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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區的同質性和集聚性特征，區域經濟可分為同質性經濟區和異質性經濟區或極化性經濟區(陳秀山、張可云，2003)。隨后，同質性和極化(集聚)性兩種基本方法被許多國家在對經濟區進行劃分時采用。兩相比較而言，以同質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區發展更具有競爭性(孫紅玲，2012)，而以集聚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區發展則更需要加強以區域互補和合作為重要內容的區域合作。(一)同質性劃分思想同質性劃分強調的是區域經濟發展內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差異性。同質經濟區依據區域之間的某一種或某一類經濟活動、經濟要素、經濟問題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進行劃分的。從這種意義上看，中國國民經濟的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是采用同質區域方法進行劃分的同質區域經濟。同質經濟區的“勻質”特征具有相對性。例如，按照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中國國民經濟可以劃分為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經濟區域);在具體區劃實踐中，也按照發達程度將經濟區域劃分為發達經濟區域和欠發達經濟區域。在中國國民經濟的區域經濟板塊劃分中，縱向劃分的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被廣泛接受，國家分別針對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制定了不同的區域經濟政策，并產生良好政策效應，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這種同質區域的劃分方法，在認識經濟區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特點時，忽視了經濟區域內實際存在的異質性，不能完全反映出區域的經濟要素和經濟活動的空間聯系性和內聚性。而且劃分時往往照顧到省級行政區劃的完整性及地理空間連續性(楊開忠，姜玲，2010)。如果舍棄區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去關注區域內的差異性，那么區域內的經濟板塊的存在也是客觀事實。以我國西部地區為例，從整體上講這是一個典型的欠發達區域，屬于同質區域。但事實上，西部地區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條件也是有較大空間差異的，有發展水平較高、集聚程度較強的城市經濟板塊，也有發展水平較低且處于貧困狀態的農村經濟板塊。因而，對同質經濟區的“勻質區域”特征的理解不能絕對化。(二)集聚性劃分思想極化經濟區是中國國民經濟中具有內在經濟功能聯系的經濟區，是由若干互補性強的異質區域構成、在功能上聯系緊密的經濟集聚區。極化經濟區是以在某種區域的共同利益和集團意識基礎上所形成的內聚力作用而形成的，由經濟中心、經濟網絡和經濟腹地等要素構成(劉本盛，2009)，對這種區域進行劃分的主要依據是組成極化區各部分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因此，它強調的是區域內事物的相互聯系性和內聚力，它所反映的是一種結構(郝壽義，安虎森，1999):極化經濟區的區域內各組成部分存在著高度相關性，即不同行業按其內在的相關性共占同一區位而相鄰、相互影響，以至共同發展，具有一種在共同利益或系統基礎上形成的內聚力。極化經濟區具有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從空間過程來看，區域經濟一體化表現為各種生產要素的空間流動;從空間狀態來看，則表現為生產要素流動所形成的經濟集聚核心和經濟擴散點(聶華林、王成勇，2006)。極化經濟區形成的關鍵機制是市場機制作用下經濟主體的自組織行為過程中形成的空間相互作用。綜上所述，兩種經濟區劃分思想都具有各自的適用性和合理性，應根據國民經濟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化需求來確定。經濟區劃不是目的，而僅是識別特定經濟區域、制定相應的差異化區域政策的必要手段，應根據不同時期、不同發展目標的戰略需要而加以調整。
二、中國國民經濟的空間結構特征
在生產要素區域流動基礎上，區域發展過程中的空間關聯日益深化，區際經濟聯系模式也不斷演化，形成經濟發展的空間依賴。而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依賴最終表現為經濟空間結構的規律性特征?？疾煳覈鴩窠洕臻g結構特征，可以對區域經濟發展中形成的聯動模式加以識別，進而為區域規劃、區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礎。城市經濟增長是國民經濟增長的核心空間(李郇，徐現祥，2011)，選擇城市經濟作為考察基本空間單位，分別從人均GDP、人口密度、經濟密度及區域發展度等4個指標加以分析(如圖1－4所示)，國民經濟空間結構呈現人口、經濟等的空間分布具有相似性與規律性，以城市為基本單元呈現出空間組團化趨勢。第一，三大極核區域已經形成。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與環渤海城市群已經成長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三個核心“牽引空間”，不僅是經濟重心區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經濟集聚中心與創新中心，是牽動國民經濟發展的空間“動力核”。第二，核心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已逐漸顯現。區域聯動發展過程中，距離衰減效應顯現，臨近區域經濟發展相對快于距離稍遠區域。隨著極核區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的產業結構轉換與產業升級過程形成的產業擴散日益加強，空間溢出效應不斷引領各區域經濟板塊式演進。這一產業升級過程與區域比較優勢變化相協同，從而確保新產業中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這一過程更多依賴的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是建立在區域經濟發展空間關聯關系基礎之上的。要素的空間集聚與擴散成為推動空間聯系及相互作用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這種經濟自組織機制的宏觀表現是區際發展的空間依賴程度日益加深，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國內部，區域的相互作用強度日益增強，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空間相互作用在空間取向、強度變化等方面都呈現出規律性。由于區域主體消費者及企業，其空間流動的規模往往受到一定約束條件的限制，如空間距離、轉移成本、適應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間取向、轉移規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間特征，形成毗鄰效應，即空間位置靠近的區域之間更易于成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強度往往隨距離的增加而衰減，這就是很多學者由實證研究得出的“距離衰減率”。獲取經濟相互依賴和增長傳遞在一經濟系統內運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區組織的空間結構(Pred，1976)，如企業跨區域組織生產行為的空間結構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線，形成經濟擴散通道。通過城市群內部交通網絡連通整個城市群，通過城市群間網絡連通全國(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為發展核心，沿交通干線溢出格局，城市化與區域一體化進程有效融合。中國經濟空間結構呈現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經濟在區域經濟中的戰略地位日益顯現，無論是沿海的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環渤海城市群，還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等，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重要的“牽引空間”，在人口、經濟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時，其規模效應產生的增長極作用對區域經濟發展發揮著戰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經濟區是城市經濟向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個城市通過生產、流通方面的協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經濟板塊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城市經濟一體化運行機制。近年來，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城市群經濟區的內在經濟聯系得到增強，尤其是城市群的一體化基礎設施和制度創新不斷取得突破，從而不斷深化區域城市化與城市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例如，長三角經濟區中的長三角城市群的內在經濟聯系的強化，推動著長三角經濟區一體化發展，就是城市群經濟區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形式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例證。通過重要的交通干線連接作用，構成城市間、城市群間空間經濟聯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礎，如橫向的新亞歐大陸橋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鐵路、高速公路構成)、長江快速交通束及縱向的京滬、京廣、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網絡化、現代化交通體系，在我國沿海－內陸城市群間形成有力的空間經濟聯系基礎，為增長傳遞的實現提供了通道，也為空間協調發展的實現提供了支撐。綜上所述，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特征已呈現出區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發展趨勢，因勢利導制定相應區域經濟空間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中國國民經濟橫向劃分的“三大泛經濟區”
