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2 16:18:50
序論：在您撰寫政治經濟學研究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中介學說
第一派別的經濟學家主張，將馬克思所概述《資本論》研究對象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中介，即生產力不是直接決定生產關系，而是通過生產方式影響生產關系。
將物質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中介，進而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決定一詞意味著單方向的影響，在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中，代表著只能是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方式不能反過來對生產方式起作用。從時間維度看，具有決定性的事物在前，被決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適應關系的兩個事物可以同時存在，不存在時空的差異。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妥的。在現實的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不存在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現其中;反過來，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之中，而不能夠存在于其外。按照這樣的理解，手推磨的生產方式，是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志;同時，封建社會封建地主和農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關系的特有的生產關系也就蘊含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中。同樣，蒸汽磨的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表標志，同時，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建和雇傭工人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也就包含在這種方式之中。與此相適應，揭示封建社會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其直接的研究對象就是手推磨的生產方式。同樣，揭示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其直接的研究對象就是蒸汽磨的生產方式。
二、廣義生產關系學說
第二種派別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則認為，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關系，即一定生產資料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關系(包括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
我們知道，在學術界，廣義的規范性范式是內涵規定性少，外延范圍大。然而，這里定義的廣義更像是總和或綜合的意義。如果真的要給廣義生產關系下定義，也只能是適用于一切社會經濟形態的定義，即一定歷史階段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經濟關系，進一步地，如果廣義的生產關系是由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構成的經濟關系系統，那么，前者與后者就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我們不妨看看《資本論》序言中的經典語句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里的生產方式是廣義的生產關系，從而句子前后成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但是，引文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后面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不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這個定義抹殺了相適應一詞的內在邏輯關系。所以說，某此學者用廣義生產關系代替生產方式是不正確的，不符合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認生產方式具有自然和社會二重屬性，也就是承認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那么《資本論》序言中的那句話在邏輯上是可行的，因為這里的生產方式絕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簡單加總，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是一個新事物。
三、生產的自然形式和社會形式的辯證統一
眾人皆知，任何生產都是由生產的主體勞動者和生產的客體生產資料構成的或者說任何生產總是勞動者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借助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的經濟活動，所以說，生產方式，即生產的方式，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有機結合形式或者說是生產要素(經典的三要素論)的結合形式。顯然，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義下的生產方式，適用于任何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類型)。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特殊性表現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特定的結合方式上，這里的結合既有技術形式的結合，與生產力相關;又有社會形式的結合，與生產關系相關。實際上，既然商品經濟時期的生產活動總是通過社會分工進行的，那么這個歷史階段的人們的生產活動必然發生兩方面的關系:一是自然關系，表現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技術方式;二是社會(生產)關系，表現為勞動的社會組織方式。因此，生產方式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具有二重屬性:自然屬性反映生產力的內容和社會屬性反映生產關系的內容。既然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屬性的內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產關系可以脫離生產方式而獨立存在的問題了。馬克思曾說，在一定的生產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現實性，這種生產方式既表現為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又表現為他們對無機自然界的一定的實際的關系。
