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4 16: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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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轉型期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挑戰
（一）社會結構轉型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戰。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在計劃體制下，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高度均衡、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確立了個體利益的合法性，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個體利益凸顯以后，中國社會的利益關系從高度均等逐步演變成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訴求分化越來越大。面臨群眾利益訴求多元化，利益協調過程中遇到的情況將日益復雜，協調難度將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設帶來的挑戰。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到發展型社會，在這個發展的新階段，人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開始全面快速增長。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加大了公共產品的投入，人民群眾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們所需要的公共產品還存在著大量短缺，公共服務的有限導致了很多問題特別是民生問題的凸顯。
二、淄博市社會治理創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實施“三大工程”，夯實社會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實施以網格化走訪、網格化服務、網格化代辦為主體的網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統一設立“鎮辦―村居（社區）―基礎網格”三級網格，將機關干部、“兩委”成員、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礎網格，一網多格、一格多員、一員多責。截止目前，各級網格員已走訪群眾110萬余戶，提供服務60萬余次，代辦各類事項55萬余件。二是全面實施以視頻監控全覆蓋為主體的信息化建設工程。整合全市各級各部門和社會視頻資源，集中建設集信息采集、視頻監控、調度指揮等功能于一體的全天候視頻監控系統。三是全面實施以市、區縣、鎮辦、村居（社區）四級社會管理服務中心為主體的社區化服務工程。市、區縣和鎮辦建立社會管理服務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區服務中心或服務站（點），整合政法、綜治、、維穩、民政、社保、計生等職能部門進駐各級社會治理服務中心，將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7大類90余項服務治理事項全部下放，為群眾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綜合。截止目前，各級社會治理服務中心已接待群眾115萬余人次，辦理業務112萬余件。
（二）落地貫通“四大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一是構建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體系。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科學發展、項目實施的前置條件，建立了市、區縣、鎮辦和重點村居、企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對重大決策、重要政策、重點工程項目和重要改革事項，進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評估，實現了“被動求維穩”到“主動創和諧”跨越。二是構建社會矛盾排查調解控制體系。全市建設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個部門組成的社會矛盾化解專項小組，建立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協調會議制度。三是構建公共安全防范體系。堅持網上網下相結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務”、“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實責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預判預警、安全隱患排查整治、常態化治理、依法嚴打和社會治安防控“五項機制”，形成了全覆蓋、全時段、網格化、數字化“兩全兩化”的公共安全防范體系。四是構建社會穩定督查考核獎懲體系。加強量化考核和動態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務分解、責任到人、督導檢查、調度通報、觀摩評比、打分排名、考核獎懲”責任體系，實現了責任落實、督導、倒查、追究“一條龍”。
（三）完善提升“兩大保障”，激發社會治理活力。一是強化法制宣傳實踐。在全市集中開展“學三法倡四德促五進”法制宣傳教育實踐活動，通過干部培訓、媒體專欄、知識手冊、手機短信、宣講團等形式進行宣傳教育，把法制宣傳教育延伸到基礎網格、到戶到人，讓法律走進群眾的日常生活二是強化過硬隊伍建設。以品牌政法隊伍建設為突破口，從改進作風、提升能力、增強素質入手，在全市機關開展“服務發展、服務群眾、服務基層，爭創優秀服務機關”主題實踐活動，著眼于打造“認真、專業、務實、廉潔”品牌政法隊伍。
三、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對策建議
