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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世界經濟將呈現恢復性增長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世界經濟出現全面衰退，特別是主要發達經濟體，上半年出現了近代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全面衰退。但隨著各國經濟政策的落實及政策效果的顯現，自下半年起國際金融市場漸趨穩定，消費和投資開始緩慢恢復，經濟下滑速度放緩并逐步走穩，致使全年全球經濟下跌速度低于預期。據201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估計，2009年全球經濟整體下滑0.6％(見表1)，明顯好于之前預測的－1.3％和－1.1％。鑒于世界經濟最脆弱的時期已經過去，主要國家資本市場逐步回穩、制造業生產開始恢復、進出口貿易已顯著上升，預計2010年世界經濟將呈現恢復洼增長，經濟增長率有望反彈至4.2％。
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全球需求減少、貿易保護措施增加、貿易融資減少，以原油為首的原材料價格下跌，相關產品的貿易額明顯下降，2009年全球貨物貿易額跌幅達23％，總額跌至12.15萬億美元，扣除匯率和價格因素，世界貿易下降12.2％，為70多年來的最大降幅。其中，美國下降13.9％，歐盟下降14.8％，日本下降24.9％，均高于世界平均降幅。進入2010年，隨著世界經濟的恢復，主要國家貿易開始增長。第一季度，日本、巴西、中國、韓國、美國、德國和俄羅斯的貨物貿易出口同比分別增長48.2％、25.8％、28.7％、36.2％、20.2％、16.9％和82.7％；進口增長率分別為22.5％、36％、64.7％、37.3％、21.4％、12.0％和17.7％。今年以來，貨物貿易增長較多的產品是礦產品和機電產品。WTO預計，2010年世界貿易將增長9.5％。其中，發達國家的出口預計增長7.5％，世界其余國家的出口預計增長約11％。但世界貿易總額難以回到2008年經濟危機前的水平。
全球金融危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造成沖擊，投資規模大幅度下挫。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報告顯示，2009年全球FDI(外國直接投資)從2008年的1.7萬億美元降至1.04萬億美元，下降39％。其中，流入發達國家的投資繼續大幅下挫41％。流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投資也分別下降了35％和39％。美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70億美元，較2008年下降57％。從2008年中起，全球范圍內爆發了跨國公司總部的撤資潮。受金融市場萎縮和現金短缺的影響，作為FDI增長“發動機”的跨國并購大幅減少。2009年上半年，全球10億美元以上的跨國并購案只有40宗，不到2008年同期數據的1/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報告認為，隨著投資環境和自身經營狀況不斷改善，預計全球外國直接投資2010年可能出現溫和反彈，2011年將增長強勁。在國際資本的地區流向上，中國及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將依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地區之一。農業、服務行業、采礦業等會是未來投資的重點，而制造業方面恢復的速度相對稍慢。
當前世界經濟貿易發展中值得關注的主要問題有：
世界經濟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世界經濟恢復明顯好于預期，但鑒于此次經濟危機的實質是全球經濟結構矛盾的總爆發，有很多內在深層次原因和矛盾短期內仍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世界經濟復蘇之路仍充滿坎坷。
1、政策退出時機的選擇問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展開了規模龐大的救市行動。隨著世界經濟逐漸企穩，宏觀政策走向成為2010年關注焦點。2010年全球經濟恢復的步調和規模，很有可能取決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退出節奏。對美國和歐元區來說，由于金融機構的風險還沒有完全出清，很多金融機構還存在虧損；經濟盡管回升，但也沒有完全走上強勁持續復蘇的道路，特別是失業率依然很高，貿然退出可能會給經濟帶來二次衰退風險。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退出戰略實施得過早，即在私人消費和投資尚未能有效成為經濟復蘇的推動力之前實施退出，經濟復蘇將可能因此而夭折。但若退出戰略過晚實施，龐大的貨幣供應將導致全球經濟出現通脹，并出現新的資產泡沫。預計短期內，主要發達國家實施大規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極低。對一些經濟恢復情況依然不理想的國家，比如英國、俄羅斯和日本等，還可能進一步采取刺激政策，未來全球宏觀經濟政策走勢將日趨分化。
2、不斷加大的財政負擔。對應對金融危機，各主要國家不斷加大力度的政府財政安排，已使得政府開支迅速增加，財政赤字水漲船高。據《經濟學人》“全球政府債務鐘”，實時獲悉的全球公債情況。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巳突破36萬億美元，預計2011年全球債務將超40萬億美元。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以及歐元區都是負債狀況嚴重的國家，這些經濟體的負債率均已達到歷史高位。其中，2010年美國政府赤字已達到創紀錄的1.56萬億美元，占GDP的10％左右，這是自二戰以來的最高比例。目前歐元區政府赤字均已超過占GDP3％的參考“警戒線”。2010年，法國預算赤字將占GDP的8.2％；德國將占GDP的5.5‰歐元區總體赤字可能會超過GDP的7％，歐盟27個成員國中有20國出現赤字超標問題。日本政府總額債務將升至占其GDP的229％，高居發達國家之首。全球性赤字高企，伴隨的正是全球性債務的高漲。在經濟復蘇脆弱的形勢下，各國推出的削減赤字計劃，面臨諸多障礙與風險，各國試圖在“保增長”、“保就業”與“削赤字”三者之間取得平衡，顯得困難重重。
3、就業全面恢復仍需時間。金融危機給各國就業形勢蒙上巨大陰影，2009年全球就業形勢日趨惡化。歷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經濟開始復蘇后，通常還需要4年到5年的時間失業率才能逐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報告預計，2010～2011兩年時間內，經濟復蘇不會有效降低發達國家的失業率。2011年，發達國家失業率仍將保持約9％的水平。政府仍然需要實施刺激經濟計劃及其他政策，來彌補私營部門就業增長緩慢的問題。盡管2010年就業人數將有所增長，但新增工作崗位無法為不斷壯大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因此，失業率得不到有效降低。2009年，發達國家失業率為8舟‰預計2010年美國失業率很難降至9％以下。
4、貿易保護主義依然嚴峻。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需求大幅萎縮，國際貿易出現嚴重下滑，加劇了各國之間的貿易競爭。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擴大內需受阻的情況下，紛紛提出通過擴大出口來促進經濟盡快復蘇，甚至
通過本幣大幅貶值、增加各種形式補貼等手段提高本國產品競爭力，千方百計爭奪國際市場，國際貿易競爭激烈。為促進本國經濟盡早復蘇，各主要經濟體自顧性會進一步增強，將優先解決國內就業、產業發展等問題，持續出臺各種貿易限制措施和保護措施。目前由于世界經濟尚未完全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貿易保護主義在一些領域依舊存在，且有將保護主義手段延伸至更多領域，如匯率、知識產權以及低碳與環保節能等方面的可能。從歷史上危機過后的經驗來看，一旦貿易保護主義、投資保護主義、金融保護主義、就業保護主義等措施出臺，即使這些措施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依然還會在很長時間內繼續延續，因此，即使世界經濟走出衰退，世界自由貿易的繁榮依然任重道遠。
5、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受世界經濟并未徹底走出衰退、消費乏力、資本市場仍舊動蕩等因素的影響，2009年全球范圍內并沒有出現真正的通貨膨脹。但是，隨著世界各國的經濟狀況的進一步好轉，2010年通脹出現的可能性較大。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很可能重新踏上高速增長之路，對原油、黃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會急劇增加。此外，隨著新的監管措施的出臺，金融創新將受到嚴格審核，而且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過程還會繼續，因此金融衍生產品的投資機會相對有限。在此背景下，市場投機力量只能進入大宗商品市場尋找機會，從而推高價格，并可能帶來新一輪的投機泡沫。另外，為鞏固世界經濟復蘇勢頭，各國暫時不會大規模采取退出政策，一些經濟恢復緩慢的國家甚至還可能加碼宏觀政策以刺激經濟復蘇，因此全球流動性將保持充裕。與此同時，很多國家因救市而產生的巨額債務問題凸顯，由于這些國家的債務基本采用本幣計價，在發行新債、增加稅收或出售資產都不能解決債務危機的情況下，可能會通過印鈔的形式還債，這將進一步加劇流動性過剩的局面。
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前景
美國：盡管美國經濟在第四季度強勁增長5.9％，創下6年來的最高季度增長水平，但由于前兩季度的嚴重衰退，2009年美國經濟依舊下降2.4％，是1946年以來表現最糟的一年。個人消費支出增長、出口擴大、民間庫存投資恢復、企業固定投資增加是第四季度美國GDP增長的主因。而這一態勢已延續到2010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增長率為3.2％，連續第三個季度保持增長。個人消費正在取代個人投資，成為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3月份的非農就業人數增加16.2萬人，是2007年3月以來的最大增幅，進一步證明美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但徘徊在10％左右的失業率依然是美國經濟的隱憂，因此美國經濟復蘇仍然被廣泛認為是脆弱的，美聯儲仍需維持低利率來支持經濟。自2008年12月以來，美聯儲一直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歷史最低水平，目前仍然重申其將在“更長時期內”維持極低的利率水平。
