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5 16:31:49
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學發展的重要階段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技師院校；體育教學；重要性；發展困境
一、現階段技師院校體育教學的重要性
（一）體育教學能夠更好地幫助學生提高學習興趣
現階段的技師院校學生由于專業壓力比較大，沒有更多的閑暇時間進行體育鍛煉，而在日常的體育教學課程時間成為了他們主要的鍛煉時間。一方面由于技師院校學生各種專業課程緊密的安排，導致學生沒有過多的精力進行體育鍛煉，另一方學生在課后的體育鍛煉過程中又缺乏實際有效的體育鍛煉方法，導致鍛煉效果不佳。所以在技師院校開展體育教學不僅能夠幫助學生提高參加體育鍛煉的時間，而且還能夠更好的傳播科學有效的體育鍛煉辦法，引導學生積極鍛煉，提高學習興趣。
（二）體育教學有利于培養學生相互之間的感情
技師學院的學生平時在一起，大多只是討論專業學習或者是就業問題，而在教學課程中加強體育教學課程教學，能夠幫助學生們彼此增進了解的機會，在體育鍛煉中討論學習以外的事情，放松心情，為以后更好地投入學習提供身體保障。另外，在體育教學過程中也能夠增進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感情，老師與學生接觸多了，就能夠清楚的掌握學生的動態，清楚知道學生的思想狀況，為學生提供具有指導性的意見。
（三）體育教學能夠豐富學生的知識，培養學生的競爭意識
體育教學涵蓋的內容非常廣闊和復雜， 技師學院開展的體育教學不僅僅教學生如何進行體育運動，豐富學生體育知識，而且還包括一些體育常識，為以后進入社會工作，能夠適應社會。另外，在進行體育教學過程中還能夠幫助學生樹立正確道德觀念，通過以健康積極向上的競爭意識來完成自己的理想。在生活中就好比是一個競技場，技師學院學生在今后面臨進入社會工作時需要樹立只要付出汗水，就會有收獲的意識，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脫穎而出，得到屬于自己的“康莊大道”。
二、提高技師院校體育教學發展的策略
（一）落實教學責任主體，不斷統一思想
在技師學院需要改變以往傳統思想，避免陷入只重視專業技能的配選而忽視學生身體健康教育。落實教學責任主體需要從學校領導到一線教師相互結合，落實教學責任主體，全校上下都應該重視開展體育教育，理解開展體育教育的目的和意x，不斷建立統一的教學思想。在開展體育教學過程中，各個體育教師應該結合本校的實際發展情況，做出具有針對性的教學方案。此外，在開展體育教學過程中，可以成立專門的教學小組，不斷開展具有針對性的改進工作，明確分工，以“健康第一”的指導思想不斷開展體育教學，更好的培養學生的“德、智、體、美”，建立全方面的人才培養計劃。
（二）營造體育教學氛圍，加強宣傳活動
在技師院校的日常體育教學活動安排中，教師要通過營造一個健康的教學環境氛圍，讓學生主動參與到體育鍛煉中。在老師開展體育教學活動中還應該增加教學設置的靈活性，減少傳統體育教育的束縛，一方面使老師更有時間去設計教學方式，另一方面使學生也能夠以更充分的熱情去接受教學?，F在的許多院校都開展了室內和室外兩種體育教學，室內教授學生理解理論知識，室外開展體育實踐，增加了體育的開放性和趣味性。此外，還應該不斷加強體育教育的宣傳活動，可以利用教學宣傳欄、家長會、多媒體等方法加大體育教育的宣傳，讓學生充分明白體育教育的意義及價值。在體育教學過程中，老師也應該多鼓勵學生去宣傳體育影響，動員家長也一起參與到體育中，讓校園和家園相互結合，為學生的順利成長不斷營造健康的環境。
（三）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轉變教學觀念
在體育教學過程中，老師應該改變以往的傳統觀念，改變以往條條框框的教學束縛，不斷接受符合當前時代潮流的教學方法。學生在體育教學過程中需要更加積極主動的參與，老師需要重視開展體育教學的主體，重視不同學生的發展特點。體育教學是對快樂教學的延伸和升級，開展這一項教學要求的目的主要是幫助學生自發主動的走向操場、走進陽光下參與體育鍛煉。教師應該以學生為主體，轉變以前以老師、課本為主體觀念，給予學生足夠的體育鍛煉空間，通過以指引者的身份與學生進行主動的合作探究，幫助學生在今后的人生體育鍛煉奠定基礎。
（四）完善相應的體育評價機制，構建體育教學保障體系
開展體育的為最根本目標是幫助提高學生的體質，能夠有能好的身體基礎，為今后的發展起到良好的開端。因此，在開展體育教學過程中應該不斷完善相應的體育評價機制，檢驗陽光體育教學成果，提高學生掌握體育鍛煉技能收效。在日常的體育測評中，要堅持不斷完善體育評價機制，對不符合當前時展潮流的教學方式應該盡早淘汰，采取一些高效的評價方法。在體育教學過程中要不斷完善體育科目的測評工作，以此激勵學生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體育鍛煉。另外，在開展體育教學過程中還應該積極的構建體育教學保障體系，提高體育教學開展過程中的教學質量，在教學和課后的體育鍛煉中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幫助學生為今后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心態。
三、結束語
現階段技師學院所擔負的社會責任變得越來越重，需要培養出更具全面的人才，學院開展體育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幫助學生鍛煉出良好的體質和心理素質，幫助促進學生身體綜合素質能力的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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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運輸經濟學；交通運輸
中圖分類號：C91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運輸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和分析方法來研究與運輸相關的各種問題的一門學科。人類從事交通以克服空間距離的阻隔，是一項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任務，所以運輸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基本活動之一，研究運輸及其經濟問題是運輸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學科發展歷史回顧
要了解西方運輸經濟學學科發展，就少不了對其發展歷史的回顧，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觀察老路子，達到探索新路子的效果。筆者將其發展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醞釀階段、初創階段、騰飛階段和成熟階段。
醞釀階段
從古典經濟學時期運輸問題就開始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關注了，那些與運輸相關的經濟學現象多次被著名經濟學家作為案例來講解其所提倡的經濟學思想或理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高度評價了運輸對城市和地區經濟繁榮所起的重要促進作用，從此以后的經濟學家就一直對運輸及其經濟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運輸經濟學尚未形成體系，這一時期僅僅為醞釀階段。
初創階段
對運輸經濟學的專門研究起源于1850年D拉德納出版的《鐵路經濟》一書，這書為近代鐵路經濟科學奠定了基礎。此后，德國K肯尼斯出版了《鐵道經營及其作用》，奧地利E薩克斯出版了《國民經濟中的運輸工具》。后者構建了傳統運輸經濟學政策論和營運論兩條主線，為運輸經濟理論體系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貢獻。這幾本著作是運輸經濟學初創階段的主要著作，為運輸經濟科學奠定了基礎。
騰飛階段
在這一階段里，運輸經濟學科迅猛發展，研究范圍、研究方向快速擴大，交通經濟學類的著作層出不窮。這一階段可分二戰前后兩個時期來研究。
1、二戰前。1935年美國羅克琳出版《運輸經濟學》一書，標志著運輸經濟學從福利經濟學科中分離出來，正式成為一門獨立的應用經濟學科。1940年美國的約翰遜等人在《交通運輸：經濟原理與實踐》中討論了包括鐵路、水運、公路、航空和管道各種運輸方式的運輸經濟問題。
2、二戰后。由于經濟學在宏觀、微觀理論方面的突破，運輸經濟學也得到相應發展，許多經濟學家逐漸加入到運輸經濟研究的行列中。1950年費爾出版了《運輸經濟學》；1958年，約翰梅耶等人出版的《運輸業的競爭經濟學》對各種運輸方式的成本結構、運輸市場和運輸需求特性的開創性分析，也促使運輸經濟學發生了深刻變化。
成熟階段
運輸經濟學科在經歷了騰飛階段后，漸漸走向了成熟。這一階段包含兩個時期。
1、60年代以后。各國加緊建立各種運輸經濟研究機構，甚至出現了多國性的研究組織，例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運輸經濟研究中心等。運輸經濟問題涉及的學科范圍擴大到管理學、地理學、城市規劃、環境科學、計算機應用等十多個學科。這些都反映出運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的密切關系。
2、七八十年代至今。這一時期因能源、環境等方面出現危機，在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提出了新的運輸經濟課題。西方運輸經濟學除了綜合性的著作，如美國桑普森等人的《運輸經濟—實踐、理論與政策》、哈帕爾的《美國運輸：使用者、運動者和政府》以外，還有數量眾多的專門性文獻，如航空經濟、運輸與能源、運輸與土地利用等。這一時期，運輸經濟學開始運用標準經濟學分析方法進行研究，這標志著其開始步入了成熟階段。
運輸經濟學發展中的主要變化
從世界各國運輸經濟學的發展來看，最近幾十年該學科出現的一些新動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研究范圍不斷擴大