目前，通過“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設置，淄博市對現有社會服務和治理體系進行了資源的優化整合，有效地解決了傳統社會管理和服務所存在的資源配置重復浪費和效率低下的問題，社會治理創新工作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同時還面臨著社會治理的組織和人才基礎薄弱、政府和社會的邊界需要進一步明晰、為民服務效能需要進一步提高的問題。推動社會治理創新需要以理念創新為動力，以方式方法轉變為核心，以基層基礎建設為支撐，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一）推動社會組織融入基層治理創新。目前我家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需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壯大起來。一是改革體制機制，也就是打破“雙重”管理體制，降低社會組織準入門檻。對于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門備案登記。二是限期脫鉤。就是轉變官辦社會組織的身份，讓社會組織真正回歸民間，目前推進的是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三是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給有資質的社會組織來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F階段，我國的基層社會組織還處在初級階段，因而，政府應繼續堅持培育和發展的理念，為基層社會組織的成長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目前我們國家正處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深入推進的過程中，既是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又是社會矛盾凸顯期。從大量的社會實踐看，當前矛盾糾紛呈現出主體多元化、涉及領域廣泛化、訴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觸發低、突發性強的特點。第一，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框架而言，應當立足于社會公正的理念，切實維護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這樣才能理順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會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夠從源頭上減小社會矛盾產生的幾率，減弱社會矛盾的“烈度”，從而有效地穩住社會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會服務效能。完善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著力點應該放在社區，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一要堅持群眾觀點，始終尊重群眾意愿。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首要前提。實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廣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況下實施，這樣，民生實事才能真正辦到群眾心坎上，群眾才會滿意。二要用心用腦用力，沉到一線抓小抓細抓實。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關鍵所在。基層工作千頭萬緒，都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線，從細處入手、從小處抓起，把關系群眾切實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實處。三要健全完善長效機制，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為民服務的熱情。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不竭動力。為民服務是一項經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調整、人員變化而使聯系斷了線、服務打了折，必須健全和落實長效機制，一以貫之地抓執行，使為民服務成為每一名黨員干部分內職責。
參考文獻：
隨著旅游大眾化時代的到來，以及移動通訊、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為了更好地滿足大眾旅游消費群體的需求，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多樣化、個性化的旅游服務，“智慧旅游”應運而生。
一、現狀與問題
無錫智慧城市建設起步早，成效顯著，作為國際IEEE智慧城市試點城市，已經形成獨特的“無錫模式”。在此基礎上，無錫先后成為全國首批18個“國家智慧旅游試點城市”之一，江蘇“智慧旅游城市聯盟”成員，智慧旅游建設快馬加鞭。
從總體建設進展來看，基于頂層設計理念的較成熟完備的智慧旅游框架體系尚處于研發階段。在具體構建上，存在著多角度出發的各類模型。到目前為止，無錫市還沒有明確的建設主題和框架結構，換言之，就是缺乏整體性的頂層設計，已經存在相關部門和旅游企業單位各自為政、條塊林立、信息孤島的現象。
二、智慧旅游頂層設計理念
（一）立足城市與區域?！傲⒆愠鞘信c區域”首先，在“智慧無錫”和“智慧江蘇”建設的大背景下，無錫市智慧旅游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頂層設計就應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種資源，將其發展戰略、建設目標和建設舉措等方面與之相呼應，避免重復建設。其次就是要結合江蘇和無錫的實際情況、符合無錫的城市特點、凸顯無錫的城市個性、文化內涵，堅持從城市與區域出發，又回歸區域與城市的理念。
（二）面向市場與產業。首先，智慧旅游作為一種經濟行為，也要尊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注重智慧旅游項目的產業化運營。充分利用市場和激活各類資源要素，為智慧旅游項目運營提供有力的市場支持。其次，要避免項目靜態化和孤立化的傾向，從產業體系層面進行設計，拓展智慧旅游空間，催生智慧旅游產業鏈，拉動智慧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的良性互動，希望早日建立無錫市智慧旅游產業聯盟，為全省乃至全國智慧旅游建設提業模式借鑒。
（三）基于系統開發與運營。首先，智慧旅游作為“智慧無錫”和“智慧江蘇”大系統的一部分，在進行頂層設計的編制時，應當以系統論的觀點和方法進行指導和考量，確保智慧旅游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結構性，進而提出無錫市智慧旅游系統的概念和技術架構圖。其次，智慧旅游系統的開發和運營過程中，要系統地對涉及的各類軟件進行規劃設計。
三、基于頂層設計理念的無錫智慧旅游發展路徑
（一）以無錫智慧城市平臺大數據體系為基礎，設計和構建無錫旅游公共信息服務平臺
目前，無錫市已基本形成了“一中心（城市大數據中心）+四平臺（電子政務服務平臺、經濟運行綜合服務平臺、城市管理綜合服務平臺以及民生綜合服務平臺）”的智慧城市建設基礎信息平臺布置格局。無錫旅游公共信息服務平臺建設，必須依托城市和?^域的大數據生態體系，以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等現代通信技術為基礎，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務云平臺和數據庫，實現旅游行業信息的收集、分類、處理、的自動化。
（二）以行業建設規范標準的頂層設計和研究制定，推動旅游業態“智慧旅游”服務體系建設
需要頂層設計、進一步優化的智慧旅游規范標準涵蓋旅游業主要業態，包括智慧景區、智慧飯店、智慧旅行社、智慧鄉村旅游建設的規范化標準化要求。在此基礎上，以行業要求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推進智慧旅游景區、智慧酒店和智慧旅行社試點示范建設，強化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在景區、酒店和旅行社中的應用，促進和提高其智能服務水平，提升其智能服務質量；推動和逐步完善旅游鄉村信息化、智能化建設，進一步引導旅游鄉村旅游環境與公共服務建設，促進旅游鄉村電子商務建設和推廣。
