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0 16: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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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標
我國現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種純粹的經濟補償辦法，即國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農民予以直接的經濟賠償，如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補償，安置補助費是補償農業從業人員因征地而就業不充分或一時不能就業所承受的損失，等等?？隙ǖ卣f，這種經濟補償機制是必要的，目前顯然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應該堅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進。
也應認識到，現行的經濟補償機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難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實證調查揭示，這種補償在結果上無法恢復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便及時足額給付了經濟補償，失地農民在很長時間以后仍會處于貧困狀態。這就警示我們：現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種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濫用的方法，不足以預防失地農民的貧困，必須加以調整和完善。
預防和緩解失地農民貧困問題的最好辦法，是重新審視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標和手段，且重點應放在檢討損失評估和補償的思維方式上。進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應簡單地視為支付賠償或置換原有資產，其思路應更為寬廣：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一句話，應把實現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作為未來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標。
“可持續生計”（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見于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1992年，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UNCED）將此概念引入行動議程，主張把穩定的生計作為消除貧困的主要目標。1995年，哥本哈根社會發展世界峰會（WSSD）和北京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FWCW）進一步強調了可持續生計對于減貧政策和發展計劃的重要意義。所謂“可持續生計”，是指個人或家庭為改善長遠的生活狀況所擁有和獲得的謀生的能力、資產和有收入的活動。在此框架內，資產的定義是廣泛的，它不僅包括金融財產（如存款、土地經營權、生意或住房等），還包括個人的知識、技能、社交圈、社會關系和影響其生活相關的決策能力。
應當說，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工作。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失地農民普遍實行的“招工安置”或“就業安置”政策，就較好地解決了廣大農民的長遠生計問題。只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招工安置和農轉非等辦法，在實踐中已失去原有作用和意義，各種矛盾和問題才開始凸現。因此，重新理解和認識可持續生計政策，并以此作為征地安置工作的基本目標，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政策意涵。
第一、設計合理的補償機制。征地補償金作為農民失地后原有資產置換的費用，在解決失地農民生活燃眉之急和重建新的生計系統方面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制定一個科學合理的補償機制，是落實可持續生計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合理的補償機制應以提高或恢復失地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為目標。這可從兩個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征地補償費即便不能做到對失地損失的“全額賠償”，至少應保證及時足額支付置換農民原有資產的費用?；诂F行法律規定的征地補償費嚴重偏低的實際，未來的征地補償標準應在現有的基礎上著重考慮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即土地的潛在收益和利用價值，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和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其次，置換資產最多只能使失地農戶保持和以前一樣的發展速度，而不能彌補由此損失的時間，“迎頭趕上”。要想真正實現加速發展，就必須在此之外，還向失地農民提供以發展為目的的投資。
第二、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戶積累資產。資產的社會福利效用是顯而易見的：有了資產，人們可以從長計議，追求長期目標。更為重要的，積累資產本身對窮人的心理促進、意識提升以及行為方式的改變等具有巨大的潛在作用。事實也表明，土地、房屋、集體經濟等資產收益，在預防失地農民貧困和減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進而言之，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產，既是改善他們生計的一種速效、實惠、一舉多得的好辦法，也是幫助他們規避各種生活風險的重要的安全網之一。那么，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和政策工具來實現上述目標呢？可行之策有兩條：一是抓好失地農民的住宅規劃與建設。城市規劃部門與建設單位在設計建造失地農民的住宅時，既要考慮確保他們樂有所居，也要方便他們能從房屋資產中形成長效受益機制。二是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對于必須由國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設用地，可以在規劃區內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數量土地，由村集體經濟組織開發、經營。對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補償費較多的行政村，政府應積極倡導社區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進集體資產保值、增值。
第三、促進失地農民生產性就業。對于失去物質性和生產性資產的農民而言，就業收入構成了大多數生存策略的核心內容。因此，為失地農民提供一份長期穩定的工作，是實現“可持續生計”目標的重要手段。具體而言，以下三個方面有助于促進失地農民穩定就業：一是提高就業能力。通俗地說，就業能力是指獲得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如前所述，失地農民的智力含量、質量水平或專業級別均難于適應目前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及變化，政府向他們提供就業服務、就業培訓、制定一些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補貼顯得尤為緊要。二是廣開就業渠道。解決失地農民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經濟。在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要積極探索多種形式就業安置辦法，即把就地安置、招工安置、投資入股安置、住房安置、劃地安置和失地農民自謀職業等安置形式有機地結合起來。三是消除就業障礙。社會各界要像關心城鎮下崗職工那樣關心支持失地農民的就業與再就業，逐步清除各種不利于統籌城鄉就業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其中關鍵的一步是，應把失地農民納入城鎮就業體系，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第四、建立普惠的社會保障機制。在現有體制下，農民失地猶如經歷一次經濟和生活上的劇烈地震。無論征地補償機制多么完善，不可避免會有部分失地農民或家庭淪于貧困的世界。切實保護這些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人群，既是社會公正的體現，也是政府職責所在。為此，在土地征用過程中，為失地農民建立普惠的社會保障機制極為必要。實際上，如果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機制健全，就不需要那么多詳細復雜的、針對具體項目的補償。換句話說，如果把解決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征地的前置條件，不僅有助于預防失地農民陷入貧困風險，也有利于國家必要的征地工作高效健康運行。普惠的社會保障機制要可持續，必須基于兩個前提：一是將解決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征地的前置條件；二是為失地農民設立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不宜直接與現行城鎮的類似制度銜接。三是為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專項基金。其中政府的必要投入至關重要。
三、落實政策手段的具體措施
1.關于完善補償機制。
——修改《土地管理法》中與市場經濟要求和保障農民權益不適應的條款，切實改變現行征地制度對農民的補償標準嚴重偏低，違反市場經濟和城鎮化基本規律的現狀。
——建立和完善農用地分等定級和農地價格評估體系。綜合考慮自然條件、區位條件、環境條件等，對農用地進行分等定級；結合農用地等級，制定農用地價格評估辦法。以農用地分等定級和農用地評估價格為基礎，以經營性目的的農地轉用市場價格為參照，確定土地財產補償標準；參照資產評估辦法，確定其他各類財產的補償標準；參照城鄉勞動力工資水平和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確定就業安置補償標準。
——在單純的征地補償費用之外，再增加一定數量的投資資金，專門用于失地農民創業和發展。
2.關于資產建設。
——實行留地安置政策。國家征用土地時，應在規劃區內留出一定數量土地返回給村集體，用于安置失地農民。留用地比例以征用地總面積的20％為宜，10％專項用于村集體發展二、三產業，另外10％用于農民生活安置。
——搞好住宅小區規劃。原則有三：一是住宅最好規劃在具有一定商業價值的地段，如沿街，靠近集市等。二是住宅應實行小區化。居住小區化不僅能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區內商業用房也可作為村集體資產獲取收益。三是推行多層公寓住宅。多層公寓既可把節約下來的寶貴土地用于發展集體經濟，形成一份產業，也便于失地農民在滿足自住的基礎上，有一定面積的房屋用于出租，獲取租金收益。
——探索集體資產保值增值機制。有效措施之一是，積極倡導社區股份制改革，把資產量化到個人，并明確權利與責任。
3.關于就業促進。
——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可行的策略有五條：一是建議在出讓土地時，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與征地單位簽訂提供一定數量或一定比例就業崗位的協議，或在同等條件下優先吸納被征地單位的勞動力。二是大力開發社區就業崗位，把解決失地農民再就業問題同加強城市的綠化、環保、衛生、交通、便民服務等項事業結合起來，使之形成提供就業崗位與創造本地財富的新循環。三是將失地農民納入小額擔保貸款的政策范圍，提高他們自主創業、自謀職業的積極性和成功率。四是實行公共就業工程計劃，如實施建筑、道路、綠化、社會建設等勞動密集型工程，或結合當前城鄉環境整治等工作，幫助大齡失地農民再就業。五是就業資源枯竭地區，應組織開展勞務輸出。
——重點加強失地農民的就業技能培訓。有益的經驗是：以市場的需求和農民的需求來定培訓項目（對失地農民實行“菜單式”和“計單式”培訓），以競爭定培訓機構（對就業技能培訓機構實行面向全社會的招標制），以補貼促參與（對參加就業技能培訓的失地農民，政府給與一定的財政支持）。
——用經濟手段和優惠政策降低勞動力成本。如對招用失地農民的企業，政府給予一定的收費減免、社保補貼、崗位補貼等優惠政策；對自主創業的失地農民，與下崗失業人員一樣同等享受在就業方面的優惠政策，如免交相關稅費、提供小額擔保貸款等優惠政策。
4.關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將解決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征地的前置條件，把不妥善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就不允許征地作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內容。
——為失地農民設立的各項社會保險制度，應遵循“低進低出”的原則，即設計一種“少繳費、少得益”的新制度。參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為準。
