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4 16:50:06
序論：在您撰寫民族文化交流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是黨的十七大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出的新要求。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鼓勵全民族積極進行文化創造，對于充分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是充分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主體作用的現實途徑。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是億萬人民群眾的事業，人民群眾是文化建設的主體。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人民群眾是文化建設的創造主體，為文化發展創造物質基礎，并直接參與文化創造工作；人民群眾也是文化建設的利益主體，是文化產品的最終享有者和受益者。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充分激發，可以挖掘蘊藏在人民群眾內部深厚的文化創造源泉和高昂的文化創造熱情，為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注入巨大活力；可以創造出大量文化物質產品和文化精神產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境界，使人民群眾共享文化發展成果。
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是切實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基礎。軟實力是與硬實力相對應的概念，它主要指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我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就必須在壯大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的同時，大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高，必須建立在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充分激發的基礎之上。一個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激發程度，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一個國家文化的吸引力，進而決定和影響著其文化軟實力的內在質量。只有全民族都來積極進行文化創造，形成充滿活力的文化氛圍，推動文化產品的生產，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才有堅實基礎。
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是加快推進文化創新的內在要求。推進文化創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是繁榮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化創新離不開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激發。只有把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最充分地激發出來，才能在全社會營造濃厚的文化創新氛圍，使文化創新成果不斷涌現。同時，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只有在文化創新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是豐富多彩、日新月異的。這種豐富多彩、日新月異的實踐活動，必將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內容、新的文化形態。
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充分激發，需要人民群眾文化創造意識的不斷強化，也需要國家激勵文化創造政策的不斷完善和市場文化創造機制的不斷健全。首先，應強化人民群眾文化創造意識，營造有利于激發創造活力的文化氛圍。人民群眾作為文化創造的主體，其文化創造意識的強弱直接影響文化創新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其次，應完善國家激勵文化創造的政策，建立有利于激發創造活力的文化體制。通過制訂和完善各項政策，鼓勵全民族積極進行文化創造，加大文化創造人才培養力度；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打破束縛文化創造活力的不合理體制，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激發文化創造活力。最后，應健全市場文化創造機制，促進文化產業健康發展。通過轉變文化發展方式和培育新的文化業態，提高文化產業的競爭力；通過加強文化市場監管和促進文化行業自律，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關鍵詞】蒙漢翻譯 文化交流 作用
語言與文化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民族發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過程中，對語言的理解將成為推動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伴隨著國家間經濟、政治等活動的日趨頻繁，不同民族與國家的文化滲透與交流得益于翻譯。翻譯作為不同語言相互轉換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與國家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語習慣的不同，要求翻譯尊重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在翻譯中，對于文化差異的正確理解和認知將決定翻譯的水準。蒙漢翻譯同樣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兩種語言的相互轉換實現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蒙漢翻譯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風以及民情，構成了一個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穩固的生活區域之前，與歷史演變相攜。伴隨著民族與國家的發展，民族文化的日趨完善，為了互通有無，形成了貿易往來，在此過程中，語言的不通促使翻譯的出現。在跨文化翻譯中，注重民族文化特點，深入挖掘其內在的文化底蘊，對于文化交流以及經濟、政治等社會活動往來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我國的成語故事《掩耳盜鈴》，故事講述了一個偷盜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門上的鈴鐺，想將它偷取過來，可鈴鐺在碰觸下會發出聲音，容易被人發現，于是，這個偷盜的人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會聽到聲音了，可想而知，偷盜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這個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對歷史文化了解不夠深入，那么，很難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漢翻譯中，譯者對于兩個不同民族的歷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習慣等的了解，將決定著譯文的欣賞性和研究價值。
二、蒙漢跨文化翻譯的意義
蒙漢跨文化翻譯在解決語言障礙的同時，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在人類語言形成之初，語言就與文化相互依存，這意味著語言的流通也將促使文化的交流。對于不同語言的翻譯，在增進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間產生的碰撞，這種碰撞容易激發人們對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發文化交流的日漸頻繁。在蒙漢文化交流中，翻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看，翻譯對不同語言的構成以及使用條件有了一個全面的闡述，在思維層次上向人們揭示了文化的差異性，同時內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們闡釋了一個民族的發展歷史以及深遠的民族文化，從而實現了文化的互通。在蒙漢翻譯中，對于語義的表述以及語法構成的研究，將決定譯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例如：對于語法，從宏觀的角度出發，譯者要從主語和主題兩個方面考慮譯文的組合。漢語對于動作的發出者或實施者賦予了決定的權利，所以，具有強烈的主導作用，因此，在蒙漢翻譯中，確定主語或主題，對于有效完成譯文翻譯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漢翻譯的文化傳播功能
