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4 16:16:07
序論：在您撰寫水污染對環境的影響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隨著科學的發展、時代的進步、人口的迅猛增長，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受到污染，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生態系統也會隨之遭到破壞，環境問題已從地域性走向全球性，人類必須愛護地球，共同關心和解決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水是生命的源泉，沒有水，我們的生活將無法繼續下去。水資源的污染及短缺是當今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雖然我市不是一個用水緊張的城市，但水污染卻存在，并與每個市民都息息相關。為此，我通過詢問形式對我市水污染進行調查。
二、調查過程
第一步:實地調查，首先，我隨老爸來到長安航管站，向我爸的老同學劉海華了解長安鎮河道情況，然后，乘坐快艇，游覽了崇長港及長山河和泰山港，一路上，劉海華叔叔向我介紹幾十年前，這些河道，是長安鎮附近的主要航道，水清透徹，而現在垃圾遍布河道，一股臭味撲鼻而來。水污染主要原因:人為因素:泥河上流工廠的廢水排放，城市布下水道安置此處，污水經管道排入河中，泥河附近大量農田，農民使用的化肥、農藥等化學物質流入其中，致使藻類瘋長，魚類大量死亡，居民的環保意識差，經常將生活垃圾倒入河中。
第二步:調查分析，經過實地調查，我認為水污染給居民帶來的危害。地下水污染，用水困難，河水污染嚴重滋生大量蚊蟲，河水散發刺激性氣味，對人們的健康產生不利影響。
三、調查結論
為了改善河道環境，應盡快開展河水、河岸等全方面的治理工作。首先，對污染源進行處理，杜絕工廠、養豬場把污水、糞渣直接排放到河流中，應集中處理，避免其對環境的不利影響。然后，對河邊、河道中的建筑材料(已廢棄的)進行清除，并對水道進行整改，進一步將河內的垃圾、淤泥清除，可動員沿岸居民及利用大型機器清除。后在河邊種樹，植草皮，建立綠化帶，避免沙土流失。
關鍵詞：地下水污染 生態環境 影響
0 引言
今年3.22世界水日提出的口號是：“地下水——看不見的資源?！钡叵滤坏┯捎陂_發和保護不當而遭受污染，不但其自凈能力極弱，而且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影響，直接對人類及其活動造成危害。因此加強對珍貴的地下水資源保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 地下水污染的途徑
我國地下水的污染，在城市中主要來源于無下水道區域的化糞池、廁所、污廢水排放滲坑、滲井、排污溝以及垃圾堆置場、不完善的氧化塘或污水庫的滲漏；在郊區和農村地區，利用原生城市污水和工業廢水的不合理灌溉、大量地施用化肥和農藥等活動，也會導致地下水受到污染。污染物質進入地下含水層，首先引起潛水水質日益惡化，潛水溫度自然上升。在超采承壓水地區，由于承壓水水位大幅下降，造成上部污染了的潛水越流補給承壓水，使承壓水也受到污染，同時含水層疏干變為飽氣帶，改變了地層的物化條件，由還原環境變成了氧化環境，使下滲水飽氣帶中溶解了更多的物質成份，加速了地下水的污染。
2 地下水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當地下水遭受污染后，往往引起水中“三氮含量的變化。如果飲用水中硝酸鹽或亞硝酸鹽含量過高，就會對人體尤其是嬰兒造成危害，引發硝酸鹽急性中毒即正鐵血紅骯癥。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在人體定條件下還會轉化成致癌物——亞硝胺。此外，地下水受污染后硬度過高，作為飲用水源不僅苦澀難飲，而且會引起人體胃腸功能紊亂，出現嘔吐、腹瀉、脹氣等癥狀。地下水源如果受到嚴重的有機污染甚至重金屬污染，那么對人體健康將造成更大的危害。沈陽市修建的東工地下水源地由于電鍍廢水污染，鉻含量超標31倍，僅使用9個月就被報廢，不僅損害了群眾的身體健康，而且造成了很大經濟損失。
3 地下水污染對工業生產的影響
天然地下水的硬度，不同自然地理條件相差較大，但從時間上看變化較小，因此地下水硬度迅速上升一般系人為污染所引起。地下水中鈣鎂含量升高一般不是直接來自污水，污水中的硬度通常很低，而是由污水和地表組成物質發生化學作用所致。在我國尤其是北方地區，工業生產用水中地下水占很大比重。地下水的污染將嚴重影響工業生產。首先地下水硬度增高，會使工業鍋爐的爐內和管道上結垢，直接影響爐壽命甚至引起爆炸。同時鍋爐內結lmm厚的水垢，大約要多消耗4%左右的燃料。就紡織印染行業面言用高硬度漿洗產品，不僅會大量消耗洗劑，而且會產生次品或廢品。此外，高硬度地下水還會對化工、制藥、釀酒、發電、造紙等許多行業造成危害。由于受污染的地下水硬度過高，就迫使一引起行業必須對硬水進行軟化和純化處理，從而增大了工業生產的成本。
4 地下水污染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地下水污染對農業生產的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長期用pH值過高的井水灌溉農田，會改變土壤結構，使土壤板結，無法耕作。灌溉水中的硝酸鹽含量過高，會減弱農作物的抗病力，降低作物的質量、等級。糧食作物吸收過量的硝酸鹽會降低糧食中蛋白質的含量，營養價值下降；蔬菜作物則易腐爛，無法貯存和運輸。另外如果受污染的井水中硫酸鹽、氯離子含量過高，還會抑制農作物的生長，造成大面積減產，并且使農作物的質量大大降低。
總之，人類在開發利用地下水資源的同時，如果不積極加以保護，將會惡化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5 地下水污染防治對策
5.1 貫徹執行國家水污染防治法和其它有關水源保護法規。對重要地下水源應劃分保護區并制定管理辦法，健全水資源管理機構，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地下水資源。
5.2 興建地下水庫，大力提倡節約用水。過量開發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是造成地下水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倡一水多用，以地表水或淺層地下水代替優質地下水用于工農業用水或園林綠化等方法。同時將暫不利用的地表水；較優質的工業冷卻水及大氣降水引滲回灌到地下含層中。
關鍵詞環境稅;排污收費;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經濟影響
中圖分類號X19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5）01-0017-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03
資源相對短缺、環境容量有限已經成為我國國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國經濟總量將繼續擴大，資源環境壓力將持續加大。開征環境稅是促進我國節能減排和發展方式轉型的有效環境經濟手段之一。2011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國發〔2011〕35號）》提出“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研究開征環境保護稅”，為我國環境稅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契機。
1背景
環境稅最早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由英國經濟學家Arthur C.Pigou在其外部性研究理論中提出，Pigou認為要使環境成本內部化，需要政府采取稅收或補貼的形式來對市場進行干預，是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相一致。形成于上世紀60年代末的“污染者付費原則（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為環境稅征稅對象的確定提供了理論依據。該原則出發點是商品價格應充分體現生產成本和消耗的資源，利用經濟手段將污染防治的資源重新分配以減少污染、合理使用環境資源。
