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3 16:10:19
序論：在您撰寫可持續發展報告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上海公墓業綠色生態建設已取得重大成績
上海原本也是一個以遺體葬為主的城市，公墓的布局也不適應城市的發展。解放初期公墓達110處之多，大小不一，大的有二百多畝，小的僅十來畝，有不少地處中心城區（詳見《上海殯葬年鑒》2006年卷）。解放后對公墓進行了整頓，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的公墓格局，現有公墓43家，平均墓地面積在150畝左右。
上海率先實現了100％的火化率（除特許外），與此同時，公墓也實現了從遺體葬到骨灰葬的轉變，滿足了公眾“死有所葬”的基本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公墓業開始導入市場機制，出現了由福利性向經營性的轉變。近年來，隨著郊區的市政建設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村級公益性墓地大量遷入經營性公墓，使經營性公墓的入葬率達75％左右，形成了以經營性公墓為主的格局。同時，經營性公墓的綠化水平不斷提高，平均綠地面積超過40％，綠蔭覆蓋面積達60％以上。全市43家公墓中，已有18家評為綠化先進單位，已有6家被評為花園單位，成為所在地區的生態建設中的“綠肺”，為上?！皥@林城市”建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葬式的多樣化成為生態公墓建設的一個亮點。上海各個公墓都具有節地特征的葬式供公眾選擇，樹葬、花壇葬、室內葬、壁葬等節地葬式已成為常見的節地葬，1平方米以下的小墓穴（雙穴）受到歡迎。由遺體葬到骨灰葬，從3平方米墓穴（雙穴）向低平方葬式的發展有效地節約了稀缺的土地資源，累計共節約土地6000畝。
上海瀕臨大海。海葬成為上海殯葬業生態化建設中的一個特點。上海由保存遺體向不保存遺體（保存骨灰）的轉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在實現了100％遺體火化之后，又向我們提出了骨灰的保存模式問題。十分顯然，從生態化的要求來看，不保存骨灰是最為節約土地的一種骨灰處置模式。在上海，不保存骨灰的處置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集中深埋，一種是骨灰撒海。上海市民政局竭力倡導骨灰撒海的不保存骨灰的模式，推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并進行公司化運作；使撒海數有逐年增長趨勢。截止2006年底，骨灰撒?；顒右严嗬^進行了100批次。2006年實行海葬的有1615具，比2005年上升了8.75％，約占當年亡口總數的1.4％。當年節約的土地，按機會成本的理論，以保存期70年計，其經濟效益是十分可貴的，為此，我們將堅定不移地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以進一步取得海葬量逐年增長的態勢，為上海的生態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人文生態：上海公墓業發展的新目標
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生態建設，既包括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包括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從上海公墓業的發展來說，在綠色生態建設的基礎上，向人文生態方向發展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
對于公墓，在公眾習俗文化中，仍將其視作為“不祥之地”。公墓的綠色生態建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績，但仍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對公墓的偏見。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在公墓以及它的周邊，存在一個被稱之為“負魅場”的空間，有著一種“嚇咾咾”的心理感受。
這種感受，源自于傳統文化。要從根本上消除“負魅場”，必須從習俗文化上來一個根本的改造，在更深層次上變革民族觀念。有學者認為，這種狀況，將持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將存在。
但是，作為公墓業，則不因此而懈怠，要盡快從“自我做起”。綠色生態建設的加快將對減少“負魅場”有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必須積極推進人文生態建設，以進一步消減公墓的負面影響。
公墓的人文生態建設首先要進行公墓功能的重新定位。按傳統的觀點，公墓是安葬遺體或遺骨的地方?！八烙兴帷笔腔救藱嘀?。建設公墓以確保公眾死后有安葬的地方，這對確?！八烙兴帷钡娜藱嘤兄匾囊饬x。在這個層面上，我國已經完成了這一任務。
綠色生態公墓的建設將“死有所葬”提高到新的水平上。人們已經認識到，不僅有一塊土地可以確?！叭朐帷?，而且，這塊土地處在綠樹成蔭、鳥語花香、小橋流水、曲徑通幽的美好環境之中。公墓，猶如傳說中的“天堂美景”，從而使“死有所葬”提升到了“死優所葬”的層次上。民政部對公墓生態建設的高度重視，進一步表明了，中國人的“死有所葬”正快速地向著“死優所葬”的方向推進。
“死優所葬”是一個不斷發展過程，它的發展呈現階段性的特點。公墓的功能定位由遺體或骨灰的保存轉變為綠地、綠肺，是“死優所葬”的第一階段；由一般的綠地、綠肺向著具有公園功能的方向轉變，是“死優所葬”的第二階段；在此基礎上發展的第三階段，就是向“人生文化紀念園”提升。
作為公墓發展第三階段的“人生文化紀念園”，從功能上來說，不僅具有第一、第二階段的功能，而且具有保存和傳承人生文化的功能。人生文化紀念園將使公墓由“骨灰密集地”蛻變為“人生文化密集地”，從而使公墓的“負魅場”大大地消減，為在根本上改變人們對公墓的傳統觀念創造了有利條件。，公墓，將從人們“躲之不及”之地逐漸轉變為勝地、寶地、圣地。公墓的周邊也將成為百業發展旺地。
人是社會人、文化人。人的一生有著太多的故事，這是最可寶貴的。人的一生，不僅通過DNA，而且通過人生的文化精華傳承給下一代。一個民族是由億萬個個體組成的。如離開了公眾的每一個人，民族也就成了空洞的概念。作為者，我們始終記住這樣一句名言：“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億萬人民群眾理應通過一種形式，將自己用一生的心血的創造的文化歷史保存下來。公墓，在保存人的遺體、骨灰的同時，要努力地擴展功能，將保存人生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從而使公墓逐漸演變為人生文化紀念園，這又將進一步使公墓的綠色生態、人文生態融匯于一地，進一步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經濟和諧協調一致。
三、扎實工作，努力在公墓建設中把科學發展觀落在實處
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落實科學發展觀，是一項系統工程。在公墓建設中，我們要認真貫徹胡總書記的指示，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采取有力措施，扎實工作，努力實現公墓由綠色生態向人文生態的提升，使公墓的生態建設達到新的水平。
一是進一步轉變觀念，為深化殯葬改革掃清道路。我們認為，人文生態是和諧社會建設中的重要內容。在公墓業發展中的人文生態，集中到一點就是“人死后究竟保存什么”的問題。當我們仍停留在“保存遺體”階段，那末，遺體所占的土地就要幾倍、乃至十幾倍于“保存骨灰”所占土地；當我們用“保存人生文化”去一步步地取代“保存骨灰”的時候，我們則將會帶來更多的土地的節約，從而使綠色生態的建設有了更多的土地基礎。
公墓的現有形態具有過渡的特征。綠色生態的建設將使公墓的傳統形態發生深刻的變化；而人文生態的建設將在此基礎上使公墓的傳統特征產生深刻的變革。這一場變革，必須以觀念變革為先導，使公眾在觀念上把注意力由保存骨灰轉變到保存人生文化上來，不然的話，公墓業生態建設的高水平發展是十分困難的。
二是采取切實措施，為有效推進公墓生態化建設提供更多的土地資源。我們認為，這一方面，要努力把骨灰葬的墓穴占地面積切實地降下來，全力推廣小于1平方米的節地葬式，推廣花壇葬等節地葬式，夯實公墓綠色生態的物質基礎；大力提倡海葬，提高海葬的補貼力度，強化宣傳工作，提高公墓對海葬的知曉度，使海葬率持續上升。
內容摘要:本文選取了美國工程新聞記錄(Engineering News Record,ENR),按年營業總額排序的2008年“全球工程承包商225強”中前100家企業2008-2009年度的可持續發展報告作為研究對象,總結了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基本情況,以及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項目式管理的特點和關鍵因素,包括目標管理、組織結構、溝通與交流,以期對國內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建設有所借鑒。
關鍵詞:建筑企業 可持續發展 項目管理
作為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支柱產業,建筑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之一。2005年,建筑業增加值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占GDP的5.5%;建筑業從業人數達到4000萬人,占全社會從業人數的5.3%,此外,建筑業還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溫海成,2007)。但是與許多建筑業強國相比,我國建筑業還存在較大差距,能源消耗問題、農民工問題、市場管理問題、技術創新等問題都是我國建筑業面臨的重大問題,國內建筑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和理解與國外相比更是遠遠不足,這些大大影響了我國建筑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在美國工程新聞記錄(Engineering News Record,ENR)公布的2006年國際承包商225強中,中國企業有46家榜上有名,占225家的20.4%,而海外營業總額僅為100.67億美元,僅占225家企業海外總額的5%(趙桂平、王宏梅,2007)。盡管我國建筑業可持續發展意識已經開始覺醒,也提出了“加強屬地化運作,提高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和“高度重視安全環境問題”等要求(刁春和,2009),但是國內建筑企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低、經營領域窄,主要業務集中于利潤率較低的施工環節等問題仍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企業可持續發展管理能力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著較大差距。
作為一種新的發展觀念和模式,可持續發展突出強調經濟、環境、社會三者之間相互聯系、共同組成一個有機整體,可持續發展的過程是“經濟――環境――社會”三維復合系統的運行軌跡?！翱沙掷m發展”還倡導了一種基于財務績效、環境績效和社會績效的信息披露制度(Elkington John,1997),即可持續發展信息的報告制度。經過10多年的發展,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潮流。
為了解世界建筑業可持續發展水平,本文選取了ENR全球年總營業額排序的“全球工程承包商225強”中前100位的企業在2008-2009年度的可持續發展報告進行研究,試圖從中總結概括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管理的要點和先進經驗,也為國內建筑業可持續發展建設提供參考借鑒。
報告基本情況分析
ENR排名前100家企業分別來自歐洲、美洲、亞太地區的16個國家,其中14家企業來自中國,業務范圍覆蓋了房屋建設、道路橋梁建設、油氣服務等多個領域,項目區域遍布全球,代表了世界建筑行業的頂尖水平。企業報告情況和報告比例如圖1和圖2所示。