在國民經濟發展空間結構特征考察基礎上，調整區域規劃戰略思想，破除行政區域經濟發展思維的制約，以區域聯動發展為紐帶，遵循集聚性經濟區劃思想，重塑中國經濟區劃，將中國國民經濟橫向劃分為“三大泛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泛珠三角經濟區與泛環渤海經濟區，將適應區域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內在要求。泛經濟區是經濟區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極核區及其經濟腹地區的區域板塊。中國國民經濟已經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環渤?！焙汀胺洪L三角”(泛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等，這些泛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標志著中國區域規劃與管治向著更廣域化的方向發展(方創琳，2007)。泛經濟區極核區與其經濟腹地的內在聯系日益增強，區域合作及其一體化發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區域治理、區域政府等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日益拓展。從這種意義上說，泛經濟區是具有內在的經濟區性質和“寬泛”外延特征的極化經濟區。按照區域經濟的橫向集聚性或異質性劃分要求，中國國民經濟中的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區是極核區，三大極核區各自的極化和輻射區是經濟腹地，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區與其各自的經濟腹地構成泛珠三角區、泛長三角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因此，“三大泛經濟區”是中國國民經濟橫向劃分的三大極化經濟區。(一)“三大泛經濟區”的空間范圍界定(見圖5)珠三角經濟區率先提出建立極化經濟區即構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戰略設想。泛珠三角經濟區由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等14個城市經濟板塊為經濟極核區，以廈、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經濟板塊為副中心，極化和輻射帶動粵、閩、瓊、桂、湘(部分城市)、贛(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經濟帶的省、市、區和港、澳特別行政區經濟板塊組成。泛長三角經濟區由長三角經濟區及其經濟腹地區組成。以“22城市”、“一市兩省”內涵的長三角為極核區，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的快速發展“牽引”著長三角經濟腹地發展和空間結構演化。以長江流域經濟帶和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主要為隴海－蘭新經濟帶)為“動力軸”，極化和輻射的蘇、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贛(部分城市)、渝、川、陜(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區)域經濟板塊組成(朱舜，2009)，具有“一極兩帶”空間結構的經濟區，是中國國民經濟的舉足輕重的極化經濟區之一。泛環渤海經濟區，即以環渤海城市群為區域經濟中心并連接黃河下游區域和華北、東北平原腹地的經濟區，主要包括京、津、遼、魯、冀、晉、陜(部分城市)、吉、黑、蒙、寧等省(市、縣)域經濟區，形成以北京、天津、濟南、青島、大連等構成的環渤海城市群為增長極的大扇形經濟區板塊。從整體上看，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的現有人口、經濟規模和政府財力都接近，因而無論是總量指標還是人均指標，“三大泛經濟區”基本處于同一競爭平臺(孫紅玲，2005)。概括地說，極化經濟區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類型。發展程度不同的增長極總是極化和輻射著一定的經濟腹地。因此，從空間經濟意義上看，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區域經濟不具有同質經濟區的特征;從內在經濟聯系看，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區域經濟板塊是快速發展的極化經濟區，因而“三大泛經濟區”由具有極化經濟區特征的極核經濟區及其經濟腹地組成。(二)“三大泛經濟區”劃分意義1.與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特征相協調。“三大泛經濟區”的形成是區域經濟空間關聯與相互依賴的結果，以三大核心區域港口群及區際快速交通網絡形成的要素流為物質基礎，在核心區與腹地區間形成緊密的空間經濟聯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導向作用，推動著核心區與腹地區間的極化與輻射作用的發揮，形成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泛長三角經濟區的形成和發展顯示出明顯的極化經濟區的區域發展梯度特征，從整體層面來看，一方面存在長三角經濟區、長三角經濟腹地和長三角經濟弱影響區(以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西安以西部分及與之相連接的青藏鐵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礎交通束形成的經濟帶及其極化和輻射區域)。長三角經濟弱影響區還不具有長三角經濟腹地的特征。隨著長三角及其經濟腹地的快速發展，長三角經濟弱影響區與長三角經濟區、長三角經濟腹地的內在經濟聯系必然增強。長三角經濟區和長三角經濟腹地的內在經濟聯系與日俱增，形成極化－腹地區，即長三角及其經濟腹地。長三角經濟腹地不是具有長三角經濟區性質和特征的經濟區，而是受“一極兩帶”極化和輻射的經濟腹地。另一方面，長三角經濟腹地中有類似長三角經濟區性質和特征的經濟區，例如，皖江、環鄱陽湖、長株潭、武漢、成渝、東隴海(淮海經濟區)、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級區域的經濟發展核心區域。泛珠三角與泛渤海經濟區亦具有類似層次特征，形成多極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格局。2.與勞動力等要素空間關聯模式相協調。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的空間流動取向取決于經濟發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會資本等，中國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動的板塊化，表現為三大泛經濟區內部、在不同發展階段城鄉間、城市群間形成較密集的勞動力流、資本流、商品流、資源流、技術擴散等，要素空間配置模式不斷隨經濟發展演化，兩者形成相互促進的自組織過程，且不斷自我強化。以勞動力流動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構成中，相當比例流向長三角經濟區，而長三角經濟區的資本、技術等要素也成為推動經濟腹地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叭蠓航洕鷧^”的劃分不但反映了現實中要素空間關聯模式，而且通過區劃與合作網絡的協同，為各區域發揮比較優勢、實現優勢互補集成奠定了基礎。3.行政區域經濟與經濟區域經濟的有機融合?！叭蠓航洕鷧^”的劃分在保持市級行政區劃的完整性基礎上，充分考慮城市經濟輻射形成的集聚區特征，以地級及以上城市作為經濟區劃的基本單位，實現行政區域經濟與經濟區域經濟的有機融合?！叭蠓航洕鷧^”的劃分并不追求省級行政區劃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經濟發展空間關聯模式作為識別基礎?，F代區域經濟發展與競爭，日益表現為城市及城市群競爭力之比較。城市經濟活力的增強、經濟實力的提升，推動行政區域經濟下較固化的行政等級系統管理模式不斷演化，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這一過程正是經濟區域經濟不斷形成發展的過程，將有力破除行政區劃剛性約束作用產生的消極影響。4.城市化與區域一體化進程的耦合。橫向劃分的三大泛經濟區具有促進區域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內在機制，可以使中、西部擁有內在聯系的東部沿海城市群極核區。三大泛經濟區的經濟腹地也是東部沿海城市群極核區空間結構擴展的必然要求。區域經濟板塊的內在經濟聯系的加強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從而推動經濟腹地的農民工進城務工和落戶，使“三農”問題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得到解決。以城市群協同發展為戰略取向的“三大泛經濟區”內部，在集聚與擴散機制作用下，形成空間關聯基礎上的區域分工與合作關系，在城鄉間、城市間、城市群之間，以及由城市群空間關聯形成的區域間，不斷深化一體化進程，同時也是區域城市化與城市區域化耦合發展的過程。尤其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城市群之間橫向合作聯系的加強，更有利于區域比較優勢的發揮，避免低水平競爭造成的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問題。(三)“三大泛經濟區”與“三大經濟地帶”的比較中國國民經濟縱向劃分的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和橫向劃分的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泛環渤海三大泛經濟區在空間結構、協同發展機制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性。1.經濟區空間結構差異。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由各自起龍頭作用的經濟極核區和廣闊的經濟腹地構成，是有內在經濟聯系和協調發展機制的極化經濟區。從整體上看，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的同質經濟區特征十分明顯，與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的空間結構差異十分顯著。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從整體上看屬于異質經濟區，各經濟區內部表現為異質性或集聚性;東、中、西部經濟地帶內部表現為同質性。這就說明，在縱向劃分的三大經濟地帶的同一個大經濟地帶板塊內，經濟同質性就意味著更多的競爭，而異質經濟要素和資源的互補性又不在同一個大經濟地帶;在橫向劃分的三大泛經濟區空間結構中，由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經濟的異質性和互補性是在同一個大經濟區板塊內，因而有利于協調經濟極核區與經濟腹地的分工與合作，在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的基礎上，推動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指向優化方向演化。2.協同發展機制差異。同質經濟區的三大經濟地帶缺失增強區域經濟核心競爭力的內在機制。區域經濟核心實力主要表現為產業規模優勢、企業群體優勢和產品質量優勢，而這些優勢又取決于區域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的程度和范圍。同質經濟區的三大經濟地帶劃分，割裂了東部沿海區域資本、技術優勢與中、西部自然資源、勞動力優勢的互補關系，造成東部資本、技術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資源、勞動力要素空間異質特征難以協同，環境資源利益補償機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帶動中西部經濟發展作用不明顯，不利于區域經濟整合(張子云、于武、楊柏，2007)，難以保證經濟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級換代，使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并沒有實現縮小區域差距的政策預期。三大泛經濟區的經濟本質是具有拓展橫向經濟分工與合作內在聯系的經濟區，具有人流、物流、資本流等內在聯系機制，一體化運行從而有利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提升區域經濟綜合實力核心競爭力的“驅動力”，具備協同發展的內在機制。三大泛經濟區中的東部經濟極核區擁有廣闊經濟腹地，不僅使經濟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經濟極核區的輻射和帶動，更重要的是伴隨著經濟要素的有序流動，沿海城市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條件和腹地空間，從而使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發展。