一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再認識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盵1]爭論由此產生。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解釋：一是“生產關系說”，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說”，三是“生產的技術方式說”。對此，許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兩種意見來認識“生產方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毛病，而馬克思是通曉邏輯的。如果按第三種意見來理解“生產方式”，那么，《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樣一來，上述規定雖然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它卻同馬克思的下述論斷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盵2]生產的技術方式是一個生產力的范疇，不屬于生產的社會形態，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最近，吳易風教授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教授認為這一原理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3]。吳教授將人們所熟知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拓展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確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并且，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為“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解釋，即“即”與“也就是”后面的內容，仍然使人感覺到它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規定之間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否可理解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的形式相結合，從而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呢？如果這樣，那么，生產方式等于生產關系。如果這樣，這豈不是也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狹窄化了嗎？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方式”作何理解。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在整個《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是從多種含義上使用的。但是，從《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角度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其含義是確定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蛘哒f，社會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采取資本經濟的方式。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51章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一含義作了明確的論述。馬克思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4]。這個居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緊接著，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盵5]“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盵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盵7]很顯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就是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不僅如此，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與生產力的關系時指出：“這種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生產，像較為詳細的說明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包含著一種不斷發生作用的趨勢，要把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把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的社會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將成本價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最有力的杠桿”[8]，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條件下（即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分離、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的條件下），資本經濟會把這種所有制再生產出來，并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由這種所有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馬克思講：“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末，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盵9]很顯然，我們決不能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及由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得以運動和實現的物質載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間只能是一種“相適應”的關系。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更明確地說，對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作進一步的考察。
馬克思講，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10]。這是抓住了與所有其他財富形式或（社會）生產發展方式相區別的資本的特征的一種抽象[11]。這就是說，首先，資本是一定量的價值，它以商品經濟的存在為前提，在理論上，價值概念先于資本概念[12]，在歷史上，“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13]。因此，資本具有歷史性?！皠趧赢a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盵14]
其次，價值并不必然就是資本，只有當商品流通同時成為以增大自身為目的的價值流通時，才會有資本的存在。歷史地看，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兩種資本形式?！安粌H商業，而且商業資本也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早，實際上它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資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要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從而成為社會生產的具有歷史規定性的獨特生產方式，還必須具備一系列條件，其中關鍵性的因素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二者的分離反映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對生產者與勞動者分離的客觀要求，即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為生產者，勞動力的所有者成為勞動者。能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的所有制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須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從而使聯合勞動者成為生產者，勞動者個人成為直接勞動者。在二者分離的前提下，要實現他們的結合以生產物質產品，勞動者的勞動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計劃配置下的勞動力）。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勞動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充分條件，但絕不是充要條件。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情況下，生產者要進行生產，只有到市場上去購買勞動力并將其并入生產過程才有可能實現，“G-A發展到什么程度，G-Pm也發展到什么程度”[16]。從而，資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會生產，以價值增殖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間接滿足自身需要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因此，勞動力成為商品是產業資本產生、從而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產生的前提條件。
