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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摘 要 從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出發,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的相關研究動態加以梳理,有助于在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尋求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
關鍵詞 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增長
一、經濟發展方式的界定
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離不開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認識。經濟發展的方式就是經濟發展的方法和形式,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優化、經濟運行的質量、經濟效益、收入分配、環境保護、城市化水平、工業化水平及現代化程度進程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含有可持續發展等。經濟發展方式包含經濟增長方式,但不等同于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方式反映了經濟的數量、質量、結構和制度的根本性變化的總體特征。惟有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來研究發展方式才有意義。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須尊重所處的歷史情境、地域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選擇與之相匹配的發展方式,才能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觀點綜述
經濟增長方式被引入中國后,經濟學界和實務工作部門從現代主流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制度主義的范式等多個維度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行了探索。十七大又明確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戰略方針,要求盡快實現發展理念的轉變,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從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動態來看,主要研究了以下五個問題。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
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發展方式的轉型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方針來指導經濟建設的開展。為此學術界針對新時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展開了研究。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與難點
從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歷了12年的時間。一些學者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和難點展開了研究,以期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原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的高增長和高發展,中國實現高增長的動力是什么?來10―20年,是否能繼續保持這種強勁的勢頭?劉慶寶、未良莉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對經濟增長理論的源動力進行系統的分析,構建了擴展的索洛(So-low)模型,對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及其相互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消費作為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對拉動經濟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途徑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須有科學的途徑,要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更深刻、更自覺地把握經濟發展規律,下更大的決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
三、現有研究的評價及其啟示
從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出發,對相關研究動態加以梳理后,筆者認為近年來,國內學者從不同維度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措施,但這些研究存在一些問題: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內涵尚缺乏統一的界定;未能從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認識經濟發展的轉變;從動力結構優化的視角尋求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途徑,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今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進行研究。
（一）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界定展開研究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二）從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研究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保持了持續30年的強勁增長勢頭。他們都在懷疑,中國經濟能走多遠?因此,如何正確理解和把握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理論內涵和現實特征,確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向和思路,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成為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的新趨勢。
（三）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動力結構優化問題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要繼續保持量的增長,更要注重質的提升。當前世界經濟仍未停止萎縮,盡管經濟下滑的速度放緩,但缺乏后勁的經濟增長依然有下滑的可能。面對這場全球性經濟衰退的挑戰,我國政府采取了積極措施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結構,以擴大國內消費、加大投資為主,積極穩住出口來啟動經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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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業化進程;工業化;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0)09-0030-05
準確把握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在新的起點上實現科學發展、創新發展、和諧發展,打造更具競爭力的產業優勢,更具影響力的創新優勢,更具吸引力的環境優勢,是全省人民對遼寧“十二五”時期的新期待,也是全面振興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新使命。
一、遼寧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化后期
工業經濟替代農業經濟成為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被稱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進程階段,它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經之路。按照國際上通用的評價標準,對工業化進程采用人均GDP、三次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就業結構和城市化率等5個指標進行綜合評價。
1.人均GDP水平
人均GDP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也是劃分工業化發展階段的重要依據。按照錢納里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研究成果進行比對,工業化進程以人均GDP水平劃分為6個發展階段。
錢納里的結論是在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數據基礎上得出的。因此,需要將現在的人均GDP數值換算成1970年的人均GDP數值。2009年遼寧省人均GDP為34898元,折成美元大約為5100美元。參考其他相關研究成果,考慮匯率、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及通貨膨脹率的影響,2009年的人均GDP5100美元大致相當于1970年的1900美元。從這一指標判定,遼寧處于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
2.三次產業結構
西蒙•庫茲涅茨等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工業化演進階段可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動過程表現出來。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產業結構變化的核心是農業和工業之間“二元結構”的轉化。工業化起始一產比重較高,二產比重較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一產比重持續下降,二產和三產比重相應提高,當一產比重降低到20%以下并且二產比重上升到高于三產時,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當一產比重降低到10%左右,二產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此后二產的比重轉為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
2009年遼寧省三次產業比重為 9.4:51.9:38.7。第一產業比重已經降到10%以下,從這個指標判定,遼寧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第二產業的比重會逐漸轉為相對穩定或下降。
3.工業內部結構(產出結構)
衡量工業化發展水平的工業內部結構狀況指標,依據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生產部門增加值的份額來劃分?？偵唐飞a增加值大體上相當于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增加值的比重在20%以下為前工業化階段,20%-40%為工業化初期,40%-50%為工業化中期,50%-60%為工業化后期,60%以上為后工業化階段。
