關關系的情況下，當一個或幾個相互聯系的變量取一定的值時，與之相應的另一變量的值雖然不確定，但它仍然按某種規律在一定范圍內變化。本文采用皮爾遜（Pearson）積差雙變量相關分析探討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與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和滿意度之間的關系。下表是“旅游經濟正面影響”、“旅游經濟負面影響”、“旅游社會文化正面影響”、“旅游社會文化負面影響”、“旅游生態正面影響”、“旅游生態負面影響”與旅游發展態度和滿意度之間的相關系數。
從表中的相關系數來看，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的正面影響與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489、0.474、0.479，與旅游發展滿意度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265、0.301、0.528，這表明：旅游經濟正面影響、旅游社會文化正面影響、旅游生態正面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和旅游發展滿意度成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意味著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對旅游發展越支持，旅游發展的滿意度就越高。相比較而言，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正面影響感知與居民的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關系程度三者之間相差不大，但是，旅游生態正面影響的感知比旅游經濟、旅游社會文化正面影響的感知與居民旅游發展滿意度的關系更強。
旅游經濟負面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成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旅游發展滿意度成微弱的正相關關系，與旅游發展的不支持態度無顯著相關關系。這也意味著對旅游經濟負面影響感知程度越高，社區居民對旅游發展越支持，旅游發展的滿意度越高。說明社區居民為了支持本社區旅游發展，往往故意忽略或回避旅游經濟負面影響。這個研究結果不僅證實了皮杜1995年的研究結論：居民對經濟的正負面影響感知與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都是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也和國內研究者盧小麗的研究結果類似；而且還發現，旅游經濟負面影響感知和居民旅游發展滿意度有微弱的正相關關系，說明旅游經濟負面影響并不是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旅游社會文化負面影響、旅游生態負面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的不支持態度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和旅游發展滿意度無顯著相關關系。這意味著對旅游社會文化負面影響和旅游生態負面影響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對旅游發展越不支持；旅游社會文化負面影響和旅游生態負面影響與居民的旅游發展滿意度之間并沒有顯著的關系，這和一般的邏輯不相符，但是能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來解釋，處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旅游地的社區居民，其對旅游發展關注的方面、旅游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和對旅游感知是動態變化的。現階段，黃興鎮的休閑農業旅游發展尚處于探索期，社區居民對旅游開發持有較高的支持意愿，對旅游開發中的負面影響的心理容量還很大，所以，往往只關注旅游的正面影響而有意忽略旅游社會文化的負面影響和旅游生態負面影響。
作者單位：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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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建平,殷瑞飛.SPSS在統計分析中的應用[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155-156.
[關鍵詞]家庭；社會變遷；旅游社區；旅游影響；東道主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當今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系統正經歷著一場巨變。旅游作為現代社會一種內含流動性的社會實踐，為東道主與游客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提供了可能。東道主在與游客持續接觸的過程中，較易受到來自現代世界的影響。在旅游目的地社區，作為社會單元的家庭也會發生某些形式的轉變。作為現代性的一種敘事方式[1]，家成為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概念。家既是個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構成社區的核心要素。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由現代化理論發動的對家庭歷史及其現代演變的研究熱潮中，旅游地東道主家庭的社會變遷也逐漸受到關注。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現代性在目的地的影響途徑和輻射效應。本文試圖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檢閱，梳理這一領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內容，以期深化關于旅游現代性問題的討論。
1 相關研究歷程