第四，資本是一種財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種（社會）生產的發展方式。歷史上出現過的物質財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叭绻奄Y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與財富的存在形式相適應，人類社會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資本經濟等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方式。自然經濟以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商品經濟以交換、從而交換價值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則以價值的不斷增殖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價值增殖為目的的運動會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商品經濟成為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使資本經濟成為商品經濟的內在靈魂和本質。資本生產方式的趨勢是：“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卷入它的流通過程；而發達的商品生產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8]
第五，資本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它并不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資本不是物”。它作為社會生產的一種發展方式，的確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進而資本的所有制不同，資本所體現的經濟關系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資本只追求在價值的運動中增殖，并不要求價值為什么會增殖，或價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尋價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任何社會，價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勞動者的剩余勞動，但是，不同的剩余勞動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卻能夠使資本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很顯然，資本究竟體現哪一種經濟關系，這取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決定了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決定了勞動者個人生產、聯合勞動者整體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最后，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同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完全視做同一的東西，這在認識上還有其他根源。當生產資料普遍地以資本的形式存在，并且歸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資本家，由此，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種歷史的存在形式。資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資本家，但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人們在觀念上自然也就會把資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資本家，從而將資本等同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進而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等同于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即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二對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古典革命”，使資產階級有了第一個系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即古典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法國的魁奈及布阿吉爾貝爾等。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這樣一種特征：他們把經濟制度下階級關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資源配置過程，諸經濟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的研究加以結合，把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既定制度下經濟運行過程數量的分析結合起來[19]。亞當·斯密在其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發現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論述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原因、條件、途徑；另一方面也初步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規律，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這種研究。但是，薩伊、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勒赫等人則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將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制度本身的分析與對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分析割裂開來，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義的是約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本教科書，在該書中，穆勒一方面盡量維護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張國家調節收入分配，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稱之為“沒有生氣的混合主義”。
19世紀70年代以后，以門格爾、杰文斯、瓦爾拉、帕累托、馬歇爾等人為代表的邊際學派，完全拋棄了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身及其運行機制的古典經濟學傳統，使經濟學成了一門以論證市場機制能夠使資源有效率配置為中心的知識體系。他們從消費者行為出發來研究價值問題，認為價值決定于個人的心理過程。在此基礎上，他們用數理方法建立了關于消費者在謀取最大效用，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的刺激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一國生產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他們相信市場力量能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從而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馬歇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
