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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創新;金融風險管理;內控體系;市場經濟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0.093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5）20-0-01
1 金融風險的新特點
金融行業在市場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對金融行業而言，其存在普遍的風險因素，一旦金融風險的識別和控制不及時，就會使金融市場出現混亂，從而破壞正常的經濟秩序。通常而言，引發金融危機的因素較多，如市場環境因素、金融企業自身因素等，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就存在多方面的引發因素，國際市場的資本集團人為進行金融操作，導致泰國的外匯儲備不足以彌補外資流入，同時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增速過高，其不良資產出現了極速膨脹，再加上世界性分工不合理，貿易和貨幣體制的不平衡性，綜合各個方面從而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
當前金融危機呈現了新的特點，首先，金融危機的破壞深度和廣度更大，這是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成為了一個整體性的經濟組織，一旦局部出現金融危機，在短時間內就會蔓延到世界，給世界經濟造成關聯性的破壞。其次，金融危機會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崩潰，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的經濟收入受到削減，房地產業需求量下降迅速，人們的購買能力下降，從而造成房地產業的大蕭條。此外，金融危機的破壞性體現在股票市場上，金融危機引發股市暴跌，大量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出現倒閉，使得股票市場大受沖擊，股市市值蒸發迅速。
2 金融管理中識別金融風險的重要性
識別金融風險是控制金融危機的首要工作，通常而言，在最短時間內及時識別風險的存在有助于進行針對性的政策調控，從而把金融風險扼殺在搖籃中。當前我國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不甚完善，強化金融風險的識別避免對整個金融市場造成嚴重沖擊，有助于對已經存在的金融危機進行后期修復和調整，維持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規范金融風險的識別機制有助于規范金融市場，以應市場變化，同時有利于建立規范化的競爭機制，維持金融市場的可持續發展。此外，金融風險識別和政策的完善聯系密切，反應迅速的識別機制使政策調整更具針對性和科學性，適應金融創新條件下的金融管理需求。
3 金融管理中風險的識別和控制策略
3.1 強化金融市場的資產組成評估
資本是金融行業的核心，充足的資本有利于應對金融危機，而資本不充足則會降低對金融風險的應對能力，從而導致金融市場不斷惡化。在金融市場中，資產組成結構是衡量資本優良與否的關鍵參數，因此，要強化對資產組成的評估，側重于對先進、貸款、固定資產、證券等多種形式的資金進行衡量評估，明確資產的組成形式以及大致數量，并以此評估其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以便于做好應對之策。
3.2 優化資本的準入機制
金融創新條件下金融風險管理要增強資本的硬約束力，資本金的硬約束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金融機構出現承擔的風險轉化超過資本金，當前資本金消耗殆盡之后，必須進行依法的破產和重組;其次是在金融機構發生破產之前，如果金融機構的風險相對于其資本金過大，監管當局有權限制金融機構開展風險較大的業務，以將金融機構的風險承擔降低至與資本金相適應的水平;最后是金融機構應該在統一的風險政策下，依風險配置資本，即進行風險資本配置，作好風險預算。
3.3 建立治理結構和內控體系
治理機構是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原動力，良好的治理機構能夠為金融風險的控制提供有利支撐，同時風險管理的量化和控制都應當建立在完善的內控體系上。當前建立治理結構和內控體系是我國金融風險管理中應重點解決的問題。因此，金融機構要解決資本金不足的問題，就要健全治理結構，從本質上增強對風險的“硬約束”能力，同時，建立獨立的董事制度、內部審計制度，逐步形成以風險管理部門為核心的風險管理組織體系。
3.4 完善中介服務
金融機構完善中介服務，可以有效掌握市場經濟信息，有利于對風險做出正確的識別和度量，有利于提高風險控制策略的有效性。但也要重視中介服務所帶來的風險性，一旦中介服務出現問題，就會造成反饋信息的錯誤性、延時性，甚至會誘導金融機構做出錯誤的市場判斷，從而造成經濟損失。銀行在金融機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要從銀行信貸的風險識別入手，保證銀行貸款業務盈利，以保證銀行不會出現貸款虧損，從而提高金融市場的穩固性。另外，要突出銀行在金融市場的把握作用，保證銀行有足夠的資產存儲量來應對風險。
4 結 語
我國的金融行業飛速發展，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鑒于金融危機的強大破壞力，要在金融創新的條件下加強對金融風險的管理，提高識別和控制能力，維持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楊菊華.金融機構風險識別和風險管理[J].時代金融，2010（2）.
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市場的警示是深刻的、長遠的。我國也是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在大量地吸收外資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服務，我國也存在大量的外債，我國銀行業受國家政府的控制程度也很高，同時權責發生制的執行也使得我國銀行業在收入的確認上違背了會計謹慎性原則，助長了泡沫經濟。尤其重要的是，我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呆、壞賬是我國金融危機產生的最大隱患。從金融會計的角度，我國銀行業欠缺一個象西方那樣“信息提供正確及時、問題反映客觀公正、自我調節靈活機動、對策處理果斷有效”的成熟會計核算監管機制，這是我國金融會計風險產生的頭號大敵。
金融會計具有核算和經營管理兩項主要功能，一方面直接負責財務管理、損益計算和經濟核算；另一方面通過反映情況、提供信息、分析預測來實現計劃管理、資金管理，對整個銀行業務經營進行控制和調節。因此在分析會計風險時，我們應將重點放在如何強化金融會計職能方面，也就是在分析金融會計風險類型和我國金融業會計風險現狀、原因及控制時，界定在會計職能的發揮上面。
一、金融會計風險存在八種類型：
(一)信息失真風險
銀行的一切業務活動都要通過會計信息進行反映，為維護自身利益不少行違反金融政策和上級行有關要求，在會計信息處理上大做文章。致使會計部門提供的信息資料不真實、不充分，真賬假表、假賬假表、任意調整收支科目等現象事實上掩蓋了信貸資產的質量和風險，影響對銀行經營狀況的客觀評價進而帶來更大的風險。
(二)監督乏力風險
雖說我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均要求商業銀行必須依法經營，但在不正當利益的驅動下，發放繞規模貸款、違章拆借、賬外投資、私設小金庫、越權承兌、貼現銀行匯票等違規情況屢禁不止，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會計核算監督檢查不力、會計懲罰制度未跟上，從而變相地助長了違規經營情況的蔓延，加大了經營風險。
(三)財務成本風險
存款對于增強銀行資金實力、奠定在同業競爭中的地位無疑是必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存款既是立行之本，也是支出大戶。不顧效益擅自或變相提高存款利率，盲目增設網點機構，草率開辦各項新業務不計算資金成本，不搞盈虧臨界點分析等非正?，F象，加大了財務風險。同時籌集來的資金如果運用不充分，造成資金在銀行內的積壓和閑置，無效益資產的增加也會直接影響銀行損益風險。
(四)操作管理風險