遼寧省相關統計資料顯示,近兩年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增加值比重在65%左右,已經超過了60%的分界點,據此判定遼寧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
4.就業結構
就業結構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狀況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參考中國社科院研究成果,采用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作為就業結構的衡量標準。
2008年,遼寧一、二、三產業就業比例為31.9∶27.5∶40.6。就業結構顯示即將結束工業化中期階段,進入到工業化后期階段。
5.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應該達到60%以上。據相關部門統計,遼寧的城市化率為60.5%,基本處于工業化中期與后期分界線上,已經達到了工業化后期階段指標要求。
對遼寧人均GDP、三次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就業結構和城市化率5個指標的分值,按照不同的權重,經過加權平均,得出綜合評價指數,遼寧2009年工業化綜合指數為70,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在中國社科院2005年《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的研究成果中,遼寧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為63,位列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江蘇、山東之后,居第8位,處于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經過4年的努力,遼寧工業化綜合指數大幅提高,現已進入到工業化后期階段。
一般來說,在工業化后期,二產業比重接近最高水平,“重工業化”明顯,即重工業或資本品工業的比重顯著上升。工業化中后期是由工業高速增長向服務業高速增長的轉折時期,產業動力則以高加工度工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引領產業升級的主要因素從由資本和勞動的投入轉向技術要素投入,科技創新開始成為推動產業升級的主要動力。在各類需求中,生產需求、投資需求的增長是總需求增長的主角。資本投入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但趨勢逐步下降。消費作用逐漸增強,消費結構中,服務消費增長加快,交通、通信、文化娛樂等消費需求在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中的比重不斷增長。
二、“十二五”期間遼寧的階段性特征
依據遼寧進入工業化后期的基本判斷,結合國際國內的發展環境以及后危機時代經濟發展的特點,“十二五”期間將是遼寧經濟發展的高速增長期,也將是各類矛盾的凸顯期。新舊體制相互交織,互為作用,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的過渡特征更為明顯。
1.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期
從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看,遼寧已駛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自2003年中央提出振興東北戰略以來,全省經濟總量一直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2009年遼寧GDP超過15000億元,財政收入16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13000億元,利用外資150億美元,人均GDP超過了5100美元,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面已大體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相當。
從發展趨勢看,遼寧已經站在了一個高增長的歷史新起點。近年來,國家振興東北政策的支持,遼寧自身發展戰略符合實際,措施到位,不僅主要經濟指標相繼跨上新的臺階,而且經濟發展協調性增強,經濟運行質量提高,經濟結構逐步優化,民生狀況持續改善,呈現出又好又快的發展態勢。未來幾年,投資拉動效應還將繼續推升遼寧經濟的快速增長。從2008年起全省固定資產投資超萬億,今年預計接近2萬億。如此強勁的投資拉動必將帶來相關行業的跟進發展,提升全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
遼寧是工業大省,具有雄厚的工業基礎。隨著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現代裝備制造業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業逐步成為“主流”,過去曾是短腿的現代服務業和縣域經濟呈現出高速增長態勢。憑借厚重的重化工產業優勢和良好的產業素質,以及國家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未來一個時期遼寧還將得到長足發展,這個勢頭不會減弱。按照遼寧多年來實施的“兩個不低于”奮斗目標,“十一五”末期GDP有望實現17000億元,“十二五”期間將會實現30000億元的新跨越,人均GDP將超過10000美元。
2.沿海指向與城鄉一體的發展格局
近年來,通過實施一系列的振興戰略和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遼寧的整體經濟發展格局伴隨著經濟總量的躍升,與數年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是遼寧沿海經濟帶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對東北乃至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不可小覷,將為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增添新的引擎。遼寧沿海港口是東北亞面向亞太地區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轉身向?！钡陌l展戰略使遼寧沿海經濟帶形成投資洼地。一批臨海臨港產業基地初步形成,大批項目落地,這都將在未來幾年為遼寧經濟再次躍升提供基礎保障。通過挖掘及整合沿海港口資源,遼寧以港航為基礎的綜合物流水平將邁向全國一流行例。
二是沈陽經濟區作為全國最大的城市集合體,已經成為國家級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城市集聚、資源整合與區域協調效應又將是遼寧經濟快速發展的有力支撐。按照沈陽經濟區未來發展目標,5-10年后將建設成國家新型產業基地重要增長區,老工業基地體制機制創新先導區,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示范區,以新型工業化帶動現代農業發展的先行區和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諧發展的生態文明區。沿海經濟帶與沈陽經濟區雙雙上升為國家戰略,形成沿海與腹地互動的嶄新經濟布局,這對遼寧的發展有決定意義。
三是縣域經濟的強勁發展勢頭在“十二五”期間還將延續。20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3年倍增計劃”,實施縣級擴權改革等措施,縣域經濟呈現跨越發展之勢。2009年全省44個縣(市)地區生產總值達6703.6億元,比上年增長26%,比全省平均增速快了1倍。縣域財力兩年翻了一番,總量達到209.6億元,增長42.4%,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5.1%。縣域經濟占全省經濟總量的比重為44.5%,比上年提高了5.4%。
3.結構調整引領發展方式轉變
在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之后,消費快速擴張,服務業迅速崛起,“消費主導――服務業推動”的組合逐漸成為新的增長動力?！笆濉逼陂g,以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為引領,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將逐漸向創新驅動轉變,技術創新逐步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新能源、節能環保、高技術和信息產業,很有可能成為遼寧新的支柱產業。
今年伊始,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以增量調結構,在調整中擴增量,著力發展新興產業、提升傳統產業、淘汰落后產業,形成更具競爭力的產業體系的發展方向。按照這一目標,遼寧未來的新興產業要在全國有競爭力,在世界有影響力。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被確定為未來發展的重點,第三產業在全省經濟中的比重將有大幅提高。夯實農業發展基礎,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局面,也將在“十二五”期間成為遼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任務。
4.城市規模膨脹和城鎮化建設提速
“十二五”期間,遼寧城鎮化將呈現出“發力加速”的新態勢。遼寧沿海經濟帶依托現有區域中心城市,重點建設大連、營盤、錦葫和丹東4大都市區。作為遼寧沿海經濟帶的核心,大連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宏偉藍圖。營口市要在沿海16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推進城市化,打造百里濱海生態城。錦州的白沙灣行政生活區、盤錦的濱海新城和葫蘆島的北港工業區等也都在加緊建設之中。遼寧面向大海加快規劃建設城市,一個功能完備、環境優美的沿海城市帶,正與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沿海經濟帶一起成長。
沈陽經濟區城際連接帶上數座新城密集崛起,新市鎮建設如火如荼。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鎮化,省政府決定在沈陽經濟區城際連接帶上規劃建設33個新城和新市鎮。其中新城人口規模在10萬人以上,新市鎮人口規模在5萬人以上,并且實現行政體制、用人機制、政府服務機制、投融資機制、土地管理機制等方面的創新,使其成為綜合配套改革的示范城和示范鎮。
5.要素制約問題日漸突出
“十二五”期間,隨著遼寧沿海經濟帶、沈陽經濟區的開發推進以及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對土地、資源、人才等的需求都大大增加。
能源和礦產資源的供求關系漸趨緊張,受到儲量、生產能力的限制,其對外依存度會逐步提高,外部調入比例將持續增加。如2008年遼寧進口的鐵礦砂及其精礦已相當于2000年的10倍,并且進口礦石的價格也在不斷攀升,直接導致生產成本的增大。
遼寧土地資源相對短缺,人均土地面積、人均耕地面積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盡管目前遼寧工業用地和城市規劃用地與沿海發達省份比,相對略為寬松,但隨著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開發開放的快速推進,土地緊缺的制約很可能會在“十二五”期間顯現,要提前做好規劃。
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產業不斷升級,人才需求結構也在迅速變化,對高素質勞動力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將是空前的,遼寧現有人才供給結構還不能很好地適應這些新變化。
遼寧的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相對較多,重化工產業和產品的結構特征決定了對資源環境的依賴和影響比較大。盡管近年來有了很大改善,但與其他省市相比,仍屬于污染相對較高地區。產業結構的轉變是個漸進的過程,“十二五”的經濟高速增長,規模繼續擴張,仍離不開現有產業優勢。單位能耗污染可能會有所下降,但能耗污染總量仍將持續增大,環境保護任務更加繁重。
6.各類社會矛盾集中顯現