盡管從醞釀階段起，運輸界就沒能包攬過這一領域，但跨學科發展的腳步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運輸經濟學科的研究內容大致可分為：交通運輸與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的關系；運輸需求、供給、成本、運價研究；運輸政策與發展戰略研究；城市運輸問題研究；與交通相關的環境、土地利用、能源問題的研究。
加強了對運輸需求—供給一般規律的研究
目前運輸經濟學對運輸需求—供給的分析突破了舊范式下運輸經濟學的分析模式，不再是簡單地對運能和運量進行分析，而是從需求和供給特性的角度出發研究它們的一般規律。
研究方法日趨多樣化
當今科學界，各學科之間相互交叉、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研究運輸經濟已不局限于單一方法，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日趨多樣化、豐富化，各類定性的、定量的、邏輯的、歷史的以及計算機模擬等方法被廣泛地采用，特別是標準經濟學的進一步完善，促使運輸經濟學能夠更加有效地處理社會經濟中與運輸問題有關的大量復雜信息，能夠進行更精深的研究。
逐漸脫離經濟學和地理學等主要學科
與多學科參與研究運輸經濟問題不同的是，當前運輸研究似乎與經濟學和地理學等主要學科理論發展主流相脫離。在古典經濟學時期，運輸問題在經濟學理論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近期在經濟學分析過程中，運輸多被置于外生變量的地位，經濟學家們關注的重點已經從運輸問題上移開了。對于傳統的經濟地理學而言，其基礎也是建立在對運輸條件和運輸費用研究之上，可是運輸問題目前在國際地理學界已經不再是熱門話題了，有不少地理學家轉向對商業地理的研究。
關鍵詞 發展經濟學 發展中國家 經濟發展
發展經濟學是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研究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指導的一門新興學科。其發展歷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經濟發展思想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早期有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創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從事農業的人數伴隨著經濟的增長比起從事工業的人數會相對的減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題”。亞當斯密對社會財富和產出的嚴格界定和針對性的提出經濟增長的前景等，這些都可以視作發展經濟學發展的肇始。
二、奠基、發展與興起
雖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200多年，但是發展經濟學真正受重視卻是二戰以后。1948年對于發展經濟學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哈羅德和多馬提出將短期的、靜態的凱恩斯經濟周期學說長期化、動態化為經濟增長模式，被人們認為開當代經濟發展理論的先河，是發展經濟學的第一個里程碑。
三、演變階段
自上個世紀40年代以來，就主流發展演變階段來說，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惟資本化、惟計劃化和惟工業化。在這一階段，發展中國家發現發達國家擁有的最大共同點是普遍實現了工業化，因此眾多發展中國家將實現工業化作為提高商品勞務生產水平、改變在國際分工貿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為上一階段極力推行工業化，忽視農業發展導致在這一時期部分負面效應顯現。上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將全部身心傾注于工業化的問題，所以“絕對貧困”問題未受到重視。這一階段，“人類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這一看法被廣泛接受。
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隨著美國里根政府的上臺和英國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執掌政府，新古典主義和倡導自由市場經濟力量的經濟理論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這種背景下，前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問題可以歸咎于不完善的市場結構和不當的價格政策，過于活躍的政府干預和死板的計劃經濟政策等。
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末。伴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當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產力極大地提高。然而，發展中國家雖然縱向相比獲得了很大的進步，可是橫向與發達國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術方面表現的尤為明顯。
第五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在這一階段，又出現了對上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為指導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中遭受嚴重失敗而使得新自由主義備受質疑。
四、體系形成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蘇聯解體這一標志著市場經濟完勝的事件，發展經濟學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觀論調。然而，經濟問題的出現總是促使經濟學家去探尋問題的解決之道。在這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的外部環境以及學術領域發生了以下幾個變化：
首先，人們對于經濟發展的態度和看法發生了改變。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后，人們開始反思在以前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對于傳統的將經濟增長作為衡量發展的唯一標志，人們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和評判。這時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沙掷m發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滿足當代人的發展，同時也要不損害后代人發展的能力。這種發展是建立在經濟、生態環境和社會持續能力的基礎上，旨在追求長期永續的發展。
其次，新制度經濟學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人們原有的發展觀中極度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不顧一切追求高的經濟發展速度。然而事與愿違，那些片面追求高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末也遭遇了經濟發展停滯或不盡理想的境地。這時，部分經濟學家提出鑒于經濟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經濟中不光存在著政府失靈、計劃失靈的問題，同樣還會出現市場失靈的問題。以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強調一切依靠市場來解決問題的思路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的制度實際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規則、規則發揮作用時的特
點，以及在執行過程中人們相互作用的行為規范。
再次，內生增長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的應用。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正是有這些新理論的指導，廣大發展中國家又找到了一條新的發展路徑與方法。這些新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的運用，標志著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成熟?？v觀整個發展經濟經濟學發展史會發現，在發展經濟學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將發展經濟學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應用。
如今無論是理論發展，還是分析方法，發展經濟學都有著進步和發展。理論方面如競爭性均衡的經濟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等；應用方法和分析技術方面，如均衡方法、經濟計算和平衡分析及實證研究等。發展經濟學至此已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學科，同時也變成了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進行指導和研究的科學。
參考文獻：
[1]譚崇臺.發展經濟學概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6-7.