西方社會文化地理學研究常常將家作為研究對象，借以透視不同時空環境下的社會文化變遷。既往的旅游社會學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發展進程中東道主家庭所承載的社會文化內涵的變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區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為研究對象的微觀視角。因而，對于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研究實質上體現了旅游社會學與文化地理學的學科交叉。
旅游對東道主家庭的影響研究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為主題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進行檢索1，并經人工核對，最終確定相關度較高的文獻95篇。從各年度文獻刊載量來看，2007年之前各年發文較為零散，2007年以后發文量有明顯增加，2011年開始發文量急速增長（圖1）。這些文獻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從英文文獻高頻關鍵詞統計來看（表1），關鍵詞較為分散，反映出相關領域研究話題較為廣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響研究的關注度較高，在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各層面都有探討。2011年之后，研究對象得到了極大的拓展，第二居所開發對旅游目的地社區的影響得到了重點關注，還出現了關于家庭客棧（homestay）的研究。同時，研究深度也不斷推進，居民態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動性（mobility）等關鍵詞的詞頻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論上屢有突破，社會表征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系統論等都大量出現。
中文文獻主要來源于CNKI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以“旅游”“社區”和“家庭”作為主題詞對該數據庫所收錄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學科類別的期刊進行模糊查詢，經人工篩除，得到與本文主題關聯度較高的期刊論文42篇?？傮w來看，這一主題的文獻在2002年后開始出現，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數量激增（圖1）。相對于國外研究，國內研究雖起步滯后，但發展速度和階段大體相同。文獻中高頻關鍵詞集中于“參與”“民族”“影響”“鄉村”（表1）。民族或鄉村地區的社區旅游參與問題是核心研究內容，這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所決定的。而在不同時段，關鍵詞演變態勢有所差異。自2007年開始，“居民”“利益”“經營”“女性”等關鍵詞關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區居民的旅游收益開始受到重視，且婦女在旅游從業中角色凸顯，對家庭旅游影響的研究也更多體現在經濟層面。2011年至今，該主題文獻呈現出更為廣泛的研究視角，如“感知”就表達了社區居民對地方社會的所持情感；而從制度層面對旅游社區增權、社區治理等問題的討論也開始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斷進入這一領域。如多位國內學者探索使用結構方程模型（SEM），對目的地社區居民的旅游影響感知進行測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區歸屬感和社區參與旅游程度[3]都作為與旅游影響感知相關的變量被引入。但綜觀這些研究，其主要著眼點仍放在社區層面，家庭層面的細分要素并未被明確納入自變量。僅有個別研究者在家庭微觀尺度上，測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對社會傳統風俗的影響[4]
2 相關研究流派
隨著現代社會日常生活領域的擴大和內容的多樣化，日常生活日益成為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Berger和Luckmann認為，日常生活的實際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會實在[5]。他們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會建構的產物，是主觀和客觀的結構。家作為一個微觀尺度的社會單元，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成為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關注的一個焦點。在進化論、結構-功能論、沖突論和社會心理學說等社會變遷理論[6]的啟示下，現代家庭社會變遷也逐漸形成了包括結構-功能主義、、人文主義和女性主義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結構-功能主義的研究
結構功能論者試圖以結構化的方式來觀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會關系。如Levi-Strauss的“親屬原子結構”[7]、Parsons的“洋蔥理論”[8]，以及所提出的傳統中國鄉村家庭以同心圓模式為特征的差序結構[9]。20世紀60年代以來，工業化進程下傳統家庭的變遷受到研究者們的普遍關注。在進化論和結構功能論混合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化理論成為解釋現代家庭變遷的重要理論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認為，現代家庭正從傳統大家庭向獨立的核心家庭轉化，且個人主義價值觀念與夫婦式家庭制度之間、核心家庭制度與工業化之間是相互適應的。他同時指出，工業化和家庭是兩個平行的過程，均會受到社會、個人觀念的變化的影響，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和其他因素都會對二者產生影響[10-11]。家庭結構的變化是現代結構-功能主義者考慮的 重點。
2.2 的研究