近來中國農民問題引起許多人的關注，事實上，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變遷，在世界史上都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涉及到如何在人民的時代，成就一個大國的長治久安，至于良心原則、經濟利益的考察和計算還遠在其次。在筆者看來，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
一
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在現代政治誕生初期就是一個最為尖銳的問題。在數百年的人類現代化史上，正是那些通過考驗的國家進入了發達社會，而印度、拉美等國家仍跋涉在泥濘當中，并落入為世人詬病的"萬劫不復"的鎖定狀態。"歷史如同畫廊，原創品極少，多是復制品。"（托克維爾語）當今中國農民的處境和當年蘇格蘭貧民的處境有頗多類似。在16、17世紀之交的蘇格蘭，剛剛起步的工業革命在激發生產力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現象：一個自由勞動者終其一年辛苦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馬克思關于"羊吃人"的描述并未忠實再現蘇格蘭的這段歷史，事實上，對于資本原始積累所造就的大批貧民來說，他們甚至連一條賴以維系于這個社會的"鎖鏈"都失去了。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蘇格蘭貴族和天主教勢力對貧民的這種悲涼處境保持沉默。盡管教會人士一再宣稱貧民的后代也一樣是"天使的孩子"，這些社會的棄兒別無選擇，他們只能退出因出生而與之訂立忠誠契約的社會。"天使的孩子"埋葬了自己早死的父母，起而殺死貴族和天使的代言人們，搶奪足夠的錢財，換取一張去往新大陸的船票，從此斷絕父輩們和這個社會的任何約定。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一個政治體并不足夠幸運，沒有一塊天賜的"新大陸"作為這些無路可走的貧民的退出之地，情況又該如何呢？難道讓他們選擇退出生存本身？
英國思想家洛克因此警告國王們：當立法者試圖奪取和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于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就使自己與人民處于戰爭狀態。洛克強調，就政治的本來意義來說，人民政府的合法權力只要一個正當組成的政府還在起作用就不能加以行使。雖然一個政府是否已經解體，這是個極端繁難和高度智識性的問題，但不要隨意挑戰人民的感覺和信心。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放棄判斷自己的生命是否處于危險之中的權力。一切誓言、威脅和學說都無法作到這一點。在這件事情上，"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判斷的權力在人民，判斷的方式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感覺。"話語不能阻止人民的感覺。"如果一系列濫權、搪塞和專斷都指向一處，人民就不能不感覺到自己是處于什么樣的統治之下。洛克向國王們陳述說：當人民身處悲慘之境時，就尤其要制定法律，清楚表明自己愛民的意圖，決絕執行法律，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它。否則，當人民開始懷疑時，盡管國王可以憑借各種手段維持統治，但他的政治權力已經消失。這時就不再有政治上的尊卑之分，國家的整體命運將只能交付單純人數的多少來定奪了。
二
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解答，很多人認為，應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的確，這是關鍵，但這決非經濟學功利計算中的幸福資源配置問題，而更是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所謂"王權"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乃內在于任何的政制當中，因為任何政制的根本問題都是中央權威如何落實、落實在哪兒的問題?；蛘叻ㄖ蔚恼伟才挪荒茉试S出現所謂"中的"，更無法容忍把一"國"之"民"在基本權利層面上分隔而治。換言之，現代政治社會的基本單位只能是公民個體，這就是政治家們所洞見到的最基本政治原則--人民。這個原則同時意味著，公民個體與中央權威之間必須具備直接性的政治聯系，不容任何地區共同體或人口劃分從中加以阻截、切斷。"公民"這個概念本身就預設了"國家"的概念：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或者一人口群落之公民！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否則國家就無法承受種種沖擊和震蕩。
美國立國之初，麥迪遜苦心研究了此前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幾乎所有地方權力體制，并寫就《古今邦聯札記》和《美國政治之惡疾》。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正是即將召開的費城制憲會議的理論基礎。在這兩篇文章中，麥迪遜委婉表達了對當時各州"民主恐懼癥"的痛心，暗示了這種癥狀必然要帶來的最可怕政治后果，即"社稷解體"。在隨后的制憲會議上，麥迪遜首先就揭示了現代立國藝術的一項根本原則--人民，他說："反對批準新憲法的人在討論問題時似乎對人民完全視而不見，從而不但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這些不同的政府建制看成是相同的，而且似乎以為它們之間的爭權奪利完全不受共同法律的控制。這些先生們的錯誤必須在這里指出。他們必須明白，政治的權威不管在什么地方行使，只能來自人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麥迪遜被尊為"國"父而青史留名，今日美國憲法名聞世界的起首句就是"我們美國人民……"。
麥迪遜同時也被公認為人類政治史上屈指可數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他打破了在此之前"大國只可君主制"的固定看法，徹底解決了自馬基雅維利以來最要命的政治問題：共和制何以可能長治久安？并且以實踐表明了：若要成就真正的政治權力，若要真正地立國，大國無君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一個大國，人民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變革恰恰在這個最要命的點上失落了，并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變革良機。如何實現農民的國民待遇，建立中央權威與公民個體之間直接的、民主的聯系。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的決斷已經迫切地懸在這個國家的頭頂。我們現在所處的危機時刻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時機，甚至可以說：人類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空前重大的決斷就等待在此時此地作出了。一個歷史上曾經最穩固的君主國家在沒有君主的人民時代，要在此刻重新謀求政治權力正當性的基礎。
自賈誼《過秦論》以降，中國歷代士大夫對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一直高度重視，正是出于這種重視，儒家主流歷來有以維護大一統為己任的傳統。但自1911年帝制、創立共和以來，政治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事實上，我們甚至連大國如何可能共和？無君主何以可能長治久安？這個再重大不過的問題也沒有過認真的思考與討論。主流儒家士大夫的錯不在于他們端以維護大一統為己任，他們的局限之處僅僅在于他們未能考慮過無君主可否長治久安這樣的問題。但是，就這個問題來說，在西方也只是到了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才真正提出來。如果人們一味以從傳統中發掘出"專制"的種子為樂趣，我們不禁要擔憂：中國政治還能找回當年賈誼作《過秦論》時的那種眼光、意志和氣魄嗎？還能在這樣的眼光和氣魄中為或者中央權力重新奠定正當性基礎嗎？
這種氣魄和眼光倒可以從德國學者韋伯身上感受一二。韋伯當年對德國從一個長期積弱的經濟落后國家迅速崛起為一個歐洲經濟大國深為憂慮，他認為一個落后民族在經濟上的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可怕的內在危險，即它將暴露一個落后民族所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將使一個民族的復興愿望付諸流水。韋伯身后短命的"魏瑪共和"幾乎成了政治不成熟的代名詞。
韋伯指出，現代社會的基本任務在于創造一種政治過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會格局仍能凝聚為民族整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只有集團利益或單單人口群落的考慮，其結果將只能是整個民族的崩解。因此，落后民族經濟崛起背后所隱含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該民族的政治主導層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遠見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種新的政治機制，以適應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大部分問題的關鍵乃是政治主導層的素質問題。"韋伯認為，這樣的政治機制只能是大眾民主，即被納入一個統一國家經濟過程的社會成員必須能夠同時參與到一個統一的政治過程中去。大多數國民無法生活于本國的政治當中，而被排斥在外，這樣的機制在韋伯看來只有在經濟發展相當緩慢、社會尚未分化的狀況下才可能運行。因為在這種相對靜止的狀態中，社會整合主要倚靠傳統宗教和道德，政治則只是少數精英之間的博弈和制衡。一旦經濟和社會快速變動，政治主導層就必然要面對"國民"的民主問題。因此韋伯認為，不但德國容克式封建貴族政治要走向沒落，就連老式的歐洲自由主義政治，即英國的政治形態，也未可幸免。1867年，英國改革法案的出臺把自己送上了從單純的自由民族向民主民族過渡的道路，在政治上總是具備智慧、意志和遠見的英國政治主導層再一次顯示了自己的能力。如托克維爾所見："請你穿越時空，跟隨"紳士"一詞的命運，你將看到它的意義在英國隨著不同的社會地位互相接近、融合而擴大。每一世紀，這詞所指的人的等級就更低一點。它最終和英國人一起傳到美國。在美國它被用來泛指所有公民。它的歷史就是民主的歷史。"大眾民主最深刻的政治意義在于：他使發達民族的國內政治過程具有一種整體政治教育的穿透力和滲透力，使各個階層和人群同時具備對"全國性政治"的基本意識，使國民成員養成"責任共擔的習慣"，從而具備落后民族所望塵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韋伯指出，這正是政治民族和非政治民族的根本差別所在。
當年，韋伯最感到憂慮的就是當時的德國是"一個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韋伯尤其批評了當時德國新興資產階級"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情緒，這種情緒片面強調秩序和穩定而一再錯失政治改革的時機。他說："新生代德國市民階層充斥了"政治厭倦癥"，尤其鐘情于一種德國特有的"非歷史"和"非政治"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德國的歷史似乎已經走到了頭，上千年的奮斗似乎都已經在今天完全達到。誰會操心問一問未來是否將認為我們這一代是行尸走肉、坐失良機呢？……事實上，在我們出生之時，歷史老人送給我們的生日禮物是以往任何一代都未曾受過的最可怕詛咒--政治侏儒！"對"經濟"的夸大強調往往導致人們虛妄地以為時時歧異的經濟利益可以維系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歸宿感。這進一步導致了新興階層把下層民眾排斥于全國性政治過程之外，喪失了把握民族國家長遠的經濟政治"權力"利益的能力，最終的代價便是無法成為民族政治意識的擔綱者，這是以后希特勒上臺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繼承了這種市儈思路的一個側面，片面追求外在強大，把整個民族送上了軍事突圍的不歸路。德國人的枷鎖是在國內鑄造的。
三
回頭看當下的中國問題，當年韋伯所呼吁的政治教育這一巨大工作已經不能再有絲毫延誤了，和當年的德國一樣，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民族國家如何論證并捍衛自己的問題。在當下，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主要面臨來自兩方面的直截而深遠的"非忠誠"挑戰。
一方面是來自那些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們。這些操練者只知道一味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景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理想和節操。事實上，不管這種景觀被描述得如何象人間天堂，都只能表明經濟科學和經濟本身已經走入迷途。許多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們天真地以為他們需要頂禮膜拜的價值判斷標準是商品生產的技術性經濟問題，或是分配問題（社會正義）。但在事實上，甚至連這些操練者自己都時時感到了某種絕對壓倒這兩種價值標準的東西。作為一門說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學，經濟學是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的。但是一當涉及價值判斷，經濟學就得學會與特殊的地域和民族建立聯系。中國的經濟政策只能是中國的政策，一個中國經濟學工作者所使用的價值標準也只可能是中國的標準。經濟政策必須為之服務的最終決定性利益乃是民族國家的權力利益。經濟學乃是一門政治的科學，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這種政治不是日常的官僚政治，而是整個民族長遠的權力政治利益。
