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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理決定論；結構主義；方法；變遷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3-0034-03
在地緣政治學研究的方法中，最為久遠的傳統就是對人與地理環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研究。這種研究主要關注的就是地理條件與國際政治之間的關系。地理環境決定論在整個地緣政治學的發展過程中是始終存在的。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科學技術突破了民族國家的地理邊界，結構因素成為全球化時代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結構主義理論在地緣政治領域的應用引起了地緣政治學的復興。
一、地理決定論的淡出
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都表述了地理環境對人的性格、社會及政治組織的影響。中世紀以后，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也承認地理環境對人民性格和國家政策的影響。19世紀后，拉采爾又提出“生存空間”、“國家有機體”等概念；契倫和豪斯霍弗認為地理空間是國家持續發展的動力。馬漢、麥金德、斯皮科曼等提出控制全球某一重要的區域就會增強國家力量的觀點。至此，地理決定論便成為地緣政治的主流研究方法，國家所處的地理環境成為國家歷史和現實發展的動力，控制“制海權”，控制“心臟地帶”與控制“邊緣地帶”就成為地緣政治學中的規律。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邏輯忽視了時間及空間的變化，將復雜的歷史簡單化，通過地理環境的決定因素美化了國家的對外擴張。
雖然地理因素作為國家及其人民無法選擇的現實而存在，但全球化的發展已經改變了地理環境的性質，與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共同影響著地緣政治格局。全球化把世界各國整合到統一的國際經濟秩序之中，促使民族國家利益的維護方式由以前的武力沖突變為參與國際制度。國際制度是各個國家的角力場，民族國家必須要遵守國際市場規則和秩序，通過國內政策與國際法規的結合來實現自身的經濟利益；通過國際制度中的投票等行為，為本國經濟的發展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新的地緣科技促使生產、消費擴展到全球，促使原料產地、生產廠家和消費市場實現了地理意義上的分離，進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的地緣經濟格局，形成世界性市場。總之，全球化提升了國家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又帶動了全球一體化的發展。
生產力的發展也促使了生產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革，許多人文環境已經無法用地理環境決定論來進行解釋。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基本上已經失去了理論所具有的“預測”功能，只能停留在“描述”與“解釋”階段。如果繼續用傳統的地理決定論思維來指導當今的國際戰略現實，不僅會使國家間的地緣戰略思維新回到“沖突的時代”，而且還會加劇國際社會的不穩定性。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世界不再以控制某一個地理位置為出發點，而是已經初步形成整體的觀念和相互依存的結構。而這種相互依存將會使國家變得更加富強。
二、科學技術的發展
奧圖泰爾曾經總結過地緣政治學的三種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對特定地區或問題概覽，以便把握被認定為是外部事實的事物的明顯特征，在這種用法下，地緣政治學就是對某一問題進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關的地緣政治，可以指石油、能源、資源、信息等；第二，地緣政治學是現實主義的同義語；第三，作為大戰略的同義語?！保?］從上面的地緣政治中，我們可以看到地緣因素影響的眾多，但是科學技術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個。
首先，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信息革命的產生，進一步加強了全球的整體性。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了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促進了全球范圍內的交流與融合，世界的整體性與合作性進一步增強，國家之間的合作突破了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打破了海陸二分的地緣政治結構，促使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結構向海陸合作的方向發展。因此，地緣政治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地理決定論，轉向結構功能主義。
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全球地理空間的含義。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使得地緣空間有了新的地緣政治意義，還開拓了新的地緣政治空間。在早期的地緣政治理論中，陸地與海洋是生活在其土地上人民性格的重要決定因素，“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響，平原人民比較維新，沒有固執的成見，一切都容易遷就……島上的人民性格也向山地處于比較孤立的環境，有保守的天賦?！保?］在思想家看來，是環境決定了人的特質，地理空間只是人類生活的場所。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海權時代的來臨，促使人們對于全球地理空間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地理空間不僅可以作為生活的場所，還能作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機的發明使得海洋的機動性與便利性體現出來，利用在海洋上的優勢，可以包圍陸地或者截獲陸地國家發展所需的資源，馬漢的海權論強調國家要利用海洋所賦予的條件，積極謀求國家力量的增長。內燃機的發明促使鐵路在歐亞大陸的發展，促使麥金德看到陸上機動性的提升，于是麥金德認為，“心臟地帶”的機動性促使地緣政治態勢向陸上轉變。無論是海權論，還是心臟地帶理論基本上都處于二維空間中，但是飛機的出現，使人類認識到天空的意義，也是人類第一次脫離地表，由平面空間轉移到立體空間。因此，制空權的提出，改變了人類對空間的認識。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空間技術也開拓了人類的外太空地緣空間，網絡技術開辟了人類生活的虛擬空間。
再次，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距離的限制。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中，地理距離始終是人們無法逾越的障礙，高山、大河、海洋對國家的對外行為有極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礎上，博爾?。˙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損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國的勢力在本國最為強大，它離國內的距離拉得越遠越弱，力量越是擴張，強度越是減少?！保?］奧沙利文給出了一國實力的強度（用表示）公式，S=PT=Pπr2。在這個公式中，P表示一國勢力的總量，T表示該國以圓周計算的面積。由于T=πr2，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半徑增大時，國家實力的強度會變小。
在冷兵器時代，距離是一個國家絕好的防御，但是在熱兵器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距離的阻礙被克服，現代化的遠程投送能力，海洋、陸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發展幾乎使它們失去了原來地理屏障的作用，現代化武器可以輕而易舉地穿透一國的領土，也使它們失去了距離對于保護國家安全的基礎?，F代科學技術已經改變了國家地理位置、國家間距離、國家地緣空間在國際政治范圍內的意義，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條件，政治決策體制、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社會的相互依賴程度甚至社會文化都會對其產生影響，地理空間只不過是這些因素的承載體，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現實，就需要從結構主義視角來分析。
