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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盡管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已有部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刑民交叉案件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從而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法律事實作了相應的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據犯罪嫌疑的發現時間，這類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訴訟審結后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第一種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對于第二種案件，主要實行“先刑后民”原則，即民事訴訟暫時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或者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對于第三種案件，立法沒有相應的規定。對于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爭議較多。其主要的問題表現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上，是繼續保留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還是廢除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則是否合理？應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決的沖突問題如何解決？對于這些問題，學術界和實務界是各抒己見，看法相異。下文主要圍繞這幾個問題闡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當今社會生活紛繁復雜，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常常出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盡管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已有部分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尚待解決。
刑民交叉案件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為主體實施了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為主體，法律事實牽連，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為主體對同一標的物分別實施了犯罪行為和民事侵權行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關系，但訴訟標的物牽連，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或者侵犯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異性，決定了對同一法律事實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理解，造成了公、檢、法三部門對案件性質的認識存在著分歧，有的認為是刑事案件，有的則認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也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法律事實作了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審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問題
1）、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中的有關法律問題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在刑事訴訟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訴訟審結后發現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第一種案件，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即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問題；對于第二種案件，主要實行“先刑后民”原則，即民事訴訟暫時中止審理，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或者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對于第三種案件，立法沒有相應的規定。對于這類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爭議較多。
2）、刑民事判決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是兩種不同的審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獨特的程序，因此兩者判決本來是不應當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長期堅持民事審判中的保障社會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訴訟的構造與刑事訴訟雷同。民事訴訟在這種大環境下失去了她的獨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訴訟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審查、采納證據的做法中。三大訴訟法證明標準的一致性，更是這種做法的外在表現。因此在我國三大訴訟法的判決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在現代訴訟法理的發展中，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與刑事訴訟目的完全分開。民事訴訟的目的是解決糾紛，保護當事人的私權，主要關注的是保障私權。刑事訴訟的目的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主要關注的社會利益。兩者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獨特的訴訟原則和程序，比如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上訴不加刑；民事訴訟中的處分主義、調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現在證明標準上，大多數國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訴訟的“排除合理懷疑”和民事訴訟的“優勢證據”。這些都為刑事判決和民事判決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礎。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裁定生效之前發現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1.人民法院作為民事經濟糾紛而受理的案件，經審理不屬于民事經濟糾紛而有犯罪嫌疑的，應當根據民訴法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案件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在經濟交往中，當事人往往為了實現和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于一方當事人的犯罪行為很少向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報案，特別是國家利益受損而當事人獲利的案件。由于這類案件僅僅是有犯罪嫌疑卻并未作出有罪判決，因此不應當完全排除民事訴訟。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八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于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惫P者認為，簡單地裁定駁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據《規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經濟糾紛的案件后，經審理發現有犯罪嫌疑，就應當屬于刑法的調整范疇，而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條件，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也就是說，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屬于刑法調整而絕對排斥民事救濟。對此，筆者認為，刑法與民法雖然都是保護人權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顯的區別，對公民權利保護的側重點不同，刑事救濟手段并不當然排斥民事救濟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實現的方面應該盡可能發揮民法的作用，對于僅僅有犯罪嫌疑的經濟案件，不能駁回而應該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案件線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對案件進行偵查前決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經濟案件還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認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則及時將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對案件繼續審理。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犯罪嫌疑，經偵查終結，依法需要提起公訴的，將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根據案件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的關系來確定案件的審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處理結果不影響民事部分的處理，則可以將案件分開審理，如果影響民事部分的處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則等待刑事部分的處理結果，再對民事部分進行處理。
