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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增長的概念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增長模式；要素積累；技術進步
在很多西方經濟學家大力推崇東亞經濟的“神話”時，美國的克魯格曼教授于1994 年底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東亞“奇跡”的神話》，這篇篇幅不是很長的文章，顛覆了當時許多人對于東亞經濟的看法。他認為，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不斷擴大“有形資本”，如固定資產、勞動力、自然資源的投入，而不是像西方老牌發達國家一樣是靠“無形資本”—技術進步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如此一來，投入過多導致的資本的不斷積累，必然出現邊際收益遞減，而不能帶來人均收入的可持續增長，這種增長方式實際上只是“紙老虎”，是不可持續的。對于這個問題，國際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觀點以及看法。而我們所知道的是，東亞的中國，在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之后經歷了經濟高速的增長，那么，它的增長模式是要素積累呢，還是技術進步呢？中國的經濟增長到底是不是可持續的呢？
1經濟增長的源泉分析
哈羅德.多馬提出：g=s/v，其中g代表產出增長率，v為資本產出比，因為這里v為常數，所以這里的資本產出比也即增量的資本產出比。這個方程式表示：廠房和設備投資所創造的資本，是增長的決定因素，而個人與公司的儲蓄，則使投資成為可能，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產業的早期增長理論；后來，新古典經濟學家索洛在哈羅德-多馬的基礎上強調了技術的重要性，認為資本收益存在遞減，技術進步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后來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則提出了技術的內生性。索洛還率先提出一個建立在實際數據基礎上的會計分析框架，企圖解決經濟增長有多大部分可以歸因于資本存量、勞動力的增長以及總體效率的變化，這種做法也即增長的源泉分析，推導后的方程為：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別為，Y、K、L的增長率，WK， WL用于衡量資本，勞動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這樣可以計算出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率a相對應的值。這個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積累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
如果一國強調增加投入，主要通過增加生產要素的數量來實現經濟增長，那么這種靠投入驅動的增長類似于一種“粗放型”增長。這種增長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通過外延擴大再生產來實現經濟的增長，片面追求產值和產量，不注意節約資源、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開發新產品，不注意提高資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護環境， 因而也被稱為數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長方式；而可持續的增長方式類似于一種“集約型”的增長，即強調改善投入產出關系，主要通過提高效率和效益來實現經濟增長，它的增長動力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勞動力素質的改善， 通過內涵擴大再生產，提高綜合生產率來實現經濟的增長，被稱為質量型、效益型、內涵型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與“粗放型”增長方式相比，伴隨著比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2要素積累是主要貢獻力量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經濟上的高速增長，其增長率幾乎達10%，遠遠高于美國、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同期的增長水平。而Young 在對我國的官方統計數字做了詳盡的調整和修正后，在測算了我國1978- 1998 年間的經濟增長率和要素生產率后，他的主要結論是：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實物投資的增加、勞動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勞動力的跨部門流動(這主要得益于我國的農村經濟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認為，在1978-1998年間我國GDP增長中，物質資本、勞動力和TFP的貢獻率分別為62%，10%，和28%左右。世界銀行得出的結果也是資本與勞動力的貢獻達到將近2/3。這說明，雖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勞動力從農業向外的轉移都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有所貢獻，但是全要素生產率的相對增長并不快。從一系列數據的統計中可以看出，要素積累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這種增長方式勢必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①無效的資本積累。我國改革后，雖然在消除先行工業化國家早期增長模式和社會主義傳統工業化道路影響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還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價格嚴重扭曲的情況依然存在，基礎產業供應不足，能源、原材料、運輸服務的供給缺乏市場價格這種篩選機制，有沒有競爭力并不是企業能否取得這些資源與服務的條件，由此形成了基礎條件與運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資過熱，這種粗放型的靠投資驅動的高速增長往往并沒有伴隨著效益的提高，實際上是以對效率的損害為代價的。
②“流汗而非靈感”的增長。我國人口基數大，并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圍內實現技術升級與產品升級，例如，在制造業中盡量向自主研發、品牌營銷等具有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說，許多地方政府看重的還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術產業很難在短期內有回報，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們寧愿依靠投入廉價的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生產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以數量擴張取勝，而不愿在人力資本積累和自主技術開發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較大進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業產品附加值和盈利率過低，我國許多出口加工企業只能以量取勝，靠增加出口數量來維持。這種出口戰略導致貿易摩擦、傾銷訴訟的增多，據江蘇省外貿廳統計，單江蘇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貿易摩擦案件就達31起。
3技術進步的作用不容忽視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集約程度還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長的中國，資本積累在GNP的比例減小，勞動力人數也開始減少，而GNP的增長率從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數據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還是存有較快的全要素增長率。實際上，在1973-1994年間，非洲、拉美和中東的平均要素生產率增長全部為負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中國大陸地位明顯。因此，即使全要素生產率不是中國增長的主要推動者，但它確實為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①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提高最顯著的一個部門是農業。國家對農業的投資比例雖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從1978到1984，農業部門年增長率達到7.3%。這一期間地方農產品市場開放，實行自由貿易，以比國家收購價格更高的市場價格直接向消費者出售。同時集體化生產體制解體，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為中心的農業生產體制就建立起來了，也就是農民從市場得到了生產動機，能自由地采取相應的措施。由集體耕作到的改革，以及一些農產品價格的上調，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釋放了大量生產潛能，導致了農業生產率和產出在數年內的快速上升。②非國有企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國家通過對微觀經營機制進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機制，為非國有企業，包括城鎮集體經濟、農村鄉鎮企業和城鄉私人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雖然這些企業得不到政府提供的優惠，職工得不到政府發放的各種補貼，必須在市場的競爭中維持生存與發展，然而，也正是因為市場競爭的壓力，使這些企業產生優化資源配置的動力，而職工報酬與他做出的實際貢獻相對應的分配制度，也極大地激勵著每一個勞動者的積極性。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勞動進行分配的激勵機制，使非國有企業迅速地發展起來了。③FDI對技術進步的貢獻。FDI不僅為我國帶來先進技術，更為重要的是還具有技術擴散與外溢效應。由于FDI的進入，導致我國企業采取相應措施，從而以間接的方式獲得技術。技術外溢是通過示范和競爭及人才流動過程實現的。外企會為潛在的供應商提供生產設備，向供應商提供技術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應產品的質量，在質量管理和組織方面給予培訓幫助，在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零部件時給予技術和信息支持等，隨著外企與本地企業建立起越來越多的聯系，技術擴散會越來越普遍。技術轉移、技術外溢和技術擴散促進了我國產業的技術進步。
4怎樣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
中國改革三十年來的高速增長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積累，但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漸漸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因此，要實現我國增長方式的轉變，就必須對舊式增長方式中潛在的問題予以改進，同時努力提高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份額，逐漸地使我國走上依靠“靈感”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增長道路。
①確保國民經濟適度穩定的增長。適度增長是可持續的，是動態有效率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指出：建設不能急于求成，對速度要求過高，往往導致經濟不穩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會使得高速增長沒有伴隨著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亂”循環，經濟出現過熱，進而速度與“瓶頸”相互制約。②健全適合新增長模式的制度環境。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技術創新基礎性的條件，要使得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產業都力爭技術進步，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場競爭環境和盈利的激勵，讓每個企業根據價格信號來選取最適當的技術，改革后鄉鎮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正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國有企業因為負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務，改革還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發展要靠制度的改進，此時，政府要靈活地進行調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動學校改革。僅僅增加資金投入是不夠的，目前我國的教育機制存在問題，學生無法好好發揮自己的愛好和特長，“死讀書，讀死書”的現象十分普遍，所以，要對現有教育制度進行改革，為廣大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關心學生的身心健康，使他們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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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新業態；非正規就業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6-0014-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7