在這100家建筑企業中,共有45家以《可持續發展報告》、《社會責任報告》或其他形式的報告向社會公布了其可持續發展管理的進展與成績。其中絕大部分報告企業來自歐洲、澳大利亞和日本,總共占報告45家企業中的39家。國際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對可持續發展越是重視,而業務集中于本國的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視程度往往較差。中國和美洲都有著龐大的建筑市場,進入ENR100強的建筑企業共有42家,但是這兩個地區的企業報告的比例卻遠遠低于平均水平,分別只有18%和7%,14家中國企業中僅有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了社會責任報告。2008年畢馬威(KPMG)對世界排名前列建筑業企業高層管理者的調查結果顯示,國際建筑行業絕大多數大型企業已經認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94%的受訪人員都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并將在未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72%的受訪企業建立了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管理結構,接近半數企業建立了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體系,大部分企業管理者都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建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即對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式管理,但是在亞太地區,這一比例卻低的多。雖然中國建筑企業無論在企業規模、營業額、利潤率方面都不容小覷,但是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認識還十分落后,可持續發展對中國建筑企業而言是排在企業業績、利潤之后的次要問題。種種數據都表明,無論是可持續發展水平還是信息的主動性,國內建筑企業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一般來講,企業可持續發展是一項長期且持續的工作,而項目管理則應具備時間、資源有限制的特征,可持續發展管理同項目管理存在著一定的沖突。但是,由于企業需要在一定時間點向社會各方利益相關者報告其可持續發展的進展與成果,因此,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制定與階段性目標的完成大都和報告周期同步,可持續發展工作更接近一項以報告時間間隔為限的項目,這就使可持續發展工作具有了時限性;另外,雖然可持續發展是關乎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工作,但是可以投入的資源卻受到企業業務水平、發展階段、內外部環境等諸多方面的限制;由于涉及到企業內部的各個業務部門和外部的各方利益相關者,在可持續發展的實施階段也需要大量的溝通與交流,這些使企業可持續發展工作具備了鮮明的項目特征。因此,對企業可持續發展工作采取項目式的管理,是必要且合理的。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式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內外部資源,進行高效率的管理,既可以得到企業內部各職能部門團隊包括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配合,同時又能以一致的態度面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通過對這些企業報告的研究,文章總結了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項目式管理的特點。
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項目式管理特點
(一)清晰明確的目標管理
1.充分考慮建筑行業的實際情況,緊跟國際可持續發展的步伐,從建筑行業自身特點出發有針對性的提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明確企業可持續發展方向是企業可持續發展建設的重要前提,企業需要對行業和企業的關鍵問題、現狀、改進的必要性和風險有著清楚地認識,才可以有針對性的制定目標。從報告來看,建筑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有兩大特點:一是對國際可持續發展趨勢的快速反應;二是對與建筑業關系緊密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問題的清楚認識。很多建筑企業都緊跟可持續發展的國際趨勢,將“可測量的、可報告的和可核實的(呂學都,2008)”二氧化碳排放作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提出,同樣,資源的保護與利用也是建筑企業開展工作的重點;與此同時,建筑企業在確定可持續發展方向的過程中,也充分考慮到建筑業的自身特點,提出了與建筑活動緊密相關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問題(見表1),經濟和環境被建設企業認為是最為關鍵的兩個因素,而工程安全、固體廢棄物等問題,則是建筑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
排名第1的VINCI公司明確把“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化,找到最大的排放源并盡可能減少”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提出,很多企業將“盡全力避免出現導致死亡的事故”視為最大的挑戰,排名第27位的澳大利亞Bovis Lend Lease公司指出,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挑戰在于消除施工現場的傷亡事件,這也是公司一直努力的方向。排名第9位的FCC集團將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按照與企業的相關性和成熟度進行了劃分,將企業可持續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分為不明顯、出現、必要和緊迫四個級別,并根據企業現狀制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2.根據企業自身發展狀況和業務構成靈活分解目標,以保證目標可以順利完成。在確定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后,企業需要從這些關鍵問題出發,結合行業與企業自身情況提出可持續發展目標,并需要對其進行清晰化、定量化的分解。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細化分解,有助于企業目標的落實完成,從操作層面,往往有利于職能部門的把握。建筑企業一般將可持續發展目標按照幾種方式進行分解:按照時間限度分解、按照業務部門分解或按照項目進行分解。按照時間分解如確定季度目標、年度目標和5年、10年目標;按照業務部門劃分是按照不同部門的特點將目標進行細化,如分解為商業準則的遵守、事故率的降低、與利益相關者進行更深入的交流等內容;按照項目分解,則是確立目標后以項目形式對可持續發展問題進行運作管理。比如,鹿島建設株式會社在報告中提出了企業年度目標、10年目標和30年目標;VINCI公司從建筑工程的材料和能源角度提出6個指標: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氣污染,能源消耗,資源開發,用水,固體廢棄物和危險性廢物,并以“全生命周期分析”為基礎提出了建筑活動不同階段的具體目標;大成建社株式會社為解決能源問題在美國建立了數據中心,通過數據中心的評估與分析完成了更好的節能方案,僅空調一項就減少了其所需電力的30%,從而節約了100-200萬美元的運營成本。
(二)有效的組織結構
1.建立矩陣式的可持續發展管理結構,保證可持續發展工作在企業內部的順利開展。在確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后,企業還需要有效的組織結構保證目標順利完成,合理的組織結構可以促進可持續發展工作在企業內部的開展,對項目成功與否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沙掷m發展是一項綜合而復雜的工作,企業可持續發展意識往往是由高層管理人員開始自上而下漸漸滲透,而具體工作則是從職能部門和項目部門承擔,可持續發展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貫徹執行,又需要各業務部門或項目部門之間的溝通合作,一個既可以保證企業內部的執行力,又可以兼顧平行部門之間溝通效率的組織結構就顯得至關重要。
矩陣式的管理模式可以很好的解決以上問題,大部分建筑企業均采取了這種模式對可持續發展進行管理。在這種模式下,企業設立了專門的項目工作組去完成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個工作組既具備項目型組織中項目組的許多特征:有獨立于職能部門的專職工作人員;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可以在組織常規的標準、正式報告架構之外進行運作,同時,在企業職能部門中也需要人員積極參與項目,使可持續發展工作可以像一個項目一樣在企業上下順利開展。這樣的組織結構既可以在企業層面上把握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也可以保證可持續發展工作能夠落實到企業的各個職能部門。建筑業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式管理組織結構如圖3所示。
2.不同組織結構分管不同工作,保證可持續發展工作在企業上下的落實。在這樣一個矩陣式的管理模式下,企業建立了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一般由董事會、管理層的高層和法律專家、各職能部門代表組成,旨在實現可持續發展項目在國內和國際范圍內跨越各個子公司或部門的合作。一般來講,該委員會是獨立于企業職能部門的一個指導性委員會,其主要任務包括對企業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提出意見與建議,制定企業層面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和目標,當中涉及的領域包括公司道德,風險和危機管理,職業健康和安全,環境和氣候保護,人權,社會標準和投資者關系等多方面內容,而并不參與具體的工作。實際工作由可持續發展的專職部門完成,該部門由董事會或執行層專人管理,負責可持續發展工作在企業內部的執行。這個部門主要承擔的工作包括:將企業層面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按照職能部門進行分解;監控企業對可持續發展政策的執行情況;確保可持續發展戰略在企業內部的順利實施;幫助企業的各個業務部門和職能部門確認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內容;結合國際形勢,了解國際可持續發展新動向,并將這些融入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之中;組織企業管理人員參與社會責任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相關論壇和討論,增進企業管理者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與認識;搜集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數據和資料,并定期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或社會責任報告,參與國內或國際可持續發展股票指數,如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DJSI),英國金融時報道德指數(FTSE4Good),IBEX35等的管理。
