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8 16: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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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要服務于實體經濟
金融必須服務實體經濟，這是金融學強調的基本觀點，這個觀點自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得到了強化，所以當下討論金融改革問題，必須按照這個理念展開。
中國經濟學界可以進一步沉下心討論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金融，歸根到底就是怎么樣來推進中國的金融改革。過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脫離國情沒有成功，現在有些已經得到了糾正。金融改革不能僅僅體現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怎樣設置我們就怎樣設置，改革必須要符合國情，必須要符合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不符合國情不符合實體經濟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說，實體經濟未來的變化決定了未來哪些改革措施是應當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對于金融改革與發展績效的問題，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為考察標準的，金融發展與改革規劃的核心線索是國情和服務實體經濟。這兩點決定了需要從實體經濟的變化來探尋金融改革的路徑。
整個經濟學體系分為實體世界和貨幣世界兩塊內容。在經濟學中，實體世界指的由物質資源、人口、產品、勞務、勞動生產力技術等實體因素構成的經濟世界，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通信業、商業服務業、建筑業等物質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識、信息、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貨幣世界指的是貨幣資金的運動所構成的經濟世界，包括股票、債券、商品期貨等衍生的虛擬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為所有的社會經濟活動都由交易展開，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貨幣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這就使得貨幣金融活動深深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以這樣的兩分法為基礎，經濟學分為了三個學問體系：關于實體經濟的學問體系、關于金融自身的學問體系、金融和實體經濟相互關系的學問體系。
五大內外變化挑戰金融改革
未來實體經濟方面大致有五個方面變化會影響到金融發展，分別是國際經濟、國內經濟、中國人口、中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
（一）全球經濟危機呈長周期化
解決它的實體經濟因素是科技進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進步。只有發生了這樣一場革命性的科技進步，改造了工業生產的面貌，改變了生產的方式，才能終結危機，所以周期會是比較長的。
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許多國家以及一些國際組織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規的刺激政策。這些政策或許會有短期阻止危機急劇下瀉的作用，但在客觀上有延緩經濟恢復，損害經濟長期發展基礎的負作用。發達經濟體普遍陷入了兩難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機，必須在實體經濟、金融和財政等多層面上動大手術。但是，治理債務問題的任何舉措，都將嚴重拖累經濟恢復的進程。這使得危機的恢復過程具有了長期性。
（二）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長，近年來相比過去經濟增速顯著下滑，進入了較低的增長。李揚把這個狀況概括為中國經濟開始結構性減速。這種結構性減速是一系列結構性因素導致的，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兩個。第一個結構是產業的結構，以往中國經濟的發展依賴于制造業，現在制造業的就業達到峰值，經濟增長開始轉向依靠服務業的方向。第二個結構是生產要素的結構。過去農村有過剩的勞動力，在城里發展制造業可以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吸收過來。但是到了現在，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已經基本耗盡，人口的快增長已經近乎停止，總人口中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了，這些導致了工資成本的上升。
經濟減速會帶來一系列后果，第一個后果是國民儲蓄率下降。經濟減速進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與儲蓄率下降相一致，銀行存款增長率將下降，這將抬高銀行的資金成本，增大流動性風險。第三個后果是銀行規模擴張的模式將走至末路，金融體系的競爭因素將因此加劇。
（三）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趨勢性轉折
人口結構變化的金融影響是導致儲蓄率趨向下降，與此同時，養老壓力不斷增大，這迫切需要金融體系建立一個穩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儲蓄機制。現在的金融業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現收現付。將來需要對從20多歲到80歲之間進行跨期資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產品的需求將大大提高，對金融產品收益率的穩定性要求也會提高。與此對應，社會對金融產品的風險偏好將下降，債券市場將迎來發展的黃金時期。同時，以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為主的契約性儲蓄機構，即在合約的基礎上按期、定量取得資金并進行長期投資的金融中介機構，也將獲得較大發展。
（四）城鎮化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引擎
因為要城鎮化，所以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還會持續，但是投資領域會發生重大變化，投資的商業性質發生變化，最主要的變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業性的混合型產品投資將占主導地位。因為項目性質發生變化，于是就需要大規模的長期資金，商業模式會變化。與城鎮化帶來的問題相適應，金融業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積極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
全球危機的持續深化顯示，全球經濟正進入長期結構調整時期，調整的實質是發動新的科技革命。中國進一步的工業化應該是以創新為導向的。中國正處于高新科技產業化并通過這一過程來從根本上改變產業結構的時代。誰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誰就能率先走出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支持創新的體系，因此需要大力發展以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并鼓勵各類交易市場的發展。
未來金融改革的要點和方向
（一）宏觀政策理念應從需求管理轉向供應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發揮擴張需求總量的作用，但顯然無助于結構轉型與結構優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長期過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遞減，已經產生副作用，恰似強弩之末。加之在國際金融范圍內都在使用需求貨幣管理，也就是發行貨幣債，現在貨幣債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經行至末路。供應管理不是產業政策，真正供應管理體制機制的變化，真正的供應管理是加強經濟市場化的程度，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稅負、降低融資成本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企業主體的活力，讓它們承擔起變革的責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過解除各種僵硬的體制機制約束，提高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經濟體系的競爭力。
（二）建立宏觀審慎的政策體系
隨著金融業的發展，傳統微觀審慎政策逐漸失靈，宏觀審慎政策就成為了新的選擇，但因為它沒有獨立的理論和工具，只是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所以對于中國來說，宏觀審慎政策的應用問題應該歸結到體制變化的問題上，也就是要建立機構間的協調機制。宏觀審慎有兩個要點，一方面，在實施微觀審慎監管過程中要有宏觀視野，要高度關注各種監管政策的宏觀效益；另外一面，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基于對微觀結構審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場微觀結構的政策傳導機制。
（三）完善市場體系
這包括三要點。第一個要點是，培育市場價格基準體系，推進利率改革和匯率改革這兩個基本價格的市場化。第二個要點是，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為中心、以經濟商為核心的真正的場外市場。第三個要點是，建立長期資本的投融資體系，中國的現狀就是缺乏長期資本。
（四）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面對更為復雜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建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體制機制問題必須盡快提上議事日程。兩大政策體系協調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說關鍵點大致有五個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態勢。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至少有松、緊、中性三種狀態。選擇何種組合，并使之有效達成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就是一個既有科學性亦有藝術性的大題目。如此看來，中國行之十余年的“積極+穩健”的提法就顯得過于簡單了。其二，國債政策。國債作為彌補赤字的籌資手段，主要是財政政策，但一進入市場，便廣泛地進入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形成各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資產，這就成為貨幣金融政策的調控對象。鑒于此，財政和貨幣當局在國債政策上密切配合當屬題中應有之義。其三，國家外匯儲備的管理問題。官方外匯儲備管理以及相應的匯率政策的責任歸屬等，歷來是一個需要極大智慧方能有效處理的大問題。其四，中長期政策性資金籌集和投資機制。長期資金的籌措相當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財政政策性，金融單是金融的問題，所以它們之間的配合存在很大問題。其五，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形成前瞻、全面、統一、連續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并據此同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尋求磨合甚至進行斗爭。
影子銀行
創新的源泉和監管的重點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個新的概念，影子銀行體系，突然躍出水面并成為國內外金融界關注的焦點。金融界將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近年來貨幣政策日漸失效歸咎于影子銀行體系，加強監管的利劍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們。
深入研究影子銀行體系的源流及其運行機制便不難發現：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與金融界多年來一直倡導并引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創新有關。深一步分析，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還與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業的重大戰略性轉型密切相關。傳統金融業長期以融資中介為主要功能，并依以進行經濟資源的配置。在這種業態下，金融部門作為金融產品的供應者，相對于資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優的壟斷地位?，F代金融業則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轉型為服務業。
