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1 16: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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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基層社會治理 社區自治 公共問題 民主
在市場經濟體制實行以來，我國政府不斷簡政放權，在社會公共管理方面，逐漸改變為服務性政府，進一步減少了政府的行政主導作用。在社會治療模式方面，中國政府也在不斷尋求一種多元管理模式，強調公民與政府互動，雙方共同管理，而對于社會基層——社區的治理則更多的放棄于民眾，并提出了社區自治的管理模式。社區自治模式，是解決中國社會和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其集合了公共機構和民眾的策略，明確了治理主體，強調公共利益最大化，從而使公眾利益真正得到了保障。
一、“善治”理念對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重構啟示
對于基層社會治理而言，其在解決基層社會公共事務過程中，也要積極維護社會的和諧關系，而這種和諧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的，因此要求政府遵照社會現實，調整社會治理模式?，F階段，我國政府進一步強調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民主化，政府要還權給民眾。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以來，我國政府大動作“簡政放權”，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累積超過700項。在國務院的號召下，各地區各級政府也要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幅度，社會活力空前迸發。簡政放權不僅是過去兩年的改革重頭戲，也將會是未來的重頭戲，而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也要“簡政放權”。事實上，行政主導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已經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因而政府要對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進行重構。但是，重構需要強大的理論指引，而“善治”理念給了我們較多的啟示。
“善治”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管理思想，其中其概念的中心是good governance，“善治理念”主要強調了通過有效的治理，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集體。“善治”對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進行了很好的闡述，具體來看：
（一）合法性質與法治狀態
即公眾和政府均對社會秩序和權威表示認同，并自覺服從。在基層社會治療重構中，我國政府也要保證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并使其社會大眾認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
（二）公眾深度參與
“善治”的基本原則是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等，同時強調民眾的深度參與性質。對于基層社會治療重構而言，民眾（社會組織）參與治理，要體現在政治和社會生活兩方面。中國式的“善治”更加倡導政府和民眾，深層次的友好合作，這樣才能提高公民參與社會建設，維護社會秩序的積極性。
（三）公開與透明
“善治”要求治理過程中，關系公民和組織成員的直接利益事務要保證公開與透明。具體來說，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應告知民眾，政府、政策等治理相關信息，并給予公眾（組織成員）參與治理相關決策制定的機會。此外，也要重視民眾對公共決策的監督職能，進而保證管理政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四）公共服務優質性
“善治”強調治理的關鍵是為公眾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是否優質、高效直接決定管理的成敗。同樣，在重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中，也要保障公共服務的高質量，具體來說基礎建設、軟等都要保證較高的治理效果。民眾與政府的協作管理，將最大限度的突顯公共利益。
從“善治”理念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重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啟發，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集中體現為“還政于民”，完成這個過程也將提升社會自治能力。對于社區自治問題，我國應以培育自治能力為主，進而完成整個治理模式的重構。
二、基層治理模式重構——社區自治的治理路徑
重構社會治理模式其本質就是改革社會管理方式的過程，對于社區治理而言，“自治”要求社會個體要逐步實現“社會人”的轉變，這樣才能做好基礎社會自治與政府治理的良好互動。在治理模式重構中，社區要盡快實現“政府主導”完成到“自治”的轉變，具體來說其治理路徑應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自治主體多元化發展
在社區自治中，需要對政府的職能、管理行為等進行重新定位，以提高治理的規范性。在社區自治中，自治主體已經發生了改變，其包括政府、公民、社區組織三部分，與傳統治理模式相比，重構后治理主體不再單一，而是出現了多元化發展。在社區自治中政府仍占有關鍵的主體地位，但是要保證社區的公民充分發揮其管理的職能。作為政府，要重新定位自身參與社區建設角色，將原有“全能政府”職能進行分解，讓各類社會事務管理下放至公民治理。同時，近年來一些社會非營利組織逐漸開始承擔起行業內社會事務的管理，這使得政府不必浪費精力管理紛繁的事務，社會非營利組織已經成為基層政府的左膀右臂。由此來看，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將作為政府的補充力量，在社區自治中擔負起重要的責任。在社區自治主體向多元化轉變的過程中，還應完成以下幾個任務：
1.定位權力與關系。應構建新的現代社區組織結構，傳統的自上而下單向權利運行結構不能滿足合作、協商的多方管理關系。因而，要構建一種上下聯動的互動管理模式，要求多方管理主體可以進行良好的合作、協商。定位權力與關系的關鍵是保證管理主體處于一種伙伴關系，多方主體可以友好的協商確定管理目標，這種多方認同的管理模式也將提高公共事務的效率?，F階段，政府要“簡政放權”，提高社會非營利組織、社區公民的主體地位，共構建三者“鼎力”的社會組織結構。
2.加強社會非營利組織培育。社會非營利組織作為第三部門組織，應突顯其社會服務功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中，各行業的自治管理需要一些行業組織、社會非營利組織進行管理，而政府加強這些組織的培育，將極大減輕政府管理的負擔。這些組織屬于民間力量，也是重要的社會資源，應鼓勵這些組織發揮出應有的社會服務功能，達到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目的。社會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社會服務內容主要為中介服務和針對兩部分，這樣能迅速解決問題，同時也能提升服務的專業性。
3.激發內各方參與社區建設熱情。社區自治的效果直接關系社區內每個個體，因而要廣泛調動社區內各單位的參與積極性，營造社區共建的氛圍。當前，我國社區內各單位參與管理的程度較低，且參與熱情不高，尤其是一些私營企業參與率較低等。因而，在社區管理中，要積極宣傳社區共設的精神，鼓勵各方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管理。同時，要完善制度規范，如政務公開制度、社區管理體制、聽證制度等，從而用制度規范社區自治。
（二）自治方式轉向復合型
傳統社區治理方式以“管制”為主，強調單一治理主體（政府）絕對的管制權，而在社區自治中要打破這種絕對控制的統一管理模式。在重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中，要體現出治理主體服務社會成員的理念，并不進行統一化管理，而要尊重社會個體的差異性。因而，社區自治的自治方式，應是服務、協調、回應等組成的復合型管理方式。社區自治方式要趨于復合型發展，可以運用法律、政治、文化等多種手段。
1.加強改革措施完善。社區自治一次全面的改革，改革離不開各項改革措施的支持。首先，要加快社區改革相關法律制度的建設，構建一套完整且規范的社區法律體系，使社區自治模式規范化、制度化，同時為社區自治深化提供法律依據；其次，要完善社會政策，體現社會公平正義，注重公民的權益，促進社區治理向民主化發展。
2.明確公共服務的需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民間組織公共服務能力顯著提升，我國政府已經開始向民間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未來應進一步明確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以提升公共服務質量為原則，增加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種類和數量，這些公共服務將覆蓋教育、扶貧、衛生、教育等社會領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較為有限，而購買公共服務可以為公眾提供更加多樣化和異質化的公共服務。但是，當前基層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量較少，不能滿足公眾的現實需求，因此要求政府轉變態度，鼓勵民間力量支持社會建設，并針對現有公共服務的不足，購買公共服務。此外，基層政府還要加強公共服務供給信息評估公開，使社區民眾可以監督政府行為。
一，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求變。
從建國到改革開放，我國城市化進程進行相當緩慢，1950年到1980年的這30年里，全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從28.4%上升到41.3%，而我國卻僅從11.2%上升為19.4%?？墒请S著改革開放的開始實施，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我國城市化進程得到迅速推進。按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公報，我國城鎮人口比重已為49.68%。2012年10月31的一份報告更顯示我國內地2011年城鎮居民的比例已超過農村居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3%。這標志著我國從以農村發展為主進入到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成長階段。正因此，如此迅猛發展的城市化進程、整個社會結構的極大變化，帶來諸多新的社會問題，無論主觀還是客觀的因素都促使和要求城市社會的管理必須要適應新的發展，從而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在發展中求變。