關鍵詞：新古典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為發展中國家，它是一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方式，使其脫離經濟落后的情況，從而進入發達國家的學科。所以，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具有非凡的意義。中國作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發展中國家，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有著迫切的需求。所以，研究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深入發掘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價值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一）古典發展經濟學階段
發展經濟學起源于17-18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目的是如何實現財富的增長，就是最為單純的經濟發展問題。所以，在古典發展經濟學階段，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問題就是經濟增長的問題。古典發展經濟學理論中有兩條重要理論，一是亞當?斯密斯提出來的“絕對優勢論”和大衛?李嘉圖根據其改進得出的“相對優勢論”，兩者都強調了合理分工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從古典發展經濟學理論分析，可以得知古典發展經濟學主張經濟發展自由論，反對國家干預。
（二）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階段
二戰結束以后，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意識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于是紛紛都將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來，發展經濟學也在這個時期進入到了第二階段――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階段。許多經濟學家經過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原因是經濟結構中存在著矛盾，具體表現在傳統的意識形態和先進意識形態的矛盾、落后的技術水平和先進的技術水平的矛盾、落后的農業水平和先進的工業水平的矛盾。這些經濟結構中的矛盾使得許多人民都沒有足夠的儲備資金，每天只考慮“活著”的問題，而沒有考慮享受生活，所以不會產生太多消費的需求，沒有消費需求拉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無法快速運轉起來，市場經濟無法得到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低，形成惡性循環。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難題，提倡通過國家干預經濟來帶動經濟發展。
（三）新古典發展經濟學階段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們都開始研究分析結構主義中所揭示的經濟發展難題，并逐漸產生了新古典發展經濟學理論。新古典發展經濟學理論強調了市場競爭的重要性，主張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來調節市場經濟，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新古典發展經濟學還提到了政府干預的作用，提倡以市場競爭為主，政府再加以宏觀調控，來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發展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一）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不能單單靠政府的調節或者單單靠市場自由競爭來推動。因為新古典發展經濟學中提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要結合政府的干預和市場競爭的調劑。我國市場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逐漸成熟，所以市場競爭可以作為主導，政府再加以宏觀調控，正確引導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二）經濟制度的變化問題
新古典發展經濟學研究了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中提出的結構主義問題，將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原因歸于制度問題。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過一段時間的計劃經濟，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式。而經濟體制的改變，主要是所有制的改變，從計劃經濟的公有制變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市場經濟，這就要求中國必須完善產權制度，明確財產的歸屬。
（三）經濟增長方式問題
最新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最好的方式是提高生產率。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主要還是靠投資，通過不斷地投資推動經濟發展，這樣的發展方式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到后期會因投資疲憊而發生收益遞減。正確的經濟增長方式應該是提高生產率，通過人才的培養、設備的更新、技術的發展等方式發展生產力，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中國的經濟已經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一些在經濟發展初期所用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顯然已經不適用于當前的經濟形勢。在經濟發展的新時期，中國應該努力探索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結合理論中實用性比較高的部分和我國國情，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并將理論運用到市場經濟調節當中去，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為我國經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做出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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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經濟；均衡“陷阱論”；楊格定理；產業關聯；鎖定效應；多重均衡；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雖然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邏輯性以及具體表現等基本問題仍存在較大爭議，但是不可否認，“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近年來國內最重要的經濟學熱點主題之一。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參與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討論甚至爭論之中，密集地發表了數量眾多、層次較高的論著。這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經濟學界對于當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這些討論已經將“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從現象判斷、經驗分析和戰略推演推進至理論研討層面。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成為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關鍵結點。
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就是在經濟學基礎理論中探尋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依據和模型基礎，依托基礎理論的框架和模型將現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時深化人們對于經濟學相關理論的認識。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討論的問題和思想，已經突破了現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范圍和解釋力，那么就有必要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進行相應的發展和完善，當前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進經濟學相關框架和模型的理論價值。因此，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是研究的必然趨勢，學者們也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們發現，就現有文獻而言，當前學者們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經濟學基礎，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處。如果能夠進行更為深入的探尋，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個更為可觀的理論圖景。通過初步研究，我們發現“中等收入陷阱”還存在一些更具理論深度的經濟學基礎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
二、問題的提出：現有成果評析及“再發現”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識和理論思考
雖然明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詞，最早出現于2007年世界銀行在北京的報告《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觀點卻出現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開始，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1]，可視為當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時任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兩會期間概括了“拉美現象”。他認為“人均GDP達到1 000美元以上，邁上重要歷史臺階，但是要警惕‘拉美現象’”，即“登上這個臺階以后，經濟在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社會矛盾突出，甚至加劇兩極分化和社會震蕩”[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銀行所劃定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界定標準②，馬凱的概括已經是與“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較清晰的表述了。當然，據此認為在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經獲得全面系統的研究，甚至認為世界銀行“炒冷飯”也是不恰當的。首先，由于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拉美現象”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未能挺進至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研究領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視為“參照性案例”和“個案現象”，并未引發學者們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其次，世界銀行將在此之前國際上已經廣泛討論的現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這個新背景就是世界銀行關于東亞經濟發展現狀的基本判斷和預見：2006年，東亞地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一旦越南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實現），那么東亞地區將有超過95%的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東亞地區的未來將主要取決于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和表現”。基于這一背景，如果東亞諸國也在“中等收入階段”陷入經濟增長停滯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圍而言，中等收入階段可能遭遇經濟增長困境的現象就不再是“拉美個案”，而是全球多數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演變為一個需要認真審視的東亞問題，以及需要深入討論的可能具有普遍意義的階段性問題和理論性問題。
另一方面，隨著東亞諸國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全球范圍內的主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也將逐步從“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起步問題，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僅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會引發深入的理論思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和麻煩，不僅僅出現在經濟的低收入階段和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問題集中在“低收入階段”，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資本積累問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會“一帆風順”，這一觀點，并不是經濟學家明確堅持的觀點，但是至少可以視為發展經濟學和經濟階段論學者習慣的“話外音”。在此我們可以簡單試舉兩例。在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中將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雖然羅斯托也認為從“‘起飛’階段到”到“向‘成熟’推進階段”大約需要 60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關于“起飛”的比喻還是容易將人們引入“起飛”前艱難積累與“起飛”后騰空躍進的聯想。因此，提到羅斯托的“階段論”，困難集中在“起飛”之前，起飛之后會順利實現增長的觀念，幾乎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如果這一觀念在羅斯托的表述中尚屬“聯想”范疇，那么，發展經濟學代表人物劉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確：“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去理解一個由原先的儲蓄和投資占不到國民收入4%或5%的社會本身變為一個自愿儲蓄增加到國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經濟的過程。它之所以成為中心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是迅速的資本積累（包括用資本的知識和技術）”[3]。劉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讓人們認為，只要解決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問題，或者只要度過了最為艱難的積累階段，有了收入和資本，經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什么大的問題。另一方面，像“貧困的惡性循環”“低收入陷阱”等理論，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討論經濟增長的困難，在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生計問題和資本積累問題之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則很少被提及。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警示世界多數發展中國家可能在度過“低收入階段”的困難之后，將遇到的新的困難，既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其實，也已經有學者開始討論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的歐洲所出現的“高福利病”或“歐洲病”[4]。
