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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是一種新經濟，它既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知識經濟，又是人類創造綠色財富的經濟。綠色經濟作為人類文明演進的一個嶄新階段，它既包含著物質文明，又包含著非物質文明，是物質文明與非物質文明的有機統一體。
綠色經濟的內涵延伸了對經濟大系統全面創新與效率最大化的內容和要求，它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綠色經濟是以人為本的經濟。綠色經濟的主旨是服務于人的需要和人的發展的，偏離了這一目標來討論綠色經濟毫無意義。因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于人們對經濟利益不斷增長的追求。一個社會只有當它能使大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善時，經濟發展的目標才能夠實現。
(2)綠色經濟始終強調經濟發展的生態化。綠色經濟始終把環境與生態因素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明確指出，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生態環境與資源的永續性。因此，綠色經濟追求的不是簡單重視自然資源的價值，而是從動態上強調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代際公平。
(3)綠色經濟努力追求高層次的社會進步。綠色經濟不僅僅追求經濟發展，而且追求人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進步。綠色經濟認為，社會進步不僅包括生產和分配的體制改革，而且國民財富的分配除了要求公平，還要有益于教育、健康、就業。另外，綠色經濟理論認為，環境保護應成為社會的自覺行為，其目的在于預防、恢復或補償由于經濟行為所造成的環境損失。
(4)綠色經濟是效率最大化的經濟。綠色經濟不僅包含了綠色，即包含了生態文明和循環經濟的內容，以及以人為本，以發展經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為核心，保障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和諧共存，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公平最大化的可持續發展內容，又包含了經濟的內容，即以最小的資源耗費得到最大的經濟效益，只不過與傳統經濟學不同，是建立在綠色、健康、更有效的基礎上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得到永續利用和保護的效率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的經濟。
二、綠色經濟涵蓋了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內容
綠色經濟與循環經濟雖然在5R，即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綠色生活、環保選購、重復使用、多次利用、分類回收、循環再生、保護自然、萬物共存等方面有著共通之處，但綠色經濟的內涵還包括了以人為本、以科技手段來實現綠色生產、綠色流通、綠色分配的內容，即在社會公正和效率最大化方面兼顧，并以科技手段實現資源代換，在動態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平衡。
從另一方面來看，有的經濟學家把綠色經濟與可持續發展作為同一事物看待。綠色經濟內涵雖包括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就像綠色經濟涵蓋了循環經濟的內容一樣，但兩者還是有許多原則上的區別：
首先，可持續發展論是從全體人類和社會利益來維護人類利益的。而綠色經濟則是傳統經濟學的揚棄者，綠色經濟既要使個人利益最大化，又要使個人利益與全人類利益和社會利益相一致。
其次，綠色經濟作為一種文化，是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而經濟可持續發展則是強調以社會公平為主要目的，雖然可持續發展論也論及機會平等，但其重心強調的是結果公平。
正是綠色經濟效率優先的機制，才使得它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效動力。這種機制會推動人們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在有效利用資源、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方面進行有效的競爭，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制度創新、理論創新、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綠色財富。
三、綠色經濟理論的實踐
(1)綠色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的源泉。綠色消費所產生的需求會大大刺激綠色生產，加快綠色經濟的發展。綠色消費有三層含義：一是提倡消費者在消費時，選擇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眾健康的綠色產品。二是在消費過程中注重對垃圾的處置，不造成環境污染。三是引導消費者轉變消費觀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適的同時，注重環保，節約資源和能源，實現可持續消費。
(2)綠色技術與綠色生產。要進行綠色生產必須擁有先進可行的綠色技術，這包括幾個層次的含義：一是指生產技術系統的運轉對生態系統的消極影響很小或有利于恢復和重建生態平衡;二是指產品技術系統功能的發揮以及報廢后的自然降解過程對生態系統的消極影響甚微;三是單元技術在產業技術系統中的應用可明顯減輕和部分消除原技術系統的生態負效應;四是可以實現物質的最大化利用，盡可能把對環境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產過程之中。
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發表,標志著新貿易理論及相應的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產生。與傳統的以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基礎所決定的企業區位選擇、區域生產力布局及區域發展模式觀點不同,該理論從運輸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經濟、遞增收益、規模經濟性、外部性或者說溢出效應(如技術的溢出效應)等角度探討企業區位的選擇及區域經濟增長模式等。許多經濟學家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魯格曼(Krugman)、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爾(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納伯爾斯(Venables)等。
1•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區位理論?？唆敻衤?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遞增收益與經濟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區域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得制造業企業傾向于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則又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所以,中心—邊緣模式的出現依賴于運輸成本、規模經濟與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他與大部分經濟學家所運用的馬歇爾(Marshall)的外部性經濟概念不同,馬歇爾的外部經濟認為,企業區位聚集有三個原因:第一,幾個企業集中于一個區位提供了特定產業技能的勞動力市場,確保了較低的失業概率及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產業可以支持非貿易的專業化投入品的生產;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業的生產函數好于單獨企業的生產函數。①而克魯格曼卻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經濟,而不是特定于某一產業的外部經濟,所以,其外部經濟概念是與需求及供給關系相聯系的,而不是純粹的技術外溢效應。格斯貝茨與施姆茲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過模型探討了存在產業外部與內部外溢效應條件下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對產業聚集的影響。他們認為,遞減的聯系成本支持產業的聚集,同時也存在產品創新的多重均衡。產業群內企業的競爭與合作效果可以達到兩階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這通過美國硅谷的經驗而得到證明。瓦爾茲(Walz,1996)的研究結果表明,地方的經濟增長起因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所表現的持久的生產率增長,這同樣與技術等要素的溢出效應密切相關。