三、結構主義的借鑒
結構主義發端于瑞士學者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和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結構（structure）來源于拉丁文“structura”，該詞當初只有建筑學意義，后來得以拓展，主要描述具體物體的各個部分構成一個整體所采取的方式。皮亞杰強調，結構具有整體性、轉換性和自我調節性。整體性是指按照一定規則構成的整體；轉換性主要描述結構中的規則在不斷的建構之中；而自我調節性主要分析結構的各個部分，它們相互制約、互為條件。列維?施特勞斯認為結構也包含四個功能：第一，結構由若干要素構成一個整體，任何一個要素的變化都會引起其他要素發生變化；第二，對于任何一個模式都能排列出同類模式的轉換系；第三，如果要素發生變化，能預測模式如何反應；第四，模式應該能使一切被觀察到的事實都能成為可理解的。［4］
在地緣政治學的母體――地理學中，也出現了結構主義思潮?！敖Y構主義思潮以一條公理為其特征，該公理就是：對所觀察現象的解釋不能只通過對現象的經驗研究得出而必須在支持所有現象但又不能在其內部辨認的普遍結構中去尋找。”［5］約翰斯頓在《哲學與人文地理學》一書中，將結構主義思潮劃分為四個部分：作為構成物的結構、作為過程的結構、對的發展和人文地理學中的結構主義。他指出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建立在一系列被清楚表述的“社會學方法規則”的基礎上，作為方法論來講，吉登斯為了將人本主義思潮與作為過程的結構相結合，他辨別了三種社會的概念，系統、結構和結構化，因此“吉登斯所主張的，就是發展一種充分重視人類角色在結構轉換中作用分析的模式”。［5］這在以往地緣政治學中很少見到強調人類角色的分析。
結構主義地理學在方法論上主要有以下三個特征：整體性、內外雙重性、共時態與歷時態的劃分。第一，強調研究的整體性，反對割裂式研究。在結構主義地理學家們看來，任何一種地理現實都有各個組成部分，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依賴，彼此不能分割，這種地理現實的出現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第二，強調認識事物不能只看事物的內部或者外部，而忽視了另外一方面的存在。結構主義地理學者指出，盡管有些地理現象看上去是紛亂復雜的，但是其背后肯定存在著深層結構的影響，我們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結構。因此，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找出背后這些深層次的內部結構并進而發現內部結構與外部結構之間的聯系；第三，強調對地理現象進行共時態和歷時態的綜合考察，二者不能有失偏頗。
結構主義的實在認識論、通過理論的發展不斷獲得知識的積累以及辯證看問題的觀點具有可借鑒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地緣政治學領域也出現了利用結構主義分析現實的理論專著。例如：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索爾?科恩.地緣政治學：國際關系的地理學［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1.“它們以地理學的區域觀念為指導，用地域結構分析方法，考察整體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結構以及不同政治區域之間的相互關系?！保?］從這些理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第一，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發展以及對外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某種單一因素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任何結構因素的變動都會引發地緣政治的錯位，甚至會引起地緣政治的“聯動效應”。政治地理邊界功能的降低、國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國家之間利益的日益交融、地緣政治研究單位以及地緣政治分析層次的變遷、地理決定論的貧困、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因素都會引起地緣政治現實的變化。
第二，在全球化時代，國內與國際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因此，對地緣政治的分析不能只注重國際因素或者只注重國內因素，一國內部的因素往往比外來的力量或影響更為深遠。
第三，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其本身就蘊含著全球內部結構的影響。因為“如果我們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種長期的發展邏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被逆轉的，另外這樣的邏輯又限定了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可能性的大小，那么這就是種結構主義式的分析”。［7］
［參考文獻］［1］孫相東.“地緣政治學”概念研究［J］.東方論壇,2008，(6).
［2］陳民耿.地緣政治學［D］.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6:55.
［3］奧沙利文.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M］.李亦明,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12.
［4］陳炳,高猛.結構主義與官僚制：對傳統公共行政的話語透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1，(2).
［5］R. J. 約翰斯頓.哲學與人文地理學［M］.蔡運龍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關鍵詞：翻譯；結構主義；結構主義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0-0101-01
一、引言
翻譯活動是一種以語言為媒介的活動，涉及到以語言為內容的文本的處理，所以，語言學理論對翻譯的研究就必然產生很大的影響。在各種各樣的哲學以及語言學理論中，結構主義理論對翻譯的影響尤其巨大。
二、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
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個自成一體的系統，此系統可以分析為幾個層次：單位，結構，類別和系統。由此分析，可以得到一個語言模型，該模型具有客觀性，因為這是就語言這個客體本身所進行的分析，而不涉及到分析者的主觀影響。既然強調語言自身的獨立性和客觀性，結構主義對語言的歷史性是不屑一顧的，“結構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尋找確定的結構，建立系統的可以把握的知識”，結構主義在文學分析和研究中的應用表現出如下特點：忽視對作品意義的分析，而重視對產生意義的作品、文本結構的分析。作者的主觀意圖也被忽略了，因為產生意義的是語言及其結構，而并非是作者的意圖或者作者有意識的言語行為。因此，在文學創造中，結構主義認為，作品的內容受制于作品的結構。
三、翻譯思想中的結構主義方法論
（一）結構主義方法論
1、整體性：結構主義認為，整體對于部分來說是具有邏輯上優先的重要性。因此，對語言學的研究就應當從整體性、系統性的觀點出發，而不應當離開特定的符號系統去研究孤立的詞。所以，結構主義堅持只有通過存在于部分之間的關系才能適當地解釋整體和部分。結構主義方法的本質和首要原則在于，它力圖研究聯結和結合諸要素的關系的復雜網絡，而不是研究一個整體的諸要素。
2、共時性：索緒爾認為，既然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是相互聯系、同時并存的，因此作為符號系統的語言是共時性的。于是索緒爾提出一種與共時性的語言系統相適應的共時性研究方法，即對系統內同時存在的各成分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它們同整個系統的關系進行研究的方法。
3、任意性和差異性原則：索緒爾認為所有的語言符號都分為兩個部分，即能指和所指。首先，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結方式是任意和約定俗成的，這是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兩個基本原則之一的任意性原則；其次，符號不僅是任意和約定俗成的，而且還有嚴格的區別意義與作用，這是兩個基本原則之一的差異性原則。