這類風險是指在銀行組織內，由于會計操作上的失誤帶來的風險。主要包括：會計、儲蓄或經辦員責任心不強和法制觀念淡薄而造成的財產損失。銀行會計作為一項專業性較強而風險性又大的部門會計，面對大量結算票據、現金資產，以至密押、印章、重要空白憑證、有價單證等，一旦發生工作疏漏和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資產損失是巨大的，同時還會造成銀行信譽受損。
(五)支付結算風險
會計結算制度通過幾十年的理論研究和業務實踐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體系，《票據法》、《支付結算辦法》等的頒布為加強銀行內部控制和管理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實際工作中，有許多細節問題尚待進一步完善，特別是大額提現是結算管理中的一個薄弱環節。由于基層會計人員業務知識和風險防范意識的缺乏，越權辦理大額支付情況突出。對大額提現審核不嚴，極易產生支付結算風險。
(六)金融案件風險
目前社會上一些不法分子將銀行作為其獵擊的主要目標，各類案件居高不下、手段花樣層出不窮，無論是假匯票、利用信用卡惡意透支，明目張膽地掄劫，還是監守自盜、貪污盜竊、索賄受賄，任何一個案件必然會多少涉及作為整個經營核算部門的會計部門，一旦會計部門放松管制、降低核算水平，那就會為罪犯作案客觀上開了綠燈，加大了經營風險。
(七)誤導決策風險
會計部門未能充分發揮會計管理職能，未能及時向領導層提供決策需要的反饋信息，甚至未能通過核算分析及時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使得領導層決策失誤，這是會計人員的失職。目前，會計部門普遍沒有制定風險量化監測指標體系，參與決策職能形同虛設，無助于決策的科學化、周密化，一旦決策失誤損失無法彌補。
(八)會計創新風險
無論是從市場競爭的需要、金融國際化趨勢的需要、擺脫當前困境的需要還是從銀行所經營的貨幣和信用實質內容上來看，銀行都必須創新。從會計的角度，會計創新也是必須的。特別是在各行的財務管理方面，待挖掘的領域尚大。但如果不顧及適應這種開拓的良好的內外部環境，盲目照搬先進經驗，就會造成先進的管理經驗和落后的經管水平、客觀條件相違背的情況，如目前對企業全面推行的“權責發生制”對于我國銀行業經營水平來說尚屬超前，造成的虛盈實虧、用信貸資金墊支利稅的情況使我國銀行業普遍存在潛在效益風險。
二、會計風險與信貸資產風險的關系
(一)會計風險直接產生信貸資產風險
首先，如果會計在金融業務核算、經營、管理中出錯以至于在提供決策依據時發生嚴重誤導，在存在會計風險的同時，決策上失誤也必然帶來信貸資產風險；其次，會計信息系統失靈，必然會導致對金融業存在的信貸資產風險心中無“度”，沒有一套完整的使會計風險與信貸資產風險充分結合的風險監測指標系統、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改善，使金融風險日趨嚴重。
(二)信貸資產風險倒逼會計風險
資產質量差、利息回收率低，為追求利潤目標和眼前利益，必然存在人為調節各類報表，甚至采取種種手段虛增存款、利潤、壓縮逾期貸款比例，通過拆出資金、內部往來等科目超規模發放貸款等現象，促使會計風險更為加劇，核算質量難以保證。
(三)二者相互影響加大金融風險
會計風險與信貸資產風險二者產生后又互相影響、相互作用，共同增加了金融風險。所以在銀行業務經營中，要充分認識兩種風險的互動作用，在管理和控制金融風險時，必須二者并重、不能顧此失彼。
三、金融會計風險產生的原因
(一)外部政策環境
首先，一九九三年的財會制度改革在我國確立了權責發生制的會計原則，權責發生制未將會計謹慎性原則貫穿于業務發展的始終，不采用會計謹慎原則來指導銀行經營行為，小則事關金融業自身的厲害得失，大則事關整個金融業的安危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與否。經濟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亞洲金融危機從自身的角度來說就是脫離會計謹慎性原則而導致的泡沫經濟造成的，只重視權責發生制而忽略謹慎性原則對防范經營風險極為不利，甚至直接導致風險；其次，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監管缺少經驗，監管力度不夠，措施沒有及時到位，因而很難在風險處于萌芽狀態時進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第三，金融改革開放后，對金融會計在金融機構中的作用從上到下認識不夠，有關法規不夠健全，管理制度滯后，直接制約著會計職能的發揮，會計僅限于記賬、算賬、報賬。而忽略了事前預測、事中參與決策、事后分析評價的管理功能。
(二)內部管理水平
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經濟體制和會計觀念的束縛，會計理論陳舊、人員素質低，核算手段落后，嚴重地影響了銀行會計職能的有效發揮。現有的銀行會計基本上都是按照《金融企業會計準則》的要求對銀行的經營活動進行反映和核算，提供的會計信息較籠統，同時信息可加工性差，不能滿足風險管理對信息復雜多變的要求，會計信息質量不高。這表面上是由于目前的會計報表體系造成的，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由目前銀行會計的服務目的決定的，目前銀行會計的服務主要是外向的，側重于對外界提供各種信息，對內會計特別是管理會計重視不夠，信息質量不能保證。除此之外內控制度不健全或者說缺乏行之有效的稽查機制也是金融會計風險時有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會計人員工作繁重、知識更新慢，風險意識弱自我保護能力低再加上犯罪分子作案手段的不斷翻新、全融案件時有發生。在會計監管上，平時我們過于注重存款計劃、貸款計劃而忽略了成本計劃，造成成本觀念弱化以及在會計活動中法制觀念淡薄、競爭意識薄弱和競爭能力差等狀況，直接導致了銀行會計活動中風險的產生。
四、從宏觀、微觀兩個方面來規避會計風險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在充分了解會計風險成因的基礎上，要采取正確的政策措施。其指導方針是：遵循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原則，依據兩制、兩則及相關的法律法規，從自身人手，在強化風險意識、加強職業道德觀念、提高自身業務素質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會計核算水平和管理水平，建立科學的風險預警機制和風險防范約束機制，適量適度開展會計創新，督促金融機構強化內部控制，提高會計自身調節適應能力，防范化解金融會計風險、進而化解金融風險以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簡言之，就是依法監督、強化意識、提高素質、引導發展。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要防范金融會計風險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強化內控制度，實行集中核算
有效的內部控制實際上是金融機構從決策實施到管理、監督的一個完善的運行機制。其中獨立的會計及核算體制是其基本要求之一。金融會計人員業務上只接受會計主管的領導，會計人員進行賬務處理的唯一依據是有效的會計憑征。推行統一的核算軟件，實行賬務集中核算，實行業務處理和會計處理的分離會計資產負債表、財務報表由系統自動生成匯總上報，其他有關會計信息報表應當由會計人員獨立編制，任何人不得任意調整。這樣才有利于防止和杜絕銀行“三假”的產生，提高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才能有效控制人為調表而造成的會計信息失真現象。
(二)重視會計分析，建立預警機制
報表反映的是過去的經營狀況，但了解過去不是報表使用者的最終目的，報表的真正使用價值是通過對報表的分析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預測前景，幫助領導層了解過去、規劃未來。會計分析從內容上講包括資產負債表分析、財務分析兩部分，從形式上講包括常規分析和專項分析兩大類，只有加強會計分析，才能在充分了解存在問題的基礎上，面對未來的變化作出有針對性的反映。才能幫助銀行建立會計風險預警機制，優化控制、提高規劃決策能力，發揮會計職能作用。
(三)加強現金管理，提高支付水平
會計部門對企業使用現金要嚴格審查，明確授權制度，除工資性支出外、大額現金支付會計部門都要建立臺賬，逐筆登記，對注明“現金”字樣的銀行匯票，也要登記備案，對具有儲蓄、貸款、匯兌功能的信用卡，也必須服從現金管理規定，對單位卡一律不得支付現金，嚴禁將公款轉入個人信用卡，個人提現只限于備用金，透支部分不得提現。
(四)拓展中間業務，分散經營風險
按國際慣例風險控制的主要方法是多角經營和多角籌資，而對于銀行業來說，拓展中間業務，將經營風險分散化是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作為會計人員來講，將會計服務多元化也是分散金觸會計風險的重要手段，會計人員可通過自身努力考取注冊會計師，通過本行申請辦理的注冊會計師事務所開展財務咨詢活動，這詳既可開辟一項新的中間業務——財務咨詢來創造收入，同時對提高本行財會人員的監督核算水平也大有幫助。超級秘書網