二，社會人口的結構性變化，促使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變革創新。
社會人口的結構性變化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城市流動人口的急劇膨脹。伴隨勞動人事、流通體制、社會保障、戶籍等制度的改革，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動空間在我國社會出現。城鄉之間，原來附著于農田的農民大量流入城市，出現一波波全國規模的民工潮；單位之間，職員的流動已日漸頻繁，大量國企職員流入外企私企，大量內陸人才流入沿海城市。這些城市流動人口的劇增，給城市基層管理與社會治安帶來了極大壓力，城市原有社會系統及其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既定平衡被打破，以行政隸屬關系與行政命令建立起的傳統基層管理體制也受到嚴峻的挑戰，原有社會治理模式在應對新情況與新問題時的捉襟見肘和無能為力也暴露無疑，這些都逼迫著對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進行變革和創新。二是人口的迅速老齡化。我國現有老齡人口已超1.6億，且每年還以近800萬的速度遞增。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尤其是失能老人和高齡老人年均百萬的增長速度，使全社會在對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醫療保健、康復護理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顯，養老問題已日趨嚴峻。因此這種形勢也要求新的治理模式能在社區范圍內為老年人們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與生活環境，完善文體娛樂、醫療保健以及公共安全等多項服務，以便滿足人們安度晚年的需要。
三，單位制的瓦解，客觀上要求街居或社區發揮更多的社會整合功能。
在改革開放后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變化，打破了原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基層社會的管理模式在經歷了一段單位制管理后，也逐漸朝街居制和社區制發展，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源由國家依靠行政指令計劃配置的局面一去不返，職工的生活也不再由單位來全面控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更帶來國有企業和政府事業單位的全面改革。國有企業開始學習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努力提高自身市場競爭力；政府事業單位則改革管理體制，提高工作效率，一步步開始推行政企分開、政社分開和事社分離。因此，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使得單位制的運行基礎不復存在，也同時產生了更多、更新的社會問題，讓原本依靠單位制進行控制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出現了社會控制的真空。而伴隨單位制的弱化，這些從企業、單位剝離出的社會職能以及政府轉移出來的服務職能，迫切需要由新的城市社會管理機構來承接。而無論是基層社會管理問題，還是下崗失業問題，抑或是社會信任問題，又都與街道、社區密切相關，所以需要街居和城市社區來發揮作用。
四，街居制的職能超載和職權局限，迫使在更廣泛的社區范圍內構建治理模式。
隨著城市基層管理中越來越多新領域的不斷出現，在單位制朝街居制轉化的同時，街居制本身的負載量在不斷加重。一是單位制的瓦解導致的單位職能外移，需要街居來承接。二是外來人口、無單位歸屬人員的增多以及人口的老齡化的加劇，無形中給街居的職能增添了更多更新的管理與服務工作。再則我國推行的城市管理體制改革，使管理重心下移，將原來實行“條條”管理下，由諸多部門負責的相關任務，直接下放到街區，給街區管理一下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和壓力，如民政福利、市場管理、交通道路、園林綠化等管理任務。由此可見，當前的街居體系不但要承接原有的單位所剝離的職能，還要肩負更多更新的管理職責；不只是承擔行政功能，還要擔負社會功能，甚至不少的街區更承擔著部分經濟功能?？杀M管街居制的職能已大大超載，卻依然很難滿足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街居體系雖然承擔了這些新增的職能和任務，可街居的權力卻非常有限。當前的情形是，上一級的政府及各職能部門越來越多地將大量的事務和職責轉到街道一級，但街道辦事處卻沒有相應的權力和法定地位來承接這些事務，不僅財政及人員編制受制于上級政府，而且也沒有足夠獨立與完全的行政執法權和行政管理權，更多的是充當行政職能傳遞者的角色，受制于各職能部門的委托。因此，街居制因為自身的現實困境并不能全力承擔起所有的工作，還需要在社區范圍內建立一個政府和其它各種非政府組織以及居民的共同參與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服務網絡。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社會基礎考察
治安治理作為國家政治的一部分，其過程必然涉及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具體分配。治安治理決策的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等環節，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同時，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反過來也影響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從市民社會理論層面理解和使用“社會基礎”一詞，即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7］。前述以國家和社會為載體的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會基礎。作為有威權統治傳統的中國，整合社會治安資源應注意中國社會的發育程度，即中國基層社會是否擁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資源等。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對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有重要影響，其核心在于基層社會和公眾參與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廣度。除了公眾參與，社會結構、社會信任、社會關聯類型等也會影響社會治安治理的運行過程。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基層社會對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影響：一是在基層社區范圍內，從微觀層面考察基層社會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縣域范圍內，從中觀層面分析社會力量對治安治理的影響；三是在國家范圍內，從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宏觀層面分析市民社會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從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現狀考量，治安治理資源整合面臨的困境在于：社會資本存量的匱乏和市民社會發育狀況不理想。①首先，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建國后高度發達的行政體系以及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性對基層社會結構的建設性破壞導致市民社會尚未構建起來，國家力圖培育的基層民主與預期目標之間仍有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治安治理在基層社區的運行，社區警務、社區矯正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即是例證；其次，市民社會的不成熟往往伴隨著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削減了靜態社會結構下遺留下來的社會資本存量，導致當前中國的社會資本總量比較匱乏，社會參與的熱情、廣度、深度均不夠，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徑。由于社會的轉型，我國缺乏長效的制度和機制調動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開展治安治理工作，這是社會參與的實踐困境。在國家治理理論中，發達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會治理的決定性因素，但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無法孕育發達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導致傳統中國無法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在當今中國，治理模式的轉變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發達的公共精神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8］。對于治安治理而言，社會參與的貧弱也就意味著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社區為依托，從培養社區的“公共精神”著手。治安治理能夠取得成效的基礎和關鍵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區及社區公眾。