四、政策啟示
[關鍵詞]經濟；環境；有序度；協同
[中圖分類號] F06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9-0059-03
本文是徐州市科技情報所項目《徐州生態環境對城市化建設承載能力的評估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引 言
近年來，中國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而發展背后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日益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在經濟發展初期，我國用資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費來刺激了經濟高速增長，為了追求資本生產率與利潤最大化，忽視了資源利用率與環境的損失?，F在中國雖然成為了制造業大國，同時也成為了世界上自然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并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經濟與環境的協同發展。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盡管環境污染和破壞日益嚴重，但環境與經濟最終是可以協同發展的。
二、協同學理論
協同學[1](Synergetics)是由赫爾曼?哈肯(Harmann-Haken)在20世紀70年代創建的一門交叉學科，它是研究開放系統通過內部子系統間的協同作用而形成有序結構機理和規律的學科，是自組織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示在一個系統發生相變時，會因大量子系統的協同一致引起宏觀結構的質變，從而產生新的結構和功能。赫爾曼?哈肯對協同學概念和研究對象的表述是：“協同學是一門橫斷學科(交叉學科)，它研究系統中子系統之間怎樣合作以產生宏觀的空間結構、時間結構或功能結構(即怎樣產生“自組織”，它研究由完全不同性質的大量子系統所構成的各種系統。通過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整個系統將形成一個整體效應或者一種新型結構，這個整體效應具有某種全新的性質，而在子系統層次上可能不具備這種性質。赫爾曼?哈肯還強調：協同學從統一的觀點處理一個系統各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宏觀水平上結構和功能的協作。協同學的理論核心是自組織理論(研究自組織的產生與調控等問題)，這種自組織隨“協同作用”而進行?！皡f同作用”是協同學與協同理論的基本概念，實際上就是系統內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統相互作用和有機整合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強調系統內部各個要素(或子系統)之間的差異與協同，強調差異與協同的辯證統一必須達到的整體效應等。據哈肯協同學的役使原理，系統在相變點處的內部變量可分為快、慢馳豫變量兩類，慢馳豫變量是決定系統相變進程的根本變量，即系統的序參量，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機理關鍵在于系統內部序參量之間的協同作用，它左右著系統相交的特征與規律。系統協同度正是反映這種協同作用的度量。因此，僅研究少數序參量變量的方程，就可以確定系統的演化行為。
三、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
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格魯斯曼(Gene)和克魯格(Alan Krueger)在對66個國家的不同地區，14種空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質12年變動情況進行研究中發現，大多數污染物質的變動趨勢隨人均收入增長先增加，后下降。污染程度的峰值大約位于中等收入水平階段。他們首次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2]。即環境與經濟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庫茲涅茲曲線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就是因為它與人們的感覺相符，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歷史相符。
經濟發展與環境的相互促進關系雖然社會可以在一定階段用犧牲部分環境的方式去換取經濟的發展，但到一定階段，這種關系會發生逆轉。那時，經濟的發展不僅必須以環境的不斷改善為前提，而且必須以犧牲部分自身的發展為代價。當環境的惡化到達一定程度時，它的繼續惡化不僅不能換來經濟的繼續發展，反而會嚴重阻礙其發展。因為環境是經濟發展的自然基礎，如該基礎被破壞，必然使經濟的發展失去支撐。此外，由于技術的進步，環境的改善變得相對容易一些，這也是經濟發展為環境改善帶來的物質和技術基礎。所以，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環境與經濟發展對福利的重要性發生變化時并由此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時，社會會將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發展的做法轉變為以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來換取環境質量改善的政策，這時經濟發展才能與環境的改善相一致。所以當經濟與環境不協同時，會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會受到受到一定的制約，而如果經濟和環境協同發展則會促使
四、徐州經濟與環境協同發展的實證分析
1.徐州經濟發展與環境現狀
(1)經濟發展概況
徐州市位于江蘇省西北部，現轄4縣、2市、5區，面積11258平方公里，總人口934.73萬人，其中市區面積1038平方公里，人口167.33萬，是國務院批準的全國較大城市，也是江蘇省重點規劃建設的四個特大城市和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之一。近年來，徐州市的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產業結構，為各地客商來徐投資創業創造了較為優越的基礎條件。2006年全市生產總值達到1212.15億元，財政收入145.26億元，經濟發展跨上了高速增長的起飛平臺。2004年徐州入圍了“中國十大經濟活力城市”的20個候選城市，并被提名為“公眾最向往的城市”；榮登《福布斯》2004年度“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被臺灣對大陸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評估權威機構評為臺商14家“極力推薦投資城市”之一。
(2)環境現狀
徐州是以能源和資源消耗為主的工業城市，是國家113個大氣污染控制重點城市之一，結構性大氣污染比較突出，粉塵、煙塵、揚塵等“三塵”污染和二氧化硫污染嚴重。近年來，徐州啟動了“藍天工程”，大力實施大氣環境綜合整治。截止到2006年末，已成立各級環境監測站11個，建成煙塵控制區23個，面積274.95平方公里，比上年增長6.6%。對重點排污單位進行了排污達標治理。全年完成環境污染限制治理項目44個，工業廢水排放總量23500萬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1658.85億標立方，工業粉塵排放量6.6萬噸。
2.徐州經濟與環境協同評價計算過程與分析
(1)計算過程
①系統子系統的序參量與子系統的有序度[3][4][5]
設其子系統發展過程中的序參量變量為ej，ej=(ej1，ej2，……ejn)，其中n≥0，βij≤eij≤αij，(j=1，2)。不失一般性，假定ej1，ej2，……ejl的取值越大，系統的有序度越高，其取值越小，系統的有序程度越低；假定ej(l+1)，ej2，……ejn的取值越大，系統的有序程度越低，其取值越小，系統的有序程度越高。則可以計算ejt對sj的有序度uj(ejt)為：uj(ejt)=i∈[1，l]i∈[l+1，n](1)
由uj(ejt)取值的大小，可以說明ejt對sj有序的貢獻程度。當然在實際的系統中，會有若干ejt，其取值過大或過小都不好，而是集中在某一特定點周圍最好。對這類ejt總可以通過調整使其成為上述兩類中的一類，從而用上式計算其貢獻值。例如，設ejt的取值以接近于標準值e為準，則定義=(2)
可見的取值越大，系統的有序度越高。
采用幾何平均法計算第j個子系統的序參量對第j個子系統的有序度的“總貢獻”，即：uj(ej)=[uj(eji)](3)
同樣uj(ej)∈[0，1]，uj(ej)越大，ej對系統有序度的貢獻越大，系統有序的程度就越高。
②系統協同度模型
設對給定的初始時刻t0，各子系統序參量統有序度為u(ej)，(j=1，2))，則對整體復合在發展演變過程中的時刻t1而言，若此時各子序參量的有序度為u(ej)，(j=1，2))，定義cm為復合系統協同度： cm=θu(ei)-u(ei)(4)
式中：
θ=(5)
(2)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指標均從徐州市統計年鑒上查到或經過二次計所得，同一城市不同年份之間可以進行比較(見表1)。表1. 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指標
(3)經濟與環境系統協同發展分析
根據系統協同的模型的步驟，首先以根據原始數據計算出的標準化值為基礎，結合每個指標的權重，計算出每年的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的有序度，根據公式計算出兩系統的協同度如表2。 表2. 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有序度和協同度表
根據表1數據，作如圖1。
圖1、徐州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協同度圖
從上圖可以看出，1996年到2004年經濟系統的有序是一直處于發展態勢，由1995年的-0.947到了2006年的1.512.而環境系統的有序度卻沒有明顯的規律性，反而在1995和1996年期間，處于較高有序度，而到1997到1998年又出現了有序度的降低，在1998和1999年環境系統的又出現了有序度出現了提高，而2001和2002年卻有出現了負值，與經濟系統的一直處于上升態勢是完全不同的。而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協同度也可以看出環境系統和經濟系統兩系統的協同發展沒有一定的規律性，在1996-1997年是處于上升趨勢的，而1997-2001年處于協同度是逐漸上升，說明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是處于協同發展的階段，但在2002年由于環境系統的有序度較差，又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發展出現了不協同的現象。過了2002年以后二者的協同度大幅度提高。這說明環境和經濟之間協同關系處于極不穩定狀態，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的有序度開始降低，在1995-1997年間，然后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環境狀況有所改變，1998-2001年間。但到了2002年以后，環境系統狀態開始有所反復，總體來看，十二年來，徐州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二者之間的協同關系是波浪形。
五、結 論