在企業各個業務部門中也有可持續發展工作的負責人員,配合可持續發展管理部門的工作,將企業層面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貫徹到各個職能部門,完成各業務部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同時這些業務部門也參與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的資料搜集和編寫工作。
(三)積極主動的溝通與交流
1.從不同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出發,進行有針對性的報告。無論是在目標的制定過程中,還是在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實施環節,與各方利益相關者的溝通都必不可少。不同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要求,以及企業實現這些要求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之前,要通過利益相關者參與機制加強信息溝通和反饋,分析他們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實際要求,在報告中披露他們參與的過程以及對報告內容的評價等,通過有效地溝通將企業可持續發展目標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統一。表2反映了建筑企業不同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不同需求。建筑企業報告反映的結果表明,建筑企業對同各方利益相關者的溝通十分重視,多數企業在報告中都分析了不同利益相關者群體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并針對不同群體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報告。
無論對哪一類溝通對象,信息的及時反饋是很重要的。企業如果在可持續發展工作的實施過程中,沒有長期或不能及時反饋相關信息,將導致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認可度逐步下降,那么企業在推進這項工作時的協調控制能力也會逐步降低。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利益相關者,除可以使公司更好的了解各方需求,有針對性的設定目標外,還可促進企業在多方面改進。排名第17位的Balfour Beatty公司從2003年開始在報告中主動公布受到各種環境方面的事故或提醒,甚至小到涌流或擾民事件也積極公布,從2004年起,公司的中級和嚴重環境事故就呈下降趨勢,2007年以后就沒有出現重大環境事故,這和公司面對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態度分不開。
2.重視第三方審計給企業報告帶來公信力的提升,主動完成第三方的審計。企業如果只是單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無論是溝通效果還是公信力都難以得到保證。從財務報告的經驗上來看,公司對外公開的財務報表必須經過獨立第三方機構的審計,獨立第三方以其客觀性和專業性的驗證意見,讓財務報表信息具有公信力,從而被投資人接受和采用,這同樣也適用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第三方審計有兩個效果:一是對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內容的規范性提出意見和建議,二是對企業報告內容的真實性做出檢驗,第三方審計是保證企業報告的真實性,提高報告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在統計的報告中,接近一半的建筑企業報告都通過了第三方機構的認證。這些第三方機構包括AA1000,透明國際,KPMG等,有些公司的報告甚至經過了多家第三方機構的檢驗,如排名21位的Acciona的報告就通過了利益相關者,AA1000,獨立專家和畢馬威的多重驗證。同樣,企業也要重視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溝通價值,企業報告并不是單方面的,讀者對報告的意見也是企業對報告形式和內容進行改進的重要依據。多數報告最后都加入了讀者信息的反饋渠道,通過調查問卷的收集整理讀者意見,為企業目標的制定和實施提供幫助。
結論
通過對ENR“全球工程承包商225強”中排名前100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分析,可以看到世界領先的建筑行業企業可持續發展管理的經驗和成果,同時,文章總結了世界先進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式管理特點。對行業和企業關鍵問題的認識,清晰明確的目標,有效地組織管理結構,良好的溝通與交流,正是建筑業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這些對國內建筑行業有著尤其明顯的借鑒意義。作為世界建筑業最大、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我國建筑行業還將經歷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時期。因此要充分認識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在引入可持續發展先進技術的同時,也應該積極吸取國外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管理的先進經驗,將可持續發展與項目管理相結合,提升我國建筑業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水平和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水平,在整個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充分發揮建筑企業的貢獻作用。
參考文獻:
1.刁春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發展現狀及展望.中國建筑金屬結構,2009.6
2.KPMG.Embracing change:Global Construction Survey,2008
玫琳凱（中國）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何為“審時度勢”。
當絕大多數企業還在關注社會責任，也就是CSR的時候，玫琳凱已經先行一步，2013年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改為“可持續發展報告”，推出《玫琳凱中國2012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玫琳凱大中華區總裁麥予甫表示，相比過去的報告，這一份報告更有專業性。“我們對利益相關方及其參與做了進一步的細分和界定，并明確了相關可持續發展的議題。為了持續追蹤和管理，我們針對不同的議題制定了關鍵績效指標?！?/p>
玫琳凱會根據關鍵指標持續跟蹤，借此了解自己是否取得進步，又有哪些不足需要改進。通過這樣的監督，玫琳凱對未來發展考慮得更為長遠。所有策略的制定與出臺，并不是由某件事情就可以決定的，而是退后一步，與過去對比，根據市場、環境、消費對象等多種因素綜合考量之后再做定奪。雖然最后的結果可能跟一開始想到的策略不謀而合，但是綜合各個利益相關方，站在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做出判斷，將有助于對玫琳凱整體發展進行思考，由此持續創造價值。2013年12月，玫琳凱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升級后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榮膺“金蜜蜂2013優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外資及港澳臺企業”，為眾多企業樹立了標桿。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所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框架和報告指南，為各個組織披露其可持續發展報告指標提供了基礎模式，為企業提供了全球適用的、具有可比性的了解披露信息的框架模式。
因GRI對可持續發展報告內容和指標以及報告原則有嚴格的要求，所以是否能夠按照GRI編制可持續發展報告，已經成為評判一個組織實施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的水平和所可持續發展報告的質量的標準。
GRI指南每四年修訂一次，2006年10月5日GRI的G3版報告指南。指南中專門規定了有關保障的條款。要求組織機構使用不同的方式提高其報告的信用度。除組織機構可有適當的內部控制體系外，可持續報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推薦使用外部保障。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所用的“外部保障”指保障報告質量和其所包含的信息所進行的活動，之后公開結果。GRI對可持續發展報告進行分級管理，經過專業機構審核的報告認為是可靠的。指南規定報告如使用了格外的保障手法，組織機構可自行在“A、B、C”上添加“+”，比如：“A+、B+、C+”。
挪威船級社VERISUSTAIN――可持續發展報告審核規范是針對可持續發展報告進行審核的專業規范。VERISUSTAIN――可持續發展報告審核規范是參考AA1000AS審計標準及GRI報告指南附錄四可信度保證系統的要求制定的，是目前較系統化和嚴謹的報告審核規范。
人們廣泛認為需要改進報告模版和驗證方式，以此讓可持續發展報告更有意義、更可信。
挪威船級社VERISUSTAIN審核規范定義了一個透明、有結構性和綜合的流程來驗證關于可持續發展報告中信息的收集、評價和宣傳。
一般來講驗證時應該注意：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其中包括：準確性、中立性、可比性）、相關方響應性。
報告的審核也要針對其報告內容的實質性、相關方響應程度、報告的范圍；報告質量的平衡性、可比性、可靠性等多個方面進行評分。
報告審核所采取的方法也要以事實驗證、監督檢查、抽樣檢查(數量指標)、采訪、利益相關者訪談、信息源確認為主。
報告審核的步驟一般按照以下程序：
1. 定義范圍
2. 計劃驗證流程
3. 進行實際驗證
4. 最終驗證報告
5. 質量審計（內部）
6. 頒發審計聲明
評估報告前要對指標的定義、指標級別、公司(現場)的風險預測和潛在的問題、審核的指導方針進行了解及確認。
首先區分和定義關鍵的、重要的、普通的確定3種不同級別指標。確定關鍵性指標的標準之后再進行風險預測，例如：對使用指標級別的風險預測、對審核過程中要點的風險預測、對關鍵部件或產品線的風險預測、預想問題可能發生的區域或活動的風險預測等。
根據時間的影響因素,所以審核時一般要關注高風險指標。
評估報告時，要在不同方面使用不同的工具，并應用相應的指南，例如：
1. 該公司應該能夠根據風險預測制定內部控制要求。這一方面與“精確性”的等級相關，使用參考操作指南Table 10。
2. 風險預測為判斷“完整性”提供信息，使用參考操作指南 Table 8和 9。
以完整性審核為例。針對完整性審核，要從操作維度、范圍維度、時間維度進行審核。
經營企業的第一目的是造福人類，承擔社會責任是基業常青的基礎、企業永續經營的秘訣，已經為很多公司所認同。中遠集團COSCO就是亞洲第一個按照挪威船級社VeriSustain審核規范對可持續發展報告進行審核的企業。
由第三方證實，企業通過對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可靠性審核可獲得以下利益：
全球契約報告對相關方來說是可信的。
- 審核報告中要涵蓋所有有關優劣勢的細節和概要，同時還要包括未來可能的發展機會。它有助于企業改善整體表現。
- 通過可持續發展報告規范了相關方溝通，提高了溝通效率，企業與主要投資方和顧客之間的關系已大為改善，也帶來了更多的商機。
拜耳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觀
可持續發展是公司不懈追求的奮斗目標