一方面，社區公眾對安全的訴求是警察開展工作的動力和方向，社區公眾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問題有最為直接的感受，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是警務決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區公眾參與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內容，不僅僅是提供建議和意見，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到治安治理中來，社區公眾能否參與、參與的范圍與程度是否合理、參與方式是否科學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關鍵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組織能力的相對缺乏，公眾的參與并非順理成章，而必須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組織、協調，以整合社區公眾的力量，發揮社區公眾的作用。因此，必須有意識地培養“公共精神”。公眾參與治安治理必須使其意識到：作為社區成員，社區治安事關自己切身利益，諸多治安問題僅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難以解決，自己有義務參與治安問題的解決。參與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簡單的協助，而是作為主體之一共同解決治安問題。所以，公眾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社區安全系數和心理滿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觀念［9］。與西方相比，我國社區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普遍不高。社區公眾的參與分為兩類：一是動員性參與；二是自覺性參與。在我國，動員性參與一直是主要的參與方式，但這種參與方式的持久力不夠，隨意性較強，難以保持長久的效力。據托馬斯•海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國沈陽、重慶和深圳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38名市、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各級地方官員和140名經篩選出來的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程度普遍不高。比較而言，沈陽的社區參與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員工，鄰居之間相互認識，人們對國家的期望很高，黨員在社會參與中占有較高比例；重慶的社區參與程度處于中等水平，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明顯小很多，黨員在社會參與中的比例也較低；深圳的社區參與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內部缺乏地域性聯系，人們相互不認識，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群體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生活態度［10］。雖然該項調查不能說明整個中國的社區參與狀況，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由于傳統中國是一種威權統治，在這種統治模式下，民眾習慣于服從而不是參與，造成當前培養“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難。實際上，即便是在以鄰里守望為主要方式推行社區警務的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公眾對鄰里守望的參與熱情也在下降。這說明，即使在社區參與程度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治安治理中的社會參與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我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官僚體制下國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會力量發育不足的現實難題，通過各種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區自我管理活動等，培養社區公眾的參與精神，并使傳統的動員式參與逐漸轉化為自覺性參與。只有社區發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組織才能作為制度固定下來并得以自覺自發地長期實施。
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路徑設計
在治安治理實踐中，我國一貫重視對治安治理社會資源的挖掘，注重發揮群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從具體實踐看，這種做法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社會參與治安治理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安全責任的轉移，即本應由政府完成的維護治安的職責被轉移到基層社區，這種做法從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質疑。從理論上看，政府在將治安治理的某些責任轉移給市場化的組織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須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給的市場化與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應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私人產品所固有的差異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會轉型中，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為輔助力量，與政府協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彌補國家治理資源貧弱的結構性缺陷，但政府必須牢牢掌控治安服務的質量標準和監督權，以彌補和遏制治安服務市場化與私營化的消極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創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導致社會資源的整合效果比較有限。從全國來看，不少地方根據地方治理經驗創造出了適合本地實際的整合機制，但作為常態化的制度并未系統性地確立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治安治理資源的運用。的確，由于性質、權力內容的不同以及具體方法的區別，治安治理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發揮的空間和效果存在一些差異，這就需要用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制度進行整合，優勢互補，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分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力量和基層社區之間以警察為紐帶，建立長期的協商溝通機制，將雙方的力量有機整合；二是國家力量與市場化組織、基層社會與市場化組織之間以契約方式由市場化組織完成對公共安全產品的生產供給，為治安治理提供市場化的補充。通過制度創新和市場化手段，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發動基層社區的力量開展治安治理。首先，這種模式堅持依靠國家現有的制度資源，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的協調作用，使警務工作圍繞著基層自治活動展開，避免了公安機關直接指揮帶來的抵觸和對抗情緒，也使居委會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發揮。其次，這種模式根據不同情況通過方法創新充分挖掘基層社區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場化的保安組織，將公安機關的工作與小區物業、大型商貿城、娛樂場所、金融單位和重點企業等區域的保安工作聯系起來，有效整合利用這些區域的治安治理資源；另一方面則通過有償服務以及動員方式發動下崗職工、低保人員、退休人員、治安積極分子組成專門的安防隊、義務巡防隊，整合社區的人力資源。再次，這種模式堅持立足社區，根據社區的具體問題提出對策，將社會矛盾與社區問題解決在社區，以保證社區的穩定和諧，從根源上解決犯罪誘因，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及其對抗犯罪的能力。具體思路是：在社區外的公共空間，國家力量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資源和方法資源，繼續提供公共安全產品，通過日常巡邏和案件查處，維護社會治安。但這種方法提供的是無差別的安全服務，僅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務難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層次化的安全需求。對此，可以通過自治化和市場化兩種方式予以彌補。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導下，基層社區組建自己的力量開展治安防范。但這種傳統方式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實施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場化手段。如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治安治理資源整合機制的創新中，通過宣傳、發動群眾重組了324支共計1614人參與的義務巡防隊負責社區白天的門棟（店）關照和義務治安巡邏。并在對傳統的義務性群防組織人員結構進行調整的基礎上，著力加強安防隊、保安隊、義務巡防隊的建設。以每月由社區統一籌資發給適當報酬的運作方式，從社區下崗職工、享受低保的群眾中挑選了520名年富力強者組成260支安防隊。①更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據“誰出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市場化的機制推行保安有償承包安防責任制，即以契約的形式將局部區域的治安治理活動交給保安服務公司。當然，這種方式下，國家力量并非不再參與治安治理，而是通過定期的治安聯席會議方式與社區代表、保安組織溝通協商，共同參與治安治理。事實上，在這種模式中，警察組織和社會力量無法割裂，社會力量參與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組織的各種資源，否則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將存在問題。