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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中醫基本思維原理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思維方式；中醫系統論
【中圖分類號】R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517(2009)08-0034-01
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指出：“我們所觀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們用來探索問題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這里“探索問題的方法”指的就是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決定著醫學研究的角度和視野，支配著醫學研究的思路，制約著研究方向，內在性的決定著研究成果的性質和水平，對于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著先導作用[1]。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醫學對自身思維方式的認識才逐步明確，從定性的角度來看是系統論的，從發展水平來看是樸素的，尚未達到現代系統論思維方式的水平。中醫學樸素的系統論思想，是對人的健康與疾病的系統特性和系統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其主要內容體現在它的六個基本原理（非加和原理、元整體原理、功能性原理、有機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中，下面就從中醫系統論的六個基本原理認識中醫學的思維方式：
1非加和原理
該原理是從只存在于“人”的整體層次，不能分解為機體的各部分的內容或其相加和角度出發，來解釋精氣神、陰陽、藏象、經絡、“證”等內容。
2元整體原理
該原理指出中西醫學具有不同的整體觀看待“整體”與“部分”的關系，西醫學是“合整體觀”，中醫學是“元整體觀”，即西醫認為“部分”是產生決定“整體”的原因，而中醫認為“部分”是由“整體”產生和決定的；西醫重視“部分”，而中醫重視“整體”。 如下圖所示：
整體（果）產生、決定反作用部分（因）整體（因）產生、決定反作用部分（果）
[西醫學“合整體觀”][中醫學“元整體觀”]
3功能性原理
該原理指出中醫學注重功能性病變，重視陰陽失調、氣機失調和正邪相爭；相對而言，西醫較為重視器質性病變，重視局部的組織結構的病理改變。
4有機性原理
該原理又稱聯系性原理。該原理認為中醫學是“關系中心論”，認為健康的本質是“關系”（陰平陽秘）正常，疾病的本質是“關系”（陰平陽秘）不正常。
5有序性原理
該原理指出人是典型的耗散結構，有如下特征：①人的機體的穩定是高有序度上的穩定。②人的機體的有序穩定是靠耗散物質、能量建立和維持的。③人的機體的有序穩定在熱力學上是非平衡的。該原理的重點在于正確認識到“陰平陽秘”不等于“陰陽平衡”：人體陰陽的運動變化反映著生命過程中物質、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轉化。①在熱力學上，陰、陽的任何一方，其自身都不能是平衡的?！瓣幤健笔恰瓣幉鼐边^程流的最佳，“陽秘”是“陽化氣”過程流的最佳，都是遠離平衡的。②陰與陽之間的關系更是不能平衡的。陰與陽之間通過物質、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轉化，形成“互根、互用、互生、互化”的相互關系，這些都是以陰與陽之間的非平衡為前提的。另外，“陰平陽秘”作為人身的健康態，它不只是“穩定”，更重要的是“有序”，且“穩態”是其外在表現，“有序”是其內在本質。故“陰平陽秘”是陰陽統一體的“非平衡有序穩態”?！瓣幤疥柮亍边@一最佳狀態的“失調”有兩種基本情況：①“失穩”但不“失序”。此時陰陽運化能力仍強，有序度沒有改變，故雖有偏離但“陰陽自和必自愈”，往往不藥而愈。②“失序”必致“失穩”。這是“失調”的較重狀態，此時陰陽的運化能力失常，機體有序度下降，進一步惡化會發展到“陰陽離絕”，這種“失調”必須通過調理和治療才能恢復正常。