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昭示我們，為了在中國創造良好的金融創新環境，我們首先必須全面更新理念，將金融業從高高在上的金融資源的壟斷者的地位上“下凡”到為企業和居民服務的現代服務業的新平臺上；必須從以融資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轉移到以收集、生產、分配和使用信息為根本要義的新機制上；必須從滿足于存、貸、匯、兌，全面轉移到為客戶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和多樣化的金融服務上；必須從熱衷于興辦機構，轉移到激勵交易、向提高流動性要效率的現代金融發展的道路上；必須從主要依循政府設計、批準和運動式推進的極具行政化色彩的老路，轉移到依靠市場機制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上。
一、 新階段的主要特征
從近兩年經濟增長及其結構變化趨勢看，我國經濟已經進入重化工業主導的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有三個明顯特征。
1、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變化，形成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經濟高增長
2002年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為12．6％，其中重工業增長率為13．1％，輕工業增長率為12．1％，2003年則分別提高到17．0％、 18．6％和14．6％。兩年中重工業比輕工業的增長分別高出1個百分點和4個百分點，重工業占工業增加值的比例也從60．9％提高到64．6％。重工業增長不僅明顯超過輕工業，成為帶動工業增長的主要力量，而且從整個經濟增長來看，重工業增長也發揮著主導作用。1998―2002年工業增長為9．2％，同期GDP增長為7．7％，工業增長高出GDP增長1．5個百分點；2002年GDP增長10．2％，工業增長8．0％，工業增長高出GDP增長2．2個百分點。2003年GDP增長9．1％，在農業和服務業增長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減慢的情況下，工業增長速度卻達到17．0％，高出GDP增長7．9個百分點。因此，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增長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為，而是由長期積累因素作用的結果，反映了我國經濟未來結構變動的趨勢。
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于投資的高增長。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6．7％，是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與近幾年消費增長平穩和凈出口增速下降的情況相比，投資的增長無疑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從理論上講，投資高增長是工業化進程中重化工業加速發展階段支撐經濟高增長的必要前提，與前期以輕工業為主和后期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階段相比，新的發展階段必然伴隨著投資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國工業投資14460億元，同比增長39．0％，提高了16．8個百分點。帶動投資高速增長的主要工業行業大多集中在重化工業領域，據2003年統計公報顯示，在500萬元以上項目中，鋼鐵投資增長96．6％，電解鋁增長92．9％，水泥增長121．9％，汽車增長87．2％，紡織增長80．4％，煤炭增長52．3％。另外，就長期趨勢而言，投資增長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幾年我國消費率和投資率關系的變動上，投資率從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導致產業和投資格局變化的深層次原因是消費結構升級。雖然近幾年我國消費增長保持平穩，個別年份還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經過多年的能量積累，消費的結構已經發生明顯變化。與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1997年相比，我國城市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從46．6％下降為2003年的37．1％，農村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也從55．1％下降到45．6％。目前人們的消費觀念、方式、內容以及消費品市場供求關系，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居民消費總體從重視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視生活質量的提高轉變，從追求物質消費向追求精神消費和服務消費轉變，從滿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發展轉變。汽車、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娛樂正在成為新的消費熱點，在居民年均消費支出構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顯增加。2003年，在城鎮居民平均每年消費支出中上述領域的消費占35．9％，農村居民達到34．9％?？梢灶A見，消費結構的升級將會逐步釋放出能量，成為帶動新階段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2、重化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增強了產業發展的關聯性，使經濟高增長更加具有可持續性
工業化國家特別是大國的經驗表明，當大眾消費進入汽車、住宅消費階段后，投資高位運行，產業規模迅速擴大，經濟將保持較長時期快速增長。與之相比我國的情況有兩點明顯不同：一是重化工業加速發展與包括信息技術在內的高新技術發展將會形成緊密的互動關系，新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滲透和改造，將給傳統產業帶來新的生命力和競爭力。我國人均GDP從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間，巨大的市場潛力將不僅來自于傳統消費需求的生機和不斷釋放，而且新技術發展必然引致和創造新的消費需求。目前我國城市居民汽車和通訊消費的持續高漲已經顯示出了這種特征。二是我國已經把加快城市化發展，逐步消除二元結構，作為調整結構、擴大內需的長期戰略。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多農村人口，城市化又長期處于滯后狀態，如果能夠持續提高城市化率，農村居民進入城市所釋放出來的潛力不可估量。在未來經濟發展新階段，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將以重工業為主導，以新技術應用和城市化發展為依托，有可能持續20多年，直至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率達到60％左右。
重化工業和城市化加速發展將進一步增強產業發展的關聯效應。近年來，帶動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大都是關聯效應較強的產業，如信息、汽車和房地產業。信息產業一直保持著3倍于GDP增長的速度發展。2002年，汽車行業已經取代電子通訊行業，成為對工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帶動力最強的行業之一。從2000年開始，房地產投資也已連續3年以較高速度增長。隨著這些行業的快速增長，裝備制造業和原材料工業如鋼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業的增長空間進一步擴大。2003年出現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業為主的短缺和投資熱潮，客觀上反映出主導產業變化的特點，標志著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發展階段已經到來。產業關聯效應增強不僅反映在工業內部，也反映在基礎設施領域。隨著收入增長，人口流動增加，對生活質量的追求提高，大眾消費對公共基礎設施的需求會趨于上升。同時，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發展階段會拉長產業鏈條，增加物流規模，提高產業組織的復雜程度，使生產和流通對基礎設施的需求也趨于上升。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低、中、高收入國家交通及通訊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隨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業和城市化的發展在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繼續擴張的同時，還將帶動對服務業的需求。在新的發展階段，以研發、物流和金融為中心的新興服務業和以滿足城鎮居民需要為中心的生活服務業，都將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從而會顯著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
3、新的發展階段同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的趨勢相統一，正在重塑我國參與國際分工角色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加入了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行列，90年代隨著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業向我國的轉移形成浪潮。根據商務部有關統計，全球500強在華投資成立企業數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資額最多的年份是近兩年，盡管投資企業數減少，但投資額增大，表明大多數在華投資的500強企業已經進入規模擴張階段。目前我國已經成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500強在華投資的73％集中在制造業領域，極大地帶動了我國制造業的發展，使制成品出口規模不斷擴大。目前，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國以最終消費品為主要內容的進口替展階段基本結束，出口導向階段趨于成熟。未來我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將會更多地轉向資本技術產業，以適應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對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產品的需要。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1998―2003年，我國各年GDP保持平穩增長，外貿進出口雖有較大的起伏波動，但平均增長速度超過GDP增長兩倍以上。由于外貿進出口的增長速度持續超過經濟增長速度，致使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迅速提高，從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大國。同期，我國利用外資規模由每年400多億美元上升到500多億美元；外商（含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從20．9％提高到27．2％； 2003年外商（含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為41．4％，進口占進口總額比重44．7％。我國經濟對外依賴不僅表現在市場和資金方面，同時也表現在技術和資源方面。目前，許多高成長性行業如計算機、電信和汽車等行業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仍然嚴重依賴國外技術，自主研發能力遠遠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對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斷增加，一些重要資源的供求關系出現緊張，以致進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國原油進口數量增加了50％，鋼材年進口數量增幅超過了100％。
綜合上述分析，在經濟發展新階段，我國制造業的供給能力將因重化工業的發展全面提升，從而將真正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大國。另一方面，我國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的需求也會進一步增長，國內潛在的大市場將會對國際經濟發展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二、新階段提出的主要問題
1、經濟社會轉型壓力增大