這種模式涉及國家資源、自治資源和市場資源三個主體和指導協商、市場契約兩種合作機制，其性質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區之間是協商指導關系，而社區和市場化的保安組織之間是契約關系，為了確保機制的有效性，必須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從目前來看，上述模式運行較好的社區代表有武漢市民意街社區，其具體做法是經費由社區收取、管理和監督，安保隊的組建也由社區自己負責，派出所只對具體的技術進行業務指導，并對具體的責權利分配進行監督［11］。這種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機關重復收費的嫌疑，又充分發揮了基層社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鶎由鐓^存在差異，具體的治安問題也有其獨特性，作為國家力量的警察組織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難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慮這種差異，作為社會力量的基層社區又缺乏警察組織所擁有的權威性治理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官方資源去解決所在社區的治安問題。合理的解決途徑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進行資源整合，雙方通過對公共利益的考量、對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對具體目標方法手段的選取最終形成共識，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實現治安治理目標。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基層治安狀況較好的社區，警察組織與社區往往有比較好的互動，這些社區可能沒有正式的協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同樣可以起到協商的作用。通過有效的協商溝通，代表國家權力的派出所與基層社區達成共識，以此為基礎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導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資源，形成科學的治安治理資源結構。這種資源整合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多元主體在治安治理中的關系出現多樣化，凸顯了治安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由警察組織主導并以平等的地位與社區進行交流與協商，根據各自的價值需求達成治安治理目標上的一致。在目標的指引下，雙方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通過具體的方法手段實現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標，以維護社區良好的治安秩序，滿足警察組織的職能要求和社區公眾的安全需求。
對此，有學者從經濟不平等、社會流動固化、民主制度缺乏、外來意識形態爭奪、或者干部行為不當等角度，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它們雖然具有啟發性，但還是存在一些尚未解答的困惑：為什么在中國，不滿不一定來自收入和地位最低的群體？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政治制度并沒有重大改變，但為什么近年以來上訪徒增，社會治理失效嚴重？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宣傳并未減弱，但為何對群眾“思想爭奪”的效力有限？在“壞干部”較多的地方，群眾不滿程度高或符合邏輯，但為何即使換了“好干部”――他們的行為改變了――也難以扭轉基層治理整體上效力下降的態勢？
回應這些困惑問題，需要探索新的解答方向，尋找更為基礎性的要素關系，以拓展社會治理研究的視野。我們需要問，經濟地位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會引發政治不滿，但為何所有社會都存在類似的社會差別，但卻不一定都轉化為政治問題？這或許暗示，二者間的關系并非那么直接，一些社會差別轉化成政治問題，一些社會差別雖然存在卻沒有成為政治問題，在社會差別向政治不滿的轉化中，是否存在著某些基礎性因素催化促成了這一轉化？我稱這些因素具有基礎性，在于它的特征：系統（全局）性的，非個人的，非偶然的，非期然（政策目標）的，可解釋更大的變異現象，而且符合我們社會的歷史事實。
為此，我建議進入中國基層治理的歷史中尋找答案，先看相關治理角色、及其責任關系形成的歷史來源和特征，再看它與新的社會環境和治理對象的關系。
雙重治理結構
1950年代中國的政治變革，推動了一系列的社會重組，包括社會關系、組織關系和治理關系的重組，建立起一套新而獨特的“公共與個人”連接系統。這個系統的特點：一是覆蓋廣闊，基本上覆蓋了90%甚至更多的社會成員;二是三級（國家、單位、個人）連接;三是單位責任包干到人，即俗稱的“誰家的孩子誰抱走”，絕大部分的社會事務，都由人們所在的單位（城市）或行政村（鄉村）處理;四是存在等級、自上而下的資源再分配，等級越高的組織具有越大的資源分配權。
在這種組織關系中，存在兩個治理的角色：一是政府，主要職能是政策決定和資源再分配，具體的工作是制定計劃，下發指令（文件），審批和調撥資源;二是單位，主要職能是執行政府的指令，按照指示，實施社會治理，并提供公共品，例如教育、就醫、住房等。在這個意義上，單位成為政府的延伸機構，它的獨特性是政府的部分職能。兩個角色的分工是，前者指令，后者實施社會治理。
這是一種雙重治理結構。其中政府的治理對象是單位組織，不是社會受眾，可以用間接治理概括，而單位的治理對象則是所屬社會受眾，可以用直接治理概括。與政府相比，單位的治理職能更多，雖然有些未必是其目標意愿，甚至它未必意識到，但觀其日常實踐，可以發現，單位實際上承擔了分配資源、連接、協調、庇護、應責和代表的職能。
在每一個單位，資源、包括公共品分配直接針對個人;它將單位成員（個體）納入公共體制（整體）;它協調處理個體間以及個體和群體利益的關系;它庇護所屬成員;它必須應責――回應所屬需求，負責解決其問題;它不得不代表組織，傳輸成員訴求，向外爭取利益，并通過內部的政策修訂，來滿足這些利益訴求。
再來看政府，它分配資源，但對組織（單位）不對個人;它有連接作用，確定單位間等級，平衡組織利益;它的協調職能平衡的是單位間關系，處理爭訴、仲裁和政策調整;它庇護相關的組織。顯然，政府的治理責任比單位要輕，因為所有它的職能都是針對組織而非受眾個體，而且還少兩樣：應責和代表職能。有大量的單位作為政府存在，政府沒有發展出面對受眾的應責和代表的職能。
因此，對于社會治理單位的作用至關重要。表面上看，社會中的公務機構有限，但實際上從事社會治理的“機構”遍地存在。由于政府對組織不對個人的工作慣例，單位事實上壟斷了個人與國家的連接通道，是二者間的中介，對于普通人而言，有單位才意味著有制度渠道，能“間接”地聯系上政府組織。更重要的是，單位通過應責、代表、庇護和協調，在基層社會擔任著糾錯職能，這一職能的活躍存在，實際上提供了最關鍵的公共品：平衡利益的基層糾錯機制。
而政府高度依賴這個“機構”掌握信息、處理問題和治理社會，無需自己親涉其中。因此政府和大眾是疏離的，社會成員無需、也無權接觸政府。一旦有情況發生，政府認為是單位失責，要求單位領回人員處理。這種角色認知廣泛存在于政府機構，可以解釋常見的政府推諉、單位、隱瞞信息現象為何存在。
對于個體而言，他們實現權益的通道單一，只有通過單位，他們才能在國家公共體系中獲得位置，依靠制度通道實現權益，否則，即使存在這些權益的法律規定，也沒有途徑實現。因為權益的實現不僅需要法律規定，更需要具體的、體制承認的執行者和責任者，而這個執行者和責任者在雙重治理結構中就是單位。
90年代中期以前，這一雙重治理體系的效用，是社會治理得到維系的原因。單位在個體和公共之間的中介地位，是國家“整合能力”存在的結構性基礎。這一結構，成功“消解”了社會沖突進入（單位以外）公共領域的動力，即使在國家層面發生政治動蕩――比如“”時期，基層社會秩序也沒有全面瓦解，正是由于單位的治理職能大體存在。
社會的變化
90年代中葉以后，有兩項重要的社會變遷發生。一是廣泛的社會流動出現，離開單位的人數日益增長，截至2013年，只有不到1/4的城鎮就業人口，還處在較為典型的單位治理體制中。[1]在鄉村，2000～2010十年間，全國自然村由363萬個減至271萬個，有90多萬個自然村銷聲匿跡。[2]二是單位的經濟職能擴張，社會治理職能收縮。“賺錢”成為很多單位的首要目標。
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可以通過單位通道連接公共制度的個體數量急劇減少，不少人的“組織身份”消失，對于個人來說，這一方面是自己的“事兒沒人管了”，另一方面是其身邊的責任組織消失了。舉個例子，為什么國企員工不愿意買斷工齡離開單位？“丟飯碗”固然是經濟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社會原因：離開單位就再也沒有責任組織了，其與國家的組織化連接一旦消失，法律和公共制度給予他們的權益，就難以經由組織途徑獲得實現。
組織身份和通道對于普通人是否重要？一項2015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如果遇到不公，選擇向法院上訴的占71.3%，選擇黨政部門（包含工青婦）的占59%，選擇個人協商解決的占36.7%，選擇求助媒體的占24.3%，選擇、上訪的占15.9%，選擇找單位解決的只占13.8%。[3]而對比早先（1987和1999年）的類似調查數據，可以看到明顯不同：1987年的調查顯示，單位在所有訴求表達渠道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它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渠道，有72%的訴求通過單位提出。12年后，在1999年的同樣調查中，受訪個體選擇單位渠道解決問題的有下降，但還是第一位的，“工作單位”和“黨政部門”（包括工青婦團體）渠道，共同高居人們選擇的前列。當時，有單位相比沒有單位的人，前者解決問題的能力高8倍以上，[4]這種能力顯然不是來自個人，而是來自個人和組織的關系。
以上數據反映出重要的信息：中國社會的組織化結構出現重大轉型，它正在從單位社會走向公共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單位治理效力自然有限：它只是不到四分之一城鎮就業人口的責任組織。另外四分之三呢？他們的責任組織是誰？代表組織是誰？有了問題找誰？如果適應公共社會的應責和代表機制未建立，很多矛盾找不到解決途徑，不公正感就會在社會中逐漸積累，社會不滿的目標隨之轉向問責政府，即發生政治性轉化。與其說是收入不平等引發了普遍的治理困難，不如說應責組織不在更可能激發不公正感受，因為這樣的處境無法提供組織化途徑糾錯，介入利益沖突解決來維護公正?？梢哉f，基層平衡利益，維護公正組織機能的瓦解，是社會治理的危機所在。
雙重治理結構瓦解