6自主性原理
該原理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就是“陰陽自和必自愈”?！瓣庩栕院捅刈杂笔滓娪趶堉倬暗摹秱s病論》，原文58條指出：“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笨梢姡瓣庩栕院汀笔菣C體所固有的調節陰陽的消長、平衡，以及進行自我修復、自我完善的能力及過程?！瓣庩栕院汀笔恰氨刈杂钡那疤釛l件[2]?！白浴辈槐硎尽白陨怼倍鉃椤袄懋敗?、“自然”?！墩f文》：“和，相應也。”五聲和而后悅耳，五味和而后適口，故“和”是適合，和諧，是恰到好處之意。和，是治療的目的。在疾病過程中，機體本身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和修復，從而表現出一定的“自愈”趨向。從《傷寒論》中的自愈證來看，都是以“陰陽自和”為前提的[3]?！瓣庩栕院汀闭摰囊Σ辉凇昂汀保凇白浴?。它所解決的已不是什么健康態的問題，而是陰平陽秘這種有序穩態的健康態是怎樣形成的問題。它的回答是，陰平陽秘這種“和”的健康態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控制作用形成，而是由陰陽本身的內在矛盾運動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自和”，不是“他和”。中醫學認為疾病的發生并非人體被動地被損傷的結果，而是自主性地反映過程。因此，中醫治療疾病的中心環節是依靠、調動、發揮機體固有的抗病祛病的機制和能力，治病的本質并非“治愈”，而是“自愈”。
人的機體是通過自我復制、自我更新、自我調節組織起來的“自組織”系統，人是靠機體固有的調節能力進行自主性調節。通過比較不難發現，中醫學指出的“陰陽自和必自愈”與現代的諸多理論精巧吻合：《從現代系統理論探討張仲景“陰陽自和”觀》一文從“物理統一場論”和“現代非線性系統理論”來解釋“陰陽自和”[4]?！丁瓣庩栕院捅刈杂毙陆狻芬晃膶Α瓣庩栕院捅刈杂钡慕忉屖恰绊槃莜煼ā?，即不直接針對病因和病灶產生特異性的治療作用，而是作為外加的物質、能量、信息的輸入，作用于機體的“中介”或“氣化”過程，推動機體的自組織，即順勢調節，因勢利導。并指出陰陽自和在時間方向上不可逆[5]?，F代系統自組織理論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統都存在著自組織機制和過程，即在自然條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穩定。耗散結構理論指出“耗散導致有序”，協同學指出“協同導致有序”，超循環理論指出“超循環導致有序”，這些理論均揭示了自然系統普遍的存在著自組織機制，它像“一支看不見的手”，能把環境提供的條件有選擇的進行利用，組織為系統自身，提高系統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穩定狀態。
經過20多年的挖掘總結研究，發現中醫學系統論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是對人的健康與疾病的系統特性和系統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形成科研和臨床診治中的系統觀點和系統方法。根據已有的研究，其主要內容是：非加和觀、元整體觀、功能觀、聯系觀、有序觀、自主觀?，F代系統科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醫學里已經以樸素的形式體現出來，印證了中醫學的思維是樸素的系統論思想之說。
參考文獻
[1]祝士訥.中西醫學差異與交融[M].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11.
[2]梁華龍.傷寒論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224.
[3]紀立金.傷寒析變[M].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5.
[4]張敬文.從現代系統理論探討張仲景“陰陽自和”觀[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9(5):34-36.
