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6 16:54:09
序論：在您撰寫古代文學史筆記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眾所周知，史學家傅斯年是極力主張“史學即史料學”的。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一文中曾經講過：“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辭，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所以所謂整理史料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這種主張，現在有些人或許并不贊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樣看待歷史學的性質和內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著什么樣的歷史觀去從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認，史料畢竟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假如缺乏這一基礎，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將無從說起。傅斯年在這篇文章中還具體歸納列舉了“比較不同的史料”的幾種主要類型，如“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等等，這些都是從事一項史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問題，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有哪些相關史料以及這些史料的特點。——所謂“史料學”就是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歷史學基礎分支學科。
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大家都能夠認同史料學的重要性，可是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卻未必都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認識。
譬如目錄學和版本學是史料學中最基本的內容，可是現在的大學歷史系卻很少開設相關的課程，一般是開一門“歷史文選”，只是教學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錄學知識。這種情況其實由來已久。50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詣的蒙元史研究專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繪了當年自己缺乏相關知識訓練的情況。他寫道，自己調到內蒙古大學任教以后，“經常出差來京，學校也附帶給我采購書籍的任務?？上乙稽c目錄學知識也沒有，只會買一些一看書名就知其內容的書。經過比現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時間，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中國叢書綜錄》、北京、北大、上海、江蘇國學（今南京）圖書館等書目，才稍稍懂得點按目尋書的知識。為了在書店能隨時決斷應購何書，就必須熟記書名并知有幾種版本及版本優劣等等”（此信公開刊載于《藏書家》第4輯）。北京大學歷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學校自然可想而知。幾年前，有一位行將退休的老教授，也是畢業于著名學府且供職于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私下向我咨詢，謂聽說有一部給古代傳世文獻做提要說明的書，如果書店有的話，讓我順便幫助買一本。——這位老教授想問的書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件事情完全可以證明類似情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周清澍先生說現在的研究生上學時就能具備相關版本目錄基礎，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經歷了長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這些學問是入門的必備知識，于是開宗明義，就把它傳授給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這樣，只能說他自己的學生有幸，卻并不能說明現在的一般狀況。以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目前大學本科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學素養，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總體上并沒有多大變化。不然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有一些碩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導，在使用《西漢會要》、《十國春秋》、《續資治通鑒》、《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直至當今生人編纂的《清史編年》這樣一些根本沒有史料價值的著述來作為研究的依據了。
要在學習階段打好史料學基礎，需要有合適的入門書籍。過去有些人是依賴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是它對于現在的初學者來說，顯然過于繁難，而且無法利用它來了解乾隆年間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適用。清末張之洞撰著的《書目答問》，是專門為指導初學而開列的基本書目，選書雖大體精當，但只列書名，沒有作者和內容的介紹，同樣不宜于現在的學生用于初學。
民國以來，出版過一些這方面的入門書籍，但是往往都是只側重某一個方面，如朱師轍《清代藝文略》，僅成經部，且只敘述清代經學書籍（對于了解清代經學著述，這是一部很好的導讀書，遺憾的是流傳甚為稀少，現在連專門做清代經學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呂思勉《經子解題》，僅敘述上古經書和諸子書；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謝國楨著《史料學概論》，陳高華等著《中國古代史料學》，黃永年著《唐史史料學》等，都僅僅是從狹義的歷史學研究角度選擇典籍進行介紹，目前還沒有見到質量較高的全面介紹古代史料文獻的目錄書籍（朱自清《經典常談》見識通達且文筆流暢，最便初學，遺憾的是當時是為中學生撰寫，開列書籍太少，不敷學者入門之用）。最近鷺江出版社出版的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可以說是應從和滿足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迫切需要。
《古文獻學四講》是鷺江出版社《名師講義叢書》中的一種。顧名思義，都是用以教授過學生的講義。黃永年先生這“四講”，包括“目錄學”、“版本學”、“碑刻學”和“文史工具書簡介”四種講義。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隨史念海先生讀書時，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須去聽完黃永年先生開設的上述幾門課程。史念海先生當時特別講到，不聽好黃先生這些課程，就無法掌握讀書做學問的門徑。所以這本《古文獻學四講》都是我聽過的課程的講義，當年油印向學生發放過。黃永年先生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善于演講，授課神色生動，把這些一般人看來枯燥單調的課程講得妙趣橫生，牢牢吸引我如饑似渴地聽完了各門課程。后來我能夠在學術上嘗試著做出一點研究，首先就是依仗這些課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礎。由于自己基礎較差，許多授課內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記憶，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講義放在手邊，隨時翻檢查閱，不斷加深掌握和理解?，F在讀到正式出版的講義，既親切，又興奮，引發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這是黃永年先生在授課和治學中一貫強調的基本看法，這也是他教授學生時首先要講授上述課程的原因。他曾針對時下學術界一些人毫無根基地胡亂著書立說的情況，舉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證，撰寫過幾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還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隨筆集《學苑零拾》）。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內容，在史料學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傳世文獻，強調讀常見書；二是要盡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內容和性質；三是要盡可能廣博地多了解各類史料的內容和價值。
談到重視文獻資料，在實際研究工作中存在兩種不同路數。一派特別強調尋找從未被人利用過的資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發現的史料。論者往往引據陳寅恪先生的話，謂“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甚者且謂學術之每一新進展，必定要仰賴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則是強調讀傳世基本文獻，當代著名代表性學者如顧頡剛、余嘉錫等均是如此。據先師史念海先生講，當年顧頡剛先生向他傳授的讀書門徑，就是以讀常見基本史料為正途，要把從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獻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作為治學的基本功夫，顧頡剛先生稱此為“化腐朽為神奇”。
學術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數，所謂“各遵所聞”，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為其張目，卻未必盡合乎陳氏本意?？匆豢搓愐∠壬闹饕獙W術貢獻全在于使用兩《唐書》、《通鑒》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陳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別依賴所謂新材料來做學問。陳垣先生有相當一部分研究，由于題目所需，是比較重視某些當時學術界相對生僻的史料的，陳寅恪先生的話出自他為陳垣《敦煌劫馀錄》撰寫的序言，是否帶有某些應酬的成分，恐怕還需要結合他自己的研究來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獻的基礎上重視新出土資料，讀常見書而知生僻書，這才是對待史料比較合理的態度。
黃永年先生在治學上是師承上述后一派傳統的，所以這部《古文獻學四講》，核心內容是傳世基本文獻的版本目錄。常用文史工具書是讀古書、做學問的一般工具，版本學、目錄學是講傳世文獻自不必說，所謂“碑刻學”，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樣是講述出土碑刻資料，而是講授宋代以來的碑刻學知識傳統，以便更好地利用這些疊經歷代摩挲已成為傳世文獻組成部分的碑刻資料。黃永年先生在序論中說，他是鑒于時下“碑刻之學中衰”，而“專設碑刻學課程者幾無所聞”的情形，才“為研究生開設此課，總結近半個世紀個人業余從事此學之所得，竊欲重振斯道，且使從學者開闊眼界，借免拘墟之誚而已”?？梢娖渲救づc爭競觀睹新見石刻碑版資料者亦判然不同，從本質上是把碑刻看作傳統目錄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來加以闡釋的。