歐元區：在政府實施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刺激下，在庫存增加和出口增長的帶動下，2009年第三、四季度，歐元區GDP環比止跌回穩，但全年經濟增長仍然是下降3.9％。進入2010年，受德國和法國經濟增長及出口訂單推動，歐元區3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由2月的54.2增至56.6，為40個月來最高水平，表明產出有所擴張。今年一季度，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0.2％的微弱增長，經濟狀況好于預期。但歐元區的就業數據遠非樂觀：歐元區2月失業率由1月的9.9％增至10.0％，這是1998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中，西班牙為19％，法國為10.1％，意味著歐元區企業仍面臨疲弱需求，復蘇強度仍不足以抑制企業裁員。希臘債務危機加重歐元區經濟恢復的難度，加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愛爾蘭的財政狀況同樣艱難，因此希臘援助計劃不會結束歐元區的憂慮形勢。在宏觀經濟與結構相對疲軟的環境下，大規模財政危機已經傷及歐洲國家信用可靠度，歐洲的國家財政問題隨時可能蔓延到希臘以外的地區。在希臘債務危機和歐元區經濟疲弱復蘇的雙重壓力之下，歐洲央行也難言加息。預計2010年歐元區整體GDP增速為1.2％，估計在發達國家中表現最差。另外，多年來歐元區各成員國不斷增加財政支出等財政舉措，最終將成為該地區的財政負擔。隨著各國政府對人口老齡化等相關方面支出的預期增長，中長期財政負擔也越來越大，公共債務持續大幅增長將對歐元區經濟增長與穩定帶來嚴重威脅。
關鍵詞：世界經濟貿易 形式判斷 貿易前景展望
世界經濟在危機后迎來復蘇，推動力量的主要方式有持續投資、恢復內需，加大貿易力度，尤其是新興的經濟體制逐漸成為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主要形式。近年來，世界經濟逐漸復蘇，但是發展仍然不平衡，并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所以相關人員應積極應對挑戰，深入分析世界經濟貿易形式，這種方式對前景展望有著重要意義。
一、判斷分析世界經濟貿易形式
（一）世界經濟貿易現狀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2011年世界經濟比上年增長1.4%，新型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為6.2%，世界經濟復蘇有一定積極影響。例如，美國整體經濟呈現良好局面；歐洲債券危機有一定緩解；新型市場得到平緩調整；資本投資市場的經營著回復信心。具體情況如表1：
表1：2010年-2013年的世界經濟增長形勢（%）
（二）政策空間不足，推出政策面臨考驗
為了緩解經濟危機，很多國家都將利率水平降低，積極而寬松的政策能夠為國家帶來大量高額債務和財政赤字，但是全球經濟發展仍處于增長期，在這種形式下，市場要求財政進行大力整頓，從另一方面來講，資金的較大缺口，使經濟復蘇不夠穩定，經濟增長率出現下滑現象。
新一輪的經濟刺激措施的可行性不高，從短期來看，現如今出現的經濟復蘇加劇的現象，都面臨一定風險。首先，世界經濟復蘇形勢還不夠強大，發達國家的公共及私人部門擁有較高債務，歐洲的金融體系面對很大壓力，社會也出現了高失業率的現象，持續走高的油價也給市場帶來了潛在的影響。然后，歐洲相關財政部門的建立，以及相關機制的制定和措施的應用，為其債務危機提供了一些方法，但是在較短時間內歐債危機無法解決，而且這些措施無法處理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出現的債務問題，這種全新的債務問題應找尋新的方法。
（三）經濟變化的產生原因
產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銀行在速度和經濟沖擊的選擇上存在一定問題。經濟活動是因為財政過度調整，而導致不利影響。相關人員對市場的信心降低也是原因之一，相關人員過早取消刺激性支出，還可能導致新的經濟打擊，而且若經濟增長沒有增長勢頭，相關單位要進行額外筆記，避免政府出現兩難的困境。目前，結束歐元危機、恢復信息是歐洲最緊迫的政策任務，所以相關單位人員要努力提高經濟增長程度，并進行相應調整，合理控制去杠桿化過程，并頒布更多流動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使財政部門的貨幣管理更為溫和。
二、世界經濟貿易的前景展望
由于歐債影響的逐漸惡化，金融市場十分脆弱，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發達經濟體系會受到風險危機，新興的經濟體制外部需求不強，內部缺乏調整，經濟增長率較慢。所以，國際相關組織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情況持有悲觀態度，世界銀行在全球出現經濟危機時，重點國家及地區的應對措施的前景展望先匯報如下：
（一）美國與歐洲地區
美國經濟受到日本海嘯和歐洲影響，企業內部的失業率上漲，消費低迷，在2012上半年中，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為2.1%，這種情況不是十分理想，但下半年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而個人消費開支和庫存投資以及居民住房固定投資增加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歐洲地區因為家庭消費以及制造業的萎靡現狀，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全年經濟增長速率緩慢，希臘因為債務危機，導致經濟回縮7.1%，其他國家的經濟也受到一些影響，例如葡萄牙回縮了1.6%，西班牙和意大利僅增加了0.7%和0.4%，而核心國家德國的增長率為3.1%，支撐了整個地區的經濟情況。
（二）日本、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
日本因為債務危機、日元升值以及世界經濟的緩慢增長，導致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外需減少。而日本地震的產生導致個人消費、住宅投資等一系列行為阻礙經濟增長，自2012年以來，日本因外部環境改善，使經濟緩慢回升，災后重建工作也強化了投資者對日本企業改善的信心。
2011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降低，中國、巴西、俄羅斯等國家為了應對通貨膨脹、本幣走強以及財政赤字和房地產泡沫問題，阻礙了國家經濟發展，以至于沒有跟上全球發展勢頭，巴西經濟增長率為2.8%，增長幅度沒有達到上年的一半，印度的經濟增長率也出現了過去三年最低這種情況。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9.3%，同此上年，降低了1.3%。中東北非地區因為劇烈的政治影響，導致該地的國家經濟活動受到制約，而同時外部環境導致增長變慢，增長率不高。
（三）發展前景的應對措施
應對美國經濟面臨的兩種風險，應盡量改善失業率，確保國家增加的就業人員與實際失業人數向平衡，避免經濟復蘇現象反復出現，改善就業市場，使其具有自行改善的能力，并且大力解決經濟結構性視野逐漸惡化的問題；日本、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應重視經濟復蘇存在的外在風險，尤其日本要重視災后重建工作，其他國家要主要政治引發的經濟影響。新興市場是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形式，雖然其整體運行進行較慢，但是這種發展形式仍然有足夠多的政策空間。中國在這場變動中，只受到一些影響，沒有巨大變動，經濟仍保持增長的局面。盡管增長速率降低，出口量下降，但是整體表現較好，前景樂觀。
三、結束語
通過上文對世界貿易形式的判斷分析和前景展望，能夠得知，盡管很多國家受到世界復蘇緩慢的影響，但是通過發達國家的帶動，近年來，投資形勢呈上升趨勢，根據聯合國會議內容，世界FDI持續增長，規模也有所增加，比危機前的水平要高。世界經濟在2012年復蘇的脆弱性，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和歐元債務市場的不確定性，這種情況也對全球投資造成影響，所以相關人員應該謹慎對待，采取合理的改進，促使是經濟能夠得到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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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東亞 區域內貿易 后雁行模式 模塊化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2-0006-06
