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3 16: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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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新穎性是《好媽媽勝過好老師》的又一特點
大部分人將《好媽媽勝過好老師》的暢銷歸因于該書具有實踐性與可操作性，可以解答當前家長的許多育兒困惑，直接指導家長的教育實踐。筆者不否認上述原因，但認為，該書隱含著一本好的教育專著所具有的學術品質———理論的新穎性，只是寫作手法不同。作者尹建莉以更通俗易懂的案例來呈現自己的教育思想，使自己的教育思想具有更大的普及性與傳播性。還在北京師范大學攻讀碩士期間，尹建莉就曾針對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強調宏大理論敘事、學術寫作上一味追求晦澀難懂的文風(缺少整體性與高度，基本概念泛化，無謂的爭吵，語言的艱澀難懂等)等所導致的文化價值喪失現象，專門撰文批評。她認為現在社會科學理論的寫作有一種怪現象，就是語言艱澀難懂。這一方面可能是某些理論工作者不注意語言的錘煉，另一方面可能有人誤認為，莫測的語言下才隱藏著高深的思想。所以“讀不懂”成了一些理論著述的一大痼疾。文字是思想的載體，理論工作者更應該精心錘煉自己的語言。再深奧的理論語言都應該有一個底線，就是首先應該讓人讀懂。沒有“讀懂”，一切思想的花朵到了讀者那里都是枯萎的……。這種不正確的學術研究趨勢，致使一些教育著述成為學術象牙塔中的孤品，令眾多普通讀者望而生畏。而教育是一門實踐的藝術，教育類的學術文章應該體現深入淺出的寫作原則，便于普及與推廣好的教育研究成果，使廣大受眾真正從中受益，真正體現教育理論為實踐服務的宗旨。
尹建莉曾多次講到，對于一位作者來說，把原本簡單的事情復雜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將復雜的事情簡單化，是一件難事，她慶幸自己做到了?！逗脣寢寗龠^好老師》就是她的一次成功嘗試，她以具體案例為呈現方式，以若干議題為結構形式，完美再現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希望更多的人接觸到正確的教育理念，形成自己的教育觀，實現教育理論功能的最大化。
在攻讀碩士期間，尹建莉就非常關注教師教育中的案例教學，更注重人們在教育案例分析中進行理念的提升。作者教育學素養深厚，看似分析與論述一個個典型的教育案例，實則論證了一些先進的教育理論。作者對于兒童道德培養、學習習慣養成、課外閱讀、個性培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全書既有作者統一的教育理念，又處處顯示出作者在處理教育細節中的教育智慧。她將一些先進教育理念靈活運用于教育細節中，引發專業教育者深思，更使那些沒有教育背景知識的人從中受益，如盧梭的將“兒童當作兒童”的自由教育思想。她強調，兒童“并不是為‘長大’或‘成功’、‘成才’活著”———童年不是成人的準備階段;兒童天性是向善、上進的，“兒童沒有過錯，只有不成熟;而不成熟才意味著有生長空間和成長可能。”
教育不能過于保護、干涉、指令、管制與操縱，要促進兒童形成自信、自尊、自愛的品質(“不管”是最好的“管”);以“干凈”的眼光看兒童，尊重兒童，促進其自我教育(此思想貫穿全書);不僅正確對待孩子的優點，更要接受孩子先天的性格局限(像牛頓一樣);注重兒童在學習中的快樂體驗，讓兒童體驗學習過程本身而非結果所帶來的樂趣，培養兒童正確的學習品質(開“小賣部”、替孩子寫作業、不寫“暴力作業”、學習不要“刻苦努力”、不考100分、考好了不獎勵);閱讀在兒童智力成長中具有重要作用(被魔杖點中的孩子學習能力強);溫暖、幸福的家庭環境對孩子健康成長具有重要的影響(自己不帶孩子就是瀆職、幸福的家就是五星級賓館);真正賞識孩子，以肯定和激勵，帶給孩子愉悅和成就感，進而產生真正的幸福感和動力(只設“記功薄”，不設“記過薄”);培養具有批判精神、有個性的公民(可不可以批評老師?)。在書中，尹建莉提出如下教育理念:第一，“教育小環境”理論?！笆澜缟蠜]有哪個國家的教育體制能完美到可以解決每一個學生的個體問題。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獨有的世界，他的成長，取決于和他接觸的家長和教師給他營造的、直接包圍著他的‘教育小環境’。這個小環境的生態狀況，才是真正影響孩子成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這個教育小環境中，家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家長作為和孩子接觸時間最早、最長的關鍵人物，是‘小環境’的主要營造者———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在每一件小事上如何引導孩子，如何處理和孩子的關系，幾乎每一種細節都蘊含著某種教育機緣。對細節的處理水平，區分出了家長手中握著的是鋤頭還是刻刀———它使孩子的世界與未來全然不同?！庇浀脛④舱f過相類似的話，一個人幸福與否，不是由社會大環境決定的，而是由他身邊接觸親密的六七個人所決定的。而家長正確營造有利于孩子身心成長的“教育小環境”，就是要掌握正確的教育理念，“‘方法’固然重要，但再多的方法也無法窮盡一個人遇到的所有教育問題。正確的教育理念則如同一把萬能鑰匙，可以打開不同的鎖?！?/p>