將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引入不同收入階段都可能出現的階段性的困難，消除傳統上“有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就會一帆風順”的習慣認識，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發的理論思考。
（二）階段論和陷阱論：傳統提法，仍需明確方法論源頭和基本模型
雖然部分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對于發展經濟學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并非無源之水，它只是發展經濟學習慣稱謂的自然延續。“中等收入”標識了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劃分不同的階段，是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傳統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則是發展經濟學描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困境的習慣稱謂。
除了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階段劃分論、李斯特的經濟階段論、錢納里的工業化進程階段論、霍夫曼工業化階段論、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等，都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劃分方法。世界銀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國家”到“高等收入國家”的階段劃分，是這一傳統的延續和規范化。隨著“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開，日本學者大野健一就從產業升級的階段劃分入手，闡述了“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重視國際直接投資（FDI）的作用，以人力資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釋“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彥對于東亞經濟發展“五階段”的重新劃分[6]，也被用于闡釋東亞諸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困境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習慣做法。例如馬爾薩斯人口模型所強調的經濟增長困境，在發展經濟學中通常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或“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也被稱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爾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區的“一個便士的資本主義”，也將落后的停滯狀態視為一種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狀態”。Mark·Elvin針對中國經濟史的“李約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說[7]，姚洋通過動態均衡模型證明了中國土地投資回報高于工業回報的“均衡狀態”導致中國錯過了科技革命[8]。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探尋還是卓有成效的。就現階段形成的基本共識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停滯現象，將這種可能的困境描述為“陷阱”也只是發展經濟學的學術習慣使然。發展經濟學的常見的“階段論”和“陷阱論”，可視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但是，把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努力停留在這個層面上，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在理論上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是什么方法論工具和經濟學思想，能夠為“階段劃分”提供一個堅實的方法論源頭？換言之，“階段論”的經濟學基礎又是什么呢？我們所看到的發展經濟學“階段論”，通常是學者依據其關注的經濟問題，從某個視角結合歷史經驗所做的“階段性分割”，將這種劃分與“階段性出現的經濟發展困境”相聯系，明確相應的劃分標準，并將這些劃分標準納入經濟學基礎理論進行解釋，進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這一切都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源頭，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同樣需要一個與之匹配的方法論源頭。
第二，既然經濟增長的困難不僅出現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構建一個能夠兼容不同階段的周期性困難的經濟學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礎上討論“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僅停在某個收入水平上的“個別分析”，一個既能區別不同收入階段的“階段性特征”，又能將不同階段的“均衡”納入統一分析框架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探尋的最終目標。
（三）比較優勢論：應納入開放條件下的重要理論支撐
通過比較優勢，或“動態比較優勢”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另一個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認為經濟增長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現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國家具有人力資源和技術等比較優勢，能夠保障經濟的高速增長，低收入國家則具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可以支撐高速的規模擴張，但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則相對不足[9]。在國內，張其仔通過動態比較優勢的“H-K”模型指出了我國“比較優勢斷檔風險”[10]，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撐。蔡昉也認為基于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的研究“暗示了一個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論解釋”[11]。
然而，以“比較優勢缺失”來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在邏輯上一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是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的，其意義在于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如果說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易中的狀態和地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經濟增長，那么，這種“外在于”國家經濟增長“內在規律”的因素，是如何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顯然，從“外在因素”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個有待添補的邏輯環節：為什么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對外開放和比較優勢？對外貿易和國際市場等“外在因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也說明，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經濟學基礎方面，“比較優勢論”只能充當開放條件下的一個必要的理論支撐，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相關模型在開放條件下需要納入和統一到“內在規律”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能獨立充當“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四）“再發現”的方向：源頭、模型和開放性
綜上所述，要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進行“再發現”，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個方向。第一，一個能夠解釋經濟發展階段性差別和階段性特征的基礎性的方法論源頭。第二，一個基于上述方法論源頭能夠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的，同時又能標明階段性差異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論源頭和規范的模型最好能夠就“比較優勢”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機理進行較為清晰的解釋。顯然，這三個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較大的難度，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難以深入下去的癥結所在。
三、方法論源頭：金融外部經濟
比較發展經濟學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經濟周期理論可以發現：“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其關鍵在于“結構重要”命題以及產業關聯機制。將“結構約束”和“經濟效率”相統一的金融外部經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的方法論源頭。
（一）結構重要：從階段論與周期論的比較研究開始
“發展階段”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如果關注點集中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段性特征”，以及相鄰發展階段之間的過渡等問題，那么，僅僅關注“波動規律”的“經濟周期”理論分析工具，是明顯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經濟周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被抽象掉的“結構性差異”則顯得非常重要。本部分從“階段論”和“周期論”的差別開始進行討論，將闡明由于抽象掉了結構性差異，“經濟周期理論”對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長期規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關鍵的內容。過度依賴“經濟周期理論”，忽略結構性問題，可能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上解釋力不足的重要緣由。這為我們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確定一條較為清晰的理論指向。
我們的分析可以從這樣一個“總產出”公式開始：
Y=A·F（L，K），
其中Y表示產出量，A表示技術水平，L和K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數量。
這一公式是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所普遍采用的“生產函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產出規?！?，被抽象為一個統一的加總的指標“Y”。相應的，經濟增長理論所討論的“經濟總量”和“經濟規?！钡脑鲩L和波動，也是這個“總產出”的增長和波動。這種處理方式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共識。很明顯，這種處理已經將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歷史現實卻表明，結構比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顯著的，這一差別一直被視為比“人均收入”更為重要的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關鍵指標”④?？梢哉f“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抽象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內容之一，也導致經濟學基礎模型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異。
當然，任何一個理論都沒有必要囊括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所有特征?！敖洕鲩L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也完全可以做出類似的辯解。但是，當我們關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困難”時，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作為解釋對象時，這種“抽象”將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同時被“抽象”掉的正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產業之間的結構約束和供求關聯機制。
當學者只關注一個抽象的“總產出規?！睍r，其假定的不僅僅是“對不同產業的結構比例不再關注”，還包括“生產出的東西都能夠找到相應的交易對象進行交換”。回顧一下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不難發現，“國內生產總值”即“總產出”在市場上可能遭遇的銷售困難，只來自于總支出和總需求方面，只有支出總量和需求總量的不足，才構成這些“總產出規?！痹谑袌錾系匿N售困難。換言之，“只要貨幣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間的市場交換將不會出問題。因此，以此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必然將經濟周期波動、就業不足、物價波動和經濟政策的關注點集中于“貨幣總量”等指標上。
如果我們將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納入視野，我們將發現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并不是所有的產品都能夠在市場上順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對象。這就是產業之間的“供求關聯”。任何一個產業的產品，都需要與其他產業部門相交換。在一定時期內，或者說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各產業之間彼此的“供求關聯”是相對穩定的。因此，某一個產業規模的擴充，必然要求其他產業規模的相應擴充，否則，“單獨擴充”其規模的產業，將由于“交易對象”的不足，而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上游產業生產的原料和中間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銷售價格（購買其產品的部門生產的“交易物”不足）。我們可以將這種“關鍵困難”表述為：任何產業部門的擴張，都依賴于那些與之相關聯的產業部門的“協同擴張”，否則“單獨的擴張”將受到懲罰。相應地，這一機制也會形成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當與某一產業相關聯的多數部門或者主要部門已經實現了擴張，那么，這一產業的擴張將是“自然的”“順暢的”，甚至是“強制的”。這一原理意味著，從“經濟結構”視角對經濟總量波動、就業量變動和經濟政策等基本問題，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根本性解釋，這是“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長期忽略的一個根本性解釋。
其實，在經濟學中，這種“結構因素”和“關聯機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確的。經濟增長問題，在經濟學中被視為“擴大再生產”問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不僅僅是總體產出的問題，不同產業之間的結構和關聯問題，必須被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馬克思關于這一問題的著名論斷：