者認為，社會的結構性差異將引發沖突，而沖突正是社會變遷的主要路徑。首先，他們將社會再生產作為家庭研究的一個突破點。在資本社會中，家庭不但是勞動力休息和繁育的場所，也成為資本支配的社會再生產空間[12]。而在更多作為“世界工廠”的發展中國家，家庭還疊加了面向外部社會的生產和消費功能（如家庭車間），從而成為兼有社會再生產和社會生產屬性的重要場所。其次，者還竭力控訴資本社會中權力所造就的不平等關系。?？轮赋?，在國家的規訓和監督下，居民的生活成為權力的對象[13]。權力關系不再被掩蓋在家的溫情面紗之下，家的空間構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權力幾何學（power geometry）所決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態和功能變遷正體現了資本權力作用的軌跡。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義學者持二元論的觀點，他們常常將家庭視為與外部世界相區分的和睦統一的整體。20世紀60年代末興起的女性主義研究繼承了的批判社會學視角，反對現代化理論將家庭現代化的歷程視為固定和同一的發展模式的觀點。這一派學者強調關系導向和關懷倫理，關注家庭體驗的性別差異。她們認為，將家庭視為私人領域掩蓋了其內部的社會不平等[15]，因而鼓勵女性離開家返回到真實的政治和商業世界中[16]。家庭的多樣性、不平等與沖突成為女性主義關注的話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女性主義還吸收了建構論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潮，從多樣性和合法性的視角對既有的單一家庭變遷模式提出挑戰[17]。Stacey 認為，家庭不是一種基于生理差異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個意識形態與象征的社會建構[18]。由于當代家庭具有流動性和不確定特征，因而可以通過表達女性經驗來重構社會。
2.4 人文主義的研究
人文主義學者重點強調的是人在場所中的情感。他們指出，理論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經驗。他們也批判了對家的浪漫主義觀念，以及對家的社會結構及地方體驗之間關系的膚淺理解[16]。在Relph對地方經歷、段義孚對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對生活世界、Seamon對身體經歷、Ley對地方意義的理論表述中[19]，家都是一個核心概念。在他們看來，家就是由日常實踐、生活經驗、社會關系、記憶和情感形塑的物質和情感空間的綜合體[20]。人文主義還借用社會心理學中的認同理論，說明場所環境與自我同一性的密切關聯。人類需要通過適當的認同而對其環境產生有意義的意識[21]。換言之，自我認同也依賴于場所環境。由此，家庭的社會變遷也成為地方變遷的真實映射。
3 相關研究內容
20世紀70年代，一些旅游社會學者深入歐洲鄉村社區，他們在觀測社區所受到的旅游影響的過程中發現，東道主家庭在親屬關系、婚姻關系上、兩性關系和性觀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變化，由此開始了對該領域的探查[22-24]。更為全面的分析視角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旅游社區家庭就業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結構、家庭控制的變化等方面的內容都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25-26]。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則遲至2000年以后才逐漸出現，研究內容基本與國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區。
3.1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經濟收入的變化
家庭的經濟收益是其成員維持生計需要的基礎。但多數學者僅僅將旅游體驗和消費家庭視為勞動力繁育和休息的社會再生產場所，而忽略了其作為社會生產場所的可能。女性主義學者揭示了家庭經濟對工業化歷史進程的重要貢獻，由此確認了家庭與工作相互依存的關系[27]。當代社區旅游的發展為女性主義的觀點提供了最好的注解，東道主的家庭被改造為一個場所。因此，東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體現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革新。
在經濟落后地區，旅游常常作為一種脫貧致富的途徑而受到利益相關者的認可。Tao和Wall認為，旅游是一種可持續的生計方式。雖然旅游不是脫貧的萬能鑰匙，但作為一種潛在的活動方式，它不僅可以使那些直接參與旅游業發展的家庭獲益，也能間接提高周邊其他家庭的經濟收入[28]。與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認為，旅游作為一種休閑活動，已經和目的地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緊緊聯系一起了。它不僅改變了當地家庭的收入結構，而且自產自銷的家庭旅館經營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員的服務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發達地區，旅游對家庭的生計收入提高作用卻并沒有那么明顯，更多的是起到實現地方認同和維持社會網絡的作用[30]。
但是，當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著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區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勵下獲得旅游發展的再分配收益，但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體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臘鄉村旅游社區研究中發現，當地的土地所有權被流轉到外地人手中，農民轉而成為旅游從業者。外來投資者一般都會占據當地最高級別的接待設施，而當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級資源，且住宿設施級別越低，作為其擁有者的家庭數量也越多[25] ，并呈現出旅游資本支配下社區旅館的金字塔等級分布。