引言
就業問題一直備受關注。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從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間。這引起了不少學者的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失業率維持穩定主要是中國國企愿意容納過剩工人。根據他們的調查，雖然目前國企過剩員工的絕對數量并不大，但比例卻相當高1。許多產能過剩的行業如鋼鐵、礦產等，這些行業里的國企有著很高的勞動剩余比例。另外，大量農民工聚集在低技術含量的崗位上，受到經濟下滑的影響比城鎮工人更大；但失業后的農民工通常會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不在城鎮登記失業率2的統計范圍內。因此，真實失業率沒有顯現出來。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3的開展，去產能與去庫存必然會帶來失業4。例如，2016年3月，武鋼裁員5萬人5。整個煤炭系統和鋼鐵系統，總共涉及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6。為了解決就業問題，2015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國發〔2015〕23號）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93號），希望通過產業融合吸納失業人員。2016年5月，總理考察人社部時，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穩增長根本是為了保就業?？紤]到建筑業和制造業等傳統行業吸納農民工就業在下降，總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農民工引向新經濟、新產業和新業態1。因此，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如何解決就業問題，成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砝碼。
一直以來，政府部門解決就業的方式就是通過投資和企業規模擴張來拉動就業。但是，這種方式不可持續。因為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且企業的規?？偸怯羞吔绲??？疾旄母镩_放以來政府解決就業的手段，不難發現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死板而且進入了死胡同。政府總是想著自己動手來安置農民工和下崗工人或者必須要有企業來雇傭他們，而沒有考慮到人們可以主動就業――自己雇傭自己。事實上，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經濟積累了豐富的相關經驗，但政府部門選擇了無視。2015年以來的供給側改革不但不能通過國有企業的規模擴張來吸納勞動力，相反，它們必須分流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在這種經濟兩難的時期，適度放開非正規部門，將會促進許多個體主動走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洪流。
產業融合中非正規部門對就業問題的解決具有先天的優勢。產業融合會導致原來的產業邊界消失，出現許多市場空隙。非正規部門的商業嗅覺和敏感性總是能夠讓它們找到合適的方式參與其中。在這場龐大的產業變革中，旅游業作為綜合性的服務業天然成為眾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萬達等競逐的場所。旅游非正規部門會自然而然地在這場角逐中生長演化，從而成為就業和經濟的新增長點。通過閱讀現有的文獻和觀察經濟生活中的經驗事實，我們能夠確認產業融合帶來了就業增長。但問題的關鍵是，旅游產業融合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帶來就業增長的？就業增長主要表現在什么領域？只有搞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確認就業方式發生了什么變化。
1 文獻綜述
1.1 產業融合引致旅游新業態
關于產業融合，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日本著名產業經濟學家植草益[1]認為，它是指技術進步和管制放松導致的兩個企業之間的競合關系發生改變。美國學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認為產業融合是一種經濟現象，是企業為了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的收縮或消失。
產業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術融合[3]。20世紀80年代，技術融合所產生的創新活動激活了原本死氣沉沉的市場，推動了產業融合的出現[4-5]。它拓寬了大型企業的技術基礎，使它們贏得了競爭優勢[6-8]。技術融合之后，經歷了產品融合[9]。產品融合對原有的技術生產路線、業務流程、組織管理等方面進行改造，使新產品能夠更好地迎合潛在的市場需求[10]。技術融合與產品融合都以市場融合為導向[11]。很多企業技術融合失敗，并不是技術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價值鏈上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12]。
產業融合發生的基礎通常是產業之間擁有共同的技術基礎[13]。發生融合的產業之間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8]。融合一般發生在產業之間的邊界和交叉處。它會改變原有產業內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導致產業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產業融合通常指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或旅游產業內不同行業之間相互滲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型的多樣化是促成產業融合的決定性因素[15]。信息技術在實現旅游產業融合過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業如攜程、去哪兒、芒果等依靠強大的預訂網絡渠道和信息影響力，共同分享日益擴大的客源市場，優化了資源配置[16]，共同延長了產業鏈，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創造了新的旅游服務價值[17-19]。因此，筆者認為，現代旅游產業融合主要指企業（也可以是其他產業的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對旅游資源、產品和服務等進行整合形成的一種新的產業形態。
新業態以旅游者為中心展開[20]，表現為產品形態、組織形態（企業）和經營形態的融合[21-22]?；ヂ摼W技術是旅游產業融合和旅游新業態的主要驅動因素[18]。近些年來，隨著出境旅游市場的發展，結合國內旅游消費的經驗，國內旅游者的消費心理日趨成熟。他們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個性化和精細化[23]。這種新的消費需求對原來的旅游企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細分市場的“小眾化”需求分布廣，企業無法通過原來的規模經營模式滿足消費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眾化”加總起來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單個企業卻無法以原來的成本模式進行市場供給[25]。這種兩難困境和矛盾沖突迫使旅游企業尋求突破，這種突破主要從兩個方向展開：第一，傳統旅游企業和在線旅游商合作，通過線上和線下的結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業的企業發現了旅游市場的商機，主動和旅游企業進行融合[27]，通過產品和資源的平臺化運作，滿足旅游者的個性化需求。
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和發展是企業和消費需求在市場上的耦合[28]。旅游新業態具有它自己獨特的運行規律[29]。隨著傳統旅游企業經營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旅游產業內部存在著一種動力驅動企業在產品表現、管理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實行突破[30]。這種突破正是為了更好地滿足日益擴大的新型市場消費需求；這些突破中，不同的業態類型或以產品、或以技術實現了企業內部資源與外部消費的對接[31]。正是因為這種對接，造就了眾多的旅游新產品。這些產品包括鄉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態旅游[34]、遺產旅游[35]等等。
新業態出現的重要作用，就是帶來了就業的增長[36]；@種增長主要是從產業邊際和職業工種上發生的，它表現為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就業。國內目前很少有學者關注這方面的內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業態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非正規就業。具體概念模型見圖1。
1.2 非正規部門和就業
1972年，國際勞工組織在肯尼亞的調研中發現，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員都在“非正規部門”就業，他們的工作千差萬別，但主要都是一些不“體面”的工作，如街頭小商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縫、廚師、司機等等[37]。Keith Hart[38]和 Breman[39]對加納與印度的研究也證明了非正規部門的存在及其效率。托達羅用二元部門做了最后的總結，后來的學者通稱“非正規部門”。隨后，人們觀察到發達工業國家的許多現代部門里的工作也變得越來越非正規化了[40]。
隨著非正規就業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發現，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總的來說，包括4個不同的流派，每個流派涵蓋相類似的理論。（1） 結構分離主義的核心強調非正規部門及其就業是現代工業發展不充分所導致的。發展中國家存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兩部門之間的經濟屬性和收入存在差異，導致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形成了城市勞動力的超額供給。代表人包括劉易斯[41]、托達羅[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論是貧困就業理論、二元主義理論和勞動市場分割理論。（2） 結構替代主義的核心認為職業的歧視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對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導致非正規部門和非正規就業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理論。（3） 結構聯系主義傾向于將非正規部門和就業界定為現代生產關系的一種特殊形式，他們將非正規經濟視為依附于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可缺失的一個重要環節。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 斯[46-47]。主要理論是新理論。（4） 結構嵌入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制度是嵌入在社會、文化系統之中的；同樣的，非正規經濟則是以非市場的基本規制和行為邏輯“鑲嵌”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會福利不能支撐個體正常生活時的一種替代性的生產行為，具有特定歷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蘭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論是反嵌入理論和標簽理論。