“當我們從單個資本的角度來考察資本的價值生產和產品價值時，商品產品的實物形式，對于分析是完全無關的，例如，不論它是機器，是谷物，還是鏡子都行。……說到資本的再生產，我們只要假定，代表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商品產品，會在流通領域內找到機會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要素，從而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同樣，我們只要假定，工人和資本家會在市場上找到他們用工資和剩余價值購買的商品。但是，當我們考察社會總資本及其產品價值時，這種僅僅從形式上來說明的方法，就不夠用了。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另一部分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這在表現出總資本執行職能的結果的產品價值本身內形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盵12]
因此“社會總產品”不再被視為一個整體的C+V+M，而是區別為兩個不同部類的I（C+V+M）和II（C+V+M），無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兩個部類之間在結構和比例上都要服從相應的等式要求：簡單再生產條件下I（V+M）=IIC，擴大再生產條件下I（V+V+M/X）=II（C+C）。違反這些比例結構將會形成“價值革命”，導致經濟危機。在馬克思那里，這種“結構約束”是引發危機、阻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在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中，貨幣和總需求政策問題，才是導致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
總之，抽象掉了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不僅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且忽略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困難”，經濟結構顯得尤為重要，一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
（二）金融外部經濟：結構與效率相統一的方法論源頭
雖然在古典經濟學和經濟學中包含了可以處理結構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大量有價值的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慮到“中等收入陷阱”與發展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之間的特殊的關系。我們還是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脈絡中明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論源頭。
金融外部經濟就是這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源頭。實際上，金融外部經濟也一直充當著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1943年，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產業部門之間的交互依賴。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統論述了“技術外部經濟”和“金融外部經濟”概念，并將羅丹的研究視為對金融外部經濟的應用。自此，金融外部經濟成為討論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結構性依賴的關鍵方法論基礎。西托夫斯基也被視為金融外部經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實，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經濟概念，是經濟學家維納于1931年提出的。
我們認為，金融外部經濟是操作結構性差異、產業關聯機制的關鍵的方法論源頭。要闡明金融外部經濟的方法論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點，對金融外部經濟進行剖析。
1931年，作為對經濟學界20世紀20年代“成本大爭論”的總結，經濟學家維納在《經濟學》期刊發表了著名論文《成本曲線和供給曲線》，系統闡述了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常見成本曲線，同時也在分析中明確提出了“金融外部經濟”（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經濟可以表述為，由于對服務和物質產品整個產業的購買量增長所導致的服務和物質產品價格的下降。產業A的金融外部經濟可能是其他產業B的內部經濟或外部經濟，如果產業A購買了更多的服務或物質產品，它們的價格將下降，因為產業B可以用更低的單位產品生產出這些產品”⑤。這是金融外部經濟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從這個表述中不難看出，金融外部經濟實際上是外部經濟的報酬遞增機制在產業關聯領域的延伸和應用，是報酬遞增機制與關聯機制的結合體。
產業關聯是各產業產出規模之間的交互依賴。而報酬遞增機制則是規模與效率之間的密切關聯，是指生產規模越大，生產的平均成本越低。導致這一機制的原因包括：規模擴大為更為專業化的分工提供條件，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勞動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產規模提高了對固定資本的利用效率，使單位產品分攤的固定成本減少，等等。所謂金融外部經濟就是指一個部門的生產效率受到與之存在供求關聯的部門的生產規模的影響。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將“產業關聯機制”所描述的“規模聯系”和“結構依賴”，推進至“效率聯系”和“技術聯動”。在金融外部經濟的視角下，由于各產業規模之間的必然聯系，各產業以規模擴張為基礎的效率提升和技術進步，相互關聯、相輔相成。
這一原理最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楊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經濟的表述更為貼近本文所關注的“結構因素”“產業關聯”“技術進步”等內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廣泛分布于高級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領域，因此本文選擇“金融外部經濟”來指代這一原理。關于這種依賴和關聯機制，克魯格曼將其表述為：“這種循環關系意味著一國可能會經歷自我強化的工業化（或者無法實現工業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
金融外部經濟只是描述了各產業之間相互關聯的“結構依賴”和“效率依賴”。那么，如何將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發展障礙”呢？
實際上，發展經濟學的“平衡增長”理論，例如“大推進”理論、“貧困的惡性循環”等理論，都是從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經濟”的思想，同時也是對“發展障礙”問題的模型化解析。但是，這種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說并不完全符合經濟學模型所要求的嚴謹的學術規范。由赫希曼發起的對“平衡增長”理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這一理論的失敗。其實，赫希曼的“產業關聯”機制、“關聯效用”和“主導產業”等理論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經濟基本思想的另一個表達方式而已?；谙嗤暮诵乃枷?，卻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夠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觀點。這也是金融外部經濟理論在后來需要被重新發現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經濟
20世紀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經濟為基礎的“大推進”理論等“超發展理論”重新被相起關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對“大推進”理論的模型化?？唆敻衤鼘⑦@種模型化的成果稱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較為簡化的數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們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經濟的核心思想，提供一個更為簡潔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彈性供給假定。將我們討論的范圍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門的城鎮工業化部門，除了這些部門之外，還存在一些能夠為這些部門提供彈性要素供給的低效率地區或低效率部門。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經濟”為前提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只要一國經濟仍存在城鄉差異、區域差異，存在一部分部門為另一部分部門提供具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我們的分析就可以進行。由于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往往無法實現完全的市場化，部門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效率差異普遍存在，且整體經濟增長的表現主要依賴于效率較高的工業化部門，所以，這一假定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研究還是可以接受的。在歐盟，其勞動力、資本流動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國家，這樣的彈性要素供給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產業關聯機制。國民經濟存在眾多部門，一個部門能夠獲得的“回報”取決于這個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交換”。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門產業規模都相應提高后，這個部門所獲得到的回報，即收益才能相應提升。
第三，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機制和離散的技術分布。隨著規模的提高，每一個產業在不同的生產規模上單位要素的產出效率提高，促進企業采用新技術，即更高的生產規模意味著高技術水平的人均產出會提高。但是，技術是離散分布的。同時，更高的技術也意味著單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們可以假設，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會高于技術所取得的產出的增長幅度，即只有在經濟方面“合算的”⑧技術才會被采納。
如圖1所示，生產規模從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別為FA、FB和FC，其中生產規模越大，技術水平越高，例如生產規模的要素使用量達到FB時，可以采用更高的技術，從而QB/FB>QA/FA，同樣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術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價格，單位要素價格計為W，其成本計為C。
由于存在“要素彈性供給假定”，我們可以將分析限定在各產業部門的規模持續擴大的規模擴張式的“經濟增長”背景之下。在這一背景下，依據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似乎經濟增長會“一帆風順”地進行下去：各產業的生產規模越大，單位要素的產出越高，同時產出規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報酬的提高幅度，工業化部門會持續擴張下去，其效率水平會越來越高，人均收入也會越來越高。但是，由于存在“產業關聯機制”，模型的結果將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產業間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關聯機制，一個產業部門在相互關聯的市場交易關系中能夠“換得”的產品，取決于其他產業的生產規模，這些在交易中所換得的產品，就是這個部門的“實際收入”。這個“實際收入”并非取決于這個產業自己的生產規模，而是取決于那些與之交換的各部門的產出規模。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企業采用“新技術”后“要素成本”的上漲幅度低于生產規模的上漲幅度，但是，如果其他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未出現擴張，那么，產業的“實際收入”將不會增長，因此，擴大生產規模、采用新的生產技術，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產業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到新的水平上，新技術才是合算的。所以，經濟系統并不會自然的持續擴張，絕大多數產業的規模被確定在某一個水平上時，各產業最優選擇的均衡點，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產規模和更高的技術，而是保持在原有技術水平上。
因此，隨著各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由小到大，經濟系統“均衡機制”的結果不是生產規模的持續擴大，而是會存在多個離散的均衡點，越大的生產規模，對應著更高的均衡點、更先進的技術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必須所有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才是“合算”的，任何一個產業部門單獨擴張，將會因為“實際收入”增長滯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長而變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產規模才是符合“均衡機制”要求的最優選擇。相對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點”而言，較低水平上的均衡點，就是發展經濟學中所說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相統一的“陷阱論”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時，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布賴恩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上，系統論證了經濟系統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布賴恩的分析也是以“報酬遞增”機制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論和研究思路的差異，布賴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視為“演化經濟學”等理論的代表。在這里，我們可以借用布賴恩的術語，對于經濟系統交易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提出一個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釋。
任何一個均衡點，都可以通過“成本—收益”機制促使經濟系統向均衡點移動。如果A、B、C三點分別代表低、中、高三種收入水平。以B點為例，當經濟系統從低于B點的收入水平接近B點時，各產業之間以QB為基礎的交易關系逐步形成“均衡機制”。這時，各產業所面臨的市場交易規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產業規模的擴大形成“正向激勵”，各產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會受到均衡機制的“吸引”進入B點。這種情況下“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現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動，形成良性循環，構成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自我強化”機制。但是，一旦經濟系統進入B點，各產業部門以QB為交易量的市場供求關聯最終形成，當經濟系統試圖繼續擴大生產、改進技術、提高收入時，以B點為中心的“均衡機制”同樣會發揮其“吸力”，在某些產業部門擴大生產時，需要面臨其他產業部門較小的生產規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導致收入增長滯后于成本上漲，甚至收入無法增長。產業規模擴張面臨“均衡機制”的“懲罰”。這種情況下，同樣是市場“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卻表現為經濟系統難以實現“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鎖定效應”。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動態機制可以表述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動態過程，隨著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術水平由低到高，經濟系統將在經過不同的“均衡點”時，交替出現“自我強化”的良性互動和“鎖定效應”的惡性循環。這是對中長期經濟周期，尤其是伴隨著技術進步的經濟周期的另一個“結構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進入均衡狀態的經濟系統所面臨的“鎖定效應”，就是各種“陷阱說”的經濟學基礎。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為階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論支撐