【關鍵詞】基層 社會管理與服務 模式
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模式分析
行政主導模式。行政主導模式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與服務方面的主導作用，從多方面利用新的管理和技術手段來實現社會管理與服務創新，這種創新主要有政府內部機制創新和管理信息技術創新兩種途徑。
第一，政府內部機制創新。內部機制創新是指改變政府內部的職能與結構，通過理順部門關系、優化組織結構、創新機制體制、強化業績導向來創新基層管理和服務模式。
推動政府內部職能的轉變。通過調整政府內部職能與結構，規范治理行為，提高管理和服務的供給效能。北京市清源街道辦事處的參與式社區治理是政府內部機制創新的典型模式，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轉變街道辦事處職能。街道辦事處在服務項目執行過程中逐步轉變為為社區服務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和監督指導，實現了由原來的直接提供服務向為社會組織服務和提供服務資源的轉變。二是推動社區服務中心從管理轉向服務。社區服務中心從行政工作下派轉變為與社區共同協作開展社區服務項目，承擔服務項目管理的設計、咨詢、監督以及項目資金使用的審計等職責，發揮溝通街道政府與社區居委會的橋梁作用，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角色轉變。三是服務項目從政府制定到以社區需求為導向設置。服務項目根據社區特點并在需求調查基礎上設置，由社區居民、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中心、街道部門以及社會組織共同參與評選，確定社區項目。
健全內部競爭機制和績效考核。通過給政府部門以壓力，改善其服務意識，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歐盟國家推出的適用于公共組織的通用評估框架（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縮寫為CAF）吸納了全面質量管理、平衡計分卡和卓越績效模式等企業績效管理工具中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經驗，成為公共組織績效管理的先進工具。深圳市龍崗區2008年試點整體等效導入CAF，尤其是引入以公民為中心的導向，即以顧客群體確認的重要領域和組織能夠改進的特定服務領域為基礎，在職能轉變、運行機制、工作流程、改進管理方式和建立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關系等方面，實現事務性管理向愿景管理、從局部管理向系統管理、從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從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的轉變。
第二，管理信息技術創新。目前管理信息技術創新主要是網格化管理和數字化管理相結合。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地理信息系統和無線通信等多種數字技術，將社區細劃為網格，形成精細化的管理單元。為每個網格整合配置網格管理員、網格助理員、網格警員、網格督導員、網格黨支部書記、網格司法工作者和網格消防員“七種力量”，并在基礎數據平臺基礎上，運用移動智能終端，結合移動互聯網技術，實現各類數據的實時采集和基礎數據的動態更新，準確掌握網格內的基礎數據、民情民意。
數字化管理實質是政務信息化系統的一部分，將電子流程管理與服務通過現代網絡技術進行集成，對政府需要及擁有的信息資源、關鍵數據進行深層次挖掘、分析、利用和管理，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務能力。
協同治理模式。協同治理模式是通過更新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形成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相結合的社會管理與服務新格局，以此實現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促進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能力的提升。根據基層組織內部創新的不同層次，協同治理大致可以分為管理組織協同化和運行機制協同化。
第一，管理組織協同化。管理組織協同化側重于從組織架構方面創新基層管理與服務的組織結構，構建多元化的參與主體，實現組織目標的重新定位和不同組織之間資源的重新配置。浙江省慈溪市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協同治理就是管理組織協同化的典型。2006年4月，慈溪市率先在坎墩五塘新村創設了“村級和諧促進會”，以人際和諧為目的，以村（社區）為單位，由市鎮兩級黨委政府引導推動，當地群眾與外來建設者共同發起，把外來人口服務管理納入基層自治范疇，解決村（居）兩委會在外來人口管理上的缺位。隨后，這一社會組織的功能由融合為主向參與基層社會協同治理拓展，形成了以村（社區）黨支部為核心、村（居）民委員會為主體、村（社區）經濟合作社為支撐、和諧促進會為依托、社會各界群眾廣泛參與的基層管理與服務模式。
第二，運行機制協同化。運行機制協同化是為原來獨立的社會管理服務的政府組織（包括“條”上的職能部門和“塊”的綜合管理機構）和社會組織建立共同解決公共問題的網絡，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合作互惠的組織結構和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協作的機制。義烏市總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就是運行機制協同化的典型。義烏市總工會通過與新聞媒體、律師事務所、勞動部門、司法部門、兄弟市縣工會、高等院校等先后實現社會性聯合。一是發揮工會組織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源、組織資源和制度資源的作用，建構工會工作體系。二是把政府管理的過程性與社會團體的互動性結合起來，形成“互聯、互動、互補”的社會管理運行機制。
社區治理模式。從行政權力和基層民主變化的取向來看，社區治理出現了形式各異的模式。
第一，議行分設模式。議行分設是按照“社區自治、議行分設”的原則，將居委會在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行政、服務和自治職能歸位于自治組織，形成“議”與“行”的并立同行。其代表是深圳鹽田區社區管理體制改革。
社區服務站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撥付的社會公益服務資金、購買社區服務的專項資金以及服務站開展低償社區服務項目的自收經費。社區居委會則履行社區自治功能，由居民依法民主選舉產生，其功能是充當政府組織、社會中介組織與居民之間的橋梁，將居民的權利要求轉達給政府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并代表居民對政府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的行為進行監督，其經費來源于政府撥付的辦公經費、資產的收益資金及向社區募集的資金。