他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遞增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區域集中。弗塞爾與伯格曼(1999)通過區域與產業群的概念,系統地闡述了形成聚集優勢的理論基礎:外部經濟、創新環境、合作競爭與途徑依賴等,并且還通過價值鏈與投入—產出途徑來確定產業群的存在,通過區位系數、網絡分析等對產業群進行分析。馬丁(1999)探討了存在聚集經濟條件序列區位競爭的結果,他通過模型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存在聚集經濟時,贏得第一次的區位競爭使得一個區域對下面的企業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個企業可能獲得較高的財政激勵,而第二個企業則可能獲得的補貼較少,但其卻從產業聚集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較早的投資吸引所獲得的動態的或者說長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經濟效果,因為這對以后的產業吸引形成一種區域環境。而這種第一次區位競爭的動態競爭力也使得對序列競爭的補貼或者說激勵趨增,從而引起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馬丁的模型對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及產業的地理集中進行了預測,指出了第二個企業選擇與第一個企業相同區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個產業群,在同一區位的企業隨著外生的(自然的)相對成本優勢與內生的(獲得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贏得第一次區位競爭對區域發展具有如此的動態經濟效果,因此各區域內為吸引新企業進入提供各種激勵措施。但埃利斯與羅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論分析了各區域利用激勵措施吸引新企業進入所面臨的囚徒困境狀況:它們為吸引新企業進入而提供激勵,各區域之間為爭奪企業而進行的競爭便從此開始,區域提供給企業的激勵最終可能會超出其對該區域的真正價值,使得區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沒有區位競爭它們或許會更好。傳統的區位理論側重于工業區位。而新經濟地理理論則將工業區位理論延伸到辦公區位(OfficeLocation)、零售區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爾(Temple,1994)在把辦公活動分為三類的情況下分析了辦公區位的選擇。她認為,傳統的工業區位決定因素對于決定諸如會計、廣告及市場營銷等服務部門的辦公區位并沒有多大作用,這些部門本身會產生自身的外部規模經濟,而正是這種外部經濟性的存在,使得金融與市場營銷等部門會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區,即這種外部經濟性產生了自身的動向或推動力,從而成為決定辦公區位的一個決定因素。當然,對產業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觀點,如哈德、瑞斯與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測群居行為(HerdingBehavior)可能導致產業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則提出了問題可能是隱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種重要作用力的觀點,這主要涉及經理人員決策制定的聲譽成本問題。
2•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理論將距離因素以運輸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納入到整個理論體系中去,從而改變了傳統的不考慮運輸成本對貿易產生影響的看法。而運輸成本的減少也就成為新經濟地理理論中聚集現象發生及增長方式轉變的原因,并以此來回答傳統的貿易理論所不能回答的事實:(1)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遞減;(2)價格在區位之間并不相同,地點之間的距離越遠,差異也越大;(3)要素回報在國家之間并不均等;(4)不同國家的行業生產率差異很大。地理位置雖作為貿易量的一個重要解釋變量,但在傳統的貿易理論中,其理論含義并沒有得到強調。距離及其相聯系的成本不但決定著貿易流量,而且也決定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域貿易方式、產業結構、要素價格與收入差異等?？唆敻衤?1991)利用簡單的兩區域模型、農產品無運輸成本假定和薩繆爾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業品運輸成本來說明區際貿易的產生及最終的中心———增長模式,即每一單位的工業品從一個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只有一部分能夠到達。而這部分工業品與區域運輸成本呈反比例關系,或者說是運輸成本的倒數指數,它也是決定區域收斂或發散的最終參數。且有兩種作用力———本國市場效果與價格指數效果使得區域趨向發散,而另一種作用力———本地農產品市場的競爭度使區域趨向收斂,而最終是否收斂或發散則取決于兩種作用力的比較。
沃納伯爾斯與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傳統的李嘉圖及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并將運輸成本納入到理論中去時,發現要素稟賦與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確定貿易方式及生產方式的充分條件,這也依賴于國家或區域的位置———特別是與經濟中心的距離及物品的運輸成本。而且,他們還給出了運輸傾向性的確切定義,它依賴于運輸最終產品及用于生產的中間產品的成本。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距離還降低了實際收入。它對不同要素價格的影響卻顯得較為復雜,這依賴于運輸密集度與要素密集度之間的相互作用。運輸成本使偏僻地區的實際收入降低,但減少運輸成本卻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區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給反應將導致貿易量的變化,典型的情況是運輸成本的降低可能會導致相對偏僻區域的實際收入增加,而卻減少了欠偏僻區域的實際收入。當然,偏僻區域并不必然是一個活動貧乏的區位,因為它們的距離已經反映在它們的要素價格水平上。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活動的密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度與運輸密集度。伊頓與考圖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將地理因素而且還將技術因素納入其貿易模型,并探討了貿易獲益、貿易使技術的收益擴散、技術與區位決定專業化的模式、移民對工資的影響、關稅減少的結果等五個方面。他們認為,自由貿易使各國都會受益,小的國家可能比大的國家獲益更多,這與后面要講的新區域主義的觀點相類似。而一個國家(或區域)的技術進步可使整個社會福利水平提高,技術擴散的受益大小則取決于受益國的資源與擴散國之間的相似性等狀況。
3•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收斂及發散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提出區域收入趨同后,隨著以羅默(Romer,1986)與盧卡斯(Lucas,1988)為代表的內在增長理論的延生,在20世紀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經濟發展后期階段區域收入趨異”的假說。羅默指出標準的索羅增長模型的技術假定會導致貧困國家或地區將經歷較快的增長,但由于遞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過利用該概念建立的理論模型所得出的結論與戰后各國的經濟增長情況基本上保持一致,沒有出現較貧困的國家與較富裕國家收斂的趨勢,也即現實中的區域發散性。這與新經濟地理理論相似,因為新經濟地理理論主要從聚集經濟、外部性等內生增長的角度探討區域經濟增長。對于區域發散的觀點主要有三種解釋:(1)生產技術內生地有利于技術領先者,這使得存在遞增收益條件的結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因為技術因素是決定區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技術能否擴散影響到區域不對稱性的延續,進而影響到區域的收斂與發散?；材蔚?Giovannetti,1999)則在區域不對稱的演變過程模型中指出,作為由不同區位企業適應性決定的結果,區域不對稱(主要是技術方面)具有四種均衡狀態:持續不對稱(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進步(ForgingA-head)與追趕式(Catchingup)。他認為,持續不對稱不會被企業所采納;蛙跳式是低質量企業采納的方式;保持進步則是高質量企業采取的方式;追趕式是每個企業都能采納的方式。(2)鮑默爾(Baumol)與巴羅(Barro)等人認為,雖然收斂是最終的結果,但只有擁有一定人力資源基礎的地區或國家才能夠利用現代技術保持收斂趨勢。一個貧窮的國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資本基礎上才能比較富裕國家增長得更快。而多瑞克與圭根(Dowrick&Ngugen,1989)則認為,收斂只會發生在最富裕的國家,特別是經合組織(OECD)國家,所以被人們稱作“俱樂部收斂”(ClubConvergence)。(3)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條件收斂(ConditionalConvergence)觀點認為,盡管國家現在的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就越快,但由于沒有長期增長的潛能,致使最終趨向發散。但不管是哪種觀點,如果從內生增長或遞增收益的角度探討區域收斂或發散問題,這些觀點所得出的結論對于貧窮國家的來說則是較悲觀的。