上述分析還未在模型中引入階段性的“結構性差異”。實際上，技術變革本身，就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差異”特征，不同的技術水平，往往對應著生產部門之間不同的分工關系，不同的中間產品鏈條和產業間不同比例結構的差別。
最為典型的“結構性差異”模型莫過于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模型”，在這一模型中，技術進步被處理為“資本有機構成”即C/V的提高，而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對應著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即第一部類在總產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產業關聯”可以將這種“結構性差異”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結構差異”的引入本身，也會形成對經濟發展障礙的另一個有力的解釋——由于產業之間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經濟系統需要適應產業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那么，調整的困難還將進一步增加：各產業之間的交換數量需要發生相應的調整，調整的過程中必然需要部分產業承擔收益與成本變動，某些產業可能會因此而受益，另一些產業則會因此而受損?！靶陆Y構”的形成，會比原有的結構約束面臨更多的風險和困難。當然，這一要素的引入也說明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具有統一性。
五、對策悖論與開放條件：“比較優勢重要”的模型解釋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經濟系統進入某一個均衡點，固守于“均衡點”就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對策往往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對策悖論”。但是如果將封閉條件下的“均衡狀態”推廣到開放條件下，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均衡機制”所形成的“鎖定效應”將獲得緩解。這也部分地解釋了“比較優勢重要”命題。
（一）“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
“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就是“市場”與“計劃”之間的悖論，換言之，就是政府干預與否的悖論。按照“大推進”理論的邏輯，各產業在結構約束下的發展，需要產業規?！皡f同擴張”。然而市場機制則很難實現“有計劃的協同”，完全依托自發的市場均衡機制，其作用將不是“推進”，而是“鎖定”。因此，政府干預下的投資和“推進政策”成為發展經濟學重要的政策主張。然而政府的推進并非是單獨對某一個產業領域的支持，而是對各產業協同擴張的“大推進”，即對整體國民經濟的系統干預。實踐證明，這種干預在推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會形成對市場價格機制的破壞。除一系列“尋租”和“腐敗”問題外，更為嚴重的負面因素在于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則可能因為政府的過度參與而受到損壞，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活力”下降?；谑袌鰴C制進行政府干預，利用“稅收杠桿”等手段，通過市場機制施加政府的影響，也許是最佳選擇。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預，又防止市場損害市場活力，其“分寸”是很難把握的。通常，這種“最佳選擇”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狀態”。
（二）對外開放克服“對策悖論”
對外開放是克服上述“鎖定效應”，更具可操作性的對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對于“獨自擴張”部門進行懲罰的，正是封閉的經濟系統中產業之間的關聯機制。實際上，要克服這種“鎖定效應”，除了要求各產業部門在生產規模上實施“協同擴張”的“平衡增長”外，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暫時地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約束。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國際貿易，引進外資，就是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有效選擇。
在開放條件下，具有出口潛力的部門的“獨自擴張”將不再受到“關聯機制”的約束和“鎖定效應”的限制。生產規模擴大后，可以將更多的產品銷往國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國內市場各部門所提供的“交易規模”的限制。同時，“出口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還會通過“關聯機制”的作用，帶動其他相關部門的擴張，從而拉動經濟系統逐步脫離“均衡點”。當然，這種“開放政策”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一國需要具備能夠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而且這種比較優勢，需要在一國在脫離“均衡點”之前持續存在，或者不同“比較優勢”之間的銜接不會出現“斷檔”。否則，如果“比較優勢”在經濟系統進入到下一階段的“自我強化”之前就被耗盡，或者其力度嚴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國經濟在脫離“均衡點”的過程中，面臨重新回歸“均衡點”的“鎖定效應”，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出現“倒退”。另外，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分工也要受到國際市場風險的影響。全球范圍內的系統性風險將導致一國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根本規律依然根植于一國經濟自身的條件，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所提供的僅是部分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的“調整”，使國民經濟的“結構約束”出現一定范圍的“伸縮性”。但是最終的經濟發展動力必須源于國民經濟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市場活力。因此，過渡依賴國際市場，放棄合理的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建”和“回歸”，無異于放棄了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最終會因“比較優勢”的耗盡或國際市場的動蕩而遭遇打擊。
六、結論與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論價值和未來圖景
綜上所述，我們可這樣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將經濟發展劃分為不同階段，將某一階段上的經濟發展困境描述為“陷阱”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用法?！爸械仁杖胂葳濉笔前l展經濟學各類“陷阱論”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標識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結構性差異”并兼容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陷阱”因素的統一的經濟學模型。將理論源頭回溯到各類“陷阱論”的方法論基礎，即“金融外部經濟”，同時將重振金融外部經濟的高級發展經濟學“多重均衡”模型應用于解釋經濟系統周期性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較為規范的基礎模型。在這方面，經濟學所表現出的潛力和方法論優勢也值得關注。另外，這種分析也揭示了另一個重要的理論發展圖景：以政治經濟學再生產圖式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結構論”，是解釋經濟增長、就業和相關經濟政策等宏觀經濟學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現象的理論基礎[16]。構建以“結構論”為基礎的動態的經濟周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可以將長期分離的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等理論實現有效的綜合，對于各類經濟發展問題提供堅實的基礎理論模型，是一個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釋：
①也有觀點認為《東亞經濟半年報2006》已經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見明確的原文獻支撐。2006年11月份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報告》中的確涉及了東亞的“中等收入”問題，但是報告也指出，其觀點引自吉爾和卡拉斯的《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報告。
②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間還存在較小幅度的差異，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轉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與針對性》，《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2期。
④受購買力平價等因素的影響，“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結構”等相對性指標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種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釋議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與貨幣有關的，引涉貨幣的。從維納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斷，金融外部經濟所討論的實際上是涉及到貨幣對商品和勞務購買的，產業間的供求關聯。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在有些場合也被譯為“貨幣外部經濟”，筆者認為也可譯為“供求外部經濟”或“購銷外部經濟”。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這里使用“金融外部經濟”而不是“楊格定理”，概括這一原理，主要考慮到“金融外部經濟”與主流經濟學的關聯更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結構”和“產業關聯”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經濟”為主題的模型化努力相對較多。
⑦赫希曼認為，羅森斯坦和納克斯的關鍵思想是“平均的增長”，赫希曼通過“關聯機制”論證了“非平均增長”，其實羅森斯坦和納克斯以及其先驅楊格的論述中，關聯機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長”的關鍵因素。
⑧至少在“生產效果”上是合算的，當然，更多的產品能否獲得與之相匹配的回報，還要看市場交易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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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說史 課程特點 教學效果
《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它研究經濟學說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學習本課程，能明了西方經濟學說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了解今天流行的西方經濟理論和政策的來龍去脈，從而加深對它們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總結過去經濟學說的發展，吸收以往經濟研究中的科學成果和經驗教訓，創立適應現代要求的新的經濟學說，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可見，該課程的開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但從我國各高校該課程的教學實際來看，大多數學生反映該課程學習存在困難，學習缺乏興趣，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本文擬從《經濟學說史》課程本身的特點出發，提出提高教學效果的建議。
一、《經濟學說史》課程的特點
1.歷史跨度大，涉及人物多
《經濟學說史》課程內容涵蓋了自古希臘古羅馬時期起至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說止的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年代跨過幾十個世紀，涉及眾多的經濟學派和經濟學家。
2.經濟理論繁雜
《經濟學說史》課程以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派的主要經濟思想和理論為主要學習內容。其中包括重商主義學派、重農主義學派、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空想社會主義學派、經濟學派、邊際效用學派、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多個不同的經濟學派，經濟理論繁雜。
3.歷史性強、階級性突出
經濟學說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和演變的，各個時期的經濟學說，無一不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現實的某種反映，都帶有時代的烙印和特征。所以，經濟學說是具有歷史性的。
自從奴隸社會以來的人類社會都是階級社會，在階級社會里，社會分裂為經濟利益對立的不同階級。由于經濟學說研究的對象直接涉及到各個階級的經濟利益，所以，在階級社會中，各種經濟學說和經濟理論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二、提高《經濟學說史》課程教學效果的建議
1.精心組織教學內容
第一，編制“經濟學分段表”，梳理教學內容。目前我國的《經濟學說史》教材不少，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篇幅大，內容龐雜。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陷入大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中，搞不清先后，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點，嚴重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在課堂教學中，為了提高教學效果，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梳理，通過編制“經濟學分段表”， 把重要人物、重要觀點、重要事件納入其中，使學生對經濟學說的發展脈絡有清晰的認識。
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筆者把經濟學說的演變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前古典經濟學階段，包括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濟思想，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以及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第二階段是古典經濟學階段，包括從18世紀下半期亞當斯密經濟學，經過19世紀初期李嘉圖和薩伊等人的經濟學，直到19世紀中期的約翰．穆勒的經濟學，他們是產業革命前夕到第一次產業革命完成和初期發展階段，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第三階段是新古典經濟學階段，包括始于19世紀70年代初期的邊際革命，到該世紀90年代出現的馬歇爾經濟學，這種經濟學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末期。第四階段是當代經濟學階段，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出現，標志著這個階段的開始。
第二，遵循“以一為主，聯系背景，平行兼顧”原則，介紹經濟學派。在西方經濟學發展歷史中，經濟學派層出不窮，這些經濟學派存續時間長短不一，影響力大小不同，代表人物眾寡懸殊。但事實證明，無論哪個學派，其各個成員的觀點雖基本一致，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須遵循“以一為主，聯系背景，平行兼顧”的原則，才能使學生對這一學派全面了解并且印象深刻，記憶持久。所謂“以一為主”就是找出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對他的經濟學說作重點介紹；“聯系背景”就是在認識這一經濟學派的時候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平行兼顧”就是在了解主要代表人物的經濟學說的基礎上兼顧介紹其他經濟學家的學說，并把它們與主要代表人物的經濟學說比較著講，對他們的理論的繼承和批判關系進行分析。
