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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漢字和英語的區別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漢語 文字 字本位 語素
黃伯榮在《現代漢語》(增訂四版)中認為“音位是一個語音系統中能夠區別意義的最小語音單位”,“語素是語言中最小的音義結合體,它既是詞匯單位,又是最小的語法單位?!?/p>
我們認為黃伯榮的觀點并不準確,漢語語音系統中能夠區別意義的最小單位應為“字”。
下面我們從索緒爾普通語言學關于語言與文字的基本觀點、“字本位”理論、漢英語法體系的差異三方面做詳細闡釋。
一.索緒爾的語言觀與文字觀
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根植于他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理論,結構主義的本質是:關注形式、結構關系,排除了實體和對象,關注抽象規則,強調模式化。任意性原則和線條型原則為結構主義的重要原則。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思想認為,意義的生產機制不在符號之外而在符號結構內部,故而將符號分為“所指”和“能指”兩部分,索緒爾研究的是一般意義上的“言語”,研究“言語”,需要進行必要分析、解構,因此就必須將“言語”結構化,使其成為語言學意義上的“語言”,而結構化的手段恰恰是文字書寫。因而語言實際是文字建構的結果,文字替代語言之后又重新塑造了語言,語言不借助于文字,語言則永遠不會存在,語言要被保存、流傳必須借助于書寫。因而,語言不能脫離文字而存在。
漢語中漢字是漢語存在的必要條件,現代漢語按照西方音位學的描寫建構的語素音位學系統,共有416個單音節,算四聲則有1299個不同的音節,根據黃伯榮的研究觀點,以上便構成了現代漢語的語素音位系統,然而在這種語素音位系統下研究現代漢語的語法,不僅存在嚴重的套用不合適,理論銜接不連貫等問題,更無法解決漢語語用中的實際交流、理解等語法問題,例如:漢語中大量存在的同音義異現象,如果有用漢語拼音字母按“表音”要求拼寫,大量的同音異義現象就無法區別。由于音位不具有區別漢語意義的功能,漢語書面語只能借助于漢字,只有“字”才是最小具有區別意義的語音單位。再如: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表音體系有著本質的不同,漢字的字形并不與一時一地的語音相聯系,具有時代性和地域性,身處廣韻時代的人和現代人,身處粵方言區的人和閩方言區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語音來認讀同一個漢字,字義不變。以跨地區性特點為例,同一個漢字,在全國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認讀讀音,而“字”并沒有變化,漢語中存在大量的同音異義現象,而造成同音異義的原因,大量源于漢語形聲字、假借同音、同源字同音、偶然同音等,在漢語雙音節化的過程中,雙音節詞的異形同音現象是仍然存在的,因而從普通語言學的視角來看,語言文字的關系是,語言的字形可以不通過字音,而直接和字義相聯系。索緒爾認為“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詞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這個符號與整個詞發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與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系”。
二.徐通鏘“字本位”理論
1.“字”是漢語基本結構單位,是最小具有區別意義的語言單位
徐通鏘認為“字”可以總結為“漢語體現語義關聯基點的結構單位,特點是一個字、一個音節、一個概念”的一一對應?!白帧笔菨h語的基本結構單位,作為語言單位是較為抽象的邏輯概念,存在口頭和書面兩種形式,口說中一個音節表示一個意義,書面上是具備獨立形體的語音轉寫單位,口說的音節和書寫的漢字均是其不同的表現方式,因而,在漢語中,“字”是形、音、義三者結合的基本結構單位,是最小具有區別意義的語言單位。漢語中語素的對立導致區別義是有限的,而由字形導致的對立則是絕對的。
2.“字”具有傳統意義上的理據性
徐通鏘認為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開始不稱為“字”,而是“名”。我們從傳統語言學的研究來看,傳統語言學俗稱小學,以字為中心,形成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分別研究字的形、音、義。傳統的理據考求方法主要有因形求義和因聲求義,形義理據是基礎性的,聲義理據是次生的。