關鍵詞：以學生為中心；基本原理概論；教學方法改革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教學活動中，由于思想觀念及教學觀念所限，整個教學環節中教師總是作為主體來組織教學，學生則是被動接受教師的教學內容，很少直接和主動地參與課堂教學活動，而且很少表達他們對于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教師在實際接觸學生過程中也切實感受到迫切需要對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改革?！耙詫W生為中心”的《基本原理概論》教學方法，是將“以學生為中心”理念滲透到整個教學中，教師則成為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和學習伙伴，一切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充分考慮學生的興趣、需要、思維和行為方式，關注學生的思想和心理特點及學生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激發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精神。
一、了解學生、關注學生是“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法改革的基礎
現在的世界正處于社會主義低潮時期，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價值觀念和某些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沖擊著新時期大學生的價值觀，大學生接受著社會主義價值觀和西方價值觀的雙重影響，導致大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趨向多元化。筆者在教學開始前和教學過程中采用師生交流等教學方法，或問卷調查，讓每位學生寫出自己的思想困惑和理論疑難；或通過主題談話，師生之間各抒己見，進行各種思想的交流；或課后利用網絡論壇、郵件和QQ等形式，師生雙向討論交流，及時反饋課堂教學效果，摸清學生所思所想。通過了解發現新時期大學生有以下特點：一方面，他們思想積極敏銳、健康向上、崇尚奮斗、崇尚科學、尊重知識；有較強的自尊心、自我表現欲、獨立意識和競爭意識；有較強的自學和思考能力、理解能力；喜歡關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碰到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和社會現實問題，他們均有一定思考，能夠試著去分析和理解；只要理論具有說服力，他們愿意去學習和接受，也就是說不存在與之間的天然隔閡。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大學生理想信念淡薄，集體主義觀念淡化，法制、紀律、誠信觀念不強；價值目標取向錯位，趨實用化、短期化、直觀表面化，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抬頭；學習態度不端正，學習動力不足，不少大學生對基本原理課有厭學和抵觸情緒。
二、“以學生為中心”進行教學改革，最大限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以學生為中心”的《基本原理概論》教學方法是在摸清學生所思所想基礎上，從學生思想實際出發，將傳統講授法、案例教學法和“小老師”講堂教學法、專題討論教學法、課程辯論賽教學法、實踐教學法等結合起來，有選擇地加以運用，盡可能給學生創設一個自由發揮與思維參與的空間，讓學生愉快地思考，大膽質疑，鼓勵學生間的合作學習，營造生動活潑的氣氛，變“要我學”為“我要學”，激發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的興趣和積極性，引導學生總結學習經驗，在群體學習過程中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最大限度調動和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促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從而真正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
1.“小老師”講堂教學法
此教學法為學生提供了一個盡情在三尺講臺上分享見解和感悟的平臺，學生不再是被動的受教者，而是教學活動的主體；教師不再是知識的灌輸者，而是教學活動的引導者。在學生講堂開始之前，筆者從教材中挑出一些相對而言比較淺顯的內容讓學生選擇，并對主講人進行了培訓指導，引導學生自學，進行大量閱讀，查找資料，完成知識重構，提前準備好講稿內容和多媒體制作，在保證其基本內容的前提下，訂正錯誤的知識點，增加準確度和趣味性，保證內容的可接受性，體現學生的中心作用。制作和使用多媒體教學時，引導學生從熟知的事例及所學專業出發，運用適量典型的影視資料，使教學內容生動形象，多媒體的展示時機一般是在突破難點、闡釋重點的時候，以及學生學習興趣淡化和思維抑制的時候。在“講堂”中，主講人不是純粹地講授，他需要結合其它教學方法與教師、同學之間進行相互討論、辯論，相互學習，雜取百家，互為補充。在此過程中，教師要做好引導作用?！靶±蠋煛敝v堂因主講人是學生，所講內容大多為學生感興趣的話題，通俗易懂，所以學生很愛聽，也能開闊學生視野，引發學生探索和思考，有效激發學生的主體意識，推進學生自我價值的實現。
2.專題討論教學法
筆者在運用此教學法教學時，首先把基本原理某一部分的核心內容按照內在邏輯組成一個專題。然后提前一周把上課的所有學生分成若干個小組（每個小組10人左右），讓每個小組的所有成員圍繞專題閱讀文獻、準備資料、寫好發言提綱或講稿，制作好PPT。選舉一名代表到臺上進行8分鐘左右演講，小組其他成員可以隨時補充，學生只要能自圓其說或是能夠講得頭頭是道都是回答正確。對于抽象性和概括性強的內容，為了讓學生“看得見，摸得著”，可引導同學們通過案例，讓學生聽得懂，啟發學生深入思考。最后可讓小組外的同學為本小組同學打分，同學代表和教師分別點評。每個小組整個過程時間控制在20分鐘左右。教師作為引導者，要盡可能創造讓更多的學生廣泛參與的機會，鍛煉學生口頭表達能力，調動學生思考問題的積極性、主動性，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力和參與熱情，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