二、新區域主義的興起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的形成,經濟學家及貿易理論家特別關注兩個問題:一是世界區域貿易新格局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社會福利?二是區域主義是有利于還是不利于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這種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觀念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它與二戰后傳統的或者說是舊的區域主義觀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是多邊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經濟欠發達國家已經放棄了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做法,其政策也是盡量加入到多邊貿易體系。埃思爾(Ethier,1998)認為新區域主義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1)當代區域主義一個典型的特征是,一個或更多小國家把自己與一個大國聯系在一起;(2)小國正式或者已經實施了重大的單邊改革;(3)區域協定很少只強調貿易壁壘,這通常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4)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還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適度的;(5)所達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國的讓步而實現的。這種新區域主義的形成也許是對多邊貿易體系所作的一種內生反應,它能將轉軌國家成功地納入到多邊貿易體系中,而多邊主義自身卻不能完成這種使命。當然,新區域主義的形成同樣影響到企業的區位選擇、區域經濟增長方式選擇及收斂性問題等等。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探討了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及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產業區位選擇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國生產的空間組織發生了變化。在墨西哥,與美國的經濟聯系使得原來的墨西哥城工業帶就業人口迅速減少,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北墨西哥工業區就業人數的迅速擴張以及熟練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經濟一體化對美國與加拿大的產業區位影響則相對較弱。當然,與墨西哥邊界鄰近的美國城市,其就業的增長與鄰近墨西哥區域的進口密切相關。
關鍵詞：安全視角；循環經濟；傳統經濟；經濟發展模式；立法分析
一、引言
當前，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著人口、糧食、能源、資源和環境等危及人類自身安全的五大問題。盡管國內經濟連續多年快速增長，但在片面追求增長率思想的指導下，中國也未能避免上述五大問題的出現，情況甚至更為嚴重。
中國人大常委會審閱（第三次）了“循環經濟法草案”，并將其改名為“循環經濟促進法草案”。這表明該法的通過將指日可待，這無疑是中國解決上述問題并追求經濟循環持續發展途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但同時這也只是起步，對循環經濟理論進行基于安全和立法角度的嚴謹思考依舊十分必要。
二、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對傳統經濟理論安全性的挑戰
（一）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內涵看
循環經濟是對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的簡稱，本質上就是一種生態經濟，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下，按照清潔生產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封閉流程，必將導致傳統線性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是一種新型的、先進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相協調的安全發展模式。
（二）從傳統經濟學面臨的安全挑戰效應來看
1、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說，力求社會安全持續發展。傳統經濟學最基本的前提是“理性經濟人”假定，它只重視經濟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對其他人包括后代人的社會利益、環境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安全問題基本不予考慮，這就在理論上助長了經濟當事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資源過程中的不可持續行為，對全社會的安全持續發展構成了威脅。而循環經濟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上，它要求經濟當事人在經濟活動中必須考慮自然資源的耗費及環境污染問題，保證社會的安全持續發展。
2、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學的資源配置模式，謀求資源的安全耗用。資源配置模式的傳統代表是“帕累托最優”，它尋求在給定資源配置條件下既能讓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福利而又不損害其他人福利的最優資源配置模式。在現實情況下，這是很難做到的，特別是自然生態資源在以循環利用為標準進行配置時，“帕累托最優”理論受到了致命限制，可以通過分析傳統經濟的物料流動模式（如圖1）來解釋這種局限的致命性。由圖1可以看出，傳統經濟模式下企業和部門之間物質供應是一個線性開放系統，他們的食物鏈條呈線性非封閉狀態。在這種模式中，物質與能量流動的方向是單一的“下流式”的，沒有實現物質的封閉循環，其結果必然是資源致命地不斷減少和廢物致命地不斷增加。與此不同，循環經濟實行資源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的資源配置策略，其物料流動模式（如圖2）中引入了“分解者”（即對“廢物”和副產品等進行處置、轉化、再利用等的企業，如廢物回收公司、資源再生公司等），這樣一來廢物會明顯減少。對于系統內成員分解不了的廢物，則由更大的循環系統的其他成員利用作為資源，并生產出系統內其他企業的原料，就可以維持系統與環境的相容性，還可以實現物質循環的封閉，避免傳統經濟先天不足導致的發展失衡，從而為經濟的安全持續發展提供可能。
3、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的“效用”和“效率”理論，尋求生態安全。傳統經濟學的精髓就是在資源約束的條件下通過資源的有效配置，尋求實現經濟效用最大化的途徑，但往往忽略甚至極大地損害了生態效益，二者關鍵在于取得合理的平衡，可以借用圖3來進行分析。由圖3可以看出，如果片面地強調經濟效益，追求“效用最大化”，會使得F移向F″，生態效益降低；如果片面地追求生態效益，將使得F移向F′，經濟效益降低。由此可見，任何單一目標的抉擇均會引起對應目標的負效應，從而不能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循環經濟效益，必然導致嚴重失衡。傳統經濟往往過分強調個體、短期或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導致整體，長期或全局的低效率。而這種整體和全局在長期和未來可持續發展機會的失去，最終也將導致個體的終結低效。與此相反，循環經濟在局部或短期內不一定能確保最優，但卻為長期或整體的高效留下了生存空間，使得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因而是高效率的，其高效率帶來高安全性。因此，無論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和內涵看，還是從傳統經濟學面臨的安全挑戰效應來看，整個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持續發展都離不開循環經濟理論的指導。
三、安全約束下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及立法的必要性