3.2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性別地位的變化
家庭內兩性關系的變化，特別是旅游對女性家庭地位轉變所起的作用，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31]。這些學者深受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將旅游從業視為女性實現自身解放的一種有效途徑。她們認為，現代旅游業恰為東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個從私人領域轉入公共領域的機會。女性可以通過從事旅游服務工作，將其家務技能變為職業技能，從而完成由主婦到旅游從業者的身份轉化。Cone以中美洲的兩位瑪雅婦女為研究個案，發現她們自從事旅游服務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則肯定了合作社在鄉村家庭婦女旅游就業轉型和男女平權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東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與其參與旅游發展的程度存在較高的相關性，也與婦女組織性程度有著緊密的聯系。一些學者認為，旅游帶來的就業和獲利機會的增加，不僅可能對家庭勞動分工造成影響，也會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35]，從而幫助她們扭轉父權制社會下日漸邊緣化的不利局面。在此，盡管經濟資源的占有往往對兩性之間的權力建構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學者認為，發生在家庭領域的女性地位和權力變化，是建立在當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基礎上的。如在云南瀘沽湖的摩梭社區，女性不但通過旅游經濟收益的提升，來實現同性之間權力的代際過渡[37]，還進一步引導文化回歸，使得以母系為主體的思想在摩梭社會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對于旅游的褒揚，并非是完美無瑕的。在一些文化內向性強的旅游社區，兩性地位的變化只是一個調整的過程，在父權制文化傳統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實現[38-39]。事實上，在不少民族地區，經濟模式、社會結構、文化內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當地女性參與民族旅游發展的阻礙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發展后并未出現實質性轉變[40]。而從女性旅游從業的內容和性質來看，性別區隔也使得東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職位、低報酬、缺少發展機會和臨時性的旅游服務工作上[41]，這些職業在形式上類同于家務勞動。甚至東道主女性自身也成為被消費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職業從歌舞表演延伸到以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性旅游業已經成為當地創匯的重要來源。從事性旅游業的青年女性多來自偏遠鄉村的貧困家庭，她們的收入是其整個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來源[43]。盡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試圖向家人隱瞞自己的職業身份[44]。但在其他地區，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區，這些婦女是否能夠獲得來自其自身家庭的認可，尚未見相關論述。
大量文獻將研究的著眼點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場現象較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將旅游領域中的男性視為女性的參照物。如認為在女性當家的基礎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開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話語權，增強其對家庭的決策權力[37]；或是對兩性應該共同承擔家庭責任產生了共識[46]。Harrison通過對非洲不發達國家青年男性的研究發現，旅游從業導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結構的變化
當代旅游業發展所引發的地方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動深刻地影響著東道主家庭結構。社區參與旅游，特別是以家庭為單位參與旅游接待，帶來了東道主家庭結構層級和關系空間的變化，使得東道主家庭結構逐漸從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縱深化方向發展。在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看來，是結構，而非個體決定了家庭的演變方向。他們運用動態化和系統性的分析，為東道主家庭結構的變遷給予了新的注解?；橐鲫P系、家庭規模、生育觀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內容都與此密切相關。