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將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他在1932年發表的題為《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文中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羅賓斯的這一定義既代表了自邊際革命以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經濟研究對象的認識，也符合當時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研究的實際。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這一規定發表以來，先后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判。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其所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基本上接受了這一規定。比如說，最近出版的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經濟學》都延襲了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
薩繆爾森講：“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它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說：“經濟學研究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是如何進行選擇的，這些選擇又怎樣決定社會資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的現象：因為資源稀缺所以選擇是必要的。”[21]盡管二人在遣詞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我們仍然不難發現他們二人在經濟學研究對象認識上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包含兩層基本的含義：第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或者說是社會用稀缺資源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第二，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或者說社會用什么樣的技術方式和社會制度（體制、運行機制）來配置稀缺資源，以解決這個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者說體制）對這個基本問題的解決，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樣。“不同的社會面臨著通過各種可供選擇的經濟制度而發生變化的需求，同時，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資源的不同機制?！盵22]
如果我們把資源配置問題看做是社會生產問題，那么資源配置方式問題就是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問題。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它研究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和方法。薩繆爾森等人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天生就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問題主要靠市場經濟這種體制方式來解決。因此，他們將研究的側重點放在市場經濟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盡管薩繆爾森列舉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可供選擇的資源配置的體制方式，但它要論述和證明的卻是市場機制對于資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做的事情。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管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不外乎在于論證市場經濟是如何配置資源、發展社會生產的。當然，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只是在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層面上研究資源配置方式、社會生產方式，并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從制度層面上探討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問題。他們把資本主義所有制當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論。許多同志探討了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據此而認為，西方經濟學把生產方式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時時處處都囿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
三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的共同之處和對立性
我國學者在比較、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時，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對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實，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礎上，才能說明他們的對立性。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西方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表面看來，二者毫無共同之處。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就是資本經濟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市場經濟方式。
那么，資本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知道，資本經濟是社會財富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它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以價值的不斷自行增殖為目的。它的存在和發展，它追求價值增殖的運動又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技術市場等市場體系的形成。市場經濟就是“借助于市場交換關系、依靠供求、競爭、價格機制、組織社會經濟運行，調節社會資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經濟，簡言之，在市場調節下運行的經濟?！盵23]“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方式，這種經濟運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場經濟。”[24]“市場經濟是一種私人和私有企業制定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決策的經濟。價格、市場、盈利和虧損、刺激和獎勵的一套制度解決了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盵25]“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源私有，經濟決策高度分散?！?，這個制度是通過內在聯系的市場網絡和價格協調的?！盵26]“今天，市場的概念包括如何進行交易的場合，盡管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鎮市場?！羞@些交易過程都包括在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里?！盵27]由此可見，一方面，資本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經濟；另一方面，資本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實質和靈魂，市場經濟是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處就在于此。