在各民族與國家交往中，語言上的交流讓人們了解了彼此的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以及風俗習慣等，從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學習的過程中，促進了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蒙漢兩個民族很久以來就建立了友好的往來，在蒙漢交流的過程中，兩個民族語言上的互通對于社會活動的友好進行創造了條件。蒙古廣闊的草原賦予了那里的人們不畏艱難、積極進取、生態倫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漢族則以農耕為主，他們在耕作中收獲希望和幸福，對賦予他們生命的土地極其熱愛。在漢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讓人們懂得了順應農節耕作，才能有所收獲，這也體現出了順應自然發展規律的思想。在蒙漢翻譯的過程中，兩種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等發生了改變，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民族間的交流更為順暢，為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創造了條件。蒙漢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上的交流，同時也是兩個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對于文化差異的認知，將決定翻譯的好壞，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堅持“文化傳真”的原則，以構建良好的文化傳播橋梁，使蒙漢文化能夠相互影響，共同為民族發展貢獻力量。
（1）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不同的文化領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傳播主旨，通過對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間形成了和諧的發展氛圍，對維護民族穩定以及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民族間文化的傳播，使得文化不斷吸納新的事物，實現了文化的創新和豐富，在這一過程中，翻譯作為重要的交流工具，將推動文化傳播向著更為深遠的方向發展。從某種角度上看，翻譯不僅是語言的相互轉換，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傳真”，所以說，翻譯也是文化翻譯，也只有這樣，翻譯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漢兩個不同民族在社會發展與人類進步的過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關系，在社會活動交往過程中，翻譯有效地避免了兩民族文化差異造成的審美以及理解上的誤區，進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頸，使社會活動更為活躍。蒙漢翻譯將文化交流變得順暢，實現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譯的凝聚功能對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發揮著尤為重要的作用。
（2）文化教化功能。文化傳播的受眾者在對文化的感知中逐漸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內容，從而自覺遵守該文化的要求，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譯的目的不僅是讓人們理解彼此的語言表述，同時也要讓人們對彼此的文化能夠認同，進而能夠自覺地將該文化帶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圍中影響他人，從而使文化得到進一步的傳播，這也是翻譯要達到的最高目標。在蒙漢文化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要關注受眾者的感知情況，并盡量讓其接受文化熏陶，從而達到影響的目的。一般來說，譯者要有強烈的文化意識，重視文化差異，才能發揮出蒙漢兩種文化的教化功能。
總之，蒙漢翻譯作為兩個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對文化差異有足夠的認知，這不僅能使翻譯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時也能促使兩個不同文化相互滲透和影響，從而使接受者能夠受其影響并能夠自覺接受這一文化的熏陶，成為文化傳播的載體，以推動不同的相互交流，為實現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進貢獻力量。蒙漢翻譯是凝聚蒙h兩個民族的重要紐帶，為促進民族間的友好發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著積極的意義。
在十二屬相中，猴是比較受人尊重的，因為猴子是貴族。您看，他老人家的名字就是由侯爵與子爵兩個爵位組成的。所以，尾巴總是翹著。不過，猴子也有著人類幾乎所有的毛病，比如貪吃。有桃子必吃，見好處必撈，看見漂亮姑娘更是要圍將上去討要食品，貪心起來甚至去打撈水里的月亮。生活中與猴子相關的常用語有：“猴吃麻花――滿擰”“猴吃蟠桃――滿不在乎”和嚇人的“殺雞給猴看”等。也有將猴子與食品連在一起的，比如菌類“猴頭”、藥材“猴棗”。
但在筆者記憶中，印象最深的、與食物相關的猴子，莫過于吹的糖人――“猴吃蜜糖”。
天津吹糖人的小販，會挑一副擔子走街串巷。擔子由前后兩個木箱組成。前箱下邊放置一個小煤爐，爐上放著一只小銅鍋，鍋內盛有糖稀。木箱上釘著一個H形有孔的木架，吹好的糖人有根竹簽撐著，可以插在木架上。這后面的木箱放些煤球、扇爐子的破扇等雜物。
小販將擔子挑到胡同口，放下擔子，見有兒童圍攏過來，即把后面的木箱移過來當凳子坐，然后將前箱推向前，以便伸手從銅鍋里取糖稀。吹糖人的糖稀是以麥芽為料熬制的，吹得時候必須加溫，否則硬邦邦的無法吹。吹時，小販用一根吹管挑出一圈糖稀，根據買糖人小朋友的要求，吹出金黃色的蘋果、西瓜、葫蘆、小鳥、老鼠偷油、猴吃蜜糖……還有的小販會在木箱上放一轉盤，盤上格中有從簡單的糖餅到復雜的龍鳳等不同圖案的糖人兒，孩子花一樣的錢，全憑運氣得到糖圈圈或是一條活靈活現的糖龍。
糖人兒分兩類，一是用麥芽糖稀吹出來的立體的動物或人物形象。另一種是用小銅勺盛著冰糖稀直接在石板上畫出來的糖畫兒，粘上小木棍，待晾涼后用小鏟一撬即得。筆者幼時最愛的“猴吃蜜糖”是用麥芽糖稀吹出來的。那小販就是一位心靈手巧的民間藝術家，一團糖稀在他手上捏捏吹吹，瞬間就出現了一個俏皮的猴子，尖尖的嘴，長而彎曲的尾巴，最實惠的是那猴用爪子捧著一個小碗，里面盛著甜甜的糖稀，真是好玩又好吃。上海也有在里弄中走街串巷吹糖人的，他們可以吹出五顏六色的水果和糖人，不過，那種染了色的糖稀有毒，不能吃?，F在，街頭上吹的糖人因為不衛生，已經很少有人吃了，有些合乎衛生標準的糖藝品會作為裝飾物，出現在宴會的菜品碟頭上。
大圣的血統
筆者生長在天津南市，是看著連臺本戲《西游記》長大的。舞臺上鑼鼓響處，從后臺蹦出一只猴子，連翻筋斗，全場觀眾頓時喜眉笑眼。再演到孫猴子憑著一根棒子打敗了很多兇神惡煞的“大花臉”，更讓孩子們看得過癮。待到上學念書了，才知道舞臺上大鬧天宮的孫大圣出自吳承恩的《西游記》。吳承恩是中國人，《西游記》是中國小說，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是假想的中國仙境。所以，對于孫猴子是國產的，在幼時的筆者心中，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對于孫猴子的血統，博士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從印度進口的?！保ā丁次饔斡洝悼甲C》）學者鄭振鐸先生1934年在《Y僂集?西游記》中也指出：“孫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強的哈努曼（Hanuman）的化身。哈努曼見于印度大史詩《拉馬耶那》（Ranmayana）里，而印度劇敘到拉馬的故事時，也多及哈努曼。他是一個助人的聰明多能的猴子……在印度，他是和拉馬同樣為人所熟知的。（至于）什么時候哈努曼的事跡輸入中國？是否有可能把哈努曼變成孫悟空？我們不能確知?！敝皇橇艚o了我們追溯考證的一絲線索。