環境稅有利于推動污染排放產生的外部負效應內部化，促使經濟主體自覺地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加強污染治理或者采用更清潔的生產工藝，從而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征收環境稅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生產成本、商品供應與需求，從而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等方面造成一定影響。因此，環境稅收政策在具體應用前，需要回答一系列根本的問題：什么是合理的環境稅稅率水平？環境稅會對中國的污染排放造成什么影響？對中國經濟造成什么樣的總體影響？對中國的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有何影響？等。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作為經濟學領域有效的實證分析工具，能夠為回答上述問題提供有力支持，為環境稅征收的經濟影響和環境影響提供定量分析手段。武亞軍和宣曉偉[1]構建了一個硫稅靜態CGE模型，進行中國硫稅政策效果模擬分析。結果表明：征收硫稅會給我國GDP帶來負效應，但卻有利于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大大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王燦等[2]利用CGE模型研究二氧化碳減排的經濟影響，發現碳稅會使煤和天然氣產量大幅下降，使用和電力行業產量將上升以滿足總的能源需求。龐軍等[3]根據“能源-經濟-環境”CGE模型模擬了中國征收燃油稅的經濟影響。Qin et al[4]利用環境經濟一般均衡分析系統（GREATE，GeneRal Eqiulibrium Analysis sysTem for Environment）分析了水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和排污交易政策的經濟影響。Qin et al[5]將水資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納入CGE模型中開發了水資源一般均衡分析系統（GREATW，GeneRal Eqiulibrium Analysis sysTem for Water），分析了提高水資源費征收標準對中國經濟和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Qin et al[6]利用多區域水資源CGE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地區減少地下水超采、南水北調和用水再分配多項政策措施對不同區域和不同行業的經濟影響。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環境稅改革后不同稅率水平對宏觀經濟、污染減排、收入水平、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和要素需求的影響，為制定相關的環境稅制度和政策提供決策支持服務。
秦昌波等：征收環境稅對經濟和污染排放的影響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年第1期
2數據與方法
2.1GREATE模型簡介
GREATE模型利用基于通用代數模型系統（GAMS，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的一般均衡數學編程系統（MPSGE，Mathematical Program System for General Equilibrium）開發而成[7]。GREATE模型包含了新古典靜態CGE模型的一般結構[8]。圖1給出了GREATE模型的基本結構。模型的建?；舅枷胧悄M宏觀經濟運行中生產引發收入、收入產生需求，需求帶動生產的循環過程。在生產的過程中，生產部門不是價格的決策者而是價格的接受者，因此企業（部門）必須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按照成本利潤最大化或者既定利潤成本最小化的原則來進行生產決策。決策在生產可能性邊界約束下，按收入最大化原則確定該部門產出中用于內銷和出口的相對份額構成。在規模不變的假設下，各部門的總產出不能由生產者決定，而是由均衡條件決定。即生產者需要進行投入決策，要在該部門總的均衡條件決定的前提下，選擇中間投入和要素有效投入水平，使生產成本最小化。模型假定一種商品只能被一個生產者所生產。模型中采用多層嵌套的CES函數來描述生產要素之間的不同替代性。在第一層次，最終產出有合成中間投入和合成要素稟賦的組合決定，采用CES函數來描述其替代性。在第二層次，合成中間投入采用Leontief函數描述為對各部門中間產品的需求;而要素稟賦合成束采用CES函數描述污染排放和資本-勞動力合成束的組合。在第三層次，采用Leontief函數描述各部門對不同污染物的需求，資本-勞動力合成束則采用CES函數描述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組合關系。勞動力、資本可以根據研究的需要做進一步的分解。生產中各種要素間可替代的程度取決于它們的替代彈性和在基準年生產過程中的份額。模型采用Armington假設來描述進口商品和國內產品之間的不完全替代關系，通過CES函數描述最終消費在最小化成本的原則下，對進口商品和國內產品之間的優化選擇。生產者生產出的產品根據收入最大化原則按CET函數在出口與國內市場間分配。
圖1GREATE模型的基本結構
Fig.1General structure of GREATE Model
2.2環境社會核算矩陣
要利用CGE模型開展政策模擬，就需要有高質量的數據集作支撐，數據問題在求解CGE模型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般均衡模型全面反映了社會經濟各個主體間的經濟行為和經濟聯系，因此在模型中變量初始值的確定、方程中參數的標定，必然涉及社會經濟體中各方面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反映了國民生產總值核算、投入產出核算、資金流量核算、資產負債核算和國際收支核算五項內容。社會核算矩陣是一定時期內（通常是一年）對一國（或者一個地區）經濟的全面描述。社會核算矩陣把投入產出表和國民經濟核算表結合在一起，整合到一張表上，全面描述了整個經濟的圖景，它反映了經濟系統一般均衡的基本特點，為CGE模型提供了必要而完備的數據基礎。
由于我國缺乏官方的SAM表，同時，傳統SAM表沒有包含污染排放賬戶。因此，本研究以國民經濟投入產出表為主要數據來源，通過增加非生產性機構賬戶（如居民、政府、國外等）構建社會核算矩陣。然后，通過單列環境污染排放要素賬戶，設計并編制能夠反映污染排放與經濟部門之間全面數量關系的環境經濟一體化社會核算矩陣，從而將環境系統和經濟系統統一在一個框架下。本研究利用2007年中國135部門投入產出表將國民經濟合并為16個行業部門，部門列表見表1所示。
生產活動、商品、出口和進口賬戶數據來源于2007年中國投入產出表，政府收入和支出數據來源于《中國財政年鑒2008》[9]，稅收數據來源《中國稅務年鑒2008》[10]，家
庭儲蓄和政府儲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8》的資
金流量表[11]?；瘜W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及排污收費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報2007》[12]。本研究編制的中國2007年環境社會核算矩陣簡表見表2所示。
3稅率情景設置