東亞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學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論文《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時提出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赤松要對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紡產業發展進行實證研究，注意到日本產業的發展通常都要經歷進口新產品、進口替代、出口和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在圖表上相似行中的雁陣，故而給予了如此命名，這是雁行模式假說的最初表述。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后來又經過了很多學者尤其是山澤逸平的發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對日本國內產業發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東亞區域內經濟發展研究的學者是小島清，之后赤松要根據小島清的研究將“雁行模式”分為原型和兩個引申型，原型表現的是在后進國發展過程中，工業品呈現出進口、國內生產最終到出口三個環節繼起的形態；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國內消費品的進口、生產和出口到資本品的進口、生產和出口，或從低附加值制品進口、生產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進口、生產和出口的過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產品的進口、生產到出口的過程在國與國之間傳導的過程。實際上，我們對“雁行模式”的認識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體含義是區域內的發達國家通過直接投資將成熟或具有潛在劣勢的產業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新興工業國，待到這些產業在新興工業國逐漸喪失比較優勢，新興工業國將這些產業轉移至具備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又向新興工業國投資，建立相對高級的產業。它主要描述通過國際投資所實現的東亞國家間產業分工和產業傳遞的格局，也用來描述東亞國家經濟依次起飛的現象。這樣最終形成了以垂直型國際分工為特征、以比較優勢為產業轉移標準和依據的具有梯次差異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動東亞經濟發展上功不可沒，它促進了東亞區域內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向更高層次的轉換，形成了東亞國家依次起飛和整體發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終作為領頭雁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條件為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們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后東亞形勢發生了變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來出現長達十余年的經濟低迷，作為雁頭的領飛與帶動能力日趨衰弱；其次處于雁身位置的亞洲“四小龍”和東盟諸國正不斷進行經濟趕超，產業不斷實現升級，不甘處于相對落后的地位，與日本的產業結構差距不斷縮??；再次中國正和平崛起，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經濟取得巨大的發展，2004年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從以上原因可以看出東亞發展的“雁行模式”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東亞“雁行模式”的變遷
――“后雁行模式”
依賴日本投資和技術擴散的雁行模式現在已經沒有原來那么明顯，而在此基礎上東亞經濟體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這種新的分工格局被稱為“后雁行模式”。所謂“后雁行模式”，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東亞區域分工與經濟發展本質上仍然是傳統“雁行模式”的延緩，這是由當前東亞各國(地區)之間依然存在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所決定的。第二，東亞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過渡。這種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特點是：在宏觀上，東亞國家(地區)之間相互的水平分工關系逐漸增強；在微觀上則存在著以日本、“四小龍”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在東亞地區構建的網絡化跨國生產體系，即通過企業內部國際分工，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在東亞地區進行區位上的優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認為雁行模式的運行條件依然存在，同時東亞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從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一起構成了新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衡量及判斷區域生產網絡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據主要是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水平，而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水平又可以從區域內貿易的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水平兩個方面來加以說明。
1.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發展
近年來在東亞地區的貿易發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東亞區域內貿易比率1980年僅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這一比率雖然低于經濟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歐盟(2002年歐盟的域內貿易比率為62.50％)，但已高出NAFrA 6個百分點。同時從1980到2003年間，東亞區域內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雖然在1980年東亞的區域內貿易占世界貿易的份額均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可是到了2003年，這一數值已經超過了NAFTA，而且其增長速度是包括歐盟15國和NAFrA在內的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比擬的，東亞區域內貿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在雁行模式時代，東亞各國(地區)對美國的出口依賴程度很高。而在東亞區域內貿易蓬勃發展的今天，形勢有所變化。下表1顯示的是東亞國家(地區)的貿易結合度矩陣。貿易結合度反映國家間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貿易結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計算：貿易結合度=(A國對B國的出口額／A國出口額)／(B國進口額，世界進口總額)。貿易結合度以1為平均值，比值越大，說明兩國間的貿易結合越緊密。
從橫向來看，在2002年，東亞國家或地區與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結合度一般來說都要大于其與美國的貿易結合度，而且東亞國家之間的貿易結合度絕大多數都大于1。從縱向來看，從1991年到2002年，東亞國家區域內國家地區的貿易結合度出現顯著上升，而東亞國家或地區與美國的貿易結合度卻普遍下降。這從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結合度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東亞區域內貿易在迅速發展。
2.東亞區域內產業內貿易的崛起
區域內貿易又可以分為產業內貿易和產業間貿易，過去的以雁行模式為主導的東亞發展模式以比較優勢產業轉移為主的，因而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的。東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之后，產業內貿易也開始慢慢地崛起。產業內貿易可以由中間品貿易來反映，而中間品貿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貿易來衡量。下表2和表3給出了一些國家的零部件出口和進口貿易情況。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貿易占工業品出口貿易的份額從20.7％上升到25.4％，
進口份額從21.7％上升到24.5％。而東亞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其增幅明顯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長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對較發達的NAFTA、美國和歐盟也不及東亞。到2000年，東亞的零部件進出口貿易份額都要大于NAFTA、美國和歐盟，說明當時東亞的零部件貿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同時，東亞的零部件貿易出口份額和進口份額相當，這主要是由于東亞國家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而NAFTA、美國等其進出口份額差距均相差較大且進口份額小于出口份額，東亞則相反。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東亞的零部件貿易相對比較活躍，這有力地說明了東亞產業內貿易正在逐步崛起。
3.東亞區域內產業間貿易仍占主導
東亞的貿易新模式中，雖然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原來的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們仍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分析各個國家的優勢行業和由此引發的東亞產業間貿易的發展情況。