其實在印度，有關猿猴的故事非常多。直到現在，印度古典舞中還保留有猴神協助拉馬攻打惡魔的節目。那么，印度的哈努曼和我們的孫悟空是否系偶然的巧合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國古代佛壇講經，常有援引故事闡明經義的通例，它最早起源于印度，然后漸及東方，在漢魏時期輸入我國。早在三國譯出的《六度集經》卷五的《國王本生》的神話傳說中，就描繪了人王和猴王率眾猴與邪龍搏斗的故事，它是據此敷演光大的《拉馬耶那》的前身之一。學者陳寅恪先生1930年在敘有頂生王升天大鬧天宮的故事以及《拉馬耶那》哈努曼的故事時，認為：“殆因講說《大莊嚴經論》時，此二故事適相連接，講說者有意或無意之間并合鬧天宮故事與猿猴故事為一，遂成猿猴鬧天宮故事……此《西游記》孫行者大鬧天宮之起源也。”（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冊）此說是有道理的。
從現有資料看，孫悟空的形象較早出現于宋元之間?，F廣東省博物館陳列著一件元代的唐僧取經瓷枕，上面繪有孫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的畫面，頗矯捷威武。瓷枕上《西游記》中的主要人物皆已齊備，說明當時取經故事已經廣為流傳。后來，吳承恩之所以能寫出《西游記》，是根植于當時社會現實的結果，體現了作者痛恨秦漢以來的專制王朝，寄希望于神魔世界的豪杰之士，來表達“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二郎搜山圖歌》）的創作思想。
在文學研究領域，曾有人因中國神話散亡僅存零星而謂我民族為“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其實不然。從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夔一足，越人謂之山臊，人面猴身能言?！保ㄒ姟秶Z?魯語》韋昭注）的記載到《吳越春秋》《搜神記》《補江總白猿傳》《古獄瀆經》《陳巡檢梅嶺失妻記》等都寫過猿猴成精作怪的故事。
可見，吳承恩筆下的孫悟空既不是中國猴，也不是印度猴，而是混血猴。這就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產物。
遠赴印度學制糖
那么，我們日常食的糖，其制糖工藝是否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產物呢？答案是肯定的。
糖是人體必需的營養素。營養素包括碳水化合物（糖類）、蛋白質等7大類，而碳水化合物中的一個葡萄糖分子在人體內徹底氧化后即可釋放出一定的熱量（能量），所以食用適量的甜味食物，對人體是很有益的。
在我國的古籍中，“糖”字出現的較晚，最早出現的是“蜜”“石蜜”“飴”等字。蜜指蜜蜂采集花粉釀成的甜汁。石蜜是什么呢？《異物志》說：“交趾草滋大者盡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謂之石蜜?！蹦敲?，什么是飴呢？《本草綱目?谷部》：“飴即軟糖也，北人謂之餳?！?餳又是什么呢？《辭海》說：“‘餳’，古糖字，亦作 ，后特指用麥芽熬成的糖。”也就是前面我們講的制作吹糖人的食材。現在我們清楚了，“飴”指軟糖，“ ”是“糖”的古字。“餳”字古時泛指糖，后世則專指用麥芽熬成的糖。
那么“石蜜”到底是糖還是蜜呢？這個答案在《唐書》中有：“番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國取其法，令揚州煎諸蔗之汁于中廚，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原來，“石蜜”其實不是蜜而是糖，這種“取糖法”是我們派留學生去“取其法”而學來的。這樣，我國古代制糖技術的脈絡就基本清晰了：“蜜”“飴”“餳”我們古已有之，甘蔗卻是不知什么時候引進的。
甘蔗這種植物，其原生地似乎不在中國?！案收帷边@兩個字也很可能是音譯，因此在中國古代典籍中的寫法也就五花八門，《子虛賦》為“諸蔗”，《杖銘》為“都蔗”，《神異經》為“ ”。同時，甘蔗傳到中國之后經過長期栽培，品種繁多，應用也各有不同。
季羨林先生在《季羨林人生漫筆》中說，“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張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拿走的，正面寫著一段佛經，背面寫著關于印度造糖法的殘卷，幾經輾轉傳到了我的手里?！奔纠象@喜欲狂，啃開了這個硬核桃，解決了學術上的不少疑團。季老考證認為，“糖”這個字在西歐各國語言中都是外來語，來自同一個梵文“sarkara”。這就充分說明了歐美原來無糖，糖的原產地是印度。中國在唐代之前能夠自制蔗糖。當時，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學習制糖法，說明印度在制糖技術方面有高于中國之處。中國經過學習后自己在制糖方面“色味愈西域遠甚”，如此看來，糖本身雖然是個小東西，然而卻馱著長達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斷交流中成長的。不能說世界上的文化是由哪一個民族創造的。文明與文化一經發現，人們感到對于他們有好處，就必然會相互學習與交流?？梢哉f，從古至今在世界上還找不到一種文化是不受外來影響的。但是這種交流是復雜的，比如印度的制糖技術是先進的，但也有東學中國的“白糖”（稱為“cini”），西學埃及的“冰糖”（叫做“misri”）。如此的文化交流才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寧夏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是經濟界、文化界、多個民族的諸多人士相結合的團體組織。在當天的成立大會上，寧夏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會長馬駿廷說，促進會其中的一項總則是：“促進寧夏與全國各兄弟省份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寧夏與中東、東南亞各國間的交流。”意識決定行動，旗幟指明方向?？梢哉f，促進會的成立，將是我區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結出的一枚碩果。
2009年11月7日，總理在埃及阿拉伯聯盟總部發表重要演講：回眸近200多年來的歷史，中國和阿拉伯國家被耽誤的歷史機遇太多太多了。馬駿廷說：“我們有一百個理由、一千個理由振奮起來，加強合作、加快發展，追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沒有任何一個理由可以心存疑慮、躊躇不前。任何對國家、對民族負責任的政治家，任何有抱負、有作為的企業家和社會各界人士，都應該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讓我們攜起手來，把中國同阿拉伯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向新階段！”馬駿廷說，促進會將大力加強寧夏和全國及阿拉伯各國等穆斯林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吸引更多的國內、國際知名企業來寧夏投資發展，參與寧夏乃至西部大開發建設；積極促進寧夏和國內、國際企業界，特別是中東、阿拉伯國家總商會的多方面交流合作；為寧夏各民族企業家招商引資，尋求合作，吸引阿拉伯國家的資金、人才、先進技術等。促進會還將為各民族企業家提供企業與市場信息、政策法規，加強信息溝通和業務往來，為企業‘引進來、走出去’牽線搭橋，疏通渠道。幫助各民族企業家和文化產業，調整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增強抗風險能力。
除此之外，維護各民族企業、文化產業的合法權益是促進會義不容辭的責任。對于會員企業的訴求，促進會做到積極想辦法、出主意，群策群力，積極向各級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多方的反映、建議，從而深化溝通、協作，努力并切實維護到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協調處置有關的矛盾和糾紛，排除發展過程中的不良干擾。
此外，促進會還將參與當地的公益活動，舉辦有影響、有層次的經濟、慈善論壇，救助、幫扶弱勢群體。促進會還將積極與中央、省級媒體溝通，對各民族企業家進行宣傳。
“我希望促進會，能夠成為各會員單位忠實的親友、堅實的后盾、貼心的知己。”馬駿廷最后表示，“下一步，促進會的全面工作將逐步進入角色，只要是有利于企業和會員發展的，促進會就會放手大膽地進行工作，促進會也會幫助大家協調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
眾所周知，民族是以文化來區別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倘若各民族間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點，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學習和借鑒彼此的文化成果，那么民族的畛域就很難打破。反之，若各民族之間能夠有文化的交流與認同，那么民族之間的差異就會被認同感、和諧感所淡化而相近相親。中華民族在歷史的進程中正是依靠文化的交流；推進文化的整合和融合，從而形成“一體多元，多元一體”的格局，即各個民族既具有中華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個性，各民族之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關系。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和諧與交流是形成中華民族的主要因素，茲僅就中國民族史上的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數例，以探討和諧與交流在其中的主導作用。