另一方面的"非忠誠"挑戰來自宗教領域。前文所述的那段蘇格蘭的沉重歷史時期也正是宗教改革開始收獲自己政治果實的時期。當時的大多數歐洲世俗政治體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要面臨來自信仰領域的"非忠誠"挑戰，眾多的信仰操練者們以《圣經》為超越世俗政治的最高準則，在"因信稱義"教義的鼓舞下，他們號召所有基督徒平民都有責任隨時拿起武器那些"象打網球一般拋扔平民"的國王。他們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隨時隨地進行反抗的權力，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也因此不再以憑借高度政治智慧才可建立的"正義"原則為根本，而是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作為結果，人們輕易見證了一個"愛上帝也可以愛得血流成河"的時代。
正如盧梭評論的：如果只知道加爾文在宗教方面的改革，而不注意他與此并行的對政治法的貢獻，那就是對他的最大誤解。為了反對這種盲目的《圣經》崇拜所帶來的激進政治后果，加爾文不無審慎地指出：上帝是通過"下級官員"或者一個特定的英雄人物來抑制專制君主的。加爾文要求下級官員或者特定英雄人物來承擔這項再重要不過的政治責任。既然政治決非一樁"修修補補"的事情，這樣的一個人就需要經過特別的揀選。對于這樣一個嶄新的角色，加爾文呼吁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來對待，政治家的天職是一項神圣天命的感召，他們在人們當中當享有高度的特殊榮耀，也當享有人們富有見地的尊重。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乃是一門關乎國家整體的藝術。政治家必須把任何社會成員都當作"國民"來對待。政治家決不會單單憑借功利原則或者"良心"原則行事，而應當在任何境況下都以"正義"原則行事。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民素質；農民增收；教育投入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8-0109-05
農民收入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既包括農民收入數量和水平、收入來源及構成，也包括城鄉收入比較和差距、農民收入增長及增幅等問題。農民收入問題事關國計民生，事關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事關國家長治久安，歷來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然而，農民收入問題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農民增收困難等現實窘況卻無情的告訴我們：解決農民收入問題還任重道遠，農民收入增速緩慢，尤其是解決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以糧食種植為主業的農民收入增長更慢!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終有賴于農民創收能力提高和創收路徑拓展以及大量農業人口的消化和轉移。
一、對于現有主流理論的追問
用投入產出理論分析解決農民增收問題不外乎兩個方面，即減輕負擔和拓展增收渠道。目前，我國已基本取消了長達2600年的農業稅，意味著減負空間幾乎為零。因此，對于農民增收的路徑選擇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拓展增收渠道方面。主流代表理論主要有：針對家庭聯產承包經營方式過于分散，提出的規模經營思路，其中農業產業化經營被認為是20世紀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最具全局性和長遠戰略意義的突破和創新”；針對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過慢，城市化率不高，提出了城市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也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舉措；針對我國現階段農業經營機械化程度不高、農產品及加工品科技附加值普遍偏低，提出了以農業技術研發、推廣、普及為核心的農業科技成果產業化理論；針對我國農業內外部產業層級過低，有的學者主張調整農業結構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方式；針對農業產業化經營過程中農戶和龍頭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和農民自主創新的各種新型合作社快速發展的實際，有的學者基于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現實選擇”。還有學者從農村經營資金不足而主張改革農村金融體制；還有學者從農村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而強調發展農村公共產品的重要性；也有學者從農村流通體制改革的需要而闡釋了發展農村市場的重要性。這些理論確實解決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不少問題，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然而，隨著農業生產經營進一步發展和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三農問題”尤其是農民增收問題顯得更為突出：農民收入增速減慢、農戶連年增產不增收、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等。這說明，上述理論及其支撐的農村經濟發展決策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究其原因，這些理論都是假定農民素質能滿足改革需要，更多地希望通過外部機制轉變和制度創新謀求解決三農問題。特別是過于重視外在機制和要素配置的作用，忽視農民自身應當作為農村經濟發展主體和農業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和發揮，引致了大多數農民不適應或不完全適應整個市場經濟發展節奏和要求，缺少必要的創業精神和能力，缺乏以提高自身素質謀求持續增加收入的內在動力和愿望。
事實上，在農業生產內部不管是推廣農業技術、提高農民和農業生產組織化程度，還是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加速城鎮化進程，都有賴于農業內部生產力提高，都必須以農民能接受和可以接受為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農業內部生產力特別是生產力能動要素農民素質的全面提高，外部環境改善、制度安排以及外部力量介入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也不可能完全改變農民群體的弱勢地位和現存的二元經濟結構，更不可能實現農民收入持續增加。因為外因雖然很重要但最終都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而農業生產力提高的關鍵在于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提高。只有不斷提高農民素質，增強農民就業和創業能力，才能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真正轉化和轉移，才能真正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以及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統籌發展，才能加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
二、基于內生增長理論的思考
農業經濟系統要實現持續增長，不斷增加農民收入，首先必須克服要素報酬遞減理論的約束，找到可持續發展的發動機。如何選擇和培育這種“發動機”，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內生增長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思路。概括國外最近10多年來蓬勃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需求外溢模型”，主張依靠政府干預和需求外溢加快資本積累進程。盡快擺脫低水平循環陷阱。第二種是“邊干邊學和技術擴散模型”，認為自身經驗積累或技術和知識積累既可通過自身過去生產經驗總結和完善，又可通過外部學習完成。第三種是“內生技術進步和報酬遞增模型”，既包括Romer的生產要素外溢理論，也包括Lucas的人力資本積累理論，還包括Grossman和Helpman的壟斷競爭理論與R&D理論。這些理論與傳統經濟理論比較最大的差別在于他們不再假定“規模經濟不變”去研究生產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是從經濟內部結構關系，從制度安排、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等不同側面探討和研究他們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從經濟發展內部探求培植和完善一種“新型發動機”。這種“新型發動機”的核心在于創新，既包括制度創新，也包括技術創新；既追求發展思路和戰略創新，也講求發展模式和方法創新；既從穩態研究創新，也從動態研究創新。從阿羅“邊干邊學”到熊彼特“創造性毀滅”再到盧卡斯的“人力資本積累”等都說明：創新不是一種自然稟賦，而是由人類創造并在正常能力范圍內被廣泛使用；創新既源自于經驗學習和持續改進的需要，也源自于社會和生產實踐的需要，還源自于滿足人們好奇心和不安分守己的心理偏好的需要，更源自于新科技革命時代經濟增長方式的突變――資源主導型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向知識主宰型的集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創新既是一種依賴個體進步的私人行為，更是一個依托群體發展的社會過程；既影響人們從新知識中獲得租金和相互經驗學習，還影響生產技術、經營管理、市場融資、生活習俗等社會經濟諸方面。然而，創新最終要取決于大批杰出人才的造就以及造就人才的良好環境。創新理論探索、創新活動實施、創新成果利用及創新價值實現，都以人才培養和人口素質提升為基礎和前提。社會制度安排、倫理道德、法律法規、風俗習慣都只能是作用和影響創新強度和方向，并不
曾改變創新的內在動因。
從規范分析看，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新型發動機，同樣在于創新。其范圍涵蓋農業生產技術和工藝、經營管理方法和模式、組織和治理結構諸方面。既有垂直的生產工藝、作物品種和產品質量的持續改進，也包括水平的新產業的拓展和新產品的開發利用。而創新的關鍵是人才，人才培養的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質。具體到農業生產領域就是要全面提高農民素質。換言之，只有農民具有足夠的能力和素質保證他們能接受技術和制度創新并自覺融入這種創新之中，才能把創新這種理論的、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實踐的、現實的生產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
從實證分析看，農民素質與農民收入具有正相關關系。1998--1999年，周逸先和崔玉平對河北、湖北、江蘇等12個省的12個縣所做的“農村勞動力受教育與就業及家庭收入情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文化程度越高，就業層次越高，收入也越多。2003年，林美卿和代金平分析了農民文化程度與農民收入的關系，結果顯示：除小學外，其他文化層次均與農民收入都具有極顯著相關。2006年，夏永祥和盧曉計算出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民綜合素質得分及排名、農民收入排名結果。他們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即農民文化層次或受教育程度與農民收入具有較強正相關關系。
三、關于農民素質及成因分析
農民素質是一個綜合概念。既指顯性的現實素質狀況，如身體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科技文化素質等；也包括潛性的自身素質基礎，如自身屬性、先天特點等。因此，要準確把握當代農民素質就必須結合農民自身本質屬性和時代特征，從素質基礎和素質水平兩個方面來分析。
1 素質基礎的不公平性
由于我國農民從業的自然地域特性、資產專用性、國家宏觀政策差異性、制度安排不公平性以及人們思想意識傾向的普遍歧視性，決定了農民在地域分布(即使在城市也處于邊緣和底層)、國民待遇(即使享有與市民相同的待遇也需要制度安排和扶持)、社會地位等各方面始終處于弱勢地位。隨著我國經濟起飛和工業化進程加快，農民所享有與其從事產業不相符合的社會待遇，其弱勢地位進一步強化。事實上，他們從事的產業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他們生產的產品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他們對職業的熟練(對天氣、土壤及養分、降水、氣候溫度、日照時間和耕作栽培技術的熟悉)，絲毫不亞于產業工人對生產流水作業程序的熟練，也絕不遜色于高新技術人員對技術前沿領域的了解。這種政策導向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生存和發展外部約束性、政治經濟地位和社會認同的不公平性，固然造就了他們膽小怕事、逆來順受的心理特點，但更鍛造了他們堅忍不拔、勤勞儉樸、吃苦耐勞的個性特征。換言之，當代農民素質基礎或稟賦相對于農業職業要求而言有其獨到的優勢，只不過是由于制度安排和人們的思想認識扭曲了其本來屬性，使其享受不到應有的國民待遇而已。