第二，兒童教育細節理論。尹建莉指出，“在孩子幼小時，每一個生活細節都可能成為蘊含重大教育意義的事件，兒童教育中無小事，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都可以擴展為孩子的一個好習慣或壞毛病”。“童年時代的每一種體驗都可以在生命中留下痕跡，孩子沒有‘小事’，每件小事都是深刻地影響著他成長的大事。每件小事都是最初抓在手心里的那把雪，可能滾成一個碩大的雪球，對未來形成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像一個比喻說的那樣，南美的一只蝴蝶揮動翅膀，有可能引起北美的一場龍卷風?！备改傅慕逃毠澨幚頉Q定著最終教育效果的成敗?！叭藗冊谕诰蛞粋€人的成功或失敗時，習慣從宏大的視角和背景入手。事實上，在同一種文化形態和公共教育理念下長大的孩子，他們之所以成年后在道德、人格及能力上有巨大的差異，在于他們最重要的生活場所———家庭，生命中的第一啟蒙者———家長的教養態度的不同。”她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父母得到了一塊美玉———自己的孩子，都從“愛”這一起點出發，由于日常生活細節處理的不同，它使孩子的世界與未來全然不同，如果家長手中握著的工具是刻刀，會得到令人滿意的作品，如果是鋤頭，只能變成更小的玉，并越來越失去價值。秉承此理念，書中列舉了一個個教育案例的細節處理并加以理性的分析與論證，大都以正面和反面兩方面分析，希望家長在接受教育理念的基礎上，正確把握教育細節的處理，如逗孩子與捉弄孩子的區別、替孩子寫作業與不寫“暴力作業”(懲罰性作業)的截然不同的處理方法、如何對待孩子的優點與缺點、“好”閱讀與“壞”閱讀，培養課外閱讀習慣與只注重校內“語文課本”學習的局限性分析、性教育的技巧與時機，等等。
第三，自由教育理念。尹建莉認為，“人生來不是為了讓別人去‘管’的，自由是每個人骨子里最珍愛的東西。兒童尤其應該舒展他們的天性，無拘無束地成長。兒童是一個完美獨立存在的世界，他幼小身體里深藏著無限蓬勃的活力，他在生命的成長中有一種自我塑造、自我成形的表達潛力，就如一顆種子里藏著根莖、葉片、花朵，在合適的條件下自然會長出來一樣?！?/p>
石中英認為，自由教育具有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理性主義三種精神。自由教育以人為本、以人為目的，而不是以人為物、以人為工具的教育，自由教育反對外在的強制，主張給學生更多的自由;自由教育本身具有民主精神，尊重學生的不同見解與看法，反對專制教育，以培養民主公民為己任;自由教育是指向兒童的理性發展并有利于兒童理性發展。
針對現在學校教育中過于注重訓練、機械重復與記憶，父母對孩子的過于保護、過份管制、操縱等，尹建莉主張關注兒童的心理感受與成長，充分尊重兒童，給其一定的自由空間，老師與家長的任務是創造有利條件，使孩子逐步養成自律、自我教育的習慣，形成終身受益的優秀品質。另外，《好媽媽勝過好老師》的理論性還表現在作者規范的學術寫作上。作者閱讀了大量中外經典的教育著作，如盧梭、杜威、蘇霍姆林斯基、馬卡連柯、弗洛姆、蒙臺梭利、葉圣陶、陶行知等人的著作，在認真學習的基礎上，有著更深的體會與思考，并非理論的簡單重復與堆砌，而是將其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思想與行為中，為我所用，這恰是教育學者所必備的優秀品質。
文化價值是該書得以暢銷的重要因素
筆者一直認為，學者不僅要有學術作為，更需要有社會情懷，而作為一位教育家，不僅要有自己原創的教育思想，更要傳播與推廣自己的教育思想，使之用于教育實踐，使其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進而影響社會、改造教育。作為一名熱愛教育、關注兒童成長、富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尹建莉更關注的是，如何讓正確的教育理念最大限度地影響更多人，盡可能更好地為教育實踐服務，這既是她反對寫艱澀學術文章的原因之一(她認為那類學術文章僅是文化資本的積累，不具有文化價值)，也是她寫作此書的目的。筆者認為，尹建莉是一位“行動中的理想主義者”，與那些坐在書齋中寫文章、社會影響力有限的普通教育學者不同。近年來，她一直參與到教育實踐活動中，如資助西部失學兒童、以個人名義舉辦農村學校圖書館、到北京一所小學任校長助理并推動教育改革、通過到全國各地演講傳播自己的教育理念等，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到正確的教育理念，并運用到自己的具體教育實踐中。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當然，作為一種，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翱梢哉f，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盵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盵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盵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梢妼r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中的價值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學、學、人類學等與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哲學、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梢哉f，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版，第277頁。