重化工業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既是后起國家振興經濟、實現趕超的關鍵時期，也是經濟社會結構劇烈變動、容易造成發展失衡、加劇社會矛盾的時期。國際經驗表明，重化工業和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一般為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個國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轉換的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將出現顯著變化。對于這些變化處理得當，就能順利地發展上去，反之，則可能出現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韓國在這一階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業發展，不惜大量舉借外債，導致經濟結構失衡，上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中陷入了債務危機，后經艱難的調整才渡過難關。拉美有的國家在上世紀60―70年代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一度出現了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快速增長，但隨后因為經濟結構扭曲，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最終釀成社會動蕩，經濟發展停滯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亞經濟發展的進程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被迫中斷，大致也是發生在這一階段。相比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更加錯綜復雜，目前正在進入的重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也是在體制轉軌和長期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矛盾逐步顯露的時期，對這一時期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挑戰應有充分的認識。
2、發展不平衡現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業化容易導致資源的集中和市場的壟斷，拉大城鄉、地區和產業之間的發展差距，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這主要是因為：其一，資本的集中帶來財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別帶來收益的差別。在重化工業化階段，兩方面的趨勢都在加強。根據庫茲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線，收入分配差距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現擴大趨勢，其最高點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時期大致出現在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會協調機制，收入差距擴大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超出社會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將發生漸變
在重化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下降，我國勞動力比較優勢也會呈現出減弱的趨勢，容易出現經濟高增長與失業壓力增大的“逆反”現象不平衡。重化工業發展使資本和技術對勞動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強，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提高，這對我國勞動力供給高峰期的到來提出了嚴峻的課題。另外，隨著重化工業的發展，我國原有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比較優勢，都會由于資本技術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漸消減，倘若仍然依靠這一類生產要素的價格競爭來發展經濟的話，我們將難以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在世界制成品市場普遍過剩的情況下，沒有自主知識產權，形不成核心競爭力，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也會逐步喪失。因此，面對新階段生產要素比較優勢的變化，如何調整經濟結構，選擇經濟增長方式，既保持和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又不斷推動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都將事關發展與穩定的大局。
4、資源和環境約束增強
我國人均資源不足，經濟發展與資源和環境保護的矛盾突出。我國人均耕地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資源為27％，人均森林面積為20％，石油資源最終可采儲量僅占世界總量的3％，而單位產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卻比發達國家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重化工業加快發展階段資源消耗增加，將使我國短缺的一些重要戰略性資源特別是石油和礦產品的供求矛盾進一步加劇，對國際資源的依賴也會明顯加強。城市化加快發展也會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汽車、住宅業的發展對于能源、礦產和土地資源的需求也會顯著提高。經濟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還會帶來“三廢”排放的增加，給已經非常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更大的壓力。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嚴峻，如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選擇合適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決資源瓶頸和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5、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重化工業發展具有高投入高產出的特點，雖然產業鏈條延長、中間需求增加，有利于擴充市場容量，但如果最終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跟不上，則可能加劇市場過剩和通貨緊縮。重化工業發展資本需求量大，信貸膨脹往往不可避免，特別是由于我國經濟體制中仍然存在著“趕超沖動”和“政績攀比”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資。如果投資效益不好，就會加大內部金融風險，增加不良貸款，引發通貨膨脹。此外，重化工業發展也會增加進口需求，對國際收支平衡帶來壓力，在全面開放的經濟環境中，任何外部沖擊都有可能成為引發經濟波動的直接原因。總之，新階段的經濟發展具有高增長的內在要求，但由于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化，不確定性風險和調整的成本也會增加。因此，如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提高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協調性，是這一階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課題。
三、新階段的發展戰略取向
新階段不僅意味著我國經濟正逢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也提出許多嚴峻課題。從戰略上講，要把握好新階段經濟發展的方向，必須認真解決好內部協調性和對外平衡性的問題。
1、堅持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指導思想
重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新階段是我們分析當前經濟走勢和中長期結構變化趨勢的重要依據。為此，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上，要針對新發展階段高增長和不平衡的發展特征，進一步樹立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指導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階段創造的新機遇，不失時機地加快發展，又要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加大調整措施，注意經濟與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不失時機地推動經濟社會結構轉型。既要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繼續加快發展，保護先富起來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積極性，更要強調通過政策扶持落后地區的發展，幫助低收入群體解決好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既要注重效率原則，關注經濟總量的擴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還要充分考慮公平，不斷充實發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內涵，以參與和共享來實現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調動全社會的力量，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堅實基礎。
2、經濟發展戰略選擇要注意結構變化與要素稟賦之間的平衡
新發展階段資源向重化工業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工業化進入重化工業為主的高增長階段，其根本意義在于進一步拓展和延伸產業發展的領域，帶動農業、輕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同樣，城市化加快發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發展，其更重要的價值在于轉換城鄉“二元結構”，將農村的發展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循環之中。因此，新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選擇，關鍵在于使結構變化更加有利于產業關聯和城鄉互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把結構的安排與要素稟賦的特點和比較優勢的變化結合起來。從我國要素稟賦的特點看，資源配置應突出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戰略選擇應在結構上堅持就業優先。在重化工業為主的高增長階段應高度重視客觀上存在的就業彈性下降的趨勢。解決這一問題可能的思路有兩點：一要抓住世界經濟發展和產業轉移的機遇，充分利用我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和結構多樣化的特點，使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在結構升級和增加就業之間保持平衡，注意發揮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和中小企業在結構升級中的作用。二要把發展教育和職業培訓，提高人力資源素質始終作為戰略重點，保證勞動力質量同產業結構變化相適應。這兩點，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業率的提高，后者則著力于解決結構性失業的增加。從總體上講，在新的發展階段，只有解決好結構升級與增加就業之間的關系，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才是成功的。
3、宏觀調控政策應注意適時適度和長短結合
新發展階段具有結構變化劇烈，容易引起經濟波動，調整代價較大的特點，這對宏觀調控方向、時機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宏觀調控既要注意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更要注重開掘市場調節的自組織功能。新的發展階段是市場化發展的自然結果（與以往重化工業主導的發展時期不同），政府調控主要不是通過直接干預來主導發展的方向，而是要通過創造環境來保持發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政府對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偏差或失調進行引導和調節是必要的，然而更多的問題是需要依靠市場經濟系統內部力量來自求平衡。在市場有效范圍內充分保護和發揮好市場的作用，是宏觀調控的邊界和基礎。其次，短期宏觀調控措施要有更長遠的預見性，在總體上要服從長期發展戰略的要求，避免因為局限于解決短期問題而積累和加深長期矛盾。同時，也要避免短期宏觀調控措施長期化，提高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在調控方向上與長期發展戰略的一致性。再次，要增強宏觀調控的彈性，無論是順向調節還是逆向調節都應把握好時機和力度，多用“微調”的方法，為市場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間和時間，循序漸進地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
4、新階段的經濟發展要有全球戰略思維
關鍵詞：農村經濟發展；保險需求；商業性供給
1引言
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農業經營模式也隨之發生變化，這使得農村保險保障制度也受到極大的威脅，必須要根據現狀提出全新的農業保險制度，以確保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中在分析農村經濟發展的保險需求的前提之下，對其提出商業性保險供給的策略，推動農村經濟發展能夠獲得良好的保險保障。
2堅持原則