從國外的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來看，德國走的是從個別到一般、從工業實踐到法制鞏固推廣的發展之路；日本是從整體到具體、從目標法制化到實踐部門化的發展之路。二者都充分利用了法律在實現循環經濟社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出于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安全考慮，中國循環經濟正處于由倡導、理論探討向實踐全面推進的時期，參照國際經驗，中國現階段十分需要從國家實際出發，研究并解決循環經濟所面臨的理論發展和法制建設問題。
（一）循環經濟模式作為一種主動的社會變革，對法律具有特殊的依賴性
現代社會已經步入法制文明時代，生產行為己被納入整個法律框架之中，原有法律體系對非循環型社會體系的承認，是進行循環型社會和循環經濟建設的法律障礙。沒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創新，循環經濟社會的建設就會增加突破法律障礙的社會成本，從而使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只能是個別現象，而難以在全社會進行推廣。探索循環經濟模式的成果需要用立法的形式鞏固下來，才能從法律制度的形式提升全社會對環境問題的執行力度，從強力措施的角度推行循環經濟成功模式。只有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不斷鞏固社會改革的成果，才能提高全社會參與循環經濟模式的積極性，從社會成本上減少對循環經濟模式的阻力。
（二）循壞經濟模式作為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有其自身法律體系的結構要求
國外循環經濟模式日益呈現出社會性的產業理念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新形勢，其對社會的調整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因此更需要對這種結構體系之間進行明確的法律線條區分。從循環經濟模式的建設情況來看，循環經濟所要求的法律是作為整個社會得以遵從和堅持的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律制度，其地位等同于部門基本法，但又具有跨部門法的特征，表現為依據憲法性文本與部門法律法規之間的“鏈條”，起到指導多個部門法律法規的作用。
（三）從國內外的發展情況看，循環經濟立法有其自身價值與必要性
德、日兩國不同的循環經濟建設方式均表明循環經濟法律法規系統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既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原則提供指導性原則的作用，又為具體部門法律法規改革提供了指導，循環經濟法律法規體系作為一種特殊的基本法體系發揮著重要作用，發揮循環經濟法律法規系統的法律約束和保障作用，有助于在法律的強力作用下推進循環經濟建設。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資源環境問題卻日益嚴重。據保守估計，中國因環境污染導致的經濟損失大約占GDP的2.1-7.7%，因生態破壞導致的經濟損失相當于GDP的5-13%，兩者之和大約為GDP的7-20%，也就是說，每實現1萬元GDP，大約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不必要損失。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以環境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是以環境要素資本來支撐和推動的，這必然加大了經濟增長的投入成本。因此，發展循環經濟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勢在必行。
四、安全約束下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及立法的經濟學破解
國際國內的形勢要求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循環經濟。中國目前的循環經濟立法還只處于萌芽階段，法律、法規對循環經濟的規定零散而可操作性弱。因此，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吸納經濟學和安全發展理念，制定一個整體的框架和規劃，確立循環經濟立法的基本原則，制定操作性強的循環經濟基本法規，完善各項配套立法。
（一）以建立循環型社會的經濟理念為循環經濟立法的基本原則
循環型社會要求保證環境發展優先于經濟發展，防止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要求國家調節環境社會關系的活動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并具有普遍效力。國家和各級政府在制定相應計劃和推進循環社會政策的實施時以此為目標。再通過法律知識的普及，讓企業和公眾都有建立循環型社會的參與意識，并自覺地循環利用社會資源、保護環境和相互監督。
（二）以安全的發展觀為循環經濟立法的指導思想
安全的發展觀，其重大創新就在于把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作為核心內涵，解決了要發展、為什么要發展以及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明確了增長和發展的關系。改變了過去單純只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觀，將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基礎，以區域、城鄉、集體與社會統籌發展為內涵，以國內外相統籌為手段，實現安全穩定發展。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要出路。因此，開展循環經濟立法必須以安全發展觀的理論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三）以法律法規的指導性作用形成循環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
通過法律法規引導循環經濟的發展，相關產業政策應強調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環境保護，以利于循環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高經濟的競爭力。應從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和決策層次系統地規范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原則，建立以循環社會為目的的、以區域性循環經濟法律法規及政策措施為保障的社會激勵體系。
五、結論
總之，循環經濟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一次變革，建立和發展循環經濟需要基于安全考慮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更需要在遵循循環經濟自身規律的前提下建立完整配套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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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空間經濟理論；演進；發展
中圖分類號：F0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2-0008-02
一、空間經濟學的產生
空間經濟學發端于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藤田昌久（2004）回憶了空間經濟學誕生的過程[1]：保羅·克魯格曼于1991年發表了《規模經濟和經濟地理》（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提出了“核心-邊緣”模型這一空間經濟學中最基本的模型。幾乎是與此同時，英國倫敦大學教授維納布爾斯也開始將空間經濟學的模型應用于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1991年11月，藤田昌久在波士頓召開的北美地域學會上認識了克魯格曼，兩人于是開始了合作研究。經過近5年的努力，他們三人完成了對空間經濟學初始階段的研究。1996年，在東京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他們商定將三人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本研究生院水平的系統的專著。從那一年的6月開始，他們通過3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由三人合著的《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一書，并于1999年出版發行，標志著空間經濟學的正式成型。
二、空間經濟學溯源