為什么一些社會不滿向政治訴求轉化，產生嚴重的社會治理問題？因為上個世紀中葉建立的雙重治理體系正在大規模瓦解，存在于基層的利益平衡、糾錯、應責、代表和庇護機制，能夠服務的人群大幅度減少。而政府的“間接治理”角色，即，不直接處理治理問題，對單位不對個人的工作方式，使之沒有可能發展出面對當事人應責、代表和庇護職能。這可以解釋為何公務人員習慣于推諉，及其為何“治理能力”不足，因為在雙重治理體系中，政府的審批、指示地位，使之將具體的治理責任交給單位，而不是自己。當單位治理發生瓦解時，相對于受眾的需要，真正擔當治理責任的組織大大減少，這是基層社會治理失效的原因。
為什么單位治理會瓦解？因為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單位治理體系發端于人口流動有限、組織同質性較高的社會條件下，是當時資源分配方式的產物。今天的治理問題已經不同：它不再是對局部封閉的熟人社會的治理，而是對流動的、異質化的公共社會的治理。今天的資源分配途徑也大大改變，很多資源已經進入市場分配，而非由行政組織壟斷分配。社會成員對于單一組織的依賴性降低，選擇性增加，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環境。
面對這些新的改變，舊治理體系的適合性降低，在新的組織關系和人際關系中，它的治理效能大減。比如，在村莊或是單位內，依靠人際關系協調、或者損害相關者利益的方法，具有約束力，但是如果換一個社會環境，把它移植到陌生人組成的大范圍商業社會，就會失去作用。對家人負責，不等于能對路人負責，相反，越是照顧親朋，就越可能與路人競爭資源，造成不公，顯然，單位同事或鄰友規則不再適合解決公共社會的治理問題。
社會問題的政治轉化
政治社會學研究證實，國民對于社會體制的認同，與幾種因素有關。
其一，是社會體制保護社會公正的能力，即，它能否有效公正地解決各種問題，使不同的人享有平等的受保護機會;其二，是社會體制能否建立有效連接社會成員的渠道，即，有沒有制度化通道可以順利連接民眾，把他們納入制度資源的共享整體中;其三，是基層社會的組織功能，比如說，在社會基礎層次，是否存在明確的應責、協調和代表機制，以方便回應民眾的各種需求，解決他們的問題，協調他們之間，以及他們和公共組織之間的矛盾。
這些東西，表面看上去不涉政治，但事實上對于治國理政，具有關鍵性的政治后果，因為，它的作用是造就社會平衡秩序。如果這個機制不存在，或者沒法好好運行，各種分散孤立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社會公正就沒辦法順利提供。事實證明，當這個時候，也就是當人們強烈感覺到不公正的時候，社會問題就向政治問題轉化，如果人們發現，這個社會沒有辦法公正解決自己的問題，怨氣就會迅速政治化，他們對于保護社會公正的尋求，就會轉向，成為對國家體制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造要求。
所以，保護社會公正，聽上去抽象，但實際上和解決具體問題的機能運行有關。所有治理良好的國家，都非常重視這一點?？v觀各種不同的治理體系，可以發現，真正“治理”著社會、能夠有效形成社會服從秩序的，是“社會公正”的維護機制。這種機制補充了宏觀體制無法替代的作用，可以有多重組織形態和實踐樣式。社會治理依賴這些機制的活躍工作，但采取哪種組織形態實現它，則基于歷史和路徑依賴。這里的重點，不在于組織形態的名稱，而是它們在基層社會的實際作用。
理論問題：影響政治認同的要素
與此相關的一個理論問題是，什么因素能夠影響社會成員對于公共體制的政治認同？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組織結構通過三種方式，影響人們的生存利益：構造成員身份（membership）――個體是否被納入團體成為其中一員;組織囊括（organization includes）――個體是否擁有責任組織;結構可及性（structural access）――個體是否可能接近公共體制，影響政策，并依靠其生存。這三方面標準不涉收入差別，但卻涉權利實現的機會差別，具有應責組織的人，可以較順利地實現權益，而另一些人則困難重重，求地無門。
相對于那些擁有組織途徑較少、或根本沒有的社會成員，擁有組織途徑的人之獲益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他們有更高的影響力，去影響相關政策的執行甚至改變，他們有組織渠道可依賴，并助其有效糾錯，他們有制度化的責任機構，可以協調他和其他個體或群體的關系，他們不需要自己行動，因為有應責組織回應其問題，并代表他們的利益行動。如果這類人實現權益的機會提高，而且這些實現權益的途徑由政治體系提供保障，就會生產對體制的政治認同，相反，則會削弱對體制的政治認同。所以，個人與組織的結構關系，由于關涉實現權益的機會，可以影響并測度人們的政治認同。
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能夠建立這一組織關系者，在爭取人們的政治認同方面具有優勢，因為組織化結構能夠滿足社會成員對“機會通道”平等的需求。換言之，誰提供可供依靠的組織責任，誰就獲得政治認同，贏得政治整合優勢，因為提供組織依靠和保護，有助于產生互賴關系及相互責任。如果人們與公共體系沒有這種互賴關系，如何對其產生政治認同？舉個例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組織顯現為蜂巢結構，社會成員分散在局部的多個地方性組織中，依靠家庭、宗族或者私人組織生存，這些組織成為其歸屬依靠和忠誠的中心。這種狀況下，社會成員并未整合成為公共體系的一部分，除了他身邊的宗族村社組織外，個體和公共沒有利益和責任互賴的關系，其生存與公共體系基本無關，對于公共組織的政治認同也就無從產生。
政策啟示
上述討論，可以得出什么政策啟示？
需要特別重視組織化通道對于建立社會平等的作用。財產收入和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大眾可接受的差別，因為其中包含有很大成分的個人努力。但社會不平等則意味著，不同人對公共制度的依靠和利用有差別，他們擁有的解決問題通道有差別，這屬于制度不平等，無法經由個人努力而改變。
司法所是我國司法行政系統最基層的職能工作部門，承擔著面向基層社會和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法律保障、法律服務、法制宣傳教育等項重要任務。為了保證司法所依法、全面、正確履行各項工作職能，不斷提高司法所業務規范化水平，充分發揮其在基層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發展、促進民主法制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現就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問題提出以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1)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是實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需要。貫徹落實黨的十五大和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精神，積極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是今后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工作的總綱。司法所作為司法行政系統的基層組織，與其他基層政法組織優勢互補，密切協作，共同擔負著推進基層依法治理，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使命。司法所組織開展的人民調解、基層法律服務、法制宣傳和依法治理以及對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幫教等各項工作，是我國法制建設的基礎性工作，是現行法治運行機制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是司法行政系統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在基層社會的具體實踐。
(2)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是司法所依法、全面、正確履行職能的需要。近年來，各地在積極推進司法所機構建設的同時，大力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目前各地司法所業務發展得不平衡，有的司法所建立后，片面強調硬件建設，沒有迅速有效地開展各項業務工作；有的開展工作很不全面，沒有把司法所承擔的“八項職能”落到實處；有的開展工作很不規范，在履行職能時不能嚴格依法辦事，甚至超越職權范圍，濫用強制手段，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不利于司法所職能作用的發揮，還將動搖司法所在基層政法組織建設和法治機制中的地位，影響到它的進一步鞏固和健康發展。因此，要大力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嚴格按照司法所的職能及開展業務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建立健全各項工作制度和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基層司法行政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工作紀律建設，促使司法所各項業務在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上運行，保證司法所嚴格依法、全面、正確履行各項職能，更好地為基層服務，為群眾服務。
(3)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是司法所自身鞏固、提高、發展的需要。司法所只有不斷加強業務規范化建設，全面履行職能，積極開拓業務，努力地“為一方服務，保一方平安，促一方繁榮”，才能顯示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為自身的發展壯大創造良好的內在條件和外部環境。
(4)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是強化縣區司法行政機構地位和職能的需要。司法所作為縣區司法局的派出機構，它所承擔的各項職能是縣區司法行政工作職能在鄉鎮(街道)的延伸，它所開展的各項業務工作是縣區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保證縣區司法行政工作有效地落實到基層，是不斷提高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整體水平和社會效益，強化縣區司法行政職能的重要環節。這對于在地方各級政府即將啟動的新的機構改革中進一步鞏固縣區司法局的地位顯得尤為重要。
二、要正確認識和全面履行司法所管理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各項職能