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商業保險而言給予發展機遇，同時也需經營與培育，而在這一方面，我國可以從國外汲取豐富的實踐經驗，根據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形勢予以適當的調整，搶占市場先機。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要堅持以下原則：首先，長期經營原則。針對農村保險而言，具體表現為暫時的，還有局部性虧損，這對商業保險提出更高的要求，他們需要對其進行長期經營，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精簡某些業務，但是不能放棄這個市場。首先，完善的任務強化市場基礎投入，比如宣傳企業形象，強化其在農村市場的宣傳；強化人才培養，構建營銷渠道；必須與當地相關部門予以有效溝通與協作，這樣能夠引導客戶潛在需求，讓農戶對其產品及服務具有一定的關注度。其次，差異化原則。針對農村保險市場而言，一方面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存在有效性需求不足的狀況，而這其中的需求不足，將很有可能是由于經濟不發達造成的，也或者是因為保險意識不強引起的，則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經濟水平，不同消費習慣等特點，商業保險公司需要制定差異化推廣戰略，給予差異化產品與服務。最后，農村及農業保險協調發展。現階段城鄉一體化趨勢不斷強化，農業產業化逐步加快，因而需要從市場一體化角度予以分析，從而全新審視農村保險市場，這其中需要認識到農村經濟發展，主要是以農業作為基礎，發展農業保險，必須要獲得政府的扶持與認可，這樣才能推動農村保險得以有效推廣。
3實施產品創新而
商業保險公司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職能作用，根據當前農村經濟與政策的最新情況，獲取農村經濟熱點，并且配套供給產品。依照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還有發展要求，則需要不斷細化農村市場研究，針對不同層次，還有不同需求的消費者，為他們設計不同的產品，這樣才能最大限度滿足農村和農業及農民的要求。例如針對基層干部而言，需要為其開發鄉村干部綜合保險，而針對流動人口來說，需要為其設定綜合保險、農村流通企業、設定物流保險等。新階段農村經濟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商業保險公司則需要不斷完善自身的業務水平，開發不同的險種，從而保障農村經濟發展能夠獲得合理的保險保障。
4進行營銷和服務創新
農村本身地域廣闊，人們密度較小，直銷成本極高，保險公司需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繼而轉變以往直銷模式，在農村發展過程中，設置人出單，或是個人營銷制度，針對不同的客戶，采取不同的營銷渠道，構建合適營銷網絡。除此之外，要按照農村點多面廣，以及區域差異化不斷拉大的特點，保險公司必須要調整自身的服務策略，實現創新，并且因地制宜，積極探索適合農村經濟發展特點的服務項目。例如針對專業大戶，需要給予業務信息咨詢，實施異地賠付；針對產業化龍頭企業，則需要給予天氣預報、防災技術咨詢；針對投保養老的有健康保險，為他們提供免費體檢，還有醫療信息咨詢等。
5培養專業化人才
從發展角度來說，商業保險公司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儲備及培養，是推進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相較于城市保險市場而言，農村保險市場具有極大的差異性，這就需要根據特殊情況制定適合農村保險市場發展的全新策略，積極培養扎根農村并熟悉農村業務，而且專業化水平相對較高的理賠人員，并且組織開展農業保險承保，還有理賠，再到技術培訓，抑或是開展針對性專業技術培訓，從而為農村保險發展提供專業化人才，在人才儲備完善的基礎上，能夠構建專職服務農村保險的隊伍，這樣能夠促進農村市場發展具有良好的商業保險保障作為依托，全面提升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效性，所以從整體角度分析，于農村商業保險需求的基礎上培養專業化的農村保險理賠人員是非常必要的，這能夠為農村商業保險的推廣與實施奠定良好的基礎，提高農村經濟保險的有效實施。
6結語
總體來說，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保險需求正在不斷上升，而商業保險發展的不斷完善，促使其在農村經濟市場的運用中發揮了極為關鍵性的作用，從而大大提升商業保險在農村市場的推廣度。本文中從四個層面闡述了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保險需求，還有商業性供給的具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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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基本內涵與主要特征
（一）基本內涵
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核心是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寧可主動將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也要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長遠發展問題，把提高增長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放在第一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基本內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發展體制轉變。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二是經濟發展動力轉變。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開放的推力、區域的合力等因素疊加起來，形成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三是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改變經濟發展對素驅動、投資驅動的過度依賴，轉向依靠通過技術進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創新驅動，不斷提高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形成促進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四是經濟發展目標轉變。放棄唯GDP論，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突出解決好教育、就業、社保等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促進社會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二）主要特征
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特點突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中高速增長成為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常態。由于我國經濟基數的增大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增長速度將適度回落，這也是經濟達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規律。二是轉型升級成為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主旋律。以要素驅動為主的傳統發展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成為大勢所趨。三是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成為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特點。宏觀經濟管理將實施“底線”調控，著力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的精準性、有效性、前瞻性和協調性，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四是擴大同各方利益匯合點成為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助推器。將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擴大同各方的利益匯合點，為經濟發展創造穩定的外部環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面臨的新形勢
（一）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
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仍在不斷發酵，在復雜多變、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形勢下，經濟低迷和轉型調整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世界經濟的新常態。發達國家致力于改變借貸消費的模式，吸引制造業回流，擴大實體經濟比重。新興經濟體則致力于擴大國內需求，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努力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二）以貿易和投資安排為主要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新格局正加速形成
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加劇了多邊貿易體制建設的難度，加速了以區域貿易和投資安排為主要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近年來，雙邊和多邊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持續增加，美國正在努力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中國也在積極推動建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和亞太自貿區（FTAAP）。以貿易和投資安排為主要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新格局正在形成，必將對全球現有的貿易和投資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三）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正在孕育興起
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事實讓人們開始感受到全球范圍內一場技術大變革正處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發新一輪的工業革命。美國著名趨勢學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指出：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前兩次工業革命的經驗表明，工業革命決定經濟發展的未來，第三次工業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術要素與市場要素的配置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引領全球產業分工新布局，催生世界經濟新格局。
（四）服務業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當前，服務業已居世界經濟主導地位，服務業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已達到70%左右，其中，高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為75%左右，低收入國家服務業比重達到50%。相比制造業，服務業具有附加值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就業容量大等優勢，其發展水平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實力以及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2013年，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46%，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發展潛力巨大。
三、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面臨的新問題
（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6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目前，經濟增長減速、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經濟發展方式不適應、貧富差距拉大、就業壓力上升、腐敗現象蔓延等其他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出現過的問題，在我國也相當程度地存在。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不但關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也會給社會穩定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經濟轉型升級的動力基礎薄弱