黃永年先生本人從青年時期起就收藏善本書籍和碑帖拓本，幾十年間所得甚豐，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藏書名家，可是做學問卻極力主張以讀常見基本史籍為主。黃先生文史兼通，在歷史研究方面，更強調要首先花大力氣讀正史。《古文獻學四講》書后附收了他撰寫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詞>》和《讀唐劉?F墓志》，分別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實例；《我和唐史以及齊周隋史》則是其治學經歷的簡要敘述。在這篇自述性文章里，黃永年先生闡述自己對待史料的原則是，“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他說：“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圖，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現，包括考古掘得新東西，豈非有點‘守株待兔’的意味?！痹诒緯摹澳夸泴W”講義部分，他也講到：“想研究我國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學，必須懂得歷史，讀點史書。而史書中最重要的可作為第一手文獻的，要首推這紀傳體的《二十四史》。”紀傳體的《二十四史》即傳統所謂正史，這是把讀正史置于整個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礎地位。重視基礎，是為了掌握精髓。讀書遵依主從次序，方可避免由終南捷徑而墮入旁門左道。這種治學態度，應該是貫穿這部《古文獻學四講》的內在主旨，“四講”內容的設置，都是服從于這一主張，讀者不應只看具體的文獻知識而忽略了它。
因為是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錄學。此“目錄學”既非研究圖書編目之書籍分類體系，亦非研究書目分類體系變遷之目錄學史，只是介紹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內容構成和史料價值。不過要想在短短十幾萬字篇幅內，開列出經史子集各類古籍的要目來（如果說可以把清人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作為選書的基本依據，那么撰寫這部“目錄學”講義需要考慮的范圍，不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間以后的大量著述，還多出小說戲曲一大門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書目，求全固然甚難，但那是難在花費時間和功夫；而拔萃之難，則需要更高的學術素養，特別是通貫的學識。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過去一直為學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學術眼光上。
《古文獻學四講》的“目錄學”部分，在繼承張氏神髓的基礎上，立足于當今的學術視野和“五四”以來大量全新的學術認識，精心別擇各領域內最基本的著述，選書比《書目答問》更精，分類更切合現代學術需要，敘述更注重學術發展的系統性，因此在很大范圍內完全可以取代《書目答問》，作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門書目。
由于是入門書籍，要想從每一門類的大量著述中，選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來，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門古代學術的發展脈絡。《古文獻學四講》最精彩的地方，是通過簡明扼要的敘述，闡明了相關的學術源流，在此基礎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核心內容，而傳統的四部分類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詩、書、禮等經書的類別來劃分細目，以此準則來編纂著述總目固無不可，可是像《書目答問》這樣的經籍入門書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與其津逮初學的目的不盡相契合了。對此，黃永年先生認為，“我國所謂經學的時代性特別強，不講清楚各個時代的經學趨向，就無法使人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經學著作”。所以他在講義中獨創一格，按照經學發展的起源、經今古文學、義疏之學、宋元經學、清人經學這樣幾個大的階段，分別舉述各個時期的經學名著。這樣不僅使學生擺脫了目錄學學習中孤立地死記書名、作者、內容的枯燥和艱澀，還可以通過目錄學的學習，初步了解各類著述背后所相關學術源流。
又如子部書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書目答問》單列“周秦諸子”的分類方法的基礎上，本書又將漢代以后的書籍分為“漢魏以下議論”、“理學”和“考證之學”三類，分別予以論列。具體每一類中講述的內容，也都能提綱挈領，舉重若輕。如講清人考證，先舉顧炎武《日知錄》發其端緒，以知一代學風之本源；次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讀書雜志》、俞正燮《癸巳類稿》與《癸巳存稿》，以見乾嘉漢學家考證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陳??《東塾讀書記》殿其尾，以反映考據學適應時代主流學風轉移所發生的變化（即陳氏“已不拘乾嘉漢學之傳統”）。
其實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的內在意義，正是為了全面、系統地掌握這些最基本的歷史知識，作為治學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較系統的講述安排之外，講義中隨處也都體現出這一思想。如集部講文章選本，僅列三部書籍，為姚鼐《古文辭類纂》、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李兆洛《駢體文鈔》。姚鼐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辭類纂》擷歷代散體之精粹，自然大多數人都會列舉這部書，可是張惠言的《七十家賦鈔》和李兆洛的《駢體文鈔》，卻一般不會被人想到。黃永年先生這樣選擇，是因為散文與駢文是古代文體的兩大類別，一直相輔并行，不能像現在一般古代文學教科書那樣，偏重散文而忽略駢文。事實上在清代桐城派最為盛行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能夠獨擅文壇，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間，也一直有陽湖派與之相頡頏。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對此清楚交待說：“陽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駢體使其文字更光輝充實?！庇捎趶?、李兩家與姚鼐一樣是采輯歷代代表性文辭，讀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領略駢體精華，窺得駢文的流變。初學者胸中蓄此常識，并品味一些經典駢體文章，至少可以免卻一談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體古文的陋略，進而還能夠明白唐宋以來的所謂古文運動，實際上在社會很大一個范圍內，始終沒有能夠撼動駢文固有的位置。
在學術發展的體系當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紹給學生，讓學生通過這些代表性著述來認識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在此基礎上去采摘利用具體文獻的史料價值，我體會這就是這部“目錄學”講義最大的特點和特別值得稱道的水平與眼界所在。
本書具體介紹每一種典籍所體現的學術深度，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書籍的類別歸屬，這是對于書籍基本內容和性質的認識。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冊府元龜》。傳統目錄一向著錄此書于類書當中，有人還把它與《太平御覽》等并列為宋代“四大類書”。黃永年先生認為它“其實體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會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書類當中?！秲愿敗纷允茄芯课簳x南北朝隋唐特別是唐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其價值不在《唐會要》及《通典》諸書之下，體例與分類編制政事的會要相同，而與采摘舊事軼聞辭章以供尋章摘句的類書卻有很大差別，只不過歷朝會要是匯集一代政事，而《冊府元龜》是貫穿歷代而已。舊時直至《書目答問》的目錄，把它劃歸類書，實在不當；而前述今人水平較高的史料入門書籍如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也都未加深究，仍舊沿襲前人成例，在舉述政書要籍時未能列入此書。盡管后來居上，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黃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學術見識。類似的情況還有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本是為接續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而作，保存有豐富的珍貴資料，自然應當一如《文獻通考》，列在政書類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庫全書》時卻無端貶斥其為“兔園之策”，降格打入子部類書之存目書籍當中，今此“目錄學”講義也恢復了它的政書地位。
其次是應當盡可能深入地介紹每一種典籍的具體情況，讓學生了解到最有價值的學術界研究進展，使其對于每一種文獻，都能夠獲取準確的認識，并從中體會到對待文獻典籍，不能簡單地人云亦云；明白我們對于古代典籍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要養成探究的習慣和態度，在使用過程中隨時對此予以關注。
在這一方面，黃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對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學者特別是五四以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呂思勉、顧頡剛、陳垣、余嘉錫等人的研究，同時也在講義中講述了許多自己獨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說《西游記》的作者，自認定為吳承恩以來，早已成為通行的常識，近年雖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說法，但仍不為一般人所接受。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根據自己的研究，談到《西游記》最早的百回刻本應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時吳承恩年僅二十出頭，根本不可能寫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長篇巨制，從而從根本上了當年的觀點。
