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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發展中經濟體通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提供了經驗證據。基于2000—2010年期間83個發展中經濟體對日本HS9位碼產品出口數據，本文首先利用質量門檻方法分解得到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并構建包含知識產權保護的增廣引力模型，然后依次利用OLS、PPML方法估計了知識產權保護對高質量產品出口的影響。結果發現發展中經濟體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提升顯著促進了其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這一結論具有穩健性。此外，與預期不同，發展中經濟體吸引的FDI、人力資本并未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根據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高質量產品出口增廣引力模型
一、引言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OnTrade-relatedAspects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TRIPS）生效以來，受其約束，WTO發展中經濟體成員的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由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完備情況決定。不斷提高。文獻中學者們普遍采用GP指數表示各經濟體的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GP指數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5，值越大名義保護水平越高。GP指數每隔5年公布一次，最新數據為2010年，該指數包括5個子項目：專利保護涵蓋的技術范圍、參與國際專利協議數量、侵權損失保護的規定、法律執行機制以及專利有效期。每個子項目取值從0到1，所有子項目值的加總為GP指數。圖1的箱線圖描繪了2000—2010年期間發展中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定義為世界銀行劃分的中低收入國家。本文樣本中2000年包含83個發展中經濟體（備索），因為少部分國家收入水平隨后發生變化，其余年份的發展中經濟體的數量略有變化。GP指數的歷年分布情況（五年為間隔）。從中可以看出，發展中經濟體整體的名義保護水平不斷提高2010年上四分位的GP指數值低于前期，主要是由于部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發展中經濟體在2010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不再記入本文樣本。。
圖1后TRIPS時展中經濟體的知識產權保護GP指數
產品質量是產品對技術參數要求的滿足程度。（未）滿足技術參數要求的產品即為質量（不）合格產品。超過技術參數要求越多的產品質量越高。越高（低）的技術參數要求下生產出的合格產品的質量也相對越高（低）。如中國車企對歐美市場出口受阻主要是由于產品無法滿足有關安全和排放等高標準技術參數要求。
知識產權保護主要從長短期兩個方面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如圖2所示，從短期來看，某一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提高會降低外部高質量投入品出口企業在該經濟體所面臨的被模仿威脅，促進外部高質量投入品的進口增長，從而促進該國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從長期來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提高將會增加模仿成本，從而促進以創新為目標的研發投入增長，繼而促進整體的知識產權數量的增長。這也就意味著微觀企業將具有突破技術瓶頸，滿足更高水平技術參數要求的生產能力，并最終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此外，強知識產權保護將會降低依靠創新獲得知識產權而向質量階梯上游成功升級企業的維權成本（時間成本、資金成本），提高知識產權侵權企業的違法成本，避免高質量產品出口企業在出口過程中受本國低質量企業知識產權侵權的惡性競爭，減少制度缺失時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后果，保證它們獲得排他性市場回報的可預期性和可持續性，從而有利于一國高質量產品出口長期增長。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將會促進出口整體質量水平的提高。后TRIPS時展中經濟體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是否促進了其高質量產品的出口增長，這是本文要進行實證檢驗的問題。
圖2知識產權保護對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的影響機制
二、文獻綜述
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變化對其參與國際貿易的影響被廣泛研究。相關的研究主要從如下兩個方面展開。第一、發展中經濟體的知識產權保護改革與發達國家對其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Maskus和Penubarti最先開始相關研究，實證發現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促進了自身的制成品進口。隨后的類似研究還包括Smith、Co等。近期，Ivus發現TRIPS協議簽署后18個樣本發展中國家的專利保護改革顯著地促進了發達國家對其高技術產品的出口。
第二、知識產權保護與發展中經濟體出口能力提升的研究。Branstetter等利用美國進口數據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改革的國家出口產品種類提升。Maskus和Yang則基于要素比例模型利用包含82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樣本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改革促進了專利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長。余長林主要考察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制造業出口二元邊際的影響，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出口擴展邊際的影響顯著為正，對集約邊際的影響顯著為負，知識產品保護主要是通過擴展邊際促進中國出口增長。代中強等則研究了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出口技術復雜度的U型影響。雖然相關研究成果頗豐，為后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變化對作為出口能力建設重要維度的高質量產品出口的影響尚未被討論，本文旨在填補這一空白。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主要介紹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的有效測算方法。第四部分介紹名義知識產權保護與實際知識產權保護的差別。第五部分是計量模型及數據。主要介紹加入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增廣引力模型和數據來源。第六部分是計量結果匯報與分析、穩健性檢驗。第七部分是結論及政策建議。
三、高質量產品出口額測算方法
出口質量實證研究中通常將單價作為質量的變量，價格高低反映出質量高低，但單價中常常因為包含了生產成本的差異而不能有效地反映質量差異。為了克服這一問題，近期的文獻從需求和供給兩個維度分別推導出了識別質量的指數法。Khandelwal、Hallak和Schott從需求維度提出的質量指數法的內在邏輯是，價格一定的條件下，出口國在進口市場上所占的份額越多或者貿易收支越有利則質量水平越高。而Feenstra和Romalis從供給維度提出的質量指數法的內在邏輯是，向地理距離越遠的目標市場出口的產品質量越高。Feenstra和Romalis對這兩種質量指數進行了很好的比較。
質量指數方法無法分解出高質量出口額。一種有效的處理方法是質量門檻法。Fontagné等提出將最為細分的出口產品按照相對價格大小劃分為兩部分，即高質量和中質量或者中質量和低質量；或者全部為中質量。Fontagné等利用質量門檻法分析對比了發達經濟體（北方）與發展中經濟體（南方）的出口產品質量國際分工模式，指出北方國家主要生產并出口高質量產品而南方國家則主要生產并出口同一產品項下的低質量產品。本文將利用這一方法分解出各國的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具體方法如下：
選取某一進口國j，在該國市場上將某一出口國i產品k的單價記為uvijk。在進口國市場上的產品k的所有出口國的貿易加權幾何平均單價記為uvwjk，則出口國i的產品k在進口國j市場上相對單價uvrijk表示為：
然后根據相對單價的大小劃分質量結構。如果相對單價小于1，出口將被分為中、低質量兩部分。其中，低質量的比重為（1-uvrαijk），中質量的比重為uvrαijk。如果相對單價等于1，出口將全部被劃分為中質量。如果相對單價大于1，出口將被分為中、高質量兩部分。其中，中質量的比重為1uvrαijk，高質量的比重為1-1uvrαijk，如公式（2）所示。將出口國某一產品k的高質量比重與該出口國產品k的出口額相乘便可得到該出口國高質量產品k的出口額，然后將所有產品層面的高質量出口額加總得到該國的高質量出口額。
（2）是質量平滑參數，與Fontagné等（2008）一致，本將其設置為4。
四、知識產權保護：名義值還是實際值
代中強等指出，在實踐中，發展中經濟體通常出于對專利壟斷等不利影響的擔心以及對模仿創新利益集團保護的需要并不嚴格執行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這就出現了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由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完備情況與實際執行情況共同決定。的差異。