當前，依靠大量廉價勞動力、大量消耗資源能源、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和大規模投資等推動我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傳統動力已無法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持續發展。同時，經濟轉型升級需要的新動力依然薄弱。一方面，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乏力，2013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總額占GDP的比重為50%，而高收入國家一般在70%左右。另一方面，經濟升級的創新動力不足，我國企業普遍缺乏核心技術，企業轉型升級困難。
（三）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國際市場持續低迷，國內需求增速趨緩，我國部分產業供過于求的矛盾日益凸顯，傳統制造業產能普遍過剩，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消耗、高排放行業尤為突出，行業利潤大幅下滑，企業經營普遍困難。同時，這些產能嚴重過剩行業仍有一批在建、擬建項目，產能過剩呈加劇之勢。產能嚴重過剩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諸多問題的根源。
（四）局部金融風險增大
當前我國金融運行中最突出的問題是流動性總量過剩而結構失衡，大量信貸在金融體系內空轉，金融沒有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同時，地方債務潛在風險增加，截止2013年6月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206988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9256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66504億元。此外，國內影子銀行快速發展，其背后的潛在問題可能波及金融機構，進而影響金融系統的穩定。
（五）房地產市場風險不斷累積
從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收入等指標來看，我國的房價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房價在全世界都算比較高的。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已經普遍在25倍以上，部分城市房產的售價與月租價之比偏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世界上十大貴的讓人難以承受的房地產市場，有七個都是中國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廣州和重慶。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9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顯示：與8月相比，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價格下降的城市有69個，持平的城市有1個，與2013年9月相比，70個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58個，持平的城市有2個，上漲的城市有10個。
（六）生產力空間布局與生態環境承載力不協調
當前，一些生態環境承載力較高的地區，要素聚集度不高，經濟活動不夠活躍；一些生態環境承載力弱的地區，卻過度開發，超出了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生產力空間布局與生態環境承載力的不協調既造成了資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損失，也帶來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等問題，甚至出現了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和商務運行成本過高等“區域病”或“城市病”，資源被大量浪費或被低效率使用，造成了生產力布局和各地生態環境承載力不協調。
（七）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加大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貿易規模的逐漸擴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加大。2013 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呈快速上升趨勢，2014 年10月23日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上升到6.1195，再次創下自3月7日以來的7個多月新高。同時，由于美元的短期調整而出現階段性加速升值，人民幣的升值趨勢仍會繼續。2005 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至2014年6 月，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28.33%，實際有效匯率升值36.51%。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將給中國經濟帶來諸多不利影響，擠壓我國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加大國內就業壓力，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增加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四、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戰略選擇
（一）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要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的要求，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調動全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把政府職能轉變作為深化改革、創造制度紅利的突破口，加快推進財稅、金融體制以及一切有助于實現消費持續穩定增長的各項體制改革，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制度紅利。
（二）激發有效需求和供給，進一步釋放內需潛力
要從三個層次激發有效需求和供給：一是大力發展就業崗位創造能力強的服務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增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有能力消費。二是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力推進住房、醫療、養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使居民敢于消費。三是運用供給經濟學的思路，推進技術進步，開發各種新產品和新服務，為消費者提供豐富多彩的可選擇的消費品，擴大消費者的選擇范圍。
（三）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創新驅動
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培育和形成一批通過競爭成長起來的創新型行業領軍企業，發揮其重大技術研發、技術集成、推進產業化的優勢。發展風險投資、信息服務、技術交易、人才服務、并購融資等創新服務業，支持小微企業創新活動。改革以項目直接撥款為主的科技經費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發和產業化的財政支持機制，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的力度，減少對企業點對點的資金支持。充分發揮人才在創新中“第一資源”的作用，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形成促進經濟發展的新方式。
（四）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創造更加穩定的市場環境
牢牢把握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這一基本方向，進一步用好增量、盤活存量，避免資金在金融系統“空轉”。與此同時，大力鼓勵和激活民間投資。把民間資本引導到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來。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健基調的同時，適時適度預調微調，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保持市場流動性相對寬松的局面，促使貨幣市場利率水平回到較為平穩和合理的狀態。研究治理影子銀行，對影子銀行分類處理、疏堵結合，在發展中進行規范，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五）加快推進保障體系和供應體系建設，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
深入研究住房建設的規律性問題，加強頂層設計，著力構建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的住房供應體系。加快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建設，注重發揮政策的扶持、導向、帶動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把調節人民群眾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經濟、適用、環保、節約資源、安全的住房標準體系?？偨Y上海和重慶試點房產稅的經驗，加快房產稅立法，適時擴大房產稅征收范圍，抑制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推動農村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進入市場，逐漸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體系。
（六）建立長效機制，加快化解過剩產能
堅決控制增量、優化存量，深化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強化產能盲目擴張的控制機制，建立淘汰落后產能的引導機制，完善開拓國內外市場需求的扶持機制，建立化解產能過剩的管理機制，逐步形成以市場為主導的化解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遏制產能過剩矛盾進一步加劇。理順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完善差別化價格政策，提高產業準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態環保標準，切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七）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抓住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的戰略機遇期，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擴大內陸沿邊開放，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推動建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和亞太自貿區，不斷擴大同各方的利益匯合點。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八）完善區域合作機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關鍵詞：金融形勢；經濟發展；金融改革；金融結構調整
隨著金融經濟的不斷發展，因其金融危機的全球影響，雖然我們呈現出了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但是不可避免，我國傳統的金融模式已經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的趨勢。面對這一嚴峻的形式，我們必須認真面對，不逃避。盡管國際經濟呈現衰退的形式，但是只要我們認真分析我國金融階段的新趨勢，新面貌，并進行合理而有針對性的金融改革，即便大環境下現象不容樂觀，但通過我們實事求是的金融改革，我想我國的金融經濟一定會朝著穩步，穩定發展的方向所邁進！對此，我們通過以下兩方面來展開論證與分析，并做出對策，一是我國金融經濟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二是對于這樣的金融形態，我國經濟將進行怎樣的金融改革，以及怎樣的金融途徑來迎接經濟挑戰。
一、我國新階段下面臨的金融經濟的機遇與挑戰
（一）經融結構存在不合理之處
面對著經濟快速的發展趨勢，我國老式的金融結構已經無法滿足當下新形態的金融經濟的發展，金融業面臨著迫切的改革。首先，基于我國龐大的領土面積，造就了我國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而又均衡的分配，東部地區占領的金融資源達到總共的一半以上，而中西部卻相對較少；其次，融資結構相對經濟發展而言存在不完善的情況，于是融Y渠道單一，手段陳舊，大部分依托于銀行的幫助，這樣使得金融在發展的道路上經濟支持遠遠不夠；第三，金融貸款的受理對象也存在著嚴重的不合理，與之而來的貪污受賄現象時有發生，而且他們受理的對象一般都是國有企業，或者是比較大的集團企業，這樣一來小型的企業得不到銀行的支持，因而拖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第四，銀行內部也存在著結構不均衡的現象，模式落后，結構也比較單一，最重要的是銀行本身面對金融風險的能力比較弱。
（二）金融業發展后備力量供給不足
在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于居民的日常消費，而我國的消費能力比較弱，這樣對于經濟發展來說，不能提供相應充足的后備供給動力。而且我國的金融發展僅僅存在于最初的起步階段，相對而言金融產品種類稀少，金融結構也比較單一，而主要支持僅僅局限于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的支持也僅僅局限于居民的住房貸款，這樣小型正在發展的企業得不到有利的經濟支持，一些很有前途的小型企業往往扼殺在發展的搖籃里。