我國現行排污費標準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和污染損害成本。根據現行的排污收費標準，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征收標準分別只有0.7元/kg、0.875元/kg、0.63 元/kg和0.63 元/kg。無論繼續執行現行的排污收費政策還是將來出臺環境稅，我國都面臨提高征收標準的現實選擇。為了評估征收環境稅對中國經濟和污染減排的影響，本研究設置1個基準情景和4個模擬情景進行分析?；鶞是榫凹僭O環境稅征收稅率平移目前的排污收費標準，模擬情景假設環境稅征收標準相比現有排污收費標準分別提高2倍、4倍、6倍和8倍，具體征收標準見表3。
4結果與討論
4.1對宏觀經濟和污染減排的影響
征收環境稅對實際GDP的影響非常小，但能取得相對明顯的污染減排效果。從表4給出得模擬結果來看，在環境稅征收標準提高2倍、4倍、6倍和8倍的情況下，實際GDP僅分別下降0.018，0.055，0.092和0.128個百分點。相對GDP的輕微下降幅度來講，征收環境稅對減少污染物排放的作用較為明顯。在環境稅征收標準提高8倍的情況下，COD、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總排放量分別減少0.5%、0.2%、1.9%和1.7%?？傮w來看，征收環境稅對大氣污染物的減排作用大于水污染物。這主要是因為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大于水污染物的排放量，較高的大氣污染環境稅征收抑制大氣污染排放強度高的行業發展的同時，促進了大氣污染排放強度低的行業發展。而一些大氣污染排放強度低的行業可能排放較大強度的水污染物，這會對水污染物的減排產生抵消作用。
征收環境稅會導致進出口總量的下降。環境稅的征收推高產品銷售價格，從而影響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在環境稅提高到現行排污費征收標準的8倍時，總出口會面臨0.38個百分點的下降。由于國內需求的下降，總進口也會出現一定幅度的下降。在環境稅提高到現行排污費征收標準的8倍時，總進口會下降0.5個百分點。
征收環境稅會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但能顯著增加政府收入。過高的環境稅征收標準會影響居民的收入，而且對農村居民的影響高于城鎮居民，表明環境稅的征收對相對弱勢的群體影響更為明顯。這主要是因為環境稅推高了消費品價格，弱勢群體對物價上漲的承受能力更弱。在環境稅提高到現行排污費征收標準的8倍時，政府財政收入能夠提高4.8個百分點。政府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有財力通過減免所得稅或者為弱勢群體提供補貼來減少環境稅征收給居民福利帶來的負面影響。
4.2對行業生產結構的影響
表5列出了我國征收環境稅時各行業產出水平和產出價格的變化百分比。就產出水平而言，征收環境稅會抑制污染排放強度的大的行業，而且稅率越高，抑制作用越明顯;對于污染強度較小的行業，征收環境稅反而會促進其發展。產出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行業是電力行業，其次是畜禽養殖、采掘業、食品業和化工產業。從價格水平變化情況來看，價格增加較大的行業往往也是產出水平下降較大的行業。電子通信與儀器儀表產業、服務業是產出水平增長較大的行業，這主要是因為一些高污染行業的生產受到抑制后，資本和勞動力被轉移到了這些相對清潔的產業。對于種植業和林業，盡管并不征收環境稅，但由于產業關聯度較為密切的畜禽養殖、食品和服裝紡織等行業產出水平的下降降低了對其產品的畜禽，其產出水平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
4.3對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
征收環境稅會抑制重污染產品出口，提升清潔行業的出口競爭力，降低貿易順差對我國環境的影響。表6列出了我國征收環境稅時各行業進出口相比征稅之前的變化百分比。畜禽養殖、采掘業、木材加工及造紙印刷業、石油冶煉及加工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金屬冶煉及制品業等重污染行業的出口下降明顯，而且稅率越高，出口下降幅度越大。而電子通信及儀器儀表產業和服務業出口增加明顯，在環境稅提高到現行排污費征收標準的8倍時，其增長幅度分別達到2.1和1.4個百分點。由于環境稅的征收改變了國內生產結構，國內需求的變化導致進口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
4.4對要素需求結構的影響
總體來看，征收環境稅將促進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從
高污染行業向低污染行業轉移。表7列出了我國征收環境稅時各行業勞動力投入及資本投入相比征稅之前的變化百分比。電力、畜禽養殖、木材加工及造紙印刷業、食品產業是要素投入下降最大的四個行業。而電子通信與儀器儀表產業、裝備制造、服務業等行業的要素投入則增加明顯。主要是因為這些行業污染強度低，可以吸納重污染行業釋放出的勞動力和資本加快自身發展。
5結論
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環境稅改革后不同稅率水平對宏觀經濟、污染減排、收入水平、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和要素需求的影響。模擬結果表明，征收環境稅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相對而言，征收環境稅對污染物的減排作用遠大于對經濟發展的抑制作用。較高稅率的環境稅能夠較大幅度的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征收環境稅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會對居民福利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考慮到污染減排能夠帶來環境質量的改善，進而產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應和社會效應，環境稅征收產生的社會負面影響實際上要小于模擬結果。
征收環境稅會對不同的行業產生不同的影響，重污染行業受到抑制，而清潔產業反而加快發展。這主要是因為重污染行業因為成本的增加，減少了生產規模，釋放出的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資源被轉移到了清潔產業，從而促進了這些產業的發展。
為了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建議提高污染稅/費標準。由于現有排污收費標準偏低，遠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業寧愿繳納排污費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來開征環境稅應降稅率應至少與治理成本相當，促進污染者減少污染排放。在環境稅開征之前，則可以通過提高現有排污收費標準，達到提高排污成本，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建議政府通過減免所得稅或者向弱勢群體提供補貼等方式減少環境稅征收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武亞軍， 宣曉偉. 環境稅經濟理論及對中國的應用分析[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2： 310-335. [Wu Yajun， Xuan Xiaowei. Econom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Tax in China[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02：310-335.]