[3]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翱梢哉f，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半A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F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滤懻摰膫惱韺W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盵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梢哉f，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3]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翱梢哉f，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盵3] 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半A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F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盵4] 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性行為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推翻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滤懻摰膫惱韺W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盵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梢妼r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禁區，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梢哉f，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 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 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 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 [3] 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關鍵詞：論語 文學價值 語錄體
中圖分類號： I 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2-1578（2009)5-0073-02
宋朝開國宰相趙普說過一句話：“半部《論語》治天下”，在中國歷史上《論語》確實是舉足輕重的一部書?！墩撜Z》是儒家的重要經典著作，它融教育學、倫理學、政治學、哲學和文學于一爐，其內容可謂博大精深，它一直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旋律，澤被后世上層建筑領域。對它認真地加以研究，吸收其精華，對豐富和發展傳統文化將大有裨益。從文學的角度看，《論語》是先秦語錄體散文的典范，其人物刻畫栩栩如生，字里行間的精思妙語令人折服，使讀者讀后如沐春風，悠然進入《論語》意境的豐饒世界。
1 以孔子為中心的人物形象系列
《論語》的文學價值，首先在于它寫出了孔子這個偉大的哲學家和教育家的形象?！墩撜Z》以記言為主，雖然簡短，卻能充分體現人物個性，孔子本人和藹可親的神態、誨人不倦的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都隨其言談而呼之欲出了。
《論語》里面對孔子的生活習慣等有一些靜止的描寫，如《鄉黨》篇，寫他在各種場合，都有各種不同的儀態，與父老兄弟相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溫和恭順之狀可掬；在“宗廟朝廷”，與人討論政治，“便便言，唯謹爾”，擅長言談辯論，說話很有分寸。與人說話，對象不同，表情也不同，禮儀規矩，恪守不亂，“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如也。君在，如也，與與如也”。從多種側面勾勒出一個時刻以“仁”為行為準則的“圣人”的輪廓。
《論語》中對孔子形象的描繪，它的動人之處，主要還不是表現在靜止的描寫上，而是在于它通過孔子生活中一些具體事件的動態描寫表現出他的性格?！稇梿枴菲镉幸粋€小故事，一次孔子去拜見老朋友原壤，原壤卻兩腿象八字一樣張開坐在地上等待孔子，孔子一見這模樣，就禁不住罵道：“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說完就“以杖叩其脛”，這一罵一叩，孔子那暴怒的面容，那“克已復禮”的倔張性格，鮮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了。
對于孔子，《論語》是極力予以美化的，但沒有神話。孔子的性格是二重的，他是圣人，但也有七情六欲。他一生奮斗，不屈不撓，仍不免有時心灰意懶；他惶奔走，積極出仕，但有時也羨慕隱逸之士，在思想上不只一次閃過辟世的念頭想“乘桴浮于?！保搿熬泳乓摹??？鬃泳褪沁@樣一位既高大又平凡，既莊重又風趣，既通達又固執，既神圣又世俗，活躍在現實生活里的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