(五)廣泛運用微機，推行責任會計
我們認為推行責任會計是防范金融會計風險的有效手段，因為責任中心的劃分符合風險控制的分散化原則，同時責、權、利在小范圍內的充分結合也有助于及時發現存在問題，也有助于解決問題，但責任中心所產生的大量憑證、報表如果沒有計算機的協助，現有的會計人員無法在日常核算工作中兼顧責任會計工作。所以，要提供及時有效、全面、完整的會計信息，就必須建立現代化的電算化會計核算系統，而且銀行會計的電算化系統要由業務數據處理系統向業務處理與管理型、決策型系統并重的系統發展，通過電算化會計核算系統的開發和運用，完善現有的銀行會計管理核算體系，促進核算水平和會計核算質量的提高。
金融供應鏈的融資對象為供應鏈成員企業，本文根據國內外流行的風險分類表對金融供應鏈涉及的風險重新界定和分類，探究風險識別的具體方法及其應用，并陳述了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識別體系，最后，基于人工神經網絡提出金融供應鏈的風險識別方法。
【關鍵詞】
人工神經網絡；金融供應鏈；風險識別
一、風險的分類
關于風險的分類，學術界尚無統一的說法。金融界依據巴塞爾協議常把風險分為：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三類。2006年國資委的《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文件中把風險分為：戰略風險、市場風險、運營風險、財務風險、法律風險。國外比較流行的是安達信的風險分類表：一、市場風險；二、信用風險；三、流動性風險；四、作業風險；五、法律風險；六、會計風險；七、資訊風險；八、策略風險。而我們所研究的金融供應鏈的融資的對象為供應鏈成員企業，因此包括一些中小企業，所以信用風險將是其最主要的風險來源；其次，解決信用風險所大量采用的信息技術支持的審核、環節控制和監管工作，必然帶來的操作風險、市場風險、匯率風險和法律風險等。
（一）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又稱系統風險，也稱不可分散風險?？梢苑譃槔曙L險、匯率風險（包括黃金）、股票價格風險和商品價格風險，分別是指由于利率、匯率、股票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不利變動所帶來的風險。對于出于金融供應鏈中的商業銀行來說，利率風險主要是指在利率出現波動時，商業銀行財務狀況可能面臨的收益和損失的不確定性。
按照來源的不同，可以分為重新定價風險、收益率曲線風險、基準風險和期權性風險。匯率風險又稱外匯風險、匯兌風險，是指貨幣匯率變動而導致經濟主體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和金融活動中以外幣衡量的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和未來的經營活動可產生的現金流量以本幣表現得價值發生損失或產生額外收益的可能性。
（二）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交易對手未能履行約定契約中的義務而造成經濟損失的風險，即受信人不能履行還本付息的責任而使授信人的預期收益與實際收益發生偏離的可能性，它是商業銀行金融風險的主要類型，也是金融供應鏈中銀行面臨的最為重要的風險類型。鑒于前幾年的局部的金融危機，2003年巴塞爾委員會頒布了《新巴塞爾協議》對信用風險提出了更為嚴格的內部信用風險評價法。對于金融供應鏈融資的信用風險來說，包括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系統風險又稱市場風險，也稱不可分散風險。由于市場風險直接影響企業的還款能力和還款意愿的不確定，因而造成信用風險，所以在金融供應鏈融資過程中，一些較早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的商業銀行就認為市場風險作為信用風險的一部分來看。
（三）操作風險
操作風險是指由不完善或有問題的內部程序、員工和信息科技系統，以及外部因素所造成財務損失或影響銀行聲譽、客戶和員工的操作事件，具體事件包括：內部欺詐，外部欺詐，就業制度和工作場所安全，客戶、產品和業務活動，實物資產的損壞，營業中斷和信息技術系統癱瘓，執行、交割和流程管理七種類型。而供應鏈融資中的操作風險涵蓋了信用調查、融資審批、出賬和授信后管理與操作等業務流程環節上由于操作不規范或操作中的道德風險所造成的損失。巴曙松認為操作風險可以劃分為：執行風險、信息風險等6種。巴塞爾委員會在其2001年的新資本協議修改版中要求，金融機構的實際自身實際狀況，可以提出更為詳細的操作風險的細分。
主要原因是操作風險較之其他風險存在明顯的特點：（1）與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不同的是，操作風險中的風險因素是內在于銀行的業務操作，而且單個操作風險因素與操作性損失之間不存在清晰的、可以用數量衡量的關系。（2）在交易量大、業務規模大、結構變化迅速的領域，極易受到操作風險沖擊。
（四）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是商業銀行的日常經營活動或各類交易應當遵守相關的商業準則和法律原則。在這個過程中，因為無法滿足或違反法律要求，導致商業銀行不能履行合同發生爭議、訴訟或其他法律糾紛，而可能給商業銀行造成經濟損失的風險。但是它包括但不僅僅限于因監管措施不到位和解決民商事爭議而支付的罰款、罰金或者懲罰性賠償所導致的風險。從狹義上講，法律風險主要是指商業銀行與授信企業所簽署的各類合同、承諾等文件的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有效性和可執行性。從廣義上講，與法律風險相類似或密切相關的風險有外部合規風險和監管風險。
外部合規風險是指由于商業銀行違反所在地法律、或行業監管規定和原則，所導致的法律訴訟或監管機構給予的處罰，因此所產生得不利于商業銀行實現其商業目的的風險。監管風險是指由于所在地現行的法律或規定的變化，影響商業銀行自身正常運營或消弱其競爭能力的風險。雖然根據《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規定，法律風險是屬于廣義操作風險的一部分，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操作風險。這種說法目前還存在爭議，又因為金融供應鏈融資的法律環境和傳統商業銀行業務有較大差別，所以我們單獨討論法律風險。
二、風險識別的方法
（一）現場調查法
現場調查是對企業進行全面的、細致的普查。主要步驟為：第一階段，準備階段。包括確定調查的起止時間、調查對象、企業所在行業現狀（資產報酬率、資產負債率和流動比率等）和被調查企業的不同階層員工對本企業自身狀況認識等。一般在實際調查前，會事先設計出所需要表格讓被調查企業員工填寫。第二階段，進行現場調查和訪問階段。需要被調查企業的管理層和員工的配合，調查內容一般以填寫表格?，F場調查法的優點就是可獲得第一手資料，有助于掌握除財務報表外的資料，還有助于和一線員工建立良好關系。缺點是成本高，時間久，有時會引起員工因疲于應對調查，而對調查人員產生反感。
（二）財務狀況分析法
財務狀況分析法是商業銀行通過對信貸企業的資產負載表、營業報表和補充財務記錄等的財務分析來識別申請信貸的企業是否有信貸風險。這是商業銀行最主要的信貸依據，也是金融供應鏈融資的主要評價指標。通過財務狀況可以防范信貸企業破產風險、或是信貸企業目前面臨的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等。
財務狀況分析法用于識別風險的有點事信息準確、客觀、清晰、扼要，容易被外部人員接受。缺點是反映不夠全面，企業容易在財務報表中作假，不容被發現。僅部分信息既能夠被從業多年的專業人士所利用，進而發現風險。而對于金融供應鏈企業來說，簡單的財務評價指標，不能夠完全反映出供應鏈上下游融資企業的狀況。因為供應鏈融資工具向供應鏈上下游延伸，風險也會隨著供應鏈融資范圍的擴大而相應得擴散。如果供應鏈的某一成員出現了融資方面的問題，那么其影響會非常迅速地蔓延到整條供應鏈。因此需要更為全面評價指標。
（三）信用評級指標體系
目前，絕大多數的商業銀行建立了信用評級指標體系，對申請信貸企業進行貸前風險識別。信用等級評價是對目標企業一定時期內的信譽狀況、償還能力和發展前景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他是一個動態的風險管理過程，放貸前對信貸企業進行信用等級評價。在放貸過程中，根據客戶信用水平的變化，相應調整對信貸企業的信貸政策，把風險因素控制在最小的狀態。根據巴塞爾的《新資本協議》，要確定信貸企業的信用評價資產風險權重，從而使風險衡量更客觀。
三、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識別體系