如前文所述，GP指數被廣泛用于衡量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及其隨時間變化情況。GP指數的不足是只關注名義知識產權保護規定的有無、多少，而忽視了保護的實際執行情況。為了克服這一不足，Hu和Png將GP指數與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相乘來衡量一國對知識產權的實際保護強度。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基于國際企業管理人員對一國產權沒收風險、合同執行和法律管轄的主觀評估，取值從0到10，值越大對產權的實際保護力度越大。由于GP指數取值從0到5，而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取值從0到10，因此，衡量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GP-Fraser指數取值從0到50，值越大表明對知識產權的實際保護水平越高。
圖3列示了2000—2010年名義GP指數（左圖）及實際GP-Fraser指數（右圖）知識產權保護階梯的情況以及中國的位置。所謂知識產權保護階梯是指各經濟體（包含全部可得到數據的高、中、低收入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指數在某一年份內按大小分布的情況。以中國為例，從名義值（左圖）來看，在2000—2005年期間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顯著提高。但在2005—2010年期間GP指數變化不大，主要是由于大部分的立法工作在2000—2005年期間基本完成。到2010年中國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已經趕上發達國家。但從實際值（右圖）來看，中國由2000年的較為落后的水平只上升到2010年的中等水平，說明中國“重名義輕實際”的知識產權保護現實。有鑒于此，在本文實證研究中使用各發展中經濟體的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以避免將名義值與實際值相混淆。
此外，本文在回歸中加入的是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滯后項。具體而言，本文數據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期面板數據，每期的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變量對應取值為1995年、2000年和2005年數據，其余變量都是當期值。這主要是考慮到企業采取產品質量升級策略通常是在政府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之后，當期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可能馬上促進當期的質量提升，從研發投入到試生產再到出口需要一定的時間（至少數年）跨度，因此，在回歸中加入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滯后項比加入實際知識產權保護的當期值更具合理性。此外，知識產權保護的內生性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可能會提高高質量產品出口，同時，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也會促進政府出臺更全面的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并嚴格執行。雙向因果關系引起的內生性問題會使估計結果有偏。通過加入實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滯后項，可以很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原因在于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滯后項可能與當期高質量產品出口相關，而當期誤差項不太可能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滯后項相關。
五、計量模型與數據
1.模型設定
高質量產品出口是貿易流量問題。對于貿易流量的分析，引力模型應用的最為廣泛和成功。我們采用增加了實際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增廣引力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如模型（3）所示。
上式中下標i表示出口國，j表示進口國，t表示時間。其中出口國i對進口國j在t期的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對數值，用lnExijt表示；出口國i在t期的人均GDP的對數值表示為ln_gdp_pcit。進口國j在t期的人均GDP的對數值表示為ln_gdp_pcjt。進出口國之間雙邊地理距離阻礙因素的對數值表示為ln_disij。在上述三個標準引力模型變量基礎上，加入本文核心解釋變量出口國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滯后項，取對數值，表示為ln_ipri，t-1。參考先前文獻成果，以及檢驗非線性關系存在與否，本文加入的其他控制變量包括：出口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出口國人力資本、出口國人口規模、知識產權保護滯后項的平方項，統一表示為Cit，εijt表示殘差項，β0—β5為要估計的參數。
2.變量和數據
因為GP指數每隔五年公布一次，結合細分產品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的樣本國家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日本進口來源國中的83個發展中經濟體。本文將產品限制在HS28—96制成品。
（1）lnEijt。根據公式（2）方法，我們先計算出日本市場上發展中經濟體HS9位碼每個細分產品項下的高質量出口額，然后加總為各經濟體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將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對數與各國人均GDP對數按年份作散點圖，如圖3所示。我們發現越高人均產出國家的高質量產品出口越多，這與Scott的發現一致。HS9位碼的產品進口數據來自于日本財務省。
（2）ln_gdp_pcit。人均GDP越高的國家高質量產品出口供給能力通常越強，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相應也越大，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數據來自于WDI數據庫。
（3）ln_gdp_pcjt。隨著進口國人均GDP的增長，對高質量產品進口需求會隨之增長，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本文選取日本作為進口國，數據來自于WDI數據庫。
（4）ln_distij。地理距離是雙邊貿易的一個顯著阻礙因素。一般認為地理距離增加會降低貿易量，因此預期符號為負。本文采用與日本的雙邊首都之間的距離對數值表示，來源為CEPII引力模型數據庫。
（5）ln_ipri，t-1。我們采用GP指數與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乘積表示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如前所述，取滯后一期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對數值加入回歸方程中。GP指數來源于Ginarte和Park的研究以及隨后每隔5年一次的數據更新；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來源于FraserInstitute。如前文所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將會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因此預期符號為正。
（5）fdiit，出口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發展中經濟體通常希望FDI流入解決自身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不足。Harding和Javorcik、Henn等認為FDI的流入可能會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受此影響，發展中經濟體出口的產品質量得以提升，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可能隨之增加，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本文采用FDI凈流入占GDP比重表示，數據來源為WDI。
（6）lhcit，出口國人力資本。Faruq、Henn等認為人力資本存量豐裕的國家通常會從事高質量產品的生產與出口分工，這主要是由于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越高的工人生產高質量產品一般會越有比較優勢，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本文采用人口中完成高等教育人員的比重表示，數據來源為Barro—Lee教育水平數據庫。
（7）ln_popi，t，出口國人口規模對數值。Khandelwal指出人口規模越大的國家工資水平通常會越低，因此，在低端產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人口規模越大的國家在生產高質量產品上會具有比較劣勢，因此預期符號為負。數據來自于WDI數據庫。
（8）ipr_sqri，t-1，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滯后項對數值的平方項。用以檢驗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
六、計量結果與分析
1.基本估計
對于少數經濟體部分年份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共19個觀察值缺失，占比不足1%。缺失，本文按當年的發展中經濟體平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賦值。本文首先將2000—2010年的三期面板數據視為混合數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方法）回歸，逐步加入變量，考察不同經濟變量的影響和方程的穩定性。OLS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本文然后進行面板數據的回歸。