第二，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行政調控機制與社區自治機制相結合、行政功能與自治功能互補、行政資源與社會資源相整合、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互動的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模式。
寧波市海曙區構建新型居家養老服務體系是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4年3月，該區政府出臺政策，試行為高齡、獨居的困難老人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區政府以改革職能履行方式為出發點，將擴大社會參與作為重要內容，尋求與社會組織和社區之間的合作，吸引社會資源參與養老工作。政府主要扮演服務規劃者和購買者角色，形成了“政府扶持、非營利組織運作、社會參與”的合作機制?！罢龀帧敝竻^政府將購買服務的開支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向星光敬老協會購買居家養老服務?！胺菭I利組織運作”指星光敬老協會負責項目運作?！吧鐣⑴c”指整合和利用社會資源，一方面實施“義工銀行”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整合社會企業資源，將居家養老和社會企業提供的信息服務平系起來。
完善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的建議
各種模式的實踐經驗表明，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強化社會協同治理、增強社區治理能力等是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證。為了加強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還需要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下工夫。
推動社會管理與服務制度化發展。一方面，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社會政策的發展和完善。社會政策的本質是通過政府的再分配以縮小社會成員初次分配差距，提高全體成員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必須在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方面進行統籌規劃，通過頂層設計勾勒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的框架，與國家社會政策融為一體。
另一方面，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必須厘清政府、社會與市場的職能，將應當由市場、社會完成的治理功能交還給市場與社會之后，政府要加強公共服務部門建設，完善公共服務監管。其要件在于以組織方式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以制度化的途徑完善政府的服務監管、資源支持等職能。
增強社會組織管理服務能力。著力構建政府主導、資源激勵、合作互補的新型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機制，解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居民參與不足、多樣化社會需求難以滿足的問題。一是形成制度化、有序化的公眾參與渠道。政府應釋放社會空間，要尋求“信息相關”、“業務相關”和“需要相關”等協同的粘合因素，推動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合作治理。二是推進公共服務組織體系建設。三是強化社會工作體系建設，使社會工作者能融他們所具有的社會“管理職能”和作為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行為”為一體。
明確社區服務管理目標。一方面要明確社區是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的落腳點，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要圍繞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展開。另一方面要解決好基層服務管理與社區居民需求之間的矛盾，關鍵是以“服務”來強化基層的社會網絡，加強鄰里互助、增強地區歸屬感，培養互濟互助因素，培育基于互惠主義的服務機制。
增強社會資源動員能力。一方面，政府要夯實基層組織基礎，將資源下沉到基層，讓基層真正有人力、有資源、有手段去為群眾提供服務。另一方面，要根除基于政府提供服務管理資源的依賴性，著力解決社會資源動員能力匱乏的問題，其重要的路徑就是使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通過理性的集體行動破解政府公共服務資源供給不足的困境，加強社會組織的資金籌集能力，推動其可持續發展。
這次全國范圍內的基層官員“跨級直訓”，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多年來廣為人知的現象――群眾“越級上訪”。兩者不但在形式上比較接近，在內容上也都具有某種“向上求助”的特征。
對基層官員之所以要“跨級直訓”，主要是因為不少地方矛盾和糾紛增多、頻發、維穩壓力加大，而一些地方黨委、政府等公權機關僅憑傳統經驗已無法妥善應對，有時甚至會激化矛盾。因而，他們需要進京學習新的治理理念和處理具體事務的技巧，以便回到地方后能學以致用。
相應地，一些群眾之所以越級到省里或中央上訪，主要也是由于鄉鎮、縣市未能妥善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令群眾漸漸失去對縣鄉一級公權力機構的信任，轉而寄希望于省里特別是中央出面。
這樣看來，縣鄉一級基層公權力機構在社會治理方面的低效乏力，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通過對基層官員的“跨級直訓”，能大幅提高基層公權機構的執政能力，令群眾反映的問題大都能在基層得到妥善解決，群眾越級上訪的動力將大為減弱。另一方面，如果群眾的越級上訪，能經由省里和中央向縣鄉一級公權力機構形成壓力，推動這些機構厲行善政，那么縣級官員大約也就無需進京接受“跨級直訓”了。
但實際情況是，群眾越級上訪無非換來了省里或中央部門的一紙“批轉”，所反映的問題并未得到妥善處置，久而久之矛盾反而愈加激化。既然群眾越級上訪的作用有限，那么，對此次縣級官員進京接受直訓對于改善基層社會治理的作用，也不宜做過高的估計。