目前，我國大部分商業銀行已經建立了信用評級指標體系，對申請信貸企業進行貸前風險識別。主要步驟為：1.調查并獲得申請信貸企業的財務報表；2.信用等級評價，如信用等級評價過低，則否決申請；3.根據信用等級和申請企業的其他信息，核定授信的金額；4.審批人員或審查部門對申請進行審批；5.簽訂協議并發放貸款。
由于我國大部分商業銀行信用等級評價過多依賴財務報表，而財務報表又具有靜態性、滯后性和容易造假等缺點。銀行工作人員很難從中察覺到虛假信息和未來發展趨勢，從而導致銀行不能及時調整信貸政策，引發銀行壞賬增多。伴隨著人工智能在諸多領域的廣泛應用。
四、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金融供應鏈風險識別
（一）將原始數據中的評價指標標準化處理
因為上述各個指標屬于不同的數量級，沒有統一的度量標準，所以在進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將各指標的屬性值統一到歸一化處理到[1，1]的區間里。
xij′=2×xijmax xi-min xi-1
由此，得到無量綱的各因素標準比值表。
（二）對評價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影響銀行信貸風險因素的各個指標進行分析處理，在盡可能保持信息完整的情況下確立較少的輸入變量，進而減少預測模型的復雜性。
（三）建立BP神經網絡，并對信貸風險進行預測
五、結語
對金融供應鏈面臨的潛在的金融風險進行歸類分析，從而對金融風險加以認識和辨別。根據金融供應鏈的指標多的特點，運用改進人工神經網絡進行風險識別，取得比較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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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金融衍生產品 風險評價 價值認識
一、引言
金融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世界經濟發展，同時它也是引發2008年美國金融體系轟然倒塌并波及全球金融危機的元兇。金融學中的杠桿性一般是指通過借貸資本對已有的儲備資金進行增補來進行投資，這種投資方式使得收益與風險同時得以擴大，[1]而金融衍生產品的增加可以說是以產品復雜度的增加為標志的。[2]正確認識和把握金融衍生產品風險的多重價值，深刻認識金融衍生產品這種技術工具的負作用，從哲學范疇的價值兩重性上來理解似乎更有其實際意義。
二、從客體受動性、制約性入手研究
金融衍生產品的產生、應用及發展極為迅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數學與模型的發展和支撐，但是對于金融衍生產品風險的價值認識卻沒有得到同步的發展，在現代科技發展史上，科學與技術的相互關系是較為嚴重脫節的。從價值認識角度來理解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可在理論上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技術價值引發出次生性價值，違背主體意愿，對主體構成危害而成為負價值，這是作為主體的人難以預料的。金融衍生產品在金融市場的使用過程中，“在第一步確實取得了我們的預期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的不同、出乎預料的影響”，[3]它作為一種技術工具的多重屬性，其違背主體意愿的負價值也不斷地體現出來。
隨著在全世界范圍內新技術革命的崛起，人類往往會對自己行為能力的后果認識不足，作為主體的人對客體的認識能力，常常滯后于自己行為能力的發展。金融衍生產品廣泛應用于金融市場后，人們在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以后，往往會沉溺并陶醉于征服了自然界客體的“勝利喜悅”之中，但是幾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都會遭到客體的“無情報復”，即使是金融專家（如格老）也很難辨認甚至根本無法對付完全由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魔鬼”（金融衍生產品）。當華爾街“精英”、朝野權威幕僚和神圣不可冒犯的經濟學家們沉浸在不斷金融創新產生日益眾多的金融衍生產品而推動了美國金融市場暫時的繁榮而喜悅時，也將接受世人對由他們行為導致金融崩潰與災難這個后果的無情指責和鞭撻。黑格爾說過：“假如主角方面沒有利害關系，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4]經歷了那場金融危機以后，在這句話后面我們還可以補上一句，就是“人們的任何成敗得失，都會產生新的利害關系”。利益或利害關系都屬于價值關系范疇。
由那場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使得我們對于價值認識問題的確立和展開，必然同對主客體關系中主體和主體能動性的理解與重視相聯系。它既是哲學研究中主體化發展方向的表現，是哲學發展這一歷史階段特征的產物，又是促進哲學研究向主體深入的一個推進因素。從認識論開始加強對主體、對人的深入理解，特別是從主客體相互制約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對更加全面地發展主體能動性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同時，把價值認識理論納入金融衍生產品風險的價值認識過程中，我們才能在復雜的金融活動現象中全面理解和把握其價值的真正內涵。
三、掌握價值評價標準
金融衍生產品帶來的負效應，不僅要求我們從更寬的視野上來進行價值認識，還需掌握價值評價標準。隨著金融衍生產品在數量上已經多至幾百種的普及使用，而金融危機也已到了人類不容忽視的程度。應當看到，技術的創新與變革確立了人類在與自然關系中的絕對優勢地位。但現代新技術區別于傳統技術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帶給社會和人類的益處往往都是單項的、局部的、可以直接感知的便利，但是隨之而來它帶給人類和社會的負面效應則是多重的、全局的、暫時的，是很難在短期內可以察覺并消除的隱性災害。
我們在對金融衍生產品風險的科學認識、技術認識過程中，以及理性認識與研究方法上，提倡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把追求功利價值、工具價值、手段價值與追求真善美、追求對人類社會的全面、均衡、和諧發展統一起來，實現金融衍生產品真正的價值自覺是我們研究和對待其風險的基本態度。金融衍生產品的主體――人，作為這種技術工具的發明者和使用者，在金融市場中固然會憑借著聰明的才智和熟練的技巧控制著這個客體的發展方向，起著主體能動性對客體受動性的制約作用，以減少和避免風險的發生。但作為客體的風險也在時時影響著人的主體行為，客體受動性對主體能動性起著反向制約作用。對于金融衍生產品在市場活動中風險性的價值關系，在于認識客體對主體的反向制約。從本體論的角度去考察人和世界的關系，就是考察兩者之間的關系，具體也就是考察人如何認識由人創造的先進工具給人本身造成的嚴重后果。人作為社會存在物，永遠受制于社會的生存條件。人的自覺能動性的發揮，人的自由，不在于在幻想中擺脫客觀條件的制約，而在于認識這種制約，并一步一步地將這種制約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這里，作為主體的人在把握客體風險控制源的發生與客體的風險隨時影響主體行為的過程是一個主客體相互制約和影響的過程，它們作為價值主客體的能動性和受動性的關系是并存和可以轉換的。
四、結束語
誠然，金融的“創新―風險―監管―再創新”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金融創新仍是規避或削減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途徑。而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是以產品復雜度的增加為標志的，它既有分散風險的功能，也有放大風險的作用，并極具兩面性。它是距離實質經濟最遠、虛擬性最強、衍生性最多、可控性最小、風險性最大的金融工具。正確認識其多重價值，滿足和把握其“適度性”是關鍵。對金融衍生產品風險的價值進行兩重性分析，有助于把握技術在具體應用上的先進性標準與適用性標準的區別和聯系，有助于認識金融衍生產品負作用、負效應對社會發展和經濟的制約作用，也是解決實踐―認識過程中多種矛盾的復雜運動的過程。其價值的實現既是一個復雜的實踐發展過程，也是一個艱苦的價值認識過程。
（作者單位為沈陽理工大學?；貤睿?968―），沈陽人，會計師。）
參考文獻
[1] Arora M.From the Rat Race to Financial Freedom[M]. Jaico Publishing House，2013.
[2] 阿爾弗雷德?施泰因赫爾.金融衍生品的發展與監管：金融野獸[M].上海遠東出版社，2013.