做大經濟總量仍將是遼寧“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廣東、江蘇、山東等沿海省份的經濟總量已經具有了相當的規模,主要任務是調結構、轉方式,而我們的總量不大,結構也有問題。在今后的特定時段里,遼寧經濟發展仍然擺脫不了以投資驅動為主的趕超型發展模式。這就可能帶來一些發展的矛盾,比如發展速度與發展質量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矛盾,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分配結構不合理、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擴大等等,這些都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根據國際經驗,“十二五”期間,很可能是遼寧各類社會矛盾比較集中顯現的時期。尤其是征地拆遷、土地流轉、環境整治、企業改制、就業和再就業等方面的矛盾糾紛會不斷顯現,導致社會治安壓力加大。利益格局的調整也將導致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各階層的利益沖突,給社會穩定帶來較大隱患。
按照國家政策方向,“十二五”要重點改善民生,大力改善居民的社會保障、就業、生活水平、生活環境等等,現實壓力和歷史問題都要集中在這段時期逐步化解,保增長和保穩定這對矛盾,對遼寧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三、遼寧“十二五”發展的主要動力
“十二五”遼寧經濟社會發展應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動力,實施“雙輪驅動”。通過提升工業化水平,實現產業和產品的結構升級,為社會創造更多更有效的供給;通過提升城鎮化水平,實現社會結構的轉變和消費結構的升級,使城鎮化釋放出來的需求成為拉動“十二五”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
1.城鎮化是遼寧實現新跨越的重要引擎
“十二五”時期,遼寧將繼續加快推進城鎮化,城市建設和功能完善都將提速,這不僅會產生巨大的投資需求,而且將由此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城鎮化又使更多的農民家庭從農村向城鎮聚居,從而有效地促進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擴張,擴大市場空間,助推遼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1)以城際連接帶建設為平臺推進大沈陽都市圈發展。逐步形成以沈陽為核心,以周邊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中心鎮為基礎,以交通干線為主軸的集聚發展形態,城鎮等級規模結構和產業空間布局漸趨合理,構建起組合有序、優勢互補、整體協調、持續發展的城鎮體系,提高都市圈的整體功能。
沈陽經濟區內各市要按照沈陽經濟區一體化、同城化和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要求,加快推進新城、新市鎮規劃建設,統籌考慮人口集聚、土地集約、產業集聚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因素,提高新城、新市鎮綜合承載能力。逐步使農民向新城、新市鎮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
(2)以產業園區為依托建設遼寧沿海城市帶。遼寧沿海經濟帶既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空間,也是一個新的城鎮化空間。加快推進遼寧沿海經濟帶城鎮化是遼寧沿海經濟帶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既符合沿海地帶城鎮化的發展趨勢,也有利于推進區域開發和結構調整。遼寧沿海經濟帶具有良好的區位條件、基礎設施和人口承載能力,城鎮化加速發展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圍繞38個產業園區推進城區建設,完善城市功能,吸引人口集聚,將形成新興沿海城市帶發展格局。
(3)以人口城鎮化為目標探索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安排。城鎮化必然要建立在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化基礎之上。通過調整城鎮化政策,將會有效改善資源配置狀況,為遼寧經濟持續較快發展提供巨大的結構調整支撐。一要探索農地的交易、流轉和抵押貸款等政策,把農民從土地中解脫出來。二要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戶口遷入完全放開,鼓勵農民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購房和落戶。三要進行城鄉統一的社保改革試點,要為進城農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建立面向所有非農產業就業人員的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要建立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完善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加強技能培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五要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公共教育、社會救濟、公共衛生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2.新型工業化是遼寧實現新跨越的源動力
(1)加速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強化特色產業競爭力。突出裝備制造業的核心地位,推進先進裝備制造業基地建設。圍繞裝備制造業的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集中資金加大對骨干企業、主導產品的扶持力度,促進一批重大項目的實施建設和建成投產,提升整個行業的技術裝備水平和產品研發能力,鞏固遼寧裝備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和地位。突出技術創新,支持一批擁有核心技術企業的技術改造。注重技術改造與技術開發、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結合,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增強核心競爭力,用科技創新引領企業技術改造。突出擇優扶強,做大做強一批企業。優先扶持一批重點企業,支持企業優化產品結構,實現生產能力倍增和經濟效益大幅度提升,成為拉動地區經濟增長的骨干力量和促進行業發展的龍頭企業。
(2)加速特色產業集群培育,建立新型產業基地。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增量調結構、在調整中擴增量,著力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大力培育特色產業集群,在改革開放中加快新型產業基地建設。以市場為導向,以主導產業和產品為依托,利用遼寧雄厚的工業基礎,拓展和完善產業、產品鏈,培育一批功能定位明確、配套能力強、區域特色鮮明的產業集群。堅持以科技要素引領集聚各類生產要素,將科技政策、科技攻關、成果轉化、產學研合作等各種資源和手段綜合集中,引導和吸引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匯聚基地。在生物醫藥、新能源、先進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等領域形成一批達千億規模的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集群,使之成為遼寧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3)實施創新驅動,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十二五”期間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資源依賴型向創新驅動型的轉變,是加快遼寧全面振興的必然選擇。用科技創新對低效益的重化工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和升級,使之延長產業鏈條,擴大精深加工度,提高產品附加值。加快發展包括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產業等高技術產業,促進結構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緊緊抓住技術裝備更新、工藝創新、產品創新等關鍵環節,盡快改變傳統工業以中低檔加工為主的現狀,推進傳統產業的信息化進程。通過規范和明確政府部門在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市場導向和服務方面的職能,推動技術創新成果的轉化、推廣和應用,完善技術創新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加快人才培養和引進步伐,構筑引領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精尖人才隊伍。
(4)瞄準國際市場,打造世界級裝備制造業基地。遼寧的裝備制造業不但要在國內領先,更要瞄準國際市場。未來一個時期,遼寧要把出口大型裝備制造業產品、成套設備、核心零部件等作為提升工業大省地位的目標,努力開拓國際市場,實現外向型經濟的新跨越。重點發展以機床、軸承為代表的基礎裝備產業,以石化、輸變電、重型裝備為代表的成套設備制造業,以汽車、船舶、城市軌道交通為代表的交通運輸裝備,以集成電路、現代通訊、數字多媒體、新型元器件、半導體照明為代表的電子信息裝備產業。
四、構筑遼寧“十二五”的保障機制
完善的經濟社會發展機制是實現科學發展、創新發展、和諧發展的保障。“十二五”時期要重點在利益分配機制、社會保障機制上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實現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要轉換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長效機制;要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制約,構建一體化的城鄉協調發展機制。
1.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機制
完善的收入分配機制是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是調整社會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前提條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構建完善的收入分配機制的具體思路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是控制政府財政收入不合理增長。進一步完善財政收支制度,財政預算透明化,強化人大監督職能,最大程度控制行政成本,逐步縮小財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減輕稅負,還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增加公共產品、服務的供給,著力推進城鄉間、區域間、不同群體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提高工資收入水平,出臺相關政策,完善企業工資協商機制,保證勞動者在工資協商中的話語權。建立最低工資與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聯動機制,促使企業利潤更多地轉為職工收入,扭轉勞動報酬比重下降、資本收入比重上升趨勢。
第二,調整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一是通過轉移支付、提高社會保障覆蓋面和水平、增加就業等渠道,大力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二是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三是通過嚴格稅收管理、懲治腐敗,限制高收入者部分過高收入。
2.轉變發展方式,形成經濟增長長效機制