我們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對產品的分類，采用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的顯性比較優勢方法來考察東亞國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較優勢。其計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國在第i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優勢，Xi表示某國在第i類商品上的出口額，X表示該國所有商品的總出口額。這種現行比較優勢的計算方法是用某國第i類商品在世界同類商品出口市場上的份額占該國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場上份額的比例來衡量的。如果該國某類商品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可以推斷該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下表4給出的是2000年東亞各國的行業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我們看到日本的比較優勢集中在機械、電子與運輸設備行業，韓國、新加坡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電子行業，除新加坡外的幾個東盟國家的比較優勢體現在農產品、紡織品、皮革制品、電子、服裝行業，中國的比較優勢表現在紡織品、皮革制品、電子、服裝行業。上表亦顯示了雖然東亞雁行模式在慢慢地發生變化，但是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仍然存在差異，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間貿易依然存在。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行的東亞貿易模式中，與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所不同的是，東亞產業內貿易與產業間貿易同時存在，并正在逐步的發展起來，從而東亞的貿易模式就從雁行模式發展成為“后雁行模式”，而此種“后雁行模式”表現為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東亞“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機理
東亞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除了東亞各經濟體比較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及其推動的投資一貿易關聯機制的出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消費需求大幅擴張等因素外，還存在以下幾點原因。
(1)國際分散化生產(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進了東亞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所謂分散化生產，是指將一種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東亞地區獨特的區位特點恰好為跨國公司在該地區進行分散生產、構建區域生產網絡創造了條件。首先，區域內各經濟體相對自由的貿易和投資政策框架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和中間產品的跨國流動提供了前提條件；其次，區域內不同發展層次的經濟體擁有不同的比較優勢，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跨國公司將根據不同區位的優勢配置各個生產環節，從而促進了不同區位間的聯系。分散化生產的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有時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動，從而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
(2)模塊化推動了產品生產的垂直分離，東亞發展中國家因而獲得了參與貿易的機會。模塊化是將一個復雜的系統或者過程按照一定的聯系規則(界面)分解為可進行獨立設計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統。目前rr產業的大部分產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塊化特點。據資料顯示，辦公設備部件(37.5％)、通信設備部件(27.7％)、開關設備(12.7％)、電器部件(6.7％)四種產品占東亞中間品區域內貿易的八成以上，這四種中間品大部分屬于IT產業產品。這樣生產廠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術也可以進入某產業的生產領域，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優勢，品牌廠商退出產品的生產制造領域，而專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營銷活動。這為東亞企業以OEM和ODM方式開拓國際市場以及美國EMS企業進入東亞設立全球性供應據點創造了機會，模塊化的發展無疑推動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
(3)跨國公司推動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東道國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資的環境，跨國公司的投資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如今，跨國公司尤其來自東亞內部的跨國公司不僅是最為主要的貿易主體，而且是區域內貿易的組織者。在跨國公司的戰略中，東亞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作為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塊化生產的出現，跨國公司從其自己的利益出發配置各個生產環節，在東亞區域內貿易中充當了組織者的角色。石戶和深尾等人的研究發現，日本企業在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和經營規模與該地區的產業內貿易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跨國公司在東亞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中所起的推動作用。
東亞“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問題及應對策略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是整體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內部的貿易流向中，單向的商品貿易流向占主導地位。這種區域內貿易結構的非均衡也就導致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面臨的最大問題。
首先，東亞地區內商品貿易從總量上看基本是小額赤字；然而從區內各經濟體來看，東亞的進口主要依賴于區域內，出口主要依賴于區域外。區域內貿易逆差國主要靠對區域外(主要是美國)貿易順差平衡，因此東亞地區保持了區域內貿易逆差國通過對外部市場的順差這種單向貿易流動來實現整體上的平衡。
其次，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區域內依賴度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中間產品的區域內貿易比重由1992年的50.9％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67.3％，即目前超過2／3的中間產品貿易是在區域內進行的，其中出口比重為64.9％，進口比重為69.7％，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最終產品的區域內貿易比重則由1992年的52.5％下降至2003年的47.6％，其中，進口比重為61.9％，而出口比重僅為38.8％。這也就意味著，東亞地區超過60％的最終產品出口是依賴于區域外市場的。
二、出口貿易結構調整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充分利用當時要素稟賦的特點，實行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獲得了巨大成功，經濟快速發展，成了第一出口大國和世界制造業中心。但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原來出口戰略確立的，在大量使用勞動力和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等基本要素基礎上的經濟和出口貿易發展方式日益暴露其弊端和不可持續性，具體表現為： 1.勞動力供求出現了結構性失衡。建立在勞動密集型基礎上的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方式，造成了對普通廉價勞動力的大量需求，而多年計劃生育對出生率的嚴控和平均壽命的延長又使人口老年化不斷加劇、青壯年勞動力供給減少，加之高等教育升學率的大幅提高等因素都促使生產操作工人的供給在不斷下降。據統計：中國已經走過了青壯年勞動力供給的高峰期，15～64歲勞動力人口總量將從2013年開始呈下降趨勢。正是對一般勞動力需求的旺盛和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導致了近幾年不僅是沿海，而且內地均出現了普遍的招工難、用工荒現象，中國勞動力出現了結構性失衡，即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另一方面各地招工難。一些企業由于用工不足導致開工不足，影響生產任務的完成，新項目由于招不到工而不能正常投產。 2.“世界工廠”的粗放式生產方式難以為繼。在我們陶醉于“世界工廠”龐大的生產和出口能力的時候，問題也就從這里開始出現了。中國出口貿易的特點是制成品出口比重過大，制成品即貨物出口占出口總量的90%左右，這些貨物商品又主要以兩種貿易形式存在，一類是以普通貿易出口的普通商品，另一類是以加工貿易出口的加工商品。普通商品是中國自己企業生產的商品，這類商品一般是仿制品或者產品已經成熟、生產技術已經擴散的產品，它們的特點是技術含量低，產品價值的構成主要是勞動成本和物質消耗成本。