表1第1欄是只包含進口國人均GDP、出口國人均GDP、雙邊地理距離三個解釋變量的最基本引力模型回歸，結果表明出口國人均GDP、雙邊地理距離兩解釋變量顯著，彈性值分別為1.498和-2.114。表明出口國人均GDP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量將增加1.498%；雙邊地理距離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量將下降2.114%。日本人均GDP的彈性值為-0.692，但不顯著。第2欄的回歸中加入了知識產權保護，第2欄的結果顯示知識產權保護的彈性值為1.837，表明知識產權保護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將增長1.837%。除日本人均GDP外，其他變量都顯著且符合預期。第3欄回歸中加入知識產權保護的二次項，二次項的系數并不顯著，表明非線性關系并不成立。知識產權保護的彈性值為1.589，且顯著性較第2欄結果下降。第4欄中加入FDI、出口國人力資本、出口國人口規模等控制變量，但不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的二次項。結果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在5%水平上顯著，日本人均GDP系數為負且仍不顯著。其他控制變量中FDI系數為負且不顯著，出口國人力資本系數為正但不顯著，但人口規模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第5欄在第4欄基礎上加入知識產權保護的二次項。最后兩欄的結果接近，不同之處在于，第5欄在加入二次項后知識產權保護顯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后續回歸中均不加入知識產權保護的二次項。
2.OLS與PPML結果對比
與大量的先前研究一致，本文引力方程使用了對數線性化的方法。Silva和Tenreyro指出指數方程中的原始誤差與解釋變量不相關，但一旦對數化后，新的誤差項通常與解釋變量相關，只有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獨立于解釋變量，因此OLS估計結果可能有偏。為了解決這一問題，Silva和Tenreyro提出采用泊松偽最大似然估計（PoissonPseudo-Maximum-Likelihood，PPML）替代OLS估計。與OLS不同的是，PPML通過給予不同觀察值相同權重而得到更合理的統計量。Silva和Tenreyro發現使用PPML方法得到的回歸彈性結果顯著小于OLS方法的結果。郝景芳和馬弘對中國對外貿易引力模型的PPML回歸也證明了這一點。為了判斷應該采用哪種估計方法，本文在OLS回歸后運用STATA中的EstatHettest命令估計異方差，結果顯示異方差性非常明顯，因此，OLS回歸就是有偏的，應選擇更適合的PPML方法。
此外，為比較OLS與PPML估計結果的差異，本文分別使用這兩種方法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3）欄為OLS回歸結果，第（2）、（4）欄為PPML估計結果。分別對比第（1）、（2）欄和第（3）、（4）欄后發現OLS會高估出口國人均GDP、雙邊地理距離、知識產權保護、出口國人口規模的影響。這與Silva和Tenreyro、郝景芳和馬弘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在后續研究中，本文使用PPML方法。
3.PPML面板數據回歸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數據，面板數據的好處在于可以解決不可觀測的解釋變量問題。表2中的回歸都沒有考慮不可觀測解釋變量的問題，結果可能是有偏的。因此本文利用PPML方法通過控制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對表2中的第4欄回歸進行重新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第1欄只控制了個體效應，第2欄則同時控制了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對比表2第4欄與表3第1欄，發現個體效應的加入使得出口國人均GDP的彈性值由原來的0.101上升到0.180；雙邊地理距離的彈性值由-0.0748上升到-0.532；知識產權保護的彈性值由0.0833下降到0.0594?？刂谱兞恐腥丝谝幠椥灾涤?.0949變為-0.185，且在10%水平上顯著，這與預期結論一致。估計優度（調整后R2）由0.627提升到0.955。這說明個體效應加入對估計結果有明顯影響。表3第2欄在第1欄基礎上加入了時間效應，對比兩欄結果，重要變量知識產權保護的系數值略有差別，數值均在0.06左右。可以解釋為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將平均增長0.06%左右。不同之處在于加入時間效應后進口國人均GDP被刪除，無法估計參數。而且，地理距離也變得不顯著。因此，本文后續的穩健性檢驗部分只采用加入個體效應的方法。
4.穩健性檢驗
高質量產品出口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不同分解方法會得到不同的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因此有必要利用其他方法計算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然后進行穩健性檢驗。為此，本文參照Fukao等（2003）的方法Fukao等（2003）指出相對單價小于0.8或大于1.25時表示垂直產業內貿易，反映出產品的質量差異性。而相對單價介于0.8與1.25之間時表示水平產業內貿易，反映出產品的屬性差異性。本文對其引申，分別定義為不同質量水平產品。如公式（4）所示。重新計算各發展中經濟體的高質量產品出口額。計算的方法如下：首先根據公式（1）計算出相對單價，然后根據公式（4）劃分質量水平。具體而言，將相對單價大于1.25的產品定義為高質量產品，其出口額定義為高質量出口額。
此外，本文還將樣本限制在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第5百分位和第95百分位之間的觀察值，以及將樣本限制在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第10百分位和第90百分位之間的觀察值，然后分別按照表3第1欄模型利用PPML方法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除人口規模外，主要的結論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指出的是，雖然Fontagné等（2008）的分解方法與Fukao等（2003）的分解方法都可以歸結為質量門檻法，但由于前者較后者更為細致合理，所以本文的結論部分采用基于Fontagné等（2008）高質量產品分解方法得到的PPML參數估計結果（表3第1欄）。
七、結論及政策建議
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經濟體出口產品的質量對于其長期可持續經濟增長意義重大。受此啟發，發展中經濟體政策制定者力圖通過制定有效政策促進自身高質量產品出口的擴張。但到目前為止政策干預有效性的證據非常有限。本文的貢獻就在于為發展中經濟體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擴張的干預政策選擇提供有力的證據。
本文實證分析了后TRIPS時代知識產權保護與發展中經濟體高質量產品出口的關系。具體而言，利用2000—2010年日本HS9位碼進口數據，采用OLS和PPML方法估計增廣引力模型，結果表明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提高顯著促進了其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平均而言，知識產權保護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將增長約0.06%。出口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也將顯著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而雙邊地理距離、出口國人口規模顯著地抑制了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
信號一：感受真實“溫度”精準制定政策
城鎮登記失業率已為人所熟知，但城鎮調查失業率直到2017年才與公眾見面，兩者在統計的對象范圍、數據口徑等方面均有不同。
例如，統計城鎮登記失業率中的失業人員是由擁有城鎮戶籍的居民主動申報失業登記而形成，統計城鎮調查失業率中的失業人員由統計部門主動調查城鎮常住居民而形成。
一方面，城鎮登記失業率依賴城鎮戶籍居民主動申報登記，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數據失真。另一方面，在當前中國人口流動規模巨大，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的情況下，城鎮登記失業率的統計對象僅為城鎮戶籍人員已經不能與時俱進。
可見，城鎮調查失業率更能感受就業市場“溫度”而準確反映就業狀況，更能體現就業跟隨經濟波動的變化，更能突出解決當前結構性失業問題，更能精準制定就業政策，由此，設立城鎮調查失業率可謂勢在必行。
同時，中國政府考慮到設立城鎮調查失業率預期目標是首次出現，與城鎮登記失業率的并行使用是為了實現平穩過渡。
信號二：接軌國際引導預期
目前全球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在采用調查失業率來衡量本國的就業狀況。在過去五年，中國GDP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1.4%提高到15%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作為宏觀經濟運行重要的參考坐標之一，中國設定城鎮調查失業率預期目標，實現了與其他國家的可比性，準確引導了海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期。
信號三：聚焦高質量發展做好統計保障
當下中國正迎來新時代，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高質量發展需要什么作為指引？需要什么作為參考系？
答案是高質量的統計和統計指標。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統計體系。
為了聚焦高質量，統計部門研究建立能全面客觀反映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統計體系顯得尤為重要。經濟增長由“量”轉“質”，設立城鎮調查失業率預期目標正是為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新參考。