拜耳董事會主席沃納?溫寧在《Bayer 2005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前言中明確指出，拜耳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創新產品與服務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快樂美好。拜耳對成功的定義是實現商業效益、生態效率與社會責任的和諧。拜耳堅信唯有以可持續發展方式運營的公司才能取得成功，認為企業有責任利用技術與業務專長為人類謀福利，信守社會責任承諾，為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長期積極的貢獻。
價值觀
對成功的渴望，對利益相關方的熱情，堅持誠實、開放與守信，尊重人與自然，堅持可持續發展。
長期戰略
拜耳集團通過將創新、價值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機融合來確保公司的長期成功，確定了創新科技、最充分利用資源的長期戰略，既可以減少公司運營對環境的影響，又可以削減成本，為股東和社會創造價值。
創新是拜耳集團實現戰略目標的最關鍵保證。基于此，2004年拜耳提出了“科技讓生活更美好”的企業使命宣言。員工的創造力是創新的根本動力與源泉。拜耳致力于建立創新文化，促使每一位員工參與其中，推出了全集團的“3-i”創新行動計劃，三個“i”分別代表靈感（inspiration）、創意（ideas）和創新（innovation）。
可持續發展政策
拜耳集團承諾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生態和社會責任目標，即在不損害地球或耗竭其資源的條件下，保持經濟的增長，改善星球上現有和未來居民的生活質量。
拜耳將商業行為視作融合人類智慧和自然資源以造福于民的手段。企業的經濟責任目標是持續保持企業的盈利目標，推動經濟的增長與繁榮。創新是實現持續經濟成功的基本條件，在研發和新科技領域廣泛投資是未來成功的基礎。
拜耳致力于持續改善生態績效，對公司運營對環境的影響承諾始終采取負責任的行為，確保安全健康和質量及保護環境。
拜耳承諾持續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滿足員工、客戶、社區不斷變化的個人和職業需要，始終與利益相關各方保持積極、開放、坦誠的對話，保護和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維護由聯合國的國際公認的人權標準。
無處不在的可持續發展管理是拜耳集團社會責任實踐的突出特點
拜耳集團認為，可持續發展管理是公司的核心活動，在企業的各個領域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過價值觀的全員培訓統一可持續發展認識
拜耳開展了一項全球性活動，向全球每一位員工落實企業使命宣言，針對高層管理人員制定了《價值觀和領導原則：堅持我們的價值觀》的企業政策，并《高層管理人員指南》的行動手冊，指導高層管理人員如何在困難環境下將倫理價值觀納入考慮范疇；針對全球員工修訂了新的企業行為準則，向每一位員工推行企業合規計劃?；诠緝r值觀和領導原則，制訂《集團可持續發展政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指導方針、可持續發展職位設定、員工可持續發展義務以及可持續發展業績管理體系作出明確規定。
通過優秀的公司治理機制落實可持續發展要求
拜耳建立了完整的可持續發展管理組織體系。集團層面成立合規委員會和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成員由集團與子集團主管研發、科技與創新事務的董事與企業人力資源、公關傳媒、政府與產品事業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構成。成立可持續發展計劃小組為委員會開展工作提供支持。在所有二級公司建立有效的健康、安全、環保和質量（HSEQ）管理體系，落實責任關懷項目及行動計劃，成立合規委員會。對供應商實施可持續發展管理，制訂采購政策，使用有效的評估工具，將供應商的質量、價格和道德問題納入整體評估范圍。與利益相關各方系統開展有效對話，將在2007年初，利益相關方對話的集團政策。
通過眾多的管理體系認證落實可持續發展要求
包括國際通行的“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ISO9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規范”（OHSAS18001）、國際實驗室質量管理準則（ISO17025）、“國際環境管理體系認證”（ISO14001）、加拿大標準委員會（SCC）的有關認證，還有各種行業規范的認證，如針對醫藥保健行業的“良好操作規范”、“良好實驗室規范”；針對商務服務的“SAP客戶能力中心”、針對工業服務的德國專業廢棄物管理公司條例（EFBV）等。
通過有效的績效管理落實可持續發展要求
拜耳在組建分工明確的組織機構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關鍵績效指標，通過內部考核，落實公司可持續發展目標，并通過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等方式，提高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透明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2005年報告詳細了集團生態指標，包括能源使用規模與效率，溫室氣體直接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破壞臭氧層物質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氣體排放，用水量、廢水排放，廢物總產量及處理、危險廢物產量及處理，主要環境事故，貨物交通事故；社會指標，包括員工總數及分布、員工多樣化、培訓投入，工傷事故、致命工傷事故，經濟指標，包括企業創造的增加值與分配比例，2005年拜耳創造了96.03億歐元的增加值，其中外部利益相關方獲得7.2%；員工61.6%；政府9.3%；債權人9.5%；企業留存收益12.4%。子集團與事業分部實現的銷售額，研發費用等。
拜耳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基本框架
拜耳2005可持續發展報告采用GRI報告倡導的基本結構，分為八個方面內容。
一是董事會主席致辭，介紹拜耳公司的使命、目標與發展模式選擇以及部分重要的社會責任活動及取得的成效。
二是社會責任要聞（2004-2006），包括正面的績效、取得的獎項，也包括負面的表現，如繳納違法競爭罰款等。
三是戰略與管理，闡述企業使命宣言、公司價值觀、行為準則等公司政策，公司治理，可持續發展政策、管理體系與目標。
四是經濟責任，介紹拜耳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的商業運營、吸引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拜耳股票、具有優秀銷售業績或增長潛力的企業產品、競爭行為準則等。
五是環境責任,介紹拜耳集團的關注未來、充分利用資源、確保安全生產、應對氣候變化等內容。
六是員工與社會，三方面，包括員工責任，如以人為本、全體員工機會均等、員工對話；對社會負責的企業文化以及在教育與研究、環境、社會與健康以及體育與文化等四大重點領域所做的貢獻；保護人權。
七是子集團與服務公司，介紹集團成員單位的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與實踐。
八是績效指標與可持續發展計劃，分別介紹環境指標、社會指標與經濟指標，未來可持續發展計劃，履行對聯合國全球契約十項原則的承諾的具體舉措。
拜耳 2005可持續發展報告簡評
拜耳 2005社會責任報告有著鮮明的企業特點。
一是高度突出可持續發展。包括保持持續的贏利能力，確保企業的持續成功，對環境的持續保護、始終對社會盡責等，也包括無處不在的對可持續發展的有效管理。
二是報告高度重視結合企業實際。以企業的使命宣言“科技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圍繞企業的核心業務闡述企業對經濟、社會與環境綜合績效的追求；以創新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統一企業的經濟、環境與社會目標。
三是報告充分體現了完整性要求，平衡披露了負面事項。從社會責任負面要聞中披露繳納違法競爭罰款，到企業產品的可能風險與涉及訴訟，從部分社會責任指標的不足，到發生的主要環境事故，報告充分應用了客觀性與平衡性原則，十分難得。
四是報告設計獨具特色，凸現了企業對環境保護的特別關注。報告從封面到不同部分分別以七位不同的青年環境特使的特寫照片作為封頁，加以區分。每一封頁對青年環境特使的基本情況與其對環境問題的最關注的方面進行了介紹，非常有創意。這些青年環境特使是拜耳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青年和環境領域共同開展的活動之一。照片選擇的背景均是拜耳公司的某一部門或產業，而這些部門或產業正是青年環境特使的關注領域或主題，設計的細微之處體現了企業的理念。
五是報告充分體現了拜耳公司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設計洋溢著人性的光輝。報告所用照片，雖然背景是拜耳公司的某一部門或產業，但這是文字注釋，直接從照片上是無法辯認的，被完全虛化，照片聚集的都是活生生的人。7位青年環境特使有4位女性，體現了對性別的尊重，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體現了跨國公司的全球視野。報告所用公司管理層人員與外部利益相關的照片，也是神態生動，十分自然。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要點
一、城際之間、城鄉之間是一個區域系統
在一個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間充填是一個有序的體系。人為的分割，雖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卻與真實的系統行為運行有很大的背離，既不符合幾何原則，也不符合生產原則。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城際關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城鄉關系，必須如實地看作是一種結構有序、功能互補、具有統一基礎的復雜系統。
從地理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應當符合空間充填原理，它們在宏觀上是可辨識的，在微觀上是隨機的，實際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鄉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級特點的一組空間充填物，共同構成一個區域綜合體，并相應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社會分布原理，它們在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和創造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在獲取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上的差異，但最終它們必須服從一個臨界閾值，即作為區域內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都至少應當獲得作為體面生活標志的最低門檻，滿足基本人權所賦予的“機會平等”。
從產業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產業升級原理，它們在產業鏈形成與產業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聯系與制約，又有內在的聯系與制約。農村作為第一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統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產品、服務及相應供需支持系統，從區域的整體上是互補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應單以“結果平等”的眼光去對待。