加工貿易產品雖然一般技術含量都較高，但是研發、銷售等增值高的環節控制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手里，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只不過是它們的一個加工廠和生產環節，價值鏈的這一環節也是由加工的勞動成本和物質消耗成本構成，在產品價值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中國的出口貿易戰略決定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能源密集型的發展方式不僅會導致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而且也必然導致資源、能源供求的嚴重失衡以及環境污染加劇和生態惡化。尤其是粗放式的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方式導致對資源、能源需求的增長率以高于GDP增長速度在增加，因此，就出現了資源、能源供求的日益失衡和環境生態的日趨惡化。 3.比較優勢的競爭態勢在悄然變化。改革之初制定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能源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無疑適應了中國當時的要素稟賦特點，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但是，隨著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原有的發展方式對一般勞動力和資源、能源持續、大量的需求，導致了勞動力和資源、能源的供求失衡，即供給不足以滿足持續擴大的需求，其結果必然是勞動力、資源、能源供應緊張和價格的不斷上漲。中國近幾年勞動力價格普遍上漲，一般勞動力工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當然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現象，另一方面由供求失衡導致的招工難也在客觀上進一步倒逼了工資的快速上升。伴隨著勞動力價格的普遍上漲，近幾年國內外資源、能源的價格也普遍大幅上漲。出口產品價格的走低與勞動力以及物耗、能耗等主要成本一路上升的雙重作用，不斷擠壓著出口企業本已微薄的利潤空間，企業經營困難重重、步履維艱。由此可見，建立在勞動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生產基礎上的出口比較優勢正在悄然失去。
三、新形勢下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途徑 根據上文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了中國建立在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生產基礎上的出口導向戰略正逐漸失去它的優勢，中國經濟和出口貿易的競爭態勢正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審時度勢，改變出口發展戰略，調整出口結構。當前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出口貿易的結構調整工作。 1.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政府在出口貿易結構調整，培育創新能力，實現創新驅動的戰略中能在宏觀上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產業和出口貿易發展規劃并通過相應的政策引導以實現產業和出口貿易的結構調整；政府通過政策和立法推動形成創新驅動的市場機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形成以創新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機制；政府要利用財政支持、稅收優惠、信貸傾斜和投資保險等經濟手段鼓勵企業技術進步、工藝創新、新產品研發和品牌打造；政府特別要對符合產業發展規劃和出口發展方向的新產業和新產品的出口給予引導和支持，如加大出口退稅和出口補貼力度等。 2.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結構層次。應該說中國出口的制成品門類較為齊全，品種也較為豐富，機電產品出口接近60%，但是我們生產和出口的一般都是行業低端產品。通過仿制生產的這些產品技術含量低，主要以價廉占領低端市場，利潤微薄，而發達國家通過研發和掌握核心技術控制著行業高端產品和豐厚利潤。為此，中國企業必須通過增加技改和研發投入，通過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結構層次，并逐步淘汰落后的技術和產品，尤其是對“兩高一資”產業要壓縮規模、改進技術，一些資源消耗大、污染嚴重的產業要堅決予以關、停、并轉。 3.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出口，改善服務出口結構。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貿易能有效緩解勞動力的結構性失衡和大學生就業難的狀況，緩解經濟發展和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滯后，結構失衡，不僅表現在服務貿易進出口一直存在較大逆差，而且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發展不平衡，服務貿易明顯落后于貨物貿易的發展，其出口占貨物出口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左右，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20%的一半[3]。服務貿易的結構不合理還表現在服務貿易內部結構失衡，其中傳統領域，如運輸和旅游服務的比重比較大，約占一半左右。金融、保險、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咨詢、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現代服務貿易所占比重僅為7.7%，與世界平均水平約50%相差甚遠。對此，需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大力支持服務貿易發展，降低準入門檻，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不斷提高服務貿易的比重。第二，改善服務貿易內部結構，大力發展現代生產貿易，將信息技術、金融、保險、咨詢等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作為發展現代服務貿易的戰略重點，要加大投入促其發展并不斷提高其產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第三，加大服務業人才培養力度，加速企業自主創新。第四，繼續開放服務市場，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有序承接國際現代服務業轉移。 4.改造加工貿易，向價值鏈高端滲透。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加工貿易比重過大，近幾年占貿易總額的比重一直超過40%。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雖然一些產品本身技術含量較高，但在中國僅進行簡單的加工、組裝和貼牌生產，實際上仍是主要利用廉價勞動力，加工貿易的增值率一直處于低水平狀態。且在加工過程中對資源和環境影響較大，導致中國能源、資源匱乏，環境惡化，因此，必須對加工貿易進行改造。具體辦法是：第一，延伸價值鏈的長度，將U型價值鏈向兩端延伸。制定政策引導境外跨國公司將附加值高的研發和銷售環節轉移到中國境內，此舉不僅能夠提高出口產品在中國的增值率，而且能夠有效地促進技術的引進和吸收，以及對國際市場營銷渠道的掌控。第二，吸引跨國公司將更高技術含量的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減少“兩高一資”產品在境內的加工，淘汰落后產能；發展高端制造業，通過對技術的吸收消化再創新實現中國加工貿易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逐步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轉變。第三，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創建自己的品牌和國際市場營銷渠道，使加工貿易由貼牌生產走向自主設計生產，擁有產品的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提高產品的國際知名度。第四，積極引導加工貿易走出去，將一些資源消耗大、技術層次低的生產加工環節向具有資源優勢的其他國家轉移。
商務部制定的對外貿易發展“十二五”規劃中將對外貿易的結構調整作為中心任務，將“十二五”時期確定為中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雖然出口戰略的轉變、出口結構的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時機已經成熟，我們一定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加快戰略轉變和結構調整，力爭早日完成由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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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奢侈品的生產與消費已是當今世界重要的經濟貿易活動，本文從貿易地理角度出發，利用相關史料和數據，通過分析得出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地理轉移路徑及其動力機制。
關鍵詞：世界 奢侈品 貿易中心 地理轉移
奢侈品的定義
筆者認為，一件商品能否作為奢侈品，與同一段時期內的生產力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會環境都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考慮時間等因素嘗試性的提出，“奢侈品就是在某一時間段，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基本需要的，或在滿足部分人基本需要的同時，具有很高的附加價值，具備珍稀、昂貴、品牌、品質特點的商品和服務”。鑒于奢侈品的寬泛性，本文以實物形式的奢侈品為研究對象。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形成與地理轉移