[2]王燦， 陳吉寧， 鄒驥， 等. 基于CGE模型的二氧化碳減排對中國經濟的影響[J]. 清華大學學報， 2005， 45（12）：1621-1624. [Wang Can， Chen Jining， Zou Ji， et al. Impact Assessment of CO2 Mitigation on China Economy Based on A CGE Model.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45（12）：1621-1624. ]
[3]龐軍， 鄒驥， 傅莎. 應用CGE模型分析中國征收燃油稅的經濟影響[J]. 經濟問題探索， 2008， （11）：69-73. [Pang Jun， Zou Ji， Fu Sha. Economic Effects of Levying Fuel Oil Taxes in China Based on CGE Model Analysis[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08， （11）：69-73.]
[4]Qin C， Bresser H J A， Su Z， et al. Economic Impacts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1. doi：10.1088/1748-9326/6/4/044026.
[5]Qin C， Jia Y， Su Z， et al.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ater Tax Charges in China： A Stat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 Water International， 2012，37：3， 279-292.
[6]Qin C， Su Z， Bresser H J A， et al.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North China’s Water Scarcity Mitigation Strategy： A Multiregion， Waterextended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 Water International， 2013， 38：6， 701-723.
[7]Rutherford R T. Economic Equilibrium Modeling with GAMS： An Introduction to MS/MCP and GAMS/MPSGE[J/OL]. Draft Monograph， 1998. /doc/solver/mpsge.pdf.
[8]Robinson S， et al. From Stylized to Applied Models： Building Multisector CGE Models for Policy Analysis[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999， 1， 538.
[9]財政部.中國財政年鑒2008[M].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 [Ministry of Finance. Finance Yearbook of China 2008[M].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08.]
[10]國家稅務總局.中國稅務年鑒2008[M]. 北京： 中國稅務出版社.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China Taxation Yearbook 2008[M]. Beijing： China Tax Publishing House， 2008.]
[1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M]. 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8.]
[12]環境保護部.中國環境統計年報2007[M].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nual Statistic Report on Environment in China 2007[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08.]
Economic and Emission Impact Analysis of Reform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Taxes System
QIN ChangboWANG JinnanGE ChazhongGAO ShutingLIU Qianqia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關鍵詞：農業面源污染；水環境；非點源；防治措施
隨著中國農業發展與環境安全之間的矛盾日益嚴重，其中農業面源問題是較為突出的問題之一，同時農業面源污染也是水體污染的重要來源。面源污染是指“進入地表及地下水體的以廣域、分散和微量形式存在的一種污染物”。而農業面源污染是指農業生產中的泥沙、無機污染物、農藥及其他污染物在降雨或灌溉過程中通過地表徑流、地下滲漏和農田排水等過程進入水體而形成的水環境污染。目前，農業面源污染已成為世界水環境主要污染源之一。
1 農業面源污染現狀
農業面源污染來源逐漸多樣化，農田化肥施用、禽畜糞便、農田固體廢棄物、水產養殖垃圾以及農村生活污染構成了我國農業面源污染的五大污染源，其中以化肥施用和禽畜糞便占主導地位?；适┯檬俏覈r業環境污染最突出的問題之一，使用量大但利用率較低并且易造成農業面源污染。1990～2008年問，我國因化肥施用導致TN排放量由313.27萬噸增加到408.88萬噸，TP排放量由16.66萬噸增加到25.03萬噸。近年來，隨著中國養殖業規?；l展，禽畜固體糞污和養殖污水的排放逐年增加。截至2007年，由禽畜養殖糞便排放的COD、BOD總量高達5947.41萬噸和5151.08萬噸，TN和TP量高達1452.99萬噸和446.77萬噸。由于禽畜糞便運輸困難、不易施用以及無化肥速效功能，大量禽畜糞污未經處理直接排放，造成嚴重的水體、大氣污染問題。
2 農業面源污染對水環境的影響
目前，在農業面源污染對各類環境要素的相互作用與影響中，對水資源環境的影響突進最多、強度最大，影響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2.1 河流水質惡化與湖泊富營養化
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大量氮磷元素進入河流、湖泊，易引起水生態系統富營養化，浮游植物大量繁殖，水生生物死亡，水生態系統失調。環保部調查顯示，在我國水體污染較為嚴重的流域，農業污染是造成水體氮磷富營養化的主要誘因，農業面源污染的危害甚至超過城區工業點源污染和生活點源污染。
2.2 飲用水源污染問題
地下水作為我國主要供水水源，其污染問題日益嚴重。體上，我國地下水硝酸超標率較為突出，硝酸鹽超標面積較大，而農業面源污染是造成地下水硝酸鹽污染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國施用高氮肥的集約化農田超過全國農田總面積的30%，多分布于人口密集城市周邊地區，由農業面源污染導致的地下水污染問題已對飲用水安全問題構成嚴重威脅。
2.3 水體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下降
水體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包括淡水供應、水能提供、物質生產、維持生物多樣性、環境凈化、災害調節等。但伴隨農業面源污染加劇使水體生態服務功能受到抑制。大量污染物的引入導致水體超過污染物負荷閾值，引起水質惡化，水體自我調控功能和修復能力下降，水體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受到抑制，并將長時間受到危害難以處理。
關鍵詞：貿易開放；水環境污染；要素稟賦效應；污染天堂效應；動態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16）03006408
一、問題與文獻回顧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繼續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從2000年的99 214.6億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518 942.1億元。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飛速增長，從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間，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名義值年均增長39.9%。伴隨著中國貿易開放度的提升，由貿易引致的環境問題逐漸得到了人們的重視[1-3]。以水污染情況為例，中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間，廢水排放總量增長了92.9%①。很多學者的研究證明，貿易開放與近年來中國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顯著關聯，而且，自由貿易加速了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4-5]。因此，貿易開放對環境污染在何種程度上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便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也必然是相關宏觀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