婚姻禮俗和制度的變遷體現了家庭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由經濟要素主導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對家庭形成的約束，從而使得東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適應了旅游發展和現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對希臘鄉村社區的研究中發現，社區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開始多樣化。隨著旅游的發展，當地的陪嫁品從實物形式逐步演化為貨幣、不動產甚至是產權形式[25]。而在旅游發展后的貴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從傳統的補償娘家財物轉化為提前贈予新婚家庭以遺產[48]。王伯承和吳曉萍發現，在貴州苗寨社區旅游發展的背景下，當地居民與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數和范圍正在擴大，但基于當地文化內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舊延續[49]。對于一些具有獨特婚姻制度的地區，旅游帶來的沖擊更為明顯。在瀘沽湖摩梭人社區中，當地原來以母系為主的家庭形態在旅游發展后開始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母系家庭、雙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開始在年輕一代出現；走婚對象的選擇標準中也滲入了經濟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與東道主之間出現的新的兩往方式也進一步拓展了東道主社區原有的通婚范圍，同時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進入東道主社會也會促使新的異往關系的形成。一些來自歐洲發達地區的女性游客往往與東道主地區的男性青年，如帶有異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發達國家的沙灘男孩，產生所謂的浪漫旅游和友誼旅游。處于其間的當地青年男子更傾向與女游客保持長期的情侶關系，甚至期望這種關系能幫助自身實現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44，51]。魏雷等則通過當代瀘沽湖的“旅游走婚”現象對此進行了回應。她們認為，這種當地男性與外地女游客之間的“旅游走婚”行為，是當地傳統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當地男性的身份認同，也通過其自身的反思與抉擇維系了大家庭的和諧[52]。
家庭規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發展后出現了新的變化。層序有致的傳統大家庭因為難以適應現代旅游業發展的需要，變得越來越小型化。旅游業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環境，婦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齡都有明顯的上升，隨之而來的是目的地社區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規模的縮小[45]。魏雷在研究瀘沽湖摩梭人旅游時也發現，旅游接待活動的家庭化、社區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現實需求，以及當地年輕夫婦生育觀念受旅游影響而產生的變化，使得傳統大家庭數量開始下降，核心家庭數量上升，且每個家庭人口規模也趨小[52]。
旅游的影響不僅僅是家庭規模和人口數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認為，旅游業的發展使得當地一些從事接待的家庭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因而未成年人輟學參與旅游接待或講解活動的現象較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鄉村微型旅游企業的經營對家庭的影響時發現，鄉村旅游除了具有促進農村家庭和諧、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時也使得經營旅游業的家庭對后代的教育有更嚴苛的要求，“外出闖天下”成為家長們對孩子未來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屋格局的變化
旅游業向地方的滲透改變了東道主家屋格局。由于東道主在旅游接待過程中往往將住房改造為經營性場所（如家庭客棧），因而家庭旅館建筑格局的變化成為地方旅游發展的階段性標志[36]。在社會現代化和旅游業的雙重作用下，西雙版納傣寨家屋的演變隱喻著當地家庭生計方式的變化[56]。為滿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為目的地社區家庭客棧經營者們的共識。麗江古城居民一改傳統納西家屋中臥室不許開洞的習俗，對家庭客棧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因應著“定制的真實”（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廣西黃洛瑤寨的民居旅館在建筑體量、建材使用和內部格局上都進行了大膽“創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導下，家庭客棧建筑向傳統民居的回歸也可成為當地振興旅游一條重要途徑[59]。
家屋格局的變化也引發了旅游中不同主體圍繞這一場所空間的權力沖突和斗爭。激進的學者強烈抨擊旅游資本對家屋空間的剝奪。他們認為，在現代性的謊言下，資本無孔不入，甚至侵入東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間。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東道主的日常生活成為旅游商業化的對象。一方面，當地傳統的好客文化已然轉化為一種商業行為；另一方面，東道主的家庭生活成為了游客鏡頭中被凝視[60]的異域景觀。受到資本權力的操控，東道主傳統社會中既有的家庭成員對于家屋空間本身、社會化勞動和資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斷重組[37，52]。在這種為資本權力所建構的不平等空間關系中，作為弱勢一方的東道主并不會輕易放棄對家園的捍衛。東道主自主生活空間的喪失引發了他們對旅游者和外來經營者強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為客棧，不但呈現出住宅空間屬性由圍合密閉的私人空間向開放性公共空間的轉化，也使得住宅空間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員擴展到商鋪業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園，家屋空間內涵的多元化促進了主客互動，從而使之成為當地居民與外部世界社會交往的重要空間[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而或旅游設施建設而被迫遷移[62]。家的遷移直接改變了原有的住居格局。