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更確切地講，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他們都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研究資本經濟，都把資本經濟看做是人類社會生產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因其生產目的有別而可區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資本經濟、計劃經濟（或者叫做別的什么經濟）等，資本經濟只是其中的一種。在這里，之所以列出了資本經濟，而不講市場經濟，是因為資本經濟在生產目的上有別于其他生產方式，而市場經濟并不能表明其生產方式的目的何在。衛興華教授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差別性所引出的理論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說商品經濟是相對于自然經濟而言的，市場經濟是相對于計劃經濟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對稱，很清晰，但經不起推敲。試問：市場經濟難道不與自然經濟相對立嗎？難道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互不相關的兩回事嗎？如果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商品經濟為什么就不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呢？衛教授是對的。因為，盡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等范疇都是對社會生產方式的理論概括，但這種概括的理論層面是不一樣的。要使我們對不同生產方式的劃分清楚明確，必須堅持標準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標準就是社會生產的目的。馬克思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依然存在著嚴格的對立性，具體地講：
第一，馬克思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研究與此相適應的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暫時性的同時，揭示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的歷史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對抗性。西方經濟學并不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反卻把它作為研究市場經濟的既定前提。他們雖然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體制方式，但卻試圖證明它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們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同市場經濟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試圖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永恒性，調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產生的各種矛盾。
經濟現象間總是充滿矛盾的，矛盾一詞在生活中很常見。矛盾，它反映了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一種特殊的狀態，矛盾不是事物、也不是實體，它在本質上屬于事物的屬性關系。這種屬性關系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特殊的關系就是“對立”，正是由于事物之間存在著這種“對立”的關系，所以它們才能夠構成矛盾。由矛盾自身的定義我們可以對應的得出關于經濟矛盾的定義，經濟矛盾應該是反映了經濟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是經濟現象的本質屬性，不同的經濟實體間相互對立相互作用的關系就構成了經濟矛盾。
關于經濟矛盾概念的理解
萬事萬物都具有矛盾，但是矛盾卻不是事物自有的。經濟矛盾是無法脫離主體意識單獨存在的，它反映出了不同研究主體的階級屬性。政治經濟學是矛盾演化的產物，經濟矛盾并非是先驗存在的，它是由代表特定主體利益的研究者在對經濟現象的研究中規定的，正是因為主體性的差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會從對經濟現象的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矛盾方面。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的主題是如何實現利潤最大化，實際上就是以資本所有者為主體，探討如何最有效的實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則要從勞動者的角度出發，規定現實中國經濟矛盾，并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實現中國勞動者的主體地位。要明確矛盾指的是作為研究主體的人，在對現實經濟現象的分析中，規定出現象之間的矛盾。
不只是經濟現象，作為矛盾的研究者――經濟學家的思維也是矛盾的，由于立場和時代的變化，他們處在不斷變化的矛盾中。在資本主義研究的代表中，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始終貫穿著一種自由的思想，運用大量的實證大量的比較進行研究，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還處于早期的發展階段，社會上還有很多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資本主義需要自由，封建和集權專制嚴重壓迫著資產階級，遏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致力于批判研究，主張資本的自由競爭，深入分析經濟矛盾。在資本統治全面確立以后，資產階級擺脫了受壓迫的地位，他們需要更進一步地發展，需要研究如何讓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在對國家政策研究的同時引入了很多的衡量指標，效用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威脅，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將批判的對象轉為社會主義，但是由于自身處于統治地位，所以這個時候的批判只是一種形式，在本質上這更多的是一種辯護。從矛盾的分析也本質轉到了表層，力求解決一些表層上的經濟問題而不是經濟矛盾。
矛盾分析的原則和方法
明確主義?，F實生活中處理事情時，我們經常會提到要使用正確的方法、使用好的方法，在矛盾分析中，我們同樣需要掌握正確的方法?！昂谩迸c“正確”是兩個極其抽象的概念，到底何為“好”，何為“正確”，這就需要考量你的目的，根據最后想要達成的目的選擇合適的方法，這就是正確的、好的方法，有一個成語叫“南轅北轍”，就是在批判方法與目的的不一致。經濟學學術研究也是有目的的，研究特定問題時有具體的目的，但是這些目的都離不開一個總目的，這個總目的始終圍繞著你的“主義”?！爸髁x”也就是立場，它具體包含了兩層含義，首先是“階級”，其次是“利益”，你想要維護哪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當前迫切需要實現的利益是什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站在勞動者的視角上，而勞動者目前需要的就是改善自身的生活，成為這個社會真真正正的主人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絕不只是為了國家，不只是為了經濟發展，因此單純地去研究社會如何發展這是不全面的，這或許就是“GDP主義”的弊端。勞動者在這個社會上還屬于薄弱的一方，要始終謹記研究目的，探索當前勞動公有制的矛盾對立面，用批判的方法去除那些阻礙勞動發展的因素，實現勞動者的主體地位。
