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3 16:34:44
序論:在您撰寫小農經濟的穩定性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建立健全農村“三資”服務管理機制是工作的關鍵
1.成立農村“三資”服務中心。即各鄉鎮以農村經管中心為依托,成立由鄉鎮主要領導為主任、經管中心主任為副主任、司法、財政等相關人員參加的農村“三資”服務中心。對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全面實行服務。同時對受理的農村“三資”進行重新核實評估、公開競標、立賬建檔實行統一管理。全市10個鄉鎮86個行政村全部實行 “三資”服務工作,達到了有專職人員,有穩定辦公場所、辦公設備、有圖板、基礎賬簿。
2.實行兩個工作流程,執行“三資”服務程序。首先是實行資金代管流程。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切收入必須及時足額存入設在經管中心的資金專戶統一管理。村級財務支出實行預決算審批制度。即村級在使用前,先做出資金使用預算,經村民民主理財小組審核,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報鄉鎮“三資”服務中心審核,在取得原始憑證必須經民主理財小組審核蓋章、簽字后,村主管財務是領導審核后,方可入賬。保證了村里花錢不管賬,鄉鎮不花錢。其次是實行資產、資源監管流程。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和資源出售、轉讓、承包、租賃還債等,由村兩委制度方案,向“三資”服務中心提出申請,服務中心在五個工作日內對村級申請作出批復,交村民大會或代表會議討論通過,并及時公示。公示期滿,按照相同條件村民優先的原則,由村委會和服務中心共同組織競價發包。
3.推行三種管理辦法,明確職責。一是資金委托代管。村集體經濟組織以書面的形式,將資金委托“三資”服務中心設置賬戶進行核算管理。目前服務中心共核算資金561萬元,462筆,制止不合理開支74萬元。二是資產統一監管。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在三資“三資”服務中心設置臺賬,服務中心按照統一的標準、程序對其經營、處置、收益進行指導監督、規范管理。三是資源聯合協管。村集體經濟組織資源承包、出售、租賃、轉讓等由村制定方案,報“三資”服務中心審核,標的額萬元以上的由市三資服務監管組織復核幾,經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通過,實現市、鄉、村三級聯合協管。目前全市“三資”服務中心組織資產、資源競價發包412項村集體收入347萬元。
二、開展農村“三資”清理,是做好服務工作基礎
摸清底數是加強農村“三資”監管的基礎性工作,做好清產核資可以采取先易后難,穩步推進的原則,全面摸清農村“三資”總量,結構、分布和收益情況,著力解決“三資”狀況不清,賬實不符,產權不清晰,資產閑置和被侵占流失等問題,為服務打好基礎。
1.全面清理“三資”底數。全市抽調農委、財政、審計、鄉村干部76人,組建成20清理工作組,在村級自查自報的基礎上,深入鄉鎮村屯進行普查,通過賬目審計、合同清查、實地踏查、產權界定、價格評估、登記照冊、公示、公開、定性處理等方式,摸清三資底數。全市核實集體資產3 848萬元,資源221萬畝,減少債務102萬元。
2.穩妥界定“三資”權屬關系。權屬問題關系村集體和農民群眾的利益,處理不當,會引發新的矛盾。我們堅持實事求是依法處置、區別對待,確保穩定的政策原則,進一步明晰“三資”權屬。對歷史原因已經形成的帶有法定契約性質的合同,只要沒有明顯違法違紀問題,一般予以維護。對超越法定權限,在資產、資源發包中暗箱操作,違反《土地承包法》和資產管理條例顯失公平,進行重新修訂或依法廢止。對農村電力設施、學校、開荒地等已有明確法律政策規定的資產、資源。按規定明確權屬。通過界定,進一步明晰產權歸屬關系,規范了秩序,目前全市共認定核實林木103畝, 土地資源4 617畝權屬關系。
3.嚴肅處理違紀問題。堅持邊清理、邊整改,明確處理問題的原則,權限和政策及法律依據,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對合同明顯不規范,價格偏低、期限過長、不合理程序發包等先行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再依法依規定處置,對挪用擠占,仗權承包,偏親向友,等依紀依法進行嚴肅處理。目前全市重新修訂和廢止合同63份,為集體挽回損失17.6萬元。
三、加強規范管理,提高三資服務水平
在“三資”服務工作中,堅持高起點,高標準、嚴要求,是實現“三資”管理規范化的必要措施。
加強“三資”管理制度建設。堅持把“三資”管理改革與“三資”服務配套制度建設同步推進,建立完善了財務預算,管理費用包干,重大項目報告等。我們制定出臺了《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管理暫行規定》、《村集體組織“三資”管理定期核查》、《村集體“三資”登記公示》、《勤廉雙述》等19項制度,對農村資金、資產、資源如何實行委托作出明確的規定,加大資金、資產、資源的管理力度,為了確?!叭Y”工作扎實有效地開展,還專門組織召開樂業鎮、向陽鄉現場會,有146人參加學習,通過典型引路,帶動全面工作的順利進行。
四、加強組織領導,加大推進力度
強化推進措施,確保三資“三資”服務工作取得實效?!叭Y”服務工作涉及面廣,政策性強,工作量大,必須統籌兼顧,協調各方面力量,強力推進落實。
1.加強組織領導,形成工作合力。市委對“三資”服務工作高度重視進行了專題研究,制定出臺了《同江市開展農村集體組織“三代”管理暫行辦法》建立了聯席會議和協調會議制度,把這項工作納入實績考核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各鄉鎮成立了“三資”服務領導組織和監督組織,村成立了監督委員會和村民理財小組,設立了“三資”工作站,形成統一協調、分工負責、密切配合、上下聯動是工作機制。
關鍵詞:農村土地制度;小農經濟;專業化生產;規模經濟;價格波動;機會成本