2.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已經立案受理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對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有犯罪嫌疑的，應當書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須立即裁定中止審理，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由于犯罪行為直接關系到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響社會的安定，因此，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一旦發現當事人的行為可能觸犯了刑律，必須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說明相應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須裁定中止民事訴訟程序，待刑事偵查終結后，根據民事部分與刑事部分的關系對案件進行審理，或者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對刑事部分審理終結后，再審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決、裁定生效后發現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決、裁定生效后發現法律事實涉嫌犯罪，應當立即裁定中止執行并通知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并將案件全部材料和線索隨案移送，經偵查終結，沒有犯罪事實的，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應當將結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繼續執行原生效的判決、裁定。如果確有犯罪事實，依照刑訴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之規定需要提起公訴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人民檢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規定，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原生效判決、裁定，而不論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是否正確，因為對同一法律事實，刑法上的處理方法與民法上的處理方法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如對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為贓物處理，民事上則可能作為不當得利等方式處理；對于當事人的損失，在民法上可能通過賠償損失的方法來彌補，在刑法上則通過追繳的方法來實現，然后根據案件刑事部分與民事部分的關系決定適用的審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則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權利和民訴法的處分原則，除非當事人有民訴法第一百八十條之規定，即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規定的，不得撤銷原調解書，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不變，僅就刑事部分單獨審理。
三、為了更好地正確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適用“先刑后民”原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筆者認為，審判實踐中應遵循“先刑后民”原則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時準確地打擊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脫刑罰制裁。目前相關的司法解釋已為“先刑后民”原則提供了法律依據。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兩高—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均明確規定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涉嫌經濟犯罪時應及時移送偵查機關處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又進一步加以具體和明確。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詐騙案件為例，在合同相對方選擇民事救濟主張民事權利時，受訴法院應先按民事訴訟程序立案審理，審理中如果發現存在刑事詐騙犯罪嫌疑時，應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訴訟，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如果合同詐騙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審理應視刑事案件追贓退賠情況或者當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贓退賠給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判決返還財產或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的，則民事訴訟程序應終結（由當事人申請撤訴或裁定駁回）；若刑事案件沒有追贓或者受害人沒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則應在刑事案件判決生效后再行恢復原來的民事訴訟程序，并依法就民事爭議作出判決結案。在合同相對方選擇刑法保護時，則按刑事訴訟程序解決，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保護自己的民事權益；若刑事案件沒有追贓、責令退賠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5條“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钡囊幎?，則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主張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受訴法院此時依法應予立案審理。被告人在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并不影響其承擔民事責任。追繳或退賠只是通過人民法院的公權力對因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的被害人所給予的一種法律救濟，如果經過追繳或退賠，仍不能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被害人有權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途徑獲得法律救濟，只有這樣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將“先刑后民”原則固定下來，有必要對《若干規定》作相應修改。《若干規定》第十一條：“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苯ㄗh修改為：“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如果經刑事審理認定犯罪成立，應當裁定駁回民事或裁定撤訴；如果經刑事審理認定不構成犯罪的，應恢復民事訴訟程序?！薄度舾梢幎ā返谑l：“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苯ㄗh修改為：“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中止訴訟，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或檢察機關，并送達當事人；經刑事審理認定犯罪成立的，應當裁定駁回民事或裁定撤訴；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p>
2、允許當事人在合同詐騙中選擇提起“刑附民”訴訟