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是形成經濟增長長效機制的必然選擇。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倒逼,二是經濟發展階段的驅動。2009年末,遼寧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由于消費快速擴張,服務業迅速崛起,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和增長模式將發生根本性轉變,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逐步上升,與投資拉動并駕齊驅,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有效啟動消費既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也要注重完善社會保障,解除消費之憂;既要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推動消費升級,也要注重加強消費設施建設,改善消費環境;此外,還要探索創新信貸體制模式,擴大消費規模。
擴大投資規模的同時要注意改善投資結構。包括圍繞優勢產業抓項目建設;著力提升產業競爭力;鼓勵發展與制造業相配套的現代服務業;大力培育中小企業,促進民眾創業等。
出口對遼寧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可忽視。利用毗鄰日韓地處東北亞中心的區位優勢,利用遼寧制造業基礎雄厚的產業優勢,利用“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兩個國家戰略的政策優勢,實行出口升級戰略,力推成套設備出口。
3.破除二元結構,構建城鄉發展協調機制
城鄉二元結構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現為:農業與二、三產業相比,產業化、現代化水平落差較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農民持續增收難度較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社會事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發展極不平衡;二元戶籍制度嚴重阻礙城鄉一體化就業機制的形成。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 階段性 實施
經歷了“增長”與“發展”的困惑，以及要不要增長，如何增長等爭論后，人類終于在選擇未來的發展道路（模式）上達成了共識，即選擇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說，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的最高理想，實現這一理想面臨著諸多困難和限制，人類不得不在許多的問題上做出兩難選擇。本文提出并初步論證了可持續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這一觀點，力圖為各地結合自身特色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實施上的理論依據。
一、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確立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可持續發展的觀點盡管是西方國家明確提出的，但可持續性的概念源遠流長。在我國古代出現的一些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初步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萌芽。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特別是自西方產業革命以來，由于機器的大量使用，生產效率猛增，在改變世界的同時，帶來了局部的環境污染，人們紛紛呼吁保護環境，各地也出現了各種環保組織。在出現了臭氧層損耗、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消失、人口劇增、資源浪費和急劇縮減、大氣污染、水土流失等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后，人們逐漸認識到，不能僅只依靠環境保護的發展模式，應尋求一種建立在環境和自然資源可承受基礎上的長期發展的模式。經過提出“有機增長”、“全面發展”、“同步發展”和“協調發展”等各種構想后，人們終于提出并選擇了可持續發展的理論。
可見，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在經歷了種種災難和痛苦后，經過深刻的思索，對人類未來的發展樹立的科學的發展模式。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可持續發展（的產生、發展過程）具有階段性。
二、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本身包含有階段性特征
1.可持續發展時間上的階段性
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的需求構成危害的發展”，體現了可持續發展時間上的階段性。主要表現為：第一，可持續發展體現了當代人與后代人發展。他提倡首先滿足當代人的發展，同時當代人的發展不應該損害后代人發展，應有義務保護后代人發展的自然、環境及經濟支撐力。很顯然，這一階段性表現在把優先滿足當代人的需求放在了第一位的發展。
第二，可持續發展的階段劃分。由于人們的環境意識不同，對可持續性途徑的認識不同。皮爾斯把可持續分為極弱可持續性，弱可持續性，強可持續性以及極強可持續性四個階段，指出任何通向可持續發展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是緩慢的，向可持續發展面臨政治、制度上的挑戰，過渡共有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極弱可持續能力，第二階段為弱可持續能力，第三階段為強可持續能力。并指出：“可論證的是，英國甚至還沒有完全處在第一階段，甚至在政黨的政治條文中還沒有把政黨放在通向第二階段的途徑上，第三階段還沒出現在各黨戰略家的心目中。”根據不同資本之間替代程度的大小，可持續性分為四種:弱可持續性，中等可持續性，強可持續性和絕對強可持續性。很顯然，這種認識的潛在假設就是：可持續發展具有（時間上的）階段性。
2.可持續發展空間上的階段性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對可持續發展的見解不一?？煞譃槿龑哟?第一層次，芬蘭、瑞典、挪威、德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經濟、社會，以及生態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第二層次，包括第一層次以外的工業化國家和少數準工業化國家，如新加坡、美國、英國等，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第三層次，幾乎全部是發展中國家，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注意保護環境。
3.可持續發展是“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復合子系統的協調發展
如果將可持續發展簡化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那么可持續發展是二者的協調發展，而不是只強調任何一方。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的圖示分析。
圖 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保護強度矩陣
處理二者關系有四種方案，很顯然，方案C不可取，因為對一個國家來說，經濟發展是第一要務，而貧窮是可持續發展的第一障礙；方案D只注重經濟發展而忽略了環境保護，這是一種傳統的增長的觀點，應向B轉化；方案A是一種極端的環境保護思想，不顧經濟發展而人為地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這在理論上得不到支持，在實踐上也是不可行的；只有方案B既體現了經濟發展，又關注了環境保護，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在“生態―經濟―社會”這個三維系統里，生態子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自然條件，經濟子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而社會子系統則是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使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從而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由于各國、地區的自然條件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他們在實現可持續發展上的步驟及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體現了一定的階段性。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把經濟發展放在了第一位（當然是可持續發展思想下的經濟發展，而不是經濟增長）――階段Ⅰ；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使之有條件加大環境保護的投資――階段Ⅱ；在實踐中經過不斷調整，使得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并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階段Ⅲ。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在各子系統的內部，也存在著階段性，可持續發展必須體現公平的原則，公平有代際公平與代內公平，首先考慮代內公平，而代內公平的實現也具有階段性，需處理好效率與公平德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可見，“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并不排斥各子系統及其內部按階段性實施的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的階段性特點
中國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已基本形成了三種具有典型特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區:東部沿海屬經濟高速增長、資源與環境危機區，其面臨的是工業污染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以中部為主的經濟快速增長、資源與環境破壞區，面臨的是在資源開發過程中如何尋求有質量的增長問題；以西部為主的經濟快速增長、生態環境脆弱區，面臨的是貧困所帶來的溫飽問題，并非環境問題。因此，東部地區在經濟繼續保持穩定、快速增長同時，重點是提高增長質量，提高效益，節約資源與能源，減少廢物，改變傳統生產模式與消費模式，實施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對于西部地區來說，重點是消除貧困，加強“發展”所必需的諸如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建設，提高經濟對區域開發的支撐能力。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各地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同，必須從國情出發，有步驟、有重點、分階段地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方能發揮“以點帶面”的示范效應。
四、結論及建議
可持續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并不否認或拋棄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整體觀思想?？沙掷m發展是人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總結，是人類明智的選擇，人類的未來發展，應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整體指導。但是為了使可持續發展的整體理念變為可行的行動，需要了解可持續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便根據各地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資源環境承載狀況，來確定出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制定出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行動方案，這樣才能做到有序、科學的推進并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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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美國跨國公司 東盟 FDI模式 階段性動態演化