從智力結構看，城際之間和城鄉之間符合人口流動原理，鄉村提供了人力資源的豐厚土壤，不同等級的城市對于人才的吸納和創造“生態位”的條件差異，表現出宏觀可識別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闡述，可以發現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區域的整個體系之中，并且始終把農村作為區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對于城市的發展和城鄉統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二、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轉折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指出，必須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的兩大基本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相對平衡的區域內，形成大小不等的點狀分布(亦可視為區域增長極)，隨之發生了急劇的人口集聚能力、經濟密度集聚能力、二三產業集聚能力和資本集聚能力的中心。這一個轉折，表現在城市開發度急劇增強，工業化利用土地的規模急劇增強，固定資產投資的集中度急劇增強，科技含量和創新步伐等的急劇增強。這類急劇增強的結果，就在地理區域的空間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級布局的空間充填，使得廣大農村與城市之間在財富創造、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方面差距擴大，二元結構系數加大，形成了以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農補工”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已經相當不平衡的區域內，在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很高的態勢下，在城市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狀況時，必須及時地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實施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主流之中。這一轉折的特點是，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減少貧富差異，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城市對農村的轉移財政支付力度，從政策導向、物質扶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國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業化水平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已經平均高達1：3．0以上，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都處于較高的數值，因此我國城市化戰略進程進入了第二個轉折期，即必須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今后時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
三、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國城市化50年的狀況，明確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借鑒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探索新時期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形態的轉變以及發展動力的提升，由此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體系，尋求引領國家財富臺階式增長的制高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戰略機遇期的總任務和發展總方向的把握，必須回答七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城市發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有效克服二元結構的社會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如何構建生態城市和綠色人居?
（6）如何擴大城市就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
（7）怎樣實現以“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以上七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有明確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并通過城市化發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式城市擴張轉變為組團式城市群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培育，一舉克服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狀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對全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都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統計數字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明顯加速是一個重大標志，其增長過程與財富積累呈非線形的對應關系。
中國從建國開始的發展戰略中就有“積極推進工業化，相對抑制城市化”的主導思想，加上長期“恐城癥”的制約，中國城市化50年的變遷，一直都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而中國城市化率尚未達到40％。至2000年底，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平均低40個百分點。雖然從1949年全國建市67個增長至目前的600多個，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過于偏小。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尋求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提升，緩解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社會公平的二元結構矛盾，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五、中國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了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約1000萬—12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才能滿足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要求。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
（2）城市對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
（3）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向右側移動的良性逆轉。
（4）促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
（5）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6）加速克服“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進程的急速推進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
（8）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決“_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就其整體性解決的目標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們認為，中國“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一個要點在于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而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大量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提高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大力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夠最終完成。一旦當農村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成本閾值，此時農業土地的集約化生產、規?；a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農業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會有明顯的進步，至此，中國“三農”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才能得以徹底解決。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鄉體系，是解決中國“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經濟不活、小城市實力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根本戰略舉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七、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出四大誤區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已經走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下，形成“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自然基礎的差異、地理區位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必須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均衡，換取實現社會公平程度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道理。
誤區之四：認為城市化的結果必然拉大城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貧富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事實上，只要嚴格把握城市發展兩大轉折的要點并實施城市補償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大力推進鄉村的產業化、市場化進程，上述誤區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國應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會先進生產力體現的平臺，集中體現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它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4．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九、中國城市化的高端平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空間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城市發展的軌跡告訴我們，其空間形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特征：