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認為，經濟增長將會受到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的約束而不能長期持續，人們必須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以保護賴以生存的環境[6]。然而這只是理論分析，并沒有得到實證的檢驗。直到20世紀90年代，全球環境監控系統（GEMS）為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提供了數據基礎。Grossman和Krueger首次以SO2和煙塵的排放為例，指出了污染物與人均收入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并將貿易開放納入模型之中，提出了貿易開放對環境污染影響的“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7]。后來，Copeland和Taylor通過構建南北貿易模型，完善了貿易與環境關系的理論研究[8]。然而，關于貿易開放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方向，迄今為止仍存在很大爭議。目前被大部分學者所支持的理論框架是由Antweiler等提出來的，認為當其他因素不變時，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取決于國家的類型，并依賴于該國的比較優勢，即貿易自由化與污染排放之間并非單一的線性關系[9]。Antweiler等的理論框架包含了一個以比較優勢為理論基礎的“要素稟賦假說”，以及一個“污染天堂假說”（Pollution Havens），進而代表內生環境規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要素稟賦共同決定貿易模式。要素稟賦假說認為，貿易自由化會使資本要素相對豐裕的發達國家的環境惡化，而勞動要素相對豐裕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將會得到改善。污染天堂假說則認為，人均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會具有相對寬松的環境政策，使得他們在污染密集型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而人均收入較高的發達國家的環境政策相對嚴格，在清潔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貿易開放將導致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避難所。
針對以上情況，國內學者也展開了大量貿易與環境問題的研究。包群和彭水軍利用1996-2000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貿易開放對六類污染物排放的影響，發現針對不同的污染物排放，其影響方向和效果有所不同[10]。李鍇、齊紹洲利用中國1997-2008年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考察了貿易開放與中國CO2排放之間的關系，發現在CO2排放方面，貿易開放對環境的影響是負面的[11]。彭水軍等基于2005-2010年中國251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分析了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對三類污染物排放的影響，并通過不同虛擬變量的引入，考察對于SO2和煙塵指標，同時存在貿易開放帶來的要素稟賦效應和污染天堂效應[12]。林伯強、鄒楚沅利用2000-2011年間的相關數據，實證研究了“世界―中國”和“東部―西部”兩種經濟活動轉移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機制，并得出結論，東西部經濟轉移過程也會加速東西部的污染轉移過程[13]。張艷磊等采用農資生產企業的微觀數據，證實了中國農資產品出口存在“污染天堂效應”，為中國環境規制政策制定和農資產品出口關稅設計提供了參考依據[14]。
綜合已有文獻，在采用計量模型對中國貿易與環境問題的研究中，大部分使用靜態面板數據，且研究選取了不同類別的指標，缺乏針對性。本文在環境污染指標的選取中，只針對中國的水環境污染進行研究，并合理地選取水污染指標，以確保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同時，考慮到水環境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動態變化的特征，本文放寬了模型靜態的假設，采用動態面板數據進行估計。模型通過采用合適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有助于解決人均收入和貿易開放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最后，在基本模型驗證的基礎上，本文通過加入不同的虛擬變量與貿易開放度的交叉項，進一步對“污染天堂效應”和“資源稟賦效應”進行識別，驗證兩種假說在中國水環境污染情況中是否成立；另外通過加入地區虛擬變量的交叉項，本文也將考察中國東西部在貿易開放影響水環境污染方面的差別。
二、模型構建
（一）理論模型
本文的實證研究選取Copeland和Taylor[8]、Antweiler等[9]的分析框架。模型考慮小型的開放經濟體系，該體系所面臨的世界市場價格Pw是確定的。且僅有資本K和勞動L兩種要素，生產X和Y兩種最終產品。其中X在生產過程中產生污染，而Y則不產生。假定以產品Y為基準計價單位（Py=1），產品X的相對價格為P。由于貿易壁壘的存在，使得經濟體商品X的價格不同于世界價格Pw，且可以表示為：
在以上三個方程中，M表示式（6）中除lnO以外的其他控制變量，交叉項為lnO與各虛擬變量的乘積。根據污染天堂假說，通常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區，其環境污染規制越寬松，也越可能成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避難所”。故在式（7）中加入虛擬變量IDum（收入虛擬變量）來捕捉可能存在的污染天堂效應。而根據要素稟賦假說，資本密集程度高的地區往往具有更高的污染排放強度，貿易開放將使得資本勞動比率高的部門成為污染密集型產業，因此貿易會引致該地區的環境污染排放加重，故在式（8）中加入虛擬變量KLDum（資本密集程度虛擬變量）來捕捉可能存在的要素稟賦效應。另外，由于受地理因素和相關經濟政策的影響，中國東西部的貿易開放程度存在明顯差異，為了考察這種明顯存在的差異，在式（9）中引入虛擬變量ReDum（地區虛擬變量）來捕捉可能存在的區域異質性。
三、數據來源和變量選取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分地區的省市級資料。具體樣本為中國31個省市（包括4個直轄市）2004-2013年10年間的面板數據。針對模型中不同的變量，本文結合具體情況和前人的研究選取了相應合理的指標，具體情況如下。
其一，水污染物排放指標lnP。水污染的來源主要有居民生活中排放的廢水（生活污水）和人類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水（工業廢水）兩大類。從水污染的化學指標出發水污染指標根據其性質可以分為物理指標、化學指標和生物指標，考慮到指標獲取的難易程度和可監測的準確程度，本文只選取水污染的化學指標進行研究，而不考慮其物理指標和生物指標的污染狀況。，本文所選取的水污染物指標包括有機污染物指標和無機污染物指標兩種。水環境的有機污染主要來自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等物質，由于其種類繁雜，難以逐一定量，但上述有機物都有被氧化的共性，即在氧化分解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所以本文選取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排放量及排放強度作為研究的有機污染物指標排放強度為單位GDP內的污染物排放量。。在水環境的無機污染中，污水中的氮為植物的營養物質，而過量的氨氮排放使天然水體中的藻類大量生長和繁殖，水體產生富營養化現象。所以本文選取氨氮排放量及排放強度作為研究的無機污染物指標。而本文所選取的兩類污染物指標可以涵蓋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兩大污染來源，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代表性。
其二，人均收入lnI。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人均收入水平是影響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控制變量。本文選取各省市的人均GDP作為代表人均收入的指標進行研究，并考察基本模型中一次項和二次項的估計系數，進一步驗證經濟增長的規模技術效應在中國水污染中的曲線軌跡。