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部門就產生了。大量流動人口和下崗工人在非正規部門中就業[51-52]。這一現象的出現主要得益于三個原因：第一，戶籍制度的松動，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進，大量臨時性就業崗位增長迅速；第三，所有制結構顯著調整，國有、集體單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門勞動力邊際吸納能力下降[53-54]。盡管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就業）符合當時的我國國情，具有龐大的就業潛力，但是，非正規部門一直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為了用非正規就業重構就業空間，張彥在理論層面上澄清了非正規就業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陽和萬廣華研究了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非正規就業在減貧中的作用[56]，蔡P和王美艷說明了非正規就業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發育以及城鎮就業增長的原因[57]。李強[58]和萬向東[59]集中研究了農民工的非正規就業，說明了農民工非正規就業的條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規就業
國內對旅游就業的研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以2010年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規部門的就業；2010年之后非正規就業的研究開始出現并且占據了主導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業研究集中在總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對就業的促進作用[60]、就業效應[61]和彈性[62-63]以及旅游就業的統計[64]等等。2010年之后，王麗和郭為開始關注中國旅游非正規部門并對青島旅游自我就業者進行研究[65]。隨后，郭為和秦宇研究了青島和煙臺的旅游非正規就業者的群體特征[36]，并對中國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進行了估計，約為2040萬人，遠遠超過了正規就業的總量[66]。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和產業融合，旅游非正規就業繼續增長，非正規就業模式的轉變已經成為未來就業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規就業者本身也開始把“非正規”的就業作為一種向上的職業通道而不是終端[67-68]。本文將從新業態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文章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獻綜述的形式介紹了產業融合導致新業態形成以及新業態與旅游非正規就業的關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業態的就業路徑；第四部分經驗地說明新業態如何帶來非正規就業增長；第五部分通過調研數據說明新業態如何帶來非正規就業增長。結論和建議放在第六部分。
2 新業態影響就業的路徑
旅游新業態表現為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隨著產業融合的展開，市場上涌現了許多“小眾旅游”新產品形態，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網絡旅游、養生（康體）旅游、結伴背包旅游等等。為了應對大量的“小眾”旅游形態，旅游企業通過線上和線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經營形態。這種新經營形態利用互聯網技術，形成平臺經濟，許多企業或個人以這個平臺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對新產品和新經營形態，企業不得不調整內部組織結構，利用互聯網技術，將組織管理變得越來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導致了旅游就業增長路徑的變化。這種變化來自三個方向：第一，旅游正規部門的正規就業增長，這一部分在統計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門每年統計的非私營旅游企業的年末就業人員總量。第二，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的增長，這一部分無法在統計上反應出來，主要表現為非私營旅游企業所雇傭的零時工、鐘點工等沒有穩定的勞動合同關系的人員數量。第三，非正規就業的增長。非正規就業，從統計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門涵蓋的統計對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業。郭為和厲新建[66]曾經詳細地對非正規就業進行過定義，并且估算中國在2011年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為2040.40萬。他們認為，旅游發展對中國就業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非正規就業上而不是正規就業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規就業影響來源或路徑。
3 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經驗說明
3.1 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解釋，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主要指非私營企業部門（企業）與所雇傭的勞動力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形成了事實上的勞動關系1。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過構建新型的勞動關系和工作形式來實現。這種“新型”的勞動關系大量表現為非正規就業。
旅游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形式種類多樣，主要表現為非全時工、季節工、勞務承包工（外包）、勞務派遣工、小時工、鐘點工等等。盡管國家沒有對這部分就業進行統計，但根據我們的調查，自2008年以來，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主要目的是規避不斷上漲的勞動力成本。筆者以青島H酒店的具體調查情況為例說明。
青島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產品和服務一直得到業界的好評。近些年來，H酒店在勞動用工結構和形式上出現了明顯的改變。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除個別崗位外，H酒店逐步減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勞務工和實習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勞務工、68名實習生。第二，鐘點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鐘點工的使用達到了1 7666小時，平均一天要使用8個鐘點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規就業在擴大之外，一些互聯網旅游企業也明顯增加了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使用量。以攜程技術部門使用的兼職人員數量為例，2007年為10人，2010年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別達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攜程，其他部門如銷售部門2中其他類型的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也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來估算旅游正規部門中非正規就業的總量及其增長。
3.2 旅游非正規部門的就業增長（非正規就業增長）
旅游非正規就業，可以從城市和農村兩個地域的具體表現進行說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規就業。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轉地。很多下崗工人、進城農民工以及剛畢業的大學生都以非正規就業的形式為這些游客提供各種服務。他們構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規就業的主體。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島，大量的人員活動在車站、碼頭和景點景區周邊，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為[14]曾經對青島的旅游非正規就業進行了分類，并描述了這個群體的特征。第二，農村地區的旅游非正規就業。在農村地區，景點景區及其周邊的非正規就業基本成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I雇傭大量的本地勞動力來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這些勞動力就回鄉務農3。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大型的發展成熟的鄉村旅游景區周圍，圍繞旅游服務興辦的旅館和餐館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鄉鄉村旅游景區附近，可直接進行網上預訂的旅館和農家樂就有260多家[21]。這些企業為本土農民提供大量非正規就業機會。郭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結合官方統計數據的具體內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國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人數大約為2040.40萬人，約占全國非正規就業總量的1/5。
4 新業態如何影響非正規就業的增長：實證證明
4.1 數據說明與調研
由于國內沒有非正規就業的官方統計數據，我們只能通過調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業態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對于旅游新業態，不同的學者看法都不一樣，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以楊玲玲和魏小安[22]為代表，他們站在企業角度把旅游新業態看作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的綜合。第二類包括大部分學者媒體4，他們把許多新出現的產品歸結為新業態，例如生態旅游[34]、鄉村旅游[70]、遺產旅游[35]、體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筆者認同楊玲玲和魏小安的觀點。因為旅游新業態代表著行業的一種運作模式，不同于單純的產品表現形式，因此，我們把新業態概念具體化成了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3個維度10個問項；把非正規就業具體化成了3個問項，這3個問項分別代表了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的就業）?？紤]到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對企業用工方式的影響，我們針對它們各自分別設計了兩個問項，這兩個問項分別歸因，作為兩個控制變量來排除它們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
問卷調查開始于2016年6月12日，結束于7月10日。調查對象是全國各地旅游行業中高層管理人員，這些人員在旅游行業工作時間大部分都超過了3年，對行業的具體運作情況比較熟悉，他們的回答基本能夠反映行業的現實。本項調查以青島本地為主，主要調研的企業有港中旅、萬達旅業、省中旅（山東省中國國際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爾洲際、攜程青島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島本地的民營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島大學旅游專業畢業的走上了管理崗位的學生。本次一共發放問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無效問卷7份，實際分析的問卷數251份。
4.2 調研的人口統計信息與因子分析
通過對調研的人口信息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別為55%和45%。年齡主要集中在25～44歲之間，約占51%。被調研對象主要來自旅游企業管理人員，約占52%，在旅游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約占19%。他們曾經或現正在旅游行業工作年限超過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數占比達到了74%。