（一）產業革命前
世界奢侈品貿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早在人類國家機制和等級社會出現之時，統治階級即擁有了豐富的奢華物品，但這些物品一般只供本國內部的權貴收藏和享用，很少或幾乎沒有在其統治地區外流通。之后，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累積和人類地理視野的開闊，相鄰的國家之間開始互通有無，有了貨物的交換和買賣，并從一般性產品逐步發展到一些具有本地特色、貴重的物品，進而涉及到在當時來講的奢侈品，同時也逐漸形成了當時的一些奢侈品貿易的中心，其發展最為重要的有三個歷史時期。
1.“絲綢之路”時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7世紀是絲綢之路最為繁榮的時期。在此期間，歐亞非三洲各個國家的貿易與交流迅速發展，其中就有大量的奢侈消費品，最為珍奇的就是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當時西傳至他國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古羅馬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1磅約等于0.45千克）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征。當時除了絲綢和瓷器之外，商隊從中國還主要運出金器、銀器和其他豪華制品，運往中國的主要奢侈消費品是香料、珠寶首飾等。絲綢之路綿延上千年，逐漸形成了世界早期的奢侈品貿易中心（見圖1）。
2.鄭和下西洋時期。明朝1405年至1433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拜訪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最遠曾到達非洲東部、紅海、麥加。鄭和下西洋并不完全是在經濟需求的驅動下進行的，但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同其他國家海外貿易的往來。同絲綢之路時期一樣，此段時間內的貿易往來也有奢侈消費品的身影。鄭和滿載著早就享有盛譽的絲綢、瓷器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遠赴西洋諸國，在返程中，鄭和官船亦購買或交換一些中國所缺的香料、染料、寶石、象皮、珍奇異獸等，這些在當時都可稱之為奢侈品。此舉使得奢侈品貿易中心更擴散到了紅海及印度半島。
3.地理大發現時期。15到17世紀時期，歐洲各國開始從海上尋找新的貿易線路和貿易伙伴，促成了地理大發現，其結果是大量香料、金銀不斷運回歐洲，其中也包括在歐洲享有很高盛譽的中國絲綢和瓷器。17世紀時，歐洲的貴婦們都喜歡穿中國絲綢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裝飾中國風格的圖案，中國瓷器在歐洲也占有極大的市場，被視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國等大國的宮廷里才能見到較多瓷器。由于絲綢和瓷器價值昂貴、數量稀少，為了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甚至出現了仿品。由此可看出，當時歐洲奢侈之風盛行，并對中國奢侈品極度追捧。
在以上的三個歷史階段內，中國國力強盛，技術進步，以絲綢和瓷器為代表的中國奢侈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聲譽，當時的“中國制造”是品牌、價值和尊貴的象征，在區域及世界范圍內的奢侈品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產業革命后
1.西方工業革命時期。到19世紀中期，當時的歐洲社會財富迅速積累，工業革命推動了產業技術的迅速發展，也為奢侈品提供了技術支持和消費基礎，近代意義上的奢侈品就誕生于這個時代。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前后誕生的奢侈品牌集中在釀酒、鐘表以及少量的服飾和珠寶行業，比如：釀酒類有1715年法國的馬爹利，鐘表品牌主要有1755年瑞士的江詩丹頓。從地域來看主要集中在瑞士、法國和英國，其中尤以法國最為突出。比如1847年Louis-Francois Cartier建立了卡地亞，1854年Louis Vuitton建立了皮革箱包品牌路易威登，英國只有在1856年時才由Thomas Burberry創立了巴寶莉品牌。由于當時整個社會的工業經濟規模有限，奢侈品的生產也僅分散在少有的幾個行業，而且在當時的社會形態下，少數貴族擁有大量財富和奢侈品，其他階層特別是中產階級還不具備奢侈品消費的能力。因此，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后期，奢侈品行業的規模并不大，國家之間的奢侈品貿易也同樣如此。但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在近代奢侈品的創立、發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已經顯現出成為日后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雛形。進入20世紀，先后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生存成為當時人類的第一需求，奢侈消費自然也淡出人們的視野。
2.戰后的快速發展時期。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各國經濟的重建與復興，世界奢侈品行業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從數量來看，大量奢侈品牌在這一時期誕生，以2008年世界品牌實驗室公布的奢侈品牌前百名排行榜為參考，誕生于1950年以后的奢侈品牌多達32個，如果再加上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品牌，這一數目將會更大。從奢侈品行業的階段性特征來看，一方面傳統奢侈品有著很好的歷史傳承性，工藝技術恢復之后繼續保持了其優勢地位；另一方面，隨著新技術、新材料的應用，在更多的門類、行業里出現了新派奢侈品，如高級酒店、豪華游艇等，形成了以歐洲為代表的“舊世界奢侈品”和美國為代表的“新世界奢侈品”并存的格局；第三是在這一時期，科學技術的介入推動了奢侈品的迅速發展，生產和資本由相對分散走向高度集中，出現了奢侈品壟斷組織，法國的LVMH和PPR集團、瑞士的厲峰和斯沃琪集團相繼成立，發展至今已成為極具競爭實力的世界奢侈品行業巨頭。
從地域分布來看，19世紀中后期之前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在歐洲內部，尤以法國為中心。意大利和美國的奢侈品行業，最初都是依靠法國而起步的，但在法國大革命后，由于兩國經濟和文化的上升，這兩個地區的奢侈品行業也開始獨立發展起來，孕育了符合自身國別條件的奢侈品品牌，并在20世紀成為法國之外非常重要的世界奢侈品生產國。當今世界擁有奢侈品牌數最多的三個國家就是法國、意大利和美國，其他主要奢侈品生產國還有瑞士、德國和英國等，這些國家所生產的奢侈品很大一部分已進入世界百強行列。在奢侈品貿易方面，以2009年為例，世界奢侈品市場份額中，歐洲占38%，北美占29%，可以設想在當時的階段，世界奢侈品市場貿易總額并沒有達到現在的規模，但是歐洲和美國是當時技術最先進、財富最集中的地區，其所占據的市場份額應該比現在要大得多。
由此可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后期，歐洲和美國是世界奢侈品貿易的中心地區。在這一歷史時期，歐洲和北美地區充分吸收兩次工業革命的精華，國民財富較之以前大幅增加，尤其是中產階級的規模有了很大程度的擴大，消費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茖W與技術的結合以及人們持續增長的財富和高漲的消費熱情，為世界奢侈品行業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當代世界奢侈品主要消費中心地的形成
（一）日本中心
日本在二戰后短短二十多年間，經濟迅速發展，1968年其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繁榮帶來的是對高端消費品的需求，直到經濟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日本的奢侈品消費竟然一度占到全球的47%。以路易威登為例，據估算，如今的日本人總共擁有超過2500萬件產品，即平均五個日本人就擁有一件。這個人口不到1.3億的小國，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就成了世界奢侈品的圣地。
（二）新興經濟體中心
進入21世紀之后，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地區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極。亞太地區富裕人群快速增長，以中國為例，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2011全球財富報告》，稱中國百萬美元富豪家庭數量超140萬戶，排名世界第三，648個超級富豪家庭財產每個逾1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五。具體在奢侈品消費上，2009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93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2011年消費總額達到126億美元，增速飛快。另外，俄羅斯、韓國、中東等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奢侈品消費額也在逐年攀升（見圖2）。在歐美以及日本奢侈品市場相對疲軟的情況下，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的活躍地區。但是同日本一樣，這些新興國家目前幾乎沒有自身的奢侈品牌，在國際市場上，歐美仍是最重要的奢侈品產地。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演進路徑與動力機制