從音韻學、訓詁學角度來看,漢語可以直接感知的最小語音單位是聲和韻,通過聲、韻組合成音節,音節不具有明確的表義功能,只有配合字形,才會才生區別意義。漢語早期的理據載體是聲和韻,基本結構單位則為聲韻的組合,構成一個音節,成為“名”,“名”注重音義結合,在此,“因聲求義”的理論原則體現了漢字構造初期。然而,由于語言結構的變化發展,聲韻的單純相拼已不能滿足漢語語言信息生成的需要,因而需要通過改進基本結構單位的生成方式,漢語的生成方式由“形”轉向“序”,再由字組生成字組去表達新的概念。
從文字學角度來看,漢字具有天然的理據性,突出表現為“表意”功能,六書中的漢字造字方法是通過形態結構表義并且表音,主要有象形、指示、會意三種,漢字大多由甲骨文衍生、發展而來,早期的甲骨文是作為記事符號存在的,所以漢字與印歐語的不同在于“字形”在漢字中兼具區別義功能。許慎所著《說文解字》,以“形”為切入點探求字的構造規則,用“六書”系統對漢字進行結構分析,將“字”作為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據義構形”成為新的構字原理,將原來由聲韻構造的“字”,作為一種新的構成要素,使“字”代替“名”,而構字的理據載體由聲韻轉化為聲形。
3.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印歐語是“形態型”語言,兩者理據性不同,因而研究方法應不一
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句子靠語義生成,是語義句法;印歐語偏重于語形,注重句子主謂一致及形態變化,因而是形態語法,印歐語系單個符號的意義并不具有理據性,只有把符號組合起來才具有理據性,印歐語言的理據性的載體是“語素”,也就是語言中最小的音義結合體,“語素”是組合理據,因而西方衍生出音位學來研究其語義的區別性特征。徐通鏘同時指出,漢語中沒有西方語言學中“句”的概念,英語中word和sentence在漢語中并不對應“詞”、“句”的意思,“句”在漢語中缺乏現成性、封閉性、離散性的特點,難以成為一種基本結構單位。
語義型語言研究的重點應為具有理據性的字,研究語音與語義的相互關聯;而形態型語言的研究重點是主謂結構和與此相聯系的詞類的劃分,因而兩者研究重點和研究方向不一,導致無法借用形態語法的描寫方法來研究漢語的語法問題。
三.漢英語法體系差異
1.英語的“構詞學”和漢語的“形位學”
英語的“構詞學”研究的是詞的內部結構,將詞分析為最小的結構單位語素,探討結構單位的性質、語音、意義以及如何相互組合成為新詞的方法,主要構詞方法有派生法、復合構詞法、轉化法、縮略法等等。其中派生法是英語詞匯形成的重要方法,是形態語法的突出表現形式,而漢語則無此類。
漢語的“形位學”是潘文國先生提出來的,即以“字”為基本單位,一步步分析其構成,其最小單位為“形位”,其地位相當于印歐語中的語素。形位學關心的是漢字的語音學因素,漢字內部形、音、義的組合關系,將傳統的“六書”理論納入研究體系,潘文國認為“形位學”應建立與西方“構詞學”相應的“字干”、“字綴”、“成字形素”、“不成字形素”等概念術語。并對六書理論進行現代漢語語法演繹,建立與西方構詞學相應的“派生造字法”、“合成造字法”、“轉化造字法”,建造與西方構詞法相對應的形位學體系:
“象形”-構成獨體字,字干的基礎,是整個漢語形位學之本。
“指事”-字干加字綴的派生造字法。
“會意”、“形聲”、“轉注”-合成造字
“假借”-轉化法造字
形位法將英漢詞(字)一級的構造法對比研究,重構英漢對比體系標準,將標準由單一的構詞法,轉移為雙軌的應用于印歐語言的“構詞學”和應用于漢語的“形位學”。
2.英語“音位學”和漢語的“音韻學”
英語音位學研究的是語音的功能、語音的系統、組合方式及規則。音位是英語語言系統中,最小的有區分意義功能的單位,是通過音素這一語言形式體現的,音位變體是在某一特定的音位在不同環境中,都有不同的音位形式,每一位音位變化都是一個音素。
潘文國提出音義互動是漢語組織的最根本規律,音指語音(韻),義指語義,音義互動強調漢語的語音會影響構詞和句法。音義互動,即是語義與節奏的互相配合與協調。
因而,不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用層面,漢語中的“語素”既不是音義關聯的基礎,無法與概念相聯系,也不具有語言基本結構單位所必須具備的特征,漢語拼音中的26個字母和416個音節是無法具有表義功能和區別特征的。因此,不僅字和語素是兩個不同體系中不同語法術語,無法對比,也無法橫向替代、比較。
參考文獻
[1]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2]徐通鏘.基礎語言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徐通鏘.漢語字本位語法導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