人大打好監督“組合拳”助推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后疫情時期，桐廬縣人大常委會圍繞“產業強縣”戰略總目標，聚焦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著力打好人大監督“組合拳”，為更好展現“重要窗口”桐廬風采貢獻人大智慧和力量。
一是集中調研，摸清經濟底子。常委會領導連續3個月分組帶隊深入各相關職能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企業等，分片區開展經濟工作集中調研，通過召開各層面座談會，廣泛深入聽取和收集意見建議，形成一份詳實的“問題清單”。組織14個代表小組分別聽取所屬鄉鎮（街道）經濟發展情況，形成調研報告，為常委會監督提供參考。
二是主題視察，推動政策落實。按照“集中+分組”的模式，組織縣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五級人大代表開展主題監督視察活動。分別圍繞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快遞回歸、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富春未來城建設等四大領域，分3次實地視察園區整合提升、工業用地保障、產業精準招商、營商環境優化等工作，推動后疫情時期經濟發展政策更好地貫徹落實。
三是代表問政，點出問題關鍵。充分發揮人大代表監督作用，組織開展經濟領域主題式代表問政，直面重大項目推進慢、保障要素不到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明顯等短板問題，倒逼政府加快“四大攻堅戰”推進力度，提高工作質效。縣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問政會上坦誠面對存在的問題，當場認真作答。
[關鍵詞]高品質產品 市場 創新 質量要求
中圖分類號：TU-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19-0074-01
一、高品質產品的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逐漸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經濟發展總體態勢良好，繼續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與此同時，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直接影響國民收入的水品。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多樣化發展。
我國市場經濟現在正向多元化剛想發展，而高品質產品市場，正是這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所謂高品質產品，即產品的高質量要求。而在我國，產品質量的重要性，在許多行業與企業中甚至排在了利潤、設計、營銷之后。以盡可能高的頻率將產品（試用品）投入市場，再根據用戶的反饋情況在后續升級版本的產品中予以改進，已經成為很多成功企業的熟練操作模式。一些企業會認為說，極低的價格出售，極新的創意設計，怎么可能有很高的質量。這就必然使一些用戶會問，誰還關心質量？這就是高質量產品市場所面臨的困境。
質量究竟對一個產品來說意味著什么？美國斯坦福大學名譽教授，詹姆斯L.亞當斯說過，無論是近年來致力于重整制造業的美國，還是致力于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的中國，都必須審視質量的重要性，改變更快，更大，更便宜的消費品等商品從制造到銷售再到消費的鏈條，讓產品更具品質，唯有此才能保證不降低美國消費者生活質量、繼續滿足和提高中國消費者的體驗需要的前提下，避免世界能源和環境崩潰。
二、高品質產品的市場調查以及分析
市場調查是調查研究數據支持的重要方法，對于高質量產品的調查方法應根據具體情況選擇不同的方法。市場調查的方法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按選擇調查對象來劃分，有全面普查、重點調查、隨機抽樣、非隨機抽樣等；第二類是根據調查對象所采用的具體方法來劃分，有訪問法、觀察法、實驗法。在這眾多調查方法中，根據現有能力和實際情況，同時為了調查結果更具普遍性，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隨機抽樣法和訪問法。
針對被調查人群的作息時間不同，我們選擇了在不同時間，對不同地方的人進行了隨機調查與訪問。分別是晨練時間的公園，早高峰時間的車站，晚間的市場，及周末的商場。根據被調查人群的年齡，將被調查人群分為四組。分別是30歲以下年齡段；30―45歲年齡段；45―60年齡段；及60歲以上年齡段。根據調查結果統計，30歲以下年齡段，有29%的人在選購商品時會優先選擇高質量產品；有54%的人在選購商品時，會考慮高質量產品與低價位產品的性價比；也有17%的人會選擇價位低的產品。在30―45歲年齡段，有41%的人會優先考慮購買高質量產品，33%的人會在二者之間徘徊，而26%的人會選擇購買相對價格較低的商品；在45―60年齡段，有22%的人會選擇購買高質量產品，53%的人會在對比之后再做選擇，而25%的人會選擇價位低廉的商品；在60歲以上年齡段，有18%的人選擇購買高質量產品，39%的人會猶豫購買哪種，43%的人則表示會選擇價位最低的。
由此可見，在我國高品質商品不是沒有市場，要想擴大高品質商品的市場，產品需要在性能、成本和價格等要素之間作出平衡。要讓產品盡可能滿足消費者的使用便利，追求盡可能高的適合度，要追求工藝的精良化。高品質產品應在滿足消費者使用要求基礎上帶給其情緒上的愉悅，更要確定產品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價值，滿足可持續發展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制造出出類拔萃的高品質產品，才能讓高品質產品徹底走入社會生活，才能進一步擴大高品質產品的市場。目前激烈的市場競爭，已從簡單的價格競爭轉到了產品質量的競爭，大多企業已經認識到產品質量的重要性，同時各種有代表性的實驗室、產品檢測中心相繼成立，為提高中國產品的高質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高品質產品的未來發展趨勢
我國經濟現代化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時代。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給工業化和信息化提供了同步推進的機會，并且我國已經跨越了經濟起飛的基礎時期，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未來競爭格局仍是將品牌，品質和渠道，我國的高品質產品必須要加速品牌的成長與壯大。
目前，我國高品質產品將有五大發展趨勢。一、對用戶體驗和產品人性化的關注。二、注重高品質產品的創新以及專利的申請，提升核心競爭力，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日益規范。三、是強調對產品細節的關注，對產品品質精益求精，從細節反應消費品味，反應對產品內涵的理解。四、企業更注重品質與品牌，而不是利潤。真正好品牌的內涵便是品質、耐用、持續性發展的結晶；品質才是企業的生命。
四、是環保節能與安全。
從目前趨勢看，高品質產品市場發展潛力巨大，企業要不斷增強自主創造力、高端制造能力、市場營銷能力和品牌影響力，增強社會責任意識，通過生產高質量產品，成為深受世人尊敬的國際化企業和品牌，提高中國高質量產品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從而推動中國從制造大國向創造強國的轉變。
對比美國、德國與中國的制造業發展，高質量就業是人才與技能的競爭；
推動高質量就業，要考慮經濟轉型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要將提升就業能力與提供就業機會相結合。
“更高質量的就業”要在保持就業數量的同時，注重人才培養和技能提升
結合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和國際市場狀況，從國際的角度來看中國提出的“推動和提升更高質量的就業”很有意義。要落實這一理念，要十分重視適應高端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重視人才的培養以及勞動力隊伍的技術與能力的提升。
可以通過美國、德國、中國在制造業方面的政策戰略對比分析，從國際角度來觀察何為“更高質量的就業”。
美國總奧巴馬通過各種場合，不止一次提出要將美國企業在境外的一些工作崗位“回流”到美國本土，從國際勞動市場中爭奪更多的就業機會。其實，將質量技能含量低的中低端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做法顯然是不理智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從根本上解決不了美國的實際問題。
而德國制造業可以說在各方面都具有領先優勢，他們將高端技術的核心部分留在本土生產，中低端零配件外包，然后再運到德國，在國內組裝后再出口海外。德國通過在本土不斷發展和完善制造業，不斷創新和改進產業技術，追求產品附加值，同時注重產業鏈上人才技術能力的提升，以高端技術和高技能人才優勢占據全球制造業市場主導地位，奠定了德國制造業良好的戰略基礎。這種做法對追求和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具有可持續作用，德國的做法是有借鑒意義的。
中國制造業發展迅速，前期已經積累諸多技術研發經驗，再加上內需新興經濟體的需求日益增加，已具備開發自有品牌、培育國內市場、擺脫低端制造束縛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長期以來在低附加值領域徘徊，要想盡快擺脫這種狀態向中國高端領域進軍，顯然對中國是個挑戰。在國際產業分工不斷細化的形勢下，中國要不斷加快產業鏈的升級和完善。在從中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的轉型過程中，生產技術的創新和完善、人才技能的開發和提升是至關重要的前提，也是保證實現高質量就業的關鍵因素。
通過對比美國、德國和中國的情況，不難看出，這場全球性的競爭與其說是就業戰爭，還不如說是人才和技能的競爭。德國的經驗值得學習借鑒，但也要結合本國的實際國情和發展階段，對于中國來說，需要在保持就業數量的同時注重人才的培養和勞動者技能的提升，只有兩者并舉，更高質量就業、更加充分就業、更加穩定就業的目標才能得以推進和實現。
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需要考慮五個因素