綜上，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形成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產業革命前，以古老東方中國為中心，向中東、中亞、地中海沿岸、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輻射，其頂峰期處于“絲綢之路”和“鄭和下西洋”時期；第二階段是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前后，英國、法國和瑞士的近代奢侈品生產從創立到發展，使之漸漸成為區域奢侈品生產和貿易的中心，這一時期屬于過渡期；第三個階段是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中后期，西歐（包括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在內）和美國成為世界奢侈品最主要的生產和消費地，北大西洋地區成為世界奢侈品貿易的中心；第四個階段是20世紀后期至今，日本取代歐美成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地，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國家也成為奢侈品消費的新生力量，世界奢侈品的生產中心依然在北大西洋地區，但消費中心正在轉移至亞太地區（見圖3）。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地理轉移與世界貿易中心區以及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路徑基本上是相吻合的。這充分證明了奢侈品的生產消費是與不同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其貿易中心地理轉移的主要動力機制來源于，一是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奢侈品的高品質特性和多門類趨勢決定了其生產過程需要發達的生產力作為支撐，不僅需要先進的制造業技術，也需要傳統精湛的手工技術，奢侈品的高附加值能夠帶給生產者高額的利潤，吸引著生產力發達地區積極參與到奢侈品行業的生產貿易中；二是旺盛的消費需求，奢侈品有著昂貴的價格，屬于高層次需求，這就決定了其消費環境和消費基礎，是具備穩定的文明社會環境和繁榮的經濟環境條件下的高收入或較高收入的地區，才會產生較強的奢侈消費欲望，成為奢侈品消費的中心。以上兩方面有機結合產生推動力，促使奢侈品貿易中心不斷發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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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 indepen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law-base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e world's largest organizations. As we all know, after eight years of GATT negotiations, the end result i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both tariffs and subsidies limit the use of some of these measures on the memb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play a limited ro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der which the trade remedy measures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關鍵詞:世界貿易組織 救濟措施 戰略性 政策
Key word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lief measures strategic policy
一、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救濟措施
從世界貿易組織的性質分析,它是一種建立在行政管理之上依靠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的一種法律行為,但終其目的而言是為了實現國家的行政管理。正因為它的行政管理性質,就賦予了它單方性、強制性以及政策性的特點。然而,從權力的實施主體而言,世貿組織的貿易救濟措施的實現是通過進出口國際貿易管理機構實施,而貿易救濟的發起者大都要經過申請人的申請才能實施,但這并不否認存在少數當局者根據現有的調查數據而主動進行調查程序的啟動措施。因此,歸根結底,世貿組織的貿易救濟措施是一種公共權力的行使行為。但若從其實施的效果而言,貿易救濟措施的實施是由受害國的國際貿易管理機構來決定,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相關產品的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以及進出口貨物數量限制等,這些措施的實施均可對進口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二、世界貿易組織戰略性貿易政策
(一)世界貿易組織戰略性貿易政策概況
世界貿易組織為其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定義為“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品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某種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該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獲得的收益)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p>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簡而言之可概括為“利潤轉移理論”以及“外部經濟理論”兩項,同時這兩個理論又包含了利用關稅方式,從而抽取外國壟斷行業所獲得的壟斷利潤,并且采取以進出口行業競爭的方式,促進進出口以及因進出口所獲得相應補貼,為本國寡頭企業爭取更大的國際份額。
(二)世界貿易組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行意義
1、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旨在增進本國的福利。在針對寡頭壟斷、存在規模經濟的行業領域以及不完全競爭行為采取相應的貿易措施。然而,這些高端產業對本國國民經濟技術產生外溢效益并能獲得超額壟斷資金。
2、世貿組織的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競爭以及規模經濟的基礎上,是一種隨機的、動態的國際分工體系。在該體系中,政府政策的規劃與制定以及各企業戰略決策的選擇均是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
新修訂的《外貿法》對加強與完善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第一,新外貿法增加了“對外貿易調查”一章。第二,新外貿法還對對外貿易救濟、指定經營、限制和禁止進出口等制度進行了完善。第三,新外貿法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中國貿易救濟措施的法律體系。
3、世界貿易組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競爭優勢作用。國家興亡的根本取決于該國在國際競爭力的大小,取決于該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然而,一個國家在國際上具有比較優勢并不等同于它具有了競爭優勢。尤其在高端產業中,發達國家已熟練運用世貿組織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已占有一定的先行優勢。
4、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中應重視政府作用的發揮。一國企業可以通過借助本國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創造出更加雄厚的國際地位。例如,一國政府可通過對國內產業進行集中引導,培育并發展大型跨國企業,以此來增強本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此外,國內一些大型企業還可通過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補貼,從而提高企業產品的科技含量,最終也能提高該企業的競爭優勢。
(三)加強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建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國對外國產品采取貿易救濟措施,是在我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之后,按照世貿規則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按規則辦事,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也體現了作為世界貿易大國和世貿成員的形象,證明我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像那些歐、美等老資格世貿成員一樣,充分運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賦予我們的權利,維護自身利益。