3.課程辯論賽教學法
課程辯論賽與通常意義上的辯論賽不同，它主要體現了課程和教學特點，內容為主，形式為輔，所以我們將課程辯論賽簡化為三個環節：立論陳詞、自由辯論、總結陳詞。每位辯手需遵守“重在辯”的精神，賽前做好充分準備，辯論過程中要求每位辯手均發言，發言口齒清晰，思維敏捷，盡量脫稿。為了讓更多的學生參與進來，課程辯論賽正式隊伍由六人組成，可以有兩名替補隊員，報名采取學生自愿的原則。教師鼓勵班級其他同學為自己所在“方”收集相關資料，依據提供資料的價值大小為學生打平時分，這樣可以讓班里所有的同學都參與進來。為了更好地鍛煉學生各方面的能力，我們將整場課程辯論賽的組織服務工作交給班級學生自己承擔，由教師在班上指定一名班干部負責，其他同學協助，主要負責比賽計時計分統分以及比賽的影像資料留存、宣傳報道等工作。如果條件允許，教研室各位老師所帶班級之間也可以進行課程辯論比賽，成為全校學生參與的活動。實踐證明，課程辯論賽為學生營造了自由探索、獨立思考、團隊配合的教學氛圍，學生參與熱情很高，同時，鍛煉了大學生運用基本原理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了學生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能力，提高了大學生的思想水平。
4.實踐教學法
此教學法是通過讀書小組、社會調查或與學生黨團活動結合等形式完成的。在教師指導下組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讀書小組，給學生列一些相關的參考書，讓學生利用業余時間讀書，激發大學生學習理論的熱情，加強學生之間的思想溝通；或組織學生利用寒暑假、節假日、雙休日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參觀訪問或社會調查，低年級學生可以開展一些參觀活動、服務活動，中高年級同學可以開展一些社會調查、難點問題調查等活動；或把相關理論的學習與學生黨團活動的主題結合起來，實現課堂教學的延伸。實踐教學結束后，可讓學生寫論文或實踐報告，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式強化學生對原理的學習。通過實踐教學法可以讓學生獲得直觀的感性認識，讓學生從具體的問題和事實的感性認識上升到抽象理論，增加說服力和吸引力，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學生對基本理論的認同感；同時，可促進學生深入認識社會，將所學知識更好地服務于社會。
三、教師高超的教學水平和教學藝術是“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法實施的保障
雖然提倡“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法，但不能少了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的主導地位。教師如何在潛移默化中讓學生接受“原理”知識并運用于實際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保障條件在于教師高超的教學水平和教學藝術。一是教師在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前提下應有系統的理論知識作支撐。新教材的課程內容經過了高度整合，其理論容量之龐大、任務之艱巨都是空前的，所以要求教師具有廣博而系統的知識儲備和良好的研究能力，一專多通，在吃透教材的基礎上，盡量脫稿講授，用大眾化、通俗化的語言表述深奧的基本原理，熟練地把教學與當前國際國內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把教學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教育結合起來。二是教師應關注學生的情感需求。理論課教師與其他課程相比承載著更加重大的育人使命，在教學當中更應該關愛、體貼和幫助學生，建立一種平等、民主、互相尊重、互相學習的新型師生關系，創造一種情理交融的學習氛圍?！坝H其師”然后“信其道”，學生樂于接受教師所講的道理，就可以從學習中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三是教師要有一定的組織、協調能力和總結能力。教師組織、協調工作做得好，學生的興趣就會被激發，感覺很自信，就樂于參加教學。在教學活動開始前，教師要做好學期的整體準備和每節課的準備。在教學過程中，通過一定的激勵機制，如人格激勵、分數激勵等，或把高年級較好的做法展示給他們，用好班干部，讓學生積極主動參與教學活動。另外，教師要善于總結，在每次課上完后總結，針對課堂講授后學生的反饋和教師的現場感受，找出不足之處，記錄下來，下次予以改正；一個學期結束后也要總結，對反響好的部分繼續保留，對教師講授時“底氣不足”、學生反饋平平的部分結合學生實際情況更換教學方法和內容，重新修訂與完善。
“基本原理概論”的內容是既定的，但其教學法的研究卻是無窮的、動態的。不斷拓展、創新教學方法，最大限度調動和發揮學生學習的主體性，讓學生學會熟練地運用基本原理知識分析和解決思想、工作、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困惑是我們不斷追求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王國炎，等.中國化與大眾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2］ 馮剛.高校大眾化研究報告（2009）［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
［3］ 陳占安.搞好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必須堅持以學生為中心［J］.教學與研究，2004，（11）：7-9.