(5)司法所作為縣區司法局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的派出機構，是承擔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職能部門，必須以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綱，以“大服務”思想為指導，正確把握和全面履行《司法部關于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司發通［1996］081號)所規定的各項職能，充分實現司法行政系統所承擔的法律保障、法律服務、法制宣傳教育等重要職能向基層的延伸和拓展，促進和保障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6)協助基層政府開展依法治理工作和行政執法檢查、監督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協助本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制定依法治理工作規劃，積極推進和逐步深化依法治鄉(街)、依法治村(居)、依法治廠(礦)等各層次依法治理活動的有效開展；充分發揮參謀助手作用，主動為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的政務決策、建章立制和行政執法提供法律咨詢和建議，協助基層政府依法處理好本地區的重大經濟、社會事務，特別是事關社會穩定和群眾利益的各種涉法的熱點、難點問題；指導轄區內各村(居)委會依法自治，依法制定和實施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特別是農村地區要幫助建立健全村民選舉、民主議事、村務公開等各項制度，逐步實現村務管理的民主化、規范化、法制化；協助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建立行政執法責任制和行政執法檢查、監督機制；加強對鄉村基層干部法律培訓，不斷提高其依法行政意識和依法行政的水平。
(7)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指導村(居)委會和轄區內的企事業單位、城鄉集貿市場建立健全調解委員會和三級調解網絡，在城鄉結合部、廠村(街)結合部和糾紛多發的毗鄰地區建立發展聯合調解組織，并指導調解組織搞好隊伍建設、思想建設、業務建設和制度建設；堅持調解主任例會制度，多形式開展對調解人員的業務培訓，不斷提高調解隊伍的法律素質和調解水平；要及時總結交流人民調解工作的經驗，加強對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結合本地區民間糾紛發生、發展的規律及新情況、新特點，重點抓好防止糾紛激化工作，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民間糾紛排查和專項治理活動，積極協助和參與重大疑難和易激化民間糾紛的調解，并虛心接受有關部門和群眾的監督，及時發現糾正不當和錯誤的調解；主動向本地黨政領導和有關政法部門反映情況和意見，爭取重視和支持，解決調解工作遇到的困難，有效維護調解人員履行調解職能的正當權利，保障調解委員會的組織、制度、工作、報酬的落實。
(8)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根據司法部的有關政策、規定和本地司法行政機關的部署，負責規劃、指導、監督本鄉鎮(街道)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鞏固健全基層法律服務組織，建立健全各項工作制度和內部管理與運行機制，爭取基層政府支持，不斷改善辦公用房以及裝備設施建設；指導法律服務所認真充分地履行法律服務職能，圍繞基層工作重心，大力開拓業務領域，積極探索和實踐新的業務切入點和增長點，不斷提高服務質量，嚴禁越權或違法執業，并主動爭取本地律師、公證組織的支持和協作；加強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的思想建設、業務建設和執業監督檢查工作，保障其依法執業，恪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
(9)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這項工作的重點是，代表基層政府及時受理調處群眾要求政府解決的糾紛或調解委員會解決不了的疑難糾紛；在處理民間糾紛中要堅決貫徹調解為主和依法處理的原則，主動爭取有關部門協助，努力解決糾紛所涉及的實際問題，對重大疑難糾紛特別是群體性糾紛的調處要及時向基層政府請示匯報，對隨時可能激化的糾紛應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控制事態的擴大與惡化；對作出處理決定的糾紛，應當監督當事人自覺執行，對事后反悔拒不執行又不的，可以采取法律許可的措施督促執行，或動員幫助當事人訴諸司法程序解決。
(10)組織開展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根據全國和地方人大普法決議和本地有關普法工作部署，承擔本鄉鎮(街道)普法工作的規劃、組織和實施工作；組織建立基層法制宣傳網絡，負責培訓法制宣傳員隊伍；根據各時期普法重點并結合本地實際，切實加強有關重點法律的普及宣傳工作，把普法工作與逐步推進依法治理工作緊密結合起來，重點加強對鄉村干部、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墻(板)報、講臺、夜校等宣傳陣地，大力開展法律講座、以案講法、知識競賽、咨詢解答、文藝表演、巡回演講等豐富多彩、群眾喜聞樂見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定期對普法工作進行考核驗收，及時總結交流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工作的經驗，不斷提高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工作的質量和實效。
(11)組織開展對刑滿釋放和解除勞教人員的過渡性安置和幫教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在本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部門領導下，承擔本鄉鎮(街道)安置幫教工作的規劃、組織、實施和有關協調工作；組織轄區內的村(居)民組織和企事業單位建立健全刑釋解教人員過渡性安置幫教隊伍及其組織網絡，并指導其建立健全相應的工作制度和運行機制；要全面掌握本轄區刑釋解教人員和在押在教人員情況，組織落實接茬幫教措施，建立實施幫教責任制；積極協調爭取多方支持和有關部門扶持性政策與經費保障，及時解決安置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廣辟安置就業渠道，有條件的應利用社會企業發展過渡性安置基地或創辦安置實體；加強工作調研、指導和檢查督促，不斷提高安置率和幫教質量。
(12)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在本地綜治部門領導下，充分利用自身職能優勢，通過法制宣傳努力提高廣大群眾遵紀守法和依法維權的自覺性，積極參與對本地區治安隱患和不安定因素的排查、治理和防范工作，協助參與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工作，協助組織開展創建“安全文明小區”、“治安模范村”和評選“遵紀守法光榮戶”等群眾性活動；按照綜治部門的部署，積極配合、參與本地“嚴打”斗爭和各種專項打擊統一行動。
(13)完成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交辦的其他有關工作。要不斷增強全局意識和組織觀念，認真完成基層政府和上級司法行政機關交辦的有關工作和法律事務，充分運用各項職能手段，自覺地服從服務于基層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三、必須嚴格依法行使司法所的工作職責，提高司法所的規范化建設水平
(14)要正確處理司法所工作與當地黨委政府中心工作的關系。司法所要增強大局觀念，把業務工作與基層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緊密結合起來，通過開展本職業務和發揮職能優勢，為中心工作提供服務和保障，但不得超越職權范圍，更不得以任何理由參與侵犯群眾權益、加重農民負擔等違法亂紀活動。要正確處理司法所工作與基層法庭、公安派出所、等有關部門工作的關系。司法所對依法應由其他政法部門處理的事務，既不應越俎代庖、越權辦案，又不可敷衍塞責、一推了事，應當加強與其他政法部門的信息溝通與業務協作，實行聯動服務，優勢互補。要正確處理司法所與基層法律服務所的關系。兩所職能既不能交叉，更不能替代混淆。有條件的地方，兩所應當分設，各司其職；不具備條件的，可以保留現行合署辦公的體制，但要分清兩種職能，人員應適當分工，防止以司法所名義開展有償服務或以法律服務所名義行使管理職權的現象發生。
(15)要嚴格依法開展業務。司法所在開展各項業務工作中，必須準確掌握和正確執行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在協助基層政府開展依法治理工作中，要運用審查、修改、咨詢、建議等各種服務手段，充分發揮法律參謀、助手作用，保障其依法行政，依法建制；在代表基層政府調處民間糾紛時，要嚴格遵守處理程序，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及時化解糾紛矛盾，嚴禁采用強制壓服手段，嚴禁干涉、妨礙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在協助基層政府治理關系群眾利益、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特別是農村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時，要嚴格依照法律和政策辦事，主要運用疏導教育和依法定程序處理的方式，嚴禁采取任何違法的強制性手段，嚴禁非法拘禁或變相拘禁(如強制辦班)，嚴禁實施處罰和變相處罰，嚴禁使用警、戒具。
(16)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必須恪守職業道德和工作紀律。司法所工作人員要樹立公仆意識，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為基層社會服務；要充分履行應盡職責，維護群眾和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和政策的正確實施，維護正常的經濟、社會和法制秩序；要秉公執法，廉潔自律，自覺維護司法所的聲譽和形象；在工作中不得以冷漠、生硬、蠻橫、推諉或拖延的態度對待當事人，不得利用職權或執行職務之便向當事人“吃、拿、卡、要”，不得利用職權強制、壓服甚至打擊報復當事人，不得侵犯或限制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或其他法定權利。
(17)司法所應當建立健全各項工作制度。要根據司法部的統一規定和要求，結合當地實際和工作需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不斷提高隊伍素質和執法水平的政治、業務學習制度和培訓、自學的激勵機制；建立健全職責分工與崗位目標責任制度，重大業務請示報告、集體研討制度以及對突發、易激化事件的快速反應機制；建立健全體現責權一致原則的定期考評、勤政廉政、獎勤罰懶等人事管理制度和激勵機制；建立健全與開展業務相配套的登記、統計和檔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所工作公開公示制度，做到工作職責、工作程序、工作結果三公開，并通過設置舉報電話、接待群眾來訪、聘請執法監督員等多種形式，自覺接受群眾和社會的監督，同時建立健全自我監督制約和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