又如關于傳世今本《孫子》十三篇的作者問題，舊題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而葉適、全祖望、姚鼐直至錢穆諸人皆懷疑實際出自戰國時人，或即出自齊將孫臏之手，而孫武可能是孫臏的本名。上個世紀70年代初，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孫子》的殘簡，和另外一些未見于今本《孫子》卻明確涉及到齊將孫臏的《孫子》殘簡。今研究者普遍認為后者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齊孫子》，并定名為《孫臏兵法》；相應地推論，既然另有《孫臏兵法》，那么今本《孫子》就不可能再是孫臏所作，只能依傳統說法，認定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對此，黃永年先生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戰國的諸子書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數是治其學者所為”。因此，所謂《孫臏兵法》“即使真是孫臏所作，何以能斷然說今本《孫子》便是孫武所作，難道不會是戰國時另一些兵家所作。何況從《孫臏兵法》內容看也不像是孫臏本人作，其水平也遠不如今本《孫子》。再則葉適、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孫子》多處與春秋時情況不符，主張今本為孫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無法否定），并未能翻掉葉適以來定的案”。所以“現在只能仍舊認為今本《孫子》是戰國時的書，作者可能是本名孫武的孫臏，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盡管這樣的看法還不能像上面講的《西游記》的作者一樣作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況下是一種比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種最合理的解釋。通過這樣的講授，學生可以學習到對待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方法，擯棄簡單的純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對于歷史文獻價值的評價，一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評價，一是我們今天的使用價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區分為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過去的一些評價著述，往往將這幾層價值混為一談，不能切中實際情況。這部“目錄學”講義，在這幾個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區分和評價。
如題為清人畢沅所撰《續資治通鑒》，講義中評述說：“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較簡略，總的質量不算高?！边@是對于撰著水平的評價；又說此書“可供閱讀而不宜引用”，這是對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的不同評價。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濟的《晉略》，水平較高，得要領，有見識，有較高閱讀價值，在后人重修的紀傳體史書中頗有代表性，所以“目錄學”講義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紀傳體史書中列舉了它，這樣做是著眼于它的著述和閱讀價值；但同時黃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書“只是據《晉書》改寫，并無史料價值，今天研究兩晉史事不宜引用”。
與此相反，有些書從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對于今天的研究確很有史料價值。如《永樂大典》，盡管四庫館臣早已指出其“割裂龐雜，漫無條理”，但現在還是有許多人非要稱頌它是中國古代偉大的百科全書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實《永樂大典》從著述角度看是無比荒唐的，純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風雅的產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來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們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價值問題，與《大典》編得好壞，根本不是一個范疇里的事情。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用很幽默的語言，評價了《永樂大典》的著述價值，說它“是一種將作詩用的每個字注有故實的韻書，加以無限制地擴大而產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編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絕無閱讀價值可言，現在“唯一的用處就是可以用來輯佚和校勘”。
“目錄學”講義中對于史籍精彩的評價有許多，初學者要想很好地領略這些看法，閱讀時胸中首先要區分開這些不同的評價角度。這也是對待所有歷史典籍所需要具備的一種眼光。
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比較擅長和熟悉的領域，在撰寫這類文獻入門書籍時，如何避免個人的專業色彩，跳開一步，盡可能從一個廣博的視角來選擇和介紹各種典籍，均衡地體現古代文獻自身的內在體系，這對于作者學術視野的寬度是一個考驗。而從讀者角度來看，只有使用這樣的講義，才能打下寬厚而不是偏狹的文獻學基礎。
黃永年先生雖然以治史為主業，但是對于古典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做過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記》的作者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還廣泛涉獵了經、史、子、集四部以及釋、道要籍，所以這部“目錄學”講義并沒有過分濃重的歷史學色彩，有時甚至會為了整體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歷史典籍。例如詩文總集部分講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經世文編》，這是從文學史角度所作的抉擇。因為《明文在》之編選著眼于文辭而《明經世文編》著眼于社會事務。作為初學的入門書籍，整個講義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閱讀這部“目錄學”講義，足以使讀者打下廣博的文獻學基礎，獲得豐富的文獻學素養?！鋵嵾@種廣度正是學術素養深度的先決條件和它的一個側面。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有人呼喚學術界要出大師，古代文史學界甚至有人想通過聚集青年精英辦培訓班的方式來造就養成大師，實際效果卻不甚理想。大師的評判標準，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只知道自己特別關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獻史料而缺乏廣博的文獻學素養，恐怕是很難稱為大師的。
黃永年先生是當今頂尖的古籍版本學家，所以能夠在這部篇幅有限的“目錄學”講義中，根據需要，信手拈來，三言兩語地講述出關系到文獻實質內容的重要版本問題，這既是本書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學術水平和深度的一個重要側面。如經部清人郝義行的《爾雅義疏》，謂此書“最初刻入《皇清經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陸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孫刪定的本子，咸豐六年楊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聯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學識優于郝，所刪定之本實勝過足本”。這與咸豐足本優于道光刪定本的通行說法大不相同，這絕不是懾于王念孫大名所做的輕率推斷，而是認真比較二者異同后（并撰寫過研究文章）得出的結論。講義中所有的版本講述，都是這樣有特別的考慮和需要，讀來精義紛呈，俾益實用。
從以上例證中可以看出，讀書需講究版本恰如選擇書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應手地選用得當的版本，還應當具備一定的版本學知識?！豆盼墨I學四講》中的“版本學”講義，就是這方面最好的入門書籍。
版本學包括版本鑒別與版本史、“版本目錄”這兩大部分內容。前者講版刻特點及其變遷，后者講某一種古籍曾有過哪些版本以及這些版本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給初學者開設的課程，前者可以系統講，而后者則只能開列一些基本書籍，供使用者檢閱，沒辦法也根本沒有必要逐一講解。我過去聽黃先生講課，前后見過繁簡程度不同的三個版本的油印講義，這次收入的是最簡單的簡本。從目前的實際需要情況來看，選擇這個簡本作通行的講義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因為大多數人只要通過這個講義的學習，能夠對于版本學知識有個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達不到，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個別人若想對于版本學知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黃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學》一書即將出版面世，是在當年的繁本講義基礎上又做了新的增訂。
這部“版本學”講義雖然比較簡單，卻很系統。其中很多問題都是黃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統梳理。如謂明代文學上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現了仿宋浙本字體而又因印刷技術進展而呈規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體，同時由于倡導其事的都是蘇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現了地域上以蘇州為中心向外傳播，刻書者以家刻為主導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輻射的傳播擴散方式。又如謂明萬歷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隨著徽商的活動而向南京、杭州等地傳播，徽商刻書又常請蘇州文人為其主持?？?，所以很快風行江浙并影響全國。等等。凡此，都是融匯各方面的歷史知識來揭示版本學這門看似純經驗學科的內在發展因素。從中可以看出，較諸前人只是一一羅列版刻現象的著述，黃永年先生通過這些緊密結合當時社會歷史狀況的規律性認識，自然已經建立起科學的版本學學科體系。
由于黃永年先生已有數十年的古籍收藏經驗，所以他的這部“版本學”講義，不僅有很好的學科理論建樹，還有許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獨到見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統，在版刻的字體上各有特點。浙本字體以歐體為主，這一點沒有什么分歧。其余兩個系統，前人普遍說建本多為柳體，蜀本多為顏體，其實多是陳陳相因，似乎并沒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黃永年先生則憑借自己的書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體會，指出建本多為顏體，蜀本是以顏體為主而撇捺長、利帶有柳公權的筆意?！谝淮沃v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體特征。講義中類似的精彩見解還有許多，如清代前期的寫刻本，過去講版本的人往往稱之為軟體字，黃永年先生則將其劃分為兩類，一類如《全唐詩》、《楝亭十二種》，類似法帖中之晉唐人小楷，確實可以稱之為軟體；另一類如《通志堂經解》、《澤存堂五種》，字體不僅絲毫不軟，而且點劃方勁，與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處，絕對不能用“軟體”來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來越少。學生想學習，老師也不一定會講。因此印行這部簡明扼要且科學系統的講義，已經是一種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學習文史的學生，能夠充分吸收了這部“版本學”講義所提供的版本學知識，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前引述古籍標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亂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學”視作對目錄學中石刻史料的特別講述。講義分設“緒論”、“分類”、“拓本”、“史料”、“書法”五個專題，進行講述?！熬w論”講碑刻學發展史、研究對象和領域，以及主要參考書籍和學習方法，其“參考書”部分擇取審慎且多精到評語，不僅對于初學者最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時時取以參考。“分類”和“拓本”兩個專題是關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識，最俾益實用。其“書法”部分以碑刻為主論述書法淵源流變，發自累年揣摩，故融通暢達，勝義疊出。