關鍵詞：金融交易；風險；制度安排；貸款利率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2-0024-04
一、金融發展理論中的利率市場化機制
1．金融交易中的風險。
早期對于利率市場化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麥金農?肖所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論。該理論認為，利率管制使得銀行在貸款項目篩選過程中將高效益、高風險項目排除出去，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貸款利率低于均衡水平帶來尋租機會和套利空間，引發了政府部門或金融機構的腐敗行為。因此，金融深化理論主張全面放開利率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金的調節作用。然而遵循上述理論，19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利率市場化實踐并不成功，特別是全面的利率市場化往往伴生嚴重的金融風險。
19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在金融發展理論中的廣泛應用，經濟學開始把金融自由化納入制度研究的范疇，并對金融制度變遷的漸進性、風險性有了新的認識。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研究，當交易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在交易前可能會隱瞞一些信息，導致對方選擇錯誤，這被阿克洛夫(1970)稱為“逆向選擇"。或者，當契約簽訂以后，擁有私人信息的借款人仍然可以違約，阿羅稱這種現象為“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經濟學通常用“委托人―人"模型研究信息不對稱問題，“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一般可通稱為“人風險”。
新的金融發展理論強調，金融交易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其交易對象是一種未來償還資金的承諾。金融交易的這種特性使得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特別嚴重，表現在信貸市場上，貸款人可能隱瞞自身的風險狀況、項目收益，或者把資金投到風險更大的項目上去。因此金融交易背后需要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用以消除信息不對稱，保證這種支付承諾的實現。利率市場化作為一種資金價格的制度安排能否正常發揮作用，能否保證資金價格能夠正確及時地反映金融資產的供求狀況，合理引導資金流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市場能否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對稱和人風險的影響。
2．價格機制背后的制度因素。
從各國利率市場化經驗看，有四方面的制度安排對于利率市場化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產權安排。信貸市場參與者的產權是否清晰，是否能正確地對價格信號作出反映，對于價格機制的有效運作非常重要。這個問題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的問題，但卻是轉軌國家面臨的最突出的問題?？茽柲巫钤缤ㄟ^預算軟約束的概念，揭示了在計劃經濟國家企業產權不清晰所造成的價格機制失靈。由于國有企業總能預期國家會通過財政或其他手段給予新的資本支持，因此企業的經營目標旨在獲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而不是提高經營效益或控制成本，因此利率作為資金價格的信號無法影響企業的資金需求。
二是金融宏觀調控制度。放松利率管制和直接信貸控制，轉向更為市場化的融資體制，能夠實現更高的資金配置效率。一些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經驗表明，如果政府沒有建立起適應利率市場化的宏觀金融調控機制，可能出現信用規模過快增長和流動性過剩，其結果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利率水平大幅波動。由于預期通貨膨脹不穩定，真實利率會攀升到極高的水平，反映出較高的資金風險，資金價格反映資金供求的功能會出現紊亂。更為重要的是，如同麥金農指出的那樣，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不僅貸款企業可能出現道德風險，原本穩健經營的金融機構也會產生高風險經營的動機(麥金農1996)。
三是金融監管制度。研究表明，在利率市場化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下，脆弱和低效率的銀行體系容易受到沖擊和引發銀行危機。比如，資本金嚴重不足的銀行可能會產生高風險經營“博一把”的投機心理，政策性業務負擔較重的銀行也可能會借助政府的隱性擔保高風險經營。因此，在實行市場化為基礎的貨幣體系之前，應當建立一個健全的銀行體系和功能完善的審慎監管制度，以消除市場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這方面的工作一般包括：完整的審慎性監管體系以及銀行機構重組和退出的制度安排；改善銀行資產組合和贏利性，實施必要的財務重組。
四是維護金融債權的法制環境。早期的研究發現，法制環境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重要的相關關系。一個高質量的法律體系能為投資者和債權人提供有效的保護，保證金融合同的履行，促使企業遵守會計準則和向投資者披露真實的信息，從而減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促進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法制基礎對于利率機制的重要性同樣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是法制經濟，資金償還雖然可以依靠信譽、擔保等方式，但最終都是以法律為保障的。在一個對債權保護不利的經濟體，必然以高利率水平和高存貸利差為特征，以反映很高的資金風險，而高利率又進一步誘發逆向選擇等其他資金投機行為，最終導致金融體系的過度膨脹或極度萎縮。
3．制度變革與漸進式自由化。
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國際經驗表明，如果希望取得良好績效，利率市場化必須以一種漸進的方式進行，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將金融體系放棄政府的管制。從制度演進的一般規律看，推出一項市場安排或法律法規可以非常迅速，但交易主體熟悉市場環境，法律執行順利需要長期的實踐；發展一套以公開市場業務為核心的間接的貨幣控制機制，以及市場主體能夠對價格變化作出合意的反映，都需要一段時期經驗的積累；同時，迅速大規模的私有化并不能直接帶來經濟主體的理性經營和競爭性市場環境的形成，在此之前，必須對銀行體系進行必要的財務重組并建立嚴格的金融監管體系，以避免大規模變革中金融機構可能出現的嚴重的道德風險。不僅如此，這幾方面因素往往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政府部門作為改革的推動者要有很高的平衡能力和改革藝術，才能避免經濟金融改革過程的失衡。
二、中國信貸市場的人風險及利率市場化進程
1．人高風險行為及貸款利率上限管理(1987-1993)。
1980年代以來，企業、銀行名義上已經成為獨立核算的經營主體，但受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粗放型增長模式影響，銀行對國有企業仍無法形成嚴格的預算約束，國有股東也無法對銀行形成硬的預算約束，即所謂“雙重預算軟約束”(施華強2004)。企業在預算軟約束的激勵下不斷擴大投資規模，銀行部門在國家信用擔保支持下無節制地提供信貸資金，中央銀行的角色則是實施信貸規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維護這種利益格局。具體而言：
一是企業信貸資金需求的低利率彈性。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對國有企業經營目標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國有企業內部激勵約束機制的不健全，造成經理人員利益最大化目標與企業利益最大化目標相背離。內外兩方面的因素造成國有企業追求規模最大化和費用最大化的行為特征(易綱2005)。國有企業在規模最大化的目標驅動下產生過度信貸需求，進一步造成信貸資金的緊張和抬高貸款利率。這種信貸需求的利率彈性很低，企業往往只考慮信貸資金的可得性，而較少考慮利率水平對企業盈利水平的影響。不僅如此，有的企業長期虧損、資不抵債，仍可以獲得所謂“安定團結貸款”，有的企業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門的縱容下，惡意拖欠銀行債務，這都使得利率對于信貸需求的約束作用被嚴重削弱。
二是商業銀行資金供給中的風險外部化。斯蒂格利茨和魏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信貸配給模型中指出的，銀行會選擇使自身預期利潤最大化的均衡利率水平發放貸款，而不是追逐最高水平的利率。但是對于國有商業銀行而言，貸款利率水平對銀行預期利潤的影響完全是單調遞增。具體而言，隨著國有銀行商業化的進程，銀行基層經理人逐步掌握了較大的經營自和一定的利潤分配權，充分利用國有銀行對資金市場的壟斷能力制定較高的貸款利率成為一種理性選擇；但另一方面，國家為維持向國有企業輸送資金的體制，不得不向銀行提供隱含的信用擔保，這使得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外生化。在可以負盈不負虧的激勵機制下，商業銀行當然選擇不斷提高貸款利率。在1992、1993年金融投機熱潮中，許多商業銀行繞開貸款利率上限規定(如通過銀行下屬的信托公司放款或賬外經營等)投資于高風險項目，表現出風險偏好的經營特性。
三是中央銀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流動性支持。這期間，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間接貨幣調控機制和金融監管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央行對商業銀行的管理還局限于傳統的行政化管理，包括規模管理、利率管制、信貸政策等。國家從支持國有企業投資擴張的戰略出發，將利率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利率只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無法起到有效配置資金的作用。特別是在高通脹時期，中央銀行為穩定商業銀行存款來源而提高存款利率，但在國企部門反對下，無法相應提高貸款利率，最終形成貸款利率偏低和存貸利差過窄的局面。不合理的利率水平進一步刺激了企業的信貸需求，雖然央行對此實施了貸款規模管制，但在特定的政策環境以及銀行采取倒逼策略的情況下，央行往往要通過追加再貸款保證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需求。
顯然，由于存在嚴重的預算軟約束，企業和銀行都存在著嚴重的追求高風險的人問題，中央銀行的流動性支持甚至助長了問題的蔓延，金融市場必然長期處于貸款規模和貸款利率同時上揚的巨大壓力。因此，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現實選擇就是規定貸款利率上限，以防止利率過高對經濟運行產生傷害。
2．人風險意識提高及貸款利率上限的取消(1994-2004)。