城市的點狀表征：0維模式（傳統城市中心，強調集聚性，容易產生城市?。?。
城市的線狀表征：1維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帶，強調通達性，腹地相對狹小)。
城市的面狀表征：2維模式（城市群，強調網絡性，功能相對不對稱）。
城市的體狀表征：3維模式（組團式城市群，強調等級、有序、互補和立體協調性，最大限度獲取“發展紅利”）。
而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高端載體，更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舉措。
今后中國必須首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國家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以尋求資源利用的空間最大“整合交集”為根本出發點，讓發展紅利得到充分體現。
組團式城市群發展模式的戰略突破主要表現為：
（1）避免了城市攤大餅式的單極化擴張。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協調為特征的區域鑲嵌體系。
（3）建立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城際戰略聯盟。
（4）構筑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城市等級系列集合。
（5）實現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結構在區域中的邏輯充填。
（6）充分協調自然—社會—經濟的城鄉時空耦合。
（7）體現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優良文明典范。
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與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有著較大差異，表明了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國家GDP的貢獻率在目前仍比較偏低。
如果按國家首位城市比較：美國紐約的GDP，占全美國的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87倍。日本東京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2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0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7倍。英國倫敦的GDP，占整個英國GDP總量的22％，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5．5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9．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10．5倍。法國巴黎的GDP，占整個法國GDP總量的18％，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2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7．9倍。韓國漢城的GDP，占整個韓國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1．9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8倍。
上海的GDP總量是美國紐約GDP總量的1／40。
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
上海的GDP總量是英國倫敦GDP總量的1／6。
上海的GDP總量是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4。
上海的GDP總量是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3。
上海的GDP總量是韓國漢城GDP總量的1／2。
中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和貢獻偏小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的時候了。
十、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中國城市化戰略設計必須突出“三維分布”制高點：
（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長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京津環渤海組團式城市群。
（2）創建七大城市帶（線）。
沿長江城市帶；
沿京廣鐵路城市帶；
哈長沈大城市帶；
濟青煙威城市帶；
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
長株潭城市帶；
海峽西岸城市帶。
（3）發展若干中心城市圈（點）。
未來中國城市化戰略制高點一旦成熟與完備后，在國土面積只占全國8％的總面積上，將容納全國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帶的平均人口密度），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這樣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十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獲取“發展紅利”的最佳載體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整體表現呈現出“點狀拉動”的經濟增長形態。以4個經濟特區為起始，緊接14個沿海開放城市，近5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0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上海浦東、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陜西楊陵等，努力發揮點狀突破的帶動作用，起到了窗口、輻射和示范作用，成為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引領國民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5％，經濟總量提前翻兩番，為21世紀整體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平臺，必須注入全新的動力源。十分明顯，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紅利”的支撐，從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生產關系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創新，給經濟的快速成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時，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已經具備了從“發展紅利”中索取的成熟條件。所謂發展紅利是指“一個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間結構、網絡結構、產業結構、人力結構和營銷結構的趨優調整，區域發展在等級、有序、互補、高效的整合中所獲取的額外收益和潛在收益的總和，即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的“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但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規律告訴我們：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籌劃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發展紅利，而組團式城市群則是目前得到發展紅利的最有效途徑。
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優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于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于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絡，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范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
2.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培育城市發展的第一資源。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城市化進程中一要在數量上將農民轉變為市民，二要將農民的素質與積聚財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迅速轉變為更加有效的人力資本，是建設組團式城市群的本質要務。
3.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銀行的轉變：逐步走向擴大“內投”的穩健方向
現在我國的民間儲蓄已經超過10萬億人民幣，與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當，加上固定資產的占有，民間財富已經達到一個十分可觀的地步，如何積極穩妥地將這個龐大的資本釋放出來，轉變為逐漸制衡外部投資額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進程中擴大生產、解決就業、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全面納入市場體系的重要步驟。
十四、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七原則
研究報告擬訂了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七原則：
（1）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規模、等級、互補、共生及其在國土空間布局中表達出的有序充填(空間譜)；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結構、功能、協同、進化及其在時間序列識別上表現出的整體協調系統(時間譜)。
（2）在城市系統的內部結構中，各種自然生態因素、技術物理因素、經濟增長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各種人文因素等構成了城市綜合體的等級性、共軛性、異質性、多樣性。
（3）在城市系統的外部結構中，通過城鄉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資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特別是通過城鄉的物質代謝過程、能量傳遞過程、信息反饋過程和優化配置過程，去培育區域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能力。