盡管便捷、方便的現代設施創造了干凈、整潔的移民社區環境[63]，但這些明顯帶有城市環境特征的臥室社區（bedroom community）卻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間狹小、傳統生計活動受限、信仰空間缺失等問題，使得移民很難適應新環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節性遷入的旅游者對其第二居所進行改造，由此帶來當地聚落格局的漸進變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對典型鄉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從而改變了傳統的鄉村風貌[65]。這些消費力較高的季節性度假游客雖然會選擇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來自原居地的環境罩卻深深影響了異文化下的家的構建。風景優美、氣候適宜、裝修豪華、私家花園和服務一流等是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節性旅游從業者的臨時性住所則較為不同，那里只是暫時轉變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變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熱姆海濱度假地，一些旅游經營者會在旅游旺季時租用當地人的家屋作為他們的店鋪和臨時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時這些房屋又會恢復為當地傳統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種植園[68]。
3.5 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認同的變化
人文主義學者將家屋視為人類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個感知空間。他們認為，家屋功能的變化會導致人們身體經歷和生活世界的變遷。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研究者們對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成員的情感認知展開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間的變化既體現了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亦對空間內涵以及家庭成員的社會關系產生影響[69]，因而在外來資本和游客的沖擊下，東道主對家的感知和認同正變得日益模糊。家作為記憶和情感空間的屬性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
在全球流動性日益加快的當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認同在旅游發展的背景下顯得更加復雜。不管是引發東道主遷移還是身份變換，旅游發展都改變了扎根于傳統地方的家庭認同感。Wang 和Wall對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東道主對遷移后的臥室社區缺乏認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鄉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對家庭的社會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襲才是維持家庭認同的關鍵。如果因為過度的旅游發展而丟棄家庭存在感，那么業已形成的家庭認同也會因此喪失[70]。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的外遷或家屋功能的改變，也是家作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義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構世界的基準也就會隨之偏移。因而，人文主義在此更強調現代性沖擊下家的意義的維續。
當家庭認同感發生變化時，東道主也會主動作出調適，力圖在傳統與現代的博弈過程中實現家庭認同與社會認同的統一。Brandth和Haugen通過對比挪威兩個傳統農場旅游轉型的案例發現，旅游發展引起了農場主家庭身份認同的轉變，從而造成其地方歸屬感的波動。盡管如此，由于傳統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慣習以及目標游客對鄉村的喜好，大多數農場主還是會通過一些具有符號象征意義的農業活動來維持對他們對農場的歸屬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策略的調整，既是對現代性適應的結果，也是對傳統文化的保留和延續[48]。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作為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時間。研究者往往通過對一個旅游目的地的歷時性分析，或以兩個資源條件相似而旅游發展程度不一的社區做跨區域的橫向比較展開研究設計。從國內外文獻計量比較來看，國外研究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近年來對第二居所、居民態度、地方、流動性等話題的關注不斷升溫；國內研究自2007年以來有了較快發展，逐步向性別、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領域擴散。
20世紀70年代，受早期結構-功能主義思想的影響，研究者們大都將家視為一個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擾動的對象，東道主家庭的社會變遷因此也呈現出被動和機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義研究者分別將家視為一個資本權力競逐的場域或一個社會性別建構的空間，東道主家庭變遷成為解釋社會權力作用機制的最佳注解。進入21世紀以后，人文主義學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矚目。他們倡導通過人的主觀感知來認識空間。因而，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既是旅游社區中家的空間變化的結果，也改變了人們對家的情感依戀和環境感知。目前，該領域相關研究內容已涵蓋了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的經濟收入、性別地位、婚姻關系、家庭結構、家屋空間和家庭認同等多個方面的變化。