以正確的哲學觀作為指導。哲學是一個時代精神的體現，社會變革通常是以哲學觀念的變革作為指引的，各學科方法論的變革也開始于哲學的變革。哲學的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它是哲學方法論的具體化和表現形式之一。資本主義哲學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有上帝論、之后是天命論，發展到最后形成了當今社會普遍認可的唯物論。后期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正是在唯物觀念的影響下，站在資本所有者的視角上，探討如何提高資本所有者的權利，分析社會經濟矛盾，對于當時的封建統治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使得社會變革前進。馬克思明確提出自己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集成并發展了當時社會主流的唯物觀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深刻反思，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哲學體系，在此基礎上，用自己獨到的視野分析經濟矛盾，鑄就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先河。馬克思在從事矛盾分析時，既運用了經濟學分析方法也沒有脫離哲學方法論的指導。我們在之后的分析中，應該沿襲這一先進的思路，不要將二者完全對立，應該繼續把他們統一在自己的研究中，形成具有深度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用于指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
在實踐辯證法的指導下研究經濟矛盾。矛盾分析所用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實踐辯證法，實踐辯證法是以“唯人主義”為中心，要點就是處理矛盾。在主流意義上的唯物辯證法的研究內容主要為客觀規律，總結人類社會、自然界，研究其發展，總結其發展的普遍特性。在唯物辯證法中，人的中心地位被嚴重淡化了，人成為了客體不再是主體，這主要體現在兩點上，首先，對辯證法的來源存在誤區，認為自然界是遵循客觀原則發展的，人類在認識其發展的過程中從中總結出辯證法，這是不受人的意志的影響的；其次，對辯證法的主體認識錯誤，認為其主體是自然界，人只不過是從屬于其的客體，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來源于自然界的，人類的思維活動也不能脫離此。馬克思的辯證法與此不同，是具有實踐特點的，是對于傳統的唯物辯證法的發展，其出發點由自然界轉向到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中來，從現實的實踐出發意味著從人類和人類社會出發，物質和自然界只是從屬于人的，要在研究人的實踐之后才對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進行研究。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具有變幻莫測的特點，其內容豐富繁雜，不可能對其每一個內容進行細致的研究，為此，總結了以往時代對矛盾的研究，有建設性地提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說法。這也就是說在對矛盾的研究中，要學會辨析居于主要地位的矛盾，同時要認清主要的方面。雖然矛盾的內容非常復雜，但是各個矛盾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力是不同的，有些矛盾對于整個社會發展起引領作用，可以支配其他的矛盾變化發展，這就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地位也不是相同的，會有其中一個方面從屬于另一方面，受另一方面的變化影響，這就是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當然，矛盾也是不斷變化著的，在一個時期居于主導地位的主要矛盾也可能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演變為次要矛盾。
矛盾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 價值理論 收入分配
經濟學家慷慨激昂，評論時政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的一大特有現象。無論是對于經濟學說的選擇、假說定律的辨析等純基礎理論問題，還是對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改制、宏觀調控方略、收入分配差距、外資擴張利弊等實踐課題，都存在著針鋒相對的熱烈爭論。這些爭論顯示了“競爭性思想市場”所具有的創新特性，對于推動中國的思想解放和生產力解放起著重大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卻可以發現有許多所謂熱點理論難題實際上是偽問題，也就是說，這些問題本身并不存在，正如中世紀經院哲學對于“針尖上能夠站幾位天使”的爭論一樣，對于這樣的問題的爭論自然就難以達成任何有意義的結論了。正如汪丁丁曾指出，思想者為了不誤入歧途，在跨出每一步時，必須反思他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的“問題性”——即問題是否成為一個“問題”。反思政治經濟學熱烈爭論的“問題”，卻可以發現其中一些卻是偽問題。
顯然，經濟學研究和討論的應該是真正的問題，而非虛構出的偽問題。那么，界定一個問題的真偽究竟依據什么標準呢？一個最簡單的判斷就是所爭論的問題能否被表示為“為什么”的語句。這一判斷是由經濟科學的首要任務所決定的。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經濟學的首要任務是解釋事實，當然經濟學所解釋的主要是社會事實而非自然事實。任何一個流派的經濟理論無論從怎樣的基本范疇出發，都必須是對社會事實作出合理解釋之后再提出政策設計。從解釋的角度出發，真問題都可以表示為“為什么”的語句，而偽問題則無法這樣表達。例如，自然科學中的真問題包括“海水為什么是藍色的”、“蘋果為什么會落地”等，經濟科學中的真問題則包括“為什么地主會選擇分成租佃制度”、“為什么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經濟出現了快速增長”等。對于真問題的任何爭論與解答都可以求助于實證的檢驗，因此，這樣的爭論最終會形成較一致的認識，從而人類的知識獲得積累。相反，那些偽問題則只能被表示為“是什么”和“應不應該”和“怎么辦”的問題。由于偽問題無法進行實證的檢驗，因此盡管爭論很激烈，卻永遠無法達成共識。對于這些偽問題的爭論不僅無助于人們對社會經濟規律的認識，而且還導致大量學術資源的浪費，甚至會成為思想無序和社會動亂的口號。
依據上述判斷標準，可以發現在當前熱烈的政治經濟學爭論中存在著一些根本就無法成立的偽問題。這樣的偽問題并不因爭論者的眾多和各方觀點的差異而成立。對于一個不存在的問題而言，一切答案都是無意義的。本文所集中進行辨析的三個突出的偽問題不僅是理論界長期爭論的焦點，也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偽問題之一：是什么創造了價值
將這一個中國經濟學界爭論了幾十年的“老問題”宣布為偽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價值根本就不是創造出來的，當然，這一問題也無法表達為“為什么”的語句。既然價值根本就不是創造出來的，那么，無論是堅持活勞動創造價值，還是提出物化勞動創造價值、社會勞動創造價值、勞動要素共同創造價值都失去了爭論的對象。即使薩伊所謂的土地、資本和勞動創造價值的論點也是不需要的。
要闡明“價值不是創造出來的”這一判斷，需要追溯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述。斯密指出價值有兩種，其一是使用價值（use value），其二是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顧名思義，使用價值是某物品給予擁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這個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價。交換價值是獲取該物品時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而在市場上，交換價值就是該物品的市價了。盡管斯密在進一步的闡述中出現錯誤，由“水與鉆石悖論”引致出價值決定的論點，但這兩個范疇卻是簡單而正確的。
具體來說，斯密的價值定義是把人作為出發點的。人們對物品的主觀評價就構成了使用價值，而不同的主觀評價相互進行比較，則形成交換價值。離開了人，談不上任何價值，價值只能是人們在滿足需求過程中形成的主觀判斷。設想一下，當一座繁華的城市中的居民全部離開后，所留下的一切高樓大廈又怎么能談得上具有價值呢？既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都只不過是人們的主觀評價，那么，爭論是什么創造了價值就成為無稽之談。因為作為主觀評價的價值并不能夠創造出來。