2 素質要求的不適應性
一是傳統思想觀念與市場經濟觀念的沖突。由于長期儒家文化影響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營模式，加之建國后較長時期實施的以嚴格的戶籍管理為標志的城鄉分治，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強調以農戶為主體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的消極影響，使以封閉保守、自由散漫、安于現狀、樂于接受、民主法制意識淡薄等為特征的傳統思想觀念在我國當代農民群體中的影響根深蒂固，很難適應以公平開放、自由競爭、積極進取為靈魂的市場經濟觀念要求。
二是經驗式生產技能與產業化經營的矛盾。農業產業化經營對于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增加農民收入和改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以至于成為加速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效組織方式。農業產業化經營一方面以產供銷一體化實現了城市和鄉村的最佳耦合，有效延伸了農民收入鏈條；另一方面以其簡約結構――“公司+農戶”的組織方式實現了農戶和市場的有效鏈接，為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創設了良好平臺。但現階段我國絕大多數農戶生產呈現經營規模小、產品市場率低、經驗式生產技能為主的特點，整體上仍停留在傳統農業經營水平，既難滿足龍頭企業規模經營需要，也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形勢。
三是科技文化素質與現代農業發展不適應?，F代農業發展要求從業人員具有較高的科技文化素質，才能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但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農村教育體制和發展水平遠落后于城市和城鎮發展水平，加上向城市傾斜的現行人才選拔機制，使得農業人口科學文化素質遠低于城市和城鎮水平，明顯不滿足農業現代化建設和發展需要。
四是民主法制觀念不能適應現代民主建設需要。由于長期城鄉分治體制和農民政治經濟地位事實不平等，使我國農民并沒有真正享受到憲法和法律賦予他們的各項民主管理權利。加之法制宣傳不夠和基層組織以黨代法、以政代法現象普遍，特別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不正常司法現象，一方面破壞了法律在農民心目中的莊嚴和神圣感，另一方面農民在處理問題時大多首先是千方百計托關系、找門路，而不懂得運用法律武器按照司法程序辦理；以至于他們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是要么忍氣吞聲要么鋌而走險；以至于他們在基層民主選舉時要么漠不關心、放棄民利，要么容易賄選；以至于他們在處理利益關系時只重眼前既得利益，忽視長遠利益等。這些顯然不能適應農村民主政治建設需要。
3 素質水平的不平衡性
一是由于生長的時代背景、思想認識以及文化差異等原因，代際之間素質水平表現出差異性。從個體看，父輩基于自身經歷和長期務農的切身體會，殷切希望子女“跳出農門”，而不惜省吃儉用加大對子女教育投入；子女基于同齡人之間的比較和社會環境變化，更容易產生提升自身素質的愿望和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同時，父子之間、婆媳之間由于社會教育供給不同、社會要求各異。從群體可分為老、中、青三代，30歲以下的農村青年大多受過較長時期的教育，平均素質最高，主要在城鎮就業。30--60歲之間中壯年農村人口曾接受過一定教育，素質水平居中，他們或常年在外打工，或農閑時外出打工，農忙時回鄉務農。6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大多只接受過小學教育，有的甚至沒有接受過教育，是目前農村常住人口和主要從業者。
二是農民素質因從事職業不同而表現出群體差異。一部分主要從事傳統農業生產，他們大多是思想觀念比較保守、經濟狀況較差、發展潛力不大、文化素質較低；一部分主要從事工商業或現代農業生產，他們大多思維方式比較活、市場觀念比較強，接受新生事物比較快，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好，文化素質較高；一部分是轉移到城市就業的打工族，他們大多渴望改善自身環境，而創業資本不足，期求以自己的勞動完成創業積累或改善生活條件。
三是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條件、社會風俗、文化底蘊等原因，各地農民素質也不盡一樣。首先，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之間的差異。2006年，夏永祥和盧曉根據2004年有關統計數據計算出了農民綜合素質得分及排名、農民收入排名，綜合素質得分排在前十位、農民收入前十位全部是東部沿海省市；綜合素質得分排在最后十位除廣西、江西外，其他全部是西部地區省、市、自治區，農民收入最后十位除廣西、安徽外，其他全部是西部省、市、自治區。其次，由于自然區位、文化底蘊、教育條件等差異，各省市區之間除了有整體素質差異，還有素質結構的差異和不平衡。
四、提升農民素質的幾點建議
改造傳統農業，加速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關鍵在于提升農民素質和加大人力資本開發，這已毋庸置疑。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在分析傳統農業基本特征和批判“零值勞動”學說基礎上，基于“收入流價格較高的假說”，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如何引進技術和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等改造傳統農業的措施和思路，對于我們建設現代農業仍具有指導意義。筆者認為，農村人力資本開發在當前最基礎的也是最關鍵的措施是發展農村教育和加強農民培訓。因為人力資本最核心的要素是表現在人身上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智力、經驗和閱歷，這些要素既是先天稟賦的張揚，更是后天教育的結果。
1 樹立科學人本教育目的觀
教育要優先發展首先要以科學的教育目的作為指導，它直接影響教育價值取向和教育發展決策。近年來，教育目的功利性傾向過于明顯，甚至有人提出了“教育產業”、“教育產業化”等觀點，而忽視了教育最根本的、最本質的特征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在高等學校尤為明顯?！翱茖W研究”、“服務社會”功能因其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而受到普遍重視和尊重，強調得過多；而人才培養這一根本功能卻沒有或實際沒有受到足夠重視，高校領導和教師精力投入以及辦學經費投入等并沒有真正保證教學中心地位，教學質量明顯下降。人本教育目的論應該成為教育發展和教育決策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在實際工作中，一方面要以學生為辦學根本，一切為了學生成才；另一方面要以教師為辦學主體，充分調動教師積極性和創造性，使教師的勞動和成果得到尊重和認可。
2 鞏固農村基礎教育成果
基礎教育對于提高農民素質具有奠基作用，農民科學文化、思想政治素質首先得益于基礎教育發展。發展和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是提高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的基本條件。首先，認真落實《義務教育法》和“兩免一補”等國家政策，確?；A教育公平。其次，要加大中西部地區扶貧力度，改善農村義務教育條件。再次，要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著力解決農村失學輟學現象。最后，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深入開展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
3 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
積極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既是解決好義務教育后和高中教育后的學生分流問題的有效措施，也是提高農民素質的主要形式。一是要根據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切實辦好職業中學，使之成為培養農民職業技能、提高農民素質、增強就業能力的重要渠道。二是辦好高等職業技術學院，使之成為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主陣地，成為農村高中畢業生分流的主渠道。
4 完善農村繼續教育體制
學校教育是培養農民素質的基礎，繼續教育是持續提高農民素質和社會適應能力的渠道。目前，我國農村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5％，76.4％的農民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文化科技素質低下已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建立和完善農村繼續教育和農民培訓體制成為破解“三農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一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以農民夜校、農民技術培訓中心和遠程教育等為主體的勞動技能培訓網絡。二是農村鄉鎮企業和龍頭企業要建立職業培訓制度，不斷提高從業人員綜合素質。三是建立農村科技特派員制度，鼓勵高等學校文化科技下鄉。四是建立科學激勵機制，鼓勵和扶持社會力量特別是要合理利用高校離退休老教師這支隊伍，鼓勵他們到農村參與農民教育和培訓活動。
[關鍵詞]農民工；離職；企業管理；企業社會工作
[中圖分類號]F24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0-0021-03
城市化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出路之一，目前我國有農民工2億多，在各類企業打工的占80%以上，解決農民工問題首先從企業入手。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農民工就業與失業問題的關注較多，而對離職問題的研究尚不夠深入。本文就昆山×企業中農民工的離職問題展開討論?！疗髽I是臺資企業，成立于2003年，主要從事單、雙色模具注塑、成型、組立、印刷、噴漆、鐳雕等，現有員工1840人，其中農民工近1600人，公司設有管理部、品管部、模具部、成型部、組裝印刷課以及專案管理六大部門。農民工集中在成型部、組裝印刷課以及模具部。
1×企業農民工離職的現狀
農民工離職已經成為×企業最受困擾的問題之一，頻繁的人員流動不利于公司的長期發展。隨著×企業員工隊伍的不斷壯大，農民工的離職率呈上升趨勢，離職率較高的時間段是在每年八九月以及春節前后一個多月。2010年5月1日為止，該企業離職人數合計為1926人，超過了1840人的在職人數。農民工的離職狀況按類型可分為主動離職與被動離職。
1.1主動離職
主動離職又可以分為自離與辭職。自離是指未經正常離職流程，私自離開公司的行為。據統計，該公司2009年品管部、成型部、組裝印刷課共離職707人，其中自離的為249人。雖然自離意味著將要被扣除一個月的工資，但許多農民工仍然采取自離的方式，一方面有些農民工缺乏職業意識，不了解自離的后果；另一方面是他們遭受挫折或不理想待遇等之后而采取的賭氣行為。
2009年設計部錄用了三名來自昆山一所專科學校的應屆畢業生。上班一周后，三人均莫名其妙地曠工，最后公司將其按自離處理。事后了解到，他們對公司的離職流程一無所知。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一些自離的農民工事后還到公司索要工資，被公司拒絕，他們不免后悔因不了解公司的辭職流程而帶來的損失。
辭職是指經過公司規定的離職流程，即試用期內提前三天書面申請，滿試用期的提前一個月申請。公司專案管理處小賈，2009年12月20日進入公司，2010年4月提出辭職。辦理離職手續時，一朋友問他今后的打算，他的答案是還沒想好。類似小賈的例子不在少數，許多農民工辭職后便進入失業狀態。
1.2被動離職
被動離職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因客觀因素導致的離職行為，二是因農民工自身的不良表現導致的離職。
客觀因素主要包括下列幾種情形：第一，農民工的家庭成員搬遷或人事調動，農民工不得不辭職跟隨家人到其他地方發展；第二，公司各方面的待遇、食宿條件、員工之間的關系引起農民工的不滿；第三，農民工返鄉，這種現象以春節及農忙時節最為明顯。公司效益較好，業務繁忙，即使春節，也只有五天假期，而農忙季節則無假期可言。公司的農民工不少來自外省，路途遙遠，五天假期遠不夠往返，請長假也不可能，導致這部分農民工無奈選擇辭職，等春節或農忙季節過后再外出重新找工作。
農民工自身不良行為導致的離職包括試用不合格被公司辭退、被公司開除以及解除勞動合同。試用不合格或被公司開除的農民工以男性居多，相關農民工大多有抽煙、打架、不服從管理、懲戒次數較多或者工作表現較差等不良行為。部分農民工進公司時有欺瞞行為，比如隱瞞學歷、婚姻狀況、生育狀況等，甚至某些農民工與之前任職的公司尚未解除勞動關系，提供偽造的離職證明，這些行為一旦被查出，公司便要求與當事人解除勞動合同。
2×企業農民工離職的原因分析
2.1文化和技能水平偏低與就業定位和期望值偏高之間的矛盾×企業中絕大多數農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大多為中專生與高中生，在人力資本市場中處于弱勢地位。勞動技能偏低的農民工，越來越被擠壓到日益狹小的就業市場中，從而使就業情況更加惡化[1]?！凉居幸恢苄辙r民工，初中文化，2006年9月進入公司，在倉庫任職，主要負責出貨事宜。到2010年，他在該公司服務近四年，卻還是作業員身份。他的上司幾次提出給他升職，但都因為他沒有什么技能被公司駁回。