“碑刻學”講義中直接關系到利用碑刻史料從事研究的內容，為其“史料”部分。除論述碑刻記郡望、世系不盡可信，職官、地理對于史書多有訂正增補，以及利用碑刻資料抉隱發微最有價值之外，黃永年先生在這一專題下，還針對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書”的“偏見”，特別強調指出：“據碑刻治史事者貴有通識。欲具通識，則非熟于史書，且受史學研究之嚴格訓練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書亦高于零星之碑刻萬萬，治史者自當以史書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為輔，不宜媚俗趨時，顛倒主次?！逼鋵嵵问氛咧ㄗR，首先應當建立在對于史料的通識的基礎上，若非熟悉各種史料，豈能做到像黃永年先生這樣具有如此清醒的頭腦？反過來看，我們不妨胡亂猜想，那些過分強調出土文獻資料如金文、簡帛、敦煌吐魯番文書等史料價值的學者，會不會是因為對傳世基本史料熟悉得還不夠十分透徹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學確實中衰已久，不惟國內，海外也久已無人董理，有日本學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將其譯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學生學習碑刻學的入門書籍。相比之下，此前這份講義在國內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術》上公開發表過，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響還不及日本廣泛。相信這次收入《古文獻學四講》，能夠很快使它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古代文學史料和當代文學史料的關聯
當代文學史料是由古代文學史料為基礎，逐步發展而來，因此二者具有多種外在與內在的聯系。古代文學的重要基礎便是文獻史料，我們知道，現代書籍課本中，只要有關歷史素材或歷史文學內容的大多都會留有相應的史料出處，比如史書、現代史書、詩歌作品等，我們在分析和研究這類作品之前往往都要對作者的生平履歷和當時的時代背景加以了解，這是古代文學史料為當代文學史料留下的寶貴遺產。無論是當年明月著的《明朝那些事兒》，還是百家講壇欄目中《王立群讀史記》等，都是來自于古代文學史料，正史、野史等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文化視野，現代文學也多與古代文學史料參考參照，如家族宗譜、墓志銘、鄉間筆記等社會性的材料，也都從不同角度、不同方式記錄了不同人物的人際關系、社會活動和歷史影響。
梁啟超曾將文學史料分為“文字記錄者”和“文字記錄以外者”兩大類，這主要是對古代文學史料的分類，按現代人們的理解含義，這種史料分為“宮廷正史”和“民間野史”，其實都是集漢代樸學的目錄和版本、訓詁學的歷史影響與清代乾嘉學派的標注、偽辨上，將歷史史料的研究當做一項基礎性工作來開展。而當代文學史料在這一方面卻有著古代學術研究并不具備的文學個性，其歷史化、政治化的特點隨著程朱理學的發展演變為一種推論的反撥，古代文學多糾結形而下學的細節，在問題的分析和論述上多就題論題，往往忽略了形態意識的理論總結，往往具有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而現代文學將形而上學和形而下學相結合，運用多種思維方式，靈活而又具體，與古代文學史料相比還是避免了封建傳統思想，意識上也更加現代化。
古代文學史料向當代文學史料演化的必然性主要表現在20世紀以后，報刊雜志陸續出現，印刷技術也有著突破化的進程和推廣，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開始興起，外國文化思潮的引入和現代啟蒙思想的影響，人們開始喜歡現代化而又通俗易懂的語言，傳統的文學風格已經不適應人們的需要，在演化發展中，現代研究者繼承了傳統的治學方法，尤其是清代乾嘉的考據學派，結合當代人對現代精神生活的需求，又對西方先進思想和觀念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借鑒和吸收，著手在傳統文學史料的基礎上挖掘能夠被廣大民眾接受的文學研究方式，利用“地下新史料”和“補充史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分析法，擴大了史料的研究范圍和研究方向，將古代文學史料和當代文學史料自然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古代文學史料為主，更加注重現代化理解的新層面。
在古代文學史料與當代文學史料的演進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文學者有梁啟超、鄭振鐸、魯迅等。梁啟超主要研究古代文學史，并提出了“要讓文學史與時代相結合”的新思想，魯迅主要整理古代小說，將不同文學風格的小說分類研究并整理，并將古代文學的相關文化運用到了他的作品中，為后來我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研究當代文學史料，還要結合戰爭和動亂，因為它對史料的存在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以及災難性的后果。一些知識分子在戰爭和動亂中無法安心進行史料寫作，很多人才在戰爭和動亂中被埋沒，也有部分知識分子將戰爭和動亂，以及自身的復雜出境作為動力，如漢代的司馬遷，因維護正義，卻忍辱受宮刑，但是他卻在獄中寫成了享譽后世的《史記》，可見，戰爭和動亂通過作用于歷史時代和社會環境，更為直接地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在改革和啟蒙思想的傳播中，也形成了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的新思想，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思想，譚嗣同的為革命流血的堅強意識，都為文學歷史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由于戰爭局勢，特別是國民戰爭時期，很多作者抨擊現實、傳播新思想的過程中要躲避各種各樣的政治嫌疑而不敢署名、只能匿名發表，甚至要不斷更換筆名來避免追查，出版也難以利用正規渠道，甚至一些史料發行之后還要遭到?？灿写罅课膶W史料在戰爭中受到焚毀、避難遺失等而被完全破壞。
相比而言，古代文學史是一門傳統性很強的學科。首先，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時間跨度極長，作品數量極大。作為當代文學專業學生和教師，雖然實際接觸到的可能只是其中極小一部分，但如從專業內在要求看，冰山之下的巨大體量有時不得不隨時被挖掘出來，成為研究的對象或重要的證據。這一點與理工類學科有所不同，如數學等學科有一個由淺入深，由基礎到應用的過程，只有在學習了基礎性知識以后，才有可能理解高階的知識。而文學史雖分為不同時間段，但其中并沒有明確的難易之分和邏輯上的次序，具體作家、具體時代雖有互相影響的情況，但從認識的角度看，二者不是前因后果的關系。比如，研究明清小說的學者對先秦文學了解較少完全是可能的，某些學生關注較為次要的甚至極不著名的作家也是可能的。任何學習者都可以隨時對某些問題發生興趣，開始探究。因此，就文學史研究對象而言，該學科關注的潛在對象是所有歷史上的文學作品。其次，就文學史學科發展來說，對文學的研究和論述從先秦時期就已出現，并一直延續到當代，從未間斷。這些文學史研究者留下的大量著作成為后人無法繞開的環節，如同《文心雕龍》這樣的著作已勾勒出南朝以前的中國文學史，后世的文學史建構基本上以此為依據一樣，現代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框架也是從歷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提煉延伸而來的，這就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者永遠無法擺脫對前代學者的繼承，在教學過程中或撰寫論文時總要引用參考前人的論述。因此，從先秦至近現代的著名文學批評家或學者的重要論述也成為教師或學生必須要面對的研究學習對象。再次，文學史研究對象如文學現象、作家現象本身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并同紛繁的社會歷史因素發生關系，所謂知人論世說明研究文學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經歷，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因此，史料是中國古代文學學習、研究的基礎，而中國存在的歷史資料又極為豐富，即使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事先也很難把任何一部史料從閱讀書目中撇開。那么，學生如果對某個文學史問題產生興趣，從較低的要求說，基本的閱讀必須完成，如果要深入了解，則大量的閱讀史料不可避免。
二、古代文學教學過于依賴教材產生較大弊端
古代文學史的傳統性意味著教學工作者和學生必須面對盡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劉勰所說“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當代古代文學史教學中常見的問題是視野非常狹窄，從學的角度說，集中表現在古代文學作品閱讀量太少和對作家作品的藝術理解過于簡單。根據筆者做過的對所教班級課外閱讀的調查，約有58%的同學除了上過的課文外，并不閱讀作為教材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的其他篇目；約有71%的同學除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以外，從未閱讀任何其他古代文學作品的原著；完整讀完任一古代作家別集或古代總集的只有4%。在討論對作品的理解時，也表現出沒有獨立見解，回答內容程序化的情況。這種情況雖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數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普遍問題。產生這一狀況的原因部分是圖書借閱制度和古籍閱讀的不便為學生閱讀課外書造成了障礙，從教的角度說，導致這些情況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學教學中，作品閱讀過于依賴作品選，學術觀點過于依賴文學史教材?，F在通行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編）和其他文學史教材都有各自的問題。[1]257如《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初版于1962年，受當時的意識形態影響極大，選擇作品的標準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意識，即反映勞動人民的困苦，揭示統治者的黑暗，表現愛國主義情感，即使選入愛情題材的作品，也強調思想健康的標準，而藝術特色鮮明，藝術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棄。這種做法使得選出來的作品離學生的思想情感較遠，無法觸動他們的心靈，因此也不易被認同喜愛，學生自然也就不愿閱讀。如北宋柳永詞，在當時風靡全國，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原因在于這些詞通俗易懂而大膽生動的語言，在于對男女情愛的真誠表達。這一類作品在柳永的詞里實際上占絕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詞論》里批評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吨袊糯膶W作品選》對這些無一采擇，只選了看起來比較“干凈”的愛情詞《雨霖鈴•寒蟬凄切》和作品《望海潮•東南形勝》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寫歡愛的作品如《定風波•自春來慘綠愁紅》《憶帝京•薄衾小枕天氣》《慢卷紬•閑窗燭暗》、《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等大量詞作，既符合古代文論家對柳永詞的評述，也能說明柳永詞流行的文學史意義，從現代批評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端膸焯嵋?bull;樂章集》說“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從這個角度說的。如果這些詞在教材中被忽視，柳永詞的真實面貌即所謂“詞語塵下”“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學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釋。還有一些文學風格從現在的評價標準來說確有問題，如齊梁艷體詩，藝術上難稱偉大，內容上也無甚可取，但在當時的文壇卻曾風行一時，從文學史角度也不無意義，并且這些作品的某些藝術手法對后世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因此，作品選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學生對文學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選入也可作為問題留給學生做課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則，初唐陳子昂等人的文體革新的意義便無法得到更透徹的說明。