之所以提出是什么創造價值的爭論，筆者認為這是將物品混同于價值的結果。說某種物品是由哪些要素創造出來顯然是可以的，但物品或商品本身并不等同于價值。物品之所以具有價值，只是因為它們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求，從而給出評價，并依據各自的不同評價決定是否交換和以何種比例交換。離開了人們的主觀評價，無論哪些要素參與了物品的生產也都不會形成價值。我們可以說勞動、資本和土地參與了物質財富的創造，但不能說這些要素創造了價值，因為價值與物質實體并不等同。
正是由于價值創造理論是個偽問題，政治經濟學在解釋事實時總是面臨著新的挑戰，不斷修改和增加基本論斷，總是徘徊在勞動創造價值和薩伊的“三位一體”之間，甚至隨著第三產業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又不得不提出“四元”、“五元”價值論。為了應付實踐需要，一些經濟學家將大量精力用于擴大勞動的內涵，辨析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區分價值創造與價值轉移。這必然導致了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的混亂，削弱了其主流經濟學的地位。
偽問題之二：應該按什么分配
應該按什么分配的“問題”與什么創造了價值的“問題”密切相關，也是近年來爭論非常激烈的“問題”。從經濟科學的角度來看，應該按什么分配的“問題”實際上在企業生產之前就已經解決了，是一個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的問題。
在合約理論提出之前，經濟學將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看作是兩個不同的環節。在理論分析上，資源配置與分配決定是被分割研究的。不僅政治經濟學是這樣處理的，主流的西方經濟學也將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放在不同的章節進行論述。政治經濟學強調了企業內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剩余分配。西方經濟學則通常是在邊際生產力理論的框架下論述每一個投入所有者獲得的報酬等于其邊際產品的價值。兩大理論體系都忽視了對投入所有者怎樣獲得報酬和通過誰獲得報酬的研究。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按照什么進行分配的“問題”。然而，隨著合約理論的提出，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之間的缺口被填補上了，使這兩個被分割的內容具有了內在一致性。
根據合約理論的認識，企業與市場都是合約，在這種合約下，投入所有者放棄一組明確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權利以換取收入。一切生產要素在參與生產之前已經通過合約的形式確定了所應獲得的收入，也就是說，收入分配問題通過合約的簽訂已經在產品到達市場之前解決了，而不會出現在產品銷售后再評價各要素貢獻進行剩余分配的問題。如果按什么分配的問題在生產之前沒有解決，或者說，生產所需要的各種要素使用沒有簽訂合約，那么生產就無法進行，也就更談不上按什么進行分配。例如，要生產一臺電腦，企業就必須首先同員工簽訂下工資合約、同專利所有者簽訂下技術轉讓合約、同物質資源所有者簽訂下購買合約等。這些合約本身就規定了各種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狀況和收入狀況，在電腦生產開始之前，按什么分配的問題已經被解決了。在電腦生產和銷售以后再來研究該按勞分配還是按要素貢獻分配根本就沒有必要了。
當前關于按什么分配的爭論不僅在理論上是一個偽問題，在實踐中也缺乏指導意義。無論是堅持按勞分配，還是強調要按要素貢獻分配，都不能改變通過合約來解決分配的現實做法。例如，在電腦生產中堅持按勞分配而拒絕與專利技術所有者簽訂包括分配內容的合約，那只能導致生產無法進行，無產品可分配。而當前一些學者提出的創新理論——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方式——同樣也離不開事前合約的簽訂。按照這一觀點，分配之前首先要對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衡量，然而，衡量出各種生產要素貢獻的大小又何其困難。在一個完成的產品中是無論如何也劃分不出每種生產要素貢獻的份額。而在現實中，這種貢獻的界定也是通過合約的簽訂來解決的，各種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價格恰好反映了它的貢獻所在，而這一價格正是合約的核心內容。
總之，在合約理論沒有提出之前爭論按照何種原則進行分配還是可以原諒的，但在今天仍然將大量精力用于爭論這一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無意義的問題就是徒勞了。
偽問題之三：怎樣消除社會不公
中國在轉型與發展過程中出現大量新現象，這些現象不能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思考，這些思考就引出了許多經濟學對社會是否公平的爭論，并進一步形成了如何消除社會不公的政策建議。然而，從經濟科學的解釋功能來看，這些問題并不應該是經濟學所爭論的，或者說，這些“問題”在經濟學意義上來講是偽問題。
第一，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認識經濟發展問題，必須始終堅持從生產出發去進行分析的方法論原則。顛倒生產與其他幾個環節的關系的觀點是錯誤的。第二，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第三，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第四，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1）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正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更快地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2）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能夠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墒?，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點，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3）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自1825年以來，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產生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于是，產生了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但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所以，出現了1970年代長達十年的滯脹。滯脹之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又采取新自由主義政策，雖然短時間內經濟增長狀況有所改觀，但是最終又產生了新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和經濟發展的持續低迷。政治經濟學關于經濟發展的基本理論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踐都表明：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沒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國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必須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解和思路，必須堅持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向。