當前在國際經濟復蘇緩慢、中國經濟增速趨緩對就業影響的情況下，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我認為需要考慮五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方面。中國政府在GDP增長放緩的情況下，提出要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這就要求投資有更強的針對性，更加講求效益。在能源、食品、生產性的服務業等領域的投資應有大量增加，以滿足消費市場的需求；同時，也要更加注重對科技發展、人才培養和技術提升，并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入，以適應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需要，同時滿足人們生活質量提高的要求。這些又同就業的數量和更高的就業質量密切相關。
比如，未來中國和印度的新興經濟的增長是肯定的，而這種新型經濟體對經濟和就業增長的影響是持續的，一定會使全球的消費市場增加大量需求。人口大國對消費市場的巨大需求，又一定會推動相關資源價格的上漲?？梢灶A測，由于消費品需求增加，消費品市場的發展空間也會擴大，隨之而來的資本投資業會增多。只有人才技能與素質得到提升，相關科學技術得以創新和發展，才能滿足這樣巨大的市場需要。
第二，勞動力市場政策方面。一是要通過制定具體的、可衡量的政策標準對工作環境和就業條件進行評估（可結合體面勞動的框架）；二是要進一步完善相關就業法律和政策，包括工作時間、職業安全與衛生、工資、勞動合同等，但同時又要注意避免過度制定法律，以免產生負效應；三是更重要的是要對現有相關法律和政策加大執行力度，提升執行的有效性。
第三，就業市場方面。一是要建立有活力的、并能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的就業市場；二是要注意平衡勞動維權與靈活就業之間的關系；三是要把握好制定勞動維權的法律規定的度，在保證勞動者權益的同時，避免對企業造成困擾；四是要注重解聘門檻和招聘標準之間的平衡性，以保證工作質量與就業機會的可獲得性。
第四，就業能力方面。對個人而言，要注重就業能力的提升，確保勞動者具備相應的技能，以符合用人單位的標準和要求，從而進一步提升個人的就業質量；對政府部門而言，要在職業技能培訓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為勞動者素質提升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五，工作機會是對就業質量產生直接影響的關鍵條件。勞動力市場要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否則人們一旦失業，就可能會無路可走。例如，在希臘，一個人如果不想失業，避免被雇主開除，就要尋求勞動保護。為了保證所謂的就業穩定，即使工人能力和技術與崗位不匹配，也不會被解雇。在這樣的勞動市場中，雇主不會主動地去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雇員雖不適應或不喜歡所在的工作崗位，但市場上沒有其他機會可選擇，這樣的就業就談不上高質量。調查顯示，希臘的雇員就業滿意度不高，這當然也就影響就業質量。而在丹麥，相關的就業法律門檻較低，雇主很容易創造新的工作機會，雇員一旦失業，也比較容易找到其他工作。調查顯示，丹麥的雇員滿意度比較高，就業質量也相對較高。由此說明，從雇主角度來看，如果雇員一旦被雇用就無法解雇，即便是沒有生產任務，也要支付雇員工資，請進容易請出難，那么雇主對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就會非常謹慎。從雇員角度來講，如果雇員明知道本身無法適應崗位需要，但在市場上又很難找到適合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也談不上就業質量。因此，是否有足夠的工作機會是對就業質量產生直接影響的一個關鍵條件。
推動我縣經濟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支撐我縣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資源環境、產業結構、發展動力等，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面對發展的新階段、新形勢和新變化，如果發展理念還停留在過去的老路上，不僅難有出路，還會錯失良機。因此，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首先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切實轉變發展理念，加快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推動經濟發展再上新臺階。
推動我縣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在實體經濟上做文章。實體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案钊~方茂，本固枝乃榮”。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新興業態集聚壯大，全力構建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一是要加快結構轉型升級，催生傳統產業增長的新動能。隨著發展環境的不斷變化，傳統產業舊有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只有大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加快企業技術改造、延伸產業鏈條、推動結構轉型升級，才能實現新舊動能轉換，使傳統產業“老樹發新芽”，使傳統企業真正由大轉強、變優。二是要啟動創新這個新引擎，大力發展新興產業。要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加大人才引進、吸收先進技術等，大力發展高科技、大健康、大旅游、大數據等新興產業，不斷培育經濟新的增長動能。要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發展綠色經濟，實現新型城鎮化與生態農業、綠色工業、文化旅游的良性互動，加速形成城市、商業、文化、旅游、信息等深度融合的新業態。
從宏觀環境來看，我縣還存在以下幾點優勢。一是新一輪產業轉移將加快工業化發展。在東部沿海地區面臨土地、環境、勞動力、商務成本等系列約束情況下，我縣如果能發揮土地、水、礦產、農副產品、勞動力等資源豐富，以及生態環境優越的后發優勢，利用產業落差加快承接國際勞動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轉移和國內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資源密集代工類產業轉移，跨越式推進我縣的工業化進程。二是城鎮化建設將為我縣注入長期發展動力。在國家城鎮化戰略的推動下，隨著我縣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我縣城鎮化必將步入快速推進階段，這不僅可以加快我縣發展，優化整個城鎮空間格局，而且進一步推動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從而帶動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三是泛長三角同城化將推動我縣融入區域一體化發展。泛長三角區域的交通實現網絡化、公交化、共享化，勢必推動同城化加快形成，泛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亦將成為必然。為我縣外向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為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著力推動我縣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要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農業調整，要按照“區域調特、規模調大、品種調優、效益調高”的思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抓龍頭帶農，抓科技興農，抓基地扶農，抓市場活農，促進傳統農業的優化升級，提高農業的整體效益。工業調整，要加快機制轉換和體制創新，要以技術改造、產品創新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導產業，抓大扶強。第三產業要以市場建設為重點，加快發展現代物流、電子商務、金融保險業，以及信息咨詢、中介服務等新興產業，構筑以縣城為中心的區域購物中心、鄉鎮級的商業服務中心和自然村的三級服務體系。
(二)要把壯大民營經濟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出路。民營經濟產權清晰、主體明確、機制靈活，越來越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強的吸引力和極大的競爭力，針對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組織引導上按照“抓大促小帶中間”的思路和方法，促進民營經濟的整體提升和群體拓展?！白ゴ蟆本褪嵌酱俸鸵龑б幠Ｆ髽I，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強強聯合，以龍頭優勢輻射帶動民營經濟整體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過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帶動、結對聯誼、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勵支持更多的農戶介入務工經商，壯大民營經濟群體規模，擴大富裕面，“帶中間”就是通過龍頭企業帶動小業戶群體的發展，促進中小企業在現有基礎上增強技術創新能力，發揮優勢，揚長避短，在某產品、某一環節上做優做強，提高市場競爭能力。
關鍵詞：高質量 會計準則 會計信息 評價標準 體系 評價