當事人在合同詐騙中提起“刑附民”訴訟符合刑訴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精神。所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物質損失即經濟損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檢察院對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出要求賠償的訴訟活動。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復規定：“關于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但應限于附帶賠償物質損失的民事訴訟，不宜擴大附帶其他民事訴訟?！弊罡叻ㄔ骸度舾梢幎ā返诎藯l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害人對本《規定》第二條因單位犯罪行為造成經濟損失的，對第四條、第五條第一款、第六條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未能返還財物而遭受經濟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一并審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經濟損失也有權對單位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币陨纤痉ń忉屵M一步明確因犯罪而遭受物質（經濟）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合同詐騙中的受害方可以通過附帶民事訴訟減少訟累，及時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減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損失。
3、合同詐騙中的受害人財產損失可通過多種渠道救濟
合同詐騙中受害人的財產損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外，還有其他三種渠道：首先可申請公安、檢察機關直接返還?！度嗣駲z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追繳的財物中，屬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應當及時返還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條（二）規定：“對扣押在人民檢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違法所得¨¨¨，需要返還被害人的，直接決定返還被害人。”最高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體的解釋（試行）》第二百五十六條規定：“對于被害人的合法財產，被害人鳴確的，扣押、凍結機關應當及時返還?！睆囊陨纤痉ń忉尶梢钥闯觯瑢Ρ缓θ说暮戏ㄘ敭a司法機關原則上應當直接返還。其次由法院刑事判決追贓。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
4、明確合同詐騙判決后的涉案財產由法院執行庭（局）執行
筆者認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決追贓或責令退賠，可由刑庭依職權移送本院執行庭（局）執行，追贓后退賠返還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可在判決生效后由當事人直接申請強制執行，由法院執行庭（局）負責予以執行。理由：一是由執行庭（局）執行此類案件有理論支撐和法律依據。從性質上看，刑事追贓是一種對犯罪行為所生之債強制予以清償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質上卻屬于民事范疇，因此刑事追贓判決與民事判決的執行并無不同；從目的意義上看，刑事追贓目的意義在于保障被害人財產權利受犯罪行為侵害后司法救濟，與民事判決是相同的。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一條已明確規定執行機構的職責，是專門負責執行工作，而此類案件的執行又屬于執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執行庭（局）負責執行此類案件有其法律依據。二是由執行庭（局）負責執行符合審執分離司法體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執行庭（局）執行有利于執行資源的優先組合。執行工作是一項專門的工作，執行庭（局）作為人民法院專門的執行機構，有符合執行條件的專業執行人員和豐富的執行經驗，所有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備的。為此建議修改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2條、第19條的規定，增加規定執行刑事追贓判決屬執行庭（局）職責和業務范圍，并明確該類案件由刑庭依職權移送。
注釋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兩高—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
罰金是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交納一定數額金錢的一種刑罰方法。隨著刑法的不斷修訂,罰金刑的適用范圍與種類不斷擴大,并改為與其他主刑并處適用,強化了罰金刑的執行措施及交納方式,有利于罰金刑的正確適用和順利執行。但在罰金的對象、數額、執行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亟需改善。
近三年來,我院提起公訴的已判決刑事案件1361件,判決罪犯2099人,其中適用罰金刑909件1462人,罰金刑的適用率為66.8%。在適用罰金刑案件中,判處緩刑并處罰金的101件171人,單處罰金的34件72人;侵財型案件為613件985人;判處罰金2000元以下的263件448人、罰金額在2000至4000元之間的151件208人、罰金額在4000元以上的495件806人;被告人中本地人816人,未成年人62人。通過對以上數據統計,以及對相關案件的調查分析,適用罰金刑案件主要呈現如下特點:
(一)罰金刑適用以并罰為主,極少單獨適用
我國刑法體系中,涉及罰金刑的法條、罪名眾多,相對集中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兩章中,且規定罰金刑可以并處也可以單處。但從我院審查判決具體情況看,適用罰金刑基本上為并處,很少單處。2010年以來,法院判決的1361件2099人中,有875件1390人被并處了罰金,占案件數的64.3%,單處罰金的34件72人,僅占案件數的2.5%。
(二)從適用罰金刑的案件類型看,涉及侵財型犯罪的占絕大多數
在被判處罰金刑的案件中,有613件985人因侵財型犯罪被判處罰金刑,占67.4%,主要集中在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等罪名。從判決情況看,侵財型案件幾乎全部并處罰金,且適用緩刑的較多,在上述判決的1361件2099人中,侵財型犯罪案件共641件,其中被判并處罰金的613件,占全部侵財案件的95.6%,僅有28件未被并處罰金刑;在判處罰金的侵財型案件中,有174件同時判處緩刑,占28.4%。
(三)從罰金刑的適用對象看,更傾向于非外來人口,且適用緩刑的較多
在被判并處罰金刑的1390人中,有816人是本地人口,占58.7%;被判并處罰金且適用緩刑的171人中,有102人是本地人口,占59.6%,有69名外地被告人被判并處罰金且適用了緩刑,且這69名外地人大多在青島本地有常住戶口或固定住所。
(四)從罰金的數額看,判處4000元以上的居多
在909件適用罰金刑案件中,判處罰金4000元以上的有495件,占案件的54.5%;判處罰金2000元至4000元的有151件,占案件的16.6%;判處罰金2000元以下的有263件,占案件的28.9%。
一、離婚案件缺席審理增多的原因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流動性加大,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涌入城市務工,導致夫妻雙方長期分居,這種情形日益增多,使很多夫妻常年聚少離多,嚴重的影響了夫妻感情。一旦雙方感情出現裂痕,一方到法院要求離婚,由于其往往不能準確提供對方的詳細地址,使得法院常常很難通知被告應訴。在這種情況下,法院通過其他送達方式無法送達的,往往只能采用公告送達方式送達應訴通知書和開庭傳票。
此外,有的當事人缺乏家庭責任感,對婚姻無所謂,常常行蹤不定,表現為不辭而別,獨來獨往,另一方很難把握其行蹤;還有一種當事人是惡意缺席,故意規避法律,不愿承擔不利后果,如不想離婚,不想撫育小孩或不想讓對方獲得財產之利益。故意不到庭,造成對方當事人舉證困難,人為增加法官判決離婚難度;還有的拖延訴訟,迫使對方當事人讓步。
二、離婚案件缺席審理的弊端
1、雙方感情是否破裂難以查明。在缺席審理時,由于被告未到庭,給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質證程序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審判中,法官主要看原告的舉證,不能通過聽取雙方的陳述、辯論并結合雙方提供的證據來判斷雙方夫妻感情是否確已破裂。有時原告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往往夸大其詞,甚至杜撰一些不實的事實來證明夫妻感情不和,法官僅憑原告的陳述及其提供的證據確實難以判斷雙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2、財產及債權債務狀況難以查明。原告在庭審中提供的財產情況,可能有遺漏,因為對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間所得的財產,原告不知情,亦無法查清,更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在這種情況下,財產的分割僅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間所得的財產和被告下落不明期間原告所得的財產;同時還可能存在虛假,因為原告為了達到多得財產的目的,也有可能隱瞞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這種情形如果涉及的財產多、數額大,缺席判決后,一旦被告重新出現,新的財產分割紛爭必起無疑。同時,因為被告未出庭參加訴訟,對夫妻間的共同債權、債務亦無法查清。在共同債務問題未查清的情況下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有可能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3、子女撫養問題難。缺席審理時,夫妻雙方不能就子女跟誰生活及撫養費的承擔等問題進行協商。當原告不同意撫養子女,對被告公告送達缺席審理時,若判決由原告撫養,而被告又下落不明,對原告來說是不輕的負擔,且對原告不公平;若判決由被告撫養,而其又下落不明,子女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切實的保護,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