[4]徐通鏘.字和漢語語義句法的基本結構原理[J].語言文字應用,2001.1
關鍵詞:中西文化;語言失誤;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8-0086-02
引言
語言滲透著文化,語言也是文化的表現形式,同時也是傳播文化的工具。語言離不開社會,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們可以從語言模式中探求出暗含的文化模式,探求出每個社會群體所持有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我們學習一種語言,也要盡量去接受它內在的文化,只了解其一,不可能很好地掌握這種語言,流利地應用這種語言。明末清初,隨著西方語言及文化的涌入,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注重學習英語。英語的使用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時尚,能真正促進貿易和經濟上的發展才是最終目標。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維方式存在著很大差異,有些詞語的字面意思與其真正含義完全不同。因此,一般學習者看到這些詞語時,很容易犯望文生義的錯誤。很多英語學習者“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只有通過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掌握英語中容易產生誤解的詞語,才能有效地避免理解失誤和翻譯錯誤。英語中有些詞語在句子中有特別的含義,不可照字面意思理解,如果望文生義,就會鬧笑話。本文針對中國人在漢語思維影響下對語言產生失誤的弊病,進行研究分析。
一、中西文化差異
1.話題差異
在以英語作為母語的西方國家,西方人閑話家常時的內容與中國人有些不同。談話內容一般不會涉及個人的工資、收入、婚姻狀況、年齡等等這類問題。因為在西方國家,人們普遍認為這些會涉及個人的隱私,是不方便過問的。這些話題在以往中國人眼中,沒什么不可以談的,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慢慢開始接受西方的文化,或多或少地開始避免和陌生人提出這些問題,當然在關系密切的朋友之間,西方人和中國人一樣也會談起,這是出于朋友之間的關心罷了。但對于初識的人,西方人更看重個人隱私,而不去過問。因此,對于愛問這類問題的中國人,就要小心發問,避免出現尷尬局面。
2.問候差異
中西方國家在日常問候及打招呼時,也有一些區別。在過去,中國人見面時常問對方““吃了嗎?”“去哪里?”“上街去啊?”之類的問候。其實,對方如何回答并不重要,并不是真的想知道對方的答案,只是向對方打個招呼而已,這樣比點頭一過有禮貌些。而現代的中國人在見面時,問候語大多已變為“最近好啊”之類的話,對個人隱私的問題問得少了,不管哪種問候,都為了體現出提問者與答話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但在西方,打招呼時,一般只問一聲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或直接說聲“嗨”就OK了。如果西方人遇到中國式問候,就會感到非常疑惑,回答時也感到莫名其妙。追究根源,還是對何為隱私的問題有不同答案而已。
3.稱謂差異
在中國,一般平級或年齡相仿的人或關系親密的人之間才會直呼其名。對年長者直呼大名,會顯得非常沒有禮貌。對上級這樣稱呼,也可能因此得罪領導,讓人覺得不分長幼尊卑,沒有素質。但在西方,直呼大名卻證明了關系親密,家庭成員之間,皆可直呼姓名或干脆使用昵稱。因此,在與人問候時,要分清對方來自何處,對不同的人運用不同的問候語,這樣才能不顯得冒失,又體現了禮貌。
4.自我差異
任何學英語的初學者都能發現,在英語代詞中,你、你們、他、她、他們、我們都不大寫,只有一個代詞大寫,就是我。這是因為在西方人眼中,自我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大寫的我代表了西方人追求自我,體現自我的意識。但并不是說西方人以自我為中心,不把別人放在眼里,而是顯示出他們為人處事時更喜歡獨立,在尊重他人的同時,也會尊重自己。這充分體現了西方人對自我主義的重視。但在中國,情況則恰恰相反。自古以來,中國人對自己的稱呼,就帶有謙卑之意,如:奴家,在下、鄙人、奴才,小人等,就連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把自己稱為孤家寡人,雖然在稱呼上是把別人放在上位,自己置于下位,但這種情況也有一定的使用范圍,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中國古代,上級可自謙,但下級不可越級,要比上級的自謙的稱呼更為低賤,才能不冒犯上級。通過“我”這個代詞,我們就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之處。