空間經濟學的產生時間并不長，但在經濟學產生的初期，先賢們就將空間與經濟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了。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發表的歷史性巨著《國富論》中，以及在后來的大衛·李嘉圖還有之后的卡爾·馬克思都把地理空間和經濟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了分析，并沒有忽視空間這一客觀存在的因素。追根溯源，應該說德國的古典區位理論是空間經濟學的源頭。德國學者杜能通過自己親自經營農莊10年，來研究德國農業的經營模式和產業化問題，并于1826年發表了《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一書。這標志著區位論的開創。在書中，杜能認為貨物運輸的花費將消耗一部分李嘉圖經濟租，他還開創了城鄉聯系研究的范式，其提出的“杜能圈”成為了區域經濟學以及后來的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由于杜能的開創性的貢獻，他被著名的區域學家沃爾特·艾薩德（Walter Isard）稱為“區位論之父”。
到了19世紀末，德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并迅速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時，資本主義也正由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過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不斷深入和鐵路系統的不斷完善以及國際貿易的增長引發了產業轉移和工業布局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使研究區位論的學者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成為了他們研究的重點。19世紀80年代，德國學者勞恩哈特（Wilhelm Launhardt）利用“結點原理（node theorem）”對區位的分布問題進行了幾何求解，并首次提出了基于資源供給和產品銷售約束的運輸成本最小化的廠商區位擇優問題。在勞恩哈特之后，1909年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出版了《工業區位論》（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一書，這標志著工業區位理論得以開創，這也使韋伯成為了第一個對工業區位理論進行系統分析的經濟學家。韋伯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一般區位理論進行了科學的表述。他將影響區位的因素歸納為區域性和集聚兩類因素，他認為，工業在區域層面上如何布局，受區域性因素的影響，而廠商在區域內何地集中，則受到集聚因素的影響，也就是這一地方一定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均衡的結果[2]。
1933年，沃爾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專著《德國南部的中心地》，系統地闡述了中心地理論。后來的奧古斯特·勒施于1939年出版了《空間體系經濟學》一書，勒施創造性的將一般均衡理論應用于空間問題的研究，并建立和發展了工業區位理論、經濟區理論以及市場區位理論。
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沃爾特·艾薩德（Walter Isard）發表了《區位和空間經濟》（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書，將前人的研究整合成為一個較為容易處理的框架，區位問題被處理為一個標準的替代問題，即廠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這是艾薩德的開創性的貢獻[3]。作為西方區域經濟學創始人的艾薩德反對在一般均衡分析的過程中不考慮空間因素，而主張將地理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艾薩德盡管最終也沒有能將空間因素成功地納入經濟學的主流之中，但他卻成功地開創了曾經一度非常流行的區域科學。1964年，阿隆索（W.Alonso）在其出版的著作《區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 and Land Use）一書中，建立了一個“單中心城市模型”，與杜能的模型相比有了相當的進展。
1969年，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其專著《城市經濟》（The Economy of Cities），這意味著城市經濟學科的興起。該學科將城市系統和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列為了研究對象，但是與杜能模型一樣對于城市形成的原因并沒有能給出很好的解釋。特別是模型中關于單中心城市的假設與現實世界偏離太大，削弱了對現實的解釋能力。
三、空間經濟學被成功納入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框架
空間要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沒有能夠被成功的納入經濟學的主流的分析框架，這并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故意忽視的結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著主流經濟學家們所無法處理的技術難題，即存在收益遞增條件下的市場結構。對此保羅·克魯格曼有一個非常貼切而形象的表述，他認為，如果我們沒有找到某種方法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廠商的問題，那么我們就根本無法找到研究空間經濟學正確的方向，這也正如地理學家沒有去認真研究山脈的位置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手中并沒有可以能很好的解釋山脈成因的模型一樣，經濟學家沒有去研究經濟的空間方面的問題也是因為他們深刻的認識到空間因素還無法納入經濟學主流的分析框架之中[4]。這樣的局面一直到了1977年才得以徹底地改變。這一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壟斷競爭和最優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他們為劍橋大學的羅賓遜（J.Robison）和哈佛大學的張伯倫（Edward Chamberlin）提出的壟斷競爭思想賦予了近乎完美的模型表述，該模型被稱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壟斷競爭模型。這一技術工具的提出為把空間要素納入主流的分析框架成為內生變量提供了可能。
四、空間經濟學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
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規模經濟和經濟地理》一文，創新性地在空間經濟問題的研究中運用了規模收益遞增與壟斷競爭的分析工具以及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運輸成本”（薩繆爾森認為可以想象貨物在運輸過程中像冰山一樣“融化”了一些，最終到達目的地后這些損失的部分就是運輸成本）交易技術來研究空間經濟問題，提出了“中心-”模型。此后，通過克魯格曼、藤田、維納布爾斯、福斯里德、馬丁、奧塔維諾、蒂斯等學者的不懈努力，1999年出版了克魯格曼、藤田昌久和維納布爾斯的《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2002年出版了藤田昌久等人的著作《聚集經濟學：城市產業區位與區域增長》（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2003年出版了鮑德溫等人著作《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2005年出版了森知也和亞歷山德羅的《技能、集聚與分割》（Skills，Agglomeration and Segmentation），還出版了亨德森和蒂斯主編的區域和《城市經濟學手冊》第4卷《集聚與經濟地理學》（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至此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空間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
結語
將空間與經濟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亞當·斯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者試圖將空間要素納入經濟學的主流的分析框架，但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進展。這并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故意忽視的結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著主流經濟學家們所無法處理的技術難題，即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問題。直到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克服了技術障礙，而保羅·克魯格曼所提出的“中心-”模型最終解決了這一問題，并經過克魯格曼、藤田昌久、維納布爾斯、福斯里德、馬丁、奧塔維諾、蒂斯等學者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空間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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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琦，劉厚俊.空間經濟學的淵源與發展[J].江蘇社會科學，2002，（6）：61-66.