年齡數據反映了旅游行業的管理層比較年輕，工作或年限超過3年說明了被調研對象對行業比較了解。問卷反映出來的信息在真實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證。
筆者使用SPSS軟件，對問卷中所有題項進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標克朗巴哈系數為0.863，信度系數大于0.7，說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與問卷設計初衷一致。又因為KMO值為0.809，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通過正交旋轉后得到了4個因子（表3）。產業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業利用相關技術以盡可能豐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現自身的產品，問項Q1到Q3主要與產業融合產品的表現形態相關，命名為產品形態。問項Q4到Q6主要描述了產業融合后旅游企業組織結構的改變，命名為組織形態。問項Q7到Q9主要說明了產業融合后旅游行業出現的新經營特點，命名為經營形態。問項Q11到Q13主要描述了當前旅游企業在招工方面對勞動力的使用，核心是勞動力的非正規使用方式，命名為非正規就業。所以，反映新業態的3個因子分別是產品形態（Q1～Q3）、組織形態（Q4～Q6）和經營形態（Q7～Q10）。反映非正規就業因子一個（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規就業各個變量單獨進行回歸時，對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
4.3 回歸分析
雖然我們得到了4個因子，但產品形態、組織形態和經營形態3個因子能夠和第4個因子非正規就業具有邏輯上的相關關系嗎？是的。從微觀角度看待就業，本質上是企業對勞動力的使用。企業對勞動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取決于產品銷售1。產品銷售（在給定質量的情況下）很大程度上是與產品形態相關的如產品廣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時間等等。經營形態直接與勞動力使用數量相關，例如產品生產的工藝和流程差異會直接決定企業需要雇傭多少勞動力，前端銷售和售后服務員工的多寡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產品質量的感知。組織形態本質上是企業內部對勞動力的配置，通過實現最優配置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因此，我們的概念模型具有堅實的理論支撐，是將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企業內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們在理論邏輯上都指向了就業。
因此，根據上面的因子分析，我們依據邏輯概念（見圖1），可以通過構建經驗模型來分析新業態以何種方式影響了非正規就業。模型設定如下：[z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y1i+β5y2i+β6～11j=13k=12xjiyki+εi]
其中，[z]代表非正規就業因子，包含3個問項，每個問項作為一個被解釋變量，分別代表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和自我就業（自我雇傭）。[β0]代表截距項，[x1i]、[x2i]、[x3i]分別代表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因子，[β1]、[β2]、[β3]分別代表前述3個變量的回歸系數，[y1i]、[y2i]分e代表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因子，這兩個因子從微觀和宏觀層面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們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β4]、[β5]分別代表前述兩個變量的回歸系數。[j=13k=12xjiyki]分別代表新業態的3個變量與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的交互項，[β6～11]代表這6個交互項的系數，具體說明將會在回歸列表中給出。[εi]是隨機擾動項，服從同方差、期望值為零的正態分布。
每一個模型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不納入交互項的情況，考察新業態對三類非正規就業的直接影響；第二類為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主要考察新業態對三類非正規就業的間接影響。
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4。
模型（1）反映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其回歸結果顯示，在不納入交互項、控制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變量的情況下，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對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不產生影響，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經營形態在5%水平上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經營形態改變1個單位，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259個單位。具體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經營形態處于市場的前端，直接通過銷售與消費者打交道，勞動力使用量的變化對市場非常敏感。產品形態引致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間接相關；組織形態更多表現為企業內部管理結構上的調整，也是與勞動力間接相關。因此，這兩個變量在統計上不顯著。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分別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這意味隨著企業成本的上升和經濟景氣度變差，正規部門傾向于雇傭更多臨時工和采用更加靈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業成本上升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447個單位；經濟景氣度變差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367個單位。
在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下，6個交互項都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并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不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這說明新業態不是獨立影響企業對勞動力的雇傭方式，而是和企業成本、經濟景氣度聯合起作用的。具體來說，產品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084個單位，說明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產品豐富的表現形態等仍然可以增加企業的銷售，企業會雇傭更多的臨時工。產品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212個單位。企業成本的影響要遠遠大于經濟景氣度的影響。組織形態與經濟景氣度的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279個單位，說明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企業會調整組織結構，同時用工方式更加靈活。組織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177個單位。經營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328個單位。經營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336個單位。與前面的兩種交互類型相比，經營形態的影響系數最大。經營形態涵蓋了銷售環節，而銷售是企業雇傭非正規就業最多的部門。銷售結合互聯網技術，會產生新商業模式，新商業模式會生成新職業和工種，衍生新的就業方式（例如共享經濟中的就業），這種就業天然會游離在正規的就業體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規部門就業。其回歸結果顯示，在不納入交互項、控制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變量的情況下，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對非正規就業不產生影響，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經營形態在5%水平上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經營形態改變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302個單位。這里存在一個“悖論”，似乎企業愈是處于最優運行的狀態，所需要雇傭的員工愈少，流向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力愈多（這可能與我們使用的截面數據相關，如果是時間序列可能不會出現這種悖論，因為最優運行的企業會擴張，雇傭更多的員工）。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分別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這意味隨著企業成本的上升和經濟景氣度變差，更多勞動力會流向非正規部門。其中，企業成本上升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411個單位；經濟經濟景氣度變差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358個單位。
在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下，6個交互項都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并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不影響（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具體來說，產品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131個單位。產品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196個單位。組織形態與經濟景氣度的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225個單位。組織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136個單位。經營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409個單位。經營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414個單位。
總體來看，無論是否納入交互項，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都對非正規就業沒有影響；只有與經濟景氣度和企業成本交織在一起，才能對非正規就業產生影響。經營形態在任何情況下都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中國經濟中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但通過經營形態存在一定關聯。二者通過經營業態形成了互補的關系，即正規部門無法吸納的就業總是會流向非正規部門。這進一步證明了旅游非正規就業是“就業蓄水池”的理論。
模型（3）反映非正規就業中的自我就業。自我就業同時是一種創業。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自我就業（創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這也是自我就業（創業）單獨作為一個問項、單獨以被解釋變量作為一個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結果與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區別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業態對非正規就業的創造具有主動性；而在模型（3）中，我們無法確定個體選擇自我就業是否是主動的或者被動的；但新業態導致了自我就業的增加卻是確定的，它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仍然不是獨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聯合發生作用。
5 結論和建議