《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孔門弟子的群體形象，在孔門弟子中子路的個性最為鮮明，他愛憎分明、豪爽成性，做事風風火火、說話冒冒失失，多次頂撞孔子，其言行有時和“禮”、“仁”是不相合的，但他卻打內心里尊敬老師，努力接受孔子的教誨，以求成為一個儒者?！蹲勇贰菲涊d，有一次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請孔子出來當政，孔子將從何入手，孔子說：“為政，必先正名也?！弊勇仿犃?，放肆大笑說：“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氣得孔子大罵子路粗野：“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蓋闕如也！”子路就是這樣心無成府、口無遮攔之人，因此總受到老師的呵責?？鬃由钪勇返钠?，出于對學生的愛護，總是抓住一切機會教育他。
顏淵的性格與子路正好相反，他安貧樂道、潛心學問，對孔子十分崇敬，《子罕》中顏淵這樣贊服孔子：“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辈⑶艺J為“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把孔子看作高深莫側，而且自己是跟也跟不上的。一個篤行的儒者的形象躍然紙上了。
《論語》寫孔子的其他弟子，也都能表現出其獨特的個性，如子貢的聰穎善言，宰我的率性放達，曾子的審慎拘謹，曾皙的胸懷瀟灑，澹臺滅明的公正端直等，都能給讀者以清晰的印象。除此之外，《論語》中還寫了一些隱逸之士或與眾不同的人，如衛國儀邑的封人，魯國石門的守門人，衛國的“荷蕢人”等。這些人物雖用墨不多，但各自都有著不容混淆的性格特征，他們的音容笑貌在人們頭腦里有著很清晰的印象。
2 質樸簡練、雋永有味的語言
《論語》本身就是記載孔子及門人言行的，在語言上，《論語》的作者反對“巧言令色”，主張“辭達而已矣”，這就明確了他對語言的追求目標，奠定了語言風格的基礎?！墩撜Z》的語言特色，首先表現在它的記言基本是當時的口語，通俗易懂，文字簡約，一般只述說自己的觀點，而不加以充分的展開與論證，從而形成了質樸而不華麗、含蓄而不夸張、凝練而不造作的語言風格，是語錄體的典范之作。史載，在《論語》生成的時代，春秋詩性文化風韻猶在，孔子及其弟子又兼具良好的“詩學”修養，因此，《論語》的語言文簡義長，質樸含蓄，詩味無窮，雋永有味，給人以悠然神遠之感。
《論語》中出現的許多精辟深刻，富于哲理，令人回味的名言警句，千百年來為人爭相傳頌，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吾日三省吾身”，“見義不為，無勇也”，“巧言令色，鮮矣仁”，“色厲而內荏”，“不恥下問”，“三思而后行”，“后生可畏”，“舉一反三”，“任重而道遠”，“欲速則不達”，“過猶不及”，“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既往不咎”，“禍起蕭墻”，“既來之則安之”，“由也升堂矣，未人室也”，等等，這些從心底肺腑中流淌出來的話，純然近乎口語，語言簡練卻發人深省。
其次，《論語》一書大量地運用各種修辭手法，才使作品具有較強的藝術魅力。我國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都非常講究修辭，使語句更確切地表現真實，適合情境，形象生動，具有感染力和收到應有的藝術效果。
比喻是其中運用得最廣泛的修辭手法之一。因為孔子的思想十分深邃，要使所有人都能理解，就必須把一些哲理轉化為具體可感的語言。如《為政》篇，“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這一比喻，形象生動，易于理解。借代的手法也在《論語》中大量運用，使文筆更加傳神。《微子》中“長沮”、“桀溺”都非人名，作者用高大魁梧者立于水中耕作的情形來名之，十分形象，使人過目難忘。排比的運用也較為普遍，如：《公冶長》“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傊墩撜Z》一書把許多修辭手法融入在作品之中，使語錄體的散文擺脫了說教式的宣講，說理生動活潑，語言形象貼切，瑯瑯上口，從而具有了文學性的因素，顯得十分典雅和富有文彩。
再次，《論語》中“之乎者也”等虛詞的運用加強了語言的抒情性和音韻美感，使得《論語》之聲抑揚頓挫，亙古不絕。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3 情趣盎然，富于戲劇性的場景
集中寫一個場景，通過人物各自的表演，來突出各自的性格，且場景描寫十分富于戲劇性，人物形象相互烘托而愈加鮮明，產生了極強的戲劇效果。如《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是歷來為人們傳頌的精彩文字，作者描繪在恬靜、和樂的氣氛下，師生五人閑坐，各言其志的場景，簡直就是一出獨幕劇。
孔子剛提出“言志”，子路不假思索，“率爾而對”，結果遭“夫子哂之”。冉有、公西華是在老師“爾何如”的動員下，談出自己的志向，而且說得極有分寸，表現得彬彬有禮。巳經問到曾皙了，三位同窗的回答以及夫子的反應，他都看在眼里：子路口出大言，且主要只談兵事，與儒家治國之道相去甚遠，自然“夫子哂之”；求的回答比較謙虛，已想到了禮樂；赤又進了一步，“愿為小相焉”，夫子均未“哂之”。于是，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動作瀟灑，落落大度；回話又答非所問，大談陽春三月，投身自然，悠閑自在的春游之樂，內容遠離了政治。曾皙用音樂的方式來表達自己以禮樂治天下的志向，別具一格，超凡脫俗，頗有戲劇性和幽默感，確實“異乎三子者之撰”，自然深合夫子之意，“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子路的直率，冉求的謙遜，公西華的含蓄，曾皙的超然，原文雖未置一詞一字，然均盡在戲中矣，刻畫得淋漓盡致。最有戲劇性的是，“三子者出，曾皙后”，他明知自己在這場“課堂談話”中獨占鰲頭，卻故意不停地纏著老師問道：“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夫子何以哂由也？”真是驕憨之態可掬了?！墩撜Z》中有很多這樣的文字，一個個不很完整的小故事，一個個寫人記言的小片段，都寫得情趣盎然，很戲劇化，令人回味無窮。