4、二元對立原則：霍克斯在《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一書中指出：“成雙的功能性差異的復雜格局這個概念，或曰‘二元對立’概念顯然是結構概念的基礎?！倍獙α⑹墙Y構主義最基本的結構觀念。索緒爾提到四個二項對立：歷時與共時方法；語言與言語；能指與所指；系統差異決定語義。與此同時他也反復指出二元對立原則是真正了解語言性質的必要方法。
（二）結構主義翻譯觀
結構主義翻譯觀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羅曼·雅可布遜、尤金·奈達、卡特福特、彼得·紐馬克等人，而其中奈達是結構主義翻譯范式的典型代表。
1、語言結構分析方法：奈達將語言二分為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表層結構是外在的表現形態，深層結構是內在的決定因素。翻譯則是將原文表層結構還原為基本的核心部分，再將深層結構轉換成譯語的深層結構，最后重新組織成譯語表層結構的過程。
2、共時性的分析方法：結構主義相信，共時分析是優于歷時分析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歷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現時”的關系。這種觀點引申到翻譯思想中，就造成了譯者總是關注文字本身，探求文字背后的意義，而不去分析作者當時的社會背景、歷史等外界因素。在這種看似無誤的翻譯背后實際也會造成對原文的曲解。
3、二元對立的分析方法：索緒爾提出了一系列諸如語言與言語、所指與能指、共時與歷時等對立的概念，而所有這些對立都是不平等的，其中一方總是占有優先的地位，另一方則被看作是對于前者的衍生、否定和排斥。以此為指導，在傳統的翻譯理論中，作者與譯者、原作與譯作也始終處于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
四、結語
我們必須全方位地對結構主義展開思考，從各個角度對其加以分析和說明，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加深對結構主義的理解；也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才有希望建立科學的翻譯觀和翻譯理論。
一、引言
索緒爾的語言學基本觀點對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都通過借鑒索緒爾的語言學觀點，發展自己獨特的文學批評方法來研究文學。
結構主義文論借鑒和發展了索緒爾的以下語言學觀點來發展結構主義的文學研究方法：（1）語言系統概念；（2）語言和言語；（3）本文由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號的任意性。本文從這三個方面探討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對結構主義文論的影響，旨在更好地理解結構主義文論，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的理論來源。
二、索緒爾的語言學對結構主義文論的影響
（一）語言系統與結構主義文論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個系統，“在詞里，重要的不是聲音本身，而是使這個詞區別于其他一切詞的聲音上的差別，因為帶有意義的正是這些差別”。意義主要取決于語言各要素在言語鏈和語法體系中形成的相互關系。通過借鑒和發展這一觀點，結構主義文論認為文學的意義來自于某個文學作品或者作為一個系統的文學整體中各文學要素之間的差別和聯系。
羅蘭·巴爾特認為，“結構主義活動包含兩個典型動作：分割和明確表達。分割原客體，那個承受模擬活動的客體，就是要在其中發現某些機動的部分，它們的不同處境會產生某種意義；那個部分本身并無意義，但它卻是這樣的部分，在它構造中造成的最細微的不同會引起整體的變化”。
（二）語言和言語與結構主義文論
索緒爾將大家普遍所講的語言分為兩個方面：“語言”和“言語”。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一個符號體系，而言語是人們所說的話的總和。正如索緒爾所說：“語言本身就是一個整體、一個分類的原則。”而言語受制于語言，并使語言具體化。
通過對索緒爾語言、言語劃分的類比應用，結構主義文論認為可以將文學看做是“語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詩學》中，托多洛夫所贊成的法國象征派詩人瓦萊里的名言：“文學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語言屬性的擴展和應用。” 既然語言是由一定的語法規則制約的一個體系，那么文學可以被類比為由一定的規則制約的文學體系，而單個的文學作品就如同索緒爾所說的“言語”。
列維·施特勞斯在他的理論中應用了索緒爾的方法論的區分和概念，其中當然包括“語言”和“言語”。從這對概念中，他得到啟發，并將其應用于對人類的基本心理結構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維是怎樣運作的。他發現形成社會“深層語法”的那些結構在人腦中產生并在潛意識中發揮作用。他還將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應用到自己的神話研究中。他認為神話故事和語言有著相同的結構，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種語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號的任意性與結構主義文論
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由概念和音響形象兩部分組成。他將前者稱為“能指”，將后者稱為“所指”。他認為，“能指和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或者，因為我們所說的符號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聯結所產生的整體，我們可以簡單地說：語言符號是任意的”。但是，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們任何個人可以任意選擇能指，因為某個語言符號在整個語言系統中確定以后，是不能被個人所改變的。
根據符號任意性原則，結構主義文論認為，文本不再是讀者和作者進行思想和情感交流的地方，因為我們以前所認為的文學這一“能指”和意義這一“所指”之間的關系不再是確定的。如羅蘭·巴爾特所說作者“死了”。因此，結構主義更注重研究意義是如何產生的，而非意義本身。
關鍵詞：結構主義；現代邏輯學；結構；關系
關于數學與邏輯的關系問題，費雷格學派主張：“數學是邏輯學的一個分支”；布爾學派則認為：“邏輯學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220。不爭的事實則是：邏輯學與數學不能相互剝離，它們“血脈相連”、“生命相依”，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220。從邏輯學和數學雙重視域來看，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可以說是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其高度抽象性和形式化特征決定了它像數學一樣具有廣泛的應用性?，F代邏輯學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對邏輯進行哲學反思。
邏輯哲學就是對邏輯進行哲學反思的科學。而數學哲學是數學的基礎，“是研究數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其他問題的知識體系”，數學哲學研究的問題最后都會涉及到數學與邏輯的關系[2]15。雖然邏輯哲學與數學哲學在研究的論題、研究的視角、研究的側重點和研究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由于邏輯(尤其是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與數學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純形式化特征、高度抽象性、極端精確性和嚴格性、廣泛的應用性[2]15-16。這些共同特征以及數學和邏輯學常常具有一批共同或類似的課題，決定了邏輯哲學和數學哲學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對邏輯的哲學思考，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數學的哲學思考。就像邏輯學與數學不能相互剝離一樣，邏輯哲學和數學哲學其實也是很難剝離開來的。
20世紀以來，結構主義在數學哲學中占據著主導地位，那么結構主義是否在邏輯學中也有所反映呢？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結構主義的四大學派及其基本觀點
19世紀，在微積分的算術化和集合論的建立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數學基礎的三大學派——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者主張哲學唯一合法的研究領域是邏輯學，數學哲學則是研究數學語言的邏輯句法學和邏輯語義學[3]9。