國內關于旅游就業的研究較為豐富，但這些研究大多從統計的層面告訴人們旅游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具體到旅游就業增長的途徑卻都語焉不詳。本文另辟蹊徑，以實證的方式說明了旅游新業態是如何影響旅游就業的。具體的增長路徑分別是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長和旅游非正規就業的增長。
研究結果顯示，旅游新業態通過產品形態、組織形態和經營形態影響非正規就業。這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第一，在經濟不景氣/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企業會雇傭更多的臨時工。第二，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通過經營形態存在一定關聯。正規部門無法吸納的就業總是會流向非正規部門。第三，自我就業同時是一種創業。新業態導致了自我就業的增加。上述現象并不單獨發生，而是與經濟景氣度和企業成本交織在一起。它們相互作用影響旅游非正規就業。如何具體看待這種影響路徑呢？筆者認為，旅游業的發展和人們需求的多樣化催生了豐富的產品形態，一些產品非常小眾化和碎片化，在經濟不景氣、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它迫使企業以非正規就業形式（例如彈性工作的方式）來雇傭員工，例如部分資助大學生出游，利用大學生寫游記來表現產品和帶動消費群?；ヂ摼W尤其是移動互聯的應用一定程度改變了組織結構，從而改變了用工模式，例如，許多旅行社減少了合同制導游，當業務繁忙需要導游時，企業直接從導游互聯網平臺“借用”。經營形態的改變從根本上導致了用工形式變化，線上線下的結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時雇傭；這些臨時雇傭可能是因為一個項目或者一個臨時的小業務。一個最令人關注的群體是網絡銷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線路或單一產品銷售，就像淘寶，它由無數個自我就業的“個體公司”組成。
上述研究結論在宏觀上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旅游新業態是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遠遠超過了旅游正規就業。它可能是中國供給側改革時期對下崗工人分流的一重要產業。第二，新業態不僅在邊際上增加了就業，而且會通過就業結構的改變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所以，政府的產業政策要重視對新業態的引導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門應該重視非正規部門對就業的貢獻，通過合理的方式引導非正規就業，而不是以各種名義對非正規就業進行打壓。
同時，研究在微觀上也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在經濟不景氣或成本上升的時期，企業可以通過利用互聯網等技術豐富產品的表現形態，利用零時工等非正規就業手段增加產品銷售。第二，經營形態是企業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時候都顯著影響勞動力的使用量。邏輯上來看，靈活的非正規就業形式可能是企業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組織形態只有與經濟景氣度或企業成本交互作用時才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這說明了企業可以同時從用工結構和部門結構兩個方面來控制成本，前者節省外部的勞務成本，后者節省內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結論對旅游企業的具體營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甚至有可能意味著企業未來用工模式的根本變革：即從固定用工制（正規就業）走向彈性用工制（非正規就業）。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輯及其最后的結論共同呈現了一個具有一定創新性的關于非正規就業的理論。以旅游非正規就業為例，筆者認為，產業之間的融合導致了市場空隙的出現，這些市場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長尾的1；正規部門不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來獲得這些市場中的利潤，只有成本夠低和靈活性足夠的“非正規形式”才能把握住這種機會。產業融合通過組織結構的改變催生了企業新業態，新業態的形成過程本身是一個勞動力以非正規方式流進流出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非正規就業增長的過程。其本質就是降低組織的成本來獲取新市場或市場空隙中的利潤。二元主義以靜態的眼光把經濟分為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則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待勞動力進入正規部門的障礙，新注重分工中生產關系呈現的“剝削性”。我們的理論基于產業融合，產業融合是動態的，因此，我們的理論也是動態的；勞動者是在一個動態的新市場中綜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動地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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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增長；增長范式；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
一、引言
過去幾百年來經濟發展主要依賴的是對不可再生資源的超額利用，引發了世界范圍的資源危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退化。隨著對未來爆發氣候危機的意識日益提高，人們更加意識到不能再將資源、環境與經濟分開考慮。此外，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脫節，失業、貧富分化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也愈演愈烈。作為一項將經濟增長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社會公平連接在一起，旨在打破環境退化、資源枯竭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惡性循環，對傳統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變革，將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和社會發展四者相結合的經濟增長范式，綠色增長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形成統一概念。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對綠色增長及其相關概念的梳理，得出一個具有運用一致性的綠色增長的概念。
二、經濟增長范式的發展
“范式”這個概念，是由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來的，有“共同觀點”的意思。在某種范式的指導下，不斷的積累知識形成了常規科學，雖然可能出現“反?！爆F象，但此時的范式可保障反常的調整。一旦“反常”的頻率越來越高并且所有調整的方法歸于無效，已有的范式將不足以應對新問題的挑戰，此時就需要尋找一個新的范式來替代舊的范式。
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就會產生不同的范式。同樣，經濟增長的范式也會隨著不同的情境而發生改變，綠色增長范式是這種轉變的一個結果。
對經濟增長范式的研究要追溯到工業革命之前，那時生產力主要是由人力和畜力來拉動。18世紀之后，蒸汽機等工業革命的產物使人們逐步擺脫了對人力和畜力的依賴，而改用煤炭、石油等新能源，全球的人口和經濟活動產生了空前的增長。這種經濟增長范式意味著創造的財富越多，消耗的資源越多，產生的廢棄物也越多；與此同時還產生了極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大批的工人失業。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資源、環境的危機，學者們也開始認識到之前成功的模型現在已不適用。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人們又提出了提高資源利用率的循環經濟；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經濟和基于生態系統理念的生態經濟。
三、綠色浪潮的興起
1、循環經濟的提出與發展
20世紀60年代，隨著環境保護思潮和運動的崛起，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提出了“循環經濟”一詞，意指通過資源循環利用使生產投入資源最少、排放的廢棄物最少的經濟發展模式?！百Y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循環利用模式是循環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本質特征。然而，當時循環經濟的思想還是一種超前性理念，人們并沒積極地將此發展下去，世界各國關心的問題仍是污染產生后的末端治理方式。直到70年代末，連續爆發的兩次世界范圍的能源危機，人們才意識到地球資源的過度消費，循環經濟的思想才得到重視和發展。
2、綠色經濟的興起
能源危機還沒有得到解決，又出現了森林退化、生物多樣性銳減、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等一系列問題，改變經濟的增長方式已勢在必行。經濟學家皮爾斯于《綠色經濟藍皮書》上首次提出了綠色經濟，意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通過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高效、文明地實現對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在綠色經濟中，收入和就業的增長驅動于那些能減輕污染，增強資源效率，并防止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公共及私人投資。需要通過有針對性地公共支出、政策改革和法規變革來促進和支持這些投資。
相對于傳統經濟增長范式而言，綠色經濟要求通過增加人力資本和減少自然資本消耗來實現經濟發展。
3、低碳經濟的發展
在綠色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又出現了其他的問題，即廢氣污染、光化學煙霧、水污染和酸雨等現象。這對自然環境、生態體系和居民健康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對農、林、牧、漁等經濟社會活動產生了不利影響。英國最先意識到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在2003年頒布的《能源白皮書》上，提出了“低碳經濟”一詞，意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經濟發展形態。
這些概念都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又有各自的側重點，但相似的是都在描述一種發展狀態，而不是發展路徑。
四、“綠色增長”的內涵
隨著循環經濟、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研究的繼續深入，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和社會不公等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還在逐步加劇。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近年來，學者們提出了“綠色增長”的經濟增長范式。綠色增長所指的不僅僅是GDP中低碳的部分增長，還要聚焦于氣候改變的減緩、環境的可持續和減輕貧困及社會公平的提升。
迄今為止，學術界對綠色增長的內涵并沒有準確的界定，眾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述。最廣為接受的是OECD組織2011年提出的概念：“綠色增長指在確保自然資產能夠繼續為人類提供各種資源和環境服務的同時，促進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促進投資和創新，以便為持續增長提供支持?！弊鳛槭讉€將“綠色增長”戰略納入國家政策的國家，韓國將之定義為：“最小化使用資源，減少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通過綠色技術開發，確保增長動力，創造工作崗位，實現經濟環境和諧相融的增長方式?！眹鴥葘W者王金南等認為：“綠色增長是環境與資源可持續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環境作為內在生產力的一種發展模式?！焙颁撎岢觯骸熬G色增長的核心就是使得經濟增長和二氧化碳排放開始脫鉤?！敝袊h境發展合作委員會對綠色增長的定義為：“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戰略，也是推動低碳、惠及社會所有成員的發展而采取的環境可持續的經濟過程?！?/p>