4 豐富的感彩
文學作品要以情感人，《論語》在創作上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濃重的抒情。全書圍繞孔子及弟子的活動，使用了大量飽含感情的語言，表現了他們的喜、怒、哀、樂，把一個個人物寫活了，從而打動讀者的心靈，引起共鳴。
《先進》、《雍也》篇中有幾章寫孔子與顏回的感情，非常感人?？鬃蛹耙蝗旱茏颖焕в诳锏?，逃出來時顏淵在最后，孔子以為他死了，顏淵回答說：“子在，回何敢死！”言語中傳達著熱烈而深摯的感情，顏回深知老師對自己的鐘愛、器重，自己死了，老師不知會怎樣地悲痛，因此逃難時他一心要回到老師身邊，見到老師才會說出這樣的話?？鬃酉矏垲伝兀阉斪髯约旱赖聦W問的繼承人，他曾用詩一般的語言贊美他：“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回不幸早逝，孔子傷心欲絕，頓足捶胸地說：“噫！天喪予！天喪予！”弟子擔心他哭壞了身子，勸他節哀，他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這種表達深厚感情的語言比比皆是，我們又怎能不為這其中包含的深深的師生之情所打動呢？
孔子也有發怒的時候，《八佾》篇記載季氏越禮使用八佾之舞，孔子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憤激之情，溢于言表。有愛有恨，有喜有憂，這些例子在《論語》中是不勝枚舉的，這就是《論語》所蘊涵的動人的文學力量。
《論語》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是我國古代文化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千百年來，人們舞文弄墨，從中借鑒寫作經驗，獲取智慧靈感；立身處世，從中尋找真知灼見，謀求準則方法，它在我國文學史上綻放著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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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詩 《女神》 文學價值 文學史價值
在眾多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視為新詩經典之作。然而，筆者認為《女神》在詩歌藝術上存在著不少缺憾。在《女神》的閱讀、評價和認識中，存在著審美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明顯錯位。
一、《女神》的文學史價值再認識
《女神》在現代文學史上地位頗高，一般的文學史著作都開辟了專門的章節對其進行介紹評述。在流傳廣泛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學者們認為《女神》在新詩發展上的主要貢獻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詩運動的‘詩體解放’推向極致；一方面使詩的抒情本質與個性化得到充分發揮與重視，奇特大膽的想象讓詩的翅膀真正飛翔起來?！盵1]“以嶄新的內容和形式，開一代詩風，堪稱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之作?！盵2]但筆者以為，《女神》雖然突破了古典詩歌的束縛，在文學語言和形式上是詩歌發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藝術成就并沒有超越中國古典詩歌。在現代文學史上，它的確是新詩的奠基之作，是開一代詩風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視，也不容置疑。但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女神》的藝術成就和影響力并未超越古典詩歌?！杜瘛肥侵袊姼璋l展史上轉折期（即詩歌由古典走向現代的重要發展時期）的一個代表性作品，但要稱其為穿越時空、具有恒久藝術魅力的文學經典文本卻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審美缺憾
《女神》藝術上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詩歌語言。白話新詩的倡導者曾這樣說過：“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該怎么說就怎么說。這樣方才可以表現白話文學的可能性?！盵3]為了突破傳統文言文學的束縛和藩籬提出這樣的觀點未免矯枉過正，從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詩藝術的貌似自由實則無視審美的狀況?！杜瘛分胁簧僭娖涑庵罅靠谡Z白話，這些口語顯得自由隨意而缺乏精雕細刻。這直接導致了《女神》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詩歌的韻味，感覺不怎么像詩。
（二）詩歌形式。的《談新詩》是新詩運動初期的一份綱領性文獻，其著力張揚的便是“詩體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樣做”。[4]《女神》中的很多詩篇正好符合這樣的詩歌創作觀念。在詩歌篇幅、句式、韻律等形式上顯得比較隨意。詩歌本來就是一種帶著鐐銬的舞蹈，倘若完全沒有束縛，絕對自由，拋棄一切藝術和審美規范，任意為之，詩也就不能稱其為詩了。