20世紀初，哥德爾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說明，邏輯分析以存在建構自身作為參照，不然則會陷入無窮回歸；而邏輯分析則是在集合論語言的基礎上建構數學存在，這些觀點蘊含了結構主義的思想[3]9。20世紀60年代，奎因認為，約束邏輯變元的取值其實就是存在，哲學本體論可以通過語言加以研究，利用語言可以研究存在，結構主義因而進行了數學哲學的范式轉換。關系與其所依附的所有個體共同組成結構。根據結構所依附的個體的不同類型來看，數學結構主義主要包括四大學派：集合論結構主義[4]184-211[5]、先物(anterem)結構主義[4]188-198、范疇論結構主義[6][7]、模態結構主義[8]。
集合論結構主義使用模型論中熟知的方式，來描述數學結構及其相互關系。模態結構主義，不是通過對結構或位置進行字面上的量化，而是通過借助于適當的關系和定義域的(二階)邏輯可能性，來滿足經典公理系統的隱含定義條件[4]185。先物結構主義則主張：利用結構中的位置可以定義數學對象，數學對象的指稱則要求結構與能夠例示它們的任何系統是相互獨立[9]；數學公式能夠由相干公式來描述，而且這些相干公式能夠由實際存在的先物結構來滿足[10]。范疇論結構主義本質上是通過一系列結構保持映射，為數學結構提供系統概念，從而為數學作出哲學解釋[7]。夏皮諾(Shapiro)認為，雖然這些學派有著明顯的區別，但是，不論是從主流數學的目的來看，還是從某種更深層次的哲學意義來看，這幾大學派其實是等價的。例如：處理哲學問題的一種方法與處理這種問題的其他方法，具有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可以通過系統間的自然轉換來表達[4]184。這些學派通過語言的途徑，把數學哲學引向了對意義和真理的探討以及對數學對象的存在建構[3]10。
結構主義對數學存在的語言建構是建立在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這三大學派的研究基礎之上的。這三大學派認為：結構主義可以利用語言框架來建構數學對象，這一點在模態結構主義和集合論結構主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使得結構主義的本體論建構與作為數學基礎的邏輯研究之間能夠建立起密切的關系，從而為邏輯學與本體論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3]12。范疇論結構主義掙脫了邏輯語言的束縛，創立了嶄新的本體論語言，在把語言納入存在的內涵的同時，還把存在上升到了語言的境界，并通過集合論與邏輯語言保持緊密的聯系，從而使得存在建構能夠像邏輯建構那樣成為嚴密的科學[3]13。
二現代邏輯學具有結構主義特征
形式主義是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一種數學哲學思潮，它是極端唯名論在數學中的具體體現。而形式化則是現代邏輯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形式化過程一般包括：進行預備性研究、構造形式系統并對其進行解釋、關于形式系統的元邏輯研究這幾大步驟[2]124-130。具體地說，對現實世界進行模擬的現代邏輯學形式系統，一般都遵循這樣的研究思路：首先，根據研究對象給出一個沒有歧義的形式語言，目的是規定哪些符號串是所研究的形式系統的合式公式；其次，給出這一形式語言的語義解釋，這需要利用賦值給出合式公式有效性定義；然后，給出這一形式系統的公理和推理規則；再次，根據這一形式系統的語言、語義、公理和推理規則，尋找相關定理；最后，研究系統的可靠性、完全性、可判定性和復雜性等等。
哲學本體論是研究隱藏在真實世界背后存在的最高本質，即對本體、屬性和關系進行哲學思考。因此，現代邏輯學本體論的現實原型就是現實世界的本體、屬性和關系。從科學哲學的視角看，不論是計算機科學、應用數學，還是邏輯學，一般都遵循著相同的研究思想——結構主義的研究思想：重要的不是個體對象、集合，而是所研究對象的結構以及結構之間的關系。正如高斯所說：“數學是關于關系的科學，從關系中可以抽象出任何概念。”彭加勒也認為，“數學家不是研究對象，而是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11]1-34。計算科學的基本特征就是研究對象的構造性的數學特征，并利用定義和解釋，在對現實中的對象進行抽象和模型化的基礎上，給出相關定理的證明[12]89。
從19世紀末以來發展起來的數理邏輯、模態邏輯、動態邏輯(包括命題動態邏輯、量化動態邏輯)、認知邏輯、廣義量詞理論、類型邏輯語法、范疇類型邏輯等邏輯分支，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即對象的結構化的總體特征常?？坷霉砘椒āο箝g的映射與同構來加以研究。從20世紀以來，作為數學哲學的結構主義，就已經成為研究邏輯學的主導方法，在模態邏輯、命題動態邏輯、廣義量詞理論和范疇類型邏輯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從總體上看，結構主義的特征在邏輯學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著，正是這一結構主義特征激發了邏輯學界、科學哲學界等對結構主義進行深入研究的興趣。
筆者認為：不論數學結構主義有多少種學派，也不論各學派之間有何分歧，邏輯學，尤其是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幾乎都或隱或顯地采用了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主要是描述各自論域中的各種研究對象的結構性特征及其相互關系，而不必考慮具體對象的內在的品質，不同的邏輯對象可以由其相應結構的性質或結構之間的基本關系來表示。
比如：模態邏輯充分考慮了含有“可能”和“必然”的模態語句的這一命題結構，引入了“可能”和(或)“必然”模態詞，對傳統的一階邏輯進行擴展而得到的。因為預設的公理和推理規則不同，而得到的模態系統也不同，對這些模態系統的框架進行解釋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模型。認知邏輯則是模態邏輯的改版，即：把模態邏輯中的必然算子，解釋成相信算子或知道算子等而得到的。雖然各個邏輯系統千差萬別，但是，各個系統所給出的句法和語義，以及隨之而定義的框架與模型和在此基礎上對可靠性和完全性、可判定以及復雜性的探討等等，都或隱或顯地彰顯了結構主義的特征。
由于很多數學都研究抽象的結構，因此，數學結構主義在數學哲學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根據數學結構主義的觀點，數學理論描述各自論域中的結構的性質，而不必考慮所討論對象的內在品質[13]。狄德金主張把數學結構作為以集合、運算和關系的系統的基礎，并認為同構概念與結構的類型緊密相關[3]10。為了準確清晰地表述“結構”或“結構映射”的概念，數學只有利用集合論，或者只有利用作為結合論的一個分支的模型論，才能夠準確表征結構、結構映射等概念。因此，集合論就成為結構主義重建數學的語言基礎，成為結構主義表述各種數學對象及其相互關系的基本語言。作為現代邏輯學的重要分支之一的廣義量詞理論，集合論語言是其基本語言，因此，廣義量詞理論也采用了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下面，筆者將以廣義量詞理論為例，來考察結構主義在現代邏輯學中的具體體現。
三結構主義在現代邏輯學中的具體實例
廣義量詞理論是揭示廣義量詞的普遍語義性質和推理特征的自然語言邏輯理論。集合論視域下的廣義量詞是通過對自然語言中的名詞短語或其限定詞進行語義解釋后而得到的。即：廣義量詞對應于所有名詞短語或其限定詞的指稱。一階邏輯的全稱量詞和存在量詞也是廣義量詞?？梢?，廣義量詞理論是在一階邏輯和集合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對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是建立在標準模型論的基礎之上，廣義量詞的量化論域是由個體組成的集合，真值的模型論概念則是利用非邏輯符號的解釋和量化論域來加以表述的[14]40-41。廣義量詞理論以集合論語言作為其基本語言，而集合論語言是結構主義表述各種數學對象及其相互關系的基本語言，因此，廣義量詞理論在諸多方面都體現了數學結構主義的思想。
(一)廣義量詞的同構閉包性彰顯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1957年，莫斯托維斯基(Mostowski)為〈1〉類型廣義量詞附加了這樣條件：不允許我們對論域中的元素加以區分。1966年，林登斯托姆(Lindstr?m)把這一條件推廣到更為普遍的情況，而且這一條件得到了邏輯學家的公認。這一條件被稱為同構閉包(isomorphismclosure)，即：在邏輯中，只有結構才是重要的，個體對象、集合本身并不重要。這一思想與數學哲學中的結構主義思想不謀而合。用邏輯的術語來表述同構閉包的思想就是：如果一個邏輯語言中的語句在一個模型中為真，那么該語句在所有的同構模型中為真。即：邏輯是主題中立的[14]95。如果邏輯是獨立于主題事物，那么邏輯常元將在論域間的任意雙射下都是不變的，或者更弱一點地說，邏輯常元在論域的任意置換下是不變的[14]324-325。比如：假設把“學生”一一映射成“狗狗”，把“面包”一一映射成“骨頭”，把“在吃”一一映射成“在啃”，那么，如果“每個學生最少吃三塊面包”在一個模型中為真，那么“每個狗狗最少啃三塊骨頭”肯定在其同構模型中也為真。這說明，“每個”和“最少三(塊)”具有同構閉包性?？梢?，邏輯學對所有對象都同等對待，邏輯性質不但在嚴格變換下是不變的，而且在所有雙射下也是不變的[14]325。