通過對利用協同學的觀點，徐州1995-2006年以來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分別計算其有序度，然后計算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的協同度，經濟系統的有序度是一直處于逐漸上升的階段，而環境系統的有序度卻是處于不斷波動，且波動的幅度不等，有加大趨勢，二者的協同度分析可以看出徐州的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二者之間的關系是處于波動的階段，沒有明顯的倒U型曲線而屬于波浪型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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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Synergetic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Xuzhou
Zhang Jing
(School of Environment Science & Spatial Informa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synergetic 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Xuzhou from 1995 to 2006 by using the synergetic method and calculates the order degree and synergetic degree between them in that period.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rder degree develops steadily， by contrast the environmental system order degree is unstable， and the synergetic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fluctuated in those 12 years.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同發展；驅動機制
從概念層面分析，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是指對相鄰區域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系統性分析，通過資源的合理配置，推動各個區域經濟的共同發展。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將各個區域放在平等的位置，堅持客觀公正，通過內部子系統與外部系統的互動，推動相互協作，實現整體發展。
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理論依據
協同理論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指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可能獨立進行，任何一個區域想要獲得長遠穩定發展，就必須對外開放，推動人才、技術、資金、信息等的自由流通；二是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需要對區域之間的良性競爭與合作關系進行維持，另一方面需要確保各個區域的高度自主性，對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行強化和鞏固；三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需要滿足客觀事實，不能盲目進行，通過合理有效的措施，實現經濟的有序發展，提升經濟運作效率[1]。協同理論為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也為深入探究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驅動機制奠定了理論基礎，對于相關部門而言，想要真正對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驅動機制進行明確和完善，就必須做好全面細致的分析，尊重驅動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分析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的序參量，提升驅動機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驅動因素
1.區域比較優勢。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自然資源、技術、土地、勞動力、資金等共同構成了區域比較優勢，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2]。在區域經濟協同演變的過程中，不同的演化階段所對應的區域比較優勢也有所不同，其演化特征包括：（1）靜態向動態的轉變。初級階段的區域比較優勢為核心層、中心層和層的靜態比較優勢，高級階段的區域比較優勢則可以根據實際需求進行適應性變動，屬于動態比較優勢，能夠依照大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整體效率要求，對子區域的資源配置進行即時調整。（2）資源向知識的轉變。資源型比較優勢主要是通過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知識型比較優勢則是通過能夠體現區域核心競爭力的高級要素，如信息、技術、經驗等，帶動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與自然資源等初級要素相比，高級要素和核心帶動作用更強。同時，在初級階段，區域經濟一般都是依靠自然資源進行產品的開發，比較優勢的核心是自然資源，信息、技術等高級要素的作用并沒有真正體現出來，具備較大的提升空間，同時也需要對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狀況進行改善；在中級階段，依靠區域比較優勢，各個區域都加強了對于產業分工的重視，加強了與其他區域之間的協調與配合，推動了經濟發展結構的持續調整，使得大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環境更加穩定，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資源等初級要素的作用逐漸被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所取代，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3]；而在高級階段，區域經濟的發展逐漸穩定，需要做好發展要素的合理規劃和配置，形成區域自身的區域比較優勢，確保其能夠根據實際需求進行動態調整，從而使得經濟子系統之間的協同作用大大增強。2.區域經濟聯系。一方面，區域經濟聯系的強度和能量損耗直接決定了其演化階段，對應了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不同階段，從整體層面分析，區域經濟聯系在不斷的演化過程中，表現出了幾個比較顯著的特征，一是強度的提升，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越發緊密和牢固，子系統之間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的程度大大提升；二是損耗的降低，區域經濟聯系的效果越好，能量的損耗也越少，實現了對于有限資源的充分利用，減少了資源浪費問題。另一方面，區域經濟聯系使得信息的交流變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完善的信息支持也使得區域經濟的發展更加合理，逐漸由初級協同向著高級協同的方向轉變，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趨勢越發顯著。如果區域逐漸能夠形成完全通暢的要素流動，則不僅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降低能量損耗，還可以實現對區域經濟的高度整合，完成協同躍升[4]。3.區域產業分工。在演化過程中，區域產業分工呈現出幾個比較顯著的特診，一是持續優化的分工模式，從原本的雜亂無章變為規則有序，產業分工更加明確也更加合理；二是持續增加的子系統數量，各個區域基本上都開始融入到了大區域經濟的分工協作中，需要明確的是，子系統始終都處于大區域產業分工中，并不存在逐步加入產業分工的情況；三是持續弱化的個體特征。與網絡整體不而言，子系統的個體特征在產業分工過程中逐步弱化，更多地突出了整體效率[5]。
三、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驅動機制
針對上述三種主要驅動因素，雖然明確了其各自的演變特征和動態作用機理，但是從構建完善驅動機制，推進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角度分析，需要深入研究系統序參量的識別問題。1.驅動因素間的序參量識別。三種驅動因素都可能成為系統序參量，而實際上，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不同階段，系統序參量會出現動態變化，遵循區域比較優勢—區域經濟聯系—區域產業分工的動態演變規律。在初級協同階段，子系統之間尚未建立起緊密的聯系，產業分工也沒有形成，子系統個體特征顯著，區域比較優勢是決定子系統發展的關鍵因素。換言之，在這個階段，系統序參量是區域比較優勢。在中級協同階段，子系統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步加強，個體特征持續減弱，區域經濟聯系與區域產業分工在大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越發凸顯，也使得系統序參量產生了動態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系統序參量相對模糊，既可能是區域經濟聯系，也可能是兩種或者三種驅動因素的融合。在高級協同階段，經濟子系統的區域比較優勢更加明顯，區域經濟聯系也得到了強化，區域產業分工成為了系統序參量，這也是實現整體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關鍵驅動[6]。2.驅動因素間的協同作用。伴隨著區域經濟協同階段的變化，系統序參量也會發生相應的轉變，而無論系統序參量是三種驅動因素中的哪一種或者哪幾種，驅動因素之間的協同作用始終是實現序參量與相關變量可靠連接的重要紐帶，不僅充分體現了協同學伺服原理的經濟學內涵，同時也成為了決定系統協同演變的關鍵環節。驅動因素之間的協同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區域比較優勢與區域經濟聯系的相互促進。區域比較優勢是由資源稟賦決定的，能夠推動不同區域之間區域經濟聯系的建立，而可靠的區域經濟聯系又會反過來銳化區域比較優勢。在區域間，要素的交流主要用來商品貿易，而在利益的驅動下，各個區域會加強相互之間的經濟聯系。與此同時，區域經濟聯系使得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得到了更好的發揮，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2）區域經濟聯系與區域產業分工的相互引導。子系統之間的信息傳輸使得反饋的數據量不斷增大，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加強必要的引導工作，實現對經濟系統的優化和改善，以保障了分工的合理性和科學性[7]。不僅如此，通過對區域產業分工的優化，可以提升產業結構的合理性，實現資源的科學分配，對子系統的要素流動可以得到持續改進，形成良性循環，從而實現區域經濟聯系與區域產業分工的共同升級和轉變。（3）區域產業分工與區域比較優勢的相互依托。區域產業分工與區域比較優勢是相互提托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則是前者的依據。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想要切實提升區域產業分工的水平，需要以區域比較優勢為依托，確保其能夠參與到產業分工中，使得區域在經濟系統中發揮出最為高效的節點作用，而保證節點的穩定性，則是實現大區域經濟系統高效性的關鍵。區域產業分工可以為節點的規劃設置提供指導，并且為區域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提供良好的保障?？梢哉f，區域產業分工和區域比較優勢互為基礎，相互依托[8]。