三、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對電子書的應用提出了要求
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原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國恩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單位紛紛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較有影響的如郭預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編的文學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個文學史教材推陳出新的熱潮，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文學現象本身的復雜性質使得人們對文學的理解各有不同，難以明確定其是非，這種狀況在可想見的將來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對古代文學現象產生不同的理解，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不是因為文學史教材編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財力資源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它反映了社會科學的某些內在特征，其實是積極的現象。同時，對文學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個人親身閱讀、感同身受的基礎上，將研究者個人的體會和認識直接傳達給學生，要求他們作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學接受、傳播的規律。因此，從長期的教學改革目標看，在古代文學領域（也應包括其他文學領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發展的趨勢。怎樣通過大量閱讀作品，提高閱讀能力；通過作品比較，尋找作品的藝術規律；通過師生的心靈交流，加深對作品意蘊的理解；通過創作練習，吸收古代文學的營養是古代文學教學最重要的任務，應成為古代文學教學的主要內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則是大量的主動的閱讀。顯然，目前高校教學中依賴一套文學史教材和作品選的做法很難達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總要布置一些課后的閱讀書目，或組織閱讀交流，但受限于圖書館的條件和教學進程，在一個教學內容下，讓教師和所有同學同時擁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學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這種課后閱讀課堂討論的教學效果也難以保證。幸運的是，當代電子科技發展的代表———電子書及其設備提供了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案。電子書的特點是大容量、可檢索和可復制。理論上，電子書每字占2個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個字，以2G的存儲量估算，則可儲存超過10億字。以《史記》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話文《史記》共62萬余字，大小為1.22M，據此，2G的空間可儲存約1700部左右《史記》規模的著作，因此將古代文學課程的基本閱讀量容納進2G甚至1G的空間內完全是可能的。#p#分頁標題#e#
電子書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檢索，一旦檢索的底本范圍較大，所得的信息則非?？捎^。它雖然不能代替逐行閱讀，但在教學中卻有獨特優勢，因為教學過程不同于學術研究，首先它目的性較強，文檔檢索完全可以用來配合教學內容，比如關于作家的生平資料，通過檢索正史和野史、筆記，加上一部分文集完全可以基本掌握。那么，學生閱讀的就不是文學史教材的內容，而是第一手資料，它的內容一定比教材粗枝大葉的介紹更豐富，對學生來說，由于接觸資料的全面性，歷史人物的形象也會更生動有趣。其次，教學過程并不需要太強的創新性，因此，也不需要學生像學術研究那樣全面掌握材料包括最新的材料和很少見的材料，基本的閱讀對學生來說更為重要，這也符合了電子書的特點：通過檢索可以掌握基本的信息，而避免過多信息的干擾。第三，教學過程總是由多人參與，比如課后作業和課堂討論，如需要閱讀某一部紙質文本，正常情況下，任何圖書館藏量都保證不了每位同學能同時閱讀，并帶到課堂上用作教學資料。而電子書的可復制性使每位同學都有充分時間去閱讀，并且如果工作量較大，可以分解任務，通過檢索詞的設定，使每個人都可以有目的閱讀，完成自己的電子稿后再整合成最終的作業。電子書的功能不僅在大容量和可檢索，從內容的角度來說，它和紙質文本完全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用來做仔細的閱讀。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重視電子書的應用可以避免上文所述的弊端，而具有獨特的優勢。最重要的益處是由于學生擴大了閱讀量，方便地接觸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擺脫了用他人指定的范圍限制個人的興趣愛好，用他人的思想成果代替自己的思索過程的狀況。電子書的使用在現階段是完全可行的。得力于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設備價格不斷下降，而性能卻在不斷提高。高校教室已實現了多媒體化，電子書的應用平全具備。高校學生的手機普及率已達到100%，其中智能手機已經占了大半，可想見在不久的將來，智能手機將全面代替原有的非智能手機，而即使是較低端的手機，一般也支持電子文本的閱讀，更不用說已有不少學生擁有了筆記本電腦。筆者在教學過程中就已發現這種傾向：越來越多的學生在課堂上針對教學內容用手機查找資料。從學生的角度說，推廣電子書閱讀不僅條件完全具備，而且也會深受歡迎，因為這種閱讀形式符合時代的潮流。因此，需要在教學改革過程中改變觀念，至少在特定的學科如古代文學專業準許學生攜帶手機電腦等工具，作為教學設備的一部分。
論文摘 要：當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存在“以史為綱”、“獨學不用”和講授內容存在片面性等問題。為此，我們應在思想認識、教材編排、教學方法等方面對其進行改革，以使古代文學課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涉及人物之多、作品數量之大，從對宋代主要文學作品集的粗略統計即可看出一斑：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收錄可考詩人9000余位，詩歌作品20余萬首；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全宋文》收錄宋代作家近萬人，作品17萬余篇；唐圭璋編《全宋詞》收錄宋代詞人1 330余位，詞作近2萬首。各書補遺之作尚不在以上統計數字之中。對高校古代文學教師來說，要講好這門課程實非易事。筆者對當前部分高校古代文學教學情況進行了抽樣調查，并對相關資料進行了梳理，發現在古代文學教學中仍存在若干誤區。這些誤區是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形成的，并已引起部分高校的重視。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并非是要對當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進行批評，只是想發表一點看法，以期達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古人云，“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1］，即此之謂也。
一、誤區之一：以史為綱，忽視文學原典
當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主要是以講授文學史為主，以分析文學作品為輔。這是解放以后，在考試“指揮棒”的指引下逐漸形成的教學傳統。直到今天，在各種類型的涉及古代文學知識的考試中，仍以文學史為主。這也是產生今天古代文學教學重視對文學史的講授、輕視對文學作品的分析的現象的主要原因。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包括文學史與文學作品兩個方面。文學史就是文學的歷史，主要包括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鑒賞等內容。學習文學理論是為了指導文學創作，而學習文學批評與文學鑒賞是為了評價與審視文學作品。很顯然，對于古代文學教學來說，這些內容雖然很重要，但它們不能代替文學作品本身。因為，文學批評與文學鑒賞都是以文學作品為基礎的。就整個古代文學結構體系來說，文學作品應占有主要地位，講授時也應占據主要課時量。況且，學生們也只有在充分了解文學作品的基礎上，才能對文學史上有關該作品的評價做出全面的、深刻的、正確的分析。如果我們沒有讀過文學作品本身，而僅憑文學史上的觀點去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的話，那么我們的評價將是非?？斩吹模沂菦]有說服力的。目前，許多高校對古代文學的講授主要以講文學史為主，而略講或者不講文學作品。其實，這是一種舍本逐末的行為。因為學生們更多的是從文學作品中而不是從文學史中汲取知識與營養。例如，有些學生沒有讀過《水滸傳》，只能對《水滸傳》的藝術特色、寫作源起、結構體系等侃侃而談，而對《水滸傳》的具體內容卻并不了解。“以史為綱”進行教學的結果是使學生偏執于對淺層次知識的了解，而不能洞悉文學原典的真諦。
其次，觀點陳舊，非出己意。文學史是當代人寫給當代人看的，其對文學作品內容的理解及藝術特色的分析等都具有歷史性。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史對同一文學問題所持的觀點或許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的人在寫文學史時，由于占有資料以及歸納角度的不同，所持的觀點也未盡相同。以“變文”的定義為例，游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是“寺院僧侶向聽眾做通俗宣傳的文本”［2］，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是“轉變的底本”［3］，劉大杰主編的《文學發展史》認為是“講唱奇異故事”［4］，鄭振鐸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是“和演義一樣，把故事再演說一遍”［5］。如果我們的古代文學教學以史為主，而忽視對文學作品的講授，那么將會使學生失去判斷的標準。要么是對某個觀點深信不疑，要么是面對不同觀點莫衷一是。由于對文學作品本身缺乏足夠的了解，他們很難提出屬于自己的觀點。毋庸諱言，學習文學史其實是學習文學研究史。今天所謂的文學史無非是用一代一代人的文學研究資料堆成的歷史?！耙允窞榫V”的教學將使我們越來越疏離文學作品。與此同時，文學史對各類文學問題所持的觀點也會嚴重地影響我們對文學作品的分析與理解。
第三，涉獵狹窄，忽視原典。五四以來，我國的人文學科呈現了愈分愈細的趨勢。文學史教材也由“涉獵廣泛、兼容并包”，轉為“深究一藝、不關別類”。內容精于專，而失之泛。五四之前，對中國文學的學習歷來是以直接講授、背誦文學原典的形式進行的?！拔膶W史”之名是晚清以后才出現的?？梢哉f，此前的中國文學是只有“文學”而無“史”。雖然繼唐代吳兢的《西齋書目》之后，諸家書目有了“文史”之稱，譏評文人之得失，然僅附于“集部”之末，難登大雅之堂。范曄首創《后漢書》，其中的《文苑傳》雖開辟了正史文人傳記之先河，但于文學史不大相干。這種“大文學”觀念一直持續到近代。據復旦大學周興陸先生考證，中國人撰寫的第一部文學史是東林書院教授無錫人竇士鏞于1906年油印出版的《歷朝文學史》［6］。其內容乃涉及經、史、子、集等各個方面，延續著廣義文學的觀念。其純文學理論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對各時期文學作品的脈絡加以說明，總體上仍是為閱讀文學作品服務的。而在以后的文學史中，純文學理論的比例逐漸提高，且逐漸專門化，最終形成狹義文學史的觀念。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對文學原典的閱讀愈發缺乏興趣了。