二、經濟體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須堅持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不僅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理論基礎，而且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越來越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來說，由于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同時又發展出大量的私人資本，并且公有的生產資料也采取了資本的形式，市場與資本疊加，使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更加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進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因而，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具有現實性和有效性。但是，我們不能將中國經濟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這是因為中國不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業和農村土地集體公有制，而且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始終起著主導性作用。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實踐表明，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又必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上來說，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從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體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符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產生問題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三、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關鍵詞：尋租活動；尋租成本；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0-0013-03
一、尋租的性質研究
早在19世紀40至5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其著名代表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就提出了政策干預，保護民族工業，發展本國生產力，以便趕上先進國家的觀點。同時，他極力主張保護本國的民族工業，保護本國生產力的發展，從而為西方經濟學中尋租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尋租理論產生背景
西方尋租理論的創立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在總結了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經驗教訓時，認識到市場并非萬能，不能完全依賴“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西方各發達國家加強了對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和政策干預。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尋租”是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由于政府干預而產生的一類經濟現象。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所有交易行業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實現，一切任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因而不存在“尋租”行為。但由于“市場失靈”現象無法避免，隨著政府干預和管制的加入，尋租行為的出現成為必然。
直到20世紀60年代，依靠國家干預政策已不能解決西方世界的經濟滯脹和失業問題并存的狀況，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的統治地位開始發生動搖。于是，新自由主義趁機再次復興，并占據一席之地。尋租理論正是為了迎合新自由主義的“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放任”這一經濟思潮而產生的。
（二）尋租及其內涵
尋租理論，最早萌芽于塔洛克的論文《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1967）。但真正第一次提出“尋租”一詞的則是克魯格的論文《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1974）?？唆敻癫粌H發展了塔魯克的觀點，而且還開創了尋租理論的國際貿易學派分支。后來，她本人也被認為是尋租理論的鼻祖。公共選擇學派堅持用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去分析人們的政治經濟行為。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不同，公共選擇學派將政治因素作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來研究，其目的是從政治過程的經濟研究中分析現代西方國家經濟問題根源之所在。
這里的“租”不是一般經濟學原理中所指的地租，而是指由于不同體制、權利和組織設置而獲得的額外收益，或因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而形成的非生產性利潤。這里的“非生產性”是指其只創造利潤不創造財富。簡言之，“租”是一種超過機會成本的余額，是超額利潤。在有關尋租的文獻中，其定義是多樣的。布坎南認為，尋租是人們憑借政府保護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而造成的浪費資源的一種活動。?？颂m德等人把尋租描述成憑借政府批準的壟斷權來取得收益的行為。圖洛克等人將尋租定義為獲得壟斷或取得政府其他庇護而從事的活動?？傊?，尋租行為在現實中采用大量合法和非法手段：游說、疏通、接近權力中心、找靠山、尋求壟斷、爭取政府庇護以逃避競爭、占有租金，使“看不見的手”不起作用，因此，這類行為常被稱為“看不見的腳”。于是，“尋租”便被比喻成“看不見的腳”去踩“看不見的手”。尋租，正如經濟學家榮敬本所說的，在現代尋租理論中，一切借用行政權利大發橫財的行為都被稱為尋租活動。尋租的追逐會轉移財富、裂化資源配置，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導致腐敗猖獗。
尋租活動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處于轉型期的國家中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般地說，在發達國家中，尋租主要表現為分利集團通過合法的院外游說、政治捐款等活動促使政府被動創租，并爭取占有租金的壟斷特權；而在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尋租則主要表現為非法的行賄、受賄、索賄，以取得政府無意創租和主動創租所形成的租金。從這個層面上講，所有這類活動都是要耗費社會資源的，是社會資源的一種被動浪費。
（三）尋租的成本分析
塔魯克（1988）指出，尋租成本可以由三個部分組成：尋求壟斷租所耗費的成本；壟斷本身所造成的福利損失；尋租所失去的技術創新的機會及其福利。因此，我們可以將尋租的成本分成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對于尋租者來說，他所承擔的尋求壟斷租所消耗的成本，就可以理解成是一種私人成本；由于尋租所導致的壟斷，進而使社會福利受到的損失，可以說是尋租行為的一種負外部性，產生的成本由全社會來共同承擔。
1.私人成本的分析
尋租者的私人成本除了交易成本以外，還應該有使用該資金進行再生產或是投資而非經行尋租活動能所得的合法的利潤，稱為機會成本。另外，對于尋租者而言，他們會承擔著一種社會輿論壓力和法律的壓力，稱為心理成本。
交易成本即尋租者在經營生產過程中，獲取壟斷地位，以及維持壟斷的超額利潤過程中人財物的耗費。機會成本則是尋租者交易成本的創租、避租、抽租和護租的耗費，可以用來生產而沒有用于創造價值的成本消耗或者是所放棄掉的超額利潤。正如前面所說，由于尋租行為的非生產性活動性，使他存在著法律制裁、輿論譴責和名譽掃地的風險，以及自己良知的譴責等等，這些都是引發心理成本的因素。
除此之外，在現實中，整個尋租活動過程中會存在多個競爭的尋租者，但只有少數的尋租者成功并因此而獲得超額利潤，其他落敗尋租者的成本耗費造成了租金耗散。因此，要真正做到準確地推斷尋租活動成本，應將所有尋租者（其中包括尋租失敗者）的成本支付都計算在內。
2.社會成本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