袁·路易斯·維韋斯（Juan Luis Vives）與簡·亞當斯（Jane Addams）的社會工作理論及其對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借鑒性與局限性。
摘要：本文通過引入社會工作理論的概念與分類，重點向大家介紹袁·路易斯·維韋斯（Juan Luis Vives）與簡·亞當斯（Jane Addams）的社會工作理論，旨在與大家分析探討中國本土化社會工作理論的反思性，為國內社會工作理論發展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袁·路易斯·維韋斯；簡·亞當斯；社會工作理論
1. 社會工作理論的含義
社會工作理論是闡述社會工作是什么的理論，旨在闡述社會工作中所運用的各種理論及本質、功能與目標的一整套體系，用于描述和解釋社會問題，也用于預測變化（張威，2012）。
2. 袁·路易斯·維韋斯和簡·亞當斯的社會工作理論
2.1袁·路易斯·維韋斯（Juan Luis Vives）及其理論
袁·路易斯·維韋斯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怎么緩解窮人的困境”，他關注窮人生活狀況，并對如何改善其生活提出具體建議，同時也考慮教育和道德生活。其理論主要有以下幾點：
他相信伊甸園和原罪，認為所有的苦難和貧困都是不可消除的，都是上帝設定好的。
勞動與助人是人們尊崇愛上帝、愛他人的信條，勞動是人的天然的屬性，教育的任務就是喚醒勞動，通過教育阻止人們的不道德行為。
幫助窮人的工作是有計劃、有目的的采取措施，緩解窮人的困難。但是窮人要獲得救濟也必須符合3個條件，即所有窮人必須勞動、濟貧根據個體情況區別對待、教育他們有道德的生活。
2.2簡·亞當斯（Jane Addams）及其理論
簡·亞當斯將社會問題和工業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她強調運用“非科學”的直接融入的方式與社區居民建立親密的、互動式的、持久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形成一種平等的而非專家指導性質的關系（Specht，1988：35）。簡·亞當斯堅持認為，社會工作的目標和任務是使受歧視和拋棄的人擁有新的生活，并站在社區居民的立場上，發揮社區居民自身的文化創造力，改善社會環境，促進社會公平。
2.3兩者理論之比較
兩位理論家都是在社會工作領域內外思考社會的問題與自己責任，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2.3.1 聯系
第一，都重視被助者的需求。袁·路易斯·維韋斯把救助視角放在了被助者身上，注重特殊生活困難的物質支持，幫助方式是否合適應該從受助者的生活狀況、需求來總結得出適合的經驗。簡·亞當斯為首的定居救助運動深入到城市貧民區開展對窮人的幫教活動，對城市貧民狀況進行調查研究，她把窮人當做自己的朋友和鄰居，根據窮人具體需要來提供幫助。
第二，都認為助貧工作應對窮人及其子女進行教育。袁·路易斯·維韋斯提出為了有效的防止貧窮，阻止窮人的不道德行為，就要教育他們有道德生活、教育他們勞動的價值，使貧窮生活得到緩解。簡·亞當斯則是在開展定居救助運動的過程當中，直接幫助了一部分城市窮人，特別是貧困人家的孩子，使他們免于淪為社會無用之人而獲得正常的社會生活。
第三，在幫助窮人的過程當中，都促進了政府的改革。袁·路易斯·維韋斯將“關于幫助窮人”的理論獻給當時的Brugge市政府，政府在后來的濟貧工作中很多措施源自袁·路易斯·維韋斯提出的如何改善窮人生活的具體建議。簡·亞當斯（Jane Addams）在推動定居救助運動的同時，建立少年法庭，促使州政府于1903年頒布了《童工法》，推動了美國各級政府制定了一部保護下層勞動人民的進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社會進步。
第四，他們都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袁·路易斯·維韋斯信奉上帝仁愛的信條，濟貧工作也是為了使人們受教育并做好人，即尊崇上帝與愛他人，當時濟貧工作也有教會來承擔。宗教理想是簡·亞當斯社會理想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提出宗教理想要以人為本、以實用為本，這種宗教思想一直伴隨著簡·亞當斯及其定居救助運動的整個過程。
2.3.2 區別