一、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經濟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是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可以承包土地,承包期30年。這種土地制度造成了農村人人有地,但都不多的局面。另外,憲法規定“農民對于集體所有的土地既不能出賣,也不能轉讓”;土地的承包權可以轉讓,但轉讓期限不能超過承包期限,這限制了長期投資者受讓承包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集體土地。對國家征地權的濫用導致了土地的過度征用(蔡繼明,2007)。這大大增加了受讓承包權的風險。樓惠新(2002)認為有三個因素阻礙了農村土地的流轉:土地產權不明晰,土地產權市場不完善,戶籍制度限制土地流轉。凡此種種使得土地的流轉不暢。農民都只耕種自己承包的少量土地,土地很難從種植能力低的人手中流轉到種植能力高的人手中。這就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經濟。
二、小農經濟為什么無效率
第一,小農經濟損失了規模經濟從而減緩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相對于小農經濟,規模化生產的好處顯而易見:易于實現生產機械化,從而節約成本;規?;洜I可以促進專業化;規?;a可以促進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規模化經營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規?;洜I有利于新技術的研發。李燕瓊(2004)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她通過對日本農業生產規?;难芯堪l現規模化生產導致了較高的專業化和較高的經濟效益。
第二,小農經濟導致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和偏高。在物資緊缺時期,國家以相對穩定的價格收購農民的農產品(主要是糧食),這釋放了小農經濟的生產力。隨后國家逐漸放開了農產品的價格,使其市場化。市場化了的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頻繁,使得農民承受了很大風險。為了規避風險,農民開始與當地的龍頭企業簽訂契約以規避風險。然而,市場價格的不穩定使得契約的履約率很低(趙西亮,2005)。據有關資料,農產品相關的契約違約率達到80%(劉鳳芹,2003)。事實上,我們認為這種契約是一個零和游戲,且受傷者多是農民而不是龍頭企業。無法移除的風險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第三,小農經濟會內生地產生價格波動。這源于代表性農民特有的成本結構:農民進行小規模農業生產投入的固定成本(土地成本)很小,這是因為由于流轉的困難,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很小。由于小農經濟很難進行專業化生產,因而農民選擇改變種植作物的種類的固定機會成本就很小(考慮專門方便面制造商該行造汽車將產生巨大的機會成本:包括該企業特有的方便面制造技術,鋪好的方便面銷售渠道等)。這就使得小農經濟中農民可以靈活地從種植白菜轉而種植芹菜,或者從種植豆角轉而種植黃瓜。
另外,也源于農產品行業的特點:靠預期價格下決策,而在下一期獲得收益(考慮農民1月份依靠預期價格決定種植大白菜,要到6月份大白菜收獲時才能兌現決策的收益)。
由于小農經濟的上述兩個特點,將會使得大量生產技術相似,依靠自身的預期價格作生產決策的小農以一種難以把握的規律參與到各類農產品生產中,從而造成價格波動。
第四,小農經濟將會造成農產品價格偏高。這里是說,小農經濟相對于規模生產和專業化經營來講,將會造成農產品總體上價格偏高。當然,由于小農的預期價格可能與市場價格相差很多,從而使得某類農產品供給過剩而價格低廉。小農經濟由于生產效率不如專業化生產來得高,所以平均成本要高些,價格自然也高一些;再加之小農經濟自身也不能有效率的安排生產,會進一步拉高平均成本,拉高價格。
第五,小農經濟導致耕地利用的無效率。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樣,小農經濟損失了規模經濟,造成農產品價格的波動,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這都會降低耕地的利用效率。
第六,增加農民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下,以低廉的價格承包土地對于農民來講相當于一種補貼。根據上文的分析,這種補貼是無效率的,因為這種模式的存在使得土地的流轉不暢,也使得土地的利用無效率,這些都使得土地的價值遠低于土地的潛在價值。作為一種補貼,它還增加了農民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不僅體現在物質上,還體現在意識層面上。這無益于我國人口結構的調整,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三、小結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相當于給了農民一種無效率的補貼,用土地作為補貼這種做法降低了作為補貼的土地的價值,并增加了農民進入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不利于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產品價格的波動使得農民承受很大的風險;整體上無效率的農產品生產使得其價格高于規?;洜I時農產品的價格,給消費者的福利帶來損失。
參考文獻:
1.趙西亮,朱喜.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商品契約穩定性研究[J].當代財經研究,2005(2).
2.劉鳳芹.不完全合約與履約障礙―以訂單農業為例[J].經濟研究,2003(4).
3.蔡繼明.中國土地制度改革論要[J].東南學術,2007(3).