三、離婚案件缺席審理應注意的問題
1、依法通知被告應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在或者答辯時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準確的送達地址、收件人、電話號碼等其他聯系方式,并簽名或者捺印確認”。第十條規定“因當事人自己提供的送達地址不準確,送達地址變更未及時告知人民法院,或者當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達地址而導致訴訟文書未能被當事人實際接收的,按下列方式處理:(一)郵寄送達的,以郵件回執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視為送達之日;(二)直接送達的,送達人當場在送達回證上注明情況之日視為送達之日。上述內容,人民法院應當在原告和被告答辨時以書面或者口頭方式告知當事人”。對惡意缺席的被告,法院可以依法要求其提供自己的送達地址,然后向其郵寄送達訴訟文書,其簽收與否不影響送達的法律效力。對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若用《民訴法》規定的其它送達方式均無法送達的,采用公告送達。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2、對一方以下落不明離婚的案件,要把查明對方當事人是否確屬下落不明作為案件審理的重點,因為查清該事實是確定案件能否適用缺席判決的關鍵。訴訟中對原告提交的證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證據,因無法質證,不能直接作為定案依據。審判人員應根據這類案件的特殊性,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除調查核實原告提供的證據外,還應當調查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的近親屬,因為一方當事人若非下落不明,其一定會和近親屬保持聯系。如果其近親屬也不知道其下落,那么結合原告方提供的證據,可認定被告下落不明。在程序上應盡可能保證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多渠道獲取通知其參加訴訟的信息,在發出公告的同時,應在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直系親屬住所地張貼公告,防止原告采用欺詐手段,騙取法院適用缺席審理。
3、認真審查原告方提供的證據材料。由于離婚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離婚糾紛除涉及當事人的人身和財產關系外,還涉及婚姻家庭的穩定,具有較強的社會性?；橐鲫P系的穩定與否,直接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所以,在審理涉及一方下落不明的離婚案件時,對原告提供的證據要認真細致地進行審查。特別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破裂的證人證言,應該通知出具證言的證人出庭作證,并核實其證言的真實性。對共同財產、共同債權債務,最好通過當地基層組織調查核實,在無法查清時,應暫不處理共同財產、債權債務問題,待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出現后再行處理,充分保障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的訴權。同時,加強與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親屬的溝通,盡量減少日后可能出現的纏訴。對被告惡意缺席的離婚案件,審判人員要耐心做被告的思想工作,爭取讓被告到庭參加訴訟。對被告明確表示不到庭參加訴訟的,應要求被告出具對婚姻、財產分割及孩子撫養的書面意見或將其意見記入筆錄,或采取就地調解或到案發地開庭等措施,解決被告不到庭參加訴訟的問題。
一、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若干問題
（一）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界定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
在談論洗錢罪常常涉及到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兩個概念。由于洗錢行為一般是將販毒、走私、黑社會、貪污賄賂、詐騙等犯罪所得和收益通過復雜的交易手法轉變為表面合法化的財產。因此，我們將能夠獲得資金收益并直接誘發洗錢動機的犯罪稱作上游犯罪，而將洗錢罪稱作下游犯罪。如果要準確的把握洗錢罪，應該首先界定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吧嫌畏缸铩狈秶慕缍?，大致有四種做法:一是將“上游犯罪”的范圍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犯罪。如意大利1978年刑法典將洗錢罪的范圍限制于搶劫、敲詐或詐騙以及綁架犯罪；二是將“上游犯罪”的范圍限制為犯罪。比如法國在1994年生效的刑法典，也正是為了遏止犯罪這個初衷而設立洗錢罪。但是由于這種做法使洗錢罪范圍過窄，基本上已被大多數國家所拋棄；三是將“上游犯罪”的范圍擴大到了所有的犯罪；四是將“上游犯罪”的范圍泛化到所有的違法行為，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將非法獲取的貨幣資金或其他財產合法化的行為，就構成洗錢罪。1從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將洗錢罪的修改來看，我國應該屬于上述四種分類中的第一類。不過有關立法部門已經把立法重心有所擴大，把法律制裁的著力點轉移到打擊洗錢犯罪的實際需要和有利于加強打擊洗錢犯罪的國際合作需要這個出發點上來了。但是目前國際反洗錢立法的趨勢已經是對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范圍。而我國現行刑法將洗錢罪的上游犯罪限定為犯罪等七類犯罪，范圍明顯過窄，這一限制既不利于反洗錢犯罪的國際協助和合作，也不利于有效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及其上游犯罪，實踐中對某些案例處理已經缺乏刑法依據，已不能適應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
（二）在現實法律操作中，狹窄的上游犯罪可能會造成罪刑不相適應。
在黑社會性質的犯罪中，可以包括盜竊、搶劫、搶奪等的犯罪，而這些犯罪往往伴隨著收益，所以，上述的這些犯罪是可以成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盜竊、搶劫、搶奪等犯罪又是不歸屬于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犯罪單獨發生不能作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來對待，以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身份出現卻能夠成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這樣情形勢必會導致同罪異罰的現象發生，有違罪刑均衡原則。再如海南黃漢民案中犯罪嫌疑人黃漢民非法侵占了他人家族企業一億多元資產，并采取欺詐開戶、虛假過戶、虛假交易、暗箱操作等手段據為己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黃漢民通過各種手段，隱瞞、掩飾犯罪所得及其非法收益，使其合法化，完全符合洗錢罪的通常定義。然而，限于我國刑法對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因此，但檢察院卻不能以洗錢罪而以誣告陷害罪和職務侵占罪提訟。該案僅僅以上游犯罪對嫌疑人偵查、，極易導致處罰過輕的結果，也明顯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悖離了《刑法》有效保護人民、懲罰犯罪的基本立法原意。這反映出我國有關立法已經嚴重不適應打擊日趨猖獗的洗錢犯罪的刑事司法實踐，反洗錢立法亟須完善，因為“正義乃是對法律的正確適用”。
（三）擴大上游之于洗錢罪的預防。
上游犯罪作為洗錢犯罪的“對象性犯罪”，與洗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從預防犯罪的角度看，如果只有針對性的限定上游犯罪，那是否意味只要不是刑法所限定的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非法收益，便可以大膽的進行清洗呢？這于情于理都說不通。所有的犯罪分子從事經濟犯罪的考慮之一便是他能夠預見到可以使用多少非法所得，假設犯罪行為人認識到非法所得的使用或者清洗困難，銀行或司法機關會格外注意，那么他犯罪的原動力就會少得多。由此可見，擴大洗錢上游犯罪的范圍，是打擊這些上游犯罪的重要手段。鑒于洗錢行為所具有的獨立性特征和嚴重社會危害性，筆者認為上游犯罪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能夠產生違法所得的犯罪。
二、司法中對于“明知”的的內容、程度的把握
根據刑法的規定，行為人要具有特定的“明知”，即“行為人明知是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所以，對“明知”的把握至關重要。但是對于“明知”如何把握，以及“明知”的程度和判斷標準如何界定該規定沒有作出相應的解釋，這給執法人員在實際辦案中增加了難度
（一）明知的內容