（4）在系統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中，既要考慮區域承載力對于城市需求的制約，又要考慮城市發展對于外部環境的影響力、擴散力、帶動力。只有當一個城市向鄉村的索取被該城市對鄉村的回饋相平衡時，統籌城鄉發展的運行才是健康的與合理的。
（5）宏觀監控城市發展的“動力表征”、城市內涵的“質量表征”和城市狀態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基本依據。上述三種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質量的統一判別，并以此作為城市化進程健康發展的評價基礎，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6）國家城市化的數量規模與空間布局應當有一個戰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為特征的三大城市區（群）；建立以產業鏈為紐帶的七大城市帶，建立以區域發展中心為特征的幾十個城市圈，分別從“面、線、點”的有機組合，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力軍，完成中國城市化空間布局的戰略目標。上述的城市化戰略空間布局，將充分發揮城市集群“發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好、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市場競爭力和生產集約能力高、綜合‘成本—收益’指數高、積聚國民財富能力高、能加速實現社會公平等優勢?！?/p>
（7）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國家城市化戰略設計的著力點在于持續培育城市的競爭力，通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積極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經濟全球化已成歷史潮流，我國加入WTO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納入世界城市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戲規則，即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接受全球化國際競爭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更新觀念，積極采取應對措施，迅速提升城市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切實提高我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
十五、關于中國城市樣本選擇的說明
本報告選擇全國一些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暫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其中包括：
（1）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36個）：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南寧、海口、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拉薩、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在這36個城市中有：直轄市4個，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副省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15個，分別是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級省會城市17個，分別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長沙、南寧、?？?、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2）沿海開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個）：秦皇島、連云港、煙臺、威海、汕頭、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2個）：大慶、包頭。
（4）特別選擇的城市（4個）：唐山、無錫、蘇州、溫州。
（5）拉薩由于統計數據缺乏暫未列入統計分析范疇。
（6）本報告由于資料口徑原因暫未包括中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要點
一、城際之間、城鄉之間是一個區域系統
在一個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間充填是一個有序的體系。人為的分割，雖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卻與真實的系統行為運行有很大的背離，既不符合幾何原則，也不符合生產原則。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城際關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城鄉關系，必須如實地看作是一種結構有序、功能互補、具有統一基礎的復雜系統。
從地理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應當符合空間充填原理，它們在宏觀上是可辨識的，在微觀上是隨機的，實際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鄉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級特點的一組空間充填物，共同構成一個區域綜合體，并相應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社會分布原理，它們在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和創造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在獲取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上的差異，但最終它們必須服從一個臨界閾值，即作為區域內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都至少應當獲得作為體面生活標志的最低門檻，滿足基本人權所賦予的“機會平等”。
從產業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產業升級原理，它們在產業鏈形成與產業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聯系與制約，又有內在的聯系與制約。農村作為第一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統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產品、服務及相應供需支持系統，從區域的整體上是互補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應單以“結果平等”的眼光去對待。
從智力結構看，城際之間和城鄉之間符合人口流動原理，鄉村提供了人力資源的豐厚土壤，不同等級的城市對于人才的吸納和創造“生態位”的條件差異，表現出宏觀可識別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闡述，可以發現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區域的整個體系之中，并且始終把農村作為區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對于城市的發展和城鄉統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二、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轉折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指出，必須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的兩大基本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相對平衡的區域內，形成大小不等的點狀分布(亦可視為區域增長極)，隨之發生了急劇的人口集聚能力、經濟密度集聚能力、二三產業集聚能力和資本集聚能力的中心。這一個轉折，表現在城市開發度急劇增強，工業化利用土地的規模急劇增強，固定資產投資的集中度急劇增強，科技含量和創新步伐等的急劇增強。這類急劇增強的結果，就在地理區域的空間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級布局的空間充填，使得廣大農村與城市之間在財富創造、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方面差距擴大，二元結構系數加大，形成了以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農補工”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已經相當不平衡的區域內，在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很高的態勢下，在城市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狀況時，必須及時地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實施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主流之中。這一轉折的特點是，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減少貧富差異，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城市對農村的轉移財政支付力度，從政策導向、物質扶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國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業化水平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已經平均高達1：3．0以上，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都處于較高的數值，因此我國城市化戰略進程進入了第二個轉折期，即必須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今后時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
三、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國城市化50年的狀況，明確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借鑒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探索新時期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形態的轉變以及發展動力的提升，由此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體系，尋求引領國家財富臺階式增長的制高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戰略機遇期的總任務和發展總方向的把握，必須回答七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城市發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有效克服二元結構的社會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如何構建生態城市和綠色人居?