總而言之，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應該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構建完善的驅動機制，針對不同的協同階段，采取差異化的發展策略。在發展初期，應該強調區域比較優勢，提升核心競爭力；在發展中期，應該完善要素流動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強化區域經濟聯系，構建起高校的信息交流機制；在發展后期，應該優化區域產業分工，為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不同的區域應該結合自身特點，選擇相應的產業轉移模式，從改進大區域經濟的整體效率出發，構建區域間產業協調機制。
作者:梁衛平 單位:陜西國際商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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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協同發展機制
協同發展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不斷深化,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信息交換越來越頻繁,技術交流越來越廣泛,生產要素的流動更加順暢,世界經濟已成為相互滲透交織的密切的復雜體系,任何區域都不能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獨善其身。協同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促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互銜接、相互促進、良性互動。
一、區域協同理論的研究現狀
(一)區域經濟發展理論
區域經濟發展是區域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區域經濟發展,一方面表現為區域經濟總量的增長,另一方面表現為區域產業結構的不斷演進和升級。區域產業結構一般有主導產業、關聯產業、基礎產業所組成,因此,發展不僅包含了增長,還包含了功能的變化(Herrick&Kingder berger,1983)。一般認為,德國經濟學家杜能(J.H.V.Thunec)開啟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因為其于1826年發表的著作《農業和國民經濟中的孤立國》中首次提出了“區位”問題,自此之后便產生了眾多區域經濟學理論流派。
(二)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研究
1、中心推動或不平衡論――增長極理論及其發展
1955年,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Perroux)在《增長極概念的解釋》一文中認為,經濟的增長不可能同時出現在所有的區域、部門、廠商,它將以不同的強度進行分散分布,在某一特定的經濟空間內總會存在著若干經濟中心或增長極、點,它會產生類似刺激作用的“磁力場”,呈現出“極化效應”,增長極、點快速發展之后,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產生“擴散效應”,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終極影響。之后經過羅德文(Rodwin)、繆爾達爾、赫希曼等發展了增長極理論(張聚華,2002)。
2、線性推進論――梯度轉移理論與點軸開發理論
極化推動的思想顯然是非線性系統性,是一系列復雜地變動。梯度轉移理論以一種層層遞進的思想來強化發展,與極化思想有相似之處,但是其避免了極化理論的復雜性。點軸開發理論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空間線性推進方式,它是增長極理論聚點突破與梯度轉移理論線性推進的完美結合(周旬,2006)。點軸開發理論在形式上與梯度轉移有相似之處,是增長極理論的延伸,但在重視“點”(中心城鎮或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增長極作用的同時,還強調“點”與“點”之間的“軸”即交通干線的作用。
3、網絡結構開發論――網絡開發理論與圈層結構理論
網絡結構開發論綜合了網絡開發理論和圈層結構理論,它們分別以一種嚴格意義和非嚴格的網絡結構呈現出來。增長極開發、點軸開發都是以強調重點發展為特征,在一定時期內會擴大地區發展差距,而網絡開發是以均衡分散為特征,將增長極、增長軸的擴散向外推移。網絡開發理論注重于推進城鄉一體化,加快整個區域經濟全面發展。該理論的適用應選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區域之間發展差距已經不大,區域經濟實力已允許較全面地開發新區的時候。郝壽文、安虎森(1999)在界定區域經濟學概念的時候,強調了區域經濟結構的重要性。他們指出,區域結構的存在,區域內任何經濟活動通過區域結構的聯系網絡,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圈層結構理論最早由德國農業經濟學家馮?杜能提出。他的主要觀點是,城市是一個不斷變動著的區域實體,由建成區至,由城市核心至郊外,各種生活方式、經濟活動、用地方式都是從中心向呈現圈層狀的有規律變化的?！叭Α睂嶋H上意味著向心性,“層”體現了層次分異的客觀性特征。圈層結構反映著城市的經濟社會景觀由核心向呈規則性的向心空間層次分化。
4、大推進開發論――大推進理論和平衡發展理論
大推進開發論有兩種代表性理論,即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和納克斯(R.Nurkse)的平衡發展理論。大推進理論的核心是外部經濟效果,即通過對相互補充的部門同時進行投資,一方面可以創造出互為需求的市場,解決因市場需求不足而阻礙經濟發展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利潤,提高儲蓄率,進一步擴大投資,消除供給不足的瓶頸。由于平衡增長理論,避免了片面強調工業化、忽視其他部門發展的傾向,強調大規模投資和合理配置有限資源的重要性,重視市場機制作用存在的局限性和實現宏觀計劃化的必要性,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經濟迅速發展提供了一種發展模式,并對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政策制定產生了一定影響,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張聚華,2002)。平衡發展理論的出發點是為了促進產業協調發展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
(三)協同發展的研究回顧
1、協調發展與協同發展
協調發展強調以系統論的方法用全局性的視角來處理發展中的問題,并以自組織理論為核心,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的,通過區域內的人口、資源、經濟、科技、環境、資源等六個系統及各系統內部各元素間的相互協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進而形成的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態勢,它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發展系統。由人口、社會、經濟、科技、資源、環境元素構成,使系統內部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價值流這“五流”的運轉合理有效并且形成協調發展系統。協調發展系統是一個自組織系統、開放系統、復雜系統、灰色系統、非線性系統(王維國,1998)?！翱沙掷m發展”和“科學發展觀”代表了當代“協調發展”的最高理念,作為其內核的“協調發展”,也被賦予了最新內涵,“協調發展”不僅必須“以人為本”尊重客觀規律,而且既要顧及當代人,實現“代內協調發展”,又要顧及后來人,實現“代際協調發展”,還要保持“發展”在空間(包括地理空間、產業領域等)上的“協調”(熊德平,2009)。協同發展與協調發展一樣同樣大量應用了系統論和自組織理論,同樣以“可持續發展”為最終目標,但協同發展更強調協同理論的應用。協同理論認為:慢變量支配原則和序參量概念,認為事物的演化受序參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終結構和有序程度決定于序參量,并由此形成的協同效應、伺服原理、自組織原理,由于其聚焦于發展問題的本質,使協同發展更具有操作性。
2、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研究
(1)區域經濟協同發展與產業發展
張平(2005)從膠東半島區域產業結構同化、特點同化、職能同化的現象突出,各地區對生產要素競爭激烈,甚至不正當競爭等地區壁壘提出了解決策略:建立一個超越地方利益之上的組織;出臺政策對地區的發展方向、規模與結構等合理引導,必要約束;建立信息互聯互通平臺,建立高效的交通物流網絡;建立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區域大市場,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劉慧怡(2006)界定了區域旅游協同發展的基本含義并指出了區域旅游協同發展要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則。余志勇(2005)在紅三角區域旅游發展協同論中試圖找出協同論中的“序參量”(Order Parameter),并認為各級政府、旅游企業、旅游人才和資金等因素是影響甚至支配紅三角區域旅游協同發展的主要“序參量”。粟路軍,柴曉敏(2006)認為區域協同發展是區域旅游合作的高級形式,探析了區域旅游協同發展模式:以地方利益為基礎,協同發展為目標,以市場交易為協同方式,以政府機制為協同保障,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分析區域旅游協同發展的條件與障礙因素,構建區域旅游協同發展的區際協調機制,區域旅游協同發展的實施與監督調控。產業的有效互補是實現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基礎;產業競爭力的協同提升是促進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核心;戰略與對策的制定是推進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保證(朱斌,2006)。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協同效應主要表現為隱性協同和顯性協同(鄒樹梁、高陽,2006)。巫文勇(2006)建議出臺《區域產業結構調控法》以促進和保障中國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白晉湘(2007)將協同理論引入區域農業品牌中,并認為“區域農業品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怎樣協同不同營銷主體在滿足目標市場消費者需要的前提下與區域品牌的資產最大化目標保持一致”。高明、劉俊杰(2008)得出協同發展的動力來自于市場驅動力和政府調控力。
(2)區域經濟協同發展與城市發展
城市發展是區域經濟發展在空間上的增長極,城市在區域經濟中的充分發揮其作用,發揮城市之間的潛能和優勢,促使區域經濟快速高效可持續發展?！皡f同和發展是城市持續成長的“因”,是城市成長的基礎和前提,是城市成長的保證和制約,是城市成長的關鍵和具體工作,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陳迪,2006)。
陳玉和等(2006)認為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應基于城市間的資源稟賦,實施差異互補,追求協同發展,并注意堅持市場機制和政府職能的差異互補。柳新華等依據煙臺市在環渤海經濟圈中的定位可以利用交通運輸樞紐的而形成輻射線來增強煙臺市與環渤海經濟圈協同發展中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柳新華,2007)。建立金融協調機制,加強地區的金融合作,實施區域金融一體化戰略是其重要途徑(劉俊芳,2007)。