關鍵詞:農村土地制度:農經濟:專業化生產;規模經濟;價格波動:機會成本
一、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經濟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是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可以承包土地,承包期30年。這種土地制度造成了農村人人有地,但都不多的局面。另外,憲法規定“農民對于集體所有的土地既不能出賣,也不能轉讓”;土地的承包權可以轉讓,但轉讓期限不能超過承包期限,這限制了長期投資者受讓承包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集體土地。對國家征地僅的濫用導致了土地的過度征用(蔡繼明,2007)。這大大增加了受讓承包權的風險。樓惠新(2002)認為有三個因素阻礙了農村土地的流轉:土地產權不明晰,七地產權市場不完善。戶籍制度限制土地流轉。凡此種種使得土地的流轉不暢。農民都只耕種自己承包的少量土地,土地很難從種植能力低的人手中流轉到種植能力高的人手中。這就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經濟。
二、小農經濟為什么無效率
第一,小農經濟損失了規模經濟從而減緩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相對于小農經濟,規模化生產的好處顯而易見:易于實現生產機械化,從而節約成本:規?;洜I可以促進專業化:規?;a可以促進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規?;洜I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規?;洜I有利于新技術的研發。李燕瓊(2004)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她通過對日本農業生產規?;难芯堪l現規?;a導致了較高的專業化和較高的經濟效益。
第二,小農經濟導致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和偏高。在物資緊缺時期,國家以相對穩定的價格收購農民的農產品(主要是糧食),這釋放了小農經濟的生產力。隨后國家逐漸放開了農產品的價格,使其市場化。市場化了的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頻繁,使得農民承受了很大風險。為了規避風險,農民開始與當地的龍頭企業簽訂契約以規避風險。然而,市場價格的不穩定使得契約的履約率很低(趙西亮,2005)。據有關資料,農產品相關的契約違約率達到80%(劉鳳芹,2003)。事實上,我們認為這種契約是一個零和游戲,且受傷者多是農民而不是龍頭企業。無法移除的風險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第三,小農經濟會內生地產生價格波動。這源于代表性農民特有的成本結構:農民進行小規模農業生產投入的固定成本(土地成本)很小,這是因為由于流轉的困難,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很小。由于小農經濟很難進行專業化生產,因而農民選擇改變種植作物的種類的固定機會成本就很小(考慮專門方便面制造商該行造汽車將產生巨大的機會成本:包括該企業特有的方便面制造技術,鋪好的方便面銷售渠道等)。這就使得小農經濟中農民可以靈活地從種植白菜轉而種植芹菜,或者從種植豆角轉而種植黃瓜。
另外,也源于農產品行業的特點:靠預期價格下決策,而在下一期獲得收益(考慮農民1月份依靠預期價格決定種植大白菜,要到6月份大白菜收獲時才能兌現決策的收益)。
由于小農經濟的上述兩個特點,將會使得大量生產技術相似,依靠自身的預期價格作生產決策的小農以一種難以把握的規律參與到各類農產品生產中,從而造成價格波動。
第四,小農經濟將會造成農產品價格偏高。這里是說,小農經濟相對于規模生產和專業化經營來講,將會造成農產品總體上價格偏高。當然,由于小農的預期價格可能與市場價格相差很多,從而使得某類農產品供給過剩而價格低廉。小農經濟由于生產效率不如專業化生產來得高,所以平均成本要高些,價格自然也高一些;再加之小農經濟自身也不能有效率的安排生產,會進一步拉高平均成本,拉高價格。
第五,小農經濟導致耕地利用的無效率。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樣,小農經濟損失了規模經濟,造成農產品價格的波動,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這都會降低耕地的利用效率。
第六,增加農民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下,以低廉的價格承包土地對于農民來講相當于一種補貼。根據上文的分析,這種補貼是無效率的,因為這種模式的存在使得土地的流轉不暢,也使得土地的利用無效率,這些都使得土地的價值遠低于土地的潛在價值。作為一種補貼,它還增加了農民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不僅體現在物質上,還體現在意識層面上。這無益于我國人口結構的調整,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三、小結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相當于給了農民一種無效率的補貼,用土地作為補貼這種做法降低了作為補貼的土地的價值,并增加了農民進入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不利于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產品價格的波動使得農民承受很大的風險;整體上無效率的農產品生產使得其價格高于規模化經營時農產品的價格,給消費者的福利帶來損失。
參考文獻:
1.趙西亮,朱喜,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商品契約穩定性研究[J],當代財經研究,2005(2).