中圖分類號:F2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6-0048-08
美國商務部2006年的統計顯示,當年東盟五國(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和泰國, 以下簡稱東盟)吸收的美國跨國公司(以下簡稱美國公司)FDI與上年相比增長了13.08%, 而美國全球外流FDI增長率僅為11.6%。美國公司在東盟的FDI余額達到987.03億美元,其 規 模存量是1966年的135倍、1997年的2.5倍(基于歷史成本核算)。[1]數據顯示了 美國公司對 東盟的投資規模持續擴大,二者的互動對后者的經濟發展形成極為重要的影響。從現有文獻 來看,有關美國公司與東盟經濟互動的跨期的、概念化研究是當前國內研究的一個空白點, 而這也就成為本文所關注的重點。
“階段性動態演化分析”的理論綜述
目前,美國公司對東盟的投資日益多元化與網絡化,其引致的經濟效應對東盟五國而言并非 一致。有學者認為:跨國公司在技術轉移、市場準入方面占據關鍵地位,但跨國公司如何促 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仍然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缺少足夠的概念化分析。[2]然而,傳統的FDI理論流派,其分析邏輯在揭示美國公司與東盟經濟發展的關聯上 卻存在明 顯的靜態特征。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更多的學者把研究視角轉向動態演化研究。
小島清(Kojima)于1977年從國際分工原則出發,認為:FDI的形成源于母國比較劣勢的產業 (或邊際 產業),這種FDI將導致更低的生產成本,擴大東道國的出口,這就是“貿易傾向的FDI”( Pro-Trade FDI)。該理論不要求投資國占據壟斷市場的觀點,以及企業比較優勢變遷對FD I產生決定性影響的結論,都構成對傳統FDI理論的巨大沖擊。但其理論邏輯容易使人誤以為 只要投資國以比較優勢大小為序進行FDI,就會與東道國獲得雙贏。[3]從東盟經驗 來看,該理 論無法對東盟國家在八九十年代刻意采取的“投資多元化”(避免對日資的單一依賴)政策 作出較好的解釋,也無法解釋90年代以后美國公司重獲競爭力的多維因素。1992年,小澤輝 智(Terutomo Ozawa)依據動態比較優勢概念,在世界經濟五個結構特征基礎上,提出了“ 由跨國公司促進經濟發展的動態演化理論”,集中研究發展中國家早期經濟發展與跨國公司 互動的演進過程。其基本結論是:外向的、出口導向的(OL-EO)發展中國家應該依據要素 稟賦動態比較優勢狀況,依次承接由跨國公司引導的工業化進程。在鄧寧提出的“投資發展 周期論”[4]以及其他跨國公司理論批判的基礎上,托倫蒂諾(Paz Estrella Tole ntino)認 為:伴隨著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其FDI模式也呈現多樣化特征――發展 進程中外向型FDI的復雜化也伴隨著不斷變動的地理空間。簡單的資源型投資和制造業投資 被那些資源豐富或低成本勞動力過剩的東道國所取代,而發達國家則轉向更為復雜的“技術 密集型或知識密集型”的投資。因此,一國的國際生產在產業和空間上的發展與其國內公司 創新能力的獲得形成一致。整個演化過程是漸進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在可預期的范疇。 [5]上述理論流派為研究美國公司在不同時期對東盟FDI與后者的階段性結構演化提 供了新的視 角。同時,依據這些結論,也能較為完整地觀察美國公司在東盟投資的產業轉型方向,并可 用它來檢驗東盟在不同發展階段與美國公司的互動。
美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區位與產業分布
從美國經濟分析署(BEA)提供的統計數據來看(見表1和表2),1966年到2006年的4 0年間,基于歷史成本核算的美國公司對東盟的投資規模從1966年的7.3億美元擴張到2006 年的987.03億美元,年均投資增長率為13.05%。伴隨著東盟在美國亞太政策中的地位不斷 提 升,美國公司對東盟的投資占美國全球投資比重從1966年的1.47%擴展到2006年的4.14%。 美國公司的投資區位和產業選擇在此期間發生了極大的轉變。
首先,區位選擇優先次序的逆轉。如表1、表2所示,在東盟成立前的1966年,美國公司在東 盟 的投資中有2/3流向其前殖民地菲律賓,13%集中在印度尼西亞的石油,20%的投資在其他領 域。按照投資規模排序,依次為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到2006年為止, 美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出現明顯改變。面對東盟國家的非同步經濟增長、美日之間在 經濟上的競爭、美國重視在亞洲的經濟存在和經濟全球化等國際經濟因素的變動,美國公司 積極反應,在石油提煉、機械制造和電子器件以及金融領域等加快投資步伐。緣于上世紀70 年代美國公司大規模的石油投資,菲律賓的領先地位被印尼替代;新加坡因實施“由跨國公 司引導的工業化政策”在70年代中后期開始成為美國公司在東盟投資的首選地,其投資領 先地位一直延續至今;在新加坡的“示范效應”下,馬來西亞在1968年出臺《投資獎勵法 》,標志著其發展戰略重點從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型工業化,1970年的“新經濟政策”( NEP)則為這一轉變設計了可操作的具體政策主張;盡管在1972年的第三個經濟計劃中泰國 政府就提出對出口企業提供稅務激勵政策,但真正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政策的實施則出現在 第六個經濟計劃時期(1987―1991),在外資帶動下,泰國制造業增加值從1981―1987年的 年 均5.8 %猛增至1987―1993年的14.4%。2006年,美國公司對東盟的投資排序依次為:新加 坡 、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菲律賓。其中,美國公司在新加坡的投資總量是菲律賓的8倍多 ,與1966年的數據形成鮮明對比。
其次,美國公司在東盟投資的產業選擇日益多元化。1966年,美國在東盟的產業投資分布中 ,石油約占全部投資的16.8%。到1977年,該投資比例占40.8%,1981年達到54.4%。這種 變 化主要由OPEC組織在70年代提高石油價格所致,它迫使美國采取能源來源多元化戰略,增加 對中東以外石油資源地的投資,實現美國國內能源需求的供給保證。到1985年,美國對印尼 的投資有60%集中在石油領域。從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美國公司對東盟制造業投資呈 現高漲趨勢,其收益率明顯高于美國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收益。國際商務組織(BI)的調查顯 示:就制造業而言,1965―1969年美國在遠東地區投資收益率為16.3%,而美國全球投 資 收益率僅為9.18%。[6]制造業投資的領先狀態延伸至90年代。就投資絕對規模比 較來看, 1997年美國公司對東盟的制造業FDI存量比1986年高出121.05億美元,在所有產 業投資中居于 首 位。受全球經濟一體化,特別是金融資本全球流動以及東盟對外國資本項目的進一步開放政 策影響,美國公司金融類投資增幅最大,1997年為54.50億美元,是1986年的24倍。在非金 融類產業投資中,服務業投資增幅最大,從1986年的6700萬美元增加到1997年8.6 5億美元, 服務業投資增加了12.9倍,而制造業投資增幅次之(1997年為1986年的5.5倍)。值得注 意 的是,美國公司在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金融保險業、制造業投資高度集中, 200 5年末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分別為34.5%、21.3%和20.8%, 其重要性明顯超出 美國 國內?？毓晒菊济绹鳪DP比重并不高,2005年僅為1. 8%,在FDI中占有如此之高的比重, 主要因為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美國公司往往在東道國成立控股公司管理投資、協調和輔助 附屬機構的生產和經營,在東道國投資規模較小時這類投資的比重一般也較小。美國公司在 東盟的投資反映了其全球競爭特征。2005年,控股公司投資比重占美國對新加坡投資總額的 51%,而在泰國僅為1%左右。事實上,控股公司模式形成有更為復雜的原因。BEA的結論是: 控股公司的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同國家、不同產業的投資模式差異過大。[7]
“階段性動態演化”的含義及具體過程
美國公司在東盟投資區位優先次序逆轉及產業選擇的變動方向,揭示了不同時期影響其投資 動機、產業選擇、區位選擇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環境都處于不斷的動態演化之中。以利潤最 大化為前提的美國公司,其向東盟的FDI不僅依賴于其特定所有權優勢,而且還有賴于東盟 國家的發展水平。對此,克魯格曼就曾指出過公司水平變量與國家水平變量之間的聯系,“ 跨國公司的出現,無論何時它的相關活動都存在以下的事實――把經濟活動整合進一家公司 的交易成本激勵和基于地理分割而形成的要素成本激勵或者其他激勵是同時存在的” [8]。在 長期經濟發展中,美國公司與東盟間的互動呈現“階段性動態演化”特征。所謂“階段性動 態演化”,是指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既有的、由經濟發展階段和國家財富的不同而現實 存在的世界經濟等級體系下,為了利用世界經濟等級體系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 ties),后進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制定外向的、出口導向(OL-EO)的經濟政策,使本身 的動 態比較優勢和發展階段與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領先國”相吻合。如此,才能逐步獲得其經 濟結構升級的適應性階段順序,最終獲得可預期的工業化目標。當經濟體處在特定的國內要 素可用性和技術能力階段,“階段性動態演化”的發展路徑確保了經濟活動中要素密集和技 術需求的相互適應。在現有世界經濟體系下,領先國(美國及其跨國公司)是“跟隨者”( 東盟)能夠觸及到的技術、市場和管理知識的儲存器。透過美國公司利用等級體系的FDI行 為,東盟國家也獲得了比經濟援助更好的貿易和學習機會。
依據1990年由波特提出的特定時期民族公司的四個競爭優勢主導模式,[10]我們可 以把東盟產 業活動三個要素稟賦的比例變動區分為三個階段:資源驅動的、物質資本驅動的和人力資本 驅動的階段。在要素驅動階段,其特征主要是以自然資源或者勞動密集性工業為主;投資驅 動階段則伴隨著中間產品和資本品制造業(如重化工業)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住房、交通 、通信和公共事業建設);創新驅動階段的到來則以人力資本富足和國家在研發中積極投入 為特征。美國公司的競爭優勢變遷也大致伴隨著這一階段順序向東盟轉移,并最終決定其產 業選擇和區位選擇(見圖1)。東盟通過技術簡單、低生產率向技術復雜、高生產率產業 活動的轉移,經濟體可以獲得持續的、動態演化的比較優勢。這種動態比較優勢可以用非熟 練的勞動密集型商品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密集型產品中的RCA指數來說明。從波特的“競 爭優勢論”和俄林-赫克歇爾“要素稟賦論”邏輯推演:在OL-EO政策框架下,具有高 出口傾 向的美國公司被引入東盟,而后者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要伴隨美國公司出口競爭力的特定模 式。資源驅動階段與以要素為基礎的貿易優勢相關(原材料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投資驅動 階段與以規模為基礎的優勢相關(大規模、資本密集型產品),創新驅動階段與以研發為基 礎的優勢相關(高技術產品)。如此,在由跨國公司引導的工業化政策目標下,東盟經濟增 長和產業結構轉型就與動態演化的比較優勢密切聯系起來。