一、和諧與交流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發端于民族的大遷徙、大匯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時期發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遷徙、大交流，都使許多一度活躍于歷史舞臺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漢代的匈奴。三國的烏桓、南北的鮮卑、隋唐的吐谷渾、黨項等等。還有些古代民族雖然現在還存在，但除了血統的差異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點，例如滿族、土家族等等。當滿族最初入關。定鼎中原之時，強烈的民族畛域觀念，曾因雉發這樣的文化習俗差異而大規模流血，但經過300年之后，滿漢在文化上已再難找到什么差異。
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其實也是一個混合眾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體。現今一般將漢族的祖族認定為“華夏族”，祖先認定為炎帝、黃帝。考“華夏”一稱始見于周代文獻，到了春秋之時才以“華夏”作為民族稱呼?！叭A夏”一詞源于炎帝與夏禹。傳說炎帝族興起于“華山”（古代對秦嶺的稱呼）之野，炎帝與黃帝是“兄弟”。黃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故中原這一地區的民族被稱為“華夏”，《尚書正義》說：“華夏，謂‘中國’也?！薄稜栄拧め屧b》說：“夏，大也。”可知“華夏”一詞是用以區別中原地區的民族與其周邊的民族（史稱“四裔”。即東邊被稱為“夷”的民族，西邊被稱為“戎”（羌）的民族，南邊被稱為“蠻”的民族，北邊被稱為“狄”的民族）。但“華夏”實際上也并非全為中原之旅，炎帝族、黃帝族都與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頗有淵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從“姜”字均與“羌”有一定關系。黃帝據史載原居于“昆侖之丘”，其先本活動于青藏高原東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開國之君禹更是“長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見“華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從青藏高原東遷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華夏”族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地融入許多民族成分，而發展成后來的漢族?？梢哉f在中國的歷史上，每一個歷史時期漢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進來。雖然，在漢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有著依靠強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漢族的情況，但從主流和總體上看，則主要是因為文化的交融與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鮮卑的漢化就是一個例子：拓跋鮮卑原屬于“東夷”民族，最早活動于大興安嶺以北的呼倫貝爾草原一帶，以游牧狩獵為生。公元四世紀前期曾一度在今內蒙和林格爾北建立“代國”，不久為前秦所滅。拓跋硅時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國，旋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遷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時又將都城南遷至洛陽，由于北魏國家的統一和擴展，鮮卑民族從邊疆逐漸深入中原腹區，與漢族和諧相處，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沖破，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逐漸改變，于是，給民族融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強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鮮卑的融如漢族是一種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僅通過血統的混合，更主要是社會文化的融合來達到。
語言是人際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鮮卑語為官方語言，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鮮卑語日益顯出不適應社會之需的劣勢，漢語文的優點和漢文文化典籍之豐盛，使進入中原的鮮卑人對學習漢語文有強烈的要求。孝文帝時遂改以漢語為國家的“正音”。漢語成為北魏法定的共同語言后，原有的鮮卑語的使用范圍愈來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語文問題的解決又為思想文化的溝通鋪平了道路。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學說成為了北魏政權的思想基礎。早在拓跋硅時就推崇儒學“以學求為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權逐步走上了與儒學相結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學校，儒生數量愈來愈多。作為統治者的拓跋氏也身體力行，鉆研儒術，著書立說，按儒學理論治理國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時，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舉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動。孝文帝不僅本人充滿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過尊崇禮教，提倡孝、禮的思想，使北魏社會全面向儒家理念轉化，從而使民間與上層生活都與儒學不可分離。
除崇揚儒學外，北魏還兼奉道、佛兩教。北魏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從宗教的方而進一步使鮮卑由原始信仰向華夏正教轉化。因為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其文化內涵代表著華夏民族的傳統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鮮卑民族的信仰漢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稱孝文帝“善談老莊，尤精釋義”。這一時期開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證明佛教在鮮卑社會的巨大影響。北魏的社會文化轉變，逐漸使鮮卑民族觀念文化轉變，加速了民族的認同，最終融入于漢族之中，成為漢族的新鮮血液。
1．民族的流動、遷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歷史上愈是流動性大的、遷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這是因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層次交往，難以達到真正的文化溝通。而沒有文化的溝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經濟的互動關系是文化互滲、消除隔膜的必要環境。北魏統一北方的政治活動和由游牧進入農耕的經濟變化，加強了漢、鮮卑及其他民族的聯系，居處相雜、文化相染，從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礎。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而產生。故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北魏在積極吸取漢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過程中，使其意識形態向儒學、道學、佛學的理念轉化，從而在心理上產生極大的漢化認同，因而這一轉化比較平順，沒有遇到大的阻攔。