二、語言差異
據我們所知,英文重形合,而漢語重意合。兩者從根本上就有很大區別。下面簡單介紹一下,兩者在語言上的差異。
1.音素差異
語言最大的用途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口語與文字更為重要,漢語言所使用的拼音與英語音素有明顯區別。首先就是漢語拼音中有聲母和韻母。漢字的讀音有的使用單個韻母即可,有的則需要聲韻母組合。但組合還不能明確區別漢字,還需要添加聲調,漢語言中每個字都有聲調,共有“一二三四”四個聲調,聲調不同代表著不同漢字。一個漢字一個讀音,因此,漢字學習起來并不容易。英語單詞的發音是由音素構成的。音標組合后形成開音節或閉音節。英語單詞中的開音節與漢字聲韻母組合后的讀音相似。但閉音節是漢語沒有的,而且,英語單詞的聲調沒有四個,只有輕音和重音的區別。單詞長,讀音則長,單詞短,讀音則短。但是,有了音節和輕重音的影響,英語單詞組合成句后,讀起來也講求抑揚頓挫,英文詩歌也追求押韻,但英語只有輕重音區別,所以押韻起來較難,這也就是為什么許多學習英語的人,在讀起句子或詩歌時,找不到抑揚頓挫感覺的原因。而漢語言文字就容易許多了,有四個聲調的存在,很容易找到韻腳。
2.詞形差異
許多人認為英語單詞是由古人隨意創造出的,而中國漢字更加像漢字影射的來源物。也就是我們說的象形文字。其實,在歐洲上古時期的古人們,也是在石壁上作畫,根據圖畫演變出了單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單詞的詞形逐漸加大,在讀音的影響之下,變化越來越大,到最后已無法追溯到影射的來源上。因此,現代的人往往認為,他們的單詞是古人憑空想象出來的。但漢字有所不同,據我們所知,古代漢字起源有甲骨文、金文(鐘鼎文)、小篆,石鼓文等等,這些字體形狀不一。中國人也一直強調書法的重要性,練習過書法的人都知道,字體有楷書,行書,草書,隸書,行楷,魏碑,篆書等等,風格有王氏,柳氏,鄭氏等等。小小的方塊字卻能顯示出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精粹。而印歐語系如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中的文字都漸漸演變為一種符號,失去了原有圖像的外貌。所以,許多中國人在學習英語單詞時,覺得很難背下來,找不到單詞與含義之間的聯系,但事實上,如果了解了英語單詞的音素與音素組合規律,了解了詞綴與詞源,聽到即可寫出、即可猜出單詞含義也不是很難的事情。
3.語義差異
中國漢字與印歐語系不僅僅存在語音與語形上的差異,在語義上也有很大區別。據我們所知,在跨國貿易或國與國之間訂立一些合約時,不僅要擬本國語版本的合約,還要擬定一份法語合約。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用詞方面,各國的語言都會多少存在些漏洞,各國語言中,只有法語的運用最為嚴謹,用詞最為精確。用法語擬定出的合約,很少有疏漏之處,也很少給別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機。因此,國際之間大型的合約與合同都會備有法語版本。相比較而言,漢語的漏洞較多,很多人有漏洞可鉆。比如:“他背著媳婦做了不少事””這句話中的“背”就有兩種讀音,兩種含義,讀“bèi”可以理解為他做不讓愛人知道的事;讀“bēi”就是說明他的媳婦是殘疾人。還有,“開刀的是他父親?!蹦情_刀的人可以是主刀做手術的大夫,也可以理解為被做手術的患者。因此可以說,印歐語系所使用的單詞詞義往往功能性更強,精確性更高,定義性更準。相比較而言,中國漢字的概括性強,使用性更為靈活。因此,再使用西方語言時,要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避免使用失誤。
4.語法差異
漢語的語法要求較少,有時主語置后,有時主語置前,聽者隨情況而回答問話者的問題?!澳愠燥埩藛幔俊笨梢哉f成“吃飯了嗎,你”。在古代的詩歌中,古人也靈活地創造出一些回文詩,簡單的幾個字,可以變為一首詩,這種隨意性對于印歐語系中的語言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印歐語系的句子中,句子的語法有性、數、格、時態、前綴、后綴,以及主謂賓定狀補的要求。這也就是上一項中提到為什么在國際之間的合約中,很多要擬定法語版合約的原因,在諸多印歐語系中,法語的要求最為嚴格,限制性最強。漢語雖然缺乏這方面的不足,但中國漢字的字形與影射物相似的特點多少可以彌補這種不足。