二、誤區之二：獨學不用，教學目標得不到實際落實
統而言之，古代文學課程最主要的教學目標有兩個：一是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二是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這兩個方面其實都離不開實踐訓練。人文素養包括人的氣質、情趣、意志、道德修養等，這些并不是靠背誦幾首唐詩、宋詞就能得到提升的，還需要深入的精神體驗才行。我們學習古代文學不僅僅是為了積累知識，而且要從古圣先賢留給我們的豐富經典文學作品中體悟人生，陶冶情操，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同樣，寫作能力的提高也是以大量閱讀、鑒賞經典文學作品為基礎的。當前高校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只學習，不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只講不練，忽視實踐教學。就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來說，不論是人文素養的培育，還是寫作能力的提升，都離不開實踐教學。古人立身處事的道理是暗含在文學作品之中的。通過對古代文學的學習，我們要使學生明白文學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層次的道理，并引導他們將這些道理應用于自身。只有這樣，才能使其人文素養真正得到提高。以《史記•項羽本紀》的教學為例，教師除了講授文章的行文風格、藝術技巧、人物形象、文體類型以及所記歷史事實等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導學生深入思考“通過對這篇文章的學習自己究竟從中得到了什么啟示”、“自己從中學到了什么做人的道理”、“于自己的人生有何幫助”等問題。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7］、“文選爛，秀才半”［8］，其實強調的就是學習與模仿經典范文的重要性。讀的多了，練習的多了，掌握了各文體的寫作規律，寫作能力自然就會得到提升。所以“讀”與“寫”應該貫穿古代文學教學的整個過程。在教學中，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對詩、詞、曲、歌、賦、文、小說等各類文體進行創作訓練，把他們變成溫文儒雅之士。
第二，隔絕古今，對古代文學敬而遠之。目前，在高校仍有相當一部分師生認為，古代文學就是過去的語言文化，是死去的文本，面對它仿佛有一種距離感，更不用說身臨其境地感受文學作品的豐富內涵了；還有的甚至認為，古代文學作品的內容于今天毫無關涉與益處，只能用來欣賞。許多學生感覺自己只是在被動地學習古代文學，而無法融入古代文學的智慧體系之中。他們很少思考古代文學中所涉及的某些問題對其自身發展及當今社會有何影響，認為其雖然博大精深，但所關涉的內容與今日的社會生活相距甚遠，并無實際用處。基于以上認識，多數師生對古代文學持“敬而遠之”的態度。事實上，中華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作為文化之基的中國文學也是一脈相承的，是沒有古今之分的。之所以將其分為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主要是為了方便研究與教學?？缭絻汕Ф嗄甑墓糯膶W作品和我們當今的社會生活其實是有著密切聯系的。古代文學作品中所贊揚的知恥、守信、氣節、倫理、氣度等人文精神，同樣也是當今社會所大力倡導的。在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古今都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不應隔絕古今，更不應將古代文學看作是過去的事情，于我們無關。雖經世事流轉，朝代更迭，然于人之常情，古今一也。原因很簡單，一是共同的人性，二是文化的傳承與積淀。學習古代文學作品其實就是在與古人對話，讀古代高品大德的文學作品，無疑將使我們受益良多，除了“文章之藝”之外，于人生、事業、家庭諸端皆必有可取法之處。
三、誤區之三：避重就輕，講授內容存在片面性
古代文學作品數量龐大，我們不能對其一一進行講授。但是，這不應該成為某些教師任意選擇篇目進行講授的借口，也不應該成為教師任意選擇某些文學史內容作為講授重點的理由。事實上，古代文學教學應遵循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要把各個歷史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主要的文學思潮、最重要的文學家以及最基本的文學體裁講解清楚，使學生對上述內容有所了解。然而，在實際教學中卻存在著以下兩種現象。
第一，駕輕就熟。有些教師只講傳統名篇，而對自己不感興趣或不太熟悉的篇目不做講解或略作講解。很顯然，這種講法不能反映整個古代文學的實際面貌，學生也得不到應有的訓練。名篇固然重要，而對于那些反映一代文學風貌的賦、玄言詩、宮體詩、詩僧及其作品、筆記文、八股文等也需兼顧。其實這些作品就像唐詩中的“排律”一樣，雖然數量不多，也非主流文體，但其中卻包含了大量的藝術技巧與歷史、文學知識。比如，“四六”文為歷代“章表奏記”所用之體，歷經唐、宋古文運動而不衰。在宋代，四六的好可以青云直上，官運亨通。文章利病，不在奇偶。對于這種集智慧與技巧于一身的文體，我們應在古代文學課堂上進行詳細講解。古往今來的事實證明，只有經過技巧訓練，寫作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再如，作為明清科舉程文之一的“八股文”也并非像某些人描寫的那樣可怕。作為明清兩代知識分子競相習作的文學體裁，在我們的古代文學課堂上介紹一點也未嘗不可。要讓學生全面了解古代文學的整體風貌，一方面要盡可能選擇合適的教材，另一方面，要合理安排課時。即使教材編排有所遺漏，對于這部分內容，教師也應該適當補充一點，務必使學生有“大文學”的眼界，而不能只局限于傳統經典名篇之一隅。
第二，重雅輕俗。當前高校的古代文學課程多以講授各個時期貴族文人所創作的傳統詩文為主，可以說是將雅文學之路一走到底，而對俗文學不大重視。這雖然和歷代流傳下來的俗文學作品較少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長期以來人們對俗文學持輕視態度所造成的。許多優秀的俗文學作品難以被選入教材，現行文學作品及文學史教材中雅俗比例懸殊。雅文學作品比比皆是，而俗文學作品卻寥若晨星。這是導致廣大師生注重雅文學的直接原因，而對俗文學不甚措意。雅文學是用精致的貴族化的書面語言寫成的，而俗文學是用世俗的平民化的書面語言寫成的，在古代文學領域，其實雅、俗一直是并存的。就文學作品的整體來講，俗文學作品的數量并不比雅文學少。這從敦煌藏經洞所存唐、五代、宋、元作品中可見一斑。雅、俗文學作品之間也并無絕對的界線。同一文學家，可能既創作雅文學作品，也創作俗文學作品。南朝民歌轉為宮體詩、宋詞由宛約到豪放、宋詩的以俗為雅等，其實就是由俗到雅的轉變。俗文學作品對下層社會生活的反映是雅文學作品所無法替代的。所以，我們今天應更加重視歷經數百上千年而沉淀下來的為數不多的民歌、史詩、神話、寓言笑話、民間故事、禪宗燈錄、道家語錄、詞曲、寶卷、小說、雜劇等俗文學作品，充分發掘其所蘊涵的文獻價值，而不是把它們當成文物而束之高閣。只有做到雅、俗并重，我們才能從古代文學作品中全面汲取營養。
四、反思
1.應充分重視古代文學教學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養在某一方面技能突出而在其他方面什么都不中用的人，也不是要培養對某一領域鉆研得很深，而對其他領域卻一無所知的人。這就要求我們要加大人文教育的力度，這也是高校的理科專業開設“大學語文”、“藝術欣賞”等通識課程的原因所在。古代文學為國學之基，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時期，文、史、哲以及藝術之間的界線是不甚分明的。比如《周易》、《老子》、《莊子》、《墨子》等既是哲學著作，也是文學著作；《詩經》、《禮記》、《荀子》等既是文學作品，其中也有大量的關于音樂、舞蹈等藝術方面的論述；《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既是文學著作，也是歷史著作。而且古代文學不管在作品數量和時間跨度上都大大超過現、當代文學作品之和。在傳承中華文化以及培養國人的人文素質方面，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學反映現實的廣度與深度未必能夠超過歷史與哲學，但文學所具有的審美性，更能感染讀者。中文系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質量，小而言之，對于全校人文教學具有示范作用；大而言之，對于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高校古代文學教師的責任可謂重大而艱巨。因此，應加強對這門課程的重要性的認識。
2．應加快古代文學教學改革
以上問題不是短期內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個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改變這種局面，需要進行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要編出內容全面、雅俗比例得當、重點突出、應用性強、有針對性的文學史教材。其次，古代文學教師要有傳承與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使命感與整體眼光?！斑@門課程不應被當成“史”或“論”來講解，而應重點講授文學作品，引導學生多讀和細讀經典文學原著。使學生通過閱讀感受中國文學的藝術魅力，從而培養學生典雅的氣質與高尚的情趣，并進一步體悟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9］。再次，要改革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應加強師生互動，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在課堂講授的同時輔以背誦與模仿訓練。通過學習和借鑒古典名篇的語言藝術，將其轉化為一種實用的技能，以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最后，在學習古代文學時，應消除白話與古文、雅與俗的人為界線，同時也應消除貴古賤今、以今非古、重雅輕俗等錯誤觀念。
參考文獻：
［1］葉燮.見《原詩•一瓢詩話•說詩啐語》［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6．
［2］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540．
［3］袁行霈，等．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30．
［4］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26．
［5］鄭振鐸．中國文學史［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377．
［6］周興陸．竇警凡．歷朝文學史——國人自著的第一部文學史［n］．中華讀書報，2002-01-16．
［7］陳壽．三國志［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17．
目前古代文學教學中存在諸多誤區：其一，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策略；其二，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其三，以傳授理論知識為主。這些均不利于學生專業核心能力的提升，使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脫節。本文主要對古代文學的教學誤區的成因進行剖析，并提出具體的改革途徑。
關鍵詞：
《古代文學》；教學；改革
古代文學課程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承擔著奠定學生學業基礎、培養學生專業能力的重任。近年來，普通高校這門授課時間最長、課時最多、參與教師最多的基石性課程，正逐步喪失其豐沛的活力和能力培養功能，被放逐到“雞肋”的行列中。這種尷尬的教學效果主要源自以下教學誤區。
一、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策略無法培養文學感悟力