4.2 討論
盡管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相關研究內容十分豐富，但其在國內外旅游研究中仍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尤其對于東道主家庭這一微觀的社會地理單元還缺乏充分的關注，對東道主家庭變遷與較高尺度的社區或區域變遷的關聯性也未能明確。因而，該領域研究中尚存諸多亟待改進和完善之處。
首先，從不同研究流派出發，筆者提煉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內容：
結構-功能論強調人類被既有的（社會/空間）結構所創造，而相對忽視了人的主體能動性對結構的調適[19]。實際上，東道主家庭往往因應旅游影響而出現再結構化的現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現的旅游消費移民，往往與其寓居的東道主家庭產生了類親緣關系，從而產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結構。因此，相關研究可以視為對結構-功能論上述缺陷的完善。
權力理論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區中外部力量對東道主家庭內部權力重組的作用機制。但家庭外部的權力作用與其內部的權力分配之間的關聯性問題，還較少見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導型與社區自主型旅游發展所形成的不同權力架構，對家庭權力配置的影響有何不同？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內外觀照的解釋框架。
性別理論對于揭示東道主家庭內部分工的差異性，倡導性別權利平等具有積極的意義?？梢蕴骄繓|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別的成員對于旅游影響的感知程度的差異，從而了解性別建構的家庭社會空間是如何在旅游場域中發生變化的。此外，家作為一個提供安全和承載養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傳統使用空間。對在家與離家的旅游從業女性的比較研究，可以反映其職業變化是如何影響她們對家這一場所環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將東道主家庭發生的變化歸并為幾個因變量，借此來分析旅游這一自變量對家庭的影響。而事實上，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斷加快的當代社會，旅游業只是當地家庭變遷的影響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區中，個體因應現代化而進行的就業選擇、當地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變革等，都會對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造成一定的影響。此外，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結構、家庭關系都具有差異性的特征。而文化差異在東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響方面所起的作用卻常常被忽視。如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所構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倫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區家庭的結構化表征。因此，未來研究中或可考慮設計一個基于旅游社區東道主家庭社會變遷的結構方程（SEM）影響模型。
再者，旅游對東道主家庭的影響研究多選擇少數民族地區或欠發達地區為案例地，并將游客與東道主區分為兩個具有不同屬性特征的社會群體，這是與旅游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傳統密切相關的。這種主客二分法容易導致研究對象的偏狹，也不便準_了解游客對東道主的家的感知。未來可將研究案例擴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類社群關系中來考察東道主家庭的變遷，從而擺脫固有的中心-邊緣理論的約束。
最后，關于旅游所引發的現代性問題的討論見諸于真實性、旅游凝視等旅游社會學的經典理論。也有學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動中對家的消費與現代性的關聯[1]。然而，這些討論都是以旅游者為出發點來展開的，對于東道主社會現代性的研究卻相對忽視。事實上，旅游者與東道主共同從屬于旅游現代性的架構。如果說旅游者對家的消費體現了人們對現代性好惡交織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為旅游消費對象的東道主家庭則在現代性的沖擊下不斷地被再社會化（re-socialized），從而引發當地社會文化的變遷。對于旅游現代性的判讀，本文的研究為我們增添了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致謝：感謝四川大學社會發展與西部開發研究院南英博士為本文修訂英文摘要，感謝北京師范大學地學部周尚意教授和兩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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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Last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ourism modernity from tourists’ perspective， ignoring hosts’ views. Studying resocialization of hosts’ familie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