“明知”的內容學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只要行為人具有認識其經手的資產是犯罪所得這種可能性，或者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可能是犯罪所得就足以成立“明知”。顯然，這種觀點認為洗錢罪主觀上的“明知”并不將其內容限定為特定種類犯罪，只要行為人“明知”的是犯罪所得就足夠了。另一種觀點認為，“明知”的內容僅限于為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如果行為人誤認為是合法的財產或收入而提供賬戶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等行為的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則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明知”的內容不僅是犯罪所得，而應是上述七種犯罪所得。雖然筆者認為應當把洗錢罪的上游犯罪擴大到所有能夠產生違法所得的犯罪，但是就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對于“明知”的運用來看還是前一種觀點較為合理。因為在《反洗錢法》第3條也將“明知”的內容限為特定的7種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由此可見，對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明知”的查明是整個反洗錢刑事訴訟的臨界點。
（二）明知的程度
在刑法學界對于“明知”的程度亦有幾種不同的觀點。但是從法律在實際中的適用的角度來看，明知應當包括“知道或者應該知道”。理由有如下幾層：
1.司法解釋給我們提供了理解“明知”的依據。司法解釋認為，“明知”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在《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中，對于銷贓罪的“明知”是有具體規定的，即不能光靠被告人的口供判斷，應當結合案件的客觀事實加以分析，只要證明被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窩藏或代為銷售的，就可以認定是銷贓罪。所以可以看出，司法機關完全可以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而進行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屬于“明知”的。
2.是法律實踐的客觀需要。在上游犯罪中，行為人對于自己的非法收益應該是明知的，所以他們清洗犯罪所得的行為是一種事后不可罰的行為。在刑法中，犯罪成本是行為人實施犯罪的重要標桿，如果他人知道需要漂洗的是非法收益，那么犯罪成本就會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上游犯罪行為人不但不會交代非法收益的具體來源，在行為人將非法收益交由他人清洗漂白時，其必定會竭力掩飾其所得為違法犯罪所得。所以，從目前法律的社會需求來看，洗錢罪中的“明知”，包含兩層含義，即“知道”和“應該知道”。
3.是國際立法的大勢所趨。事實上，在國際立法中，肯定以推定的方法來證明“明知”存在的規定是非常普遍的。例如，聯合國《與犯罪收益有關的洗錢、沒收和國際合作示范法》（1999）對洗錢行為進行定義時指出:“作為洗錢犯罪要素的知曉、故意或企圖可通過客觀事實環境推知?！笨梢钥闯?，在打擊洗錢犯罪日益重要的今天，推定犯罪嫌疑人“明知或者應當明知”這一看法應該是順應歷史洪流而對刑法做出的正確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一些特殊主體來說，其“明知”的含義應當重新的加以定義，對于該特殊主體的要求應該更加嚴格。現在我國刑法中規定的洗錢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包括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和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對這兩類人來說，由于熟悉金融業務，其自身對于洗錢罪認識應以行為人從事職業活動所要求的一般業務能力作為判定“應當知道”為票據。
三、與相似犯罪的區別
在司法實務的實踐中，行為人在實施洗錢行為同時又可能實施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的行為，涉及洗錢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或者介于二者之間。在司法實務中，此罪是存在同和性的，是普通罪名和特殊罪名的關系，從現實司法實際中，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甄別:先看這種違法處理犯罪所得的這種行為與取得這種違法所得贓物的行為在犯罪前是否有犯意聯絡，如果有，那么這種情況就直接是取得贓物犯罪行為的共犯，所以也不必再去區分這種贓物處理是洗錢罪還是贓物罪。如果事先未進行通謀，則有必要進一步分析。此時，不妨去看這種處理贓物行為的犯罪對象，如果這種犯罪對象是在刑法規定的洗錢罪上游犯罪的那7種違法所得，那么毋庸置疑可以認定此罪為贓物罪。如果是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的違法所得，那就從這種處理贓物的行為方式上去看犯罪嫌疑人有沒有采用的掩飾、隱瞞等手段使其違法所得具有合法性的行為，如果有，則為洗錢罪。反之，則為一般的贓物犯罪。不過現實中某些犯罪行為是想像競合的，對這種情況，應當適用特別法優于以一般法原則。
一、農民工討薪案件存在的問題
（一）農民工法律知識欠缺，缺乏正確的救濟途徑。
多數農民工的文化水平較低，法律知識欠缺，對于勞動法了解不夠，甚至一無所知，這從某種程度上直接導致了農民工在維權方面比較盲目。如不少農民工不知道勞動爭議案件屬于仲裁前置案件，發生爭議后直接向法院而不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在調查的173件討薪案件，有21件因屬于仲裁前置案件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占調查案件的12.14%。
（二）用人單位不依法簽訂勞來源:（）動合同，農民工舉證困難。
當前，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數量巨大,在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供過于求，這一狀況使得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弱勢,無法與雇主討價還價。在提供勞務時，大多農民工不敢主動提出與用人單位訂立書面合同，像工作量、勞動報酬等合同的重要條款也都是通過口頭約定來完成的。發生爭議后，當農民工舉證困難。而民事訴訟法則實行“誰主張，誰舉證”。法院作為居中裁判者，不可能因為同情而免除農民工的舉證責任。在調查的173件討薪案件，有24件因農民工無法證明其討薪主張而被法院駁回，占調查案件的13.87%。
（三）農民工經濟困難，付不起相對高昂的討薪成本。
農民工之所以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大多因為家里貧窮。而討薪則意味著自己以前應得（一年甚至幾年）的工資不能得到，這將導致以打工工資維持生計的農民工更加貧困。同時農民工做為外地人的身份也意味著農民工要討薪則必須來回奔波于老家與外地的打工城市之間，其中的時間成本、住宿費用和交通費用是一筆很大的開支，這對于本身就生計難支的農民工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在調查的173件討薪案件中，農民工因經濟困難而申請訴訟費用緩、減、免的共計25件，占調查案件的14.45%。其中包括申請免除的9件、申請減交的5件、申請緩交的11件。
二、破解農民工來源:（）討薪難對策研究
農民工討薪難作為一個較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要完全解決它，必然要經歷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針對以上農民工討薪案件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目前要考慮采取以下對策：
第一，加大普法宣傳力度，提高農民工的維權意識與維權能力。
法律知識欠缺是農民工討薪難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普法活動不僅可以提高民工的維權意識還可以增強其維權能力，因為農民工只有學法、懂法，才能用法，發生糾紛以后才能比較理性地行事，也才能降低訴訟活動的各種交易成本。普法宣傳可以通過發放普法小冊子、以案釋法、舉辦法制講座、集中咨詢等形式，向農民工宣傳勞動法、工會法、安全生產法、工傷保險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尤其是即將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使他們懂得法律的相關規定，知道怎樣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第二，完善立法，加大對拒不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農民工提供不出證明自己應得工資的相應證據，有的甚至不能證明勞資關系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用人單位拒絕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我國《勞動法》第16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新的《勞動合同法》第10條也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用工前訂立勞動合同的，勞動關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因此，農民工在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之初就應依法訂立勞動合同，明確包括勞動報酬、勞動保障在內的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而用人單位之所以敢明目張膽的拒絕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關鍵在于現行法律對用人單位的這種行為沒有相應的處罰規定。因此，建議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對于已建立勞動關系無正當理由拒絕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的主要責任人可處于罰款或者拘留。