（三）激情過剩。在《女神》的很多詩篇中，我們都能看到激情過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這首詩，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向著廣袤的宇宙一聲聲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紤]到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聯系“五四”時代剛剛覺醒的一代知識青年的具體心境，這種波浪翻滾的時代激情，這種袒露直切的情感抒發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樣的激情過剩作詩卻并不可取?！杜瘛分泻芏嘣娖钦渭で?、歷史使命感、文化責任感、思想力度與厚度，關乎著社會變革、歷史演進、思想啟蒙，卻與文學審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為作者把詩歌當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張和排比這幾種，這些修辭手法盡管很有利于宣泄激情但卻顯得比較單一。
總之，在思想與審美的抉擇中，《女神》的思想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審美價值。思想內容地位崇高，審美價值卻留下不少缺憾?！杜瘛肥切略娛飞系慕浀渲鳎瑓s很難稱為藝術上的成熟圓潤之作；是文學史經典，卻不是文學經典?！杜瘛肥堑旎?，在新文學史上也是新詩的濫觴之作?！杜瘛返倪@些不足和影響綿延在百年新詩之中，在后來的新詩發展史上，出現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這樣的詩成為要么不押韻，要么只押韻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錯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現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錯位，筆者認為，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傳統文學的規范和價值被徹底批判和瓦解。新詩作者們無不主張詩歌創作的絕對自由。正如前文所說，在《談新詩》中說：“近來的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詩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在一首詩中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詩如作文?！盵6]這雖然有利于破除舊體詩詞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給詩人和讀者以誤解，即認為新詩極易創作，仿佛新詩無規范，隨意用白話寫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詩，從而形成了一股難以阻遏的粗制濫造的浪潮，這無異于新詩的自殺。[7]
（二）白話剛剛取代文言，現代漢語語言幼稚?！霸姼枳鳛檎Z言的藝術，其成敗得失自然與其使用的語言息息相關。中國新詩產生于以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重要內容的文學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這場語言革命對新詩形式的形成和發展也就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新詩是這場語言革命的產物，新詩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語言革命的后果。我認為，要全面評價中國新詩，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視角。”“因為白話語言方式施行的時間尚短，人們還來不及對白話語言的聲音特性和語境特性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這也難怪寫新詩的詩人們對所用白話的種種特性缺少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盵8]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尤其是作為文學中的詩歌，審美價值的形成對于語言的熟練運用和精準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詩都精于煉字，曾有“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創作時代是白話剛剛取代文言的時期，還沒有認真研究和探討作為現代文學語言的審美規律性，這是《女神》審美價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會歷史環境導致詩人文學觀念的偏頗?！拔逅摹币淮奈膶W家們，都幻想依賴文學改革社會、啟蒙思想，夸大了文學對于社會變革的作用，賦予了文學過多的非文學負擔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當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發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角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將近三四個月的期間差不多每天都有詩興來猛襲，我抓著也就把它們寫在紙上。