從上述的一系列概念中可以看出，綠色增長是將資源、環境、社會、與經濟四者結合在一起，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考慮到其他的三個因素。OECD的概念中側重的是人類福祉，而韓國的概念則是環境的改善和綠色崗位的創造；國內學者王金南注重將環境作為一種內在生產力，胡鞍鋼更看重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相同的是，所有的觀點都是以環保技術的創新和對環保事業的投資作為驅動力，保證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做到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并促進綠色崗位的發展。
在“里約+20”會議上，樂施會的高級研究員凱特?拉沃斯在會議上提出了“甜甜圈”理論，認為如果說地球有一個資源利用的最大上限，超過這個上限就會導致環境退化，同樣有一個資源利用的社會基線，低于這一基線人類就無法生存。所謂的“甜甜圈”就是指這兩個界限之間的空間，在這里，每個人都能獲得滿足生活需要的資源，但人類整體又生活在地球的承載能力范圍內，如圖1所示。
綠色增長就是使人類的生活空間在“甜甜圈”之內，要做到這一點，環保技術的創新和對環保的投資是一個必要的驅動因素，即通過投資和技術創新，實現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達到資源效率的提升和污染排放的減少，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同時，通過創造新的綠色崗位，促進就業、減輕貧困并促進社會公平，達到人與社會和諧相處；而資源的有效利用、環境的改善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又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如圖2所示。
我們將綠色增長定義為：通過在資源有效利用和環保方面的投資和技術創新的提升，達到以最小的投入產生最小的污染和最大的產出，同時促進就業，使資源、環境、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最終達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經濟增長模式。
五、結論與意義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綠色”的理念就開始興起，從“循環經濟”到“綠色經濟”再到“低碳經濟”，環境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熬G色增長”的概念從經濟、資源、社會、環境四個方面和諧發展的角度，重新定義了經濟增長的范式。本文在總結前人對綠色增長所進行研究的前提下，重新詮釋了綠色增長內涵，希望有助于實現相關研究在溝通上的有效性。
綠色增長概念的提出及其在世界經濟增長方式的核心地位的確定，為學術界未來經濟增長范式的改革提供了研究方向，也為以后的經濟增長方式指明了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綠色增長的提出并不是對循環經濟、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的否定，而是對這幾個概念的總結和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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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穩定；經濟增長；經濟發展
經濟穩定是指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有序性及其發展態勢的可控性。盡管總的來說，經濟的穩定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但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并不是等同的概念。這是因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直接導致經濟的穩定，在一定條件下，它還可能造成經濟波動乃至政治不穩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發展。在我國，由于長期以來過分看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甚至把發展等同于增長，結果把許多無可回避、必須解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留在了后面，包括：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失衡，資源環境與發展不協調等。筆者將對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幾個個概念進行分析，明確其內在關系。
一、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經濟發展
一般而言，沒有增長就沒有發展。最初人們把經濟增長簡單地當做發展，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人們的物質財富和福利就會增加，社會就會富裕起來，認為這就是發展。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在他們兩人看來，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包括生產的物質產品和服務在內的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數量上的變化，表現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經濟發展既是一個數量概念，更是一個多維度的質量概念，它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還包括經濟結構的改善、質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體制的變革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經濟增長包括了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之間投入分布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增長著眼于身高、體重，發展則注重于機能和素質的協調和改變，如學習能力等。
總之，經濟發展應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和政治體制變革的經濟增長。一般認為它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即產出的增加；二是結構改善，包括人口結構的城市化、產業結構協調與優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實現充分就業、社會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環境的優化和美化、居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經濟體制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不是簡單等同于經濟發展，如果只有產出的增加而無其他的改變那只能是有增長而無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必然同步
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增長如果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社會領域的變革，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是具有雙面效應的，即同時存在對社會穩定正向的促進效應和反向的破壞效應，而最終結果則取決于兩類效應的角力。由于這兩類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為控制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關注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人民福利的作用。因此，要使經濟增長在社會穩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求得一個相對的和諧與平衡，也就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經濟穩定應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之上的穩定
經濟穩定的內涵包括：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微觀經濟活動充滿生機活力；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保持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
過去那種以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是一種單純追求增長的片面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的缺陷在于其僅僅關注發展的手段，卻忽視了發展的目的，無視普通民眾的需要；把環境當做可無限獲取的資源，而沒有意識到自然環境是人類得以延續下去所必須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條件，以及其作為生產資源的有限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們認識到，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把當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續發展，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和諧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樣的發展才能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穩定和協調。離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離開協調有序性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衰退乃至危機。經濟穩定主要包括以下幾層含義：首先，應達到生態持續，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和諧有機統一起來。要改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傳統發展方式，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空氣、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資源，以可持續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資源，使人類的發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載能力之內。其次，是經濟持續。要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高新技術開發及其應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質量，優化配置，節約資源，降低損耗，增加效益，實行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減少有害廢物的排放，使經濟發展能夠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的需求構成危害。三是強調社會持續。要求以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為目的，促進社會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發展。為此，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合理調節社會分配關系，消除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社會的穩定。
綜上所述，維護社會穩定的最終決定力量是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決定的。只有極大地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繁榮，才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保持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穩定。經濟穩定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穩定，其內涵應包括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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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一開始，新興經濟體遇冷，短短一個多月從股債市場流失的資金就超過了2013年全年，更多國家加入了貨幣貶值的行列。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困境與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有不少相似之處，因此，很多人判斷類似于東亞金融危機的風暴正在新興經濟體頭上集結。