（三）互聯網金融對于貨幣金融的影響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與進步，我國已經進入到一個互聯網發展的新環境趨勢下，互聯網作為新型的金融形態，因其開放、平等、互利互惠的優勢特點，使其迅速成為了金融發展行業中的一個新產業。它的誕生促使我國傳統的金融業面臨的挑戰更加龐大，一些得不到發展，而且不能隨之改變發展模式的企業就此倒閉，而且互聯網金融業的發展，促使一些新的交易方式的出現，比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再比如騰訊的微支付，這些金融交易的發展與變革，都對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及挑戰。要想在金融市場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須隨之市場形式的不斷變化，而進行改革與創新。
二、我國新型金融形勢下的金融改革途徑
（一）加快金融改革與創新，促進經濟的轉型與升級
眾觀我國金融經濟所面臨的新階段，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與升級發展。1.我們應該優化貸款渠道內部結構，確保它能面向社會各個階層進行資金支持，并且加大對傳統金融業的投資力度，確保他們能夠在新環境下轉變模式，順應發展趨勢，從而贏得發展，而且加大對新興產業的資金支持，尤其是科技產業，讓這些前景很好的企業能夠繼續發展，尋求進步；2.將客戶的結構進行優化和調整，將原先用于大型企業，或是國有企業的資金支持，大部分抽調出來，用于中小企業的發展與改革，使得我國經濟中的各個企業，無論大小，都能得到穩步的發展，并且優化貸款內部條件與流程，進而不斷優化金融服務；3.拓寬金融消費渠道，將金融消費渠道進行適當的轉型和升級，從而適應國家新經濟環境下的金融體系，從根本上解決消費難，消費狹隘的問題。
（二）建立健全的金融監管體制，從而范圍金融風險
對于新階段下的金融經濟來說，一定要做到防忠于未然，規避金融風險。而要想恰到好處的規避金融發展所帶來的金融風險，一定要有一個健全而又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通過法律的效力，來約束金融經濟發展中的不當行為，從而穩定金融經濟發展的市場秩序，確保金融業能夠在有法可依的環境下穩定發展。除此之外，還應拓寬民間的融資渠道，將融資結構變得合理化，大眾化，并且在法律的約束下更加明朗化，讓企業可以在資金充足的前提下發展、進步。同時要重視金融機構的質量問題，確保金融機構能夠有效，正常的運行。最后，要通過對金融經濟的宏觀調控，制定相關的金融政策，將金融體制與當下的金融經濟相切合，進行必要的金融體制改革，從而規避金融經濟中的金融風險。
（三）調整和改革貨幣政策框架
針對我國目前的金融發展常態，我們必須實施積極而又穩健的貨幣政策，以適應經濟過快發展的趨勢，當然，也不能盲目進行，要堅守適度的原則，確保貨幣政策能在金融發展的大環境下穩步實施。首先，要確保貨幣政策的流動性，要隨時了解國際經濟的發展趨勢，將貨幣政策控制在可控制范圍內，通過使用各種貨幣調控工具，或是調控手段，讓貨幣市場能夠始終保持一個穩定發展的市場形態。其次，要進行一些相應的經濟調控政策，從而對基礎貨幣做出調控與優化，并且對相關的信貸結構進行調整，以適應不斷發展的貨幣政策，從而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同時，對那些發展的薄弱環節，不要想方設法的規避，要正面它，并且進行大量的投入，確保這些薄弱的環節也能夠跟上金融經濟發展的步伐，一起前進，一起發展。最后，對于貨幣的發展渠道進行必要的拓寬和優化，讓多種貨幣政策開展起來，以順應不同的金融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拓寬貸款渠道，不僅僅局限于商業銀行，同時，也要完善我國的基礎貨幣政策，讓貨幣能夠正常的流通，不阻礙市場經濟的大幅發展。
記者：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那么從“增長”到“發展”，一詞改變有何深刻的內涵？
劉世錦：增長是量的描述，發展是質的規定，高增長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帶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國際上對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也有不少討論。增長并不等于發展，有些國家就曾經出現過“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情況。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重要論斷，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也是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
記者：當前，為什么要提出這一重大戰略呢？
劉世錦：我國經濟保持年均9%以上增長率已經近30年了。從工業化歷史上看，能夠在40年的時間內持續保持平均7%以上增長率的經濟體只有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由于歷史背景不同，發達國家和地區實現工業化所經歷的時間是不同的。工業化先行國家所經歷的時間長一些，但平均增長速度相對要低。二戰以后，世界出現了一批增長速度較高、但時間相對縮短的經濟體?？偟目磥?，能夠在三四十年的時間內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并不多。一些經濟體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后，陷入停滯狀態，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即便是被視為成功典型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也遭遇了1997年嚴重金融危機的沖擊。再早一些，老牌工業化國家也都曾因經濟危機和戰亂，而使其發展進程中斷或受到重創。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時間內保持快速增長的3個國家和地區，都是相對較小的經濟體，大的經濟體尚無先例。在中國經濟保持了長時間的快速增長，總量規模迅速擴大的時候，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出現一些正面或負面的議論，比如“中國機遇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國經濟本身看，近幾年來確實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具有轉折含義的重要變化。從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已經連續4年達到10%以上。2006年，經濟總量超過了21萬億人民幣；人均收入在超過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達到了2000美元；財政收入新增部分超過7000億人民幣，接近于10年全部財政收入。但是，必須看到，在總量規模變化的同時，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也更為顯著。
記者：那么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具體有哪些呢？
劉世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這些變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的生產和消耗增長迅速。例如過去曾認為中國的鋼產量1億多噸就夠了，而2006年鋼材產量則超過4.6億噸。
――環境壓力空前增大。如果說資源可以通過進口和替代有一定調節空間的話，環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動性，沒有多少調節余地。
――過去構成中國經濟增長低成本優勢的諸多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據東南沿海一些地區調查，普通勞動力工資近年來年均增長15~20%；土地價格漲幅更大，有些地區僅生產性用地漲幅也達一倍以上。
――在整個國民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原有的地區發展差距并沒有縮小，有些方面還在擴大。在地區發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鄉發展差距。
――社會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遷、征地、職工下崗、社會保障、干部和腐敗等引發的時有出現，社會不穩定因素不容忽視。
――中國正在以日益增長的規模介入國際經濟活動，“中國因素”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兩年的貿易順差超過千億美元，國際貿易摩擦增加，貿易不平衡構成很大挑戰。
以上列舉的當然不是新變化的全部。就這些現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稱其為“新變化”，是因為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一個“轉折點”。需要考慮兩個相關的問題：一是我們是否正在或已經進入與以往有較大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二是如果是進入這樣一個新階段的話，現有的發展方式能否有效應對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挑戰，使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勢頭。
可以給出的判斷是，我們已經或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然，對這一新階段如何概括，還可以探討；這一新階段所出現的矛盾和挑戰，在已有的發展方式空間內，是難以包容和應對的。發展方式的轉型勢在必行。
二、以自主創新贏得新的競爭優勢
記者：近年來，我們黨非常強調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那么提出這一戰略有何重要背景？
劉世錦：近年來，我們黨提出加強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當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上升以后，持續了20多年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實現競爭優勢的轉換。這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進入新世紀后，我國人均收入越過一千美元關口，現在又達到兩千美元，當然是好事，同時也是“雙刃劍”，因為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著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也相應減弱了我國勞動力的國際比較優勢。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現出來，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最為明顯。在這些地區，一些對低成本敏感的企業開始向外轉移，留下來的企業則要通過研發、設計、品牌、營銷渠道等環節的努力向產業鏈中高端升級。當然，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發展水平差異大，還會有一些地區繼續呈現低成本優勢，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國將保持多種競爭優勢并存的格局。但從中長期看，低成本優勢削弱后的調整不可避免。通過創新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是一個關系到我國產業中長期競爭力，因而也是關系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記者：如何理解自主創新的含義？
劉世錦：我們把自主創新概括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與過去關起門來搞研究不同，這幾種類型的創新都是在日益擴大的開放條件下進行的。如何認識自主創新，近年來也有一些討論。有的行業圍繞“合資企業進行的創新算不算自主創新”展開爭論。對這個問題，還是要從全局和戰略的眼光來觀察和理解。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資金的“引進來”和“走出去”，純粹內資的企業將越來越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實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結構，其中包括引入外資。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基礎行業，如電力、電信、金融等行業中的國有大企業，也越來越多地在境內外上市。所以，按照企業資本來源來界定，不符合開放經濟的實際，也存在很大的技術上的困難。比如，某企業的直接投資者是內資，但再從這個投資者向上追溯，可能會找到外資蹤跡。外資企業的研發活動到中國來，雖然會對內資企業形成競爭，同時也有技術信息擴散、人員培訓、促進產業配套條件形成等積極作用，總體上說利大于弊?？山梃b的國際經驗和我國多年來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從內外資企業的角度看，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可以有兩個要點：一是內資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的轉移。當然，前一個要點是重點，我們講自主創新，立足點和重心都是內資企業。有一些東西，特別是那些關鍵性、基礎性的技術，僅僅靠開放是拿不到的，必須靠自己來搞，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但是，這與鼓勵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轉移不矛盾。這兩件事情是互動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外資企業是在中國僅僅搞加工制造好呢，還是把研發能力也轉移到中國來好呢？還是應該鼓勵它們向中國轉移。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這樣來認識：我們講自主創新，這個“自主”的主體應該是中國經濟的大局，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大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合法注冊、經營的企業所進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國經濟創新能力的活動，都應該得到鼓勵，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劃入“自主創新”的范圍。這是一個寬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義。這樣看問題，對提高我國經濟總體創新能力有好處，也正是新時期提高吸收外資質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關注人均實際收入水平