筆者認為，針對上述難題，治理思路不妨從“向上求助”轉向“反求諸己”。其核心是，要在完善基層社會的內部治理結構上做文章，充分挖掘基層社會的自治資源，發揮地方公權機關之間的權力制衡作用和公眾權利對權力的制約作用；不斷強化基層群眾自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機制，改變“權力自上而下賦予、權力者自下而上負責”的權力授受、行使與履責鏈條，促使基層公權機關更多地對自己的權力來源――當地選民和公眾保持敬畏，更多地對選民和公眾的利益負責；并在基層社會形成穩定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使調處糾紛、解決矛盾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對基層社會而言，這將是一個十分艱難但不得不堅定進行的轉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基層地方的國家權力機關，縣鄉一級人大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h鄉一級人大一方面需要扎實推進自身改革，增強為選民代議、維護公共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強化自己監督“一府兩院”（鄉鎮只有“一府”而沒有“兩院”）的職能，以形成“人民選舉、監督（彈劾、罷免）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選舉、監督（彈劾、罷免）官員”的機制，使公眾可以通過人大充分表達自身訴求、維護自身權益并監督公權。
按照組織安排，我參加了以“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題的定向培訓班的學習，經過五天的學習，讓我受益匪淺，感觸很深。
在五天的學習過程中，我嚴格遵守了培訓要求和紀律，細致聽講，認真學習并做好筆記，老師們精彩講述，通俗易懂，豐富的學習內容，緊湊的課程節奏，讓我的思想得到了提升。特別是經過專題講座、現場教學、交流討論，讓我從先進典型身上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指明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在培訓班上，通過xx教授對基層黨建引領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精彩講解，讓我對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主要抓好鄉鎮黨建重點工作任務，夯實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嚴格做好基層黨支部雙化建設，掌握各黨支部工作。xx教授做的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探索與實踐解讀，深入淺出，剖析入理，讓我影響十分深刻，對于我學習掌握好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有非常大的幫助。葉林教授關于城市治理現代化的“三化”分析，為基層城市治理提供了指導，對我今后進行基層治理提供努力方向。xx教授對智慧城市建設和社會治理創新的精彩講解，使我深刻認識到創新驅動城市化發展的重要性，基層治理需要智慧創新不斷提供內驅動力。xx教授對城市社區治理難點及其突破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城市治理的重難點，用實際案例和淺顯易懂的講解方式，為我們提供了“突圍”的方向和策略。xx專家在講解城市治理中突發事件的危機管理與輿情應當上，通過深圳治理經驗，結合南雄實際，在面對突況時提供的清晰的解決思路，并分享了深圳治理過程中提前預防的有效措施，很好的提供了解決類似突發事件的化解路徑。xx處長針對基礎依法民主治理的深圳實踐--以街道辦事處為例進行了分享，全面分析基礎治理過程中民主治理的重要性，讓我收益良多。培訓期間還組織了相關現場教學，讓我深刻體會到深圳城市治理過程中的先進經驗，使我內心得到深深的震撼，也更加堅定了我朝著城市治理現代化方向的步伐。
一、充分認識深入推進“百姓說事點”創新發展的重要意義
“百姓說事點”是在基層司法行政工作實踐中產生的，是“楓橋經驗”在的生動實踐，深入推進“百姓說事點”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深入推進“百姓說事點”創新發展是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舉措。“百姓說事點”是在群眾經常聚集的地方，為百姓搭建的說事、議事、調事平臺。通過這個便捷的平臺，暢通百姓的訴求表達渠道，就地解決問題。通過“百姓說事點”的創建，能夠實現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實踐證明，“百姓說事點”的創建是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實踐，深入推進“百姓說事點”創新發展是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要。
二、深入推進“百姓說事點”創新發展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
（一）堅持黨的領導。深入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精神，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黨的領導貫徹到“百姓說事點”創新發展的全過程各方面，確?！鞍傩照f事點”工作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二）堅持服務為民。認真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人民群眾滿不滿意作為衡量“百姓說事點”工作的根本標準。
（三）堅持傳統和現代治理理念相結合。在“百姓說事點”的日常工作中要把中華傳統治理智慧和現代治理理念結合起來，著力預防、化解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沖突，努力促進“百姓和順、城鄉和美、社會和諧”。
三、深入推進“百姓說事點”創新發展建設的工作目標
（一）推進“百姓說事點”規范化建設
1、在鞏固縣原有百姓說事點的基礎上，縣局決定在每個鄉鎮打造2個百姓說事點示范點，不斷加強“百姓說事點”規范化、標準化建設。統一制作上墻信息處理流程，制作統一規范的調解文書，配備相應的電腦、卷柜、專業調解書籍、調解桌椅等辦公設備，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加強全縣“百姓說事點”軟硬件建設，努力做到建設一個、規范一個的要求。同時積極促進具備條件的“百姓說事點”向個人調解室過度。
2、計劃在加強對“百姓說事點”硬件設施投入的基礎上，同時加強對人員隊伍的建設，注重選擇鄉賢社賢、特別是從黨政機關尤其是政法機關退休的人員中黨性強、熱心公益事業、熱愛人民調解工作的同志參與到“百姓說事點”的工作中來。充分發揮他們懂政策懂法律的優勢，既能幫助調解矛盾糾紛，又能起到傳幫帶的作用。加強對“百姓說事點”調解員（信息員）的業務培訓，提高基礎法律素養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批“做得好、信得過、叫得響”的“調解員（信息員），為“百姓說事點”和個人調解室融合發展創造條件。
（二）充分發揮“百姓說事點”的職能作用
“百姓說事點”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探索，解決基層人民群眾矛盾糾紛的工作機制和平臺，要重點通過以下5方面發揮職能作用。
1、社情民意收集點。要注意收集小到家長里短、鄰里矛盾，大到房屋拆遷、土地糾紛等與百姓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各類問題，通過“百姓說事點”反映出來，為政府服務改善民生和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提供參考。
2、矛盾糾紛化解點。要注意通過"百姓說事點”積極搜集民情信息、化解矛盾糾紛,以其更早掌握信息來源、更貼近群眾、更讓群眾樂于接受的形式，及時化解大量矛盾糾紛，有效維護基層社會和諧穩定。