(18)司法所應當高度重視和大力加強隊伍素質建設。司法所必須嚴把進人關，切實按照干部任免權限、任職條件和考錄程序，協助縣區司法局和鄉鎮(街道)選配好干部；要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在隊伍中形成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講奉獻的良好風氣；要認真抓好業務學習和選送培訓，注重智力投資，鼓勵自學成才；要加強對干部的考核、檢查和監督，做到獎優罰劣，對違章違紀的要嚴肅查處，絕不姑息，對不適宜從事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要及時清退。
(19)司法所要積極創造條件不斷改善辦公用房、設施以及裝備建設。各地司法所應當本著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的原則，積極爭取本地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的財力、物力的支持，不斷改善辦公用房建設，配置必要的交通、通訊、文印、檔案管理等辦公設施。
四、切實加強對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的指導和監督
(20)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充分認識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切實把這項工作擺上議事日程，強化指導管理，加大監督力度，積極推進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進程，不斷提高司法所依法、全面、正確履行各項工作職能的能力和水平。
(21)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區，司法行政機關應把指導管理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上來。按照本《意見》的規定和要求，對本地區司法所業務工作開展情況及存在問題進行一次認真調查分析，有針對性地研究制定本地區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發展規劃和實施意見。在貫徹實施中，應首先組織力量，下功夫抓好試點，總結經驗，樹立標桿，以點帶面，逐步推開。
(22)縣區司法局對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要實行面對面的指導。對司法所各項業務的開展要提出明確的目標和具體要求，工作指標能量化的應盡可能量化，措施步驟要有可操作性。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一個所一個所地檢查督促，逐項逐條地檢查業務規范化計劃方案的落實情況，及時發現并認真解決存在的問題，糾正業務工作中的不良傾向。要積極向基層政府和有關部門宣傳司法所的任務和職責，幫助理順關系，爭取重視支持，確保司法所在職責范圍內依法開展各項業務。
關鍵詞：新媒體 社區治理 微信
一、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的基本情況
2013年呼倫街道率先創建了“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打開了黨群、干群溝通的新途徑，榮獲了“第三屆全國基層黨建創新案例優秀獎”。目前，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由兩部分組成，訂閱號提供組織、技術支撐，微網提供應用信息和服務支撐。
二、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實際中發揮的作用
（一）充分發揮了政務公開的職能。平臺在實際工作中就是堅持向群眾“講實情、說真話、辦實事”，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也避免了虛假信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方便了居民，提升了民主意識和民眾參與熱情，確保公眾有效監督。
（二）充分發揮了匯聚民意的職能。呼倫街道利用平臺試圖探索創新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新機制。如微信平臺收到居民群眾咨詢、反映問題的意見及時回復，變“單向灌輸”為“雙向溝通”。針對轄區企事業單位及居民個人存在的一些常見問題，利用平臺的自動回復系統，及時地、細致地給予解答，搭建了匯集民智新平臺。
（三）充分發揮了便民的職能。平臺在實際工作中將一些社會謠言及時澄清，對居民關心的國家普惠惠民政策及時，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謠言的擴散傳播，避免群眾產生心理恐慌而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做到了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三、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社區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問題
1.傳統治理方式的思維慣性。筆者曾在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經過對公眾平臺的實際運營及創建過程中，明顯可以看出，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的應用還薄弱。微信作為一個獨特的公共空間建構了一種新的社會生活模式，對新媒體的應用重視程度還有待進一步增強。
2.推廣應用滯后?；鶎痈刹渴巧鐣卫淼闹匾黧w，他們還不能完全掌握和運用新媒體，還不能成為新媒體參與社會治理的支持者和推動者，制約了新媒體在基層政務上的運用和發展。
3.運營人才缺乏。雖然以微信等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在基層政府社會治理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但是懂得新媒體運營的人才缺乏，運營人員缺少必備的知識體系和專業素質，沒有開發能力，只能被動應用，不能適應形勢和民眾需求，成為制約新媒體發展的關鍵。
（二）原因分析
1.新媒體的覆蓋小。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還是一個新鮮事物，而微信正是新媒體產品代表，它的應用在社區居民的認同感上還是問題重重，社區活動、交流方式、情感歸屬、科技自身的問題影響其應用。
2.新媒體的投入不夠。在深化改革時期，對社會建設尤其是對基層社區治理還沒有納到重要位置，使得基層不能適應社會轉型的社區治理方式，對于創新社區治理方式等方面投入也很欠缺，缺乏人、財、物等的投入。
四、完善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應用的對策建議
（一）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搭建平等交流的開放平臺，推動不同主體間實現合作共治。公眾權利的高效有序運行，需要建立公眾利益表達機制，搭建訴求互動表達平臺，通過各方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和認真考慮他人的利益訴求，在平等協商和彼此妥協的基礎上達成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共識①。所以，在社區治理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新媒體搭建交流自治的開放平臺，保證信息的真實和完整，提升決策的可行性，實現共治與善治。
（二）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建立雙向權利運行模式，加強對權利的監督制約。利用新媒體建設的互動、監督平臺能夠較為充分地實現在均等條件下對所有人的開放，使所有利益相關者自由自愿參與進來，并不受任何歧視與阻礙，全天候、全過程、全方位實現有效監督，并通過新媒體傳播的放大效應，形成有效的互相制約機制。
（三）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協調社會利益關系，形成多元沖突、矛盾激化的緩沖地帶。目前社會轉型期，需要健全和蓬勃發展的社會，增強社會的構建需要公共領域的培育，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極大的張力，而“公共領域”充當了這種張力的緩沖地帶②。新媒體參與社區治理對于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不同階層和利益主體之間找到一個平等平臺，運用新媒體表達對社會的態度、觀點與立場，政府通過新媒體利用大數據云計劃，進行處理分析，搜集社情民意。
（四）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不斷開發新媒體推送便民服務功能，創新社區治理服務路徑。群眾希望獲得“一站式”且無間斷24小時、零距離的服務，新媒體為這些期待提供了可能。在社區治理中，互聯網思維與“網絡化基層管理”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勢③。利用新媒體高效、便捷、傳播網狀等特點，打造為民服務平臺，社區各項業務工作及服務流程，提供各類民生服務。新媒體可以通過一系列專門的、有針對性、細分群眾的服務，對服務對象實現興趣愛好、職業年齡等專業化細分，滿足各類公眾群體的個性化需求，實現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溝通，凝聚共識。
五、結語
本文對呼倫街道運用新媒體參與社區治理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所遇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以治理理論和調查研究為視角，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和總結，為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供了參考。
注釋：
①金世斌：《公共權力運行中的公共利益悖論及其消解》，《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05期，第11-13頁。
②宋瑞霞：《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張力的緩沖地帶》，《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02期，第9頁。
③楊敏、楊玉宏：《“服務D治理D管理”新型P系與社區治理新探索》，《思想戰線》，2013年第3期，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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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瑞霞.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張力的緩沖地帶[J].法制與社會，2014，（06）.