吃苦耐勞的第一代農民工逐步退出城市，其子女開始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即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年齡一般在18歲到25歲。×企業約85%的農民工為新生代農民工，不少人就業期望值高，卻拈輕怕重，總認為自己干得多、拿得少，沒有正確評價自己的市場地位，稍有不如意，就產生離職的念頭。
2.2自身性格及心理對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的過度反應自身性格因素對離職有很重要的影響。目前×企業職員多為新生代農民工，無務農經歷。他們年輕氣盛、愛冒險、樂于接受新鮮事物，思想開放且較激進，自我意識強，討厭束縛，很容易與人產生摩擦。他們身處公司底層，要接受部門主管管控，還要聽任線長、組長、班長、技術員、作業指導員的指揮，稍有不慎就會被批評。因此農民工會對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產生逆反心理，怨恨上級和公司，最終產生離職的想法。在公司，經常會聽到有人暗地里評價本部門、本宿舍員工的不是，辦公室里也偶爾會發生爭吵現象。新生代農民工逞強好勝，不主動服輸，很少從別人的角度去看待問題。當員工之間的矛盾發展到無法化解的地步時，要么員工主動離職，要么被公司辭退。
新生代農民工從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企業的農民工大多數從事作業員工作，是公司等級最低的群體，有較大的工作壓力。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和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都有所提高，但新生代農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既遠遠低于城市居民，也明顯要低于上一代的農民工，他們對收入的滿意度較低。新生代農民工又憑心意消費，追求時尚，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外面而不是回農村消費的傾向更高，因而對經濟待遇有更高要求，這種訴求卻因其農民工身份而無法實現。在“市民”和“農民”的身份認同中處于尷尬境地，加劇其對自身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的不滿，表達的方式之一便是離職。
2.3×企業以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為導向，管理觀念滯后
企業的根本是員工，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管理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疗髽I的管理制度及管理過程都存在很多漏洞。
員工招聘渠道狹窄。該企業所招收的一線員工都是通過中介獲得，只要體檢合格的都可以聘用，這樣就省掉了一個篩選環節。因為中介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他們不會為企業挑選合適的人，只要把應聘者順利送進公司他們就達到了目的，無形中抬高了人員流動率。
勞動關系管理混亂。勞動關系的基本內容包括：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在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勞動報酬、勞動安全衛生、勞動紀律與獎懲、勞動保險、職業培訓等方面形成的關系。[3]171-172該企業在勞動關系的管理上存下很多不足。
第一，在合同與勞動保險方面，公司存在許多問題。合同分為兩種，勞動合同與勞務合同。目前，該公司有三分之二的農民工只簽訂了勞務合同，即歸屬于勞務公司，在法律上不屬于該公司的正式員工，公司只給他們交工傷保險，發生糾紛時，農民工只能找勞務公司協調處理。如該公司2009年工傷事故共十九起，而公司記錄在案的卻只有八起。企業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不為農民工繳納失業保險費等，而在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情形下，農民工處于競爭劣勢而不斷變換就業企業，處于高頻流動狀態。[2]
第二，工資待遇不盡如人意。據了解，該公司自2010年2月起，按照昆山勞動局的規定，試用期底薪由原來的850元上調為960元，試用期滿底薪由原來的960元上調為1050元，加班費另計。此外，該企業對外稱提供食宿，實際上每月從個人工資中扣除食宿款320元，而同行業其他企業每月僅扣150元。農民工對公司餐廳的伙食也很不滿意。
第三，公司在處罰制度上存在缺陷。公司《員工手冊》規定，“員工犯錯，情節輕微者，記申誡一次，并扣款20元；稍微嚴重者記小過，罰款50元；情節嚴重者記大過，罰款100元；更為嚴重者將被開除、解除勞動關系。并且規定，申誡達三次就記小過一次，小過三次就記一次大過，受記過處分的年終將沒有資格參加年終獎的評選，并且半年之內無法晉升”。他們每天承受來自上級及整個公司的壓力，時間久了就會產生離職的念頭。
除了農民工自身及企業方面的因素以外，導致離職的還有社會方面的原因，比如農民工的地位、身份等。這些原因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農民工的離職。
3減少農民工離職的對策
3.1踐行現代企業管理理念
通過對該企業農民工離職現狀與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該企業在管理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企業過度注重經濟效益、成本利益，忽視企業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員工。企業是群體的聚合，因此要把不同背景、不同性別、不同地域的人聚合在一起，企業必須具備三大要素：①群體認同的目標；②群體共有的協作愿望；③有效溝通的、制度性的渠道。
企業永葆活力的秘訣之一是企業的發展與員工的幸福融為一體。研究表明，個人的積極性是影響個人績效高低的主要因素，而激發個人的積極性就要靠激勵。沒有激勵，就沒有管理，沒有激勵，企業管理將寸步難行[6]?！疗髽I應充分使用工作激勵、成果激勵、批評激勵以及教育培訓等激勵方式。
除采取激勵措施外，×企業還需拓寬農民工招募渠道，減少對中介的依賴，采用互聯網、報紙、人才市場招聘等方式；×企業應加強農民工知識、技能以及心理、情感方面的培訓，提高農民工的職業意識，宣傳企業文化、企業理念，增強農民工對企業的了解，培養他們對企業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提高農民工的福利水平，加強農民工社會保障力度；×企業須拓展與農民工溝通交流渠道，深入了解農民工的意愿和疾苦，為農民工排憂解難，包括其家庭困擾。
3.2企業引進社會工作
對于“人”的態度，傳統觀念往往是控制性的，即通過控制人來進行管理，這種觀念已不適合現代社會的要求?，F代管理應當是通過幫助人成長來管理，通過幫助員工的成長來實現組織的持續發展，因此企業社會工作的開展顯得越來越重要。
×企業社會工作的形式有兩種：第一，企業設置社會工作崗位，招聘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來幫助員工及企業改善現有狀況，社會工作者作為公司的一員，可以參與到企業管理等重大決策之中，這種方式的介入通常是長期的、持續的；第二，企業購買服務，即企業聘請專業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作為第三方來協助企業管理者管理企業，這種方式的介入通常是短期的、間斷的。
企業社會工作者可以從下列方面來協助×企業改善農民工離職現狀：提供法律和社會援助；協調勞資關系，緩解工作壓力；開發人力資源，促進農民工發展；提供員工輔導，平衡工作與家庭、勞動與閑暇的關系，促進職業福利的發展。對于農民工來說，心理協調與發展是尤為重要的一環。企業社會工作者需要運用所學知識，幫助農民工緩解和釋放壓力，并在企業內部建立一個支持網絡，具體包括：改善環境，進行工作再設計；完善崗位制度，加強過程管理；開拓農民工職業發展道路，挖掘農民工潛能；開展農民工援助計劃；發揮家屬對農民工的支持作用等。
農民工就業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而吸納農民工最多的地方便是各類企業。企業的發展狀況，對于解決農民工失業問題、緩解就業壓力、減少社會矛盾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一方面存在著理論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國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目前，我國企業社會工作尚處于開創階段，甚至沒有專門的工作崗位，但隨著社會各界對社會工作的關注越來越多，對企業社會工作實務的教學、研究也日趨成熟，企業社會工作必將成為一種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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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失地農民；養老；原因；對策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1-0000-01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腳步的不斷加快以及在全國大范圍內的全面推進，越來越多的耕地被征收，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渠道，養老的基本保障，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面臨著“種地無田、上班無崗、社保無份、創業無錢”的困境。而這些問題的存在也造成了一些社會矛盾，阻礙了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對此，本文首先對失地農民的養老現狀進行分析，找出其存在的問題；再者針對現存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并對如何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議，最后闡述完善健全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對農民自身、社會和諧穩定等各方面的重要性。
一、失地農民養老問題現狀分析及存在問題
土地是農民的主要生活來源及生存養老的主要保障，失去土地的農民既沒有辦法再從土地上獲得生存養老的保障，也無法享受到城鎮居民的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這些問題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失地農民獲得的征地補償低，經濟損失嚴重
國家給予被征收土地的農民一定的經濟補償，但僅僅是根據這塊地的年產值進行評估測算，并不包括該土地的其他增值價值等方面，導致直接損害了被征地農民的經濟利益。而且給予的補償較低，只能夠維持失地農民當下的基本生活，但很難讓他們維持和以前一樣的生活水平，并且對于失地農民的就業等沒有妥善安排，造成失地農民養老問題嚴重。
2.養老保險政策不完善，失地農民參保率低
失地農民由于知識能力有限，理財能力不足，而且各種觀念相對落后，所以意識不到參保的重要性。而且生活來源被阻斷，失地農民的經濟能力不夠也是未能參保的重要原因。而現存養老保險政策既沒有對失地農民參保知識的普及教育，也沒有針對失地農民這一特殊群體的參保優惠政策，導致他們的養老問題日益突出，引發社會關注。
3.對于失地農民的社保工作落實不到位
有些地區對于征地工作采用先征收土地再給予補助的方法，而在土地征收結束后，農民的補助無法及時得到，善后社保工作處理不到位，對于失地農民的一些基本要求也無法滿足，因此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導致很多失地農民沒有資金自己解決養老的問題。
二、失地農民養老問題解決對策
1.對現行的征地補償制度進行合理改革，提高農民的失地補貼
現存的補償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農民的切身經濟利益被損害，他們既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也無法得到等額補償，所以才會出現各種養老問題，對此，國家應調整政策，把開發土地的巨額利益從開發商手里分出一部分補償給農民，使其生活得到保障，享受到城市化帶來的好處。
2.加強對失地農民的教育培訓，增強其再就業能力
失地農民的主要問題就是沒有穩定的生活保障，如果對他們進行教育，提高自身的再就業能力，再加之國家補助，那養老自然不成問題。定期對失地農民提供教育機會，提高他們自身素質，政府也應積極提供就業機會以及一定的自主創業鼓勵政策，實現失地農民的再就業。
3.完善養老保險政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因為很多失地農民對于參保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進行理財，因此國家對于失地農民應強制進行普遍性參保，普及教育參保的重要性，并且根據失地農民的經濟能力進行降低養老保險的費用交納，確保失地農民能夠享受到養老保險帶來的福利。除了養老保險政策，還應多制定相應的福利政策，使失地農民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對于養老問題沒有后顧之憂。
4.國家對于征地需要應嚴格規定，不是為了公共利益的征地不能動用征地權
征地權是具有強制性的，用于為了公共利益的土地征收，而現在在我國很多地方存在征地權濫用的現象，政府應對此采取措施，對征地的目的和范圍作出嚴格限定，對進行營利性的商業征地進行嚴格管制，對現有的耕地進行一定的保護，同時也保護農民的切實經濟利益不受損。
三、失地農民養老問題解決的重要性
1.有利于農民自身生活的穩定，給其提供長期的生活保障
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是其面臨的最大問題，因此該問題的有力解決能夠使得農民在失去土地的情況下擁有穩定的生活來源及經濟保障，使得廣大失地農民不用擔心老年的養老問題，也會緩和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矛盾。