當時宗白華在主編上?！稌r事新報》的《學燈》。他每篇都替我發表，給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勵、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詩集《女神》的集成。”[9]創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學的藝術的審美動機，更多是為了給體現著特定歷史時代精神和時代情緒的內心的雙重郁積尋找宣泄口。這種文學觀念的偏頗導致了《女神》思想激情有余，含蓄蘊藉不足，沒有能夠形成神完氣足的詩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詩的發展
由于《女神》是新詩發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體現的新詩的弊端也一直影響和綿延在百年新詩的創作之中。過分注重思想激情，忽略藝術和審美追求，甚至將二者對立，新詩必然走入死胡同。當前詩歌生存境況的尷尬就是新詩發展的一個危險的信號。出現這種尷尬的困境和新詩誕生以來的缺憾與弊端不無關系。
從《女神》遭遇的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錯位現象來看，聯系新詩遭遇的創作和閱讀窘境來看，新詩發展的重要一點就是不能拋棄傳統，必須吸取中國古典文學的積極營養，豐富和完善審美價值，才有可能創造漢語新詩的輝煌?！暗略娤蚬诺湓娫~學習，并非是對其形式簡單襲用便能奏效，而應是通過研究和發現古典詩詞形式與文言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的規律，供研究和發現新詩形式與白話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作參考，從而促使適應于白話語言系統的新詩形式逐步完善起來?！盵10]在這一點上，還需要新詩作者們不斷做出艱辛探索和努力嘗試。
注釋：
[1][2]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第103頁。
[3][5]：《文存·談新詩（卷一）》，上海東亞圖書館，1929年版，第234頁。
[4]：《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6]：《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第85頁。
[7]陸耀東：《近百年新詩：幾分成就，幾分遺憾》，學習與探索，2001年，第2期。
[8][10]朱曉進：《詩歌作為語言的藝術——我看中國新詩》，學習與探索，2001年，第2期。
1.樹立人文價值信念
要想提高教師的人文素養，首先要求教師樹立人文價值信念。“所謂人文價值,就是崇尚人文的價值,是對人的關懷,對人的生命的珍視,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追求?！比宋牡暮诵木褪恰叭恕?，要以人為本，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提出的《學習：內在的財富》中指出：“人不僅是教育的對象，而且是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任何教育、教學活動形式，如果忽視了人，看不到教育對象的人格特質，就根本沒有教育的科學性而言”。因此，教師要樹立人文價值信念，在教學中，改變傳統的填鴨式教學，建立新的教師觀和課程觀，要把學生真正當做一個“人”。備課時，不僅要備內容，更要備學生，要充分考慮到不同學生的個性差異，認真地備每一個“人”的課。課堂上，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要允許學生質疑，使師生處于平等的地位，自由交流，自由溝通，讓學生在民主和諧的氛圍中得到全面發展。
2.提高人文知識水平
“人文知識是人類關于人文領域的基本知識,它主要與精神生活有關,具體包括歷史、文學、哲學、宗教、道德、法律、藝術等知識,是進行人文教育的主要載體?！比宋乃仞B的提升離不開通過提高人文知識水平而形成的文化底蘊。古人云：“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告誡人們要博覽群書，廣泛涉獵，要增加古典文化知識的積累，形成一定的文化底蘊。教師自身所具有的的人文知識，不僅影響著其精神生活，而且影響著學生精神世界的建構。作為語文教師，提高人文知識水平顯得格外重要。杜威指出“:知識具有人文主義的性質,不是因為它是關于過去人類的產物,而是因為它在解放人類智力和人類同情心方面做出了貢獻?！比宋闹R不僅可以提升語文教師內在的氣質，豐富內心感受，對學生的影響更是潛移默化的。
3.提升人文品格
有學者認為，作為教師，其理想的人格特征應該是“能體認教師角色的神圣性;能堅持教育使人向善的樂觀信念；有責任心，有使命感，有不為物誘的犧牲精神，對學生有愛心、耐心、恒心的教不厭誨不倦的教師性格?！币嵘Z文教師的人文品格，首先要熱愛教育事業，愿意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中，愛崗敬業，為人師表。教書不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它更肩負著民族的希望。只有真正熱愛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把教書育人當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至高無上的一部分，教師才會感到生活的充實和人生的價值。其次，教師要尊重學生的個人價值，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教師要愛所有的學生，無論成績的好壞，要平等、耐心地對待每一位學生，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教師對學生真誠的愛，能使師生之間建筑起信任的橋梁，這樣學生才愿意和老師進行交流和溝通。最后，作為語文教師，對祖國的語言文字要熱愛、虔誠和敬畏。語文教師只有自己熱愛祖國的語言文字，體會祖國語文文字的豐富、優美、生動、形象，才能在教學中感染學生，使學生也能感受到祖國語文文字的優美，從而激發學習語文的興趣，投入到語文學習中。