2.劉鳳芹,不完全合約與履約障礙一以訂單農業為例[J],經濟研究,2003(4),
關鍵詞:理學經濟倫理;封建小農經濟;發展與促進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學經濟倫理是適應并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義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與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從總體特征來看,它與商品經濟倫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在中國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適應并促進了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之長期處于稚嫩狀態。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明代中葉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并不算落后,生產力仍在發展,這期間理學起著維護封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理學經濟倫理還能適應并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進步性。明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萌芽,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程朱的后輩理學家們不是努力建設一個合理的經濟秩序,更新社會、國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導、培育日益蘇醒和增長的新經濟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堅持天理的封建說教,企圖以扼止“人欲”為代價,用強化道德秩序的辦法來達到穩定政治經濟秩序的目的,理學經濟倫理對新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阻礙作用日益顯露出來。也就在這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和危機開始充分暴露,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趨于落后,中國封建制度仍在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上繼續緩慢行進,走向爛熟。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經濟由先進滑向落后,經濟倫理沒有突破是一個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顯。歷史事實證明,理學經濟倫理不可能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類型的存在,與封建王朝一樣被拋到時代的后面去了。
理學經濟倫理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價值在于:促進封建小農經濟發展,阻礙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著積極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著消極作用。
從總體上看,理學經濟倫理對封建小農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特點,維護和穩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法家族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唐代中葉以來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多層次的經濟結構:從土地所有制結構來看,形成了封建國家經濟、地主經濟、小農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和皇帝、皇室宗親、官僚貴族、官(鄉)紳地主、自耕農、佃農等多層次的社會經濟群體;從社會生產結構來看,形成了以耕織一體的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條件下的農業與手工業、商業等經濟部門之間的特殊聯系以及農民與手工業者、與商人的經濟聯系;從分配結構來看,形成了國家賦稅徭役、官吏俸祿、地主地租、工商業利潤以及農民勞動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資料等多層次經濟利益分層。理學經濟倫理把社會倫理問題與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活動糾纏在一起,將經濟與倫理相重疊,最后完全從這一思維背景中提取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信息和方法,將政治和經濟等各種矛盾作宗法倫理的化解和處理。這樣,理學經濟倫理一方面像一塊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倫理規范的經濟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條堅硬的河床規范著經濟這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濫。它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納入它的人倫道德之網,不僅給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又加上一條倫理紐帶,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級關系和多層次性的社會經濟結構一體化、集權化和穩固化,從而具有極大的調節和聚合作用。
第二,適應了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社會經濟基礎。理學經濟倫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強化家族血緣宗法關系,相信這是一種最合理的生產組織形式,由此推而廣之,可以達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和諧穩定。正是中國的宗法小農經濟與理學倫理相結合,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經濟的繁榮。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追求私利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恩格斯也強調:“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類卑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盵1] 但是理學的公利主義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會經濟基礎,因而在現實中發揮著巨大的正面作用。這個基礎便是宗法制小農經濟。因為在家庭或家族內部,成員之間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一般會更重視情感心理的需要,集體感與凝聚力都是非常強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確乎具有極高的地位。應該指出,小農在一定的時期是具有很大創造力的。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指出:“小農的經濟行為在傳統農業的范疇內,他們是一種富有進取心并能對資源作最適度運用的人。傳統農業可能是貧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漸趨接近一個‘均衡’的水平。在這個均衡之內,生產因素的使用,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現象。總之,小農作為一個經濟人,毫不遜色于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2] 可以說,對于宗法制的小農經濟,只要政府能“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護,至少能給一條生路,他們就能夠使社會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理學經濟倫理的愿望。然而,盡管統治階級都希望有這樣的經濟繁榮,但其貪婪的剝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續做到“為政以德”,天災人禍總會把宗法制小農經濟推向絕境,于是農民們鋌而走險,揭桿而起。