2.有利于城市 化的更好推進，讓全民共享城市化帶來的美好成果
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將進入城市化的轉型，而隨著城市化步伐的不斷加快，其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已然涵蓋很多農村地區。為失地農民提供穩定的生活保障，解決其養老問題，是讓眾多農民融入城市享受城市化帶來美好成果的關鍵，所以，失地農民養老問題的解決也可以更好的推進我國城市化的步伐。
3.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
失地農民引發的社會矛盾以及社會糾紛已經引起政府和國家的重視，為了緩和這種社會矛盾，解決失地農民面臨的問題，國家采取了一定的具體措施，比如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及健全，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解決他們的養老問題，因此有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以及發展。
四、結語
失地農民養老問題的解決任重而道遠，非一朝一夕就能徹底解決的。但國家和政府已經根據現存問題采取相應措施，從根本上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民也能享受到城市化帶來的成果。如果對失地農民這一群體不理不問，那么他們將會引發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而這些問題必然會阻礙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以及發展。所以，我們應積極應對，制定相關政策戰略，逐步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從而更好的推動我國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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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民工;貧困;社會排斥
農民工作為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一個重要的勞動力人群, 他們的生活狀況、社會地位和福利情況,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城市的建設上,農民工對城市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本文擬通過對筆者對泰安市建筑工地農民工的深度訪談和其他職業農民工的部分調查問卷,來探討一下當前農民工的貧困狀況并分析致貧原因。
1 對農民工貧困的界定
不同的指標對貧困的定義不同, 現在測量貧困的大部分的指標是以經濟條件為基礎的,如菜籃子法等。對貧困的定義也基本只包括這一方面。但實際上,對農民工而言,他們的經濟狀況并不一定很差,但人們仍然把他們看作弱勢群體,實際上他們仍然是貧困的人群。這說明,貧困并不僅僅是經濟資源上的缺乏,還包括其他方面。結合相關專家、學者的研究,筆者對農民工的貧困這樣界定:農民工貧困是指農民工個人、家庭和群體缺乏物質和能力資源以及因為受到社會歧視和排斥而缺少爭取資源的途徑而導致的一種缺乏狀態和缺乏過程。[1,4]
2 農民工貧困的表現
如果以收入水平作為衡量是否貧困的指標,則農民工并不是貧困的一群,因為他們的工資水平無論是與農村其他勞動力相比還是與城市的享受低保的人群的工資收入相比,都比他們高出很多,但實際上,農民工的生活水平沒有比這些收入都不及他們的人群好,這是因為農民工的貧困表現在別的方面。[2]
根據上文對農民工貧困的界定,通過訪談和調查,筆者發現,農民工在以下幾個方面處于貧困狀態或陷入貧困中。
2.1 工資“收而不入”,大量農民工不能及時拿到工資,即使最后拿到也不是足額發放,拖欠和克扣工資現象普遍存在。在調查中,幾乎所有的農民工都沒有及時領取到工資。在訪談中,問到他們得工資時,基本都是每個月只發200-300塊錢得生活費,而且是從工資里面扣除得,大部分得工資都是至少半年才發一次。就像下面兩位農民工說得一樣:“最大的困難,跟著一個老板,做到年底錢沒拿到手,是最難的。我找到一個公司,他以前給那個公司做過活兒,人過年走了,江西人,我們一直等到他過第二個年,找到這個公司才找到他,我等到臘月二十四才找到他本人,后來把這個錢要到了,兩年才要到這個錢?！?/p>
2.2 能力貧困。在訪談和調查中發現,農民工因為自身能力的原因使得就業機會大大減少,只能靠出賣廉價勞動力獲得一些臟累差的工作。他們從事的一般是建筑業、紡織業、餐飲業等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且安全系數比較低的行業。這些工作崗位的待遇水平一般不高,但風險高,一旦出現意外極易陷入貧困。在問及他們有沒有轉到其他行業的期望時,他們很無奈的回答即使有那種想法,也因為能力的缺乏而無能為力。就像這位農民工ZHJ(陳)說:“(找其他行業的工作)是有點問題(困難),多識點字可以找到好一點的。現在字識的不多,初中現在沒用,書讀了一點點,現在有什么用呀?！?/p>
2.3 社會福利貧困。現在社會福利的水平在提高、覆蓋面在擴大,但農民工的福利水平卻因為其身份的特殊而處在了福利的中空地帶。在農村,現在有農村合作醫療,在城市有最低社會保障制度等福利制度,但農民工卻是戶口在農村,工作在城市的特殊人群,因為戶口的限制,沒有城市低保的資格;雖然可以參加農村合作醫療,但由于地理原因,幾乎沒法享受這種福利。所以,他們的生活沒有任何保障。被社會保障制度排斥在外的他們一旦發生變故,就陷入貧困之中。在訪談和調查中發現,最基本的四大社會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他們的大部分情況是沒有參加,甚至沒有聽說過。
2.4 話語權貧困。本來就是弱勢群體的農民工,極易受到其他群體的不平等待遇,但在受到不平等待遇后卻難有尋求幫助解決的途徑,這使得他們很難擺脫困境。在調查和訪談中,當問及農民工在遇到困難時是否會求助社會及有關部門,他們都表示了不滿,他們坦言,開始的時候也尋求過一些社會幫助,但基本都沒有效果,所以,現在他們傾向于用一種他們自己的方式為自己爭取權利,而其中有些方式是很危險的,對社會和農民工本身都不好。
從以上可以看出,農民工的貧困更多的是一種權利上、保障上、能力上的貧困,他們是農村中比較活躍的一群,可以說是底層精英,但他們卻沒有很好的機會和途徑向社會上層流動。他們的貧困較少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種制度上的排斥,社會應當采取措施為這些底層精英提供更多的機會。
3 農民工貧困的原因
正如上文所說,農民工的貧困更多的是一種制度上的排斥,通過對農民工的訪談和結合當今一些對農民工的政策,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導致了他們的貧困。
3.1 就業機會的排斥。中國城市的農民工在尋找就業機會的過程中被就業制度排斥了。他們沒有被納入正規的勞動就業服務體系,他們在城市身份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使他們無法在城市正式的就業體系中找到工作,只能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中尋找那些不受任何保護的邊緣職業和底層職業。
3.1.1 缺少正規的就業信息。嚴格的戶籍制度將農民僅僅束縛于農村,對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并不了解,僅有的信息,比如外面有沒有工作機會,工資收入有多少等等,只是通過在外打工的同鄉的只言片語中了解到的。對于農民工而言,他們的就業信息缺乏,無法在城市正式的就業體系中找到工作,只能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中尋找類似于建筑工人等危險性高、不被社會重視的職業。此外,近年來農民工在面對與城市越來越多的下崗、失業工人的競爭時,進一步排斥和剝奪就業機會的現象,有些受訪者曾誤解政府又要將他們排擠出城市。
3.1.2 就業培訓和服務體系不完善。目前市場上的就業培訓費用過高,成為農村青年就業的一道門檻。以技工教育為主的職業培訓發展滯后,政府對就業培訓的投入不足,對民間培訓指導不力,培訓費用高、時間短,導致有些培訓流于形式,對青年實際技能的提高沒有幫助。
3.1.3 基本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絕大部分用人單位看到農民工對自身基本權益的不了解,沒有和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一旦發生勞動糾紛,農民工沒有辦法得到勞動就業部門的保護。目前農民工在處理勞動糾紛和工資拖欠問題時大多采用私了的方式,拖欠的工資如果數額較少也不去追究了。另外,農民工也受到來自用工單位在工資待遇、職業福利等方面不平等的待遇。
關鍵詞：合作 農民合作
Abstract: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of cooperation，but it cann’t cause efficient cooperation certainly.The ke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llocation system of benefits produced by cooperation.Tt’s difficult to cooperate for Chinese peasants.This is a true topic as well as a false one.To study from economic aspect，the priority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 construction lies in circulation field.Other organizations must be the main means and governments must be the main promoting forces for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To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operative means that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to new means based on contract is one mission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 construction.And it’s accords with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demands.Legalization is the essential system conditions to promote peasants cooperation;Both culture cre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To enhence the credit system of Chinesn peasants is also a important way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In addition to these，it’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allocation system of benefits.
Key words cooperation. Peasants cooperation
“合作”一詞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員之間的共同行動或協作行動的意思。我國辭海解釋“合”字，有融洽、協同、共同、合辦等意思；辭源解釋“合作”是兩個或兩個人以上共同創造的意思。英文中“合作”（Cooperation）一詞是協作、共同行動的意思。
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人類要生存，要與自然做斗爭，就需要合作，正如呂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欲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暑濕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與之利也?！?/p>
合作的范圍是廣泛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合作是人類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合作形式之一。經濟合作構成了合作研究最主要的內容。
合作的收益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合作會增加物質性的收益。主要表現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規模，有助于產生規模效應。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間容易產生外部性等作用，從而有助于實現聚集效應。另一方面，合作會增進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實現人的自我價值的前提條件。人的自我價值只有在團隊中，或者只能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體現出來。如果全社會只由一個人構成，這時，價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類精神上的某種不確定性和匱乏性。團隊使人具有了某種歸屬感和安全感。人在團隊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來源和渠道，從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確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發散信息的渠道，從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滿足；三是人在團隊中，通過組織活動及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流，使個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是人類自組織的均衡，是人類理性的必然選擇。由于合作能明顯增加合作各方的收益，所以，具有發達理性的人類選擇合作也就成了必然。對于要求合作的各方而言，都存在著一種推動合作的理性動力。時間的演進和合作各方的不斷磨合會使合作制度越來越有效；同時，人們之間合作的意識也會越來越濃。