5.句型差異
印歐語系,尤其是英語,句型注重形合。句子中連詞用得很多,同時要求結構完整,而漢語中的連詞可用可不用,結構較為松散。漢語也講求句子的結構,即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英語中多了補語和表語?;窘Y構相似,都是按時間順序,邏輯關系來排列單詞,組成句子。但句子之間的邏輯連詞,使用較少,我們根據句子就可以看出邏輯性,當然這也有可能會引起歧義,比如:我看他扶著一位老人走下公共汽車,手里拎著一個皮包?!边@皮包是誰拎的,就要根據上下文來判斷了。盡管英語的句子要求較嚴緊,但也有歧義句的存在。不過,印歐語系往往把句子的重點放在句首,而漢語在使用時,習慣于把重要的內容放在句子的后部,所以在西方人眼里,中國人喜歡繞彎子說話,主次不清。這和我們中西方文化差異有很大關系。因此,我們在使用印歐語言時,要按著西方人的邏輯排列句子的主次關系。這樣才不會讓人摸不到頭腦,分不清主次。
三、結語
中西方語言體現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滲透在語言之中。只有通過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掌握英語中容易產生誤解的詞語,才能有效地避免語言運用上的失誤。
參考文獻:
[1]辜正坤. 中西文化比較導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第一,音節
漢語是方塊漢字為基礎的單音節語言,而英語是字符化的多音節語言。漢語是以漢字為一個基本單位,即便是詞,其音節數比英語的音節少。這帶來的結果就是,講一口流利的漢語的標準就是像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一樣,語速平均,每個字都咬字清晰,僅僅是一些輕聲字讀得弱一些。即使在漢語口語中,在一句話中不必咬字清晰的,比如先生、知識、學習、一會兒(這幾個詞在口語中就包含有弱化、連讀),相比英語也不多見。而英語的多音節特性,以及英語的單詞是由 Sound 拼讀而成的本質,很自然地就會大量發生兩個詞、三個詞甚至更多詞中的 Sound 連在一起讀,于是就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連讀、弱讀、省略,而非每個單詞都要咬字清晰了。所以,英語的韻律、節奏之一,就包括連讀、弱讀、省略。這在歌詞中體現得更加充分。
第二,重音和節奏
漢語中到底有沒有重音,好像還有爭論,而英語中的重音則非常非常重要,這是一個重大的區別。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每個字、詞的音量均等,語速也很平均。漢語的重音主要靠提高音量來表達,再加上一點語調變化,而其目的也僅僅是表達一種感情。而英語的重音則是英語的基本部分,分布在每一個有效的語言交流中。這里說有效的語言交流,是指能夠表達一定意思的短語或者句子。而且英語的重音,不僅僅是我們音標中學習的單詞中的重音,更重要的是短語、句子。也就是所謂的意群的重音。
所謂意群,一個句子可根據意思和語法結構分成若干小段,每一小段稱之為一個意群。意群在句子中具有語義、語法和語調三種特征,比如: After school,/my classmates and I/are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意群是英語口語的基本單位,能夠表達一定的意思,其中包括核心詞,而核心詞就應該是這個意群的重音部分。也就是說,英語口語作為一個語言流(flow), 中間是有停頓的,而這個停頓就是以意群為單位進行分割的,而不是單詞(中式英語的一邊翻譯中文一邊說的一個詞一個詞地蹦)和句子,這是由英語的發音方法、思維方式、習慣甚至文化決定的。
意群中的核心詞也就是重音所在,是在口語中占用最多時長的部分,其他的單詞可能快速一帶而過。換句話說,英語的重音,不是單詞中的某個重讀音節,而是口語中的意群――也就是口語中完全不停頓的部分――里面的核心詞,而這個重音的表達,也不一定體現在音量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語速的區別上。其實,這就補充了前面第一點中關于英語的多音節帶來的連讀、弱讀、省略的問題:什么時候該連讀、什么時候該弱讀、什么時候該省略?當然是在一個意群之內該進行連讀、省略,意群中的非核心詞則弱讀。我們中國人學英語,包括學英語口語,只背規則,比如前一個單詞的尾音和后一個單詞的首個音在什么情況下應該連讀,什么情況下應該省略,偏偏忽略更加關鍵的語言流的整體性,沒有考慮英語語言流的分段特點。
意群概念的引入,比較清晰地解釋了英語的節奏??谡Z的一句話中,分割為多個意群,意群之間有停頓,意群內部連讀、省略,核心詞占用最多的講話時間,其他的詞弱讀,一帶而過。
第三,聲調和語調
關鍵詞:字;Word;本位;對應性;非對應性