4．和諧精神是中國民族融合的動力。盡管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多有“夷夏之別”的觀念和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桎梏，但中國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沖破了民族畛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懷之”思想對華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張采用“懷”，從而導致“懷柔”政策與“羈糜”理論產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親密與和諧。漢代的《淮南子》更闡發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認為“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開提出對夷狄要“愛之如一”。正是這種和諧的觀念，推動了漢、唐時期中國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進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極至。在更多的情況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動了文化的整合，即各個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實改造自身的文化，從而給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過文化整合，中國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為“粒食”，由于麥子種植的推廣，才發展為北方地區普通的“粉食”。而麥類的傳播來自西部的羌氏部落?！对姟ぶ茼灐に嘉摹氛f后稷時“貽我來牟，帝命率有，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來、牟”俱麥之稱謂。據考證，它們的原產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傳至中原的。至今藏語仍稱為大麥為“來”（NAS）?！吨茼灐氛f天帝賜麥種與后稷，讓他引種于中原大地，從此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產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這一作物成為中華大地各民族普遍種植之糧食。
與麥同情況的是稻米，它最先種植于華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區。至今在西雙版納的哈尼族中還種植一種非常古老的水陸未分稻，研究證明它是現代稻米的遠祖。中國南方稱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壯、侗語。魏晉以后，中國北方與南方的民族大遷徙、大交匯，稻米開始傳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運河開通，南方稻米大量輸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飲食習慣有很大轉變，至明代時，以稻米為主食的人已占全國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區已從一隅之地而擴展到全國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產于巴蜀和云南一帶。秦滅巴蜀，統一中國后，茶傳入中原地區，以后長江流域普遍種茶，北方人與南方人都有了飲茶之習，并發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顧炎武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飲茗之事?！碧崎_元中因禪僧坐禪飲茶而興起全國飲茶之風，茶成為中國的“國飲”。遠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傳入煮茶之法，進而推廣為全民族之風氣，以致茶成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須臾或缺的必需品。作為藏族文化主體的藏傳佛教也將茶引人其文化內涵之中，賦予它宗教的意義。
物質的文化還不足以說明交流對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現文化交流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在中國的眾多民族中，地處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滿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國外甚至有人誤認為藏文化是與中華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種特異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構建中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為例，更能說明這一問題。
公元七世紀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將吐蕃文化視為藏族文化之根。但據史載，吐蕃初期社會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記事”，“不知節候”，“其俗重壯殘老”，“人信巫覡”。松贊干布即位后，大力開展“”，從吐蕃周邊的民族文化中吸取營養。當時盛唐文化與印度文化是亞洲文化的頂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錯，民族相雜，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給唐、蕃文化交流打開了大門。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節、侍子、商販、僧人去漢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賈不斷去至藏區。雙方的政治、經濟交流，帶動了文化的交流。漢地豐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過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學典籍如《毛詩》、《禮記》等一再被吐蕃“求取”?！缎⒔洝贰蹲髠鳌贰ⅰ秶Z》等被大量翻譯成藏文，供上層學習。許多吐蕃貴族子弟到長安進入國子監，系統地學習儒家學說，使吐蕃從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將儒家思想精華融入于藏族社會中。在敦煌發現的8～9世紀吐蕃寫卷中，有一幅名為《禮儀回答》的藏文寫卷，講述了當時吐蕃社會中對人們道德標準的一些看法，其中寫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藹、溫順、憐憫、不怒、報恩、知恥、謹慎而勤奮”。這與儒家強調的“溫、良、恭、儉、讓、孝、悌、禮、智、信”幾乎如出一轍?？梢娙鍖W思想已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
吐蕃時期，宗教已成為藏族社會的文化核心，佛教從印度和漢地兩個方向幾乎同時傳入吐蕃，著名的漢僧大乘和尚對吐蕃佛教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所闡揚的禪宗宗門，對后來藏傳佛教舉派（白教）、寧瑪派（紅教）教義的形成頗有影響。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為一位尊神，在藏傳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術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經》的卜卦被藏傳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們為人占卜時所運用的《五行算經》和《五行圖表》即源于對《易經》的借鑒。中華的道教傳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極”、“無極”的名詞和“九宮”八卦的圖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認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觀點與藏傳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密宗的修法中看到與道教相一致的情況。