第三，綜合運用“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階級分析法”，對經濟學說和經濟學家作出客觀評價。經濟學說的產生和發展總是跟經濟學家們所處的歷史條件緊密相關，一定的歷史條件賦予當時的經濟學家進行理論研究的任務，也為他們的經濟學說打上歷史的烙印。因此，我們在評價經濟學說時，要運用歷史分析法，把當時的歷史條件聯系起來考察，才能對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而運用經濟分析法則要求我們在評價每一個歷史人物或他的經濟思想時要跟他的社會經濟根源聯系起來。另外，由于經濟學說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因此，在評價經濟學說時，還要運用階級分析法，要看他是代表什么階級說話的，在這個階級的立場上，他的理論有沒有合理的地方。綜合地運用這三種方法，才能對經濟學說和經濟學家作出客觀的評價。
2.采用多種教學方法
第一，課前學習法。布置學生在課前將各個經濟學派產生的歷史背景及重大相關歷史事件進行查閱、分析、提出問題，然后在課堂上進行提問和概括。課前學習法在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的同時，也拓展了學生的知識面。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性；古典學派；馬克思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學批判，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動力和方法。資產階級學者在創立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賦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隨著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資產階級古典學派也就走向破產了。的政治經濟學繼承這種批判性，將它發揚光大，從而建立了系統的科學體系，拓展自己的影響力。在當代，充分地張揚政治經濟學的這種科學批判性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批判性是政治經濟學與生俱來的特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具有鮮明而強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過各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學派活躍和興盛的時期，社會經濟的重心雖已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但重商主義仍然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必須對它進行批判。而資產階級“把土地所有權變成荒謬的東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為此，也必須對他們進行批判。當然，能夠這樣做是因為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還處于潛伏狀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的矛盾。
為了產業資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經濟學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及其重心的轉換，深入生產過程內部，研究隱藏其中的規律，因而這是批判地創立新的理論。馬克思說：“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睘榇耍鸵撟C商業必須服從工業，批判已經過時的重商主義。馬克思肯定地說：“現代經濟學不斷與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作斗爭?！?/p>
隨著發展階段的上升，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發展，社會總資本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有機構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卻不斷地提高地租，大大影響了工業資產階級的積累。因此，為了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經濟學還要進行兩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辯解；二是批判已經不合時宜的先前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以進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為先前的理論已經不符合已經轉型了的資本運動的需要。這樣看來，這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已經有所變化：一方面，是從貨幣主義者變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輩。相對而言，前者是一種“對他批判”，后者則是一種“自我批判”。與此相適應，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對他批判比較犀利，自我批判則主要表現在理論的創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并非始終全面自覺地實施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按照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而部分實施的。
斯密作為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學家，在發展配第提出的勞動價值論的同時，批判了重商主義。后者以流通過程為對象，并且只是簡單地描述流通過程的現象，這種方法當然不能從根本上說明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將研究的視野深入到生產過程的內部，并且已經開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連馬克思也稱之為“生理學研究”。這樣從對象到方法的批判當然會導致對理論內容的批判。正如馬克思所說：“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勞動，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憋@然，正是因為有科學研究的批判，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論具有一種擴張力，顯示了處于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斯密看來，地租和利潤一樣，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質上是資本家利潤中的扣除部分，這實際上已內在地包含對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還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懶惰和無知。但是，受當時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學，也沒有意識到批判對理論發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覺地反映過程發展的自我新陳代謝，因而不能通過自我批判解決他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跖，反而形成雙重而自相矛盾的規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覺、不科學和不徹底，限制了其理論本身的科學性。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較為發展的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根本的轉變，要求資產階級加速資本積累以利于在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型發展。但現實的社會關系卻是地租不斷增長，嚴重限制了工業資產階級的擴張和積累能力。顯然，建立在工場手工業發展基礎上的并且充滿矛盾的斯密的理論，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產業發展的要求，所以必須加以批判。因而這個新經濟時代的理論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業轉型發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決面對的現實阻力。為此，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學派，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論，批判、克服斯密理論別是價值理論的明顯矛盾，將它推向深入。這種批判重點在修繕基本理論，實際上也涉及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顯然，這屬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自我批判”。二是對當時相當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進行深入批判，這是“對他批判”。
李嘉圖所處的時代是機器大工業開始發展、商品生產更加發達的時代，這決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業和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資本運動。這就意味著他的研究對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價值論，堅持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馬克思認為：“李嘉圖著作……包含著他對以往政治經濟學的全部批判，他在這里同亞·斯密的貫串其全部著作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斷然決裂，而且通過這種批判得出了一些嶄新的驚人結果?！鼈兒喢鞫笠嘏辛四切┻B篇累牘、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觀念，從分散的各種各樣的現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質的東西，使整個資產階級經濟體系都從屬于一個基本規律。”盡管李嘉圖不能合理地處理好基本規律與發展的現實之間的差別，但這也表明他已經注意到基本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性。
李嘉圖對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因此，對同時代的庸俗經濟學的錯誤也有直接或間接的批判。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把利息歸結為利潤的一部分，把地租歸結為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使二者以剩余價值的形式一致起來”，這樣，它就把庸俗經濟學所尊崇的“虛偽的假象和錯覺，把財富的不同社會要素互相間的這種獨立化和硬化，把這種物的人格化和生產關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這個宗教揭穿了”。顯然，這是對庸俗經濟學的間接批判。
李嘉圖對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的批判更加激進。馬克思指出，李嘉圖“證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種完全多余的、同現代生產的整個制度不相容的關系：……他證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現代社會的其他一切階級的利益相抵觸的?！边@與當時土地所有者的辯解有直接關系。例如，馬爾薩斯在19世紀20年代初期，“曾維護這樣一種分工：讓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任務，而讓……土地貴族、領受國家和教會俸祿的人等等承擔揮霍的任務?！币虼耍瑢I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當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更加徹底，所以對土地所有者理論的批判就更為有力。
關于斯密、李嘉圖等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給予很客觀的評價，稱之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家”。如果從總體來看，從斯密到李嘉圖，他們理論的發展不僅與資本運動的特殊歷史階段有內在的聯系，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上升，分別對待批判的對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夠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現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變化。這也使他們的理論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論張力，更重要的是，這些批判都奠定在較合理的基本理論、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同時還反過來促進了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當然，馬克思也指出，古典學派的批判還存在著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觀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強制抽象”，使其價值理論并非完全科學化，“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狀態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之中?！倍?，無論在斯密或李嘉圖的理論中，都不能從各自的理論發展中體現理論的自我批判，只能從他們之間的歷史聯系中才能看到這個學派的自我批判?？梢姡姑芎屠罴螆D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覺和徹底。因此，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走向更高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成為主要矛盾，一切都變了，“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边@也決定了它的批判性開始消失，從而在面對更復雜具體的經濟現象時只能抱殘守缺。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徹底科學性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義上，當然會引起馬克思的重視和批判繼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資本論》手稿都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冠名，此后，還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當成《資本論》的副標題。無論哪個階級的人認真看了《資本論》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從其字里行間感受到馬克思強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種扎扎實實的批判。但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古典學派的批判性質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觀地再現資本運動，對其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對舊的社會力量進行批判，即代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盡管他所代表的未來社會還未出現，但資本運動包含的各種否定性因素已經暴露無遺，所以他是反映、代表這些否定因素對資本運動本身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對象不僅是歷史發展的，而且達到一定程度時還會是跳躍式地質變、被另外的過程所代替的。
如果說，“對他批判”是新的過程對舊的過程的批判，人們比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過程的新階段對舊階段的批判，這一點卻是鮮為人知的。在古典學派的理論中，“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之間缺乏聯系，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反映資本運動的“自我批判”與代表未來社會新過程對資本運動舊過程的“對他批判”卻是緊密聯系的。他發現，正是資本運動在特定的條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夠徹底戰勝封建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由于被批判的對象、過程不愿意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馬克思還要對來自資產階級學者的攻擊實施反批判，更要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換句話說，他的理論批判是與武器批判相聯系的。