一、引言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前主席阿瑟?利維特（Anthur Levitt）（1998）首次提出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三個標準：第一，要以公認的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的核心概念為基礎；第二，準則必須能導致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可供投資者在不同期間進行公司業績的分析；第三，準則必須嚴格地解釋和應用，利維特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可；隨后美國會計學會下屬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C）、管理會計師協會下屬的財務報告委員會（FRC）、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下屬的會計準則執行委員會（AASEC）、投資管理與研究協會下屬的財務會計政策委員會（FAPC）、財務經理協會下屬的公司報告委員會（CCR）以及德勤國際會計公司合伙人約翰?史密斯（John T?Simth）分別就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縱觀各種觀點，一是提出的評價標準比較零散，二是基于不同利益出發提出的評價標準存在部分分歧。在國內，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研究相對較少，只有少數學者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我國著名會計學者葛家澍教授（1999，2000，2002，2008）先后介紹了國外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研究動態并對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做了研究，總結出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九個評價標準。我國學者魏明海教授（1999）在介紹了國外的評價標準后提出二類十二條標準。裘宗舜（2003）提出了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基本屬性、制定模式和制定機制，并對我國制定高質量會計準則提出了初步建議?？梢?，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紹國外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研究動態并對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做出初步的探討，研究不夠深入，評價標準缺乏系統性，特別是結合我國上市公司執行新企業會計準則的情況去研究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并對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的質量作出評價的文獻更是罕見。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G20華盛頓峰會提出了建立全球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倡議，再次引起了國際社會對高質量會計準則的關注和思考；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自2007年起在上市公司開始實施，全新的準則體系被認為是提高了一個層次，經過了3年多的實踐檢驗，我國新會計準則的質量究竟如何，是否達到了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標準，是我國準則制定部門、監管部門、會計準則執行者和會計信息使用者非常關注的問題。那么，究竟什么樣的會計準則才是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應是什么？本文在國內外已有觀點的基礎上做進一步探討，構建以“高質量會計信息”為核心的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體系，并對我國新會計準則的質量作出初步評價，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會計準則提供參考。
二、高質量會計準則評價體系
（ 一 ）高質量會計準則核心評價標準――高質量會計信息 會計信息是會計系統的最終產品，是產品就有質量要求。會計信息的質量是通過一系列質量特征來體現的。美國FASB在其第二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作了系統闡述，其中重點強調了可靠性、相關性、透明度、中立性、可比性和一致性。我國在《基本準則》中也對會計信息的質量作了要求，主要包括可靠性、相關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謹慎性和及時性。而高質量會計信息是以可靠性和相關性為首要特征的，其中，可靠性又是高質量會計信息的最重要的屬性，正如葛家澍所言“可靠性是會計信息、尤其是財務報表內會計信息的靈魂”。可靠性是確保會計信息具有相關性的必要前提，不可靠的信息是不相關的，對信息使用者是毫無用處的。因此，會計信息若是高質量的，則首先必須是可靠的、相關的，當然也要符合其他質量特征。Auther Levitt曾形象地把會計準則比喻為照相機，而包括財務報告在內的會計信息是用照相機拍攝的，可反映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的圖像，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好比性能良好的照相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則是真實、清晰的財務圖像。評價一部照相機的質量高低，關鍵是看所拍攝的圖像是否真實、清晰，若所拍攝的圖像失真、模糊，即使照相機的制造再科學、技術再高、材料再好、功能再齊全也都是枉然，只能判定此照相機質量并不高。同理，評價一項會計準則是否為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關鍵是看在此會計準則規范下所產生的會計信息是否為高質量的，若會計信息是高質量的，則此會計準則是高質量的；若產生的會計信息不可靠、不相關，即使會計準則的制定質量再高、可操作性和可理解性再強、與國際再趨同，也只能判定此會計準則質量不高。因此，產生并披露高質量會計信息是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核心評價標準，其它評價標準都是在此標準的基礎上分析獲得。
（ 二 ）高質量會計準則具體評價標準 以核心評價標準為基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可以細化為準則制定質量和準則內容質量兩類標準。
（1）準則制定質量標準。要保證照相機拍攝的圖像真實、清晰，照相機的制造必須具備一定的要求和標準；同理，要保證會計信息的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制定環境、制定基礎、制定模式、制定程序和制定組織等必須有一定的標準可循。一是制定環境。會計準則具有一定的環境適應性。一項會計準則對某個國家某個時期而言是高質量的，但對別的國家或其它時期卻并不一定是高質量的，因為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期其所處的經濟環境是不同的。首先，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是不同的，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會直接影響到經濟業務的繁雜程度，從而影響到會計準則制定的詳細程度；其次，會計準則執行者的整體情況如公司治理結構和企業內部控制的完善程度是不同的，從而影響到會計準則的實施；再次，會計人員的素質如職業判斷能力是不同的，從而影響到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及實施。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必須考慮其所處的環境，否則，將會導致會計準則不能反映經濟實質或可操作性缺失，從而使會計信息缺乏可靠性和可比性?？梢?，會計準則的制定是否考慮到特定環境成為評價會計準則質量高低的一個標準。二是制定基礎。以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為制定基礎是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一個評價標準。利維特（1998）曾指出高質量會計準則必須以國際公認概念框架中的核心概念為其制定基礎。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是由奠定財務會計基礎并為其應用的基礎概念所構成的體系，其主要作用是評估現有的會計準則，指導未來的會計準則發展方向和技術取向，以及為解決實務中現有準則未涉及的會計問題提供指南。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制度創新，新經濟業務層出不窮，以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為基礎制定的會計準則能對新問題的發展留下空間，作出潛在的合理安排，為新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提供指導，這樣才能真實反映經濟業務的實質，從而產生可靠、相關的會計信息。三是制定模式。目前存在三種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一是規則導向模式，其特點是會計準則由詳細的規則組成，優點是嚴密、完備，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而缺點是掛一漏萬，易為違反準則者尋找借口；二是原則導向模式，其特點是會計準則的內容上減少了對會計準則執行者的約束，在形式和過程上賦予執行者更多的職業判斷自由，優點是能有效地減少違反準則者尋找借口的機會，并能孕育職業判斷的氛圍，缺點是可操作性較弱；三是目標導向模式，即以原則為基礎的制定模式，目標導向不同于純原則導向和規則導向，目標導向的會計準則具有以下特點：以經改進并一致應用的概念框架為基礎、明確指出準則目標、充分的指南盡量減少準則中的例外情況、避免在實質上有可能規避準則意圖的行為。目前三種模式中，原則導向模式和目標導向模式受到準則制定者的青睞。那么，究竟哪種模式下制定的會計準則才是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呢？筆者認為，需要根據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去作出判斷，若整體會計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較高、職業判斷能力較強、能較好地理解和應用會計準則，則采用原則導向模式制定；若整體會計人員素質較低、職業判斷能力較差、不能很好把握和運用準則，則采用目標導向模式更為合適，有利于會計準則的實施，否則必然會出現各自判斷、各自理解，最后核算的結果五花八門，有損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四是制定程序。一項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出臺，必須有一套公開、透明的應循程序，應循程序是保證制定高質量會計準則從立項到的必經步驟。