4.展現人文行為
教師的人文素養不僅表現為教師內在的人文價值、人文品格，更為重要的是要展現人文行動。首先，教師要身體力行，知行合一。身為教師要表里如一，為人師表，一視同仁，善于傾聽和理解學生，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其次，教師要志存高遠，明白立志的重要性。古人云“:志大,則才大,事業大;志久,則氣久,德性久”說的就是志向遠大對事業成敗的重要性。作為教師要始終樹立終身從教的志向，熱愛教育事業，緊跟時展，不斷學習，更新教學觀念，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教育事業中。最后，教師要善于反思和自省。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苯處熞朴诜此?，反思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合乎教師準則；反思自己的教學方式和方法是否恰當，是否達到了教學目標；反思對學生的態度是否有利于學生的發展等等。教師的不斷反思有利于促進教師不斷進步。
二.挖掘教材的人文意蘊，培養學生健全人格
1.挖掘蘊含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的作品
語文教材中有許多具有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的人物形象。如孟子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了，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钡闹鞠颍煌醪摹案F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堅持；《老人與?！分械摹坝矟h”圣地亞哥為了證明自己有堅強的勇氣和毅力，為完成那項別人無法替代的任務，他堅持一定要捕到一條大魚，但最后遭到無可挽回的失敗?！安贿^人不是為失敗而生的，”“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圣地亞哥沒有屈服于命運，無論在怎樣惡劣的環境里，他都憑著自己的勇氣、毅力和智慧進行奮勇抗爭。從另一個意義來看，他是一個勝利者，雖敗猶榮。如宗璞的《紫藤蘿瀑布》雖然描述了一樹盛開的紫藤蘿花，但卻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盎ê腿硕紩龅礁鞣N各樣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長河是無止境的”無論在生活中遇到多么大的不幸，生命總是永無止境的，是頑強的、永恒的、美好的。人不能被昨天的不幸壓垮，每個人都應該像紫藤蘿花一樣，以飽滿的生命力，投身到生命的長河中去，在生命的長河中前行。這些都告訴人們要成大事，必須要有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對于培養學生的恒心、意志、毅力等品質，從而養成健全的人格大有益處。
2.挖掘蘊含胸懷闊達的寬容意識的作品
如今中學階段大多為獨生子女，多受父母的溺愛，沒有闊達的胸襟、缺乏寬容精神?！凹核挥?，勿施于人”的仁恕精神，表明中華民族寬容待人的處世哲學。這種精神在語文教材中多有體現，如“管鮑之交”的故事。管仲和鮑叔牙是好朋友，共同做買賣，一起從軍打仗。合伙做生意時，鮑叔牙的本錢比管仲的多，賺錢后管仲卻多拿了一份。旁人對此說三道四，鮑叔牙替他解圍，說他家里比較貧困，應該多拿一份。打仗時，管仲總是躲在眾人后面，撤退時他卻跑得最快。別人對他很不滿意，鮑叔牙仍為他辯解，說他家里有老母親，是出于孝心。管仲對此感激不已。后來，他們成了患難之交，攜手干出一番大事。又如《廉頗藺相如列傳》中正是因為藺相如闊達的胸襟感動廉頗，才有了“負荊請罪”的美談。通過語文教學，可以培養學生寬容的精神，讓他們學會寬以待人，學會與人和諧相處。
3.挖掘蘊含博大精深的仁愛精神的作品
“仁者，愛人。”“仁”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思想，經過無數哲人先賢的發展，成為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寡人之于國也》一文中孟子提出“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集中體現了孟子的“仁愛”精神。賈誼的《過秦論》中“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敝赋銮販缤龅母驹?，提醒當權者要施行仁政。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大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他寧愿自己的房子是破的，希望天下人都能有房住，可見，杜甫的仁愛之心是多么感人，多么深刻！
4.挖掘蘊含濃濃深情的親情、愛情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