同構閉包不僅僅局限于量詞。比如，命題聯結詞也不關注主題事物：合取詞可以統一運用于兩個語句或兩個集合或兩個別的對象，而不考慮這兩個對象的具體內容，僅僅考慮這兩個對象的結構。這說明，同構閉包表達的思想與結構主義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對于自然語言量化而言，同構閉包具有重要的意義。莫斯托維斯、林登斯托姆、塔斯基和范本特姆都認為，滿足同構閉包性是滿足邏輯性的必要條件[14]327-328。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邏輯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在實踐中提出的所有形式語言都具有這樣的性質：真在同構下得以保持，在系統中使用的所有算子以及由這些算子定義的別的所有算子，都滿足同構閉包性[14]328。
(二)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體現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從語法的視角看，一個廣義量詞是一個變元約束算子，此算子把每個定義域與其任意子集間的一個二元關系聯系起來。從語義的視角看，一個廣義量詞是一個映射，此映射通過表征廣義量詞的論元集合的性質或論元集合之間的關系，來揭示廣義量詞的語義性質[15]。例如：每個亞氏量詞(即：all、some、no、notall這四個特殊的廣義量詞)實際上表示的是個體的集合之間的一個特殊的二元關系。比如：在“所有學生都去操場了”中，令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用S表示，論域中所有去操場的個體組成的集合用P表示，這一語句就可以表示為all(S，P)這一三分結構，其真值定義all(S，P)?S?P的意思是，集合S是包含在集合P中，即：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包含在所有去操場的個體組成的集合中。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廣義量詞理論很好地詮釋了數學結構主義的內涵。比如：all(S，P)這一三分結構還可以表示“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所有的狗狗都要睡覺”、“所有的大米都吃完了”等等，這里的“學生”“人”、“狗狗”“大米”等對象所組成的集合S，以及這些對象分別與“去操場了”、“要死的”、“要睡覺”和“吃完了”等對象所組成的集合P，這些具體對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語句都可以用all(S，P)這一三分結構來加以統攝。其真值條件就是，當S?P(即S包含于P時)時，all(S，P)就為真。
(三)廣義量詞理論對單調性的處理也展示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是廣義量詞最為重要的語義性質。例如：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認真完成了作業。?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完成了作業。令S表示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P表示論域中認真完成作業的個體組成的集合，P′表示論域中完成作業的個體組成的集合?！爸辽偃种膶W生認真完成了作業”可表示成atleast2/3(S，P)這樣的三分結構，“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完成了作業”可表示成atleast2/3(S，P)這樣的三分結構。這一單調性推理可形式化為atleast2/3(S，P)?atleast2/3(S，P′)，由于P?P′，由P到P′，集合在增大，因此，這一推理體現了“至少三分之二的”這一廣義量詞的右單調遞增的性質。而P?P′可以理解為，所有的P都是P′，這可表示成all(P，P′)。具體地說，就是：所有認真完成了作業的個體都是完成了作業的個體。這一單調性推理其實是省略了all(P，P′)這一前提的廣義三段論推理，其形式化結構為：atleast2/3(S，P)∧all(P，P′)?atleast2/3(S，P′)。事實上，所有關于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推理，都是省略了一個暗含前提的廣義三段論推理。
可見，廣義量詞理論對單調性的處理所使用的基本語言也是集合論語言，這一語言也是結構主義的基本語言，因而體現了結構主義的思想。1984年范本特姆提出的利用數字三角形方法，來表征具有駐留性、擴展性和同構閉包性的〈1〉類型和〈1，1〉類型廣義量詞的單調性，其背后也暗含了濃烈的結構主義思想。限于篇幅，不再詳細論述。
(四)基于廣義量詞理論的廣義三段論推理蘊涵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正如一階邏輯的全稱量詞和存在量詞是廣義量詞的特例一樣，亞氏三段論也是廣義三段論的特例。自亞里士多德開始的很長時期內，對亞氏三段論的有效性的研究，幾乎都是采用的是非形式化的方法。自從有了廣義量詞理論后，對包括亞氏三段論在內的廣義三段論的研究，就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來對其進行表示和有效性的證明[1]155-202。而且利用廣義量詞理論，不僅可以對24個有效的亞氏三段論進行形式化，而且還可以對其進行公理化[16]。這種形式化的邏輯研究方法不僅拓展了邏輯研究的范圍、提升了邏輯學的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計算機科學中的知識表示、知識推理和自然語言信息處理。
廣義量詞理論完成以上這些任務主要還是利用了集合論語言，彰顯了結構主義的思想。具體地說，就是充分利用了“含有〈1，1〉類型的廣義量詞Q的量化語句具有Q(S，P)這樣的三分結構”這一知識。〈1，1〉類型的廣義量詞揭示的是所涉及的左論元所組成的集合與其右論元所組成的集合之間的二元關系。〈1〉類型的廣義量詞揭示的是所涉及的論元所組成的集合的性質。由于自然語言中的廣義量詞絕大多數都是〈1〉類型和〈1，1〉類型的廣義量詞，而且對〈1〉類型的廣義量詞的研究可以轉化為對其〈1，1〉類型的親緣廣義量詞的研究[1]46。因此，利用這一結構主義思想，就可以對自然語言中絕大部分廣義三段論進行形式化和有效性的證明。簡言之，這一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強普適性。
例如：“所有渴望暴富的人都是浮躁之人。大多數人都是渴望暴富的人。所以，大多數人都是浮躁之人。”其中的“大多數的”對應的是〈1，1〉類型的廣義量詞。令論域中所有人組成的集合用S表示，論域中浮躁之人組成的集合用P表示，論域中渴望暴富的人組成的集合用M表示。利用結構主義的形式化表示方法，這一廣義三段論，可以形式化為：all(M，P)∧most(S，M)?most(S，P)。利用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就可證明這一廣義三段論的有效性。證明：假設all(M，P)與most(S，M)這兩個條件均成立。根據all和most的真值定義可知：all(M，P)?M?P，且most(S，M)?|S∩M|≥|0.55|S|，因此，|S∩P|≥0.55|S|。再根據most的真值定義“most(S，P)?|S∩P|≥0.55|S|”可知：most(S，P)成立。證畢。對亞氏三段論和其他廣義三段論的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均可以類似處理?？梢?，利用結構主義的形式化研究方法，可以簡潔明了地對包括亞氏三段論在內的廣義三段論進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
筆者多年的研究表明：這一結構主義研究方法普適性非常強。因為不論是自然語言中無處不在的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推理，還是亞氏三段論推理，抑或是廣義三段論推理，以及建基于這三種推理之上的語篇推理，都可以使用這種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來進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
四結論
一、結構主義的概念
(一)結構的含義