從高校教學管理來看，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安排便于檢察監督課程進度和課堂教學內容。由于教學計劃是全部按照教材目錄做的編排，教學監督部門也很容易評判教師的課堂教學工作量多少和完成情況。從教師方面來看，以文學史為中心的講課方法省力省心，教學難度低。教材已經把相關問題總結得相當完備，而涉及的文學史宏觀研究資料豐富易得，備課輕松，講課出彩。尤其是在課程考核時，教師以教材制作參考答案，評閱試卷按知識點給分，方便精確，不擔心學生質疑和管理部門的后期檢查，簡單省事。學生也認可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方法。應試教育使得大多數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缺乏大量閱讀，反復記誦，悉心體驗，古代文學基礎不牢，知識面不寬，闡釋作品，感悟作品的能力不強，能夠熟練閱讀古文的學生鳳毛麟角。而這種教學法恰好回避了學生的尷尬，只需要一本教材和幾頁筆記就能順利輕松地通過考試，助長學生記筆記、背筆記的學習誤解。古代文學課程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培養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的把握力。古代文學作品是古人的心靈體驗和文字表達，要求學習者投入個體的心靈感受和體驗。“古代文學是探求人的心靈和情感的學科，不但創作者需要藝術的想象力，研究者同樣需要以充沛的想象力去做‘同情之理解’。”［1］由于忽視古代文學作品教學，使“文學作品已經失去了在文學學科中應有的基礎，而處在一種知識傳授的輔助地位”，［2］架空了學生的能力培養目標。
二、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忽視培育學生的學術能力
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具體表現為“滿堂灌”和“一刀切”的教學法。采取“滿堂灌”和“一刀切”最利于完成教學任務。因為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龐雜，如何讓學生在有限的課時了解古代文學發展歷程和紛繁復雜的狀貌成了擺在授課教師面前的重要問題。教學組織學生討論發言、闡釋作品、論證觀點等活動顯然難以完成艱巨的教學任務。最便捷的做法即按照固定程式概括、梳理作家生平、作品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等文學史知識，闡述文學史觀點，同時蜻蜓點水地提到大量名作或者名篇名句佐證文學史。例如，李白、杜甫、蘇軾都是古代文學發展中“集大成”式的人物，既是課程的重點，也是學生興趣的焦點。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已經接觸了不少他們的生平經歷和名篇名作，缺乏的是依據作品從更深的層次去理解李、杜的“集大成者”的不同表現。但在課堂講解中教師往往該簡化生平經歷沒有簡化，該深入解析作品卻輕描淡寫，沒有講透課程的重點。“最直接的表現是，講作家必講生平、思想、藝術成就及影響，講作品必講背景、內容、手法、語言。重條分縷析，輕整體感染和心靈的觸發，重說明、講解，忽視描述、抒情，像解剖醫生一樣冷靜與漠然，文學的課堂死氣沉沉沒有激情，自己都不被感染，怎樣感染學生？”［3］由于假設學生的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是平均的，教師在授課時往往采取“一刀切”模式，無視學生興趣和能力的差異，用普及古代文學常識代替思維、能力引導。同時，由于教師對教學內容有絕對的處置權，隨意授課的現象嚴重，如用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擠壓教學中的關鍵內容、夸大自己的研究領域等現象時有發生。
三、以傳授理論知識為主的教學活動與社會需求脫節
古代文學最主要的教學目標有兩個：一是提升學生的內在素養，如情趣、氣質、意志、修養等。二是培養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包括口頭表達和論文寫作、創作等。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礎。培養學生深厚的人文素養，就是要培養學生出色的語言表達力和寫作能力。目前古代文學的教學活動未能重視社會應用，以傳授理論知識為主，沒能激發古代文學的資源活力。因此，中文專業學生存在基礎知識薄弱、獨立思維不足、文字表達遜色、發展缺乏后勁等致命缺陷，無法滿足社會對中文人才的能力期待與需求。古代文學以傳授理論知識為主，不利于培育中文專業學生的核心能力——語言表達。這種教法利于完成教學內容，但在課堂上進行具體的文學能力操練幾乎不可能。多數教師在課堂上只是傳遞諸多已成定論的觀點，缺乏示范文學問題的提出、論據的搜集、結論的分析論證過程。大多數時候文學作品只是作為論據羅列出來，教師并未進行精妙傳神的賞析。學生無法獲得語言表達熏陶和研究思路的啟蒙，不能激發學生反復體味揣摩所學知識的動力。加上課后的作品閱讀和寫作訓練不能及時跟進，學生的文學感受力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和訓練，不會賞析作品，不能熟練寫作，也不具備思考與分析文學問題的能力，畢業后難以勝任實際的文字工作。
四、以能力培養為導向的古代文學教學策略設想
當前社會對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的語言審美力、運用力、創造力、寫作實踐能力、口語交際能力等文字應用實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改變古代文學的現行教學模式，根本無法走到良性的發展道路上來。如何適應社會需求培養出高質量的應用型人才，是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必須面對的問題。以能力培養為導向的古代文學教學應該引導學生吸收古代文學的養分提高專業能力。策略如下：
（一）教學內容設計科學合理
課堂教學時間有限，應該對每節課都能精心設計，最大限度地引導學生掌握古代文學課程的學習方法。有效閱讀、解析作品的前提是具備并能自覺地運用科學、系統、的文體知識和理論來指導解析文學作品。在課堂教學中應該確定以文學史為綱領，以作品講解闡釋為中心的教學策略，引導學生體會、揣摩作品的情感和表達機巧，激發學生廣泛深入閱讀的興趣，促進學生課后自主閱讀作品。優秀的古代文學作品本身就是閱讀和寫作的范例。如何通過感性的文學感悟洞察文學作品中的情感表達技巧和復雜的心理活動、流變狀態，使閱讀真正有效地啟迪心智，創新閱讀者的意識思維和語言能力？最便捷高效的途徑就是研究古代文學作品。對作品的情感和寫作技巧反復揣摩才能真正開啟心智，構建并塑造學生的語言體系，完成能力培育的現實目標。
（二）教師重視示范作用
教師的課堂教學應重視對學生能力的引導與研究示范。教師梳理文學發展線索、考證作家生平、闡述作品精妙、分析論證文學爭議的種種活動，應具有示范性和引導性，讓學生理解每一個步驟環節的能力培養功能。教師要以文學的語言向學生示范如何體悟典范作品的美感、如何闡釋其表達技巧，培養學生正確閱讀古代作品的習慣而非膚淺、機械生硬地肢解作品。教師應教會學生閱讀作品的方法，引發其閱讀原典的興趣，積累基本的文學經驗，培育出敏銳的文字感受力和文學感悟力，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
（三）建立課外持續性學習和評價的平臺，重視學習習慣的養成
古代文學的能力培養空間主要還在課外。能力的養成有賴于扎實的基礎。“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而反三隅”的教學方法不可能在現代課堂上實現。網絡的發展給課外學習提供了方便。教師可以建立網絡學習空間加強和學生的互動，及時跟進、指導學生課后的閱讀、寫作活動，及時回應學生疑問并能迅速找到問題所在。當學生的古代文學的學習習慣養成自然后，能力的持續性發展也順理成章。同時，一些在課堂教學環節無法進行的文學訓練和學習效果評估也可以借著網絡傳輸來實現。例如，教師可以對學生的古代文學閱讀、能力基礎進行摸底，將學生分組，有針對性地布置相應的能力訓練作業，開發學生的學習潛能。古代文學課程是一座充滿營養與活力的寶庫，承擔著重要的精神導向和能力培育責任，應該朝著引導學生能力發展的方向發展。確保課程教學完成后，學生不但能從宏觀上把握古代文學的發展脈絡，還能精妙地闡釋古代文學作品，有較為扎實的語言功底、基本的寫作能力和科研能力。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獨學不用”“學而難用”要不得。想要學生改變，教師首先要改變思維方式和授課習慣。教學管理部門也應該理解文學教學獨特性，信任和支持教師的教學改革。
作者：田寧 徐劍鋒 單位：西安工程大學人文學院 西安航空學院
參考文獻：
［1］馬東瑤.對古代文學史教學的幾點思考［J］.中國大學教學，2012（2）：47.
在如今流行的幾種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中，道學家的文論往往受到高度評價，政治性強、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注重實用性的作品不但被選入教材，而且還得到推崇。與此相反，一些政治性不強但文學價值很高的作品卻往往被視為“形式主義”、“唯美主義”而受到責難。文學史教材一向對唐宋古文運動推崇備至，而對駢文、賦等文體不遺余力進行抨擊，都是這種傾向的表現。先秦兩漢時期，文學還未獨立，文史哲不分，真正的文學散文還未誕生，講授古代散文自然不能不從歷史散文和哲學散文講起。經過魏晉“文學的自覺時代”之后，還將韓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論》等政論、史論文作為優秀文學作品進行講授，恐怕是很不合適的。作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內容的載體，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及作品選等教材可謂種類繁多，異彩紛呈。任課教師在選用教材時，應該依據人才培養目標，根據人才培養方案的要求，按照教學對象的學習目的和實際需求，本著“取法乎上，點面結合”的原則，選擇一套學術觀點公允，成果最新，材料豐富，學界有較高公認度的教材。在教學過程中，以此為本，兼介其他影響較大的文學史。
通過不同版本、不同觀點的文學史分析比較，任課教師可以加以點評，也可以說明自己的觀點，為同學們既開闊了學術視野，也為學生思考問題和分析、解決問題就方法意義上作了展示。尤其對那些擬報考研究生的同學幫助最大，為他們今后進一步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就作品選而言，教師也應采取這種開放性的原則。在選擇一種與文學史配套的作品選本的同時，還要向同學推薦介紹其他有關選本，并介紹各自的特色，并且鼓勵同學們課下根據個人興趣，指導他們閱讀有關作家的選本及別集。這樣做的好處不言而喻，為那些將來有志于研究古代文學作家的學生指明了道路。我國古代文學史的內容本身具有很大的穩定性，不像我國現當代文學史那樣，具有很強的時代色彩、更新很快。
建國之后編著的文學史教材，具有一定的時代色彩，但其基本觀點還是比較穩妥的，因而被使用多年受到眾多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生的好評。近年來，由于學術研究的日新月異，很多新材料、新研究方法與研究手段的出現，使新的文學史教材應運而生。老教材的優點是學術根基扎實、闡述精煉，缺點是名詞老化，方法陳舊；新教材的優點是觀點新穎，立論高遠，缺點是有些觀點爭議較大。在教學過程中，建議把二者結合使用，取長補短，給學生介紹較為客觀、準確、最新的文學史觀點。另外，任課教師還應經常瀏覽國內外最新研究動態和前沿的學術信息，及時把學術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學中來，不斷為自己的教學注入新鮮信息，增加授課內容的豐富性與科研色彩。
二、教學方法改革勢在必行
教學方法的改革直接關系到教學目標的落實、教學改革的成敗。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經求同學們對于教學的意見看法，并及時調整改變教學方法，以期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傳統教學方法要求學生熟讀乃至背誦大量的名句名篇，讓學生從誦讀中領略作品的韻味，進而體會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風格特點，從而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是其成功之處。但傳統教學方法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諸如傳播信息量小，不大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這也是難以避免的。傳統教學方法的短處正是現代教學方法的長處?，F代教學方法可利用多媒體技術，極大地增強了課堂教學的信息量，同時調動了學生視、聽、觸等各種感官，在短時間內全方位地接受盡可能多的信息，提高了學習效率。例如，在學生沒有很多時間閱讀大量文學名著的情況下，適當播放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可以使學生對原作有一個大致了解。指導學生將文學名著與改編的影視作品進行比較分析，探討改編的得失，也可以使學生加深對原作的理解。