1993年的金融過熱開始令中央政府認識到，以微觀低效益、銀行高風險為代價的宏觀經濟快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政府為此對原有的金融政策進行全面調整，出臺了《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并采取措施整頓金融秩序，撤銷大批非銀行金融機構。1997年的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上，中央要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每年下降2―3個百分點，同時金融監管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對于中央銀行而言，其政策取向也由通過各項優惠政策維護國有企業利益，轉變為加快推動銀行體系的市場化，包括實施國有銀行體制改革、對銀行開展審慎監管、建立間接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等。在上述政策措施逐步落實的背景下，企業和銀行的行為機制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進一步加快貸款利率改革變得必要且可行。
一方面，企業部門的資金需求特性發生較大變化。1993年宏觀調控以來，大批國有企業出現效益持續下降，原來很容易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的國有企業面臨日趨嚴重的流動性不足。這反映了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內生的“私人部門儲蓄―國有企業"的資金融通模式已逐步被打破，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包括安置下崗職工、核銷呆壞賬等)后，被逐步、徹底推向市場。從1996年開始，中央政府開始大規模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和重組，其中包括股改上市、推行“抓大放小”政策、若干城市試點國企破產兼并的優惠政策。實際上，經過幾年的整頓和重組，國有經濟部門從整體上已經不必依賴于國有銀行的資金支持。同時，非國有企業的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到2001年，非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55．6%，而這一比例在1980年是20％?？傊?，作為社會資金的主要需求者，企業部門的資金約束硬化，風險意識得到增強，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明顯提高。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風險意識顯著增強。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許多學者過分夸大產權改革的作用，似乎只有實現徹底的私有化，商業銀行才會實現理性經營。近些年關于控制權理論的研究指出，完善的外部監管、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對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的改善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劉芍佳等1998；錢穎一2004；傅立文等2005)。從外部監管看，由于意識到改善金融資產質量對于整改進程的重要意義，近幾年中央政府和金融監管當局都對商業銀行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壓力，商業銀行在努力滿足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比率等指標的過程中風險意識顯著增強；從市場環境看，隨著競爭水平不斷提高，以及預見到加入WTO后來自外資銀行的競爭壓力，中資銀行的危機意識日益強烈；從管理水平看，商業銀行內控制度逐步完善，全面實現了一級法人治理，管理架構趨于扁平化，建立了先進的管理信息系統。風險意識增強意味著，商業銀行的資金供給曲線已經不是完全與利率水平正相關，而是在考慮了風險因素后，在一定利率水平以上向左方彎曲的曲線。
1998年以來，人民銀行多次對擴大貸款利率浮動范圍的政策實施效果進行調研。結果顯示，商業銀行已經能夠比較好地適應貸款利率浮動空間不斷擴大的政策環境，在產品定價的行為上表現出合理性，能夠按照貸款利率補償資金成本和風險溢價的基本原則決定貸款利率。各地商業銀行貸款定價基本呈現對大型優質客戶利率下浮，大企業執行基準利率，中小企業利率上浮的特征(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課題組，2004)。這樣，2004年徹底放開貸款利率上限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三、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的一個展望
全面放開貸款利率意味著商業銀行的存貸利差不再由金融當局決定，這對商業銀行自主定價和保持利潤的能力是一個重要的挑戰。從各國經驗看，利率放開往往導致利差不足、競爭加劇，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增大。因此，能否放開貸款利率，關鍵在于商業銀行能否自我維持一個合理的利差。在我國情況看，關鍵要考慮兩方面因素：
首先是由于商業銀行還沒建立起對基層經營單位的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過度強調貸款風險使商業銀行盲目追求低風險項目，貸款利率存在向下的巨大壓力。1990年代后期以來，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由風險意識淡薄轉變為高度重視防范風險，這對于中國金融改革的推進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這種風險意識的增強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監督壓力使然，而不是由于對真實利潤的關注所造成的。這就使得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由追逐高利潤、高風險轉向絕對的低風險甚至無風險。具體表現為，許多銀行的審批權高度集中于總、分行，信貸投向集中于重點企業、優勢產業，貸款風險責任追究過于嚴格，激勵相對不足。信貸人員對貸款風險要承擔重大責任，但個人收益不高。
適度規避風險本是商業銀行經營的一般原則，但過度風險厭惡則與銀行經營的基本規律相違背。貸款風險是基于大數法則的概率來度量的，貸款收益抵補風險的前提是銀行必須忍耐合理的失敗率，形成綜合的風險和收益。如果迫于不良貸款壓力，不能容許任何一家企業出現風險，其結果必然是：大批經營良好、對經濟增長有積極貢獻的中小企業得不到信貸支持；金融機構則圍繞數量不多的優質客戶開展激烈競爭，貸款議價能力基本喪失，這在一些票據融資項目上表現特別明顯。在這個意義上，過度追逐低風險項目以至于喪失了合理的利差，也是一種風險。從根本上說，利率機制的這種缺陷是由于商業銀行的管理模式存在激勵不相容的問題，或者說，在制度設計上還無法使長期利潤水平成為基層的真正經營目標。
其次是金融生態環境還不理想，商業銀行必須維持一個合理的利差。周小川（2004）較早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概括為金融生態，并指出金融生態狀況對利率機制的作用具有重要影響。如對金融合同的法律保護不力，《破產法》不完善，造成經濟主體對利率信號不敏感；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信用記錄缺乏，造成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情況較嚴重；會計、審計、信息披露等的標準過低，“騙貸”行為屢禁不止等。不難看出，金融生態的概念是我們在前文所述法制環境的一個更廣泛的概括，金融生態不佳是金融交易中人風險較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其結果是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損失比例過高，客觀上要求保持較大利差。為此，在金融生態環境得到較大改善，或者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達到合理水平之前，應繼續維持貸款利率下限。
總之，貸款利率下限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銀行能夠維持相對合理的利差，避免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實際上從1999年以來，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之差始終保持在3個點以上，這表明了中央銀行對低利率風險的一種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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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立文,何衛江．市場競爭與國有商業銀行的自生能力［J］.金融研究，2005；2
［3］劉芍佳，李驥．超產權理論與經濟績效［J］.經濟研究.1998；8
論文摘要：本文指出，貸款利率市場化作為迄今為止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中最主要的部分，其成功的關鍵在于，中央銀行準確把握了企業、銀行在體制改革中的行為特征和資金市場的發育程度，以適度且逐步放寬的利率政策克服了金融中介的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問題。未來貸款利率全面放開的進程，將取決于商業銀行激勵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和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
一、金融發展理論中的利率市場化機制
1．金融交易中的風險。
早期對于利率市場化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麥金農·肖所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論。該理論認為，利率管制使得銀行在貸款項目篩選過程中將高效益、高風險項目排除出去，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貸款利率低于均衡水平帶來尋租機會和套利空間，引發了政府部門或金融機構的腐敗行為。因此，金融深化理論主張全面放開利率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金的調節作用。然而遵循上述理論，19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利率市場化實踐并不成功，特別是全面的利率市場化往往伴生嚴重的金融風險。
19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在金融發展理論中的廣泛應用，經濟學開始把金融自由化納入制度研究的范疇，并對金融制度變遷的漸進性、風險性有了新的認識。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研究，當交易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在交易前可能會隱瞞一些信息，導致對方選擇錯誤，這被阿克洛夫(1970)稱為“逆向選擇"?；蛘?，當契約簽訂以后，擁有私人信息的借款人仍然可以違約，阿羅稱這種現象為“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經濟學通常用“委托人—人"模型研究信息不對稱問題，“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一般可通稱為“人風險”。