第三，縮短訴訟周期，在法院內部設立專門的勞動爭議速裁庭。當前在司法救濟途徑中真正困擾農民工的問題是訴訟周期相對較長，農民工討薪案件與其他民事案件一樣：簡易程序的3個月，普通程序的6個月。對于很多農民工來說，時間就是生計，花這么長的時間和精力去打官司對農民工討薪來來源:（）說無疑是奢侈的。同時農民工作為外地人的身份意味著農民工要打官司則必須來回奔波于老家與外地的打工城市之間，其中的時問成本、住宿費用和交通費用是一筆很大的開支，這對于本身就生計難支的農民工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為減輕農民工負擔，法院首先要做的就是縮短訴訟周期。因此，筆者建議在法院內部建立勞動爭議速裁法庭，專門受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快立、快審、快結、快執，以提高工作效率，減少訴訟周期，減少農民工不必要的負擔。
一、行政審判中的法律解釋方法
行政法律規范的解釋，與其他領域的解釋一并，其功能在于，法律適用者為將法律條文適用于所認定的案件事實，對于法律條文所欲規范的內容發生疑問時，通過法律解釋，使法律適用者理解、確定法律條文的意義。法律解釋的目標，在于發現、確定法律規范的真正意旨。法律解釋不能完全拘泥于法條文字的字面含義，而應探求法律規范實際上的規范意旨，確定立法者利用法律文字所要達到的目的。
單就解釋方法而言，行政審判法律解釋的方法與一般的法律解釋方法大致相同，主要包括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與合憲性解釋等。
（一）文義解釋
文義解釋是指以法律用語的文字意義為出發點，在一般語言習慣所了解的意義上對法律條文進行的解釋。
在文義解釋中，比較容易產生分歧的是對例示性規定的解釋。法律規范中對于其規范的事項，一般采取三種方式予以調整；列舉式、列舉式加概括式、概括式。例示性規定是列舉加概括的法條規定的簡稱，即法律規范在列舉其適用的典型事項后，又以“等”、“其他”等概括用語加以規定。
1、“等”外而無“等”內
單純從文義而言，“等”字確實是一個多義詞，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其與列舉規定和例示規定的解釋相關的是兩種解釋：一是“表示列舉未盡”；二是表示“列舉后煞尾”。前一種解釋就是所謂的“等外”，后一種解釋就是所謂的“等內”，實質上就是列舉式規定。因此，除非法條有特指，涉及到“等”字的規定原則上都應該解釋為例示規定，而不解釋為列舉規定。列舉的四種只是最常見的，其他的如出租車、地鐵、磁懸浮列車，也屬于公共交通工具。
2、概括事項只能與例示事項相一致
在例示性規定中，例示用語所廟宇的行為或者其他法定事項的類型已經非常明確，而概括用語則往往是抽象的、模糊的、不確定的或者一靚性的，如何理解例示事項與概括事項的關系以及如何確定概括事項的范圍？在法理上，以一則拉丁法律諺語解釋例示規定極為恰當，即“例示事項之未所廟宇的概括用語，不包括與例示事項明示的性質相異的事項”。也就是說，對概括事項的解釋不應與例示事項所規定的事項的性質不一致，只應包括與例示事項相一致的事項。當然，例示事項的性質，有的法條口已經列明，但大部法條中沒有列明，需要適用法律者自己去理解。
（二）目的解釋
目的解釋是指以法律規范目的為根據，闡釋法律疑義的一種解釋方法。目的解釋則在于解決規范之間的價值沖突。
在進行目的解釋時，可能會將法條的文義限縮，也可能將法條的文義擴張。
（三）體系解釋
體系解釋是指以法律條文在法律體系上的地位，或其與相關法條之間的關系來闡明規范意旨的解釋方法。法律規范的條款并不是獨立存在的，法律條款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因此，對法律條款的理解，需將其置入法律的整體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進行法律解釋時需注意，有些法律條款中有例外規定，根據法條的內在邏輯把握住例外規定的核心內容，是正確理解適用該條款的基礎。例外規定往往以“但書規定”或者“另有規定”的形式表述，可能在同一法律條款中，也可能在不同的法律條文中。
（四）其他解釋方法
比較常見的其他解釋方法主要有歷史解釋與合憲性解釋。歷史解釋，是指通過對立法資料的探求以獲知立法者當時的立法本意的一種解釋方法。這里的立法資料，包括立法過程中的一切記錄、文件，如預備資料、預備草案、草案、立法理由書等。合憲性解釋，是指一項法律條文的解釋，如果有多種結論只要其中一項結果可以避免宣告該法條違憲，就應選擇該種解釋結論。
（五）不同解釋方法之間的關系
采用不同的解釋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如何在種種解釋方法之間作出選擇呢？也就是說，種種解釋方法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從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來看，不同的解釋方法之間具有一定的位隊關系，但既濁固定不變的，也不能任意選擇，而且還常常存在著互補關系，需要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在個案中選擇具體的解釋方法一般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慮：
1、文義解釋具有優先性。
2、目的解釋是解釋活動的價值指引，具有獨立的價值。
3、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等解釋方法往往不具有獨立性，均是確認法律目的的手段。
二、行政法律適用中的漏洞補充
（一）漏洞補充與法外究竟
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即使通過法律解釋，現有的規定也許仍然不能滿足我們的規范需求?，F行法律還存在著應予規范卻未予規范的情形，這時使會存在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由人類理性的有限性、立法者的思慮不周以及社會情勢的變遷等原因客觀造成的。這時，為實現法律的目的與價值，在法律適用中就需要進行法律漏洞補充。
當然，并不是所有法律未予規范的事項均屬法律漏洞，只有為達成立法目的應予規范但卻未予規范的事項才屬于法律漏洞。對于某些事項法律可能基于自己的價值判斷認為不應由其調整因而有意地保持沉默，該種未予規定并不違反立法目的，因此不屬法律漏洞，而屬于法外空間的范疇。
（二）漏洞補充與依法行政
漏洞補充與法律解釋的區別在于是否在法條可能的文義范圍內，法律解釋是在法條“可能的文義”之內使法律規定明確、具體，因此，其并未逾越法條涵蓋的范圍，而法律補充的內容則已經超現了法條“可能的文”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立法”的性質。當然，“可能的文義”的界限并不總是十分明確的。
法律漏洞的補充，例如類推適用、目的性限縮，乃是貫徹平等原則的要求，不僅可以防止恣意，而且可以促進公平正義的實現，故在行政法領域，除行政處罰受處罰法定主義的限制不允許漏洞補充外，一般均承認漏洞補充的合法性。只是行政法上的漏洞補充，與民法領域上被廣泛的承認相比較，應受法律保留原則的限制。
法律保留原則是指行政機關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才能從事行為，如果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行政機關不能根據自己對立法目的的理解，自行創設法律規范包括進行法律補充。但法律保留原則并不適用于所有的行政領域。行政訴訟是對于行政行為的審查，如果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不能進行法律補充，法院在行政訴訟中也就沒有進行法律補充的可能。因此，在行政處罰領域，非國有財產的征收以及財政、稅收等的基本制度這些領域的行政訴訟中，應該不得進行法律補充。
三、漏洞補充的方法
行政訴訟中法律補充的方法由于受“依法行政”原則的制約，與民法相比有細微差異。行政訴訟中法律補充的方法應當包括類推適用、目的性擴張和目的性限縮。
類推適用，是指將法律明文規定，適用到非該法律規定所直接加以規定，但其法律之重要特征與該規定所明文規定者相同的案型。類推適用的法理在于平等原則，及基于正義的要求，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
目的性限縮，是指法律條文的文義應涵蓋某一案型，但依立法目的不應包涵此案型，系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未將其排除在外，于是為貫徹立法目的，而將該案型排除在外的一種法律補充方法。
目的性擴張則正好相反，是指為貫徹法律規范意旨，將本不為法條文義涵蓋的案型，包括于該法條適用范圍之內的法律補充方法。
四、行政法律適用中利益衡量
行政法與民法的重要區別在于，行政法是調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關系。行政訴訟中總要面對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機關和私人利益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利益糾紛，法官能否很好的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往往不僅關系到個案的公正，更關系到社會的價值趨向。再者，法律的適用往往不只有一個惟一的結果，需要在多種可能中作出選擇。
利益衡量方法強調個案的具體情形，因此，不可能有一種標準的，統一的模式，但利益衡量作為一種司法方法，總有其共性的東西可循。
在計算機得以普遍應用的今天，網絡正以其驚人的發展速度影響著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在給予了我們方便和快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法律問題；網上的著作權如何保護，網絡的信息安全以及隱私權的保護等。對此，專家學者們已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對于司法審判第一線的法官來說，網絡引發的管轄問題則顯得尤為重要和急迫。本文僅就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問題進行探討，希望有助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解決。