結構主義從一種語言學理論演變成一股社會思潮，席卷了全世界，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學科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論。社會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時期在某一社會得到廣泛傳播、對社會生活具有某種程度影響的思想趨勢或思想潮流。它對社會的發展起著特殊作用。要了解結構主義，首先得從“結構”這一概念人手?？茖W上所用的“結構”一詞，指的是事物的構成方式。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成分組成一個整體，都具有某種結構。分析一個事物的結構，有助于發現事物內部固有的規律，所以科學研究常常使用“結構”這一概念。其實，結構主義思潮或方法論中的“結構”起源于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一個語言學基本概念“系統”。索緒爾提出的“系統”概念就是語言學家們公認的結構，它開創了語言學研究的新時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時代，同時也開創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時代。
(二)結構主義的特征
人們常說，要規定結構主義的特征是很困難的，因為結構主義的形式繁多，沒有一個公分母，而且大家說到的種種“結構”，所獲得的涵義越來越不同。不過，如果把在當代各種科學中和越來越時髦的流行討論中的結構主義所具有的不同涵義加以比較，似乎還是有可能來做一次綜合的嘗試的。雖然結構主義者們在許多問題上觀點并不一致，但在研究方法上卻有不少共同特征。(1)把人類的社會文化現象簡化為類似語言的符號系統。結構主義者們一般都認為，所有社會現象在形式上都和語言相似，都應該用語言學中的方法原則和概念去進行研究并發現其結構。(2)把一切還原為二元對立。結構主義者們相信，結構是由一個系統內部各因素間的關系構成的；深層結構不可見，但組成結構的關系卻是可見的；深層結構投射在事物上表現出來的關系就是二元對立關系。(3)用模式接近結構。對于結構主義者而言，事物的結構，即事物的整體及其內在聯系，是以人的理智建立的模式去接近、去理解的。這不同于人們常用的由感性到理性、由實踐到理論的認知方式。(4)強調結構的整體性，認定整體優先部分。結構系統中的“關系”決定各成分的性質和作用。(5)強調共時態重于歷時態。(6)把社會歷史的中心從“個人”或“自我”轉移到“結構”上來，即采用“主體移心化”。
二、索緒爾與結構主義語言學
(一)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起源
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和結構主義的創始人，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出版標志著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結構主義思潮的開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索緒爾不僅在為歷史語言學的探索和傳播作貢獻，而且在醞釀著一整套新的語言理論，這就是后來影響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索緒爾的理論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與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思潮有著密切聯系的，尤其與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的發展趨勢是分不開的。當時有三位學者對索緒爾理論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
第一位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德克海姆。他創建了一套新的理論，使社會學成為一門科學。他給“社會事實”下了定義，把它看作是特質的東西，與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物質性質相同。他認為：(1)社會事實是一種行為，不論其是否有固定性質，它對每個人都有外部約束力；(2)社會事實就是集體心智中的思想；(3)社會事實不受歷史發展階段所限制。德克海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索緒爾的語言觀。語言也是一種社會事實、一種行為。語言行為也有外部制約，那就是一種抽象的語言系統。這種系統同一切社會慣例一樣，是一切成員同意遵守的，約定俗成的社會制度。作為一種社會事實，語言可以不受歷史發展因素的限制，而獨立地描寫和分析。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自始至終體現了這些基本原則。
第二位是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他認為人的行為都受到一定規范系統所制約。社會的規范在于“集體心智”，語言行為的規范在于語言規則，心理上的規范在于心理組織的機能。這些規范系統存在于人的意識之外，作用于人的行為之中。語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一個人從不預先考慮自己的語言知識，但他與人交流時，無不受到語言規則的制約。
第三位是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萏啬彡P于語言的“符號性”、“慣例性”、“任意性”、“可變性”等概念，在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一些的章節中都有體現。索緒爾還肯定了惠特尼對歐洲語言學的影響。他在書中說：“(對歐洲語言學)發出第一次沖擊的是《語言的生命和成長》的作者、美國學者惠特尼。”惠特尼對語言學的貢獻雖然很大，但是他對語言學的許多問題沒有深入研究下去。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了“系統”的觀念，但從未使用今天意義上的“結構”一詞。但是結構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書中解釋得十分清楚：“整體的價值決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價值決定于它們在整體中的地位”。結構主義者的“結構”就是索緒爾的“系統”。結構主義語言學有著嚴密的方法論，他的發展和傳播，啟發和影響了其它許多學科。于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大量術語涌入其他學科，其分析方法也滲透到其他領域。這樣，結構主義從一種語言學理論演變成了一股對社會科學各學科幾乎都產生影響的社會思潮，引起了學術界的興趣和全社會的重視。
(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發展
由于結構主義起源于語言學，所以它對語言學的影響是最早、最深刻的。索緒爾關于語言“系統”的學說導致了歐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三大流派：以特魯別茨柯依和雅克布遜等為代表的布拉格學派、以葉姆斯列夫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以布龍菲爾德等為代表的美國描寫語言學派。
布拉格學派以音位研究著稱。他們繼承并發展了索緒爾關于語言是一個系統的觀點，其結構一功能語言觀就是在索緒爾語言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他們提出，語言是多功能的結構體系，由多個相互依存的次系統構成。他們建立了音位學說，提出了“語言聯盟”的理論和“句子的實際切分”的學說。布拉格學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布遜認為，對語言系統中的各種成分不能孤立地去研究，而應該明確它們之間共存的關系；要想正確理解語言的演化，就得把它看成是一個系統的整體的演化。布拉格學派在結構主義語言學諸領域中居于領先地位，其突出貢獻是創建了音位學。
哥本哈根學派以語言結構關系的研究及這種研究的數學性質而著稱。他們接受了索緒爾的觀點：
轉貼于
(1)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2)語言符號是由表達方式和表達內容所構成的綜合體。哥本哈根學派的代表人物葉姆斯列夫把表達方式和表達內容構成的綜合體稱為“符號依存關系”，把表達方式和表達內容稱為“依存單位(functives)”。他主張區分語言形式平面和內容平面，兩者又都區分為形式和實體，語言學的任務是研究形式平面和內容平面的關系。哥本哈根學派一般采用假設、演繹的研究方法。
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又稱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繼承和發展了索緒爾的語言“系統”理論。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注重口語和共時描寫；注重語言形式分析，回避語義問題；在語言結構分析中主要運用分布和替代的方法；創造了語言結構分析的直接成分分析法。這個學派的先驅者是博厄斯(也譯鮑阿斯)及其學生薩丕爾，主要代表是布龍菲爾德，之后是海里斯和霍凱特。布龍菲爾德在其著作《語言論》中制定了語言結構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海里斯在《結構語言學的方法》這部著作中規定了語言結構分析的任務及基本程序。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的特點是注重語言結構形式的描寫和分析。