新的金融發展理論強調，金融交易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其交易對象是一種未來償還資金的承諾。金融交易的這種特性使得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特別嚴重，表現在信貸市場上，貸款人可能隱瞞自身的風險狀況、項目收益，或者把資金投到風險更大的項目上去。因此金融交易背后需要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用以消除信息不對稱，保證這種支付承諾的實現。利率市場化作為一種資金價格的制度安排能否正常發揮作用，能否保證資金價格能夠正確及時地反映金融資產的供求狀況，合理引導資金流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市場能否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對稱和人風險的影響。
2．價格機制背后的制度因素。
從各國利率市場化經驗看，有四方面的制度安排對于利率市場化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產權安排。信貸市場參與者的產權是否清晰，是否能正確地對價格信號作出反映，對于價格機制的有效運作非常重要。這個問題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的問題，但卻是轉軌國家面臨的最突出的問題?？茽柲巫钤缤ㄟ^預算軟約束的概念，揭示了在計劃經濟國家企業產權不清晰所造成的價格機制失靈。由于國有企業總能預期國家會通過財政或其他手段給予新的資本支持，因此企業的經營目標旨在獲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而不是提高經營效益或控制成本，因此利率作為資金價格的信號無法影響企業的資金需求。
二是金融宏觀調控制度。放松利率管制和直接信貸控制，轉向更為市場化的融資體制，能夠實現更高的資金配置效率。一些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經驗表明，如果政府沒有建立起適應利率市場化的宏觀金融調控機制，可能出現信用規模過快增長和流動性過剩，其結果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利率水平大幅波動。由于預期通貨膨脹不穩定，真實利率會攀升到極高的水平，反映出較高的資金風險，資金價格反映資金供求的功能會出現紊亂。更為重要的是，如同麥金農指出的那樣，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不僅貸款企業可能出現道德風險，原本穩健經營的金融機構也會產生高風險經營的動機(麥金農1996)。
三是金融監管制度。研究表明，在利率市場化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下，脆弱和低效率的銀行體系容易受到沖擊和引發銀行危機。比如，資本金嚴重不足的銀行可能會產生高風險經營“博一把”的投機心理，政策性業務負擔較重的銀行也可能會借助政府的隱性擔保高風險經營。因此，在實行市場化為基礎的貨幣體系之前，應當建立一個健全的銀行體系和功能完善的審慎監管制度，以消除市場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這方面的工作一般包括：完整的審慎性監管體系以及銀行機構重組和退出的制度安排；改善銀行資產組合和贏利性，實施必要的財務重組。
四是維護金融債權的法制環境。早期的研究發現，法制環境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重要的相關關系。一個高質量的法律體系能為投資者和債權人提供有效的保護，保證金融合同的履行，促使企業遵守會計準則和向投資者披露真實的信息，從而減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促進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法制基礎對于利率機制的重要性同樣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市場經濟從根本上是法制經濟，資金償還雖然可以依靠信譽、擔保等方式，但最終都是以法律為保障的。在一個對債權保護不利的經濟體，必然以高利率水平和高存貸利差為特征，以反映很高的資金風險，而高利率又進一步誘發逆向選擇等其他資金投機行為，最終導致金融體系的過度膨脹或極度萎縮。
3．制度變革與漸進式自由化。
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國際經驗表明，如果希望取得良好績效，利率市場化必須以一種漸進的方式進行，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將金融體系放棄政府的管制。從制度演進的一般規律看，推出一項市場安排或法律法規可以非常迅速，但交易主體熟悉市場環境，法律執行順利需要長期的實踐；發展一套以公開市場業務為核心的間接的貨幣控制機制，以及市場主體能夠對價格變化作出合意的反映，都需要一段時期經驗的積累；同時，迅速大規模的私有化并不能直接帶來經濟主體的理性經營和競爭性市場環境的形成，在此之前，必須對銀行體系進行必要的財務重組并建立嚴格的金融監管體系，以避免大規模變革中金融機構可能出現的嚴重的道德風險。不僅如此，這幾方面因素往往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政府部門作為改革的推動者要有很高的平衡能力和改革藝術，才能避免經濟金融改革過程的失衡。
二、中國信貸市場的人風險及利率市場化進程
1．人高風險行為及貸款利率上限管理(1987-1993)。
1980年代以來，企業、銀行名義上已經成為獨立核算的經營主體，但受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粗放型增長模式影響，銀行對國有企業仍無法形成嚴格的預算約束，國有股東也無法對銀行形成硬的預算約束，即所謂“雙重預算軟約束”(施華強2004)。企業在預算軟約束的激勵下不斷擴大投資規模，銀行部門在國家信用擔保支持下無節制地提供信貸資金，中央銀行的角色則是實施信貸規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維護這種利益格局。具體而言：
一是企業信貸資金需求的低利率彈性。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對國有企業經營目標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國有企業內部激勵約束機制的不健全，造成經理人員利益最大化目標與企業利益最大化目標相背離。內外兩方面的因素造成國有企業追求規模最大化和費用最大化的行為特征(易綱2005)。國有企業在規模最大化的目標驅動下產生過度信貸需求，進一步造成信貸資金的緊張和抬高貸款利率。這種信貸需求的利率彈性很低，企業往往只考慮信貸資金的可得性，而較少考慮利率水平對企業盈利水平的影響。不僅如此，有的企業長期虧損、資不抵債，仍可以獲得所謂“安定團結貸款”，有的企業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門的縱容下，惡意拖欠銀行債務，這都使得利率對于信貸需求的約束作用被嚴重削弱。
二是商業銀行資金供給中的風險外部化。斯蒂格利茨和魏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信貸配給模型中指出的，銀行會選擇使自身預期利潤最大化的均衡利率水平發放貸款，而不是追逐最高水平的利率。但是對于國有商業銀行而言，貸款利率水平對銀行預期利潤的影響完全是單調遞增。具體而言，隨著國有銀行商業化的進程，銀行基層經理人逐步掌握了較大的經營自主權和一定的利潤分配權，充分利用國有銀行對資金市場的壟斷能力制定較高的貸款利率成為一種理性選擇；但另一方面，國家為維持向國有企業輸送資金的體制，不得不向銀行提供隱含的信用擔保，這使得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外生化。在可以負盈不負虧的激勵機制下，商業銀行當然選擇不斷提高貸款利率。在1992、1993年金融投機熱潮中，許多商業銀行繞開貸款利率上限規定(如通過銀行下屬的信托公司放款或賬外經營等)投資于高風險項目，表現出風險偏好的經營特性。
三是中央銀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流動性支持。這期間，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間接貨幣調控機制和金融監管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央行對商業銀行的管理還局限于傳統的行政化管理，包括規模管理、利率管制、信貸政策等。國家從支持國有企業投資擴張的戰略出發，將利率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利率只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無法起到有效配置資金的作用。特別是在高通脹時期，中央銀行為穩定商業銀行存款來源而提高存款利率，但在國企部門反對下，無法相應提高貸款利率，最終形成貸款利率偏低和存貸利差過窄的局面。不合理的利率水平進一步刺激了企業的信貸需求，雖然央行對此實施了貸款規模管制，但在特定的政策環境以及銀行采取倒逼策略的情況下，央行往往要通過追加再貸款保證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需求。
顯然，由于存在嚴重的預算軟約束，企業和銀行都存在著嚴重的追求高風險的人問題，中央銀行的流動性支持甚至助長了問題的蔓延，金融市場必然長期處于貸款規模和貸款利率同時上揚的巨大壓力。因此，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現實選擇就是規定貸款利率上限，以防止利率過高對經濟運行產生傷害。
2．人風險意識提高及貸款利率上限的取消(1994-2004)。
1993年的金融過熱開始令中央政府認識到，以微觀低效益、銀行高風險為代價的宏觀經濟快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政府為此對原有的金融政策進行全面調整，出臺了《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并采取措施整頓金融秩序，撤銷大批非銀行金融機構。1997年的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上，中央要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每年下降2—3個百分點，同時金融監管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對于中央銀行而言，其政策取向也由通過各項優惠政策維護國有企業利益，轉變為加快推動銀行體系的市場化，包括實施國有銀行體制改革、對銀行開展審慎監管、建立間接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等。在上述政策措施逐步落實的背景下，企業和銀行的行為機制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進一步加快貸款利率改革變得必要且可行。
一方面，企業部門的資金需求特性發生較大變化。1993年宏觀調控以來，大批國有企業出現效益持續下降，原來很容易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的國有企業面臨日趨嚴重的流動性不足。這反映了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內生的“私人部門儲蓄—國有企業"的資金融通模式已逐步被打破，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包括安置下崗職工、核銷呆壞賬等)后，被逐步、徹底推向市場。從1996年開始，中央政府開始大規模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和重組，其中包括股改上市、推行“抓大放小”政策、若干城市試點國企破產兼并的優惠政策。實際上，經過幾年的整頓和重組，國有經濟部門從整體上已經不必依賴于國有銀行的資金支持。同時，非國有企業的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到2001年，非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55．6%，而這一比例在1980年是20％。總之，作為社會資金的主要需求者，企業部門的資金約束硬化，風險意識得到增強，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明顯提高。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風險意識顯著增強。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許多學者過分夸大產權改革的作用，似乎只有實現徹底的私有化，商業銀行才會實現理性經營。近些年關于控制權理論的研究指出，完善的外部監管、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對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的改善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劉芍佳等1998；錢穎一2004；傅立文等2005)。從外部監管看，由于意識到改善金融資產質量對于整改進程的重要意義，近幾年中央政府和金融監管當局都對商業銀行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壓力，商業銀行在努力滿足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比率等指標的過程中風險意識顯著增強；從市場環境看，隨著競爭水平不斷提高，以及預見到加入WTO后來自外資銀行的競爭壓力，中資銀行的危機意識日益強烈；從管理水平看，商業銀行內控制度逐步完善，全面實現了一級法人治理，管理架構趨于扁平化，建立了先進的管理信息系統。風險意識增強意味著，商業銀行的資金供給曲線已經不是完全與利率水平正相關，而是在考慮了風險因素后，在一定利率水平以上向左方彎曲的曲線。