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中必須貫穿透明度原則：要建立公開化、制度化的征求意見制度，從立項開始，到準則，都應公開廣泛地征求意見；會計準則在制定過程中應嚴格實行專家和群眾相結合,力求準則制定過程公開化、民主化；要加強準則制定部門和相關監管部門的溝通，對準則的出臺時間、基本要求、反饋意見等進行磋商與合作；準則、指南和解釋公告都必須在執行前公開，不能變成內部文件；要公開更多已有相關知識，以便社會公眾更好地理解會計準則及其相應的利益關系。總之，準則的制定和執行都不能暗箱操作，沒有透明度，就不能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法則，就不能確保會計準則的質量，更不能保證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可靠性和透明度。五是制定組織。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制定，需要有組織保證。一是準則制定機構的獨立性，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是一個多方利益者博弈的過程，只有當準則制定機構獨立于相關利益者，制定出來的會計準則才能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二是準則制定人員的廣泛代表性，應該廣泛吸收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吸收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相關代表、吸收監管部門和審計部門及稅務部門相關代表、吸收會計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去參與準則的制定。只有具有組織保證的會計準則所產生的會計信息才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和透明度。
（2）準則內容質量標準。要保證所拍攝圖像的真實、清晰，除了要達到制造方面的標準，照相機本身的品質如零部件的質量、操作性、外形設計等也必須達到一定的要求；同理，要保證會計信息的高質量，僅僅有準則制定的保證還不夠，更需要會計準則內容上達到相應標準，如準則的可操作性、可理解性、國際趨同性和經濟實質性等。一是經濟實質性。企業交易和事項的經濟實質與其法律形式并不總是一致的，只有反映經濟實質的會計信息才是真實的、可靠的、相關的，對會計信息使用者才是有用的。會計準則是規范企業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行為、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種種標準，因此，必然要求會計準則提供的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的相關指南能夠反映企業交易和事項的經濟實質，方能產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二是可操作性。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必須有利于實務操作。因此，要求會計準則的制定必須考慮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特別是職業判斷能力，當職業判斷能力不強的時候，會計準則的內容更強調可操作性。如果會計準則的制定采用原則導向模式，必須出臺一些嚴格的解釋和詳細的指引，從而增強會計準則的可操作性。缺乏可操作性的會計準則只會使會計準則的執行者在實務中難以應用，此外，由于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參差不齊，將會導致“各自為政”的局面，各有各的判斷、各有各的理解，最后執行情況大相徑庭，從而造成會計信息嚴重不可比。三是可理解性。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其內容必須是可理解的。僅當會計準則的內容容易被理解時，會計準則執行者才能正確執行會計準則，注冊會計師才能準確判斷所審計的財務報告是否遵守了會計準則的要求，監管部門才能有效監督會計準則的執行。因此，首先，會計準則的語言表述必須簡潔、明確，在不影響科學性的前提下盡量通俗易懂，不能含糊不清；其次，語言表達要本土化，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為實現國際趨同，往往有些準則直接或間接引用國際會計準則，在引用過程中要求會計專業人士與翻譯專業人士共同意譯而非直譯，否則會計準則的內容將會出現模糊不清、語句不通、晦澀難懂的情況，連會計學術界專業人士都難于讀懂，更難于去要求企業一般的會計人員讀懂并加于運用，此時要產生可靠、可比的高質量會計信息便無從談起。四是國際趨同性。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是大勢所趨。隨著資本市場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投資者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佳投資機會，公司則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最低成本的資本，然而，這一發展卻遇到一大障礙，即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因會計準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而缺乏可比性，這使資本市場的交易成本上升，為此，亟需建立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準則，以減少資本市場和公司發展的成本。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必須實現與國際會計準則的持續全面趨同，會計信息才能夠成為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才有利于本國企業和資本市場的發展。
（ 三 ）高質量會計準則評價標準體系圖 綜上分析，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應該是一個體系，如（圖1）所示：核心標準是產生并披露高質量會計信息，以核心標準為基礎可分析獲得準則制定質量和準則內容質量兩類九個細化標準，而每個細化標準反過來又會影響到會計信息的質量。
三、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質量分析
（ 一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制定質量分析 經過3年多的實踐檢驗，我國會計準則的質量是否達到了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標準，其實施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以下結合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評價標準及我國上市公司執行新會計準則的情況予以評價，為我國準則制定者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指明方向、提供參考。（1）制定環境評價。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制定既考慮到了國際環境又考慮到了我國的特殊環境。首先，我國新準則實現了國際趨同，是制定過程中考慮國際環境的體現，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市場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會計信息必須成為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才能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更加透明可比的財務信息，從而促進本國企業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然而，趨同不等同于相同，在制定過程中也考慮到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如關于資產減值損失的轉回問題，國際會計準則允許對已經確認的資產減值損失予以轉回，而我國考慮到很多企業將轉回減值損失作為操縱利潤的主要手段，新會計準則規定，資產減值損失一經確認，在以后不得轉回。（2）制定基礎評價。高質量會計準則強調以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為制定基礎。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而是以《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取代，在作用上，基本準則是所有具體準則的基礎，可用來指導、評估和發展具體準則，為具體準則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為具體準則提供基本概念并指引方向；在內容上，除了包含國際會計準則及美英國家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基本內容外還有了一些突破，包含了會計基本假設、財務報告目標、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會計要素及其定義、會計計量模式及財務報告；在地位上，基本準則不是站在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之外，而是融入了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并處于頂尖地位，不僅是法規，而且是比具體準則更重要、更基本的規范。因此，葛家澍認為“全部準則如不看表述的用語，而看表述的實質，已完整體現了概念框架的基本內容”，我國的基本準則，是我國現階段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既立足于中國國情，又努力與國際會計慣例趨同?？梢?，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以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為基礎的。（3）制定模式評價。國際會計準則是以原則為導向，實現國際趨同是大勢所趨，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現了原則導向的特征。