(三)索緒爾對語言學的貢獻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盡管語言學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有所轉移，但索緒爾的理論始終是現代語言學的基石。索緒爾理論的重要價值，在于它不僅為現代語言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而且還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許多學科提供了方法論。索緒爾對結構主義的最大貢獻，不在于他關于語言學問題中的一些具體細節，而在于他提出來的一系列思想原則。索緒爾最重要的結構主義原則有四點。
其一，語言是一種社會系統。索緒爾認為，人類的語言現象應分為“言語”和“語言”。前者是指人們平常表達交流思想的話語活動。它屬于個人，是具體的、暫時的。后者是指在個人的說話活動之外、互相關聯而又有條理的語法關系總體。它屬于社會，是抽象的。語言是強加給某個社會中所有個人的一套規則。索緒爾把它稱做“一種社會系統”。語言學的真正研究對象應該是作為社會系統而存在的語言。結構主義后來把一切社會現象，文化現象都看作索緒爾所說的這樣的語言系統。
其二，語言的結構是共時的。索緒爾區分了共時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他認為語言研究的真正對象不是其歷史變化，而是語言內部各要素之間在一定時間內的相互作用，只有共時性的研究才能揭示語言的結構。索緒爾的共時研究原則成了結構主義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一個基本原則。
其三，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索緒爾認為，語言作為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是把特定的聲音印象和特定的概念連結在一起。每個符號由“能指”(聲音印象)和“所指”(概念)所組成。能指和所指的關系是任意的。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學的主要問題就是符號問題；人類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是符號學的“總模型”，而且人類的其他活動也是符號系統。索緒爾關于語言符號的理論和符號學的一些原則后來全部為結構主義所接受和運用。
其四，語言是由各成分之間關系組成的結構系統。索緒爾指出，語言的發展固然和民族、政治制度、地理環境等外在條件有關，但語言這個系統有自己的內部結構和固有秩序。這種秩序是由語言系統內部各成分之間的對比關系構成的，離開這些外在條件，語言系統仍能獨立存在。索緒爾把語言系統比作下國際象棋時各棋之間的規則系統，雖然棋子可用各種材料做成，但其規則系統總是不變的。索緒爾沒有使用“結構”一詞，他提出的系統的內在固有秩序的看法，就相當于“結構”概念。
三、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演變和影響
結構主義從一種語言學理論演變成一股社會思潮產生的影響極為廣泛，它波及到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如哲學、文藝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等。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理論能產生如此巨大影響，主要應歸功于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文化史學家富科，文學評論家巴特爾，教育家阿爾都塞等一批法國知名學者。他們的著作大多數都采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從而使結構主義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在法國盛行起來，隨后擴展到西歐和美洲。在法國以外最著名結構主義學者應該是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他的著作《結構主義》促進了結構主義思潮在歐洲的傳播。雖然結構主義的生命期并不長久，但是直到今天，沒有一位研究者能夠忽略結構主義在世界科學發展中的地位和歷史作用。
(一)哲學中的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對西方哲學有著很大的影響，其最主要表現為“反歷史主義”。歷史主義是一種研究社會歷史的觀點和方法，它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為基礎，主張人類社會是一個有規律的歷史發展過程，一切社會現象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而結構主義在研究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時卻把社會和社會歷史分割開來，因而是反歷史主義的。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結構主義就是反歷史主義。
結構主義認為，結構只是由現存的各種關系所決定，與歷史無關；人們認識社會也就是認識社會的結構；社會生活的本質是沒有歷史的，因而只要發現了某一類社會現象的結構，就可以把它應用到古往今來的一切同類社會現象上去。結構主義堅持把結構看作是人的無意識產物。無論在古代和現代，無意識活動都具有同樣形式，不受人所進行的各種實踐活動的影響，無意識活動產生的結構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和社會重新出現。因而，結構是靜止的、永恒的。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試圖用他通過結構主義方法研究原始社會的各種現象所得出的結構或模式去解釋現代社會的各種現象。他的研究在哲學上是典型的反歷史主義的表現。在社會歷史觀上，結構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相對立的。
(二)文藝學中的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的浪潮也波及到文藝學，導致了結構主義文藝學。結構主義文藝學就是以結構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對當時或歷史進程中的文藝現象進行批評或評論。結構主義文藝學認為，文學、藝術是獨立的社會現象。文藝批評應該是純文藝的批評，不是社會學的批評。結構主義文藝批評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注重作品的藝術形式。第二、把一部作品看成是一個系統，然后把系統切分為若干子系統，最后切分為系統的最小的構成成分——元素，而系統就是由元素構造起來的。這種觀點是受索緒爾把語言看成一個符號系統的啟發而建立起來的。概括地說，結構主義文藝學是研究作品的結構形式的。具體地說，它研究作品的體式、格局和風格。結構主義文藝學最杰出的兩位代表是法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和文藝理論家列維·斯特勞斯和敘事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爾特。
文藝評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本體論的文本派所代表的就是結構主義文藝學。文本派把文學作品本體稱為文本，認為文本是文學批評或評論的唯一對象。這一學派與結構主義有很深的淵源關系，它所運用的釋義學是結構主義哲學的一個分支或結構主義哲學的變體。
(三)心理學中的結構主義
受結構主義的影響，心理學領域產生了兩大學派：一個是20世紀30－40年代產生的“格式塔”心理學；另一個是20世紀60年代產生的“發生認識論”心理學。/
格式塔心理學，也稱完形心理學。而格式塔學派認為，人的知覺不是一個個孤立的點的聯想構成的，人的知覺是一個整體或結構。“格式塔”結構主義者們就是要找出一些他們可以認為是“純粹”的結構來。“格式塔”結構主義的中心觀念就是整體性觀念。這種整體性觀念實際上與索緒爾的語言“系統”觀念是相吻合的。格式塔心理學不僅認為知覺有整體性，而且這個整體是在運動中形成的。格式塔心理學有三個代表人物：偉特海默、比勒、科夫卡。偉特海默認為思維和理解來自結構的重組和創新，整體結構的動態屬性是心理現象的本質。比勒認為一切現象經驗都是有意義的整體?？品蚩ㄌ岢隽苏w知覺理論。
發生認識論心理學是由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創立的。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主要解釋在歷史的和個人生活的過程中，人的認識是怎樣發生的，知識如何隨時間而變化和發展。皮亞杰認為，認識是通過主體的認知結構與客觀的社會環境相互作用而實現的。他在結構主義的刺激→反應(s→r)的公式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公式s(at)r，即客體的刺激s同化于(a)認知結構(t)之中，才算是刺激得到的反應(r)。皮亞杰把主體活動對環境的能動適應概括為同化和順應。在同化和順應之間存在一定的穩定狀態，即平衡。他把認識的發生過程解釋為：當人們受到客體的刺激時，就把它納入原有圖式中，試圖去同化它；如果把客體同化了，就是認識了客體，人腦的認知結構便達到了平衡；如果原有的圖式沒有能把客體同化，那么便作出順應，調整原有圖式或創立新圖式，使認知結構不斷發展，同化新事物，達到認識上新的平衡。人的認知就是同化與順應交叉占優勢的平衡狀態和平衡過程。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一書中對認知結構和發生認識論作了精辟論述。