綜合所述,世界貿易組織被定義為“是一個獨立于聯合國的永久性國際組織”。該組織于1995年運作以來,始終負責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的維持工作。因為世界貿易組織在國際上具有法人地位,因此在各成員國爭端調解方面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戰略性貿易政策主要是通過征收關稅、提供出口補貼和數量限制等措施來扶持本國的產業,提高競爭優勢,在市場上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今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的組織和法律基礎。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經歷了八輪貿易談判后,關稅大幅度降低,一些補貼也不允許使用,這對成員方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的使用起到了限制作用。為了維護世界貿易的公平公正原則,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救濟措施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是至關重要的。
參考文獻:
摘要：在簡單介紹國際貿易融資在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狀況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其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國際貿易融資是商業銀行最為常見的傳統信貸品種之一，它與國際貿易、國際結算緊密相連。國際貿易融資是銀行對進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與進出口貿易相關的貸款。一方面，它收益率高，利潤豐厚，具有綜合性效益，是現代銀行有效運用資金的一種較為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它有效地解決了企業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所面臨的資金短缺，增強了在談判中的優勢，使之有可能在更大范圍和更大規模上發展國際貿易；同時，它也是國家貿易政策的組成部分，是鼓勵出口的積極手段之一，不僅可以調節進出口結構，而且對一國參與國際經濟可以起到促進作用。尤其在這金融危機肆虐的時刻，國際貿易融資的合理發展運用，將對企業對銀行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銀行貿易融資業務的普遍開展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繁榮和進出口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而得到很大發展。據統計，2007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是1978年的85倍多，已經穩居世界第三位。據海關總署統計，2001至2006年間，我國進出口貿易增長了179%，2007年增長23.8%，其中出口增長27.2%，進口增長20%，全年實現貿易規模1.76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使得企業對銀行融資需求增加，為銀行發展貿易融資業務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但從整體上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的發展仍然較慢，從國際貿易融資額僅占銀行貸款余額3%的比例中就可看出端倪，對應地貿易融資的收入在銀行的總收入中也是微乎其微，而國外的一些銀行該項業務已占到收入的四至八成。具體分析，目前我國國際貿易融資存在較為突出的問題：
1國際貿易融資業務授信規模核定隨意性強，標準不一
各家銀行在核定國際貿易融資授信規模標準上有較大區別，有的銀行將國際貿易融資視同流動資金貸款處理，有的銀行則根據融資品種的不同放大一定的倍數，融資政策的制訂多是根據自身對國際貿易融資的理解，缺乏深入、科學的研究。在對國際貿易融資的認識和風險控制上，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有明顯區別，如對打包貸款這一傳統業務，外資銀行在操作流程和手續上要簡化得多，他們更①本文作者：趙陽，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國際貿易學07級碩士研究生注重通過控制貿易全程來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而不是過分關注企業本身的規模和實力。相對而言，國內銀行的國際貿易融資產品流程設計相對不夠科學，手續煩瑣，可操作性不強。
2企業申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存在擔保難問題
一方面企業在找第三方擔保時，會顧慮對方將來會要求自己提供擔保，進而產生其難以控制的風險；另一方面部分申請國際貿易融資的企業為貿易公司，缺乏銀行認可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土地等，生產型出口企業的機器設備雖能用于抵押，但抵押率低，而且費用高、手續煩瑣、時效性差，不符合國際貿易融資方便快捷的特點；第三，企業對國際貿易融資產品不熟悉，對各種金融工具不能合理運用。在銀行產品不斷更新、新的國際貿易融資名詞不斷涌現的情況下，大多數企業不能很好地結合自身實際，選擇適合本企業業務特點的業務產品，對各類融資產品無法靈活運用。
3風險控制手段落后
國際貿易融資業務所涉及的風險有客戶風險、國家風險、國外行風險、國際市場風險和內部操作風險。這些風險的管理需要先進的技術手段將銀行相關部門之間、分支行之間高效有機地聯系起來。而目前我國各國有商業銀行在開展國際業務特別是國際結算業務方面一直沿用的是分散的經營模式，外匯業務處理系統較為落后，國際結算與外匯信貸、外匯信貸與會計獨自運行，缺乏網絡資源的共享和統一協調的管理，以致無法達到共享資源、監控風險、相互制約的目的。
4國際貿易融資業務方式簡單，新產品開發力度不夠
目前我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基本仍維持傳統融資方式，即以信用證結算與融資相結合的方式為主，而較為復雜的業務如保理業務、福費廷業務則開展有限。隨著銀行業務國際化和我國加入WTO，國內銀行在科技和管理水平、金融服務及經營方式等方面與外資銀行的差距日益顯現，據統計外資銀行辦理國際結算業務已經占有中國市場份額的40%左右。近年來，根據市場的需要，各家銀行也在不斷推出新的融資產品，但因對業務理解的差異，在業務操作上各有不同，缺乏對各種融資形式嚴格統一的標準，更缺少對各項業務相對比較規范、明細的統計資料。
5國際貿易融資的對象過于集中
受傳統授信業務理念影響，國內銀行融資業務對象集中于優質大中型企業。目前，各大銀行對優質大企業客戶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市場已經逐漸趨向飽和。而近些年來我國中小外貿企業迅速發展起來，目前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60%左右由中小企業實現，在從事跨國投資和經營的3萬多戶我國企業中，中小企業占到80%以上，中小企業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以上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對商業銀行開展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的對策建議：
（1）實行適應國際貿易融資特點的授信規模控制方法。
國際貿易融資的客戶評價標準應有別于對流動資金貸款客戶的評價標準。評價時更多地根據客戶以前在海關、銀行、外匯局、工商、稅務等辦理業務的記錄，在此基礎上，再參考客戶的財務報表反映的經營業績和整體實力。銀行應著手開發建立國際貿易融資客戶信息管理系統，為客戶建立詳盡的業務檔案，通過業務了解客戶及客戶的交易對手，分析其實際履約能力，為國際貿易融資授信提供依據。根據不同的國際貿易融資產品的特點建立不同的判別標準。不同種類的國際貿易融資業務所涉及的風險，及該業務所能提供的保證、抵押或質押要求都有區別，銀行所承擔的業務風險也因此有很大不同，銀行應根據不同國際貿易融資產品的特點制訂相應的產品標準及對客戶的授信標準。
（2）采取適應國際貿易融資特點的擔保方式，豐富業務內涵。
首先，針對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的特點，創新思維，制訂操作性強的擔保方案?？捎善髽I聯保或提供個人擔保，或開展與社會信用擔保機構的合作，對有條件提供抵質押的企業，可采取動產等質押、應收賬款質押、倉單質押等融資擔保方式。其次，充分引入第三方金融機構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企業面臨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進口國的國家風險。第三，積極鼓勵出口企業投保出口信用險。第四，加強對企業相關人員的培訓，使其了解銀行的貿易融資產品理解各類產品的特點和實質，適時向企業推介合適的業務品種，發揮理財顧問的作用。
（3）建立科學的貿易融資風險管理體系，加強風險管理。
建立風險防范體系，采取有效的手段控制風險，是開展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的前提條件之一。如確定融資條件和標準，建立風險指標監督體系，使用外匯交易以保值或降低風險；完善分層授權設置、加強密碼管理;嚴格審查真實貿易背景、認真按照操作規程和審批程序處理；定期與客戶進行溝通，追蹤業務狀況；成立信用審批中心和貿易融資業務部門，集中商業銀行內部有限的信貸業務專家，成立獨立的信用審批中心，以評估客戶的信用；集中目標結算和貿易融資人才資源，成立國際貿易融資業務部門以專業處理貿易融資業務及其可能形成的業務風險，利用人才優勢事前防范和事后化解各種業務風險。
（4）更新觀念，積極創新國際貿易融資產品。
首先，應在傳統的國際結算業務，如L/C、托收、信用證等業務的基礎上，根據對國際市場的分析，不斷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如保理、福費廷等新業務在我國尚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當前應適當引導客戶對貿易融資的產品需求，逐步推出國內保理、福費廷、票據貼現等有市場前景的業務品種。其次，國際貿易融資的產品設計要與貿易鏈有機結合，從貿易環節出發設計產品，才能有效地解決企業在采購和銷售中的融資需求。再次，要根據客戶的需求量身定做國際貿易融資產品，將傳統方式與新的國際貿易融資方式結合起來，使國際貿易融資服務“增值”。亦可根據客戶的需求，為客戶提供包括定單融資，動產質押開證、進出口保理、全球互聯網托收、網上開證等不同類型的創新產品，解決客戶在不同的貿易環節中的個性化需求，利用科技平臺為企業提供高效優質的增值服務。
（5）依托全方位多系列的產品，培育多元化的貿易融資客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