除此之外，在倫理方面、在醫藥方面、天文歷算方面、習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漢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贅述。但即就上述情況，我們也顯然可見中華各民族通過交流，進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為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國的各民族具有相當的共性。交流對中華各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的積極作用，與某些民族因封閉而長期停滯不前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滿語文與中華民族文化
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可以概括為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化對語言有制約作用。下面就滿語文與清代滿族文化、漢文化以及中華民族文化的關系展開敘述。首先，滿語文是滿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它不僅全面反映滿族的產生方式、社會組織、文化藝術、、思維方式，承載著滿族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各個方面，可以說是滿族文化模式中的重要一環。而且有清一代，滿語文的發展演變情況也是滿文化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清入關以后，滿族生產方式的轉變引發了生活和思維方式的改變，滿族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量異質文化，尤其是漢文化，語言上尤為明顯。然而，清朝統治者意識到如果放棄其固有的民族特征（主要體現在“國語”和“騎射”兩個方面），滿族獨立于世的標志將不復存在。因此，在文化發展過程中非常注重保持滿族文化的特色，為此制定了保持“國語騎射”的文化政策，正是這種文化政策使得滿族文化不是被漢文化全盤取代，而是在借鑒和融合中有所發展，同時也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
其次，滿文與漢文化的關系方面。入關后，滿族很快就被融入到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漢文化的大海之中，漢文化與滿文化就是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關系，反映到語言文字方面，漢語文強勢，而滿語文則處于弱勢地位。在語言方面，清代乾隆年間以后，滿語逐漸衰落，從駐防八旗到京旗，從關內到關外，這個過程是滿語不斷受到漢語這種強勢語言“融合”的結果。另外一個方面，對于滿文而言，清入關后滿文的職能有一個明顯的轉變，就是與入關前滿文主要是滿文化的載體不同，滿文承載更多的是漢文化。這主要體現在：大量的漢文書籍被翻譯成滿文，而用滿文創作的政治、軍事、歷史、文學的極少；大量的滿文檔案、奏章、辭書、譜牒、神詞、碑刻等，公文體或應用體的居多，而從深層次方面展示滿文化的滿文作品很少，乾隆皇帝一生做了約4萬首詩，但據目前所知，用滿文創作的詩歌卻寥寥無幾，這足以說明問題。清代的翻譯科考試也是將漢文翻譯成滿文，其目的固然是要保持滿語文的“國語”地位，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清代滿文更多地是一個外殼，承載漢文化的因素更多一些。對于這一現象，不能簡單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必須從清代當時的社會環境去客觀分析。正是由于滿語文在清代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其生命力和創造力與漢語文相比就遜色多了。這也是清代的社會環境和語言環境所造成的必然結果。相反，西遷新疆伊犁的錫伯族卻能創造出大量的滿文文學、歷史等作品，也與新特的地理環境、文化環境有關，這里受漢文化的影響與內地相比就小得多，故而滿語文不再弱勢，而是呈現出勃勃生機，這也新特的社會環境和語言環境所造成的。
再次，滿語文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呈現出多元一體的歷史軌跡，像“雪球”一樣，以華夏———漢文化為核心，不斷融合了諸多民族的文化。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漢民族是一個“和而不同”的整體，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漢民族這個“雪球”越“滾”越“結實”。在這個過程中，滿族及其先世文化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另外，從文化融合的角度來看，文化融合是文化調整的方式之一。指兩種比較接近的文化體系接觸后，原來的文化體系隨之消失或改變其形貌，從而產生出一種新的文化體系的過程。文化融合的一般過程為：接觸———撞擊和篩選———整合。在清代，既存在著滿族“漢化”的情況，同時也存在著漢人“滿化”的情況[3]，由此可知，文化融合是互動的、漸進的，即在互動過程中經過調適整合融為一體，形成一種新的文化體系。
二、清代滿語文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古往今來的外國人都認為漢語難以掌握，但清初的西方傳教士則注意到，滿文因其為拼音文字而較漢文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比較容易學習。以著名法國傳教士張誠（J.F.Gerbillon）為例，在漢文與滿文的學習上，他認為：“漢文很難學，首先是難說，因為每個字有不同的讀音，而每個字依照其不同的讀音，要表達15—20個不同的含義。再就是難寫，因為有與字同樣多的字母。中文的字母和我們的不一樣，但相同的是，有多少個字，就有多少個不同的字母組合。”因此漢語文對西方人來說，就像“天書”一般。而滿文恰巧沒有這些難處。因為滿文是一種拼音文字，其動詞的變化、動詞詞尾的變化、連貫語的連接詞等語法特點對西方人而言比較容易接受，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說：“他們的（指滿洲）文字與語言都容易學?！薄皾M文無論從文字或語法結構上看，都比漢語更接近于我們的語言。”另一方而，在宮廷供職的傳教士有需要也有機會學習和掌握滿語。清廷的統治者與決策人多是滿洲權貴重臣，與他們交往，掌握滿文甚是必備。加之滿語和西方語言特有許多共通之處，所以早在清順康年間，西方傳教士就非常熱衷學習滿語文。因為滿語文比較好學，所以將其視為了解中國文化的橋梁，他們出版了很多著述，并將西方的一些著作如《幾何原本》《西洋藥書》《割體全錄》等譯成滿文進獻給皇帝。
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1622—1688）自康熙十年（1671年）起擔任康熙啟蒙老師，服務達27年之久，深得康熙賞識。自此之后，他經常謁見康熙帝，進講天文、數學、地理、樂理和哲學等西洋科學知識?？滴鮿t派專人教他滿語和漢語，他學習的效果非常顯著，能夠同康熙帝用滿語討論西方科技，還用滿漢文譯了不少歐洲的數學和天文學著作，如滿文本《歐幾里得幾何學》等。數學的樂趣吸引了年輕的康熙，他把處理政事之外的時間幾乎全用在學習上。學完了幾何學和天文學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東西，又學習了西方哲學和樂理知識。南懷仁接著又竭力給他講解地理知識，明末傳教土利瑪竇繪的《萬國輿圖》、艾儒略寫的《坤輿圖論》《職方外紀》等，都是他學習的教材。南懷仁還編寫了《坤輿外紀》等，來進一步介紹西方地理學和地理知識。頻繁的教授活動，使雙方關系更密切。南懷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進宮并立即被帶到康熙的住處，往往要呆上三四個小時。我單獨同皇上在一起，給他讀并加以解說，直到中午才能離開。他也常留我吃午飯，并從金盤中給我夾些精美的肉”。1696年，南懷仁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用拉丁文撰寫的滿語語法書，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繼南懷仁之后，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白晉（JoachimBouvet，1656—1730）和張誠于1688年抵達北京，被康熙帝留京供職。傳旨白晉、張誠學習滿語，用了不到七個月的時間（也有些資料記載為用了9個月的時間）就將滿語文學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張誠，深受康熙帝的器重，曾數此隨帝出游東北和蒙古。因為他熟諳滿族語言文字，是當時傳教士中學得最好的一位，所以得以幫助清政府與俄國進行有關《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他不僅在一些重要場合充當翻譯，還指導其他傳教士學習滿文。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韃靼語概要》，在歐洲是滿語研究的開山之作，對整個歐洲的滿語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而且也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此外他還編寫了滿語教科書和《滿語字典》四卷。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其老師宋君榮在研究并翻譯《尚書》時所采用的版本，就是康熙年間出版的孔安國古文《尚書》的滿文譯本。他之所以要選《尚書》的滿文譯本作底本，滿文的語言結構與法文相似是重要原因。他說：“歐洲人翻譯韃靼語，不至于像翻譯漢文那樣，一不小心，就會受對漢文結構的誤解而產生的約束?！?/p>