馬克思的科學批判是基于唯物辯證法而實施的，在他看來：“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馬克思這里，辯證法是與他的階級立場緊密聯系的。這種批判性，來自代表無產階級的力量，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意識，只有這樣，才能超越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批判才是徹底的?？茖W批判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對他來說，批判是破與立的統一，“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對一種歷史發展的理論來說，批判性極為重要。沒有批判性，理論就不能發展，就不能顯示自身相對于其他相關理論的優越性和戰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從而不能避免教條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理論進行批判的時候，世界上真正了解歷史發展規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資產階級理論卻在整個社會占有了巨大的地盤。面對這種情況，他們沒有別的選擇，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論徹底科學化，另一方面還要擠進思想理論界，在批判資產階級理論的同時拓展自己的地盤。
《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實施徹底的批判，但不是簡單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現象，而是深入經濟過程分析其運行的根據及其必然發生的變化。它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不僅所依據的方法論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階級不同，所依據的理論也不同，還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包括他所繼承的東西。一方面，是對黑格爾方法的透徹批判，在此基礎上創立真正科學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涵著……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為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绷硪环矫妫恰皩θ拷洕鷮W文獻的批判州。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不用說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合理內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馬克思也持科學批判的態度。他指出，他們的歷史觀是唯心的，因而對資本運動只有共時態的考察，而否認其歷時態的運動。因此，即使是李嘉圖，其理論的對象、方法、內容、批判性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從其對象看，古典學派研究的是自然的過程，并且將商品生產、工業化等一般過程和資本運動特殊過程混為一體，從而將兩種過程的規律混為一談。他指出，所有的資產階級學者還都免不了兩個錯誤：“第一，簡單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產品交換之間的區別，把二者等同起來。第二，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睆亩鴮⑺牟煌瑲v史階段混為一談，將它的不同層面混為一談，與此相聯系，必然只重視物的運動，而忽視主體的作用。
馬克思還批判古典學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完全沒有聯系，但又使它們相互交錯，不斷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圖在抽象力的運用上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抽象還不夠深刻，不夠完全，因而當他……考察商品價值時，一開始就同樣受到各種具體關系的限制，而且還“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馬克思稱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強制抽象”。
馬克思還全方位地批判他們理論的內容錯誤，特別是將抽象性的范疇與具體性的范疇混為一談：“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余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余價值。由此必然會產生……理論謬誤?！薄沁@種錯亂，導致了他們不能正確地處理抽象的內在規定與比較具體的外在的社會表象之間的關系，甚至將表象當成依據、規律，因而其理論缺乏層次、不能表現歷史的發展，很難正確地聯系實際。
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性，馬克思既肯定古典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在客觀上批判“三位一體公式”錯誤的“偉大功績”，又指出：“甚至古典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中?！?/p>
這些“對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僅因為這種制度、理論與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成反比，還因為它們統治著整個社會，尤其是維護它的理論，決不可能通過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論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理論的建樹。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和批判是統一的。他自豪地說：“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痹凇顿Y本論》中，有許多問題是通過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條”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并且通過分析其產生的客觀原因而接近社會表象，以順勢闡明資本運動的內在規定如何在社會表面上顛倒表現，從而能合理地用對象的內在規定來解釋社會表象，使理論具體化，同時也解決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統一、李嘉圖企圖強制使之統一而破產的難題。另外，還有些領域，也是馬克思批判地開辟的。
最后，馬克思的敘述即邏輯過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說：這是“通過批判使一門科學第一次達到能把它辯證地敘述出來。”更重要的是，他在《資本論》中，通過研究歷時態的資本運動的階段上升來推動理論規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資本主義起點、初級階段、較為發展階段“資本家幼蟲”鴝、單個資本家、總體資本家的經濟行為的逐步演變，隨著理論邏輯階段的上升，后一階段的理論規定就超越、揚棄了前一階段的規定。這是以理論的邏輯發展來實現理論的自我批判，來反映對象的歷史發展。
必須注意的是，馬克思理論的“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是緊密聯系互動的。即以對古典學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圖所處的經濟時代很不相同，其理論都分別與他們對所處時代經濟過程的認識有關，所以對他們的錯誤只能在相關的研究階段分別批判，并分別成為進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驟。同樣的，馬克思由批判而實現的理論發展也反過來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對庸俗經濟學，《資本論》也是分階段有針對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據新階段的研究來批判的。
馬克思全面的科學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學價值，既有價值論層面、認識論層面，還有方法論層面，并且還可融入實踐過程中。他的批判又是歷史的，不是單單指向對象某一時點，因為資產階級本身及其制度是歷史發展的?！顿Y本論》的整個理論過程是分階段上升的，同時又是對象范圍、研究條件、理論規定的分階段上升，體現了一種有生命力的不斷發展、自我批判。
三、現代政治經濟學也應注意張揚批判性
徹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辯證法的本質，是政治經濟學突出的優秀品格，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因而當然是當代中國繼承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就理論的批判而言，我黨及理論界都始終注意將經濟理論與中國的各個發展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國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歷史證明，這些“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關鍵時刻發揮重大的作用。遠的不說，進入新世紀后，我們就堅決地批判了國內某些人否定、曲解勞動價值論的錯誤，在結合新的歷史條件進行的創造性研究中，堅持、發展了這一理論。
但是，由于這些批判都是在較長的時間內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分別進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論創新的方式表現的，并且主要是在黨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們大都沒有將它與政治經濟學批判聯系起來，更沒有將它與“對他批判”聯系起來。因此，通過一種特定的理論形式將它們比較系統地以一定的邏輯表述出來，是很有必要的。這種理論形式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專著或教科書，特別是高等學校的教科書，因為它的受眾比專著更為眾多、廣泛，而且更系統、通俗，能長期發揮作用。
從現在的情況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這種批判性的闡述還應該進一步明確和透徹，突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及其積極作用，既應將理論的發展即“自我批判”講透，也應有必要的“對他批判”。在介紹基本原理的發展時，應該闡明兩種批判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兩種批判無論從對象、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應該闡明，“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都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方面，并且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
首先，應該闡明我國經濟建設各個階段的理論創新就是一種“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論為基礎、沿著它的邏輯、在特定的區域內發展的，是結合新的歷史條件使原有理論發生轉型，以聯系發展了的現實。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決定了它既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絕大多數民眾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義，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結合市場經濟這一不可逾越的經濟形式，使基本理論具體化、中國化，這也是對發展了的具體過程的新規律、發展中遇到的困難進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著它要根據改革開放的階段發展，檢測前一階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問題，探索新階段的改革規律。這種“自我批判”也離不開“對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批判的基礎上，從中分離出一般過程，并且只讓它在經濟資源、而不讓它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上發揮作用，更不是對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簡單照搬。
其次，應該有明確的“對他批判”。一方面，是對當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力向外兜售的經濟理論，特別是它極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張進行堅決的明確的批判。但也不宜簡單地套用馬克思經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較強的針對性、說服力，還必須用最新的事實和發展了的理論來批判，說明它已經在俄羅斯的實驗中遭到可恥的失敗，說明它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憲法，特別要說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差別。對西方經濟學中專門針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研究，在借鑒的時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應用的前提、條件，并結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對它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不符合最廣大勞動群眾根本利益、不利于社會生態良性發展的事情或傾向、言行進行堅決的批判。馬克思說過：“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蔽覈鴳椃鞔_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有制為主體。但現在很多人卻有意突破這一根本性規定，極力宣揚降低國有企業在整個社會經濟的比例和地位。這是一定要徹底批判的。在現階段，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就是盡善盡美的東西。無論在哪個時代、哪種社會條件下，市場經濟本身都存在著許多無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現實過程中，這些弊病都已經相當充分地暴露了。這也是必須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實際的（不是理論的）市場經濟青睞有實力的主體，它通行的原則是表面上的公平，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其競爭機制會激起人們對財富的盡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導致財富過多過快地集中在實力強大的主體手中。它的調節大都是滯后的、以資源的損失和浪費為代價的。所有這些，都應該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普照”而糾正。還有，在現實過程中，也有許多偏離改革大方向的事情發生，例如，當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擴大過快、基尼系數突破警戒線且居高不下，過度追求量的增長而忽視結構的優化、資源環境的保護，過度依賴資本的投入，個別黑心企業主盤剝虐待工人的現象存在，經濟腐敗急劇發酵等等，對這些不是少數、局部、偶然的情況，的政治經濟學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必要的批判。當然，這種批判也不是簡單地套用改革開放以前的理論就事論事，而要依據現階段發展了的理論，即在基本理論基礎上結合新的階段、條件而轉型的理論來批判。
理論的發展不單純是自身的發展，還要在對別的理論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展現自己的優越性和戰斗力。一種理論再好，沒有市場、沒有社會影響力，也沒有意義。如果人們對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因此，批判地對待西方各種理論和社會思潮的挑戰，批判地將其中某些有借鑒意義的東西分離出來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違背中國國情的錯誤，已經成了擺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務和責任，也是提升政治經濟學“社會占有率”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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