關鍵詞：分享經濟；發展；啟示
傳統分享經濟理論的形成以1984年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的馬丁•威茨曼的《分享經濟》一書的出版為標志。該理論的產生主要是為消除西方國家“停滯膨脹”現象提供一種理論的方法。認為產生“滯脹”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中現存工資結構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資制度的主張。如果說如何分享企業利潤是分享經濟研究的內容，那么馬克思應該是研究分享經濟的鼻祖。因為馬克思畢其一生所研究的《資本論》，就是在探索一種沒有剝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經濟形態。那么在指導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就是一種典型的分享經濟。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是1981年由中國學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凈收入分成制”就是將凈收入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按一定的比例分享發展成果。但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及大數據和云計算等領域的應用，傳統分享經濟理論的內涵與外延在不斷擴大。從傳統企業內部利潤分享的模式發展到現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經濟理論
馬丁•L•威茨曼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麻繩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他的分享經濟理論是西方發達國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針對失業間題發表了《報酬遞增和失業理論基礎》(1982)一文，對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關于失業的觀點進行了總結，認為經濟系統自我調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資豁性)是非自愿失業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發表了《選擇性薪酬制的宏觀經濟意義》(1983)，對傳統工資制和分享制進行比較，并提出了分享經濟的幾個主要觀點。當哈佛大學1984年出版了他的標志性成果《分享經濟》著作后，作者又補充發表了《利潤分享的樸素宏觀經濟學性質》(1985)等文。由此，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經濟理論正式形成。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經濟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出現“滯脹”是因為現存工資制度的不合理。傳統工資制度下，工人工資與企業經營好壞無關，只與外部經濟環境有關。如果遇到經濟蕭條，總需求減少，企業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過裁員的方式來節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業勢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經濟進一步惡化。那么如何改變現存工資制度呢，威茨曼認為“我們要選擇一種具有自動抵制失業和通貨膨脹功能的報酬機制，即工人的工資與某種能夠恰當反映廠商經營的指數相聯系?！?/p>
二、傳統分享經濟理論對現代分享經濟的啟示
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并未觸及西方經濟學原有的經濟范疇，只是為了對資本主義制度加以改良，通過分享制調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挽救資本主義私有制服務。所以難以克服資本主義“滯脹”危機。而李炳炎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分享經濟理論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從社會主義商品特殊的價值構成出發，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出重大突破和發展基礎上的新設想。可以通過改革分配制度,實現按勞分配，以鞏固壯大公有制，使勞動者致富，為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務。所以，傳統分享經濟理論給我們的啟示主要有兩點：一是必須適應我國國情；二是必須具有中國特色。
三、分享經濟理論必須契合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
傳統分享經濟理論主要是通過企業內部利潤分成來改善現有工資制度，從而提高工人的抗風險能力與積極性，進一步促進公平。傳統的分享經濟理論僅僅停留于企業的微觀層面，現有的分享經濟理論無論在廣度、深度還是影響力上都遠遠超過以前，是傳統理論的深化發展?，F代分享經濟理論更多聚焦于整個社會層面，是通過全社會層面的閑置資源使用權分享，通過化解產能過剩、提高資源使用率以及樹立綠色發展理念，進一步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真正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戰略背景，從而避免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的風險。我國分享經濟的發展，分享經濟理論體系的形成，必須充分適應我國國情，必須充分契合經濟新常態的背景。要從國家戰略高度對分享經濟的發展進行謀篇布局，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分享經濟理論體系
我國分享經濟的發展，在立足于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必須加快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建設。這就啟示我們要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大背景，根植于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土壤，必須加強理論的指導，努力培塑具有中國特色話語權的理論體系。一方面是加強“理論自信”的使然。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必須通過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來實現。如何促進我國分享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樣必須增強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的理論自信。這種理論自信就根植于理論的指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支撐。另一方面是增強我國分享經濟核心競爭力的必然。從數量與體量上看，我國分享經濟在全球名列前茅。從參與人數和參與廣度與深度上，我國分享經濟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芍^正在領跑全球經濟。如果我國分享經濟的理論基礎只是建構在西方理論體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國的核心競爭力？理論體系就是話語權，就是核心競爭力。要想真正領跑全球經濟，搶占分享經濟的跑道，就必須抓住分享經濟的話語權，用理論說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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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明,姜寒,程磊.分享經濟理論發展動態紀念威茨曼(分享經濟)出版30周年[J].經濟學動態,2014(7):106-14.
適足經濟理論是可應用于個人、家庭、社區、國家等各個層次的處世哲學和治國理念。它包含三項基本原則，即適度、合理和有內在的免疫力。該理論指導人們重視正直、誠實、勤奮、知識、智慧、敏銳等方面素質的培養。
適度，是一切行為都應適可而止；合理，是表明行為造成的后果不但影響自己，也影響他人、社會與環境；免疫力，是指自身應具有的對風險的抵抗力。適足經濟理論指導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清醒認識，為人處事誠實勤奮，恪守中庸之道，理性決策，并要構建抵御震蕩的抵抗力。
適足經濟并非是閉關鎖國的自給自足經濟，而是在全球化大潮中爭取成功之道。它強調每個人要有應對市場經濟的能力，國家也必須具有應對全球化的策略。在泰國，適足經濟是擴大社區自和強化社區作為地方經濟重要基礎的途徑。適度即中庸之道，這是在內部資源與外部力量之間以及國內社會需求與全球經濟之間尋求平衡的指導方針。適足經濟也是全球化時展經濟的中庸之道，旨在實現更加平衡、更加公平的經濟增長。
過去20年，泰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3／4的家庭擁有了自己的住房，99%的家庭擁有安全衛生系統以及水電供應。從1957～1997年，泰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6%，人均收入提高了7倍，貧困人口占比從1962年的57%降至2004年的11%。然而，社會經濟的不均衡現象也隨之而來：處于最上層的5%人口擁有總收入的55.2%，國內的自然環境和森林也受到急速破壞。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適足經濟理論就是在當時泰國社會經濟變化的背景下被提出的。
經濟發展本身并非最終目標，它只是實現人類發展的手段。適足經濟理論能夠指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以提高國家對外部震蕩的抵抗力，規劃更為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包括：減少外債，增加外幣儲備；加強通貨膨脹目標管理，設定通貨膨脹率的中期目標；審慎管理國家財政；維持政府債務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低于50%，政府債務償還比率低于15%，政府預算中至少25%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等。
哈羅德—多馬模型及資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強調資本的重要性。這種模型由于忽視技術進步、知識與教育的重要性，特別適合落后地區。此時，資本內含了技術，機器設備與經過培訓的人力相結合，就可以生產出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落后地區缺少技術、人才、資本，必須吸引外來資本與人才，營造生產要素良性聚合機制（贏利企業）。資本形成，即實業投資，是人力資本、先進機器等的集合。