截至2006年,美國公司與東盟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動態演化”具體表述為:
(1)在1977年第一次美國-東盟對話會議舉行之前,作為美國外交政策工具的美國公司表現為 要素搜尋型投資。特別是對戰略性資源的投資,如石油(印尼)、天然橡膠、錫(菲律賓、 馬來西亞)等。當東盟國家早期廣泛采納進口替代戰略時,美國公司的投資是“跳過關稅型 ”FDI。然而在60年代后期新加坡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獲得成功,而其他四國普遍接受該 戰 略時,美國公司在東盟的FDI模式,也從東盟進口替代戰略時的“跳過關稅型”投資轉向自 然資源和勞動力要素搜尋型投資,重點是美國制造業公司利用東盟的低成本勞動力。例如, 東盟國家在70年代要素驅動階段吸引到的主要是資源尋求型或者勞動密集型的美國公司(如 ESSO、固特異公司以及食品和紡織類公司等)。
(2)1977到80年代中期左右,伴隨著美國亞太政策中對經濟安全的關注以及美日經濟競爭, 美國公司的“市場”特征日益明顯。一方面,是東盟的政治穩定以及經濟繁榮讓可支配收入 轉化為更多的消費支出,其年均實際消費開支的增長率大約為7%左右。[11]市場搜 尋型美國公 司FDI隨之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東盟國家存在多層次經濟發展水平、要素稟賦差異、OL-E O 政策實施時間的不同(新加坡最早,而泰國是進口替代政策實施最長的國家),美國公司FD I模式表現為要素搜尋型投資和市場搜尋型投資的混雜與交叉。此時,東盟的產業結構先后 由勞動和資源密集型向資本密集性產業轉移(汽車、重化工等)。有趣的是,當馬來西亞在 80年代要求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時,遭到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ESCAP)中很多學者的批 判,認為其發展以“民族汽車工業”、重化工產業脫離了其勞動力密集的基本經濟現實。[12]與此同時,美國公司,特別是制造業公司從要素搜尋型漸次向市場搜尋型FDI模 式轉化。當 然,勞動力密集的紡織、食品、電子消費品和其他技術標準化產品生產并未消失,而是得 到更大規模的利用。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公司的投資模式選擇依舊建立在國際宏觀背景、東 道國要素稟賦動態比較優勢演化、外資政策以及自身運營戰略基礎上。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 ,80.5%的美國直接投資都集中在印尼石油資源開采與利用上,是典型的資源尋求型投資模 式;而在菲律賓,制造業投資占全部投資比重的42.8%,結合美國公司在菲律賓投資的背景 可知,其投資主要面向當地市場,以及在制造業領域充分利用當地的低成本勞動力;而在 泰國,其制造業投資只占4.4%。[13]
(3)從80年代后期到目前,以全球競爭為目標的美國公司不再特別注重其在東盟區域內某一 分支機構的收益率狀況,而是把多階段生產活動配置在具有相對區位優勢的國家。在區域經 濟一體化進程不斷深入的東盟,利用國際生產網絡、關注中間產品生產的美國公司(如GE、 FORD以及IBM、德州儀器等信息與電子類公司)開始更大規模地進入,高出口傾向的美國公 司不再關注當地市場的銷售,而是對生產過程進行分解,通過延長“價值鏈”,獲得整體收 益的最大化。在東盟內部,僅新加坡表現為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導致技術密集型產 業的美國公司進入。美國公司紛紛以新加坡為研發中心和技術服務支撐中心,為東盟其他四 國的美國公司分支機構提品創新設計、技術支持和解決方案。事實上,1997年的東南亞 金融危機,美國公司對東盟的FDI并未像金融資本一樣大量外流。根據美國商務部對美國公 司海外分支機構(MOFA's)在東盟的統計資料顯示,與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出相反,在危機之 后的東盟,美國公司FDI依然處于強勁增長態勢。[14]從各個產業在投資總額中的 比重來看, 美國公司投資模式表現為要素搜尋型、市場搜尋型和技術搜尋型投資混雜的交叉特征。到20 06年,美國公司在東盟的產業與區位選擇,依然與單一國家在要素稟賦上的動態演化特征及 發展階段相吻合(見表2)。
三個問題的補充說明
一般而言,跨國公司對東盟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主要在于三個方面:貿易促進、資本形成以 及技術進步。在美國公司投資東盟的過程中,這三個方面的效應在東盟五國中并未表現出普 遍的積極作用。
(1)美國公司與東盟貿易促進。“經驗研究顯示:在出口結構方面的國家差異在很大部分上 可以用國家間物質和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化來解釋”[15]。高出口傾向的美國公司 在東盟貿易 促進中的地位,與東盟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動態比較優勢密切聯系,在制造業中則更為 明顯(見表3)。從1977年開始,美國公司的出口傾向顯著上升,不僅高于同期發展中 國家的水平,也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但這種貿易促進 作用在菲律賓則較小,美國公司在菲律賓的出口傾向到了90年代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 低于同期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因此,美國公司FDI的高出口傾向特征僅與經濟發展 程度高、要素稟賦特征與美國市場差異大以及對出口貿易的激勵程度高的東盟國家相一致。
(2)美國公司與東盟資本形成。從1994年美國公司海外分支機構的金融構成來看,美國公司 海外分支機構總負債為13310.6億美元,而負債結構中,來自東道國的負債總額達 到6115億 美元,占其全部負債總額的45.92%,而來自美國母公司和美國金融市場的融資比重只占全 部 負債總額的16%,占東道國負債總額的34.82%。[16]這樣的負債比重安排,顯示了 美國公司海 外投資過程中較高的當地融資份額。如果這樣的負債結構與其在東盟的融資結構是一致的話 ,東盟在資本驅動階段希望利用美國公司、促進本國資本形成的戰略目標將受到嚴重侵蝕。 因此,投資來源多元化政策的廣泛實施,可以增強東盟與美國公司在融資結構談判中的討價 還價能力。
(3)美國公司與東盟技術進步。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ery Sachs)認為:發展中國 家的追趕進程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模式――進口和對FDI的開放是吸收外國技術的兩個重 要因素,在其考察的150個國家中,在吸收外國技術方面獲得成功的國家并不多見。[ 17]“階 段性動態演化分析”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跨期的美國公司FDI和東盟國家產業升級的互動軌跡 。其運作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三個基本條件:小島清所稱的“通過FDI 而形成的貿易促進”,東盟國家日益增長的要素不一致,以及本地化學習與技術累進。就美 國公司對東盟國家技術轉移路徑來看,前兩個條件強調了在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時期東盟從 美國公司那里獲得的只能是“適應性技術”,從而推動更廣泛的貿易出口和產業升級。這些 “適應性技術”的獲得在東盟并不是普遍的,通過美國公司技術轉移或擴散而獲得技術進步 會因為投資的產業不同、美國公司運營戰略以及東道國本身人力資本發展程度差異而存在多 樣性。如新加坡在電子工業領域的技術獲得、泰國在農業經濟領域獲得的技術進步等。顯然 ,當東盟國家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階段轉變時,對“內生”技術的需求將日益強烈,它在 更大程度上依賴東盟政府對教育投入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視,并為最終獲得“主導性技術 ”奠定系統的制度基礎。為此,東盟中發展程度較高的新加坡制定了“產業21世紀”戰略, 擬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和穩定的全球知識主導型產業的中心,以應對經濟全球化 的壓力。而馬來西亞則于2001年4月頒布《第三經濟展望綱領》,提出將馬來西亞建設成為 知識經濟國家?？傊?當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技術進步時,自主創新必將成為東盟國家的主 要政策選擇。
結論
“階段性動態演化”的分析框架大致解釋了不同時期美國公司FDI模式與東盟要素稟賦動態 比較優勢轉化間的邏輯聯系,尤其對東盟早期工業化的成功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度。東盟國家 早期采用的內向的、進口替代戰略(IL-IS),其后的難以為繼窘況充分證明了OL-EO政策 對 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中的戰略意義。東盟五國以要素稟賦動態比較優勢與美 國公司FDI模式的契合為基礎,在跨國公司引導的工業化進程中,實現了早期工業化目標, 進入經濟繁榮的“快車道”。然而,“階段性動態演化”分析對于美國公司在東盟由資本驅 動階段
和創新驅動階段中的作用卻缺少足夠的證據。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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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區域空間形態 區域創新 分層發展
一、引言
區域創新是區域經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它起源于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1890)，并由Joseph A.Schumpeter(《經濟發展理論》，1912)豐富和發展起來的。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創新的內涵也開始不斷變化，區域創新也由技術、制度、產業創新向區域空間形態的創新轉變。
我國是一個區域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形成了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經濟圈為主導的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但在以市場為主導、以區域創新為支撐的新的發展階段，區域空間形態創新已成為我國區域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已不能適應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因此，積極探索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區域創新發展理論，對指導我國當前的區域規劃和制定區域發展政策，推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進程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區域空間形態的內涵及其經濟學意義
作為區域經濟發展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區域創新在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方面已顯現出獨特的作用。對區域創新的理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是指整個區域文化、社會、經濟發展創新；狹義僅指與區域新技術、新知識創造、產生、流動、應用有關的過程，即熊彼特所指的創新。目前學術界對區域創新的界定基本上介于兩者之間，本文認為這種認識并沒有從根本上清晰地抓住“區域”這個概念的本質。區域是一個時間和空間的集合體，區域創新不僅要反映區域的時間維度，而更重要的是反映區域的空間維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目前對區域創新的理解只抓住了區域的時間本質，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強調區域的空間創新，而所謂空間的創新，即區域經濟單位的空間組織結構及相互關聯的創新。它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等的運行平臺。