記者：我國經濟發展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地區發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們將采取哪些措施來逐步緩解這種狀況？
劉世錦：這些年通過實施地區重點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但尚不足以改變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態勢。近年來影響地區發展格局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進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帶、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灣城市圈，內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帶等。二是產業的區域集中加快，過去一個新產業出來，各地都要搞，遍地開花。一些年來通過市場競爭，產業的區域集中度顯著提高，如彩電生產，過去一度20幾個省都在生產，現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區；汽車生產也正在逐步集中到為數不多的幾個區域。城市帶的形成與產業區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產業集中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支撐。這些變化總體上說符合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是積極的、可持續的，但必然影響到原有的地區發展格局，不僅表現在大的行政區劃之間，也表現在這些行政區劃內部。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中，出現了某些有利于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趨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業增長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對能源、原材料、裝備工業產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長，拉動了具有資源優勢和重工業基礎較好的中西部與東北的部分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又如，東南沿海地區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業開始向北部沿海地區和中部部分地區轉移，部分國際轉移產業也將承接地更多地轉向要素成本較低地區。這些趨向或因素的穩定和增長，將會對促進地區平衡發展發揮更多的基礎性作用。
記者：評價地區發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標？
劉世錦：對地區平衡發展有一個正確理解和評價的方法問題。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的快速增長階段后，發展條件好的地區將率先發展，吸引各種資源向這些地區集中，其中包括人員流動。勞動力由落后地區流動到發展快的地區，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減少了落后地區的人口基數，落后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提高。反之，發展快的地區人口基數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下降。我們講地區發展差距，所關心的是這些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是一個適宜的比較性指標。這個指標除了關注貨幣收入外，還考慮到剔除不同地區物價水平差異后的實際購買力水平。在勞動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動的情況下，不同地區“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將逐步趨于縮小。我們要注意地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差距、不同地區戶籍人口貨幣收入差距等指標，更需要關注不同地區實際生活和就業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指標的變化。從這一角度出發，將有助于正確觀察和理解地區之間關系發展的動態過程。
記者：地區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鄉發展不平衡。那么，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徑是什么？
劉世錦：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城鄉隔離狀態被打破，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和非農產業，不僅顯著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改變了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是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一條主線。我們的各種政策，不論產生于何種背景，都應當促進而不是延緩這一進程。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早期工業化國家曾經歷上百年時間。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體完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至少還需要30年時間。在這一過程中，始終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促進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和非農產業，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寬就業渠道，改善農村人口在城市生存、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通過多種途徑，包括轉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使之與城市人口，包括已轉移至城市的原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至少要讓他們“過得去”。近年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
四、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更好發展來解決
記者：這些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社會問題和矛盾卻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對此怎么看？
劉世錦：這種反差很值得深思。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后，也同時進入經濟和社會結構、重大利益關系劇烈調整的階段，社會矛盾的類型和數量增加，有些領域的矛盾趨于尖銳，處理不好還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和危機。當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社會上較大比例成員進入所謂“中產階級”狀態后，社會的穩定程度將會顯著提高。現階段我國總體上處在經濟快速增長、經濟體制轉型、社會矛盾增加的時期，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屬于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例如，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征用農民土地、城市拆遷、水庫移民等所引發的矛盾；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下崗和再就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等引發的問題；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權力腐敗、干部等引發的問題等。
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立足國情和長遠的重大戰略決策。對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應當也只能通過進一步更好的發展來解決。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歷史已經證明，吃“大鍋飯”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社會公平。當然，我們講進一步的發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價的發展，而應當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不僅要重視經濟發展，同時要比過去更多的精力重視社會發展；要集中力量抓緊解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深層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從源頭上治理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既要重視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的基礎作用，也要重視通過社會發展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條件。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多年來我們所倡導和實行的發展觀的一個拓展和完善，體現了我們黨在發展問題上認識的深化和進步。
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面對的矛盾和問題不少，應該和能夠有所作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辦好，如何在解決一些問題時不致于引出更多的問題，如何在處理一些矛盾時，既要照顧眼前，更要有利于長遠，還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則。
記者：這些原則主要有哪些呢？
劉世錦：一是既要治標，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貧工作，通過轉移支付等辦法給貧困人口一些補貼，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寬就業渠道，加強就業培訓，使他們獲得通過就業增加收入的機會，這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諾，又不能脫離現階段國情，作不切實際的過高承諾。比如養老、醫療保障，城鄉、地區之間差別很大，是全面保障，還是在農村先做到對困難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這些都不能脫離現階段的實際。承諾過高，兌現不了，老百姓還是不滿意，還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歐洲福利國家保得過多，也在尋求改革。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設。對短期內的突出問題，如困難人口救助、調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穩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設。好的制度建設以穩定的可預期的程序處理問題，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針對個別事件和少數人，而是對所有人具有普適性；不僅要解決已經出現的矛盾，而且要治理產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
記者：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比绾紊钊肜斫膺@一論斷的深刻涵義？