第三,適應了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狀況。這突出地表現在重農主義、均平分配原則和崇儉黜奢消費觀方面?!稗r業是整個古代世界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盵3] 中華民族屬于農業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樣,歷來重視農業生產。重農主義作為封建國家干預和調節社會分工與產業結構應遵循的倫理規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對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以后,一些思想家們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則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中國在宋代及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社會生產力都是處于停滯狀態,特別是沒有新的科學技術的刺激,新的生產方式沒有也不可能產生,社會財富的日趨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貧富自發兩極分化,只能使財富進一步以更大的規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勞動又不經營的寄生性的地主階級手中,農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農或淪為乞丐外別無出路,因而不僅不會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反而會使社會生產力受到更大破壞。理學的均平分配論對當時社會財富的集中和貧富兩極分化趨勢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會各等級分層的財產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使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在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從而保持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相對穩定,促進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短暫繁榮。
“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4] 生產力越落后,消費水平就越低,社會越貧窮,消費結構就越簡單,反之亦然。中國古代社會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生產形式,它只能提供糧食和衣料。這種小農經濟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飯曾經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溫飽問題至今在不少地區仍未得到最后解決。可以設想,中國古代在這個問題上會是多么艱難,正像經濟史告訴我們的,所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也只不過是勉強解決溫飽,倉庫里有一點余糧,而大部分時期,除少數人以外,難免啼饑號寒。歷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溫飽作為太平盛世的根基、禮樂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溫飽為社會消費目標,絕不是一個保守的目標。崇儉黜奢的消費原則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國情所決定的,以此作為消費倫理是明智與現實的。它緩和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穩定了國民經濟;確保了積蓄,備戰備荒;有利于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統治階層的奢侈性消費。
第四,適應了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需要。自從有了社會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換,商業是封建自然經濟必不可少的補充部分。理學經濟倫理雖然輕商,但并不否認商業存在的合理性,其經濟倫理思想廣泛地涵攝商業行為規范。在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水平低下,市場規則不完善,加之受到種種封建特權和其他因素的干擾與阻礙,價值規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對商品經濟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的商品交換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甚至欺詐性。理學提出的倫理道德法則作為一種作用于人的心理,作為實現社會經濟心態協調統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維持封建商業的正常秩序。商人們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促使買賣的公平進行,也愿意接受理學倫理道德教條的約束。例如封建社會后期,民間商業運行中形成的組織嚴密的“伙計”制度,就是我國商人利用理學經濟倫理關于“人和”的文化資源,將傳統的宗法家族關系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的一項創舉。商業“伙計”制度的產生,不僅給日益發展壯大的商業補充了力量,帶來了利潤,而且也增強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穩定性,從而促進了古代商業的發展。不僅如此,理學經濟倫理還以一種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會中后期的商業行為,這就是商人們大都同理學有著世代相沿的“血緣”關系。他們中不少人自幼熟讀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書》,深受理學倫理的熏陶,從小就樹立了踐履儒學理想的抱負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場中累試不第,或因家庭牽累,才棄學經商,棄儒為賈。商人與理學的這種特殊關系,足以表明商人與理學在精神上的相通之處。所以,商人們盡管埋頭于茍茍營利的生意場上,卻并沒有遺忘理學的諄諄教誨,而且當他們在商場上發跡之后,其中不少人躍躍欲展少年志,棄商學儒或捐錢入仕。這對于他們來說,既是一種社會榮譽,一種事業成功的裝飾,又是一種難得的資本,會給他們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帶來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單從倫理動因來看,正是因為理學既不否定商業的存在而又輕商抑商,所以中國封建社會商業才長期處于稚嫩狀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的極限。理學經濟倫理對當時社會運行機制無條件的維護無疑會阻礙新的科學技術的推廣運用,從而妨害社會經濟的突破性發展。事實上,自唐宋以后,中國農業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靠開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約化的程度來實現的。到了明代中葉,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增長,就明顯地受到了邊際效用遞減律的影響了。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2] 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關鍵詞:合作經濟; 穩定性; 財務結構質量