首先，兩者對貧困者的看法不同。袁·路易斯·維韋斯認為人類的所有苦難和貧窮都是原罪，是自然的屬性，貧困不能被消除，只能通過有效的方式得到緩解。這種看法也可能導致他對窮人采取蔑視的態度。
簡·亞當斯卻認為，貧困是由于社會問題導致的，貧窮是可以消除的，因而堅決的站在反貧困的立場上。在其倡導的定居救助活動中，也反對那種對窮人采取蔑視態度和責怪窮人道德缺陷的做法。
其次，兩者救助工作的范圍與內容不同。袁·路易斯·維韋斯只是關注窮人的生活，而且只對愿意參與勞動的人進行救助，即資助與要求。簡·亞當斯關注所有的人，對救助的對象卻沒有要求。
再次，簡·亞當斯更系統的闡述了自己的理論，并明確提出解決社會問題時要用到社會工作。
3. 兩種理論的影響
3.1積極影響
袁·路易斯·維韋斯“關于幫助窮人”的思想是歷史上第一個明確闡述如何進行濟貧工作的理論，為后來的濟貧工作提供了很多借鑒。其中的許多措施，至今在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中運用，是社會工作理論重要來源之一。
簡·亞當斯的社會工作理論明確的定義了社工的目標和職業地位，即為解決工業課題作準備的職業；由她所倡導的定居救助運動給美國社會甚至全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社會公正與社會意識、人權、和平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為推進社會公正所采取的政治行為也越來越被人類所接受。
3.2存在的局限
兩種理論由于時代的原因，都有局限性。袁·路易斯·維韋斯認為貧窮是自然的，是為了襯托富人的存在和窮人的貧窮是因為不道德的行為，忽視了社會環境的因素，他向往美好的、仁愛的、和諧的社會在當時不可能實現。簡·亞當斯以社會改革為核心的社區服務社會工作理論以社會問題視角來審視社會，認為社會工作的目標和任務是為解決工業問題做好準備，使受歧視和被拋棄的人擁有新的生活，這種救助模式只注重在問題發生之后所采取應對問題的辦法，對怎樣預防問題的發生缺乏足夠的解釋，因此，她倡導的定居救助運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社會的貧困問題。
4. 對中國本土社會工作的啟示
以上兩種理論啟示我們，社會工作理論的發展不是憑空誕生的，而是根據當時社會的發展現狀，或者為了解決社會問題，或者是總結社會經驗而提出來的，這些理論無一例外的都離不開當時社會生活。因此，社會工作的反思性就要求社會工作者在實際的工作中要時刻總結和反思，厘清工作當中的問題、困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反思性社會工作要求工作者對工作的過程負責，而不是對工作結果負責。中國的社會工作發展至今，社會工作者被普遍認為是能夠幫助案主解決問題的人，使部分社工懷疑自己的能力以及案主恢復的能力，最終導致自己也陷入自卑的困境。因此，對社會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教育，一定要注意社工是對過程負責，而不是對結果負責。
應該加強社會工作對社會政策的影響。不斷的爭取政府方面的支持，為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張威，《社會工作理論》，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12年秋季
[2]王金虎，《論美國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運動》，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3期，2000年5月）
[3]童敏，《社會工作本質的百年探尋與實踐》，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4]張淑華，《美國社會改革家簡·亞當斯的和平主義思想探析》，泰山學院學報第33卷第4期，2011年7月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兑住废蟊黻庩栠M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室诪榇蟮乐矗t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裴t