當然，現代多媒體技術在古文教學中運用，也不是萬能良方。除了受客觀條件的制約之外，運用不當也會帶來副作用。在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時，每個學生腦海中浮現出的文學形象是不一樣的，對作品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樣。以觀看影視作品代替對文學原著的閱讀，就會削弱學生對文學語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根據名著改編的那些影視作品已經被融入了改編者對原作的理解，即使標榜忠實于原著，也因藝術樣式的改變導致不可能與原著完全一模一樣。因此，在采用這種教學手段的同時，必須加強對學生閱讀原作文本的指導，否則就會對學生造成誤導，容易使改編過的影視作品等同于作家作品。
三、教學方法探索與實踐
單純的教師講授教學法，將學生置于了被動接受的地位，教師只要完成了“傳道授業”的任務即可，學生也是忙于“四記”：“上課記筆記，考前背筆記，考試答筆記，考后全忘記”。這在當今大學校園可謂是屢見不鮮。在以考試為中心的我國古代文學教學中，同樣存在這樣的弊端。筆者認為采用以教師講授與學生討論相結合的教學方式，會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具體說來，可分為四個步驟：學生精讀、教師導讀、師生研讀、學生實踐。學生精讀。近年來，在高校古代文學教學中，越來越多的學生的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面及閱讀量跟不上教學的進度，學生只滿足于通過影視來了解古典文學名著，也許這和當今的“讀屏時代”有關。但他們只是從文學史上的引文中斷斷續續了解作品的片斷或只言片語，并機械地記憶教科書中的結論，缺乏個人理解，失去了學習古代文學作品的意義。由于課時所限，教師又無法帶領學生在課堂上逐一閱讀作品。因此如果采取精讀經典的辦法，并列出具體篇目，定期逐人檢查，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通過對這些作品的精讀，學生可以舉一反三，體會到唐宋詩詞的結構、語言、風格等諸多方面的特點，有利于培養學生閱讀古代文學作品的興趣。
而且熟讀這些文學精品，會成為他們文學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受益終生。教師導讀。在精讀經典作品的基礎上，教師可以講解作家作品的相關知識，并適當補充與之相關的背景知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掃清理解上的障礙，指導他們對作家作品進行深入思考。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教學語言的運用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古典文學作品中大量的語匯，僅用標準的現代漢語解釋，說明其涵義，可以說完成了教學任務。但是，如果教師用一些更加鮮活的語匯加以解釋，效果自然大為不同，也會提高課堂的教學效果。師生研讀?？梢栽诮虒W中適當地穿插討論的方式。就某一專題，要求同學們課下認真閱讀，深入思考，然后組織討論研讀，讓同學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提高同學們的思維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
注意要選擇那些爭議較大的作品，讓同學們在討論中發表個人意見，只要言之成理，自圓其說就可以。由于學生受知識面窄、閱讀時間短等因素的限制，難免在討論中出現一些不成熟、片面、偏激的觀點，有的同學對作品的理解還停留在表面層次，這時教師要在討論的基礎上進行總結，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和弱點。在討論后的教師評議中，對那些有價值、有新意的觀點，要及時給予肯定，使同學們在作品認知方面上升到新的層次。討論能使學生的學習由被動接受轉為主動探求，使同學在閱讀中發現問題，帶著問題進一步閱讀，從而進入良性循環。由于教學計劃與課時所限，討論不能經常組織；加之擴招導致的教學班規模較大，組織討論難度可想而知。但選準某一專題，分組進行討論，對鍛煉提高同學能力，加深對作品理解，還是大有裨益的。
[論文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文學史模式”，其教學目的、內容、模式和方法手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表現出陳舊、滯后的特征。這種現狀不利于學科未來的發展建設，因此，有必要結合本學科特點與社會時展需求進行改革。
中國古代文學是高等教育人文社會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是中文專業的主干課程，也是一門傳統學科，它歷經中國人民數千年的積累和傳承，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礎。對這一學科教學進行改革，探討其對現代化創新人才的培養，其意義可謂重大。
一、高校古代文學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漸趨冷落:傳統古代文學教學陷入困境
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積淀，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具有深厚的教育作用、美感作用。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價值觀念的變化，古代文學作為不能產生即時效應的基礎學科，日益受到冷落。在一些學生看來，古代文學只不過是“故紙堆”“老古董”，與現代生活脫軌，與市場經濟缺乏直接聯系，學習古代文學遠不如學習法律、經濟、新聞、市場營銷等課程實在，因為這些課程更能直接順應人才市場的需求。他們認為，多學幾首古典詩詞不如多掌握幾條計算機命令更能獲取擇業機會，會詩詞審美也不如擅長書畫、音樂更能明顯地體現出“一專多能”的優勢。在上第一堂古代文學課之前，常常有學生問“:老師，學習古代文學有什么用途?”這問話里包含了他們對古代文學課程的社會價值的懷疑。學生對古代文學的學習積極性普遍降低，中文系學生沒有讀過《周易》、《論語》、《莊子》等重要的文化典籍，沒有看完《紅樓夢》等“四大名著”的現象屢見不鮮。許多學生只是記筆記、背筆記以應付考試，而不通過閱讀來體味古代文學的意蘊，這樣下去，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會死記硬背、拾人牙慧，缺乏創造性，也不能深刻理解民族文化。古代文學的教學逐漸陷入困境:學生學而無味，教師也教而無趣。那么，導致古代文學教學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么?我認為，上述情況固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古代文學教學本身存在問題。像教學模式滿堂灌、教師知識老化、講解過于重視作品的社會性和政治性、闡釋流于空泛和程式化，都會使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和熱情。因此，古代文學課必須首先從教學本身進行改革。
（二）教學資料及現代化設備無法滿足教學
需要圖書資料的系統齊全，是文科教學科研得以發展的重要基礎?，F有圖書館藏資料多是通俗選本，缺少大型系統的專業資料集成和相關專業課程的研究成果集成。另外，在利用多媒體網絡、采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獲取信息、輔助教師講解與演示、支持學生自主學習、協作式探索方面，我們還面臨著許多困難。由于經費有限，很難開展高校校際間溝通、交流與協作，教學基本處于封閉式自我發展。此外，由于專業課時的縮減，學生的專業特征受到影響，受市場經濟中功利思想的影響，導致厚今薄古等等，不利于學科的教學發展。
（三）教學內容、模式和方法相對陳舊
古代文學教學內容一直受著文學史材體系的制約。文學史模式中過于強調文學作品的思想性、社會功用，形成了單一的政治批評、歷史批評，使得人們過多關注文學作品題材內容的重大與否，廣狹、深淺的區別，對于文學作為藝術其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探究得不夠深入，使得豐富復雜的文學現象被簡化，許多文學史上曾做出過突出貢獻、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著名作家作品及文學流派被單一的批評模式所排斥，文學豐富多樣的特點和自身發展規律難以得到體現。相應地，在教學上重師承、重積累，注重傳授確定性知識，學生缺少自主性學習，忽視求異精神、創新能力的培養。
二、高校古代文學史教學改革建議
（一）重視教學觀念的現代性
對于面臨困境的古代文學史教學而言，教師的教學觀念的變革是至關重要的，它是其它教學環節改革的原動力。作為精神層面的教學觀念包括對教學方法及教學內容兩方面的認識，最終還應當落實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在對教學內容的處理上，也應當努力適應以知識創新、素質教育為核心的教育新時代要求，積極轉變觀念，變知識傳授為素質培養和能力提高，改變大學專業教育過于專、精、細的傾向，努力打破學科及時空界限，積極做到以下兩點結合。
1．文學與文化結合
古代文學既是古代文化的表現形態之一，又是古代文化的載體。中國古代文學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特別深厚，如儒、釋、道對古代文學和文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講儒、釋、道思想就不可能理解古代文學。因此，我們要改變單純就文學而講文學的習慣，從文化的角度闡述文學，從文學中看文化的發展。例如，從初唐儒學的衰微看古文運動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從《儒林外史》了解科舉制度在明清時期的發展狀況等等，使學生對傳統文化和文學有比較全面的認識。
2．作品與理論結合
古代文學史既包含古代文學的發展史，也包含古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歷史，我們要改變只重作品而輕理論的習慣，以培養學生思考問題和研究問題的能力。詩文中的意象論、意境論、文道關系論，小說中的創作論、評點論等都是古代文學教學中不應忽視的理論環節。
（二）強調學生的情趣體驗
心理學認為，人的認知活動和情趣緊密相聯。任何認知活動都是在情趣的誘導下產生的。因此，在教學中，當學生的情趣被充分觸發起來時，教師期待的目標和效果就容易達到。其二，情趣有感染作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興趣，在一定條件可以互相感染，形成共鳴。所以，教學中，無論是教師或作品中的情趣都能對學生發生影響。其三，情趣具有印刻作用。真摯而深刻的情感、理趣會深深地印在人們心中，長時間地影響人們的思想行為。正是情趣的這三個特性促使我們在教學中必須注意喚起學生興趣，觸動學生情感，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實質上文學本身也是一種情感作用，從情感開始，然后歸到情感。因此我們講授、學習古代文學，決不能象一位無情的法官，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道德思想、人生觀、時代背景等一一去審判古代文人，然后給他們貼上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積極、消極、形式主義等諸如此類的標簽，而應當把文學的本質還給文學，挖掘古人的情感，用自己的心靈去和他們溝通。
（三）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是指人們由于對某些問題或現象加以特別關注，并產生出懷疑、困惑并力圖去發現和探索的心理狀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懷疑精神?！疤岢鰡栴}比解決問題更重要”，問題意識能讓我們始終保持思維的高度活躍性和敏銳性，透過司空見慣的現象或問題去發現或探索更多的內涵，從而使認識更進一步。古代文學教師也要力求在課堂上引導學生要時刻在頭腦中刻著一個“?”號，遇到問題多問個為什么，引導他們跳出傳統，求新求異，從新的角度去審視老的問題，而不是只知接受。當他們得出了令自己都大吃一驚的答案時，相信學生已經從中領悟了什么叫創新，什么是發散性思維。此時，學生的所得不僅在于一個問題的求解，更在于求解過程中思維能力的鍛煉。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教師要善于發現和導演，對于學生頭腦中的思考火花決不能放過。今日一個稚嫩的質疑，或許就是明天成功之花的蓓蕾。
參考文獻
[1]王成，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的幾點思考[J]，中國高教研究，2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