所謂區域空間形態是指區域內部各經濟單位和功能組織在時空中以多種形式相互關聯、相互作用而在空間上顯現出的投影。它是區域整體系統不斷地演進的結果，意味著過程與功能。當它適應區域經濟活動時，區域將處于積極、上升階段；當它難以包容區域經濟活動時，區域將處于抑制、停滯狀態。區域經濟活動決定了區域空間形態，同樣，區域空間形態又會影響區域經濟活動。區域空間形態是否適應區域經濟活動取決于區域空間形態構成因素的相互關系，即區域經濟單位的空間組織結構。我國區域經濟已在城市集聚形態、產業分布形態和區域間聯系的形態等方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并在實踐中具體表現為城市群(圈、帶)、產業集聚區(開發區、產業園區等等)和產業鏈(產業帶、產業集團等等)，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城市群是一種以其高密度的城市和一定門檻規模的人口以及巨大的城市體系而區別于其他地區和其他城市類型的空間組織。事實上，城市本身的存在就明顯是一種收益遞增現象。但是，當單一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常常會產生一些阻礙城市規模增長的限制因素，這主要是由規模效應的“門檻”造成的。為跨越這些門檻，在空間形態上，規模效應的時空耦合特征將表現在三個方面：規模較大空間的生成、相同規?？臻g數量的密度周期性增加和空間范圍的周期性擴大。因此，規模效應的歸宿在于城市群的構建與不斷完善。
開發區是人力資本的集中地，是高度熟練的人力資本、R&D的集聚趨勢、創新的地方化的空間載體。開發區在區域形態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是通過一定量區域人力資本在開發區的集聚來實現的，并能夠帶動區域技術資本的存量的迅速提高，進而影響區域顧客資本、市場資本存量的增加。因此，在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區域政策的一個優先選擇可以是爭取區域人力資本、技術資本、顧客資本和市場資本向高密集型轉化。
技術進步一直被視為現代社會經濟增長的一個源泉，而一個區域內的技術只有擴散并得到積累才能創造出規模效益，或者說是增殖效應。就區域而言，通過產業鏈來優化其內部子區域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通過產業鏈來構建城市群，降低企業間交流合作的協調成本，則是區域內技術擴散的一條有效途徑。與其他關聯形式相比，區域產業鏈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表1)。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區域空間形態的變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并表現出明顯的規模性、階段性和層次性特征。
三、我國區域空間形態創新現狀分析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思路。在實踐上，為發揮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先行作用，國家在確立了5個經濟特區后，又相繼開放了14個沿海城市。以此為基礎，為了充分發揮沿海地區在吸引國外投資、引進技術、出口創匯等方面的作用，國家先后在沿海開放城市建立了各類各種級別的開發區，主要包括出口工業區、出口加工區、保稅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形式，這些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后來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區域先驅。20世紀90年代，隨著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戰略的快速推進，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和對外開放步伐的進一步加快，各類開發區迅猛成長。在國家確立全方位的開放政策后，我國已經形成了由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出口加工區和旅游度假區等形式組成，遍布全國的發展格局。建立開發區已經成為我國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改造傳統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開發區也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試驗田”，在特殊優惠政策的支持下發揮起體制創新的功能，在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和管理、進出口貿易、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不斷嘗試和探索新的改革和實驗，突破舊體制的制約，以局部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政策軟條件，迅速集聚起有限的科技和產業資源，推動了區域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已經成為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因素，并成為我國區域發展的主要模式之一。
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我國區域經濟政策效應的日益顯現，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傳統的以要素投入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的作用日益弱化，新的區域空間形態的作用開始顯現；二是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三是地區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城市在區域競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四是我國沿海地區已經快速
發展到以城市群或城市帶為主體的新階段，形成了以特大城市為中心，以周邊大中小城市為依托，區域城市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城市群已經成為區域競爭的重要形式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中堅力量，出現了諸如“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等城市群的區域創新現象。
不論是城市群的發展，還是開發區的建設都離不開地區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制造業空間上的集聚。區域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進一步深化，并從貿易層次向產業帶和產業集團的方向轉變，產業鏈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區域發展的基本模式。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探索和發展，我國已經形成了以城市群、開發區和產業鏈為主導的區域創新發展模式，城市群、開發區和產業鏈等區域空間創新因素在區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我國區域發展模式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單一到多元、從被動到主動、從分異到同步、從傳統向創新發展的歷史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模式的選擇更加突出了創新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
綜觀我國區域創新發展的歷程，可以總結出如下新的特征：
一是區域創新主要表現為區域空間形態創新。區域創新作為改革開放30年來區域經濟發展的產物，已經成為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和實現形式。從我國的實踐來看，區域創新的形式有多種，如科技創新，企業、政府與高等學校、科研單位的互動等等，這些形式的創新雖然對地區經濟，特別是產業的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但區域空間形態的創新效果則最為明顯，最典型的城市集聚區(群帶)、產業集聚區(開發區、科技園區)等新的區域空間形態大量產生，它們改變了傳統的區域發展格局，如開發區、科技園區就是通過高新技術產業或相關產業在一定空間地域的集聚來降低交易費用，使產業的布局向一定的空間集聚，實現集聚效益，以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同時通過發揮高新技術對產業的帶動作用，使傳統產業煥發出新的活力；城市群(帶)突破了單一城市發展的格局，使區域的分工與合作在更大空間、更大范圍得到了實現，真正形成了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的機制。這些區域空間形態的創新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區域發展形式，使區域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并為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尋找到了新的實現途徑。
二是地區之間的創新發展存在著一定的發展梯度和階段性。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著差異，因此，在創新的程度、創新的范圍和創新的發展階段上就存在著明顯的梯度。以中部地區為例，在城市群的發展上，由于武漢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與周邊地區城市存在著長期的經濟社會聯系，城市群的發展比較成熟，而安徽雖然提出了沿江城市帶，但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則存在著中心城市缺乏、發展條件并不成熟的問題，在其他地區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這種發展的階段性和發展梯度就決定了創新的程度。因此，中部地區要形成共同的創新發展格局仍然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三是區域創新作為我國區域發展的重點已經得到了各地的認同和重視，并在實踐中得到了運用，但在實施過程中各地的發展又是有差異的。如中部各省雖然在城市群的發展方面存在著發展水平上的差異，但都把城市群的建設作為區域發展的重點，并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發展規劃等方面做出了制度、政策安排，相信在不長的時間內，中部地區的城市群發展將進入快速發展的時期；而在開發區的建設方面則主要傾向于高新技術開發區，并向產業集群化方向發展；對產業鏈的構建已經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在發展形式上主要以集團化和區域化發展為主。如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對鄂州鋼鐵公司的兼并，湖北省內幾大卷煙廠的合并等。這些區域創新形式的發展對中部地區的振興和地區共同發展將產生積極的作用。
四、我國區域空間形態創新發展途徑選擇
我國區域經濟雖然總體上存在一定的同質性，但各地區之間以及各地區內部仍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和非均衡性，主要表現在發展的階段性、地區之間的層次性以及各地區的發展特色上。這些差異性和非均衡性決定了中部地區區域創新發展不可能具有唯一的統一路徑，而應該是分區域、分階段、分步驟、分層次推進。由此，筆者提出我國區域創新分層發展模式。
我國區域創新分層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分階段的分層發展模式和分區域的分層發展模式兩個方面。
(一)分階段的分層發展模式
分階段的分層發展模式是指從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演變出發，突出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特征的差異性，針對同一地區在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者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多個地區采用不同的適合地區發展向更高級階段演進的區域創新發展模式。具體操作上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對地區進行階段的劃分，然后再確定適合其發展階段的發展模式。