一、網絡空間的特性
要探討網絡案件的管轄問題，首選應當了解網絡空間的特性。當然，這里所列舉的特性并未囊括了網絡所有的特性，而是側重于與網絡案件的管轄或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一些特征。
1全球性。Internet網絡是連接全球的網絡，全球性是其最主要的特性?？梢钥闯?，網絡這一特性與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的特點相沖突，同時也是對傳統的管轄理論及法律適用的考驗。
2客觀性。網絡空間雖然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它是客觀真實存在的，而非虛幻的。它不能脫離這個社會而獨立存在，應當受到現實社會的傳統價值和標準的約束。
3交互性和實時性。網絡上的行為是互動的，通過網絡，你可以主動地發出信息、作出響應，也可以被動地接收信息。這與傳統的媒體如電視、電影、廣播不同；另一方面，網絡可以實時地發送新聞和各種信息，這一點與書刊、報紙等不同，其方便快捷又勝電視、廣播一籌。
4管理的非中心化。在網絡空間里，沒有中心，沒有集權，網絡上的每一臺計算機彼此相連，沒有哪一臺是其他計算機的中心樞紐，所有計算機都是平等的。
二、傳統管轄理論和網絡管轄新理論
(一)傳統管轄理論
傳統的司法管轄理論是以地域、當事人的國籍和當事人的意志為基礎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9條對侵權案件的管轄是這么規定的，“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二)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新理論
網絡侵權案件與一般侵權案件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一定的差異。一方面，網絡侵權案件要考慮網絡空間有前述特性，另一方面，網絡只是一種工具、手段或新的方式，在訴訟的實體和程序上要與已有的審判實踐相一致。在管轄問題上，也應考慮上述思路，做到共性和個性的統一。
針對網絡的特性，在網絡案件的管轄問題上產生了一些新的理論：
1新理論。該理論認為、網絡的非中心化傾向表現在每個網絡用戶只服從他的網絡服務提供商(ISP)的規則，ISP之間以技術手段，協議方式來協調和統一各自的規則。網絡成員的沖突由ISP以仲裁者的身份來解決，并由ISP來執行裁決。新理論認為在網絡空間中正形成一種全新的全球性市民社會，這一社會有其自己的組織形式、價值標準和規則，完全脫離于政府而擁有自治的權利，網絡之外的法院的管轄當然也被否定。
對于上述觀點，筆者認為：網絡管理的非中心化的特點確實表現為對網絡管理的困難。網絡集電視、廣播、電影、報刊等媒體于一身，是真正的“多媒體”，另外，網絡與其他行業結合能產生新的行業，如網絡與傳統的旅游社合辦網上旅游頻道，等等。由此產生的交叉行業和新興行業在界定和管理上將出現加大的空隙，導致傳統的行政管理的力不從心。但另一方面，管理的困難并不等于無法管理和可以完全放任不管，網絡空間的客觀性的特點告訴我們，網絡是客觀真實存在的，它不能脫離于社會而獨立存在。網絡管理的非中心化不能否定傳統的價值標準和規則，網絡空間不能游離于國家、政府之外而不受約束。故筆者認為新理論是不切實際的，由此推出的否定法院管轄的觀點當然也不能成立。
2管轄相對論。網絡空間應該作為一個新的管轄區域而存在，就象公海、南極洲一樣，應以此領域內建立不同于傳統規則的新的管轄原則。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可以管轄并將其法律適用于網絡空間內的任何人和任何活動，其程度和方式與該人或該活動進入該國家可以控制的網絡空間的程度和方式相適應。在網絡空間內發生糾紛的當事人可以通過網絡的聯系在相關的法院出庭，法院的判決也可以通過網絡手段予以執行。
管轄相對論和新理論相似，也過分夸大了網絡空間的自由度，社會發展要求網絡客觀、有序，依靠技術解決網絡管轄問題，僅是少數技術領先國家所歡迎的，而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筆者也不贊同管轄相對論。
3網址作為新的管轄基礎論。此理論認為：網址存在于網絡空間中，它在網絡中的位置是可以確定的，且在一定時間內也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網址受制于其ISP所在
的管轄區域，是比較充分的關聯因素。因此，網址應當成為新的管轄基礎。
網址能否作為新的管轄基礎，這將在本文后續部分討論，在此僅提出筆者的意見——網址不能作為管轄基礎，但可作為認定侵權行為地的一種參考。
4取消侵權行為地作為識別因素的理論。該理論認為，網絡侵權案件中侵權行為地的確定性很弱。如果就擴大一國范圍的角度來考慮，將網絡中的行為直接解釋進已有的規則是可以的，這是各國尤其是技術強國愿意采取的作法，但勢必造成國際司法管轄權的沖突，不利于案件的解決，也不利于建立國際司法秩序。就國際社會司法秩序的維護來看，應取消侵權行為地這一識別因素，而僅應以被告的國籍或住所地及可執行的案件標的所在地來確定一國直接的國際司法管轄權。就國內司法管轄權來看，網絡侵權案件更應如此。
筆者不贊成此種觀點，網絡侵權案件雖然在侵權行為地的認定上比較復雜，但不能說無法確定，侵權行為地是侵權案件中侵權行為的發生地或結果地，是侵權案件的重要特征，應當作為管轄的基礎。
5技術優先管轄論。這一觀點主要指在國內的管轄中，由于網絡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一些大城市的網絡發展明顯快于其他地方，象北京、上海和廣東的一些地區，ISP、ICP集中，網絡技術比較發達，有能力處理有關的技術問題，因此應當由這些城市和地區的人民法院優先管轄網絡侵權案件。
該理論在網絡初期發展中可能有方便審理、加快提高審判水平的優點，但從根本上看是不利于網絡的進一步發展的，同時也有失公平、公正，同樣不足取。
綜上所述，有關網絡管轄的新理論并不能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傳統的管轄理論的基礎并未動搖。
三、涉及網絡管轄問題的案件分析
從現有案件的裁決可以看出對網絡管轄問題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筆者僅列舉國內外的四個案例看目前網絡管轄的確定原則：
1《大學生》雜志社訴北京京訊公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案1
1998年9月，原告出版了《考研勝經》一書。其后，原告發現被告所開辦的首都在線網站已將該書大部分內容上網。故原告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權侵權訴訟。被告以公司注冊地、網站、服務器及經營地點均不在海淀區為由提出管轄異議。海淀法院將此案移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這是一起較簡單的網絡侵權管轄糾紛，被告侵權行為只涉及向網上或稱為上傳，由于本案的被告住所地及侵權行為地均不在海淀區，海淀法院將此案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
2馬力斯公司(Maritz,Inc.)訴網金公司(Cybergold,Inc)案2
原告是密蘇里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公司。被告在加州擁有一個網址，并在其網址上創建了一個郵遞列表3，使訪問該網址的用戶可以通過該郵遞列表收到公司服務的信息。馬力斯公司于1996年4月向密州東區法院，控告被告公司侵犯其商標權及進行不正當競爭。網金公司提出了管轄異議，認為密州法院無權管轄，但密州法院裁決對此案有管轄權。法院認為，被告網址的特性并非是被動的，因為用戶可以通過郵遞列表收到來自被告公司的信息。這種情況符合美國關于被告和法院所在州間“最低限度接觸”4的原則，密州法院有權管轄。
這一案例在侵權行為上明顯比案例1的情況復雜，被告的行為實質上是通過其網址侵犯原告的商標權及進行不正當競爭，因此網址交互性的認定是關鍵。在網絡中，一些網址可以通過用戶的登錄作出相應的回復，這種網址相對于那些只能被動地被訪問的網址來說，稱為交互性網址。網址的交互通?？赏ㄟ^郵遞列表、訂閱網上雜志、登記注冊等形式表現出來。在本案例中，被告依靠郵遞列表滿足了網址互動的條件，使該網址成為交互性網址。
這也是一個經常被引用來說明最低限度接觸理論的案例，法院僅依靠被告交互性的網址確定了管轄權。法院認為，網絡不同于傳統的電話，它傳遞的信息可被所有想看到的人所共享，應當據此拓寬管轄權的行使范圍。交互性網址滿足了最低限度接觸的條件，構成對原告所在地的“最低限度”的接觸，因此原告所在地法院有管轄權?？梢钥闯?，密州法院過于重視網絡交互的作用。
類似案件還有一些，但都是較“早期”的案例。隨著網絡案件的增多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一些美國法院提出僅有交互網站，不足以判定管轄權的新觀點，并逐漸的為大多數法院所接受。下面的案例就是其中的代表。
3澤普網絡銷售公司(Zippo.Cybersell，Inc.）訴網絡銷售公司（Cybersell，Inc.）案5
原告是亞利桑那州的一家公司，被告是佛羅里達州的一家公司，兩公司的名稱中都有“網絡銷售(Cybersell)”的字樣。被告創建了一個網頁，其中包含“網絡銷售”(Cybersell)的標識，一個本地的電話號碼，一個發送電子郵件的邀請函以及一個超文本鏈接(用戶能通過此鏈接介紹自己的情況)。原告向亞利桑那州地區法院被告侵犯其商標權。地區法院以管轄權不充分為由駁回此案，聯邦上訴法院第9巡回法庭維持了該裁決。
法院認為，被告在亞利桑那州通過網絡并沒有任何的商業行為，被告在亞利桑那州沒
有“有意圖地”謀求該州的利益和希望受該州法律的保護。法院最后總結說，“簡單地將別人的商標作為域名并放置在網絡上，就判定該人的居住地法院有管轄權，這種說法是缺乏依據的”。原告需要證明被告有意圖地將他的行為指向訴訟管轄地。
被告網址的構成符合交互特性，但法院無法僅依此判定享有管轄權。此案裁決表明，美國法院對傳統的“有意獲得”6理論和“商業流通”7的理論作出了新的詮釋，認為這些理論也同樣適用于網絡侵權案件。同時認為僅依靠交互性網址不能確定管轄權，而希望通過被告行為的性質、意圖來判定。
4瑞得(集團)公司訴宜賓市翠屏區東方信息服務有限公司案8
原、被告均在互聯網上擁有自己的站點。1998年底，原告發現被告網站的主頁在內容結構、色彩、圖案、版式、文字描述等方面均與原告主頁相同或類似，原告以被告侵犯其著作權和商業秘密為由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后被告提出管轄異議。海淀法院認為海淀區為侵權行為地，裁定有權管轄此案。被告不服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海淀法院有管轄權，故駁回了被告的上訴。