中圖分類號:F27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2-0051-04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我國合作社發展而言,存在著兩個路徑選擇:一是保持合作社性質,并不斷發展和完善;二是由合作社發展為股份合作型企業。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型企業演進的機理是,合作社面臨資本的挑戰,一人一票和資本報酬限制原則將制約其吸引資本的能力,而采取股份合作制,可以吸引外來資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額外資本)和社會資本(非社員的資本),這也正是合作制在新的條件下的創新。有的股份合作型企業還會向公司型企業轉變。我國農業的弱質性和農民群體的弱勢特點,決定了股份合作制如同合作社一樣,具有廣闊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潛力。但是,對于非農產業,股份合作制企業是一種過渡性組織形式,這是由其產權結構及其運作機制所決定的:股份合作制企業與合作社相比,允許資本參與分配,增強了吸引資本的能力,這是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企業演變的動因;同時,由于我國農村人均資源的微小化,使得股份合作制具有事實上的妥協困難①。這種演變,是伴隨著相關法律和法規建設進程而進行的。因為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制度變革需要以強制力的規制形式確定游戲規則,從而保障以產權明晰為根本特征的市場要素配置,而這些制度保障都是針對合作經濟的不穩定性(脆弱性)而設計的。
隨著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頒布,從立法的基本層面界定了困擾我國基層合作社關于產權、組織等方面的法律問題,為農村合作經濟主體進入市場確立了制度保障;同時,也為我們確定了符合經濟人假設前提的邊界。那么在合作經濟逐漸趨于市場化并整體轉好的當前,其主體企業內外因素是否協調趨于穩定了呢?如果是,又通過何種模式理解并解釋這些現實因素對股份合作聯合體的影響?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內容。下面我們試圖以影響供銷社企業財務結構質量的內部財務運行因素、組織結構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等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二、文獻回顧
工業化以前,小農經濟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國和地區。恰亞諾夫(Chayanov,1925)提出農民家庭經濟單位的“勞動―消費均衡公式”。在他的“勞動―消費均衡論”里,均衡點是不確定的,它受到影響勞動辛苦程度和影響家庭需求的各種條件的限定,亦即家庭農場主的個人效用的難以測量性。這里如果換個角度思考,不妨認為恰亞諾夫是想表明農民家庭經濟具有一定的低效性。我們不難發現,現實的小農經濟中確實存在這樣的現象,也就是說在小農經濟及其合作經濟體內存在著不穩定性。
劉易斯(1988)的“二元經濟”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由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其中的傳統部門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及簡單的、零星的商業和服務業,其勞動生產率很低,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負數,存在著大量的隱蔽失業。從生產方式上看,傳統經濟部門是“維持生計”的產業。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部門的任務就是為工業輸送剩余勞動力,以廉價勞動力為工業部門創造利潤,累積擴大再生產的資本;在剩余勞動力未輸送完畢之前,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始終處于停滯狀態。從劉易斯的理論不難得出農業及其經濟體是工業的附庸這樣悲觀的結論。
但是,舒爾茨(1964)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認為,農業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對于農業能否成為經濟增長的一臺強大發動機,已不再有任何懷疑了”。但是,他強調只有現代化的農業才能對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而使用傳統要素的農業無法做到這一點。所以,舒爾茨認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把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化的農業。
故而,大家可以知道小農經濟的弱項――脆弱性,難以妥協;也知道小農經濟的發展前途――適度的集約,現代化。那么,讓我們來看一下我國的現實情況:我國農村的基本國策是家庭承包制,而且保證30年不變,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村經濟仍舊沒有跳出小農家庭經濟的圈子。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促使小農經濟變化的一個因素――合作經濟。我們知道,任何資本的產生和發展,都是需要依靠生產資本的集約和商品流通的,這同樣適用于將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化的農業,而合作經濟以及供銷社基層社和農村的天然聯系,無可退讓地擔當了這樣一個角色。從合作經濟在我國發展的近況來看,合作經濟的實體企業已逐漸在適應市場經濟,并借助我國對于農村的傾斜政策,獲得新的發展,而這種新的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的效應,就是促進農村商品物資流通、擴大人員的就業和提高農村產業深化和現代化。
在看到合作經濟的優點時,我們也要看到合作經濟的弱點,那就是因為基層社的主體還是農民或面向對象是農民,所以基層社本身還帶有一定的“脆弱性,難以妥協”傾向;另外,由于制度等因素的慣性制約,基層供銷社本身還帶有“低效”性質。
當前涉及財務結構質量的研究較少涉及合作社企業財務問題,近期文獻中,李心合、葛志興(2000)指出財務結構的合理性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但財務結構分析一直局限于幾項傳統指標的淺層次分析,遠遠不能適應現代企業多角度分析的需要。此外,張新民、王秀麗(2003)提出與企業財務狀況質量特征有關的概念體系至少應該包括資產質量、資本結構質量、利潤質量和現金流量質量,并從上述方面對企業財務狀況的質量特征進行了研究。
我們注意到,就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看,盡管有些研究也涉及到了合作社企業財務問題,但大多不夠深入或局限于傳統財務指標的定性研究,其背后隱含的深層聯系并沒有揭示出來。
三、對影響合作經濟企業財務結構質量因素的分析
我國合作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與其他國家不同,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其發展經歷了“三上三下”的曲折路程。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合作經濟便遇到了重大挫折,20世紀90年代,全供銷社系統曾經連續8年虧損,直到1999年,供銷社系統的經營狀況才開始逐漸好轉。我們認為,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化,供銷社系統的經濟實體會成為真正的具有市場特征的運行主體。
(一)樣本選擇
近年來,盡管我國合作經濟的發展進入一個相對較好的時期(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的傾斜),但是,從其轉型的時間和效果來看,還存在著不穩定性,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主要考察供銷社系統內各省的匯總情況,選擇樣本的期間定在全系統經濟穩定發展時期。由于相關因素限制,我們僅獲得了全國供銷社系統2004年和2005年的統計數據,共獲得以省供銷社系統為對象的60個樣本。
(二)指標說明
企業的財務結構質量表現在很多方面?;诒疚牡难芯磕康模饕浅鲇趯╀N社系統企業財務結構質量穩定性考慮,在進行變量選擇的時候,主要是從內部財務運行因素、組織結構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三個方面進行選擇。
財務質量(CWZL):以基層社的全國平均值設置啞變量,超過平均值為1,否則為0。
利潤(LR):考慮到基層社的實際情況,選用傳統的利潤來進行表征。其中按照基層社業務的分類設計其輔助指標農資利潤和棉麻利潤來計算利潤總值。
內部財務運行因素:一般情況下,企業的財務運行穩定應當是實際資產利用程度高,長期資金比例適宜。這里將相關因素分為兩組:待處理流資損失(LZS)、不用固定資產(BYG)和流動負債金額(LFZ)、長期負債(CFZ)。我們認為,由于合作經濟的業務周期等客觀因素以及相關制度的影響,這些指標能比較現實地從短期和長期資金的結構反映其運行的財務穩定性。
組織結構因素:供銷社系統的資金結構一般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供銷社資本、社員社股金和社員股金,這里我們把社員股金同供銷社資本的比例稱之為股權集中度(JZD),并以之來表征供銷社組織結構中的股權控制傾向。供銷社的社員股金從單個資本量來看都是比較小的(其中基層社中凈資產基本集中在10萬~50萬元之間),很難產生簡單再生產的規模效應,所以社員股金比例的加大,無論從產權的意義,還是從利益分配權的索取,及至經營機制的轉變,都有著相當的現實意義。