1、階段的劃分及各階段的特征
對區域經濟發展進行階段劃分的原因在于：同一地區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隨著發展階段的不斷提升其發展模式需要不斷創新，不同的地區由于其發展階段性存在差異也需要采用適合不同發展階段的發展模式，而不同的創新發展模式、創新要素的形成是需要具備不同的客觀條件和背景的。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經濟起飛的途徑一般在于要素集聚，如集中優勢建立開發區和培育龍頭企業等比較合適的路徑選擇。而產業鏈的構建和重組則需要區域內部存在比較成熟的產業基礎后才能實施，城市群的建立更是需要區域經濟高度發達，城市化水平極高和基礎設施相對完備后才具有發展的條件?？梢哉f，對區域發展階段性的劃分是確定某一地區創新發展模式的前提，而階段性劃分是要依據一定的原則和標準的。一般來說，對區域發展的階段性劃分既要考慮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規律，也要突出區域空間結構變革或演進的規律，因此我們可以把傳統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劃分標準和區域開發空間結構變化的階段性劃分標準作為區域發展階段性劃分的參考標準。
按照錢納里對國家或地區發展的階段性劃分方法和陸大道關于區域發展空間結構變化的階段性劃分方法，筆者將區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區域發展的低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各階段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征分別是：低級階段：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階段，也可認為是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區域間和區域內部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現象開始出現，并開始形成一定的空間經濟梯度；社會經濟空間組織開始向先發達起來的點狀地區集聚，城鎮居民點等級――規模體系開始形成；中級階段：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程度加大，消除區域之間的平衡開始受到重視；集聚經濟占主導地位，點一軸系統的空間形態形成，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得到飛快發展；高級階段：區域發展由不平衡向平衡協調過渡，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得到帶動；經濟擴散作用開始顯現，中小城市得到發展，城市體系得到完善。
2、按階段分層的發展模式
根據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階段順序可將區域創新發展模式分為三層，各層可以確定適合的發展形
態和區域創新發展的主要模式和依托(表2)。表2反映的是以開發區、產業鏈和城市群為代表的點一線一網三層發展模式。根據區域發展及其結構變化的規律，在經濟發展的初始時期或低級階段，發展的途徑在于要素積聚，依托點狀發展形態可以集中優勢發展重點領域，為實現經濟的起步做準備。例如在一些縣域經濟區，在經濟起步階段面臨資本短缺、投資環境差的發展障礙時，通過開發區(工業園區)的設立，改善投資環境，依托自身的特色和優勢資源，吸引相關企業在本地的集聚是其經濟發展的重要突破口。在經濟發展的中級階段，區域產業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開始加強，為了節省交易成本，通過構建產業鏈，依托一定的線狀基礎設施，通過擴大區域經濟的集聚面進一步提高區域的集聚功能對區域發展至關重要。而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特別是廣大城市密集地區，經濟發展受到過度膨脹的干擾，資源環境壓力增大，依托網狀發展形態，尤其是通過產業鏈體系的重構、城市群體系的建立，達到更高層次的區域分工與合作，發揮廣大經濟發達地區的對外擴散功能尤為重要。
(二)分區域的分層發展模式
分區域的分層發展模式是指從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出發，突出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特色，針對不同發展類型地區確定不同層次的適合特定地區發展的區域創新發展模式。
新常態的概念曾在國際上流行。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直到近幾年有所緩解后，有的學者認為經歷危機的國家永遠不能回到危機前的狀態了，危機中的低增長、高失業、企業利潤縮減等現象將成為常態，據此提出新常態的概念。這個概念表述的內容有些冰冷，可幾年來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路卻印證了這個判斷。我國已是高度開放的經濟，國際經濟的變化既深且廣地影響到我國。但我國又有著自己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西方國家經濟的新常態不同于我國經濟的新常態，要重視其影響，又不要簡單類比。
要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理解新常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始終保持高增長，創造了舉世公認的奇跡。這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非常落后的基礎上，急起直追的偉大成果?，F在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當然還要努力發展，但要兼顧到資源、環境的承受能力，也要更加關注民生，努力滿足群眾物質文化健康多方面需求。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正在探索繼往開來的新路。對于增長速度既積極進取，又適度控制，更加重視創新推動，更加重視調整產業結構、分配結構，更加重視環境保護，更加重視民生。人們從現實的經濟運行和社會氛圍里明顯感到這些經濟的新常態特征，感受到社會的進步、穩定與祥和。
新常態不是簡單否定過去，過去的時代背景、發展條件和工作任務不同，有些發展方式雖不完美，卻也是當時較佳的選擇?，F在經濟、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發展的基礎、條件、任務都有了變化，時移勢易，就應該順勢應變，改革創新，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新常態也是一個新的哲學范疇，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事物是不斷發展的，經歷了重大、劇烈的變動之后，往往出現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并且進入相對穩定的狀態。經濟發展是如此，國家、社會發展的很多領域也是如此，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甚至個人，都會有新的發展階段。新常態的思維方式可用于廣泛領域，但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還是用來觀察國家發展大勢，把握大局，在大局中有所作為。
怎樣認識和對待新常態，考驗著我們的戰略思維能力和應對能力。在新常態下工作，有很多新問題需要認識、研究和解決，更加需要努力奮斗，需要銳意創新！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很多，而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是應對的基礎。
平常心，要鎮定從容。在戰略思考和把握大局上，看問題要理智，既不受激情所干擾，也不因面臨危機而驚慌。環境有了變化，新的矛盾產生，翻老黃歷不靈，用老辦法不再管用，判斷事物不如原來清晰明白，有人就驚慌失措，緊張萬分，感到天快塌下來了；也有人喜歡發“警世之言”，把前景說得一片灰暗，領導干部聽了這類論調要分析，不要輕易跟著喊狼來了。
平常心，看問題要全面。今年上半年全國經濟增速7.4%，屬多年來較低的數字。但看發展不能光看總量的增長，更要看增長的質量，看資源的有效利用，看環境保護的進步，看民生的實惠，看持續發展的潛力。
21世紀以來，借助著國內工業產業的結構升級的東風傳統農業實現了快速向高新技術產業轉變；產品運輸模式也由厚重型向輕薄型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尤其是點對點貿易的興起，對新時期的公路運輸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時間短、效率高、小批量、多頻次。也是由于產業與運輸的這種體系互動，推動了高速公路經濟帶的形成，客觀上也起到了高速公路經濟帶向高速公路經濟網絡的演化的推手的作用。高速公路網的全面建設，能夠極大的拉近傳統意義上的時空觀念，同時也允許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的聚集空間可以變得更廣泛、可選擇的余地也更大。經濟區域的特點是其跟傳統的行政區域并不一定完全的子集關系，在高速公路網絡化的大環境下，時空關系無限拉近，比較優勢逐步喪失，資源雷同及市場關系緊密的更廣闊的空間和時間區域，會逐漸的重組和整合，最終形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區域。這些新興的經濟區域，起碼是跨縣域的、可以是跨市區的、甚至有可能聯通省際。另外，由于高速公路改變了時空關系的影響，發達地區輻射的半徑將會被擴大，原有的城鎮，因其地處交通要地的區位優勢將會不復存在。所以，高速公路經濟網絡的建設和改進是帶有階段性和局部性特點的，一般不會在高速公路網的全網沿線全面鋪開，培育經濟往來的形成是一個選擇性的過程，需要進行合理的規劃與布局。
1跨區域整合特征
高速公路經濟網絡發展的基礎是其沿線的經濟和資源帶，有了這些經濟帶和資源帶的輻射，會吸引更多的資源和企業參入。這種有輻射和帶動作用的經濟、資源帶還將公路網絡節等資源進行匯集，把空間和時間區域內類似的資源，雷同的資源，有機的再次整合，構成一組擴大化的區域經濟空間，因而高速公路經濟網絡模式是擁有跨區整合的特性的。
2網絡節點構建與交通建設互相補
高速公路沿線經濟的發展之本，其實就是公路的交通節點和樞紐，而節點的構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路的建設。經濟發展網絡節點的自然選擇也大都選擇在交通樞紐和道路交匯處，因為這些地方更利于實現資源的匯聚和經濟的聚集。
3公路網絡模式的發展具有階段性
高速公路經濟網絡模式的階段性指的是，在其時空關系的協調環節中，經濟發達地區的輻射能力強，因而范圍逐步擴大，而舊式的交通沿線城鎮，喪失了原有的區位優勢，在這個過程中被進一步弱化，因此在高速公路經濟網絡模式發展過程中，一般都會伴隨著階段性和局部性的特點。
二.健全高速公路經濟的網絡模式發展對策
1經濟網絡的整體布局
高速公路經濟網絡要統一規劃，整體布局，促進地區協調發展。在市場經濟的自然作用下，產業集群會慢慢聚集而成，在某個區域，某些互補性強或者較為相似的企業，通過聚集的方式，可以減少物流和運營成本，降低信息不對稱的負面效應，還能夠促進企業自身創新能力的發展，最大化的發揮規模效應。所以，在布局高速公路經濟網絡的時候，要發揮整體思維，統一規劃，協調發展，從地區企業的集聚的角度考慮，而且盡量要把周邊的地區甚至可以輻射到的最大距離都要納入考慮范圍之內。
2加強聚合性網絡模式建設
力爭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深化高速公路經濟聚合性的網絡模式建設。高速公路經濟網絡有著極強的跨區域性和高度集中聚合的趨勢，極有可能在區域間造成一定的重復建設。因此網絡模式在建設的過程中，要確保以經濟發展為主體，以企業的聚合力為核心，要讓這個網絡發揮溝通互聯的作用，形成“軟紐帶”，而不是聚而不合的表面上紐帶，這樣從根本上將高速公路經濟所構建的網絡模式的資源特點，充分發揮出來，形成廣泛突出的資源優勢。
3促進地區的協調發展
網絡經濟模式必然會存在階段性和局部性，使得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主要體現在資源聚集節點和普通沿線經濟區之間差異。因此，網絡發展過程中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發展規律，選擇性的突出重點，在政策方面注意保持沿線經濟的協調平衡。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