東亞金融危機是一場區域性的危機，并在俄羅斯、巴西等國引起連鎖反應。而當下人們所說的新興經濟體并不是一個地區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發達國家之外，那些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的國家都被列入了新興經濟體的行列，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5年來，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人們也逐漸習慣了這種高歌猛進的情勢。當新興經濟體增長面臨外部動力減弱和周期性衰退的雙重壓力之后，神話就破滅了，世界經濟增長回歸常態。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與其說類似于東亞金融危機，不如說是經濟增長的回潮，有些國家將從增長的螺旋上甩出來，而少數國家有望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新興經濟體分化正在進行中。
誰是新興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一開始被稱作新興市場國家，是一個投資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資公司將具有投資前景的國家列為新興市場國家，這并不是一個經濟增長或者發展的概念，而是關乎投資與收益的概念，很多國家剛剛進入全球市場，資產升值的空間要遠遠大于成熟市場經濟體。冷戰結束之后，有30多億人加入了市場經濟體系之中，進而帶來新一波經濟增長的浪潮，新興市場國家也就從投資概念變成經濟增長的概念。
進入21世紀，新興經濟體集體發力，除了中國、印度等大的發展中國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區也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年增長率超過5%的國家將近100個，遠遠超過成熟的歐美經濟體的增速。這一輪增長并沒有因為華爾街金融風暴而中斷，相反，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發達經濟體，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說法也就變得流行起來。甚至很多人樂觀地估計，新興經濟體正在與發達經濟體“脫鉤”，所謂的脫鉤就是新興經濟體有了獨立自主增長的能力與空間，這也是對二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長期的依附性增長的修正。經濟快速增長期間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實際的樂觀情緒，而這些樂觀情緒讓人們忽視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風險，一旦風向大轉，增長勢頭逆轉，由樂觀驟然進入悲觀，企業或者政府會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釋放信號要改變美聯儲第三輪量化寬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羅斯等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一改升值勢頭，調頭貶值。為了維持本幣幣值，新興經濟體一方面不愿調高基準利率，另一方面賣出美元資產，買入本幣資產。
美聯儲主席的一句話改變了全球的資金流向，新興經濟體在2013年6月集體面臨“錢荒”的危機，之前人們津津樂道的“脫鉤論”顯得過于樂觀和沒有根據。美國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樞紐，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危機中的快速增長有賴于廉價美元的供給，寬松的信貸環境讓企業和政府大量舉債，因此，新興經濟體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債務基礎之上的。當信貸環境和利率水平發生變化，債務經濟就會難以為繼，尤其是以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為代表的國際“基準利率”不斷上升之后，全球會自動出現避險情緒，經濟增長基礎不牢固的國家將面臨資本外逃的挑戰。
美聯儲從2014年開始減少購債規模，新任美聯儲主席耶倫蕭規曹隨，堅持縮減購債的政策不變，她并不認為新興經濟體的波動會影響美國經濟復蘇?？梢灶A見，2014年新興經濟體將過緊緊巴巴的日子，經濟增速下滑也是難免的，新興經濟體集體飄紅的日子已經不存在了。當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會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興經濟體也會出現結構性的分化，外匯儲備不足、舉債過多、經濟結構單一的國家將面臨著危機的壓力，從貨幣貶值延伸到貿易，直至實體經濟領域，最終可能會引起社會與政治的動蕩。
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高歌猛進的標簽已經慢慢褪色了，金磚四國的發明者吉姆?奧尼爾又提出一個新的概念“薄荷四國”（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和土耳其。從“金磚四國”到“薄荷四國”，經濟增長的引領者只是少數國家，涵括幾十個國家的新興經濟體本身就沒有同質性，除了經濟增速較快之外，共同點太少。這與發達經濟體有很大不同，發達經濟體的數量比較少，經濟增長水平都比較高，在社會發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報告認為，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將回歸常態。何謂常態？就是經濟增長由美國、歐洲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來牽引，全球化的動力從新興經濟體轉向發達經濟體。2013年美國、日本、英國的對外出口都有較大幅度增加，發達經濟體將再次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牽引動力。從另一方面說，常態意味著危機時代的終結，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群體將在危機的考驗下出現結構性分化，也許未來幾年人們會逐漸淡忘新興經濟體這個概念，或者會賦予它新的含義。
經濟增長波浪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其歸咎于美聯儲的政策調整，不如說是世界經濟增長潮起潮落的自然反應。世界經濟史上還沒有出現過幾十個國家集體崛起的現象，更引人關注的是很多國家經過一段時間經濟增長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濟增長的奇跡并不可能偏離經濟規律的軌道，反倒是很多奇跡都會遭遇泡沫破滅的窘境。
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高歌猛進，其實是21世以來新一輪經濟增長波浪的延伸，在這一輪增長中，大宗商品出口國獲得較長時間的增長，弱勢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直接拉動原料生產國的經濟增長。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國。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開啟了長達十年的高速增長，同時中國也經歷了一場工業化的，中國對煤炭、石油、鐵礦石的需求拉動拉美、非洲、澳大利亞等原材料生產國家和地區的增長，從而形成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周期”。中國經濟從兩位數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這對于原材料出口國的增長來說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聯儲改變持續數年的貨幣扭曲政策，拉動新興經濟體增長的外部動力正在減弱，甚至逆轉。
2013年下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疲弱態勢也代表著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正處于下行狀態，經濟減速甚至經濟衰退的危機正在叩響新興經濟體的大門。經濟增長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經濟低落期間正是改革與轉型的良機，縱觀世界的改革史，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壓力倒逼。而經濟周期的形成與產業變革息息相關，抓住世界產業變革契機的國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頭之上，成為新的引領者。
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既有賴于外部動力的牽引，也有內部工業化的驅動，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沒有越過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潛力巨大。但新興經濟體同樣也面臨著后發劣勢，處于趕超狀態意味著無法獲得技術領先優勢，而任何產業在初創階段都會存在巨大的壟斷租金，等到技術大規模擴散之后，利潤水平自然會下降。形象地說，創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創意與技術，而當這種技術被大規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利潤被攤薄，因此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市場網絡中處于下游狀態。而隨著生產的分解與服務業的轉型，無論國家還是公司都需要在價值網絡中尋求最佳的位置，維持創新的能力，顯然，新興經濟體在這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劣勢。
正因為新興經濟體無力定義和規范未來產業發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而幾十億人加入全球市場網絡之中，供需失衡的結構性矛盾嚴重，產能過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舊厚重的產業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額利潤的產業集中于發達經濟體，比如蘋果手機，在最開始幾年獲得了巨額利潤，隨著三星以及中國手機廠商的跟進，蘋果的超額利潤被擠壓，但后來者也只是依靠低價戰略贏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經打破了政治與經濟的界限、國內與國際的區隔，國家的競爭最終要分解為企業之間的競爭，具有創新產業集群的國家自然就成為創新型國家。而如何打造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需要政府與企業不斷對話，識別出新的具有發展前景的行業。一個親市場的政府是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卻不擁有這樣的政府，一旦經濟增長下滑，失業率增加，社會震蕩，進而引發政局不穩定，政府的產業政策無法一以貫之地執行下去。毋寧說，政府被利益集團或者大眾綁架，一些無效的補貼不僅犧牲了本國的財政資源，還制造了通貨膨脹，犧牲了市場效率。
經濟增長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處于高速增長的社會或者國家往往會習以為常，形成較高的增長預期，恰恰是在過于樂觀之中喪失了創新的機會，當一個新時代來臨之后，增長周期遽然終結。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終結，與其追憶過去的美好時代，不如盡快融入到一個創新時代。
中國例外？
當人們論述新興經濟體的危機的時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語“除中國之外”。在24個主要國家貨幣中，除了人民幣之外，其余兌美元都處于貶值之中，有些國家還出現暴跌的狀態。人民幣已經逼近破6的關口，預計2014年破6將是大概率的事件。從貨幣來說，人民幣確實例外了，這是否說明中國經濟可以繼續一枝獨秀呢？
經濟總量巨大、宏觀經濟穩定都是中國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國增長是這一波新興經濟體增長的一部分，中國也受惠于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紅利，同樣，中國經濟增長也受益于寬松的信貸資源支持。從經濟增長的周期而言，中國并不是一個例外。而中國現在有機會從即將到來的危機中脫身，關鍵還在于改革議程已經啟動。
關鍵詞：包容性增長；機會平等；和諧；可持續發展；創新社會管理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4-0008-04
一、基本內涵認知
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長的理論觀點，用以提醒其成員國注意經濟快速發展中出現的失衡問題，倡導經濟將建立在更自由、更開放、更公平的基礎之上。之后許多研究者進行了較為深入地研究，對包容性增長的內涵也給出了不同的界定，主要從過程、結果維度、收入與非收入維度、收入增長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長測度的難易程度以及創新等幾方面展開[1]。