他受乾隆帝敕編，第一次將《清文鑒》譯成法文，經法國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主朗格萊斯補充滿文字母后，于1789年至1790年間在巴黎出版，名為《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匯》，字典收錄了約13000個詞條，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滿—西對照字典，堪稱西方人研究我國滿族語言文字的集大成者。此外他還出版了《滿洲文法》和《滿法辭典》。德國語言學家克拉普羅特（JuliusHeinrichKlaproth，1783—1835）編著了《滿文選集———為學習滿文的人準備的滿文文集》一書，由皇家出版社出版。在1828年他寫的序言里，我們了解到，在此之前，阿米奧（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已將其翻譯的Mandchouisaboukhabitkhe（《滿漢詞典》）及一份法語版的滿語語法摘錄寄回歐洲，這些著作后來由熱爾比勇（JeandeThévenot，1633—1667）著Relationd’unvoyageauLevant（《特夫諾文集》）。1665年，郎格列（Langlès）又將其列入Mem-oiresconcernanantlesChinois（《關于中國人的綱要》）的第十二卷。因此，當時在歐洲已經有了滿語的語法和詞匯學習書，不過尚缺滿語的文章選集，這便成為了JuliusHeinrichKlaproth決定編寫這部文選的動機。這部作品中收錄了許多滿語文章，其中還包括一些漢語翻譯成滿語的文章。1789年，郎格列還出版了Dictionnairetartare-mantchou-francois（《韃靼滿法字典》）。在序言中，他再次強調學習滿語是研究中國文化的關鍵：它幫助我們進入中國人文學的土地，并讓我們避免學習難度極大的漢字，這種文字系統甚至嚇壞本地人。然后，郎格列又接著補充列舉了學習滿語的眾多優勢：我們對滿文書并無任何認識，這種語言的利益不可比擬，它能代替用來書寫古書的其他三個或四個其他語言。作者警告，如果翻譯詞典時只是簡單地去翻譯一部現成詞典，就會局限于只是對中文釋義進行翻譯。由上可以看出，以郎格列為代表的西方學者試圖以中國多語種的語言資料來進行學術研究，這種廣泛收集資料的嚴謹治學態度值得肯定和效仿。西方傳教士充分認識到滿文文獻的重要價值，所以在中國大量收集滿文圖書運回國內。滿文圖書以其獨特的優勢在歷史上幫助了西方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起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用。
[關鍵詞]橫山馬市；民族文化；互動交流
[作者]凌紹崇，百色學院副院長、研究員。百色，533000
[中圖分類號]C95；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0)04－0144－005
橫山馬市是南宋時期最大的馬市，古稱橫山寨博易場，通稱橫山寨。這是南宋時期的名鎮，位于今廣西田東縣城平馬鎮郊。橫山馬市的興起及繁榮，與民族文化互動交流有著極大的關系。其所形成的橫山文化，對于宋代以來嶺南和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和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橫山馬市的興起與繁榮
(一)橫山馬市興起與繁榮的過程
橫山寨的得名由來以久。它先于唐朝(公元622年)設立邕州朗寧郡橫山縣；后來到了宋代，設立了軍事行政單位的橫山寨；再后來，在邕州橫山寨設博易場。于是形成橫山馬市。1129年(宋建炎三年)起，朝廷派人在此采購戰馬，宋代周去非撰的《嶺外代答》卷五《邕州橫山寨博易場》說：橫山寨博易場“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赍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云南刀及諸藥物。吾商人所赍，錦繒、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薄薹从沉舜罄韲c南宋以馬市為主，開展多種貿易的盛況。時年交易量約1500匹；到1157年(紹興二十七年)，購買數量增至3550匹。橫山寨成為當時嶺南及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流重鎮，商貿非常活躍，是歷史上鼎鼎有名的茶馬大集，也是茶馬古道南路東端起點站。橫山馬市除了官方的馬匹生意，民間的貿易也是十分興旺。據考證，這一茶馬古道是我國古代西南通往印度、緬甸的一條重要的貿易線路，流通的商品以茶葉、馬匹、鹽巴、瓷器為主，被稱為我國西南的“絲綢之路”。由此，橫山寨成了廣西的貿易中心，商賈云集，興旺繁榮，橫山寨因此而崛起，成為南宋時期最大的馬市。
橫山系今田東境內右江河谷的一座山嶺，延綿數里，氣勢橫亙在河谷平原上，故取名為橫山。清代《方興匯編寫》日：橫山“在州城東南10里，山勢蜿蜒橫烈，故名?！睓M山寨就坐落在這橫山山嶺的懷抱之中。橫山寨外城應是南北寬4公里、東西長5公里的范圍。這方圓20平方公里的城區，已經是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城市了。橫山寨、橫山寨博易場、橫山馬市從唐代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設置的橫山縣治到宋代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的橫山寨被毀，歷經六百多年，均為右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著一定的輝煌的歷史和風雨歷程。
(二)橫山馬市興起與繁榮的原因
橫山馬市所以能夠興起和繁榮，有著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
橫山寨原為軍事管理單位，因橫山一帶及其周邊戰略地位顯要而聞名。由于局勢原因，當時南宋已不能從西北的新疆、蒙古征集戰馬了，只能轉而求索于西南。宋朝為了鞏固自己統治地位，加強與番國交趾、大理國之間的聯系，在這里設置了這一管理機構，這是非常必要的。目的是加強中央王朝的統治地位，與番國搞好關系，鞏固國防，安撫邊疆。橫山馬市與橫山寨軍事管理單位有著很大的關系。橫山馬市的形成是在中央王朝與地方政權的貿易發展起來的。中央王朝的需求，促進了地方的貿易發展，同時也促進民間貿易的發展。當時，在廣西設立了三個大的博易場，其中橫山寨的規模是最大的。
從政治上看，橫山寨的設置和橫山馬市興起與繁榮，有利于國家政治的穩定和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利于增強民族融合，有利于祖國西南邊疆的發展，豐富了中原與面西南邊疆各族的生活，有利于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管理和有利于邊疆的發展。宋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依智高舉兵反宋失敗后，宋代繼續在西南地區實行羈糜制，這是中央政府間接統治嶺南這一塊由少數民族所組成的政治區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橫山馬市得到了興起與繁榮。
2、經濟因素
橫山寨是宋朝中國西南最大的貿易市場，是宋王朝和西南大理、南詔進行物資交流的重要貿易點。隨著橫山馬市發展一直延續至南宋末年。這期間，橫山寨成了西南經濟集貿中心，商賈往來，馬匹、茶葉、日用商品交易日益增長。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品交換也隨之興旺起來，加上橫山縣治所在、橫山寨駐兵，人口多了起來，橫山寨便形成了大集市，這是經濟貿易發展的結果。
宋代在這里設立馬市，歷史上鼎鼎有名的馬匹交易市場，從這里運走不計其數的馬匹支援北邊的戰事；云南和廣西都是產茶和馬的地方，是被譽為南方絲綢之路的古茶馬道南路的東起點，當時商賈云集，南來北往的茶葉、鹽鐵、布匹、絲綢等貨物也在此交易，是有名的“茶馬古道”，可以說當時的橫山寨異常繁榮昌盛。
3、文化因素
經濟是文化的基礎。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總是與文化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文化是經濟的反映，文化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劑。橫山馬市貿易的發展，自然促進了橫山文化的發展。橫山文化正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橫山文化是壯族文化與漢族文化、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以及西南文化的互動交流的結果。民族經濟的融會，推進了文化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而文化的交流，語言的溝通，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又促進了橫山寨市場貿易的繁榮。
4、地理因素