關鍵詞：社區管理；標準化；系統設計
1 引言
為實現各級業務系統與社區信息管理系統數據互通與共享機制，通過設計基于標準化社區信息管理框架完成。社區信息化是由多方協作參與、涉及面較廣的復雜系統，其運作需要各方的相互支持和配合才能實現。為達到多方共享和操控的目標，基于標準化社區信息管理框架應涵蓋的各個層次內容。包括政策法規、信息化人才兩大支撐，以及應用層、要素層、技術層3個層次。其中，政策法規、信息化建設和管理人才為實施標準化社區信息管理提供了平臺保障，而技術層、要素層、應用層是市區信息化的應用基礎，涉及技術實現、組織環境、實際應用等方面。
2 社區信息化兩大支柱
2.1 政策法規
社區信息化建設與部署通常有政府部門牽頭，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電子政務發展模式。如果缺乏政府的積極助推、政策扶持、標準化構建，社區信息化將成為無本之木。例如：加拿大的CAP計劃為了建立覆蓋全國的公共社區互聯服務，在所有城市和農村的信息互聯的服務點。新加坡位建設全國范圍內的電子公民中心，提出了“國家IT計劃”。而我國也于2013年由民政部、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部委聯合出臺了《關于推進社區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建設的指導意見》，文件強調充分發揮社區信息化在提升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方面的積極作用，切實滿足居民公共服務需求，推動基層社會服務管理創新。同時，文件要求健全社區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長效運行機制，以社區居民最關心和最急需的公共服務為抓手，依托信息惠民國家示范省市建設開展社區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建設試點工作，著力推進體制機制革新和制度標準創新。因此，全國范圍內的社區信息化建設大幕即將拉開，為開展社區信息化創造了有利平臺，也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
2.2 建設資金和信息化人才保障
社區信息化建設除了政策的支撐，還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經費可以是來自于政府投入也可以商業運作引入社會資金投入，資金是決定社區信息化是否能建設到位的重要指標。同時，信息化人才缺乏也制約著社區信息化發展，人才包括社區信息化開發人員和日常維護人員，其中，社區信息化開發可以委托或外包給專業軟件開發公司實現，也可以購買第三方社區信息化服務公司獲取相關服務項目。最重要的是落實社區信息化日常維護人員，目前，部分社區已開展信息化建設工作，但信息平臺建設完畢，由于缺乏日常維護人員，平臺基本處于空置或半空置狀態，變成形象工程，未達到預期建設要求和初衷。
3 社區信息管理標準化規范
現階段，社區信息管理的標準都未形成全國統一的設計標準，每個地區根據自己社區管理特點和方式，都建立了自己一套標準，如：上海、深圳、廣州等重點地區。這些社區信息化設計標準對基礎數據、字段信息、管理模式、系統結構都各有特點，但都存在地區局限性。深圳地區的社區信息化設計標準，對社區電子政務覆蓋面有限，并未將社區所有管理事物都拓展到系統中，并且對信息化建設關鍵技術定義方面存在片面性。上海地區標準覆蓋面廣，但標準定義僅停留在表面。我國為了促進全國社區信息化的長效建設機制，在鼓勵各地方建設適合于本地需求的社區信息化系統，同時著手根據各地推廣情況，設計符合全國推行社區信息化建設標準。我們通過對上海、深圳、蘇州等信息化建設典型代表性社區的調研，梳理和歸納出現階段社區信息化標準可按技術規范和應用模塊兩種方式進行劃分。
社區信息化標準可按技術規范應涵蓋如下幾個方面：
⑴社區信息化基本標準：電子政務規范、信息管理標準、軟硬件采購和設計標準、網絡建設、數據安全。
⑵數據規范化標準：數據分類代碼資源、數據字典、數據傳輸與交換結構、數據多平臺共享實施規范。
⑶業務信息標準：戶籍和人口基礎數據庫建設標準、多業務平臺信息交換接口標準、多業務系統開發標準、數據管理中心建設標準、基礎數據平臺和業務系統互聯拓展標準。
⑷社區信息化管理標準：項目可控管理規范、信息化管理評估標準、運行與維護實施標準。
⑸信息化集成標準：業務系統統一開放標準、多類數據轉換標準、業務系統拓展標準、系統代碼維護規范、用戶使用培訓規范。
其中，上述標準化中最核心的就是數據規范化標準，直接影響到社區信息化能否在全國范圍內鋪開。黨的十以來，國家在推廣“大數據”平臺建設，目標就是要實現全國基礎信息共享和統一管理，而在每個社區部署全國統一標準化數據分類代碼結構是數據共享和管理的基礎。數據分類代碼主要應包含：房屋數據、單位數據、人口數據、戶籍數據、社區綜合治理數據、社區組織結構數據、社區計生數據、社區衛生數據、社區文化教育數據、數據、綜合查詢索引等社區服務和管理以及社區信息化建設中所包含的各類業務數據。與之配套的數據字典包含：名稱、英文名、說明、數據類型、數據結構、大小、定義域等。數據傳輸與交換結構要求各業務系統在數據傳輸和交換時，各系統的數據庫能相互兼容，并達到數據交換的要求，如：社區戶籍信息管理業務系統數據庫與社區計劃生育管理業務系統數據庫類型不同，需要構建之間數據傳輸與交換方法，確保能實現兩個業務系統相互共享對方數據庫資源。數據多平臺共享實施規范提出社區信息化建設中數據共享的基本要素、規則和方法，規定社區管理與服務信息系統的各業務數據共享功能，以及共享安全性要求，同時對系統數據共享接口、垂直權限數據共享、區域權限數據共享進行了規范。
社區信息化標準可按應用模塊劃分應考慮上級政府與社區之間信息往來、社區內各部門之間的業務信息往來，根據部門職能設計與之對口應用模塊，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⑴居民信息管理：包含居民基本信息管理（如：姓名等）、居民擴展信息管理（如：政治面貌等）、居民關系管理（如：父子關系等）、暫住居民信息管理（如：租房客等）、家庭信息管理（如：家庭包含成員）
⑵民政業務信息管理：包含特別人群管理（如：宗教人士）、社會捐贈信息管理、殯葬信息管理、收養信息管理、低保信息管理。
⑶社區經濟事物管理：包含社區內企業信息管理、社區組織業務管理（如：社團等）
⑷勞動保障信息管理：包含就業人員信息管理、就業培訓管理、失業人員管理、離退休人員管理、外出務工人員信息管理。
⑸計劃生育管理：包含育齡婦女信息管理、計生專門信息管理（如：是否獨生子女等）、查環查孕管理、孕產信息管理。
⑹社區綜合治理信息管理：包含綜治對象管理（如：拆遷戶）、社區經營信息管理（如：社區攤位）、違章建筑信息管理、衛生信息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糾紛和調解信息管理、社區安全信息管理。
⑺衛生防疫信息管理：包含預防服務管理、保健服務管理、社區醫療服務管理。
⑻基礎設施管理：包含房屋信息管理、設施信息管理。
⑼社區組織管理：包含黨建管理、社區資產管理、制度管理、會議管理。
⑽社區文化與教育信息管理：包含科普教育管理、文體教育管理。
通過對國內社區信息化代表性地區的應用情況調研，并對社區管理的各項職能深入分析，結合信息化應用技術要求，對社區管理應用的各組成模塊進行了細化，從業務需求和數據標準兩方面對社區信息化標準進行了描述與規范，形成了具有廣泛應用價值的實施和建設標準，對社區信息化的推廣具有良好的實際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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