外部影響因素:對于以往和現在的供銷社基層社而言,來自制度的因素始終存在并一直影響著其運行。這里將收到的地方資金(CZJ)和地方收取的費用(DFF)作為外部影響因素。
(三)研究方法、結果及探討
對我國30個?。ㄗ灾螀^、直轄市)的內部財務運行因素、組織結構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三個方面因素使用SPSS軟件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具體結果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
財務質量和利潤、地方財政資金、地方收取費用、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在0.05水平上顯著,這些都支持了我們在設置這些變量因素時的邏輯方向;但是我們同時注意到它們的相關系數都不大,這可能同宏觀統計數據歸聚后信息量減少有關。
長期負債和所有因素關系都顯著,這說明長期借貸資金的比例是影響財務結構質量穩定的重要因素。就現實狀況而言,供銷社系統的平均權益比例2004年、2005年分別為1.695和1.013,這從事實上證明了這點。
地方資金和地方收取的費用是我們提到的影響財務結構穩定的外部因素,它們的存在表明了制度的影響。在市場經濟還不完善的現狀下,對于合作經濟主體的政策支持力度(資金的供給和索?。聦嵣现苯佑绊懼献鹘洕黧w的生存和發展。
更為突出的是股權集中度同財務質量、利潤、長期負債和地方收取的費用在0.0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市場經濟條件下合作經濟主體企業的宏觀運行穩定同股權的控制傾向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充分說明了我國從規制層面確定產權主體的經濟意義我國合作經濟法的一個主要貢獻就是為合作經濟主體賦予了法律上的保障,這里同樣說明了這一點。。
四、結語
上述研究表明,在經濟轉型的現實國情下,合作經濟企業運行的穩定性是同其主體企業內部財務運行因素、組織結構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等主要方面緊密聯系的。尤為顯著的是股權的明確對于合作經濟發展穩定的重要性日益顯示。對地方資金和地方收取的費用的分析表明,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要逐步鞏固既有的改革成果,要充分認識到現代企業的產出功能除受制于投入要素的功能外,還受制于系統自身結構狀況和外部因素影響。
總之,在企業乃至整體產業投入向產出的轉換過程中,結構狀況必然會影響其轉換效率,進而引起系統產出功能的非線性變動。因此,重視結構研究,改善結構質量,才能提高系統產出功能,才能進一步優化合作經濟的結構質量,增強合作經濟發展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李心合,葛志興. 2000. 財務結構分析的新思路[J]. 浙江財稅與會計 (6).
劉易斯. 1988.二元經濟論[M]. 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42.
舒爾茨. 1987. 改造傳統農業[M]. 北京:商務印書館:104-106.
張新民,王秀麗.2003. 企業財務狀況的質量特征[J]. 會計研究 (9).
CHENNERYED H B. 1988.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nual[M]. London:288.
The Stability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Operation in China:
Study of Quality Factor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ZHANG Heng LI Changan2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關鍵詞:企業;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當代經濟管理;影響
傳統經濟管理思想是我國當代經濟管理發展演變的基礎和理論前提,并指導著當代中國經濟管理的實踐。當代經濟管理是在復雜的社會大環境下,企業為達到其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而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實施的計劃、組織、調控等,以促進企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雖然當代經濟管理與傳統經濟管理有所不同,但其依然受傳統經濟管理思想中某些成分的影響,需要加強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影響的研究,促進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
一、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內涵
中國傳統經濟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針對于自然資源;二是針對于社會資源,且兩者皆受我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制約,具體表現如下:
1.儒家文化思想對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影響
我國古代社會的核心文化理念就是孔子的儒家文化思想,其影響并制約著我國社會制度及結構的形成和發展,也自然而然的影響著我國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其也為我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的穩定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在儒家文化中對于經濟管理強調的是“均平”思想,也即實現人們經濟生活上的平等、滿足,并最終實現其核心的儒家教化思想“倉廩實而知禮儀”。
2.重農抑商思想對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影響
重農抑商思想起始于春秋并貫穿著我國封建社會的整個發展時期,“士農工商”的思想深刻影響著經濟在當時社會背景下人們心中的地位,也就致使了我國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存在很大的狹隘性,如孟子的片面經濟思想“為富不仁”、荀子的“工商眾則國貧”的思想理念等,都是重農抑商思想的重要體現,其嚴重限制和約束了中國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發展和進步,也與現代社會中經濟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有所不同。
3.國家同構思想對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影響
我國傳統的封建社會結構是小農經濟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及在此結構上形成的封建式宗族制和大家長制。這種國家同構思想使我國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留下了“集中管理下的金字塔”思想烙印,并限制了其前進發展的方向。
二、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的影響
1.傳統經濟思想對當代經濟的正面影響
傳統經濟思想并不是完全不適應外國當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其中的一些優秀管理思想是值得借鑒和發展的。如孔子所提的“倉廩實而知禮儀”思想、“均平”思想等都影響著當代經濟管理體系的建設,如各企業都更加重視員工福利分配的公平性等,以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主動性,為完成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打下良好的基礎。
2.傳統經濟思想對當代經濟的負面影響
我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其中的一些負面成分亦根深蒂固的影響著現代人對經濟發展及管理的認識,如小農經濟發展中競爭意識的缺乏等都深刻限制著我國現代經濟管理思想的發展,這種“守本”的、不思進取的思想使得一部分國人既不敢放開腳步發展經濟,又羨慕著一些經濟發展的開放性,這是一種民族的劣根性。
3.重農抑商思想對當代經濟的影響