3、公共法律服務點。邀請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等法律專業人員現場解答咨詢，宣傳普及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教育和引導群眾既要懂法守法，又會用法，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4、致富信息傳播點?；鶎铀痉ㄐ姓C關要會同各相關部門利用這一平臺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群眾提業信息，聘請專家講解種養殖以及外出務工、就業等方面的知識和信息，為群眾提供生產生活所需幫助和服務。
5、干群關系聯系點。司法行政機關要積極引導基層司法行政工作人員經常到點上走訪，與群眾保持溝通聯系，及時解決群眾利益訴求，不斷提升和政府特別是基層干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四、深入推進“百姓說事點”創新發展建設的工作方法
要積極探索及時、便捷、有效解決人民群眾矛盾糾紛的科學方法，強化為人民服務，著力在以下5個環節上下功夫。
1、事前問事。村（社區）調解員每周到“百姓說事點”排査走訪一次，及時掌握“點兒”上收集上來的村（社區）的重點人思想動態、可能發生的矛盾糾紛，將矛盾糾紛排査梳理結果報告給司法所，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2.隨時說事。說事點要開通“說事電話”，設立"說事記錄本"，信息員每天在點上現場傾聽百姓說事，群眾可以隨時隨地到說事點來，提意見、說建議、談看法，反映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3、及時調事。建立“百姓說事點”內容登記制度，根據不同情況對群眾反映的問題進行分類梳理。能夠當場答復處理的，由信息員、村（社區）調解員或司法所工作人員當場答復，使群眾訴求得到及時解決。
4、定期議事。對于群眾提出的重大疑難問題和事項，當場不能解決答復的，司法所要及時上報鄉鎮（街道）黨委政府，由其責成綜治、等部門或報請上級相關部門研究解決，明確辦結時限，由司法所負責定期向提出問題的群眾進行反饋。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社會基礎考察
治安治理作為國家政治的一部分，其過程必然涉及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具體分配。治安治理決策的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等環節，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同時，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反過來也影響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從市民社會理論層面理解和使用“社會基礎”一詞，即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7］。前述以國家和社會為載體的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會基礎。作為有威權統治傳統的中國，整合社會治安資源應注意中國社會的發育程度，即中國基層社會是否擁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資源等。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對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有重要影響，其核心在于基層社會和公眾參與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廣度。除了公眾參與，社會結構、社會信任、社會關聯類型等也會影響社會治安治理的運行過程。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基層社會對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影響：一是在基層社區范圍內，從微觀層面考察基層社會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縣域范圍內，從中觀層面分析社會力量對治安治理的影響；三是在國家范圍內，從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宏觀層面分析市民社會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從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現狀考量，治安治理資源整合面臨的困境在于：社會資本存量的匱乏和市民社會發育狀況不理想。①首先，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建國后高度發達的行政體系以及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性對基層社會結構的建設性破壞導致市民社會尚未構建起來，國家力圖培育的基層民主與預期目標之間仍有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治安治理在基層社區的運行，社區警務、社區矯正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即是例證；其次，市民社會的不成熟往往伴隨著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削減了靜態社會結構下遺留下來的社會資本存量，導致當前中國的社會資本總量比較匱乏，社會參與的熱情、廣度、深度均不夠，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徑。由于社會的轉型，我國缺乏長效的制度和機制調動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開展治安治理工作，這是社會參與的實踐困境。在國家治理理論中，發達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會治理的決定性因素，但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無法孕育發達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導致傳統中國無法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在當今中國，治理模式的轉變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發達的公共精神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8］。對于治安治理而言，社會參與的貧弱也就意味著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社區為依托，從培養社區的“公共精神”著手。治安治理能夠取得成效的基礎和關鍵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區及社區公眾。