(3)集群視角下的區域經濟協同發展
許雪琦通過實證分析有力的證明了協同發展能夠提升物流服務業和制造業集群之間各自的生產效率和利潤,從而提升整個區域經濟的總體競爭力(許雪琦2007)。建立區域產業集群的統籌發展體制主要用來解決區域內各地的“諸侯經濟”,根據各地的資源稟賦和原有產業的發展現狀來培育產業集群,實現區域內產業協同(張桂梅,2006)。有研究認為產業集聚的目的是通過群體協同效應而達到共同發展的目標,產業集群的演化動力室競爭合作協同,通過協同演化可以促進雙方效率的不斷提高和達到集群整體的最優資源配置。
(4)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經濟協同發展
錢亦楊、謝守詳早在2004年就認為長三角大都市圈應該開展跨行政區規劃,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大城市聯系,增強大都市的內核功能;快速都市圈內的通道的建設;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促進資本自由流動;積極發展本地區主導型產業,加快產業集聚進程。冷志明認為區域經濟協調最主要的形式是區域產業協調,這是因為產業范疇直接或間接包括了商品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各項地區經濟活動(冷志明,2005)。在中國省區交界地域的經濟發展問題上他提出利用密切的區域空間關系,打破行政區劃限制走協同發展的道路,實現區域間優勢互補,發揮整體優勢就成為了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冷志明,2005)。盧中華通過建立地市區域協同的內部影響因素模型,并以山東省臨沂為例,找到了影響區域協同的主要因素有區域文化教育水平、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治理環境污染的投資和農民的人均收入(盧中華,2006)。“準確的把握區際關系,是科學認識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的前提與基礎?！苯洕劝l區域和后發區域協同發展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彭榮勝,2007)。后發區域的發展滯后,會引致區域消費結構斷裂,不利于先發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后發區域在勞動力供給方面對先發區域的經濟增長形成桎梏,產業的梯度轉移延遲,以及地方保護主義、區域市場分割和產業同構,會弱化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從而影響整個區域經濟的增長。先發區域也應當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戰略中承擔更多責任。
(5)我國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縱觀研究我國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論文中,目前我國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瓶頸,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政府干預產生的主要問題。中央政府的財政傾斜政策不利于一些地區的思想觀念真正想著市場化方向轉變。長期以來,一些貧困落后缺乏主動進取意識,依賴思想嚴重,認為外部支持和國家援助是天經地義和理所當然的,而不重視對當地優勢資源的積極開發以及利用,從而并不利于這些地區想著市場經濟體制思想的徹底轉變。地方政府的引資目標責任制容易引發短期化行為。招商引資不應是短期,企業、資金和項目不是被引進來就可以了,更要能發展,只有這樣才會真正促進地方經濟的持續增長,否則的話,靠這種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只能是短暫的和粗放型的增長。地方利益驅動導致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趨同。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主要表現為地區之間工業結構的相思程度呈現出不斷提高的趨勢。據統計,我國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工業結構的相似率高達93.15%,中部與西部地區工業結構相似率高達97.19%(馬廣琳、劉俊昌,2005)。其次文化與思想觀念障礙。不同地域、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之間文化與觀念的差異是客觀的存在的。這種差異將直接影響不同地區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給區際協同發展帶來障礙。宏觀領域主要體現在傳統觀念、價值觀、、民族團體優越感、創新或變革精神等方面,微觀領域主要體現在經營理念企業文化、管理模式等的差異(張緒勝,2001)。與此同時對于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念上有待迅速提升。正視問題,認識到并明確區域經濟的發展方向;根據資源環境人口等客觀因素的承載能力和發展潛力,進一步明確區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應的政策和評價指標,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發展形勢。生態保護、環境保護需要更有約束力,強制性的保護措施。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定位清晰,政績考核具有針對性。堅持“先有理念,再有實踐,逐步總結”,繼續探索。
其次,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史無前例。由于沒有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涉及一個自組織系統、開放系統、復雜系統、灰色系統、非線性系統,需要區域內各行業,各部門,包括政府以及企事業單位的通力配合,這使得協同這些子系統具有很高的難度系數。也由于這樣的系統中,不僅在推出協同發展戰略后會很長的滯后效應,而且該系統受到的干擾的因素,故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作用的效果往往難以在短期中體現出來。推行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戰略后,不僅在衡量其運行效果評價上比較困難,而且在改進和調控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按照規劃的方向進行上,也具有相當的難度。不斷調整操作對象,使得標的指標符合協同發展戰略,并促使區域經濟能夠在能夠適當的控制下,有序地發展。
二、目前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不足之處
第一,目前研究多為當地決策者提供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對策。所得出結論都是一個范式。從分析本地的資源稟賦,歷史文化定位開始分析,然后從全局出發考慮得到最后的對策:建立一個區域機構,協調統一;建立法規制度,減少內耗;加強區域內基礎建設;便捷區域各要素的流動;保護生態等等。這樣的對策在實際操作方面存在困難,涉及面廣,難于掌控。
第二,協同理論中最主要的一塊是自組織理論和伺服原理,然而目前的這方面的應用比較少。自組織理論的應用可以在重新組織系統內部子系統的結構而達到更佳的實際效果。找出區域經濟中自有的發展規律,然后合理的調控各個子系統,使之符合區域經濟系統自組織規律,從而自覺組織,又好又快地發展區域經濟。同時在尋找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序參量,從而更好地為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創造條件。
第三,定性分析比較多,定量分析比較少應用到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同時定性分析也不夠深入,對于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概念的界定,對于區域經濟協同發展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之間的區別,對于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戰略目標的確立,對于區域經濟中各部分該如何組織,如何發揮出協同效應,對于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引入實證分析不僅能增加說服力,而且能做出一些經濟預測,有利于決策者分析當前形勢做出正確決策。
三、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機制研究的必要性
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戰略,而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必將得到長期貫徹執行。但是由于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仍然屬于初創階段,不僅研究內容需要進一步豐富,研究案例需要進一步的擴展,研究方法需要進一步創新,加強有益的探索;而且因為在我國區域經濟的兩極分化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資源稟賦差異巨大,后天的經濟基礎又有天壤之別,所以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戰略將在我國長時間的堅持。充分利用“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調控”,充分調動區域經濟內的有利因素,高效率的配置區域內資源,不僅能確保效率更能兼顧公平。
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機制是實現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方法,是將協同學與區域經濟學有機結合的理論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和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為執政者提供建議的有效途徑。依據“先有理念,再有實踐,逐步總結”,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理論應用于區域經濟發展中,積極探索,逐步總結,找出適合本地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機制,對發展我國區域經濟頗有裨益。區域協同發展是一項綜合研究,協同發展論將人們對社會系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綜合性、整體性和系統性認識的高度。社會生態經濟系統的協同發展包含了自然協同、經濟協同和社會協同。協同發展是區域經濟發展得以順利、快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前提條件,區域協同發展是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戰略。國內外部分專家學者及實際部門的工作者對此問題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討,主要集中在:區域經濟差異、區域(區際)聯系、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協同發展內容和方式、縮小地區差距的協同發展、經濟與環境系統的協同發展、區域協同發展戰略研究等。目前區域協同發展的定性和實證研究較多,而針對特殊的經濟區域協同發展能力的提高以及如何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及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展開實證研究較缺乏。針對轉型時期區域協同發展水平的判定和綜合評價,協同發展網絡的構建,協同發展的趨勢分析,協同發展模式選擇,展開實證研究與評價是一個新課題。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機制的研究有助于構建區內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各要素全面發展的機制和框架,形成一個結構優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續的區域經濟系統,有效地解決區域持續發展的資源與環境約束。針對區域協同發展程度的綜合評價分析有利于提高政府對協同發展的認識并樹立新的協同發展觀,促進有關政策法規的進一步完善,并為各級政府制定區域協同發展戰略規劃提供可靠的數據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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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作為我國三大經濟圈之一的京津冀地區其經濟合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還存在體制、機制、觀念等方面的障礙。本文從地區一體化發展規劃、相互接軌的政策法規體系、區域內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優化及可持續發展優勢建立、區域整體聯合協同優勢發揮等方面,探討京津冀聯合的模式及域內資源整合方法。力圖在政策法規、經濟體制、要素利用結構、社會文化與技術等方面尋找能保障京津冀地區多方合作、促進共贏的區域合作發展模式。