這是國內首起網絡管轄案件。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被告涉嫌通過原告網站接觸原告主頁內容，即認為被告復制原告主頁的行為是侵權行為，故侵權行為地為海淀區，海淀法院有權管轄此案。這里的侵權行為很值得探討，被告接觸了原告的主頁，就實施了侵權行為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Internet網上每一個瀏覽者都成了侵權者了。另外，被告是否通過原告網站復制了原告主頁，還不能確定(即使復制也是臨時復制)，因為網站主頁間的抄襲，有時并不需要下載復制后再修改，也可以是手工抄在紙上，然后再據此制作成新的主頁。筆者認為，本案的侵權行為是發生在被告制作完其主頁后，上傳到其主頁之時，因此被告的侵權行為實施地應當是被告網站的服務器所在地。這個案例最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抄襲網站的復制行為的判斷，其理解直接關系到侵權行為地的認定。
這個案例也涉及網絡侵權結果發生地的問題，是否因為網絡的全球性，導致侵權的結果延及到全球的任何地方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四、網絡案件侵權行為地的分析及應當注意的問題
網絡侵權案件的特點，使傳統司法管轄權的基礎受到了沖擊，這是否意味著該理論在網絡侵權案件中已無法適用了?筆者認為傳統管轄理論雖囿于其產生的時代背景，但其理論精髓在網絡案件中仍具有生命力，只是在適用中需要結合網絡空間的特性加以考慮。
分析我國民訴法關于侵權案件的管轄規定，其中所述的被告住所地比較容易理解和適用，關鍵在于對侵權行為地的理解，上述幾個案件也均側重于此。按照民訴法若干意見的解釋，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下面是分析網絡案件侵權行為地的幾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1侵權行為應當區分積極接觸和消極接觸兩種情況。
積極接觸是指把侵權信息發送到他人網址上由之讀取的情況；消極接觸是指將侵權信息放于網站之上任人讀取的行為。該行為可以是上傳、發電子郵件等，對于積極接觸案件的管轄認識比較一致，發送信息的所在地法院和被告住所地法院擁有管轄權。對于消極接觸則認識不一。筆者認為，消極接觸與積極接觸情況不同，如果原告在訴訟所在地以“消極接觸”的方式訪問被告有侵權內容的網址，法院不能以此認定對案件享有管轄權。法院如把消極接觸作為最低限度接觸的標準來受理，勢必會造成網絡上任何網址的所在地都可以作為管轄地，當事人可以任意選擇法院——他只要在某地上網即可。因此，這種認定顯然是不合適的。
2僅存在交互性網址不能確定管轄。
將上述的消極接觸再進一步分類，可分為依靠被動網站的接觸和依靠交互性網站的接觸。被動網站只將信息放在網站上，只能被瀏覽，象案例1的被告網址。交互性網站則更復雜，可以實現進一步的交互動作，象案例2、案例3中的被告網址那樣，交互行為包括登記注冊、郵遞列表、鏈接留言等。從某種意義講，交互性網址是積極接觸和消極接觸的結合。
對于被動網站，與上述消極接觸的意見一致，訪問者所在地的法院無法獲得管轄權。
對于交互性網站，意見不太統一，前述的案例2、案例3分別代表了2種不同的觀點，但較主要的和較新的觀點是案例3所提出的僅有交互網址不能確定管轄的觀點。筆者也贊同這一原則，交互網址只能作為管轄的參考，因為涉及交互網址的行為各不相同，性質千差萬別，應區分各類案件的具體情況分別加以考慮。另外，由于一些案件的侵權行為是在交互網站的基礎上還分別增加了實際接觸(指非網絡接觸的情況)的行為或網絡接觸的行為，使得判斷侵權行為更加困難。故不應一概而論。
3正確理解侵權行為的性質是確定管轄的基礎。
在案例4中，侵權行為是網址復制的行為還是內容上傳的行為，成為確定案件管轄的分水嶺。網絡侵權管轄問題上，正確理解網絡中經常出現的“復制”、“臨時復制”、“超文本鏈接”、“訂閱郵遞列表”等行為的性質，對正確掌握侵權行為地從而確定管轄權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上述行為在認定上有一定的難度，甚至有一些是理論界長期爭論的問題，這更需法官根據案情仔細分析，公正地確定管轄地。
4對網絡案件侵權結果發生地的思考
侵權結果發生地是侵權行為直接產生的結果發生地，在網絡侵權案件中，不能將其擴大到任何互聯網能達到的地方。網絡的全球性、交互性和實時性使網絡侵權行為的影響擴大何止幾倍，侵權后果也更為嚴重。筆者認為原告住所地應當可視為侵權結果發生地。原因在下文中專門討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們并不能找到一個對于所有網絡侵權案件皆可適用的原則。筆者認為，正是網絡侵權行為的復雜性、多樣性，要求我們在分析其侵權行為地時，應當考慮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管轄，而不應得出使用交互性網址或實施交互行為就一定由某某法院管轄的結論。
五、原告住所地能否成為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基礎
如前所述，眾多的網絡案件管轄新理論并不能真正解決實際問題，而依靠對侵權行為的分析來處理，也確實有一定的難度，難以確定統一適用的標準。那么，能否找到一種更方便、更適應網絡新形勢的管轄基礎呢?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將原告所在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其原因有三：
1從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管轄原則來看，我國確定的一般地域管轄的原則為“原告就被告”，該原則確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實際上，“原告就被告”原則是大陸法系較早建立的一項管轄原則，但隨著一些新類型的案件如知識產權案件、網絡案件的興起，其便于訴訟的目的往往不能得到實現，反而導致原告訴權無法得到保證，被告逍遙法外的后果。權利人為保護自己的權利疲于奔命，有時更得使用“訴訟技巧”，千方百計地拉上侵權產品的銷售者才能達到選擇法院管轄的目的，這有違于管轄原則的初衷。管轄原則的基礎應當是在方便訴訟和更好的保障當事人權利等諸方面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點。因此在法律日新月異的今天，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管轄原則。
2從網絡的特性看，由于侵權行為通過網絡來實施，使侵權行為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被告通過其侵權行為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其侵權后果往往在原告所在地最為嚴重。同時，由于網絡的可交互性，被告可以比傳統的侵權行為更方便地指向原告所在地。被告的商業行為試圖進入原告所在地，侵害原告權利，可以表明其愿意接受原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轄，或者說被告是可以預見被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轄的結果的。這些觀點在美國一些判例中已有適用。筆者認為網絡侵權行為的影響力更指向了原告住所地，可以考慮將原告所在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
3從案件的涉外因素考慮，網絡的全球性不可避免地使侵權案件涉及國外被告，為便于國內原告的訴訟，維護國家的，更好地依法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合法權益，原告住所地法院應當有權管轄。涉外網絡案件的管轄問題是比較復雜的，它與國內司法管轄權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國際上對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轄原則主要有以下四種；(1)屬人管轄原則；(2)屬地管轄原則；(3)協議管轄原則；(4)專屬管轄。此外，解決管轄權沖突的還有國際公約，包括雙邊和多邊條約。對于涉外民事案件行使管轄權，是維護我國、保護我國及我國公民合法權利的重要措施。實踐中，各國均根據國內立法和國際慣例，提出更加有利于保護的管轄權原則，我國已有原則包括：(1)被告在境內居住的；(2)訴訟標的物位于國內；(3)國內原告對國外被告提起的有關身份的訴訟；(4)國內發生的損害賠償案。筆者認為，也應當將網絡侵權案件包括其中。
以上是原告住所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的三個原因。當然，確定原告住所地為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地，還需要立法的進一步完善或是司法解釋的補充。
六、結論
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仍應適用民訴法侵權案件管轄的有關規定。
在分析侵權行為中，應當結合具體案情具體分析侵權行為實施地。
僅有交互性網址并不能確定原告所在地法院享有管轄權。
最后，建議完善立法，將原告住所地作為網絡侵權案件管轄地。
(作者單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注釋：
1本案資料見(2000)海知初字第7號案。
2本案資料見美國947F.supp.1328(E.D.MO.1996)案。
3郵遞列表(mailinglist)，又稱討論組，其組內的任何成員都可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就某一專題互相發表意見、討論問題、共享信息等，這個由所有成員組成的集合就稱為“郵遞列表”。
4最低限度接觸原則，是指案件被告在法院轄區內有沒有交易行為和民事侵權行為，法院要對案件行使管轄權，則被告和該法院間應存在某種最低限度的接觸，這種才能滿足適當程序條款和公平原則的要求。
5本案資料見美國130F.3d414(9thcir.1997)案。
6有意獲得理論，是對“最低限度接觸”原則的一項限制，該理論指出；在被告與法院所在地產生了最低限度接觸的情況下，只有這種“接觸”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為的結果，該法院才能對被告行使管轄權，該理論的本質是，被告是有意地為某種行為，以取得在訴訟所在地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進而得到該地法律上的利益和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