包容性增長的概念是國際組織在過去的十幾年間逐漸完善的概念，總體而言，包容性增長是倡導機會平等的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2]。具體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針對有可能或者已經存在的發展失衡、分配不公、社會差距持續擴大、弱勢群體利益得不到很好地保護等有違可持續發展宗旨的各種情形，通過各種手段來矯正失衡，使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和諧發展。本質上講包容性增長是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單純追求經濟利益增長相對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強調經濟增長與其他方面增長的協調發展，是一種公平合理地共享發展機會、分享發展成果的理念[3]。也就是說，從一個國家的國內來看，包容性增長應該是和諧、可持續的增長，在增長的同時，保障財富分配公平，不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傾斜，使所有人都從增長中獲益。就國際宏觀方面而言，包容性增長應該是一個國家的增長，應當以不損害或抑制另一國增長、不給對方帶來危害為前提，實現國家間協調、和諧增長，在共贏多贏中實現共同發展。當然一般來說包容性增長主要還是在一個國家范圍內，而各國之間包容性增長，更多的是指貧困國家在全球區域性增長過程中能夠受益更多。
二、國外研究現狀
（一）理論研究
1.問題的緣起。貧困問題一直是困擾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大威脅，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世界各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也一直致力于解決這一問題。造成貧困問題的原因有很多，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之一。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許多亞洲國家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使得窮人數量由1990年的9.45億縮減到2005年的6.04億，導致貧困率顯著下降，但同時出現只有小部分人獲益于經濟增長的情形。弱勢群體、尤其是少數民族，在偏遠農村的人們和婦女并沒有按比例受益于這種快速的經濟增長，從而越來越被邊緣化[1]。很顯然經濟的高發展造成的這種貧富差距，如果任其蔓延和發展，會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和諧及政治穩定的隱患。因此包容性增長理念的形成是人們對于貧困問題認識深化的必然結果[4]。
2.研究內容與重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可以不斷地產生，技術就可以不斷地進步，經濟就可以持續不斷的增長[5]。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世界各國經濟增長以追求GDP為目標。但是二戰之后，在一些國家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由于人類經濟活動特別是工業化進程的加速發展，使得環境狀況日益惡化，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經濟發展、資源利用以及環境保護所構成的矛盾已成為當時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于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需要一種經濟發展、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相互融合的協調發展方式，由此產生了可持續發展理論，是經濟增長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的過渡。在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進行批評的基礎上，學術界從研究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轉向了研究經濟增長的后果和質量，形成了包容性增長理論[5]。
早在1966年亞洲開發銀行就提出“要對地區和諧增長作出貢獻”，這被視為包容性增長思想的萌芽。對于“包容性增長”概念的界定，在早期的文獻中很難找到。在近十幾年存在一些類似的或不同的表述形式，如：對窮人友善的增長、不平等減少的增長、相對益貧式增長、共享式增長等等。2006年為研究亞洲未來發展趨勢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的發展戰略，亞行組建了由經濟學家、企業高管組成的專家小組，該小組于2007年撰寫了調查研究報告，提出亞行關注的重點應從應對嚴重的貧困挑戰轉向支持更高和更為包容性的增長的建議[1]。這次的報告提出包容性增長關注于快速創造經濟機會并且使它惠及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廣大群眾，也是目前公認的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長這一經濟學概念。
這次調查報告提出之后，包容性增長問題的研究逐漸在世界范圍內展開，尤其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學術研究者在近幾年來對其的理論認識和概念的研究頗多。無論是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還是一些專家學者對包容性增長研究基本都是圍繞其概念和本質展開研究的，因而減少不平等成為政策開發關注的重要主題。目前理論上主要是從政策層面以及分析增長不包容的原因上提出研究結果，即由于兩極分化、機會不均等以及各個國家體質上的制約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包容，因而需要通過高速、有效、科學以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最大限度地為人們創造就業與發展機會，提倡公平參與與平等地獲得機會，確保縮小貧富差距，保障廣大群眾得到最低限度的經濟福利。
關鍵詞：經濟穩定；經濟增長；經濟發展
經濟穩定是指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有序性及其發展態勢的可控性。盡管總的來說，經濟的穩定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但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并不是等同的概念。這是因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直接導致經濟的穩定，在一定條件下，它還可能造成經濟波動乃至政治不穩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發展。筆者將對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幾個個概念進行分析，明確其內在關系。
一、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經濟發展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備受睹目，甚至聯合國也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只要向發展中國家注入資金，就能使這些國家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并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因此，二戰以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探索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不約而同地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把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實現工業化當做發展的主要內容。這種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工業化戰略的普遍實施，在取得一定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更多的難題，并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全球危機，例如資源耗竭、糧食短缺、生態環境破壞、社會貧富懸殊等。
20世紀70年代初，由于國際經濟秩序和政治關系的變化，聯合國倡導的第一個發展十年以失敗而告終。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陷入了增長率下降和債務危機中，因為長期以來這些國家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外國公司擁有產權的初級出口的增長，由于缺乏結構變革和制度變革，人力資源、技術水平和其他部門的生產并沒有因此而發生任何改變；經濟部門的效益也沒有發生相應的增長，實際收入的利益沒有在各個階層間進行公平的分配，只是個別人獲益暴富，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因此而提高。由于這種增長沒有促進經濟的發展，因此只是有增長而無發展。于是人們開始對增長即發展的理論進行反思，認為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發展。經濟增長不是目的，經濟發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經濟發展的概念。
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在他們兩人看來，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包括生產的物質產品和服務在內的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數量上的變化，表現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經濟發展既是一個數量概念，更是一個多維度的質量概念，它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還包括經濟結構的改善、質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體制的變革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經濟增長包括了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之間投入分布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增長著眼于身高、體重，發展則注重于機能和素質的協調和改變，如學習能力等。
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必然同步
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增長如果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社會領域的變革，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其實關于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早已不是一個新的命題。在19世紀、20世紀，把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作為衡量國家進步的唯一標志的理論曾一度占據了主流。這種理論認為，經濟的不發達是政治動亂的根源，只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就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的持續進步，各種社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社會也就會保持穩定。但社會發展的現實卻證明其武斷性和不合理性。因為，現代化是一個“含義廣泛的社會綜合運動，而不是簡單的經濟指標達標”，它既包括經濟的工業化，同時也包括國家的民主化、社會的城市化和價值觀的個人理性化，其豐富內涵是GDP指標所難以涵蓋的。在現代社會中，正是由于人們過于關注GDP的增長而忽視了對于生態的保護、忽視了人文關懷，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率，導致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
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是具有雙面效應的，即同時存在對社會穩定正向的促進效應和反向的破壞效應，而最終結果則取決于兩類效應的角力。由于這兩類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為控制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關注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人民福利的作用。因此，要使經濟增長在社會穩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求得一個相對的和諧與平衡，也就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經濟穩定應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之上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