分工是產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領域的分工。經濟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經濟合作的前提；社會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社會合作的前提；知識領域內的分工是導致知識專家們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類型的分工會導致不同類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會導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類的合作水平最終取決于分工的水平。社會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會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源，所以，選擇合作是人類理性的最終體現。一方面，人類會面臨分工的不斷深化；另一方面，人類應不斷推進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構成了人類演進的兩大動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會導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產生，這里關鍵取決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設。約翰·泰勒指出：“認為分工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了充分原因則是社會理論最深的錯誤觀念之一。分工并沒有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原因。它僅僅描述了需要契約的條件。兩個人合力架一根橫梁要比一個人單干容易得多，但兩人并不會因此就會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種情況，即每個人都承認對方對于架好的棚屋擁有一部分權利?！奔s翰·泰勒所強調的是：要實現合作，不僅要求能夠通過合作增加合作者們的總收益，而且能夠保證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體內部應充分認可成員之間的相關關系；其二，應充分尊重成員間的相互需求。
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是保證合作有效的基本內容。在合作組織內部，公平與效率二者是有機統一的。這里的公平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本質是不公平。在合作組織內部，最大的公平就是要體現按貢獻分配的原則；同時，可考慮給弱者以適當的傾斜。只有實現了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調動每一合作成員的積極性，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也就促進了效率目標的實現。這里效率不僅體現了合作成員的個人效率，也體現了合作組織的整體效率。因為公平原則使個人效率與組織效率得到了有機統一。
合作具有歷史傳承性。馬林諾夫斯基說：“一切組織和一切協調行為都是傳統的綿續性的結果，并且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雹偬K珊·溫認為：“建立社會組織所根據的概念構成任何一群人的認識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遺產代表關于如何組織生產的好幾代人的知識，因此是任何一個國家所有的、用來追求經濟發展的‘資本’的最有價值的形式之一?！雹?/p>
合作的難度與成員個數成正比例。奧爾森指出：“組織成本是集團中個人數量的一個單調遞增函數”。③諾思和托馬斯也指出：組織“費用多寡往往直接與必須參加協議的人數有關”。④
誠信是保證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條件。誠信的維持在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面。自律靠靈魂的自覺，而靈魂的自覺又需要靈魂的恐懼感來維持。他律靠法律制度，社會的法治化是提高誠信度的有效途徑。人治的隨機性本質上是破壞誠信的，而法治才是誠信建設的根本。
合作的目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成員的個體利益。任何為了單純合作而損害合作成員個體利益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其最終結果只會導致合作的解體。
合作的路徑有：血緣、地緣、業緣，其中血緣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血緣合作是人類最早期和最初級的合作形式。血緣合作可以滲透到地緣合作和業緣合作中。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血緣合作方式也會不斷得到改進。但基于地緣和業緣的合作將會更加廣泛化。
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的產生根源于男女在社會和經濟分工方面的不同作用。家庭最主要的功能是經濟，經濟也是決定家庭形式的最深層原因。從歷史過程來看，家庭的產生不僅使家庭成員獲益無限，而且也使社會獲益無限。所以，家庭的出現實是人類合作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家庭的演變趨勢看，隨著家庭功能的逐步社會化，家庭形式肯定會發生各種變化，會取得與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各種新形式。未來家庭形式的存在應當更加滿足個人化、人性化、理性化、效率化等特征。道德產生的深層原因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所以，未來的家庭道德將會具有新的內涵。
企業等各種類型的合作組織，是合作形式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企業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經濟組織。決定企業組織形式變革的主要因素是經濟成本。在未來社會，人類的企業合作形式會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但合作本身又是總體性原因的結果。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將綜合影響合作本身的演進形式。經濟是合作的基礎條件，制度和體制是合作的保證條件，文化是合作的靈魂和實質。
中國農民合作難，既是一個真命題，也是一個假命題。有的同志認為中國農民合作難，有的同志卻認為相反。其實，這里只說對了問題的一半。合作有不同類型和性質的合作。中國農民合作的難易取決于是什么類型和性質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真命題的理由是：首先，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天然缺乏社會化的大分工，社會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導致相應社會化合作的缺乏；其次，鄉村熟人社會的特征和相應人治的傳統并不能使契約關系得到普遍發達，從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勵功能；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所體現的現世主義風格使人的精神趨向一種短期情結，從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長期化和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假命題的理由是：首先，雖然小農經濟天然缺乏社會化大分工，但小農經濟具有自給自足式的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這種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趨勢；其次，鄉村熟人社會和人治傳統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國農民的合作是中國農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農民的現代化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個層面是生產者自身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一個層面是生產工具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技術創新。一個層面是生產組織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農民的合作是解決農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會改變中國農民的弱勢，從而最終會使社會結構向更加均衡化方向發展。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重點應在流通領域。目前，中國農民的生產結構仍是以小農經濟生產形式為主。這種生產形式的最大特點是規模小，分散和生產結構的同構，類似于分散的細胞。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就必須改造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形式。但在中國，這種小農經濟結構的改造仍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所以，中國農民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形式也就更為困難和缺乏經濟基礎，這也就客觀決定了應將流通領域內的合作成為合作建設的重點。另外，從目前中國“三農”的現狀看， “小生產”和“大市場”如何對接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所以，一方面，順暢的流通系統會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的有效性，最終會使社會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產，促使生產形式的變革和發展。
他組織應成為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設有兩條路徑：自組織和他組織。自組織是指合作自發生成，由內生的因素決定。他組織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動，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來說，組織成本越小，合作越傾向于自組織。其中確定性是影響組織成本的重要變量。因為確定性是形成預期穩定的關鍵，而預期的穩定性又直接影響著合作的有效性。生產和流通相比，生產的確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產的合作更傾向于自組織，而流通的合作更傾向于他組織。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決定了中國農民的合作重點只能在流通領域，這也就客觀上決定了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組織。
政府應成為推動農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來說，他組織主體主要有三種類型：政府、社會服務組織、優秀的個人。從中國目前發展的現狀看，三種他組織主體，只有政府相對具有較大的規模優勢，同時，又具有先進的手段；所以，政府應成為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推動者，同時應輔之以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在將來，隨著合作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的他組織主體地位可逐漸讓位于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
中國農民合作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完成從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轉向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緣為主，而是以契約為主）。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對中國的發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自有其許多獨特的優勢。但血緣畢竟屬于熟人社會的范疇，市場經濟本質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約和貨幣。所以，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對這種以血緣為主的合作形式及傳統進行改造。但傳統又具有遺傳性和慣性，同時，任何傳統的改造又不能脫離現實的生產力基礎。對此，目前中國農民的合作，一方面應充分利用傳統以血緣為主的合作的優勢，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應積極促進傳統合作形式向現代合作形式轉變，并且這將是一項長期任務。