劉世錦：這一重要論斷已為我國近30年來的實踐所證明。我國近30年的經濟發展，是以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為背景的。改革開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活力和制度基礎。毫無疑義，沒有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現的。與其他經濟轉軌國家相比，我國經濟改革走出一條獨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義的經驗。例如，改革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而不是對舊體制的修修補補；在改革國有經濟的同時，放開一塊，鼓勵發展多種類型的非國有經濟；鼓勵不同改革方式的試驗和競爭，先試點，取得經驗然后推廣，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把改革與開放有機結合起來，通過開放引入新的體制要素而推動改革；保持黨對改革過程的堅強領導，把改革、發展和穩定有機結合起來，為改革和發展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通過改革和發展進一步促進穩定，等等。經過不懈努力，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型經濟體制初步確立，市場開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解決新階段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還是體制上的。體制上的問題，部分屬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部分屬于體制轉軌過程中新出現的，還有的是由于體制建設滯后所引起的。這幾種情況往往交織在一起，使問題相當復雜。比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企不分轉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但在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以后，一些地方出現了片面追求GDP增長、片面強調經濟增長指標而忽視社會發展等傾向。如何在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形成一套能夠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考核指標和行為機制，是體制建設的重要任務。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領域改革，要求由傳統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轉向初次分配按勞動和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但由于多方面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的影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突出起來。如何從我國國情出發，將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起來，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圍內，并逐步趨向共同富裕的目標，也是體制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因此，改革開放仍然很重要。我們所面臨的諸多深層矛盾的化解，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不可能離開深化改革（從一定意義上說，開放也是改革，講深化改革也包含了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開放）。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不能松懈，更不能動搖。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需要警覺和糾正，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推進改革，而不是走回頭路。改革是為了發展，最終要由發展的成果來檢驗。
一、發展縣域經濟要以工業化為導向[文秘寫作-www,,找范文請到]
從總體上，我國縣域經濟還是以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準確地說還是傳統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新階段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題。如果說在進入新階段以前，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還在農業和農村內部，那么進入新階段后，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更多地來自農業和農村外部。目前非農收入已經占農民收入的50％左右，農民收入來源逐步多元化。增加農民收入，已經越來越取決于工業和農業、城鄉經濟的相互關系。因此，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要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把著力點放在農業和農村經濟之外。
從本質上講，縣域經濟發展過程就是工業化過程，就是從城鄉二元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大力推進工業化，使農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大規模地轉入工業部門和城鎮就業，是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出路。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不僅要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工業和服務業部門，提高工業、服務業部門對縣域經濟的貢獻份額，而且要用企業化管理、產業化經營的現代生產經營方式改造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展現代農業。
我國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基本特點是分散的小規模農戶為單位的生產經營。這種生產經營方式難以延長農產品加工鏈條，培育農產品品牌，提高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難以應對市場的千變萬化，回避農業交易成本高的問題，還會增加農業和農戶的市場風險。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是制約農業經濟發展、農民增收，從而也是最終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因此，進入新階段，要發展現代農業，改造傳統農業生產經濟方式，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企業化管理，鼓勵農民建立新型的經濟合作組織，提高農戶的組織化程度，通過農戶之間的相互聯合，降低生產交易成本，發展農產品加工和銷售，分享規模經濟效益和農產品加工增值效益。
發展縣域經濟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還是要大力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從全國來看，經濟大縣強縣，無不都是工業或服務業發達的縣市。進入新階段，推進工業化要改變鄉鎮工業與城市工業兩張皮的狀況。要看到，農村“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并行發展和過度競爭，在市場供求格局發生變化，發展空間已受到明顯制約。特別是在入世后，迫于激烈市場競爭的壓力，鄉鎮工業也強化了資本替代勞動的機制，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發展鄉鎮工業要按照比較優勢原則，調整與城市工業的分工關系，如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加工業和農產品運輸業等；積極促進城鄉產業有機整合，形成緊密的產業鏈和配套關系；打破現有的阻礙城鄉產業整合的管理模式，在規劃、政策制訂和實施上對城鄉企業一視同仁，鼓勵和引導城鄉企業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重組和合作。需要指出的是，進入新階段后，我國農產品供給由長期短缺變為相對過剩，為縣域經濟工業化既創造了有利條件，也增大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壓力，只有繼續推進工業化，才能為縣域經濟發展開辟新的空間。
二、發展縣域經濟要以城鎮化為支撐
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礎，而城鎮化又能進一步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城鎮化有利于農村工業的產業集聚，有利于服務業的成長，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城鎮化進程的快慢，直接影響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的同時加
快城鎮化進程，也應成為縣域經濟的重頭戲。相對于城市已較大程度地實現了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現代生活方式而言，農村很大程度上還延續著傳統生活方式。積極推進城鎮化，也有利于從根本上改造農村傳統的生活方式，加快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
小城鎮是城鄉經濟的結合部和交匯點，因而也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應該看到，發展縣域經濟，小城鎮這個層次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培育城鄉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場，整合城鄉各種資源，實現優化配置，小城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快小城鎮發展，是新階段發展縣域經濟的重要支撐。
進入新階段，積極推進小城鎮發展，要改變以前盲目追求“硬化、亮化、綠化”的脫離農村實際的傾向，改變政府主導圈地造城搞建設的機制，實行務實有效的城鎮化戰略，使小城鎮建設真正給農民帶來實惠，使農民分享城鎮化的成果和效益，切實防止抽取農業和農村資源超前建設小城鎮，這不僅從根本上不利于城鎮化，還會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條件的惡化。要充分利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廣辟投融資渠道，鼓勵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聚，帶動小城鎮建設。要分別輕重緩急，分階段有重點地推進小城鎮建設。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中心鎮為重點，使之盡快完善功能，繁榮經濟，發揮城鄉經濟結合部的作用，培育完善市場體系，發展社會化服務體系，調整已經不合時宜的政策，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吸引農民進入小城鎮安居樂業。我國各縣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差異很大，要從各地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地推進城鎮化。東部地區可適應大都市圈和城鎮體系發展的需要，推進城鎮網絡發展，中西部地區要重點發展中心鎮和發展重點小城鎮。經濟不發達的縣市，小城鎮建設更不能急于求成，貪大求洋。
三、發展縣域經濟要以改革和制度創新為動力
進入新階段以前，縣域經濟較快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創新的推動。上世紀80年代初期實行的的制度創新，極大地提高了解放了農業生產潛力，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大發展。90年代初中期，縣域經濟的較快發展，主要是鄉鎮企業崛起，有了農村辦工業的制度創新，農村剩余勞動力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向農村內部非農產業轉移，使農民從“多元化”經營中得到了單一農業經營模式難以得到的收益。
進入新階段，發展縣域經濟同樣需要制度創新。制度創新來源于思想解放，來源于社會實踐。當前，縣域經濟制度創新又進入活躍期，包括農村土地流轉、農業產業化、定單農業、農民戶籍制度改革和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等等，這些領域的制度創新，必將帶來生產力的新的解放。因此，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為制度創新創造寬松的環境，必將促進新階段縣域經濟的新發展。
縣域經濟的制度創新，必然要更加符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以市場化為改革取向，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改革和制度創新的目標，應是通過對農業生產制度、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社會組織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清除阻隔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體制障礙，加快推進城鄉商品和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市場機制基礎上的自由流動，逐步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促進城鄉產業整合和城鄉企業在市場機制基礎上的重組，建立一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縣域經濟發展新體制和新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