關鍵詞：結構主義 視角 英語翻譯 等值范式論
隨著結構主義的相繼出現和發展，其對英語翻譯的影響也逐漸體現，而對于英語翻譯來說，由于翻譯者對其本體的認知不同，而導致不同英語翻譯范式的產生，在結構主義視角下，翻譯等值理論根深蒂固，翻譯者堅持以等值理論為指導來進行英語翻譯工作，對于結構主義的本質實際是一種思維，將結構主義列入本體范疇，承認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可以并存并互相影響。
一、結構主義語言學產生
作為結構主義語言的引導者， 索緒爾被譽為現代結構主義之父，他使結構主義語言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傳播，影響了如布拉格和馬丁內等地區學者，葉爾姆斯列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觀點中體現出語言是價值的系統，研究者應從完整的語言資料出發，在形式，實體，表達以及意義的范疇下，依據組合成分的橫向組合關系與關聯聚合關系，對話語進行研究分析，從而得到基本不變的單位語符，而美國的結構主義學者則對結構形式的描寫十分重視，他認為結構主義的宗旨就是將某種理念升華為形而上的本體，結構主義者認為文本有一定的邏輯結構，其語義單位應保持不變。
二、結構主義對英語翻譯的影響
在結構主義之父的影響下，結構主義詩學和其相關學科不斷涌現，結構主義的翻譯研究越來越多，這一研究通常以現代語言學做為基礎，以不同語言系統之間的可譯性為理論，從實踐的角度，它更關注語音，單詞，語法以及段落的轉換問題。這種翻譯觀具有以下特點（1）由于語言本身有存在普遍的共性和自身調節特性，因此不同語言之間具有轉換性，從而使語言有可譯性。（2）在依照符碼轉換的前提下，翻譯實現對第二種語言的解碼和重新編碼，可以實現語言的轉換。（3）具有確定的意義，它是由研究者通過語言規律設定意圖的，所以，翻譯過程可以獲得等值效果。威爾斯認為現代翻譯理論界有三 種翻譯等值方案，第一： 依據語言學的觀點，所有語言都是一個封閉自足的代碼系統，具有明顯與其他語言有區別的單詞和句法以及社會文化特征，所以無法實現意義上的對等，而是要在克服語言結構的差異性的同時。第二：翻譯是一種語際交際，它必須充分考慮交流這個最終目的，才能實現翻譯等值。（3）待譯材料暗器可譯程度可分為幾個等級，根據這些等級可制定對應的等值水平標準。針對以上3三種方案，我首先分析源語言的文法，詞匯等特點，聯系上下文的語境進行翻譯，然后進行回譯，確保翻譯語后的語言與原文等值，也就是說，翻譯等值是結構主義翻譯家的追求，這種追求已經升華到本體論的高度，使得等值變成了翻譯理論和實踐的一種范式。
三、結構主義在英語翻譯中的實質
我們對結構主義的本質就行了探究，所謂結構主義就是一種有關世界的思維模式，它強調事物之間的聯系，實質上，這種結構主義的世界觀就是本體論，將結構升華為本體，并因此定格了研究者研究和實踐的方法論。結構是指其內在的連貫性，語言能夠把多樣化的基本句子轉化各種新的語句，并將這些話語留存在它本身的結構之下，同時，為了更有效地實行轉換程序，它不向本身以外求援，而且將本系統進行封閉，所有轉換的目的在于贊同與維護內在規律，這些內在規律是他們產生的條件，從結構主義的概念里，結構主義者有一種可以完全被認識與再現的結構，這種結構被稱為永恒結構。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結構主義翻譯者將等值作為其必生追求的目標，這種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影響很深，使翻譯學稱為一門被認可的獨立的學科，不過，從方法論來講，結構主義的翻譯研究過于機械化，沒有歷史文化背景的烘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忽略了歷史意義和經濟意義，當然，我們更應該將機構主義視為本體論的范疇而不是方法論的視域，對于后現代學主義學者來說，符號具有很強的本體論意義，導致符號學研究正朝著從方法論回歸本體論的方向發展，與其相對應特征就是從結構主義轉變到后結構主義的過程，因為片面錯誤的理解解構主義，使人們誤以為解構主義完全是靠是暴力摧毀等方式來破壞一切的結構，從而以為解構主義是結構主義的代替者，將他們進行強制性的分離，但實際上，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并沒有特別大的分歧，可以同時存在并互相影響，解構主義并是想象中的只以暴力為手段來破壞一切，而是提出所有結構都不會永存，所有結構都一定會逐漸失去活力，最終走向消亡的狀態，而不是被暴力等手段強制瓦解，再者解構主義承認結構的功能，所以，我們說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是可以共存的，二者同時存在并都對翻譯有一定的影響。
四、總結
結構主義堅持以語言為本，實施等值翻譯的理論，強調了結構主義在翻譯中的影響，將翻譯升華到本體論的范疇，使等值變成了翻譯理論和實踐的一種范式，從而實現翻譯，英語翻譯等值范式論的存在推進了翻譯行業的發展，為英語翻譯提供了有力條件。
參考文獻：
[1]李彬.符號透視： 傳播內容的本體詮釋[M].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101
關鍵字：結構主義；認識論決裂；多元辯證法
阿爾都塞作為西方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是法國著名的理論家，面對人道主義化的思潮，他把“保衛學說的嚴格科學性”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從60年代起開始借用結構主義對進行重新解釋和論證，試圖建立一種理論上的哲學體系。阿爾都塞提出了結構主義的思想，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法國和國際范圍內，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結構主義的方法論
國內外的學者都把阿爾都塞歸結為結構主義者，甚至他本人也有這種傾向，這主要是因為在阿爾都塞從事“保衛馬克思”運動時法國“結構主義運動”盛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直接借用了結構主義者拉康的“癥候閱讀法”來研究《資本論》。因此要研究他的結構主義必須要從他獨特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結構主義的方法論。
結構主義是人文歷史學科的結構方法論，最早起源于20世紀初索緒爾提出的基本語言學結構主義原則，后來通過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學家雅克布森，被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繼承和發展，不僅影響了人類學的研究，而且深刻的影響了哲學和社會理論的研究[1]。結構主義的方法也逐步貫穿于歷史學、心理學、文學等人文學科。阿爾都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解讀馬克思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
結構主義強調整體性、非個體性和非歷史性，這對于以反對人道主義以及存在主義、“保衛馬克思”為己任的阿爾都塞來說，無疑找到了一種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阿爾都塞對馬克思思想進行重新解釋和論證的就帶有結構主義的色彩。
(二)“癥候閱讀法”的思想。
阿爾都塞受到結構主義認識方法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拉康的精神分析學中的結構主義方法的模仿[2]。在當時精神分析學家拉康把結構主義運用于人的無意識活動，認為無意識活動和語言學結構類似，認為一個作者的無意識結構往往在他寫作時通過文字運行中標點符號的間斷、論證的空缺、思想的沉默以及敘述的遺漏等表現出來。人們在解讀的過程中，必須首先假設一個想象的理論模式，并以此來解釋、說明一切問題。如能獲得成功，那就表明找到了這種內在結構；否則，就必須重新更換或修改想象的模式，直到獲得成功。
阿爾都塞認為對于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對馬克思的文本閱讀方法密切相關，而閱讀方式的不同又與文本本身的結構特點相關。阿爾都塞認為，任何以文字構成的著作都是一個雙重構體：第一層是表層結構，即表面間的文字結構、語言間的邏輯關系等等；第二層是深層結構，即思維理論結構。為了能夠對進行科學的解讀，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思想提出了“癥候閱讀方法”， 認為應該通過文字的閱讀和分析，去挖掘出“字行之間”、文字背后的理論框架或內在的結構。文章的第二層即理論思維結構是著作無意識地投射于理論中的，通過一般的閱讀方法無法獲得，必須運用對癥解讀法才能“挖掘”出這種暗藏在深層的理論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