其三，資本勞動比率lnKL。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部分往往污染程度也較高，因此資本勞動比率可以用來反映生產的結構效應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參照林伯強等人的做法[13]，本文用人均資本存量作為指標反映資本勞動比率的大小。人均資本存量用資本存量除以年末就業人數得到。其中各省市各年份的資本存量根據張軍等人的方法計算得出[20]。
其四，貿易豐裕度lnO。根據前人的研究，本文用各省市相關年份的進出口總額占其GDP的比重作為指標，代表其貿易豐裕度。由于貿易的原始數據單位為美元，本文采用相關年份的平均匯率將其轉化為人民幣再進行計算得出貿易豐裕度的大小。該控制變量用來衡量貿易開放對水環境影響的結構效應。
其五，虛擬變量。如前文指出，本文通過分別引入虛擬變量IDum和KLDum，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將考察貿易開放的污染天堂效應和要素稟賦效應在中國水環境污染方面是否存在。其中IDum為收入虛擬變量，以人均收入水平為標準，其收入水平在中位數以上的省市取值為1，否則為0。KLDum為資本密集程度虛擬變量，以人均資本存量為標準，其水平在中位數以上的省市取值為1，否則為0。此外，ReDum為本文引入的地區虛擬變量，西部10個省市取值為1，其他省市為0西部10個省市包括：西北五省的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省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以及西南五省市的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和自治區。。
四、回歸結果分析
（一）基本模型估計結果
公式（6）用被解釋變量（污染排放）的一階滯后項表征動態面板的同時采用兩步估計法對模型結果進行估計。同時，為了解決模型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參數估計的標準誤采用穩健估計量。具體模型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從模型整體檢驗結果看，四個基本模型AR1統計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AR2統計量均不顯著，說明模型擾動項的差分均存在一階自相關，但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故接受“擾動項無自相關”的假設，可以使用差分GMM模型。所有模型的Sargan統計量均顯著，無法拒絕“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的原假設。
表1的估計結果顯示，四個基本模型的滯后一期的水污染指標均顯著為正，說明水污染的排放量和排放強度的調整確實是一個連續、動態的積累過程，進一步表明本文的動態模型設定形式是有效的。通過對EKC方程形式的估計可以發現，對于有機污染的化學需氧量排放和無機污染的氨氮排放（無論是排放量還是排放強度），人均收入的一次項系數均顯著為負，而二次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人均收入和水污染排放之間呈現顯著的“U”形關系，即對于中國水污染排放，經濟增長的規模技術效應與“EKC假說”結論相反。四個基本模型中反映直接結構效應的資本勞動比率系數均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生活污水排放在整個水污染排放中所占比重較大，而導致反映生產結構效應的資本勞動比率對污染排放的影響不顯著。四個基本模型中反映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的系數lnO均顯著為正，這表明貿易開放度提高加劇了中國水環境的污染排放。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結論與彭水軍等[12]在水污染排放中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本文認為這可能是他們關于水污染的研究指標選取為廢水排放量和排放強度，而并非剝離出主要的有機污染物和無機污染物排放指標而導致的。
（二）污染天堂效應、要素稟賦效應和區域異質性檢驗
環境污染監管和要素稟賦共同決定一個經濟體的比較優勢。本部分通過引入貿易開放度的相關交叉項來識別決定中國水環境污染密集型產品貿易模式的比較優勢來源，即實證研究污染天堂效應和要素稟賦效應在中國水環境污染中是否存在，二者又是如何作用于貿易引致的結構效應，并就貿易開放對中國水環境影響可能存在的區域異質性進行檢驗。具體的模型是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公式（7）、（8）、（9）的形式進行驗證。模型估計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在加入收入虛擬變量之后，無論是對于化學需氧量這一有機物排放指標還是氨氮這一無機物排放指標，交叉項回歸系數與lnO回歸系數相比均顯著增大，且彈性值增大為原來的10倍左右。說明與低收入地區相比，高收入地區的貿易開放會導致水環境污染排放的加劇，即對于中國水環境污染并不存在污染避風港效應。在加入資本勞動比虛擬變量之后，交叉項回歸系數與lnO回歸系數相比均顯著縮小。說明隨著貿易開放程度增加，資本勞動比較低地區的污染排放水平要高于資本勞動比較高的地區，即對于中國水環境污染也不存在要素稟賦效應。在加入地區虛擬變量之后，交叉項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對于中國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貿易開放會降低其水污染排放，相反對于中東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貿易開放會增加其水污染排放。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2004-2013年10年間中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結合動態面板數據和差分GMM估計方法，實證研究了貿易開放引致的結構效應對中國水環境污染的影響。與已有文獻相比，本研究只針對中國水環境污染，選取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作為指標進行研究，另外，通過引入貿易開放的各種交叉項，進一步考察了中國水環境污染的“污染天堂效應”、“要素稟賦效應”以及可能存在的區域異質性。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基本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有機污染的化學需氧量排放指標和無機污染的氨氮排放指標，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導致中國水環境污染排放顯著增加。從彈性值看，貿易開放引致的中國水環境污染排放小于經濟增長的規模和技術效應。這表明，經濟發展是導致中國水環境污染加劇的主要因素，而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國水污染的排放。另外，從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驗證看，中國水環境污染隨經濟發展呈現“U”形軌跡，即在2004-2013年10年期間，中國水環境污染排放隨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先減少后增加。
通過加入貿易開放的各種交差項識別決定中國貿易開放結構效應的比較優勢來源，本文研究進一步得出結論，對于有機污染的化學需氧量排放指標和無機污染的氨氮排放指標，中國貿易開放過程中并不存在所謂的“污染天堂效應”和“要素稟賦效應”。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資本要素積累和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中國越來越多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將獲得比較優勢，進而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加，這也將加劇中國水環境污染的進一步惡化。因此，需要通過不斷完善中國水資源環境管理體系，實施最為嚴格的水污染監控管制，從而避免可能發生的貿易引致的中國水環境污染的進一步惡化。
最后，本文對中國水環境污染的指標選取為包括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一起的化學污染指標。事實上，生活污水在整個水污染排放中占據了較大的比重，這也可能影響中國水污染“污染天堂效應”和“要素稟賦效應”的實證結果。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剝離出貿易開放分別對中國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排放的影響將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參考文獻：
[1]傅京燕.國際貿易中“污染避難所效應”的實證研究評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4）：13-18.