對于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后發劣勢。類似德國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業崛起為特征的后發優勢，在知識經濟時代已經不存在。例如，在軟件業領域，核心技術一直掌握在美國手中，我國的應用軟件開發一直跟在美國的后面；鋼鐵、水泥、重化工等產業現屬夕陽產業，污染高、能耗高、產能過剩、利潤空間少，且對環境影響大。后發地區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勢，且經濟資源外流，還要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如果這些地區不找準、不培育自己的競爭優勢，地區發展將不可持續。我國西部地區的主要優勢是礦產資源優勢和旅游優勢，主要劣勢是市場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資本不足，資金、技術不足等等。
總之，從資本形成角度來看，我國西部地區實現持續發展的難度相對較大。在先期大規模投資的基礎上，最終經濟能否實現騰飛及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前期投資的利用率和區域競爭優勢的培育與保持。
索羅-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兩種情況：一是當不考慮人口增長與技術進步時，主要結論有：人均儲蓄率越高，人均投資越高；人均投資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隨著人均投資的增加邊際遞減；投資越高，折舊越高；存在一個最佳的投資規模，此時，長期可持續性消費水平達到最大化。二是考慮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時，主要結論有：人口過快增長降低了人均資本，從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變的情況下，經濟達到穩態時，人口增長帶動產出總量增長，這也是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資本需要更高的產出率（折舊率與人口增長率之和）才能維持可持續的最大消費能力；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源泉。
索羅-斯旺模型存在諸多不足。一是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假設。在該假設下，窮國應該比富國增長得快，這個推理結論與現實并不符。窮國比富國增長快是有條件的，必須打破窮困惡性循環、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環積累因果效應，或者對多個互補的部門（主要是基礎設施和輕工業）在政府主導下同時“大推進”（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達到“臨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視了市場問題。西方經濟學普遍忽略市場問題，似乎生產出來的產品可以自動銷售出去。實際上，市場是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英國、德國、日本的崛起都是從國內市場保護開始的。中國對外開放市場，只是因為這個市場非常大，容納了大部分華商企業、歐美跨國公司，還有國內的中小企業。
索羅-斯旺模型告訴我們：一是在人口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人口增長是經濟總量增長的促進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國西部地區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盡辦法吸引外地人口與優秀人才，重視利用市場手段籠絡社會稀缺人才。二是技術進步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故應利用金融、財政甚至非經濟手段，促進技術進步。三是對應于長期最大可持續性消費的資本存量有一個最優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場問題，注意通過配套政策與機制、投資驅動等來打破窮困惡性循環、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環積累因果效應。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場，通過人口政策培育內部市場。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起因于經濟學家不滿足于索羅-斯旺模型將技術、儲蓄等作為外生變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開放、勞動分工、技術進步、知識溢出、邊干邊學、人力資本投資等有利于經濟增長。它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所有地區和國家最終經濟增長率趨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資本等要素的引入，改變了過去資本邊際收益率下降的傳統經濟學假定，知識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率。
內生知識增長理論強調教育投入和專利技術發明的重要性。對于基礎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長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參與，越來越呈現被發達國家壟斷的局面。發達國家占據了知識的源頭，發展中國家在知識下游有所作為的難度越來越大。即使日本模擬技術在20世紀60-80年代風光過，90年代在數字技術上也無法與美國抗衡。
根據現代科學技術發展規律，軍事科技往往是技術革新的源頭，美國新技術的起源就在于軍事技術革新轉民用。對于中國來說，加大軍事科技立項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術的一條綜合效用很高的道路?？萍佳邪l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影響因素眾多的系統工程，難以短期見成效。這種情況下，我國西部地區引進國際人才，特別是留學人才歸國創業，是比較現實可行的路徑。我國重大科技發明創造，如導彈、芯片都離不開歸國的留學人才。
要爭取研發基地、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和人才落戶到我國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對于落后地區來說，技術引進和消化是最好的選擇。此外，大力發展教育、開發新技術、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選擇。
經濟地理學與區域經濟學
國際貿易與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者克魯格曼2008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反映了經濟地理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區經濟與金融發展的理論研究自然要考慮到經濟地理的作用。經濟地理在地理學里與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學科同處于人文地理學的范疇（見圖1）。
經濟地理學與區域經濟學各有側重。區域經濟學更加理論化、抽象化，經濟地理則更加實用化、個性化；區域經濟學涉及到的學科主要是經濟學，經濟地理學則涉及到多個學科，如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等。經濟地理學的地理思維過程大致是：針對具體區域，從具體條件出發，深入分析研究諸地理條件，再結合經濟思維，從而形成對區域的正確認識。
轉貼于
西部地區的經濟地理特點：旅游資源豐富。礦藏資源豐富。長期被邊緣化，一直是發達地區的原材料產地、勞動力來源和市場。一般有廣大的山地為腹地，盛產水果、中藥、林木等。生態脆弱，如果被破壞，恢復困難。
鑒于上述經濟地理特點，我們認為：一是與發達地區存在協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國家要把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避免在東部地區內部轉移。二是因本地市場空間不大，西部地區的產品主要應銷往內地、珠三角或國外。此時，市場將成為巨大制約因素。三是西部地區初期應主要依靠本地優勢資源發展經濟。四是應注意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漁業產品的深加工，很可能會由于沿海鋼鐵產業帶來的污染而受到重創。新經濟地理學強調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的小區域循環經濟。因此，鋼鐵產業、鎳加工產業要遵循循環經濟的原則，不可破壞環境。五是經濟起飛過程中，投資規模、產業規模、集群規模都要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才有可能實現規模報酬遞增。沒有發達的工業，就不可能有現代服務。要在現代工業的基礎上，配套現代服務業，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發、咨詢、銷售等。
增長極理論及分析
增長極理論主要分為三個學派：一是“法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在落后地區建立大型推進型工業，以此作為“增長極”來推動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二是“美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區域發展計劃應圍繞著城市之建立來進行，以使城市成為所在區域的“增長極”；三是“聯合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增長極在區域發展中不應僅起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應起綜合性的發展中心的作用。實際上，法國學派推崇的是增長極的產業涵義，美國學派推崇的是增長極的空間地域涵義，聯合國學派則重點強調的是增長極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是增長極作用機制的兩個方面，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技術的創新與擴散。二是資本的集中與輸出。三是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四是經濟集聚效果。西部地區要關注中心城市和產業園區的技術創新與擴散、資本集中與輸出、規模經濟效應以及經濟集聚效果，這是增長極的核心思想。要從這四個維度去培育增長極，力求避免“拉郎配”。
產業集群的區域實踐、轉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級
產業集群的發展需要政府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區域發展環境。區域發展環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礎設施，如道路、供水、供電設施、通訊設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產生活服務設施。產業集群之所以能比單個企業節約成本，關鍵的一點就在于各企業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項基礎設施。地方政府在為產業集群提供服務時，要著力于提高集群內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建設水平；二是完備的信息咨詢等服務設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勵集群內信息服務組織和網絡的建設，為企業提供盡可能完備的產品供求、政策導向、新技術的更新等最新消息，減少企業在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規范社會中介組織，當集群發展到一定規模后，一些公證、仲裁機構、會計師事務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種機構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發揮作用；四是健全的產業配套體系，包括政府為企業舉辦的貿易交流會、與國外市場互動的交流訪問等。