關鍵詞:打破惡性循環機制 多梯度蛛網式發展 梯度銜接
作為我國正在成長的經濟增長第三極,環渤海地區的發展近來受到廣泛關注。而處在這一地區經濟核心地位的京津冀地區,其發展現狀及面臨的問題頗具代表性。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本區域的經濟發展才能和長三角、珠三角一樣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京津冀區域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京津冀區域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及其負面影響
將北京或天津和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城市來比較,人均GDP均居前列,但是從整個京津冀區域來計算,人均GDP則遠落后于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北京、天津與河北的經濟存在過高落差,這使得三地的企業、產業在人才利用、技術、金融等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態也存在較大差異,產業對接存在斷帶。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北京市長期以來在城市發展規劃上以自身城區內的循環規劃為核心,不大考慮與周邊城市及省份的匹配關系。而北京市的發展卻需要外部周邊省份和城市提供大量的資源,在從外部獲取各種資源的同時,其城市的發展和規模擴張仍然以城內循環為指導方針。這就致使周邊資源被吸收,但周邊省份卻沒有從北京的發展獲得輻射效益,相反卻造就了北京周邊大量的貧困區域。
從長期來看,被貧困區包圍的富裕地區其可持續發展已經給北京的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障礙。一方面,專注自己區域的封閉策略導致周邊省份技術、產業發展落后于北京太多,產業對接無法實現。比如很多高科技含量的研發成果在周邊省份根本無企業可以承接,不是浪費掉,就是舍近求遠到南方找制造商加工。另一方面,北京的發展沒有注意為自身培養周邊輔助力量,孤立單干,后勁就小。目前京津冀經濟圈整體發展落后于長三角、珠三角,這和北京、天津對周邊的經濟輻射作用比吸收小有很大關系。
實踐證明任何城市的長足發展都不可能孤立的實現,只有實現核心城市對周邊的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共同發展,才能使自身有充足的發展后盾。即核心城市經濟發展要考慮改善周邊經濟環境,周邊經濟發展水平不佳一定會制約核心城市自身經濟發展。所以,聯合經濟圈核心城市功能定位應將眼光放遠一些,眼界放寬一些。京津冀區域內各省市不僅要考慮自身的發展,更要考慮整個京津冀地區的發展和自身發展的互相影響,考慮整個環渤海地區的發展和京津冀區域發展的互相影響,考慮自身在整個國家發展中的優勢定位問題。這樣制定出的發展戰略和規劃才可能使城市發展所面臨的各種環境越來越有利于自己。
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解釋就是:核心城市發展戰略會影響周邊環境,這個環境反過來又成了核心城市發展的基礎,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這一規律不僅適用于經濟領域,在技術、人才、文化、環境、資源等方面都是適用的。北京周邊的沙漠化帶來的環境問題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二)協同規劃使三地共同發展
必須打破條塊分割、各自為政、只顧自己發展的做法。以統一、有序、互利、共贏的原則規范區域內各省市發展規劃的關系,減少區域內各省市發展水平的差距,促進域內經濟均衡、協調發展,形成核心城市和區域的互相支持的發展關系,保持整個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三)既定區域經濟環境可能加劇不平衡的惡性循環傾向
1.產業發展差距加大與產業對接困難相伴而生。目前,京津冀區域內河北與京津兩市的發展差距已經很突出,產業對接的斷帶已經出現,這種狀況可能會形成加劇不平衡的惡性循環。比如,北京的某科研院所開發出頗具市場價值的科研成果,想要在河北尋找制造企業作為合作對象,但結果可能發現在資金、技術、信譽、市場條件上不切實際,仍然只能在京津或其他兩個經濟圈內找合作伙伴。河北得不到加工制造高科技成果的機會,其加工制造的技術、人力資源、經驗、投資等各方面運作就得不到提升,水平差距會進一步凸顯,和北京實現產業對接的機會也就進一步減少。 2.落后區域被動的研發、制造和地方保護加劇了惡性競爭。為了減少與北京的差距,河北自己發展高科技產業,自主研發、自己制造,很有可能在研發力量上造成和北京水平重復建設。當產業制造技術成熟時,結果卻在研發上形成與北京的競爭,產業對接還是無法實現,產業競爭倒是形成了。為了保護已開發的力量,地方壁壘可能相繼出現,條塊分割變成保護手段,區域內的經濟合作被競爭取代,條塊分割進一步造成發展差距。
3.對已有重復建設整合的矛盾促使域內競爭加劇。為避免區域內的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各地積極商討區域經濟一體化規劃。在規劃當中,必然涉及到各方的產業分工問題,涉及到重復建設的部分如何整合的問題。在都希望聯合,都有相同產業的情況下,都希望自己的投資能實現最大效益,為此爭論不休。聯合協作會議經常召開,重復建設的項目不停上馬,惡性競爭不斷加劇。
4.落后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吸引力差與吸納產業的落后狀態循環?！靶卤本┕δ芏ㄎ弧币院?北京作為國家首都將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出現重大轉變。天津和河北都面臨著承接北京產業轉移的機會。相比較而言,有實力、技術好的企業大多更看重市場和發展機會,對核心城市周邊落后地區的招商引資政策積極性不高,轉移出來的可能性不大,而實力較弱、技術落后、高污染、高消耗的企業轉移出來的積極性卻是很高的。
在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河北如不對轉移過來的企業進行有效審核監督,很可能使產業結構趨向高污染、高能耗、低技術、低實力狀態發展,嚴重影響可持續發展能力。另外,天津和北京兩市距離太近,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天津的吸引力比河北大,且濱海新區享有非常好的招商引資政策,這可能會使好的企業首先以向天津轉移為目標。目前,京津兩市的合作欲望很強,因相互之間很容易找到產業對接的突破口。而發展差距相對較大的河北在參與合作過程中,往往優勢不突出,進一步加劇河北吸納產業的落后狀態。
綜上所述,這些惡性循環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加劇京津冀區域內各地方的進一步孤立發展和差距,造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路徑擁塞。必須打破這些循環延續下去的基礎,然后建立一個新的良性循環機制來取代這種狀況,才能徹底解決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才能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論與成功范例
在域內各城市關系方面,可以借鑒西歐各國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總結和提出的許多有價值的區域開發理論,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增長極理論”和“增長區理論”。
20世紀60年代初期,法國政府首先提出了“增長極”發展戰略通過8個“增長極點”的規劃,促進邊緣地區城市的發展,建立起依托多個增長極點的新的區域經濟格局。 然而,這一戰略也有不足,使城市與農村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因此,英國、德國、荷蘭等國家更注重“增長區”的規劃戰略,即在大區中進一步規劃出小區或發展中心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增長區”。20世紀70年代后,“增長區”戰略特別強調發揮小城鎮的作用,以縮小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荷蘭的發展模式―城市圈發展模式:其基本格局包括94個城市和鄉鎮體系,主要大中城市分布于沿海和南北兩側,中間是集約化農業區及游覽區,其中散布著眾多小城鎮。合理和切合實際的城市圈發展模式,充分發揮了荷蘭的地區優勢,揚棄了其資源貧乏等發展的限制條件,利用國際市場,發揮農工貿一體化的經濟結構,使之成為荷蘭經濟的心臟區。
京津冀區域內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也應借鑒這些成功經驗,注重小城鎮發展,注重區域內大中小城市的同步提升與梯度銜接。
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的理想模式構建
(一)在城市發展關系方面
從目前的京津冀經濟發展的狀況來看,有了作為“增長極點”的中心城市,但“增長區”的規劃不夠,所以,應在中心城市多極化發展的同時,促進周邊城鎮的共同發展,建立梯度發展的多層次的多個極點,加快每一層次中心城市與周邊城鎮的經濟往來,增加往來項目與頻率。如以北京和天津為第一個層次中心城市,石家莊、唐山、秦皇島等為第二個層次中心城市,多層次中心城市呈梯度發展,以點連面,形成多梯度蛛網式發展,解決中心城市孤立發展的境地。國家在政策上應對河北與京津給予同等優惠政策,使資源配置趨向在政策因素上處于同等地位,建立行之有效的區域協調機制,掃除行政和地區壁壘,真正形成一體化的經濟格局,加快要素在區域內自由流動。
(二)在市場方面
必須建立統一市場,減少行政干預對區域內要素流動的各種阻礙。可以考慮在區域內省市交界的地方建立由雙方共同管理的、共享收益、對各方統一政策、統一價格的各種要素交換市場,一方面規范交換行為,一方面使要素流動更加自由。
(三)在產業引導方面
各方應以互利共贏的合作規劃為突破口,引導區域內產業集聚,最終形成多個產業集群,發展外向型經濟合作。在這方面,三地已經在港口建設、汽車、電子、高科技研發等方面形成內部競爭,應考慮將有競爭的產業在地域范圍上進行合理轉移、集聚,促進各地方的產業合理分工,實現產業分工和產業集聚同時進行,互相促進的局面。
(四)在基礎設施方面
加快建設京津冀域內多層面、多樣化立體交通網,實現域內快速便捷交通,加快域內經濟流動。密切各城市和省份經濟關系?，F在京津與河北之間交通網建設仍較山東及東南沿海落后,交通方便程度不佳,這成為阻礙經濟交流的重要障礙之一。
(五)在文化、教育和培訓方面
目前,京津冀經濟圈內,科研和文化實力最為明顯,但所發揮的優勢卻略弱,這也是緣于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北京有20多所211工程高校,科研院所比任何一個城市都多,但所培養的人力資源絕大多數都是配置在北京,河北很難吸引到高科技領域的專業人才,即便是高級技工也都是類似的配置方式。因此,加強域內教育與科研培訓的交流至關重要。