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吨芤住返男味姓摰恼軐W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吨芤住肥侵嗅t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吨芤住返年庩栔摫砻鳎庩栔朗菚r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搬t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靶味险咧^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超級秘書網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兑住废蟊黻庩栠M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室诪榇蟮乐矗t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裴t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搬t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梢哉f，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梢哉f，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p>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吨芤住返年庩栔摫砻?，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兑讉鳌吩唬骸耙魂幰魂栔^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新晨
一、中醫學的哲學問題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
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對《中醫基礎理論》（簡稱中基）初學者常常感到深奧難懂而無所適從，其固然與古奧的文意、抽象的內容以及獨特的思維方法有關，但囿于單一而傳統的教學方法是其主因。因此，在傳統教學方法的基礎上，有必要采用中醫臨床驗案、圖示、啟發式提問以及專題討論等多種教學手段，將抽象、古奧的內容具體化、形象化，從而激發學生學習中醫知識的興趣，快速地建立中醫思維方法，培養中醫學表述方式以及綜合創新能力，為中醫學后期教學打下扎實的基本功。
1 巧用驗案 激發中醫學習興趣
中醫理論源于臨床實踐，又不斷在臨床實踐中完善。根據學習的“先感知、后理解、再鞏固、終運用”這一基本心理過程，中醫的感性知識只能從臨床中來獲得，如傳統中醫學習的“家傳”、“師授”等教學模式，就體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中醫早期教育中的重要性[1]。然而，現代中醫高等院校的早期教學，采用的是西醫院校的基礎理論為主的教學模式，純理論的傳統教學法，易造成課堂氣氛沉悶，使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筆者基于目前中基課程的純課堂教學設置，結合傳統中醫教育的“早臨床、多臨床、反復臨床”的特點，采用中醫臨床驗案教學，通過模擬臨床，在激發專業學習興趣的同時，強化教學效果。如在講解“陰陽學說”時，利用學生求知心理，借養生案例設問。如時值冬令，家有一男性長輩，年屆花甲，意欲進補人參（紅參）。該老人患有宿疾（高血壓），刻下頭暈耳鳴時作，腰膝酸軟，大便干結，時伴有面紅目赤，急躁易怒，失眠多夢。舌紅少津，脈弦細數。試問能進補否？留下懸念的同時，開始陰陽學說內容的展開，在闡述陰陽學說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時，以上述案例為引子，來加深學生對陰平陽秘的生理狀態及陰陽失調的病理變化的理解，并運用陰陽學說來確定治療原則、分析歸納藥物的性能后，學生往往能自行產生答案，即該老人系“陰虛則熱”的虛熱證，治當滋陰潛陽，而紅參性溫味甘，屬陽，故不宜補之。由此點出陰陽學說在中醫學的思維方法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自然也就能領會“凡診病施治，必須先審陰陽，乃為醫道之綱領……。故證有陰陽，脈有陰陽，藥有陰陽……設能明徹陰陽，則醫理雖玄，思過半矣”（《景岳全書》）的意義所在。當然，案例教學的設計，應切合教學目標，力求淺顯易懂，把握好恰當的教學時間。