一方面，社區公眾對安全的訴求是警察開展工作的動力和方向，社區公眾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問題有最為直接的感受，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是警務決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區公眾參與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內容，不僅僅是提供建議和意見，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到治安治理中來，社區公眾能否參與、參與的范圍與程度是否合理、參與方式是否科學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關鍵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組織能力的相對缺乏，公眾的參與并非順理成章，而必須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組織、協調，以整合社區公眾的力量，發揮社區公眾的作用。因此，必須有意識地培養“公共精神”。公眾參與治安治理必須使其意識到：作為社區成員，社區治安事關自己切身利益，諸多治安問題僅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難以解決，自己有義務參與治安問題的解決。參與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簡單的協助，而是作為主體之一共同解決治安問題。所以，公眾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社區安全系數和心理滿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觀念［9］。與西方相比，我國社區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普遍不高。社區公眾的參與分為兩類：一是動員性參與；二是自覺性參與。在我國，動員性參與一直是主要的參與方式，但這種參與方式的持久力不夠，隨意性較強，難以保持長久的效力。據托馬斯•海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國沈陽、重慶和深圳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38名市、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各級地方官員和140名經篩選出來的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程度普遍不高。比較而言，沈陽的社區參與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員工，鄰居之間相互認識，人們對國家的期望很高，黨員在社會參與中占有較高比例；重慶的社區參與程度處于中等水平，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明顯小很多，黨員在社會參與中的比例也較低；深圳的社區參與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內部缺乏地域性聯系，人們相互不認識，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群體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生活態度［10］。雖然該項調查不能說明整個中國的社區參與狀況，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由于傳統中國是一種威權統治，在這種統治模式下，民眾習慣于服從而不是參與，造成當前培養“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難。實際上，即便是在以鄰里守望為主要方式推行社區警務的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公眾對鄰里守望的參與熱情也在下降。這說明，即使在社區參與程度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治安治理中的社會參與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我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官僚體制下國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會力量發育不足的現實難題，通過各種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區自我管理活動等，培養社區公眾的參與精神，并使傳統的動員式參與逐漸轉化為自覺性參與。只有社區發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組織才能作為制度固定下來并得以自覺自發地長期實施。
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路徑設計
在治安治理實踐中，我國一貫重視對治安治理社會資源的挖掘，注重發揮群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從具體實踐看，這種做法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社會參與治安治理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安全責任的轉移，即本應由政府完成的維護治安的職責被轉移到基層社區，這種做法從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質疑。從理論上看，政府在將治安治理的某些責任轉移給市場化的組織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須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給的市場化與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應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私人產品所固有的差異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會轉型中，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為輔助力量，與政府協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彌補國家治理資源貧弱的結構性缺陷，但政府必須牢牢掌控治安服務的質量標準和監督權，以彌補和遏制治安服務市場化與私營化的消極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創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導致社會資源的整合效果比較有限。從全國來看，不少地方根據地方治理經驗創造出了適合本地實際的整合機制，但作為常態化的制度并未系統性地確立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治安治理資源的運用。