橫山馬市交通便利，靠近右江邊，是宋代著名的水陸交通樞紐，是邕州通往云南的通道口，南宋決定設馬市于橫山寨是由其交通地理位置決定的?！斑\馬臨安山十分方便”。從水路上看，自橫山寨東下可達邕州、梧州，經珠江水系又可從靈渠進入長江水系經湘水、洞庭進入中原，江南的商品，下漓江、郁江進入右江，船運到橫山寨；往西沿右江、西洋江、馱娘江可往云南；往南經右江東下拐彎左江可通往交趾。從陸路上看，從橫山寨沿著茶馬古道這條文化走廊，往今廣西德保、云南富寧源源不絕地傳播到西南各地，大西南各古國，如大理、羅殿、特磨道以及黔西面直至緬甸、印度直到西亞，重新開辟了一條中國大西南的絲綢之路，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茶馬古道。后來橫山寨演變成了茶馬古道東端的起點站，進而成為南宋中國一個頗具特色的馬市大集。這與其地理位置都有很大的關系。
二、橫山馬市與民族文化互動交流的過程和發展
(一)民族文化互動與交流的過程
隨著軍事和民間貿易的發展，橫山馬市匯聚了各路人員，中原漢人來到西南的橫山馬市，與當地壯族和西南各民族人民集中在一起，進行了貿易經商，這是一次民族文化互動交流的機會。在民族文化互動與交流的過程中，橫山寨不但成了南宋官方的交易場所，也成了西南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地方。在當時南宋中國，起到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成了壯族與其他民族互相學習、互相借鑒、共同提高的見證。大量漢人定居橫山寨及其周邊，帶來了中原的先進文化，影響了當地土著民族。如宋朝時道教沿珠江流域從湘粵向桂傳播，道士足跡遍布壯族地區，道教在壯族地區進入全盛時期；道教等漢族宗教文化的南傳提升了壯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層次，促成了麼教這一壯族原生性民
族民間宗教的形成。由此可見，橫山寨不僅是壯族古代的經濟繁華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都。
(二)民族文化互動與交流的中轉站
橫山寨不僅具有商埠的功能，成為一個茶馬大集外，而且還起到了文化中轉站的重要作用。所謂文化中轉站，就是將先進文化不斷向前推進地方，具有運籌、中介、協調、傳播的功能。據史書記載，“大理馬，為西南蕃之最”，大理“每賈人到橫山，多市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本草、王叔和胍訣、千金方等書”，可見橫山馬市還是一個重要的書市，漢族文化和壯族文化在這里得到互動與交流，這種互動與交流所產生的創新文化，從橫山寨沿著茶馬古道這條文化走廊，源源不斷地地傳播到西南各地，深刻地影響了西南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橫山馬市的交通便利使中原和西南邊疆往來密切，促進了西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三)民族文化互動與交流的結果――橫山文化的發展
橫山文化源遠流長。橫山馬市是南宋最大的馬市，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昌盛之都，這是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標志。橫山文化由此而來?？梢钥闯?，橫山文化發展包含著幾個特性：即民族性、兼容性、多元性。
1、民族性。橫山文化產生于桂西壯族地區，成為嶺南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壯族文化吸收漢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種創新文化。融合與交流是橫山文化形成之基石。人們對先進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期望，是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融合我國各民族、各地區文化的優長，吸收外來文化的積極部分，并使之適合時代的需要?？梢哉f，橫山文化正是壯族布洛陀文化、銅鼓文化的再生與發展。壯族的古壯字也正是那時候發展起來的。古壯字亦稱土俗字。興于宋而盛于明清，既有碑刻，且有大量的師公唱本和民歌抄本傳世。再如壯族“唐皇調”等音樂曲藝是用壯語演唱的長篇曲藝，唱本有《李旦與鳳嬌》、《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內容多是內地漢族地區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這些長篇曲藝是怎么傳人呢?那是漢族商人、文化人從外地傳入橫山馬市，然后與壯鄉的山歌相結合，成為有濃郁壯族特色的文藝表演形式，長篇曲藝起于宋而盛于明，它是典型的市民文學。長篇曲藝在今田東能廣泛流傳，說明古代的橫山寨及附近的平馬已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市民階層，他們的文化需求直接刺激了曲藝藝術的興盛，使橫山一帶成為壯族文學藝術發達的地區。
2、兼容性。橫山文化成為壯漢文化互動交流的表現形式，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橫山文化是一種包容性較強的文化。民族關系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多方面，其中包括的“和親”、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等因素都在橫山文化中表現出來。民族文化互動交流的主要因素是婚姻。在民族文化互動中，婚姻結合的濡染是最長久的和影響是大的。當中央王朝的兵士和中原的商人，由于各種原因，留在邊疆，就會和當地少數民族女子通婚，形成了新的民族關系，促進民族融合。橫山馬市的興起和繁榮，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有力地加強了中華民族一統。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統一。在精神文化的創造方面，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精神文化絢爛多彩、各具特色。各自的民族語言、文學作品、民族音樂舞蹈等，在這里交匯融會，，如產生在橫山一帶的壯族《嘹歌》、《排歌》等鴻篇巨著，就兼容了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因素。在長期的交往中，壯族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互相融合，取長補短，共同發展，鑄造了祖國的燦爛輝煌的文化。
3、多元性。橫山文化之所以成為壯漢文化互動交流的典范，是以其有著多元性的特征。橫山文化是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吸收有益外來文化，而成為壯漢文化互動交流比較早的地方文化，促進了民族融合。在集市貿易中，壯族與漢族和西南其他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所形成產生的橫山文化自然帶有多元性的特質。友好的經濟文化交流都是多元性文化的基礎。民族文化互動交流的重要渠道是經濟貿易。橫山馬市正是具有這樣的功能。橫山馬市的經濟文化幅射功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為了發展生產和解決生活之需，壯族在積極與漢族及周邊的其它民族發生了貿易關系，從而在聚居地與其它地方連接的要道處形成了以橫山馬市為輻射的眾多的墟市，馬市貿易刺激了橫山寨及沿途貿易。
三、橫山馬市對民族文化互動與交流的意義
民族文化互動與交流體現出一定的民族關系。民族關系是一個歷史范疇，即指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不同民族之間相互接觸、交往的形式及其歷史發展過程的總和。這種關系的影響和作用表現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語言、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橫山馬市對民族文化互動與交流具有一定的意義。
首先，民族經濟發展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認為，社會變遷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而引起的，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及社會關系也將發生劇變，上層建筑又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對社會發展起推動或阻礙作用。橫山經濟貿易發展，促進民族文化發展。我們知道，政治經濟關系決定了民族文化發展。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族經濟的融合?！捱@種融合，促進了橫山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是個基礎，假如經濟發展得好，可以給文化發展提供有利的物質保障；在橫山馬市的貿易發展中，從內地輸入的則有漢文書籍、繒帛、磁器、沉香木、甘草等藥材和手工業品，內地先進的科學文化傳人廣西，對文化、農業、科研、醫藥等方面起了促進作用。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