原則導向最大的特點是需要更多的職業判斷，但目前我國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特別是職業判斷能力較差，對會計準則的一些原則性規定不能準確把握，會計職業判斷不是很恰當，于是我國財政部等相關部門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為會計準則的順利實施提供基礎，先后出臺會計準則的應用指南、解釋公告、專家工作組意見等一些詳細的指導，同時也致力于提高會計人員的素質，如財政部2009年啟動了企業類全國會計領軍（后備）人才培養計劃著力于培養高素質、復合型的會計領軍人才，其他各級財政部門也組織了一些不同類型的培訓，實踐證明，新準則得到了平穩有效的實施。因此，筆者認為，雖然從短期看以原則導向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國準則采用原則導向模式是合適的、也是合理的。（4）制定程序評價。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強調公開透明。為制定新會計準則體系，我國財政部在借鑒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和美國的先進經驗的基礎上，2003年 7月頒布了《會計準則制定程序》，規定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分為立項階段、起草階段、公開征求意見階段和階段，較之我國以前的制定程序有了一定的進步，但與國際會計準則公開透明的應循程序相比仍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公開性不足，除了第四個階段社會公眾能夠看到準則的正式外，前三個階段都存在公開性不足甚至不公開的狀況，公眾只是偶爾能從有關領導講話中了解到將制定哪些會計準則，至于準則的研究進展及起草情況，公眾不得而知。其次，征求意見的范圍過窄時間過短，征求意見稿的反饋主要來自于高校和部委以及各地財政局所組織的座談會記錄，來自于會計準則執行者的反饋意見很少見；另外，一項國際會計準則的征求意見的時間長達6個月，而我國從財政部公布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征求意見稿到正式包含1項基本準則和38項具體準則只經歷了短短8個月的時間，很顯然，準則征求意見的時間是不足的。最后，缺少投票機制，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都會在征求意見期滿后通過投票最后決定是否通過并準則，而我國準則與否決定權在會計司，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僅僅是收集意見并提交財政部會計司，其成員沒有表決權。（5）制定組織評價。在制定機構方面，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是由財政部會計司代表政府制定的，一是考慮歷史慣例，我國以往會計準則及其他會計制度均是由財政部代為制定，二是為了保證會計準則的權威性。但是，財政部會計司作為準則制定機構，其在形式上顯然是不獨立的，因為政府是會計準則的一大利益相關者，唯有在實質獨立性上去彌補，若能有效去溝通政府與民間的關系，能有效去協調各方利益，最終也能制定出中立、不偏不倚的會計準則來。在制定人員方面，《會計準則制定程序》規定會計準則具體的制定工作由項目起草組負責，項目起草組原則上以會計司各處為單位組成并吸收相關人員參加，但對“相關人員”未作明確規定。財務會計準則委員雖吸納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專家參與，但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成員沒有決定權，僅起到咨詢的作用，因此，財政部會計司及其工作人員在準則制定過程中占決定性地位，其代表性顯然是不夠廣泛的，特別是缺少會計準則執行者中的代表，勢必影響到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利益平衡。
（ 二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內容質量分析 可從以下方面進行分析：（1）經濟實質性評價。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十六條規定“企業應當按照交易或者事項的經濟實質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不應僅以交易或事項的法律形式為依據”，所有具體準則的制定必須以此為理論依據和指引，必須能夠真實反映經濟業務的經濟實質。以收入準則為例，準則規定了確認銷售商品的收入的五個條件，企業已將商品所有權上的主要風險和報酬轉移給購貨方；企業既沒有保留通常與所有權相聯系的繼續管理權，也沒有對已售出的商品實施控制；相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收入的金額能夠可靠計量；相關的已發生或將發生的成本能夠可靠地計量，五個條件缺一不可，因此往往實務中出現的售后回租、售后回購等一些交易，形式上看是銷售行為，但實質上其并不符合銷售商品收入確認的條件，是不能確認銷售收入的。（2）可操作性評價。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屬于原則導向，其顯著特征是要求企業根據會計準則規定的原則結合實際情況做出職業判斷，如收入確認、資產減值、預計負債、債務重組、企業合并、公允價值計量等都涉及到職業判斷，但目前我國會計人員會計職業判斷能力普遍較低，凸現出某些準則缺乏可操作性。以公允價值計量為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一大亮點是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目前已頒布的38個具體準則中至少有17個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新準則規定企業應當根據不同情形分別采用同類資產活躍市場報價、類似資產活躍市場報價和估值技術等確定公允價值。但到目前為止，公允價值的確定在實務中仍是難于操作的一大難題：一是公允價值不易取得，我國市場經濟的成熟度還不充分，部分資產不存在活躍市場，也無同類或類似資產的活躍市場價格，需要采用其他技術進行估值，評估價值又難以獲得各方的共同認可；二是以同類或類似資產市場價值為基礎確認的公允價值，如何確定其修正參數，也是一個難于操作的問題；三是目前仍有很多資產需要采用估值技術確定公允價值，但如何選擇估值模型和相關參數假設等，新準則沒有提供詳細指導，存在較大的人為因素。公允價值計量缺乏可操作，導致會計信息缺乏可比性，同時也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3）可理解性評價。為實現國際趨同，且制定準則的時間較為倉促，有些全新出臺的準則如《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金融資產轉移》等，內容往往參照相應的國際會計準則直接翻譯過來，一些條款句子過長，文字晦澀難懂，再加上有些經濟業務在中國并不普及，導致會計準則執行者難于理解，也就無從在實務中正確運用。如對金融資產的分類，上市公司在執行過程中往往難于正確理解和把握，導致會計處理出現偏差，有的公司將其持有的對上市公司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限售股權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新準則規定應作為長期股權投資處理，有些公司將本應歸屬于持有至到期投資的金融資產分類為貸款和應收賬款，最后必然會導致企業間會計信息的不可比。（4）國際趨同性評價。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實現了國際趨同，同時致力于與國際上主要國家和經濟體的等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一是2007年我國內地和香港的會計準則實現了等效；二是經過多輪會談和協商，中歐會計準則等效取得重要進展，2008年12月歐盟就第三國會計準則等效問題規則，規定自2009年至2011年底的過渡期內，允許中國企業進入歐盟境內市場時利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告；三是中美會計合作納入雙方對話議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已正式宣布允許外國企業赴美上市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財務報告，為中美會計準則等效創造了條件。另外，實現國際趨同后，準則制定部門仍密切關注國際會計準則的變化并積極參與到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去，促進國際會計準則更多地考慮中國的情況，并對我國會計準則作出相應的調整，為實現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全面持續趨同而努力。
綜上可見，結合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九個細化標準逐一分析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其中制定環境、制定基礎、制定模式、經濟實質性和國際趨同性5個方面是達標的，但是制定程序、制定組織、可操作性、可理解性四個指標仍存在一些問題，而且均不同程度影響到會計信息的質量如可靠性、相關性和可比性，進而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核心標準――產生并披露高質量會計信息難于達到。因此，我國的新企業會計準則與高質量會計準則仍有一定距離，準則制定部門仍需針對不達標的方面進一步加以完善，向高質量會計準則努力邁進，以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滿足會計信息各方使用者的需求，從而更好地推進我國資本市場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葛家澍：《美國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討論及其對我們的啟示》，《會計研究》1999年第5期。
［2］葛家澍：《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和企業財務業績報告改進的新動向》，《會計研究》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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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裘宗舜：《論高質量會計準則》，《上海會計》2003年第11期。
［6］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會計司）：《關于我國上市公司2007年執行新會計準則情況的分析報告》，《上海證券報》2008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