1998年以來，人民銀行多次對擴大貸款利率浮動范圍的政策實施效果進行調研。結果顯示，商業銀行已經能夠比較好地適應貸款利率浮動空間不斷擴大的政策環境，在產品定價的行為上表現出合理性，能夠按照貸款利率補償資金成本和風險溢價的基本原則決定貸款利率。各地商業銀行貸款定價基本呈現對大型優質客戶利率下浮，大企業執行基準利率，中小企業利率上浮的特征(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課題組，2004)。這樣，2004年徹底放開貸款利率上限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三、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的一個展望
全面放開貸款利率意味著商業銀行的存貸利差不再由金融當局決定，這對商業銀行自主定價和保持利潤的能力是一個重要的挑戰。從各國經驗看，利率放開往往導致利差不足、競爭加劇，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增大。因此，能否放開貸款利率，關鍵在于商業銀行能否自我維持一個合理的利差。在我國情況看，關鍵要考慮兩方面因素：
首先是由于商業銀行還沒建立起對基層經營單位的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過度強調貸款風險使商業銀行盲目追求低風險項目，貸款利率存在向下的巨大壓力。1990年代后期以來，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由風險意識淡薄轉變為高度重視防范風險，這對于中國金融改革的推進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這種風險意識的增強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監督壓力使然，而不是由于對真實利潤的關注所造成的。這就使得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由追逐高利潤、高風險轉向絕對的低風險甚至無風險。具體表現為，許多銀行的審批權高度集中于總、分行，信貸投向集中于重點企業、優勢產業，貸款風險責任追究過于嚴格，激勵相對不足。信貸人員對貸款風險要承擔重大責任，但個人收益不高。
適度規避風險本是商業銀行經營的一般原則，但過度風險厭惡則與銀行經營的基本規律相違背。貸款風險是基于大數法則的概率來度量的，貸款收益抵補風險的前提是銀行必須忍耐合理的失敗率，形成綜合的風險和收益。如果迫于不良貸款壓力，不能容許任何一家企業出現風險，其結果必然是：大批經營良好、對經濟增長有積極貢獻的中小企業得不到信貸支持；金融機構則圍繞數量不多的優質客戶開展激烈競爭，貸款議價能力基本喪失，這在一些票據融資項目上表現特別明顯。在這個意義上，過度追逐低風險項目以至于喪失了合理的利差，也是一種風險。從根本上說，利率機制的這種缺陷是由于商業銀行的管理模式存在激勵不相容的問題，或者說，在制度設計上還無法使長期利潤水平成為基層的真正經營目標。
其次是金融生態環境還不理想，商業銀行必須維持一個合理的利差。周小川（2004）較早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概括為金融生態，并指出金融生態狀況對利率機制的作用具有重要影響。如對金融合同的法律保護不力，《破產法》不完善，造成經濟主體對利率信號不敏感；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信用記錄缺乏，造成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情況較嚴重；會計、審計、信息披露等的標準過低，“騙貸”行為屢禁不止等。不難看出，金融生態的概念是我們在前文所述法制環境的一個更廣泛的概括，金融生態不佳是金融交易中人風險較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其結果是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損失比例過高，客觀上要求保持較大利差。為此，在金融生態環境得到較大改善，或者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達到合理水平之前，應繼續維持貸款利率下限。
總之，貸款利率下限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銀行能夠維持相對合理的利差，避免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實際上從1999年以來，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之差始終保持在3個點以上，這表明了中央銀行對低利率風險的一種關注。
參考文獻
［1］丁伯平等．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激勵—約束機制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3;2
［2］傅立文，何衛江．市場競爭與國有商業銀行的自生能力［J］.金融研究，2005；2
［3］劉芍佳，李驥．超產權理論與經濟績效［J］.經濟研究.1998；8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市場風險
一、理論背景
傳統的利益相關者定義，包括所有受公司活動影響或者影響公司活動的自然人或社會團體。但這一寬泛的開拓性定義在后來逐步完善。美國學者Clarkson（1995）把利益相關者分為一級利益相關者團體與二級利益相關者團體。前者指沒有其參與，公司就不能作為經營主體存在下去的社會團體，他們分別是：（1）股東（2）投資者（3）員工（4）顧客（5）供應商（6）政府。二級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影響公司或受公司影響，但與公司之間沒有商事關系，且不是公司生存必要條件的社會團體，如大眾傳媒與各類專門的利益集團。Carroll（1979）認為可以將利益相關者理論應用于公司社會責任研究中，利益相關者理論可以為公司社會責任范圍的界定提供界定社會責任的范圍。本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從企業對股東、債權人、供應商、員工、消費者、政府等六方面構建財務評價體系，驗證企業社會責任是否可以有效降低企業金融市場風險。
二、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金融市場風險計量
1.企業社會責任計量
（1）企業對股東責任指標（X1）：股東現金分紅率=股東現金分紅總額/主營業務收入 （2）企業對債權人的責任指標（X2）：利息保障倍數=息稅前利潤（EBIT）/利息費用（3）企業對供應商的責任（X3）：應付帳款周轉率=營業成本/應付帳款（4）企業對顧客的責任指標（X4）：營業成本率=營業成本/營業收入（5）企業對員工的責任指標（X5）：員工薪酬支出率=薪酬支出/營業收入（6）企業對政府的責任指標（X6）：所繳所得稅比率=所繳所得稅/營業收入。
2.企業金融市場風險計量
根據傳統資產組合理論（Markowitz， 1991），證券的總風險分為影響整個證券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以及行業個體因素導致的個體風險。通過分散化投資，資產組合應不含有個體風險，投資者只得到市場風險的收益。因此本文選擇Beta而不是證券標準差，計算公式是
3.控制變量
影響企業金融市場風險的因素很多，為確保所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引入三個控制變量，分別是（1）公司規模（size）=Ln（總資產）；（2）綜合杠桿系數（leverage）=凈利潤變化率/主營業務收入變化率=經營杠桿系數×財務杠桿系數；（3）資產收益率（roa）=總利潤/總資產。
三、實證檢驗
1.數據選取
本文選取03年之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類企業，且近三年入選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前50名的企業，剔除掉信息披露不全的企業，保留只在上海證交所上市的公司，余下共計32家企業研究樣本?；跀祿傻眯?，選取樣本企業2003年至2012年指示社會責任履行的各項財務指標，及股票的周收益率及市場收益率。年報數據來源于上海證券交易所，部分財務數據，財務指標及企業股票市場周收益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2.實證模型
企業在第二年公布年報及財務數據，前一年的社會責任表現將對第二年的公司股票金融市場表現產生影響。根據研究假設和搜集的數據特征，本文構建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如下：
3.實證結果
實證分析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富有保護作用，即可以降低企業金融市場波動風險的企業社會責任業績有：利息保障倍數（對債權人責任），產品保障投入率（對顧客責任），應付帳款周轉率（對供應商責任），員工薪酬支出率（對雇員責任），且除應付帳款周轉率不顯著外，其他三項均顯著，且影響力較大。在其它變量恒定的情況下，利息保障倍數，產品保障投入率，員工薪酬支出率各增加百分之一，貝塔系數分別降低0.45、0.51、3.59個百分點。
而統計意義上對風險起到加強作用的是股利現金保障倍數（對股東責任），但相關系數很小，且不顯著；納稅率與企業股價波動市場風險正相關，雖不顯著，但相關系數較大，為1.165。
四、結果討論
企業履行對債權人、對顧客、對供應商及對雇員的責任可以顯著降低企業金融市場風險。
而實證結果顯示維護股東利益，增加企業金融風險，可能原因是在中國上市公司整體股利分配比例較低，股利政策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選擇股利現金保障倍數無法度量中國上市公司對股東責任的履行。且有文獻研究表明，在我國現金股利發放與公司價值無關，李常青（2001）認為現金股利政策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因此，有可能現金股利發放不影響投資者對公司價值的判斷。因此選用現金股利保障倍數作為指標無法驗證公司對股東的責任對企業金融風險有負作用。
對政府責任可量化的指標本文選擇了對企業納稅的比率，但在中國企業避稅問題日益嚴重，而合理避稅，稅收籌劃是企業資本運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避稅是否合理難以公開和監督，因而難以識別該企業是更好履行了對政府的責任還是因為內部資本運行不夠科學有效率。故在本文中所得實證結果表明，企業越多繳納稅賦，則市場金融風險反而較大，投資者可能認為該類企業稅收籌劃不夠有效率，因此承擔更多風險。
參考文獻：
[1]Carroll A.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4）， 497-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