[2]許廣月，宋德勇.我國出口貿易、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關系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0（1）：74-79.
[3]吳獻金，鄧杰.貿易自由化、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21（1）：43-48.
[4]陳迎，潘家華，謝來輝.中國外貿進出口商品中的內涵能源及其政策含義[J].經濟研究，2008（7）：11-25.
[5]劉強，莊幸，姜克雋，等.中國出口貿易中的載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 （8）：46-55.
[6]MEADOWS D H，GOLDSMITH E I，MEADOW P.The limits to growth[M].London：Earth Island Limited，1972.
[7]GROSSMAN G M，KRUEGER A 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1.
[8]COPELAND B R，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3）：755-787.
[9]WERNER A，BRIAN C，SCOTT T.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877-908.
[10]包群，彭水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基于面板數據的聯立方程估計[J].世界經濟，2006（11）： 48-58.
[11]李鍇，齊紹洲.貿易開放，經濟增長與中國二氧化碳排放[J].經濟研究，2011（11）：60-72.
[12]彭水軍，張文城，曹毅.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是否加劇了中國的環境污染――基于地級城市動態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國際貿易問題，2013（8）：119-132.
[13]林伯強，鄒楚沅.發展階段變遷與中國環境政策選擇[J].中國社會科學，2014（5）：81-95.
[14]張艷磊，張寧寧，秦芳.我國農資產品出口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應”――農資生產企業環境污染水平對其出口的影響[J].農業經濟問題，2015（2）：88-94.
[15]HALKOS G E.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sulfur： Evidence using GMM estimation and random coefficient panel data models[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8（4）：581-601.
[16]ARELLANO M，BOND S.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277-297.
[17]CASELLI F，ESQUIVEL G，LEFORT F.Reopening the convergence debate：A new look at crosscountry growth empiric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1（3）：363-389.
[18]BLUNDELL R， BOND 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143.
[19]沈鋒.上海市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的研究――基于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的實證分析[J].財經研究，2008，34（9）：81-90.
[20]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
分別選取在正常水體中生產的草魚、青魚和鯉魚3種淡水魚類，每種魚選9條，隨機分成3組，先分別從A、B、C三處水源取水，其中A和B分別為不同程度富營養化污染的水源，其中A水源的污染濃度最高，B水源次之；C水源是正常水體，做為對照組，魚兒繼續按照原來的模式進行生長。首先，對放入A、B、C三種水體的試驗魚進行直觀觀察。在C對照組試驗魚一般游動自如，在72小時內未見異?，F象。在A組中的試驗魚整體表現出游動急促，接觸水體一段時間后出現跳躍、翻肚，開始是草魚青魚，然后是鯉魚。如將這些試驗魚立即移到清水中觀察，可觀察到魚胸、尾鰭顫抖，鱗片基部有血跡，鰓絲充血；將A組試驗魚解剖，可觀察到血液紅色變深，肝臟顏色深暗不正常。這些表明草魚、青魚和鯉魚在不同污染水體中的反應有較大差異。
通過學習生物知識和網上查閱相關資料發現，氨氮的富集是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主要污染源，其中影響魚類生存的重要指標是水中氨的濃度，因此我們通過試驗觀察水中氨的濃度變化對魚類生長的影響。將草魚、青魚及鯉魚分別飼養在氨濃度為0.01mg/L、0.02mg/L、0.05mg/L中，觀察測定三類魚的呼吸率變化。魚的呼吸率測定，是指觀察一定時間內每條魚的呼吸頻率，計算其每分鐘內平均呼吸頻率做為呼吸率。
結果表明，水體中氨的濃度能夠影響魚的呼吸率，每種試驗魚的呼吸率隨水體氨濃度增大而有減少的趨勢，都低于清水對照水體中的呼吸率。在低濃度水體中，試驗魚在水體中長時間放置后，呼吸率隨試驗時間的延長而增大。但是在高濃度污染水體（氨濃度0.05mg/L）中，沒有出現呼吸率隨試驗時間的延長而增大，反而出現試驗魚死亡。通過調查文獻資料發現，氨對魚類的致死濃度一般為0. 05～ 0.2mg/L。本試驗結果表明，污染水體開始致死的氨濃度為0.05mg/L，草魚最早出現死亡，隨后是青魚和鯉魚。
［關鍵詞］地方政府；稅收競爭；環境污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使得我國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帶動下，尤其是GDP持續高效增長使中國成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我國實行財政分權改革以來，地方政府的獨立經濟地位大大加強，促使國內稅收競爭日益激烈，這些都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環境污染。近年來，霧霾天氣、飲水安全、土壤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形勢越來越嚴峻，也損害生態的自我修復系統。因為近年來地方政府間為謀求經濟快速發展和政府官員“唯GDP”的政績考核觀，使得地區間稅收競爭狀況也愈演愈烈，稅收競爭不但會造成地方稅收收入的減少、征繳稅收秩序混亂，還會影響我國社會經濟與區域的不協調發展，產業重復性、同質性嚴重，以及經濟的不平等和稅負扭曲加劇生態資源消耗和惡化問題。因此應積極采取減排等控制措施，轉變以環境質量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全面治理環境污染，才能實現綠色健康發展，建設美麗中國。
1稅收競爭的成因
1.1不徹底的分稅制