2 借助圖示 強化理性知識感知
中基課程以較強的理論性和敘述性為特點，傳統教學往往采用板書兼口述、以“經”釋義等形式。然而，對于一些過于抽象復雜的概念、原理以及具有獨特思辨性的理論，如精氣學說、陰陽五行學說、經絡學說等，采用純文字及文言性用語的教學形式，易產生單調、枯燥、生硬的教學效果，也難以使學生快速地理解、記憶、掌握。故可借助多媒體等圖示手段進行輔教。如在授完陰陽學說的基本內容后，可借用太極陰陽圖，對陰陽對立制約、互根互用、交感與互藏、消長平衡及相互轉化等涵義、意義，進行直觀性闡釋、小結；又如，在用陰陽學說闡釋人體生理、病理狀態時，借用黑白柱狀圖，來表示在機體生理閾值范圍內的陰平陽秘的生理狀態及偏離閾值范圍的陰陽偏盛、陰陽偏衰等病理狀態，從而強化學生對陰陽學說理論的直觀性感知。借助圖示法可突出事物的本質要素及其相互關系，使抽象枯燥、復雜難懂的理論變為具體、直觀、形象、簡約，在有限的教學時間里，具有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但也必須認識到，中醫理論體系的獨特性，決定了其高度抽象、整體、動態、思辨的特性，不能單純地用直觀式圖示教學來表達，因此，在設計圖示教學時，須防止過于直觀而影響理性認識的深入。
3 啟發式教學 建立中醫思維方法
教會學生運用中醫思維方法，是學習和理解中醫基本理論的入門途徑，也是其后深入研究中醫學的必要手段[2]。通過課堂上“教”與“學”之間的問答形式，理順授課內容中的邏輯軸線，是開啟并建立中醫思維方式的主要手段。在講深、講透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知識的基礎上，要求學生學會從宏觀的角度觀察事物，用哲學的思維去分析研究，逐步形成中醫思維能力，最終達到能自覺地運用比較、演繹、類比、司外揣內、試探和反證等中醫具體思維方法。例如，在講授藏象學說，闡述“藏”、“象”的字面含義及其基本概念后，提出藏與象之間的關系如何？讓學生思考。又如在講授心的主要生理功能及與形竅志液的關系后，留下“試用中醫診察‘心主血脈’功能的方法，闡述藏與象之間關系”的思考題，讓學生討論。通過教學互動，逐漸使學生對中醫基礎理論從感知到理解、鞏固，進而能自覺運用、分析，從而能全面、深入地理解中醫基礎理論的精髓，達到舉一反三的教學效果。
4 專題討論 培養專業綜述能力
教育社會學認為，教學過程是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傳統教學中，教師往往采用“滿堂灌”式授課，忽視了學生主體地位而影響教學效果。根據教學設置，中基本科教學中開設了討論課，這為強化學生主體地位，提高綜合分析能力及表述能力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中基討論課中，根據階段教學目標，注重思維方法的橫向性引導及強化訓練，選擇分述于不同章節的內容而形成的討論專題：如人體津液代謝包括哪些生理過程？主要與哪些臟腑有關？各起何作用？等等。在引導學生主講后，指導學生在解析題意的基礎上，進行相關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闡述，并將相關內容前后加以聯系、分析、比較，最后得出結論。此外，文言用語是中醫學表述的最大特點，由于中基課程中大量的術語是直接沿用古代文獻，如“肝失疏泄”、“小腸泌別清濁”等，故在教學中，除要求學生通過文字表象，掌握術語含義，從生理、病理角度把握深層的內涵外，還注重中醫文言表述能力的培養，鼓勵學生運用中醫專業術語進行表述，使他們能夠自覺、準確地運用中醫的表述方法。
總之，中醫基礎理論是構筑中醫藥學的基石，而中基課程的授課教師不僅是中醫初學者的啟蒙者，更是專業動力的激發者，合理地運用各種有效教學方法于中基教學中，才能為中醫后期教學打下堅實的基礎。
5 參考文獻
［1］吳鴻洲,程磐基.古今中醫教育模式的比較研究［J］.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2000（12）: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