農民的法治化是推動農民合作建設的必要制度條件。法治化導致規則化和有序化，規則的有序導致合作預期確定化，而預期的確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證條件。人治只導致不穩定和隨機，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緣化）。
以文化創新推動中國農民的合作化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對合作的作用學界有不同觀點。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國政治的禮治傳統。他們認為法治建立在人與人相持之勢上，而禮治建立在人與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條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無條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會哲學強調義務，而不強調權利，教人相容不要相違，不用法律規定人際關系，不拿刑罰做事后消極制裁。三是中國歷史上就存在類似的合作的組織。戴藹廬在談到歷史合會組織時，指出：其起久行遠，行之數千百年而不弊，此類組織無南北，咸甚發達。至合會之制，則具勤儉儲蓄之性質者有之，相互保險之性質者有之，扶危濟困之性質者有之。其信用之穩定，組織之密，計算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讓。而其名目則因地而異殊為繁多：如集合、邀會、聚會、請會（山東）、打會（安徽）、糾會（浙東）、約會（湖北）、做會（廣東）、賒會（云南）等。王宗培認為：合會制度肇始于中產階級，并由其推廣至無產階級，已成為中國社會最通行的合作方法?；谏鲜銮闆r，法國人戈蒙（Jean Gaumant）甚至認為“各國合作組織所代表的合作思想，與孔圣人的教訓是一致的，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運動。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國人的性情說，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團體生活習慣，缺乏組織能力，不會商量辦事。所以對合作社不甚合適。中國人頂愛關門過日子，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中國人頂現想的社會；這就與合作不合了。”⑥ 任子正等人則認為中國農村的民風和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也對普及合作動動產生負面影響。這里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只有利于中國農民的傳統合作，即以血緣為主以及衍生的各種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約為主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對熟人是誠信，對陌生人是機會主義。所以，中國要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要引導農民走向現代合作形式，就有一個文化適應問題。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機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適應，才能和諧發展，才能使社會在均衡中演進。對此，筆者認為，在中國應大力吸收有利于農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改造傳統文化，使之取得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現代形式；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盲目清高，應當充分吸收一切先進的文化成果，以推進中國農民的合作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文化創新上，應堅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膽放棄一切不利于中國發展的陳舊觀念和落后傳統；二要實事求是，應當符合中國國情；三是要體現以人為本，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這既是中國問題的出發點，也是中國問題的歸宿。
以民主化推進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時，合作本身又體現著成員間權利和義務的一種約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條件。這里的民主化建設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應建立和健全合作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應為合作組織的成長提供一個民主化的環境；三是應完善基層政權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強中國農民的誠信建設，這是解決中國農民合作難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農民具有天然的機會主義情結。從歷史傳統來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農業中人與自然的博弈不同一起人與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動制約，從而間接有利于產生一種“搶收搶種”的機會意識，并進而發展成為一種機會主義心態；另外，嚴酷的生產環境和落后的生產條件也容易誘發農民的機會主義心態。其次，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傳統也是滋生機會主義的溫床。再次，中國文化的現世主義風格又進一步強化了機會主義行為。從現實中國社會的發展看，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階段，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秩序的重造過程，所以轉型也就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無序，而混亂和無序又會更進一步加劇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誠信的死敵，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到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是一項總體性和系統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觀對農民的合作有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利益。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民應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賀雪峰在談到中國農民合作問題時，講到如下一個例子：在荊門調查農田水利的時候，遇到一個村民小組因為有農戶不出畝產10元的抽水錢，而導致畝產減產20%（有的田塊減產更是超過50%）。對此，他得到的結論是：“農民不是根據自己實際得到好處的計算，而是根據與他人收益的比較，來權衡自己的行動，這就構成了農民特殊的公正觀：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我的行動中額外得到好處。而在任何一個社會，都總是會有極端自利的少數和極端無私的少數，這兩個極端不能代表農民的平均水平。構成農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觀，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無力處理極端自私的少數人（即以上實例中不愿出錢抽水的農民），因而就無力解決農村社會的公共物品供給問題，搭便車行為將公益破壞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損失。”⑦對此，筆者認為，農戶不愿出抽水錢可能與上述賀雪峰所說的公正觀有關，但這樣的公正觀又確實讓人想不通，實在是一種非常愚笨的表現。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可能與農民社會的低信任度有關，把錢交給別人是不放心的，“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二是可能有些農民不是不想獲利，而是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缺乏理性的計算和判斷；三是還要看反映情況的人的有關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況，這種情況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體組織者是否存在腐敗，如有則會引發農戶的抵觸情緒；五是可能也與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關；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況，并不能據此得出一般結論，現實中也有許多與此相反的事例?？傊谝话闱闆r下，經濟利益是一切問題的核心，觀念是為利益而服務的。觀念對行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觀念本身又是行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觀對利益的追求有影響，但利益本身才是農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所以作為一個理性的農民，選擇合作，還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觀念則次之。而解決利益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未來中國鄉村合作模式的選擇應立足于社區自治。這里重點應解決好鄉鎮問題。目前，鄉鎮問題的核心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不均衡，所以，筆者認為，解決鄉鎮問題的出路，既不在于取消、虛化或實化鄉鎮，也不在于如有的學者提出的實行有限的鄉鎮自治，而是在于轉化，即應重新配置鄉鎮權力體系，形成一個均衡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體系，這里關鍵是要重新調整“條”“塊”關系，實行“條”執行、“塊”監督。具體設想如下：1、將現有鄉鎮的所有職能進行歸類細分，并將具體面對農民的執行職能全部“條條”化，實行“條”管理。涉及到鄉鎮的有關機構完全變成全國或省或縣的派出機構，人員調配、干部升遷、物資配置完全統一管理。2、在上述基礎上，將鄉鎮一級黨委和政府改為只設黨代會和人代會兩個機構，并設相應常委會，是為“塊”，鄉政府完全自治化。3、鄉黨代會或人代會的主要職能是監督，即監督“條”在具體執行和運作過程中是否有不稱職現象。4、對原有鄉鎮遺留問題如鄉鎮負債等問題可采取如下途徑解決：（1）轉移到相關的“條”系統內，由“條”自行消化一部分；（2）國家補貼一部分；（3）發動本地群眾集資解決一部分；（4）實在不能解決的，可采取先掛賬，以后再想辦法解決。實行“條”執行、“塊”監督的好處有：（1）有利于“條”的高效率動作。（2）有利于發揮“塊”的積極性。（3）形成了一個相互制衡的均衡權力體系。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情況根子就在于沒有理順“條塊”關系。通過“條”執行、“塊”監督可改變這種局面，放也不會亂，收也不會死。（4）宏觀上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統一。（5）由于“條”的有關經費全部來自本系統或國家，“塊”的運行成本又很低，這樣，也就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也不會產生鄉鎮負債問題。（6）有利于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7）為最終消除中國的二元社會結構和二元經濟結構提供了一個基礎和平臺。
注釋：
①[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90頁，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②[美]奧斯特羅姆等：《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15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③[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38頁，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⑤吳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頁，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