自我國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地方政府在財權與事權不統一的矛盾，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錯位問題。不徹底的分稅制加之我國地方稅系和稅權不完善，造成地方財力不足，致使地方政府被迫參加稅收競爭，在競爭過程中采用非法手段，很可能引起競爭過程中的無序和不規范。因此，各地方政府在處理地區事務、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供給時往往缺乏足夠的財力，而且在發展地方經濟建設時往往也捉襟見肘，無奈只能靠爭奪鄰近地區的稅收或其他資本，稅收競爭由此廣泛展開。
1.2不合理的政績考核機制
改革開放以后，為加快經濟建設發展，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惜利用各種手段吸引投資、擴大出口來推動經濟發展，且在地方政府官員為求政績謀升遷，對地區的經濟發展建設只認GDP快速增長的現象，而不顧一切招商引資、購買高新技術和人才，盲目建設經濟、產業園區，然而沒有巨額財力的支撐就很難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也就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圍繞各類稅收資源展開激烈競爭。地方政府間在進行稅收競爭時不僅為了獲得經濟資源，其主要目的還是提升政府在政治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一些政治資源，如升遷、連任等等，實現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利益最大化。
1.3內生性原因和外生性原因
居民會選擇福利水平最大化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轄區居住，地方政府及官員為了盡可能滿足居民的需求就必須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需要籌集更多的財政資金，但轄區居民卻不愿承擔改善福利水平的相關成本，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成本轉嫁。但如果所有居民均不愿付出成本，那么地方政府將會利用稅收競爭手段奪取鄰近轄區資源來補償本地區的福利成本，從而引起政府間的利益沖突，進而展開稅收競爭，這是其產生的外生性原因。本地政府面對其他地區政府的稅收競爭手段會采取相應措施來爭奪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改革開放前期，各經濟特區競相為投資企業謀取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目的是能較其他地區而言獲得更多有關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較大的比較優勢。比如珠江三角洲為吸引投資就出臺過“五免五減半”“十免十減半”的稅收優惠政策。后來，中西部地區也相繼出臺除稅收優惠政策外的其他優惠政策，主要在土地、金融信貸方面。由于這些外生性原因的存在使得稅收競爭會更加無序，甚至出現惡性循環。
2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關系
地方政府在治理環境污染、宣傳環保方面有著重大責任，也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特別是財政分權改革以來，地方政府有了在稅收方面的剩余索取權，具有支配經濟資源的決定權和獨立的經濟地位，當然也要在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進行環境資源的分配和環境污染的治理。地方政府以稅收手段作為推行環保和防治污染的最有效工具，而參與地區間稅收競爭的地方政府又會因為想要將經濟資源不斷引入本地區與鄰近地區展開激烈的稅收競爭，甚至地方政府會為了本地區獲得巨大的經濟稅收利益，不惜犧牲以外部性環境政策為代表的公共職能。在整個稅收競爭過程中，地方政府在為謀求經濟資源最常用的稅收競爭手段是降低稅負水平和執行寬松的環境政策標準，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帶來環境污染。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稅收競爭競相降低稅率，以較低的稅負水平使得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得不到補償，降低環境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水平和稅收效率；另一方面，稅收競爭的持續進行還會影響地方政府的環境政策制定和執法力度，致使地方政府放松環境監管以降低生產要素的流入門檻，提升本地區經濟實力，誠然，這種弱的環境政策所帶來地方政府環境政策的“趨劣競爭”現象?？傊?，地方政府通過降低有效稅率以及執行寬松的環境政策，直接導致環境的負外溢效應無法補償，最終造成環境污染。我國由于沒有環境稅，但具有環境稅作用的其他稅收和行政收費是地方政府在環境方面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若地方政府一味放任利稅高的污染企業為所欲為也不加嚴格管制，必將導致地區間環境政策出現更明顯的趨劣競爭現象。同時，有效稅率的降低造成地方政府稅收效率低下，使地方政府在改善環境質量方面效果甚微。
3結論
分稅制改革后，我國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地方財政自，而地方政府為使本地區經濟效益最大化，采取以低稅負水平和減少具有環境稅性質的稅收政策及排污費收費的稅收競爭手段，不惜以環境為代價來吸引產值高、利稅高，但高污染、高耗能的污染企業進入，甚至有些地方出現了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趨劣競爭”現象，造成了環境污染。相關人員應通過立法手段促使地方政府規范稅收優惠政策，有效平衡稅收，規避惡性稅收競爭。首先，通過法律明確中央和地方稅收權限的劃分問題，完善地方稅制和稅系，使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得以真正統一。其次，可由中央政府引導地方政府在制定稅收優惠政策上面，堅持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則，避免稅務部門過度使用稅收自由裁量權。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針對現有的稅種進行改革，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稅收政策的可操作性，主要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第一個方向是制定企業所得稅相關稅收政策，通過企業所得稅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第二個方向是在制定消費稅相關政策時，明確環境保護政策意圖。制定消費稅相關政策時應明確調節消費結構和促進環境保護這兩個目標。在制定政策時應考慮生產項目的資源消耗量和環境污染程度，對于資源消耗量大、環境污染嚴重的，應征收較高的消費稅；反之，則應征收較低的消費稅。為了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就要通過不同的稅收政策來引導消費行為，大力倡導綠色消費、清潔消費。只有堅持良性、適度的稅收競爭，才會促使經濟、稅收資源在地區間自由、快速的流動，提高地區經濟實力，讓地方政府在提高行政服務效率、改善公共服務和福利水平方面有足夠的財力支撐，營造地區間優良的納稅環境，協調地區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孫柳媚，王爭.轉型時期的稅收競爭、地方公共服務與經濟表現[J]，制度經濟學研究，200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