（6）如何擴大城市就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
（7）怎樣實現以“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以上七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有明確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并通過城市化發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式城市擴張轉變為組團式城市群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培育，一舉克服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狀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對全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都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統計數字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明顯加速是一個重大標志，其增長過程與財富積累呈非線形的對應關系。
中國從建國開始的發展戰略中就有“積極推進工業化，相對抑制城市化”的主導思想，加上長期“恐城癥”的制約，中國城市化50年的變遷，一直都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而中國城市化率尚未達到40％。至2000年底，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平均低40個百分點。雖然從1949年全國建市67個增長至目前的600多個，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過于偏小。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尋求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提升，緩解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社會公平的二元結構矛盾，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五、中國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了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約1000萬—12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才能滿足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要求。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
（2）城市對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
（3）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向右側移動的良性逆轉。
（4）促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
（5）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6）加速克服“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進程的急速推進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
（8）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決“_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就其整體性解決的目標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們認為，中國“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一個要點在于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而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大量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提高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大力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夠最終完成。一旦當農村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成本閾值，此時農業土地的集約化生產、規?；a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農業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會有明顯的進步，至此，中國“三農”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才能得以徹底解決。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鄉體系，是解決中國“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經濟不活、小城市實力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根本戰略舉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七、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出四大誤區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已經走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下，形成“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自然基礎的差異、地理區位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必須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均衡，換取實現社會公平程度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道理。
誤區之四：認為城市化的結果必然拉大城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貧富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事實上，只要嚴格把握城市發展兩大轉折的要點并實施城市補償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大力推進鄉村的產業化、市場化進程，上述誤區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國應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會先進生產力體現的平臺，集中體現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它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4．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九、中國城市化的高端平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空間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城市發展的軌跡告訴我們，其空間形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特征：
城市的點狀表征：0維模式（傳統城市中心，強調集聚性，容易產生城市病）。
城市的線狀表征：1維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帶，強調通達性，腹地相對狹小)。
城市的面狀表征：2維模式（城市群，強調網絡性，功能相對不對稱）。
城市的體狀表征：3維模式（組團式城市群，強調等級、有序、互補和立體協調性，最大限度獲取“發展紅利”）。
而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高端載體，更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舉措。
今后中國必須首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國家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以尋求資源利用的空間最大“整合交集”為根本出發點，讓發展紅利得到充分體現。
組團式城市群發展模式的戰略突破主要表現為：
（1）避免了城市攤大餅式的單極化擴張。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協調為特征的區域鑲嵌體系。
（3）建立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城際戰略聯盟。
（4）構筑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城市等級系列集合。
（5）實現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結構在區域中的邏輯充填。
（6）充分協調自然—社會—經濟的城鄉時空耦合。
（7）體現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優良文明典范。
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與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有著較大差異，表明了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國家GDP的貢獻率在目前仍比較偏低。
如果按國家首位城市比較：美國紐約的GDP，占全美國的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87倍。日本東京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2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0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7倍。英國倫敦的GDP，占整個英國GDP總量的22％，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5．5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9．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10．5倍。法國巴黎的GDP，占整個法國GDP總量的18％，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2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7．9倍。韓國漢城的GDP，占整個韓國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1．9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8倍。
上海的GDP總量是美國紐約GDP總量的1／40。
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
上海的GDP總量是英國倫敦GDP總量的1／6。
上海的GDP總量是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4。
上海的GDP總量是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3。
上海的GDP總量是韓國漢城GDP總量的1／2。
中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和貢獻偏小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的時候了。
十、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中國城市化戰略設計必須突出“三維分布”制高點：
（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長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京津環渤海組團式城市群。
（2）創建七大城市帶（線）。
沿長江城市帶；
沿京廣鐵路城市帶；
哈長沈大城市帶；
濟青煙威城市帶；
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
長株潭城市帶；
海峽西岸城市帶。
（3）發展若干中心城市圈（點）。
未來中國城市化戰略制高點一旦成熟與完備后，在國土面積只占全國8％的總面積上，將容納全國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帶的平均人口密度），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這樣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十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獲取“發展紅利”的最佳載體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整體表現呈現出“點狀拉動”的經濟增長形態。以4個經濟特區為起始，緊接14個沿海開放城市，近5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0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上海浦東、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陜西楊陵等，努力發揮點狀突破的帶動作用，起到了窗口、輻射和示范作用，成為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引領國民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5％，經濟總量提前翻兩番，為21世紀整體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平臺，必須注入全新的動力源。十分明顯，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紅利”的支撐，從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生產關系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創新，給經濟的快速成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時，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已經具備了從“發展紅利”中索取的成熟條件。所謂發展紅利是指“一個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間結構、網絡結構、產業結構、人力結構和營銷結構的趨優調整，區域發展在等級、有序、互補、高效的整合中所獲取的額外收益和潛在收益的總和，即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的“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但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規律告訴我們：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籌劃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發展紅利，而組團式城市群則是目前得到發展紅利的最有效途徑。
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優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于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于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絡，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范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
2.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培育城市發展的第一資源。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城市化進程中一要在數量上將農民轉變為市民，二要將農民的素質與積聚財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迅速轉變為更加有效的人力資本，是建設組團式城市群的本質要務。
3.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銀行的轉變：逐步走向擴大“內投”的穩健方向
現在我國的民間儲蓄已經超過10萬億人民幣，與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當，加上固定資產的占有，民間財富已經達到一個十分可觀的地步，如何積極穩妥地將這個龐大的資本釋放出來，轉變為逐漸制衡外部投資額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進程中擴大生產、解決就業、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全面納入市場體系的重要步驟。
十四、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七原則
研究報告擬訂了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七原則：
（1）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規模、等級、互補、共生及其在國土空間布局中表達出的有序充填(空間譜)；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結構、功能、協同、進化及其在時間序列識別上表現出的整體協調系統(時間譜)。
（2）在城市系統的內部結構中，各種自然生態因素、技術物理因素、經濟增長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各種人文因素等構成了城市綜合體的等級性、共軛性、異質性、多樣性。
（3）在城市系統的外部結構中，通過城鄉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資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特別是通過城鄉的物質代謝過程、能量傳遞過程、信息反饋過程和優化配置過程，去培育區域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能力。
（4）在系統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中，既要考慮區域承載力對于城市需求的制約，又要考慮城市發展對于外部環境的影響力、擴散力、帶動力。只有當一個城市向鄉村的索取被該城市對鄉村的回饋相平衡時，統籌城鄉發展的運行才是健康的與合理的。
（5）宏觀監控城市發展的“動力表征”、城市內涵的“質量表征”和城市狀態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基本依據。上述三種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質量的統一判別，并以此作為城市化進程健康發展的評價基礎，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6）國家城市化的數量規模與空間布局應當有一個戰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為特征的三大城市區（群）；建立以產業鏈為紐帶的七大城市帶，建立以區域發展中心為特征的幾十個城市圈，分別從“面、線、點”的有機組合，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力軍，完成中國城市化空間布局的戰略目標。上述的城市化戰略空間布局，將充分發揮城市集群“發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好、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市場競爭力和生產集約能力高、綜合‘成本—收益’指數高、積聚國民財富能力高、能加速實現社會公平等優勢。”
（7）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國家城市化戰略設計的著力點在于持續培育城市的競爭力，通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積極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經濟全球化已成歷史潮流，我國加入WTO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納入世界城市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戲規則，即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接受全球化國際競爭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更新觀念，積極采取應對措施，迅速提升城市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切實提高我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
十五、關于中國城市樣本選擇的說明
本報告選擇全國一些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暫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其中包括：
（1）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36個）：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南寧、?？凇⒅貞c、成都、貴陽、昆明、拉薩、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在這36個城市中有：直轄市4個，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副省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15個，分別是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級省會城市17個，分別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長沙、南寧、海口、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2）沿海開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個）：秦皇島、連云港、煙臺、威海、汕頭、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2個）：大慶、包頭。
（4）特別選擇的城市（4個）：唐山、無錫、蘇州、溫州。
（5）拉薩由于統計數據缺乏暫未列入統計分析范疇。
（6）本報告由于資料口徑原因暫未包括中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