的確，由于性質、權力內容的不同以及具體方法的區別，治安治理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發揮的空間和效果存在一些差異，這就需要用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制度進行整合，優勢互補，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分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力量和基層社區之間以警察為紐帶，建立長期的協商溝通機制，將雙方的力量有機整合；二是國家力量與市場化組織、基層社會與市場化組織之間以契約方式由市場化組織完成對公共安全產品的生產供給，為治安治理提供市場化的補充。通過制度創新和市場化手段，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發動基層社區的力量開展治安治理。首先，這種模式堅持依靠國家現有的制度資源，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的協調作用，使警務工作圍繞著基層自治活動展開，避免了公安機關直接指揮帶來的抵觸和對抗情緒，也使居委會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發揮。其次，這種模式根據不同情況通過方法創新充分挖掘基層社區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場化的保安組織，將公安機關的工作與小區物業、大型商貿城、娛樂場所、金融單位和重點企業等區域的保安工作聯系起來，有效整合利用這些區域的治安治理資源；另一方面則通過有償服務以及動員方式發動下崗職工、低保人員、退休人員、治安積極分子組成專門的安防隊、義務巡防隊，整合社區的人力資源。再次，這種模式堅持立足社區，根據社區的具體問題提出對策，將社會矛盾與社區問題解決在社區，以保證社區的穩定和諧，從根源上解決犯罪誘因，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及其對抗犯罪的能力。具體思路是：在社區外的公共空間，國家力量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資源和方法資源，繼續提供公共安全產品，通過日常巡邏和案件查處，維護社會治安。但這種方法提供的是無差別的安全服務，僅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務難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層次化的安全需求。對此，可以通過自治化和市場化兩種方式予以彌補。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導下，基層社區組建自己的力量開展治安防范。但這種傳統方式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實施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場化手段。如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治安治理資源整合機制的創新中，通過宣傳、發動群眾重組了324支共計1614人參與的義務巡防隊負責社區白天的門棟（店）關照和義務治安巡邏。并在對傳統的義務性群防組織人員結構進行調整的基礎上，著力加強安防隊、保安隊、義務巡防隊的建設。以每月由社區統一籌資發給適當報酬的運作方式，從社區下崗職工、享受低保的群眾中挑選了520名年富力強者組成260支安防隊。①更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據“誰出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市場化的機制推行保安有償承包安防責任制，即以契約的形式將局部區域的治安治理活動交給保安服務公司。當然，這種方式下，國家力量并非不再參與治安治理，而是通過定期的治安聯席會議方式與社區代表、保安組織溝通協商，共同參與治安治理。事實上，在這種模式中，警察組織和社會力量無法割裂，社會力量參與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組織的各種資源，否則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將存在問題。這種模式涉及國家資源、自治資源和市場資源三個主體和指導協商、市場契約兩種合作機制，其性質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區之間是協商指導關系，而社區和市場化的保安組織之間是契約關系，為了確保機制的有效性，必須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從目前來看，上述模式運行較好的社區代表有武漢市民意街社區，其具體做法是經費由社區收取、管理和監督，安保隊的組建也由社區自己負責，派出所只對具體的技術進行業務指導，并對具體的責權利分配進行監督［11］。這種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機關重復收費的嫌疑，又充分發揮了基層社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鶎由鐓^存在差異，具體的治安問題也有其獨特性，作為國家力量的警察組織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難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慮這種差異，作為社會力量的基層社區又缺乏警察組織所擁有的權威性治理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官方資源去解決所在社區的治安問題。合理的解決途徑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進行資源整合，雙方通過對公共利益的考量、對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對具體目標方法手段的選取最終形成共識，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實現治安治理目標。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基層治安狀況較好的社區，警察組織與社區往往有比較好的互動，這些社區可能沒有正式的協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同樣可以起到協商的作用。通過有效的協商溝通，代表國家權力的派出所與基層社區達成共識，以此為基礎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導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資源，形成科學的治安治理資源結構。這種資源整合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多元主體在治安治理中的關系出現多樣化，凸顯了治安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由警察組織主導并以平等的地位與社區進行交流與協商，根據各自的價值需求達成治安治理目標上的一致。在目標的指引下，雙方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通過具體的方法手段實現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標，以維護社區良好的治安秩序，滿足警察組織的職能要求和社區公眾的安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