我國第一產業集群如云南的花卉產業集群、普洱茶產業集群、山東壽光的蔬菜產業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廣的是第二產業集群，特別是制造業，并且絕大部分都為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費品產業集群，產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輕工產業領域的化纖紡織、服裝、機電、家具等和重工業領域的交通運輸設備產業集群等。這些產業集群的產品主要是最終消費品，其中與居民生活緊密相關的紡織產業集群數量最多、分布最廣，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勞動力來獲取競爭優勢。而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只分布在幾個高科技園區，規模和數量都十分有限，發育比較滯后。第三產業的產業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創意產業集群，但發展情況不理想。如文化創意產業等，現在還只分布在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廣州、長沙、深圳等。金融服務業集群雖然這幾年也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但也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數量較少。
原來的一些勞動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紡織服裝、家電、陶瓷水泥等產業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術含量和資本需求但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結構中仍占主要比重的產業集群，如電子制造、機械制造等相對成熟的產業集群，開始向勞動力和土地成本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和輻射。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融資能力差、資本積累不足、缺乏規模經濟、信譽不高，轉移較為困難。
這種轉移要積極主動地完成，否則，可能會造成東西部雙輸的局面。第一，由于欠發達地區收入增加緩慢，消費結構的變化緩慢將減緩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第二，發達地區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優惠，現在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矛盾將會加劇，同時落后地區的產業結構與發達地區將更加雷同，整個國家的產業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現紊亂。
在發達地區將過去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等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同時，本地產業要進行產業升級，包括過程升級（生產過程更加效率）、產品升級、功能升級（改變價值鏈中自己的位置）、價值鏈升級等。
其它經濟發展理論
（一）經濟增長階段理論
該理論研究經濟的起飛準備階段和起飛階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資驅動下，主導部門實現規模經濟，提高生產率，產生新產業，擴大出口，并在投資乘數作用下帶動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的發展。如廣西北部灣產業規劃通過鋼鐵、冶煉等巨型企業的引入，配套基礎設施，帶動配套企業發展，從而帶動地方就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及其它產業的發展。這種規劃是合理的、可行的。這種投資的主要特點是生產對先進設備的高度依賴，技術蘊含在設備和生產流水過程中，對工人和管理層的創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條件是發達地區對該產業的主動放棄。對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經濟已經到了服務業占主導的階段。但是，對于大多數東部地區的城市來說，輕工業與重工業都不發達。中部地區，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電等大型企業入駐。轉貼于
（二）二元經濟理論、三元經濟理論
二元經濟正視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并存的經濟現實。傳統部門包括自給自足的農業，簡單的、零星的商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很低，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維持生計的產業，主要存在于農村地區?，F代部門包括技術較先進的工礦業、建筑業、近代商業、服務業、容納的就業勞動力較少，勞動生產率較高，工資水平較高，主要存在于發達地區。傳統部門工資低，現代部門工資高，剩余勞動從傳統部門流向現代部門。三元經濟理論引入了知識經濟的概念。傳統部門要么主動升級，要么被擠占或淘汰。
（三）大衛·李嘉圖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
李嘉圖堅持認為報酬遞減規律約束了利潤增長，從而制約了投資增長。邊際報酬規律只有人力資本或者技術革命能夠打破，技術革命能將邊際報酬放到另一個軌道上，實現報酬遞增的飛躍。按照這種規律分析，美國現在如果能夠領導高科技革命的話，就不會發生金融危機了。
世界性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現實與原有世界秩序發生了矛盾：中國在現代工業領域進步太快了，而美國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卻相對不足。美國的國策似乎就是制約中國這種快速發展勢頭，以給美國高科技更多的緩沖時間。因為信息技術只是知識經濟的敲門磚，美國從信息技術中獲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維持目前的世界舊秩序，其地位相對于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來說，已經衰落了。而基因技術、海洋技術、現代醫學技術的巨大市場空間將遠遠超過信息技術，美國還覺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國未必愿與中國一戰，但是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放緩符合它的利益。中國要擺脫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術上一定要后來者居上。同時，我們要強調，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處在中國大發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說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仰仗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
（四）新制度經濟學
gdp不僅要有量的增加還要有質的內涵，即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政治制度創新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情況下，有所思考和創新。電子政務與網上監督、政策公開、投訴解決機制等結合起來，執政水平還可以上一個臺階（北京經驗）。新制度經濟學的公共品供給、尋租、法的經濟學分析、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與思想對我們有一定啟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礎上解決我國公共產品（如醫療和教育）供給的問題，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國構建現代社會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培育了國民的自私自利、破壞規則、沒有道德底線等性格。“物欲橫流”的西方文化風格與中國國家整體利益不合拍。中國要成為世界超一流強國，“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導金融與經濟關系理論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機中，中國損失最小，是與中國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等分不開的。按照經濟學說，在金融與經濟關系上，經濟始終第一性的，金融則是由經濟所決定的，并為經濟服務的。因此，在本部地區發展經濟與金融的過程中，一方面，必須把發展實體經濟放在第一位，并以實體經濟的發展帶動金融業的發展，否則，金融的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另一方面，也應當充分重視金融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大力發展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
結論
（一）西部地區的人口、資本、市場都依賴外部環境
人口數量與質量是本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決勞動力質量與數量的一攬子政策。西部地區必須借助外來資本，因而資本凈流入是經濟騰飛的前提條件。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的市場往往在外地，因為本地市場規模容納不了大規模產業投資所對應的市場擴張。
（二）揚長避短、扎實推進
以重大軍事科技立項、軍用技術轉民用、歸國留學人才創業等手段來推動知識內涵式增長。西部地區往往擁有一些國家重要的軍事工業，須做大做強，以點到面，帶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這個切入點要比籠統地投資高科技產業園區更加可行。以地產為驅動力的高科技園區建設，與高科技的內在規律恰恰是矛盾的。這是我們的高科技園區不“高科技”的內在原因。
經濟在起飛準備階段需要主導工業部門實現規模經濟。要把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辦成技術密集型產業，延長產業鏈，并爭取形成具有一定特點的壟斷優勢。西部地區發展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有優勢，但前提條件是不能污染環境。旅游業季節性明顯，且難以維持長期穩定的增長率，故可以惠民，但難以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