京津冀三地在文化上的差異是導致三地聯合經濟優勢發揮不暢的潛在因素,雖然文化差異在短期內不能消除,但在教育以及科技、培訓資源利用上,在人力資源開發與利用上是可以先行一步的。而且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也伴隨著專業人員就業及培訓的地域轉移調整,沒有配套的人力資源,產業轉移和調整就無法實現。
在這方面,河北已提出了“但為所用,不求所有”的人才利用模式。在未來如果能將這種模式的使用范圍擴大到實現京津高級人才對河北人才的傳幫帶上,在促進京津人才更廣泛范圍利用的同時,不斷縮小河北與京津人才狀況的差距,最終才能實現人才及技術的自由流動。
(六)在行政及法規體系方面
首先,要建立多方協調機構,確立協調的組織保障。同時,在域內一體化發展政策,建立統一經濟慣例、規范,建立各方參與的有效的、合理的、權威的經濟爭端解決機制,破除地方保護,減少行政干預,保障合理有序的競爭機制。統一協商地方法規、政策制定、實施和監督,為建立統一開放的區域大市場建立行政體系基礎。
鑒于此，筆者從二者協同發展的角度出發，創新性地運用耦合理論中關于容量耦合的理論，以2009—2013年數據為樣本，構建川西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關系，以期為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1研究方法
在物理學中，耦合是指2個或2個以上的電路元件或電網絡的輸入與輸出之間存在緊密配合與相互影響，并通過相互作用從一側向另一側傳輸能量的現象[2]。從協同性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及其協調程度決定了系統在達到臨界區域時的走向，即決定了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趨勢。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機理的關鍵在于系統內部序參量之間的協同作用，它左右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耦合度正是反映這種協同作用的度量。因此，本研究構建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耦合模型，分析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2個子系統通過各自的耦合元素產生相互影響的程度，最后通過協調度函數計算2個子系統的協調發展情況。
1.1耦合度模型借鑒物理學中容量耦合（Capacitivecoupling）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得到n維系統相互作用耦合度原始模型。定義C2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度，由公式（2）可知，C2介于0和1之間。當C2趨向于0時，則認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系統處于耦合失諧狀態，即經濟的快速發展并未能有效地促進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當C2趨向于1時，則認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耦合系統處于高效耦合狀態，即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二者高度耦合。
1.2權重確定計算權重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專家咨詢法、層次分析法，但這2種方法的主觀性較強，往往會使評價的結果發生偏差。本研究采用熵權法計算各指標的權重。熵權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據指標變異性的大小來確定客觀權重。信息熵是指事物屬性及標識的集合或反映事物信息量的集合。一般來說，若某個指標的信息熵Ej越小，表明指標值的變異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綜合評價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權重也就越大。相反，某個指標的信息熵Ej越大，表明指標值的變異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綜合評價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權重也就越小。
1.3協調度函數根據前述模型可計算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程度，它對于判斷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作用的強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但耦合度并不能反映2個子系統之間的整體協同發展情況。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協調度函數，通過計算2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程度，真實反映2個子系統間的協同發展情況。耦合協調度函數計算公式如下。式中，D為耦合協調度；T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綜合調和指數，反映了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整體協同效應；a，b為待定系數，考慮到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對整個社會發展而言同等重要，因此，a，b同取0.5。參照相關研究成果，根據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D以及2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將耦合系統按照協調度的高低劃分為4個一級分類層次和12個二級分類層次（表1）。
2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川西地區的實際情況以及歷年的相關統計資料，遵循科學性、實用性、多層次、連續性、獨立性、系統性等原則，兼顧方便在GIS中存取表達和計算，本研究從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結構、區域經濟效益、區域可持續發展4個方面共計11個指標衡量經濟發展水平（U1），從農業投入水平、農業產出水平、農村社會水平、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4個方面共計11個指標衡量農業現代化水平（U2）。具體指標體系列于表2。
3結果與分析
根據信息熵理論，求得指標體系的權重（表3）。再根據耦合度函數、協調度函數求得2個系統耦合度（C）、綜合調和指數（T）、耦合匹配度（D）（表4）。將2009—2013年川西4個市（州）的耦合協調度導入ArcGIS，分析5a來川西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水平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變化特征（圖1）。從表4和圖1可以看出，川西地區的阿壩州、甘孜州、涼山州、雅安市2009—2013年中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耦合協調度跨越了幾個類別，可以從地區及時間跨度2個方面進行分析。從地區上來看，雅安市、涼山州的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同發展的程度要明顯好于甘孜州與阿壩州。2012年以后，雅安市與涼山州的耦合協同發展的水平達到了優質協調發展的程度。從具體協調類型上可以看出，涼山州除2012年外，其他年份的數據表明，經濟發展要快于農業現代化建設，而雅安市正好相反，5a間農業現代化建設都要略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說明雅安市對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視程度要高于涼山州、甘孜州和阿壩州。甘孜州與阿壩州截止到2013年，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仍然處于瀕臨失調的狀態，從具體協調類型上來看，都是經濟發展嚴重超前，而農業現代化發展相對滯后。從時間跨度上來看，2009—2013年5a間，耦合協調度上升最快的是雅安市，涼山州略有上升，甘孜州與阿壩州則基本維持在同一水平。雅安市在2009年處于失調發展階段，經過5a的發展2013年已達到優質協調發展階段；涼山州雖然上升幅度較緩，但除2009年處于勉強調和階段外，其他年份都處于優質協調發展階段；甘孜州與阿壩州5a來基本維持在同一階段，耦合協調程度并未有明顯的改善。
4結論
序參量選取協同學理論是1947年德國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Haken)創立的，是系統科學的重要分支理論。協同學理論的核心思想即開放系統通過內部子系統間的有機聯系、協作和配合，自發地形成時間、空間和功能上的有序結構。而決定系統的最終結構和有序程度的變量稱為序參量，它是描述系統的宏觀行為并表征系統的有序化程度的參數變量［10］。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系統的運作涉及到運輸、倉儲、配送、港口裝卸、包裝加工、商檢、海關監管、信息交換等供應鏈服務的各個環節，國內目前尚未形成科學統一的統計體系。從港口物流的功能出發，本文選取港口集裝箱吞吐量(φs1)和貨物吞吐量作為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系統的序參量指標，他們不僅反映了港口規模狀況和經營狀況，而且可以衡量港口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趨勢。此外，基于重慶保稅港區獨特的空港+水港模式，將貨物吞吐量序參量細分為空港貨物吞吐量(φs2)和水港貨物吞吐量(φs3)兩個指標。至于區域經濟系統，本文選取地區生產總值(φe1)、工業生產總值(φe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φe3)、進出口總額(φe4)和固定資產投資(φe5)等具有權威性且得到專家廣泛認可的序參量指標。由式(3)可知，U∈(0，1)，且U越大，復合系統的協同發展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低。模型同時考慮了兩個子系統的有序發展程度，當一個子系統有序度提高幅度較大，另一個子系統有序度漲幅不大甚至降低時，整個系統的協同狀態較低或者根本不協同。從而可以從整體上定量分析復合系統的協同水平和變化趨勢。
二、實證研究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數據來源于《重慶市統計年鑒》及重慶保稅港區年度統計資料，見表1、表2。表中的上、下限指標值分別取2008—2013年各項指標的相應數值。為了弱化數據計量單位不同對分析結果造成的影響，首先利用SPSS19．0軟件對各評價指標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處理的矩陣表達結果如下。
(二)子系統評價指標的賦權在計算各子系統的有序度之前，需要合理賦予各序參量指標不同的權重。本文采用常用的客觀賦權法、CRITIC法來確定各序參量指標的權重，CRITIC法的基本原理為。如圖1所示，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區域經濟系統整體處于協同狀態(C＞0)，但復合系統協同度不高，系統協同度平均值不到0．2，系統協同度最大值為0．26219，最小值為0．0527，波動較為平穩。此外，區域經濟系統有序度大于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系統有序度，說明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強，系統有序化發展程度尚有較大提升空間。
三、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