重農抑商思想在我國社會存在了千年,在封建社會時期,其雖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和鞏固了社會結構的穩定性,但其不再適合當代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其中的“農為本,商為末”思想嚴重制約了當代經濟的發展與進步。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也就意味著,唯有經濟發展好了,國家也就隨之而好。因此,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為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與進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摒棄重農抑商的封建思想,重視商業發展;摒棄“輕商重農”的思想,培養人才及企業的創新意識、冒險意識,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4.國家同構思想對當代經濟的影響
國家同構思想形成的經濟“金字塔”式管理思想對我國國企經濟及管理結構的影響較大,并在建國初期支持和維護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給國家帶來一定的益處。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西方管理思想的引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其不再適應我國現代化背景下的企業管理,這種統一管理的金字塔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當代經濟管理的發展。因此,在我國企業制度改革大力推進的過程中,這種思想逐漸被摒棄,國企等企業逐漸開始了股份制企業結構,更加重視企業的平面化管理。
三、結語
當代經濟管理和傳統經濟管理都是我國經濟管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形成的基礎,并制約著前者的發展進步。因此,在我國當代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對于傳統經濟管理思想要認真對待,攫取其中的有益成分,并用于當代經濟管理的過程中,以促進當代經濟價值觀念的轉變,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增添動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農村;齊老方式;現狀
中圖分類號:D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9-0132-01
1 我國農村養老方式的現狀
1.1 家庭養老是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
家庭養老就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由家庭成員或家庭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的養老方式,主要是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三個方面。
由于農村經濟不發達,分配方式單一,農村老人對家庭存在很大依賴性。養兒防老成為農村人的普遍思想,成為我國的傳統觀念。此外農村老齡人口在不斷的上升在經濟上屬于弱勢群體,收入水平低,土地收入是他們的主要來源,這種現象必須依托家庭子女的力量,才能使得老有所養。
1.2 其他養老為補充形式
(1)集體養老。
改革開放前,社會對農村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撫養義務人的孤寡老人在吃、穿、住、醫、葬五個方面給予照顧和物質幫助即“五保供養”。在我國的五保制度,有的采取分撒供養,即由村組織負責或由鄰里照顧;有的采用集中在養老院(敬老院)供養,將“五?!崩先税才旁卩l鎮或農村養老院,統一安排吃、穿、住等生活需要,并安排工作人員負責日常照顧。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種正式的養老保障制度,政府為保證廣大農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保障,組織實施的。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的是完全積累型的個人賬戶制,每個農民的養老金水平完全取決于個人賬戶積累的期限和積累的數額。投保的期限越長,積累的金額也就越多,受益也越大。
(3)商業保險養老。
商業保險養老是在農村地區富裕的農民主動購買商業保險,定期繳納保險費達到一定年限,由商業保險公司返還一定的金額,以此解決農村參保人員的養老問題,商業保險費完全由參保農民自己負擔。
2 我國農村養老的現狀分析
在我國農村養老的方式中,主要還是家庭養老為主,存在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是農村傳統經濟和傳統孝文化的影響。
(1)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家庭養老的經濟基礎。古代社會是以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家庭絕大部分是小農家庭,這些家庭或者自己擁有一小塊土地。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是整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家庭在整個社會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既是生產實體,又是消費實體和贍養老人的基本單位。
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還體現在家中的財產和最終控制在老年人手中。在我國傳統的農業社會里,特別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濟和私有制條件下,子女沒有生產和生活資料,并且被束縛在以父母為核心的家庭中,家長在子女的心目中有絕對的權威。另外,老年人可以對家中的財產進行統一分配,并對家庭成員的收入和風險進行集中調節,這恰恰是家庭能夠承擔養老的經濟條件。
(2)傳統社會中農業占主導地位,農業生產是中國古代的基本生產方式。農民的春耕、秋收都依賴于天時地利,經驗在傳統農業生產中起著關鍵性作用,而社會中具有經驗的是老人,這就奠定了他們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老年人的閱歷和經驗是不可或缺的。這是傳統農業社會孝敬老人的社會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思想為家庭養老提供了思想上的準備,成了中國人最重要的行為準則。中華文化的孝道意識大大加固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增強了家庭和社會結構的穩定與和諧,中國的家庭養老傳統之所以能夠弘揚至今,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以血緣為基礎的孝道思想。
在現代社會,老年人失去勞動能力,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子女,這種反哺式養老正適應了當代老年人的心理狀態,因為家庭作為提供情感和心理需要的基本單位是養老最滿意的理想場所,也是其他場所不可替代的,并且家庭的供給成本低以及組織結構的穩定性,成為了家庭養老的重要原因。
其他養老方式作為補充,在當前社會還沒有成為主要形式的原因是經濟發展不能支撐社會養老資金的支出。
①在農村集體養老方式一般是由鄉村政府組織的,其籌資方式主要是作為參加方的村集體向農民收繳集體養老費,或直接從村集體公積金或公益金中支取等其他方式籌集基金來修建維持養老院的運作,或直接作為養老生活費給“五保戶”。
但伴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集體養老方式也在逐漸弱化。農村集體辦敬老院個數下降,集體養老一般只局限于“五保戶”,這種制度只相對有效地保障了特定貧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而這部分老年人群體占農村老年人的比重十分有限。此外,這種養老模式對地方財政投入的依賴性高,而缺乏可行性和穩定性。同時,由于不同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集體養老模式在不同地區差異性很大。所以,集體養老不具備普遍性。
②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經濟結構差異,農業人群經濟實力差異等原因,我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在實踐中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只鼓勵具備投保條件的農戶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所以,目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大多是較發達的農村地區,那些不發達農村地區和貧困農民無力投保。這種“嫌貧愛富”的現象是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死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