一、word是英語研究的本位
關于word是英語研究的本位,恐怕不會有人反對。不管是1755年約翰遜博士出版的歷史上第一本詞典還是從希臘開始一千多年的語法研究都是以詞為本;不管是19世紀末出現的句本位理論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描寫主義語言學采取的語素本位以及轉化生成語言學的構詞法,最后都得回到以詞為本。
二、關于“字”本位的確立
每種語言的研究都必然有一個基本單位,它是語言研究的出發點。英語的研究的本位是word,那漢語研究的本位是什么?是與英語中word相對應的詞本位還是語素本位?趙元任老師從根本上懷疑漢語中類似于word這個單位的存在,呂老師則指出漢語里的“詞”之所以不容易歸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就是因為漢語中本來沒有這樣一種現成的東西,講漢語語法也不一定非有此不可。張志公老師最早開始對語素本位的懷疑。在其之后徐通鏘老師也指出漢語中不僅沒有語素這種單位,而且連這種概念也沒有。說到底,有沒有資格成為一種語言“本位”的基本條件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天然性,詞和語素之所以沒能成為這樣一個單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們是人為分析出來的并不具備天然性。所以華東師范大學潘文國教授曾明確提出“字與 word 對應”,他認為 word 是英語的基本結構單位,“字”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所以“字”本位在漢語研究中的地位開始確立。
三、“字”與 Word 的對應性
word 是英語的基本結構單位,“字”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它們各自決定所屬語言的特點,二者的共性如下:(1)二者都是語言的天然單位。(2)二者都是各自民族認識世界的基本單位。(3)二者都是在語法上處于承上啟下的樞紐位置,是詞(字)法與句法的交接點。Word 和字都是“天然單位”,這也是將它們作為本位研究最簡單最合理的理由。關于第二點民族認識世界的單位,西方《圣經》中關于語言的起源說明世界是通過命名創造的,而命名通常是語詞,而語詞反映了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所以他們將語詞(word)作為認識世界的基本點。在漢語關于語言起源的傳說中,可以看到文字在中國古代人民心中占有極高的地位以及人們對文字的重視。關于最后一點首先引用西方學者萊昂斯的話:在傳統語法當中,詞是頂級重要的單位,它是區分詞法和句法的基礎,又是詞匯學的最主要單位。英語中的詞法和句法是兩分的,以詞作為連接兩者的樞紐去講語法是妥當的,但是漢語沒有詞法,所以研究漢語講清句法就可以。漢語研究的本位是字,字以上是句法字以下是字法,所以字在語法上處于承上啟下的樞紐位置,是字法與句法的交接點。
四、“字”與 Word 的非對應性
1.漢字以形寫意,英語以音表意
漢字的產生直接取象于天、地、動植物以及人與周圍的事物,無需經過語音媒介,雖然語音是文字之所是文字而不是圖畫的必要條件但是它在漢語中是處于次要位置的。漢字的發展過程分為文和字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文”依類象形,即按照客觀事物本來面目進行摹寫,為“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第二階段“字”,在形上添聲為形聲,在聲上添形為轉注,單純利用讀音的為假借。這里所說的“文”和“字”實際上就是傳統研究中的“初文”(“初文”就是最初產生的語詞)和“孳乳字”(“孳乳字”則是在初文基礎上孳乳出來的語詞)。英國學者哈特曼(Hartmann)和斯托克(Stork)講詞的構成時采用的也是這種二分法,他首先將詞分成兩類:原生詞(Primary Word)和次生詞(Secondary Word)。哈特曼的次生詞實際上就相當于漢語的“孳乳字”,而他的原生詞就相當于漢語的“初文”。英語的原生詞(Primary Word)和漢語的“初文”都是各自語言中最基本的意義單位,在結構上都由一個語素構成,具有不可再分性,但英漢民族在認知模式上的差異導致兩者在“表意”方式上也存在著根本的對立。
2. 擴展方式:漢字“空間性”與 詞“時間性”
漢語“初文”與英語的“Primary Word”兩者在表意方式上以形寫意與以音表意的對立,導致了漢英語匯的擴展分別走上了不同途徑,即空間上的擴展和時間上的延伸?!靶巍笔嵌S的空間范疇,“音”是線性的時間范疇,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認知的進步,對“意”的區別便成了必要?!耙孕螌懸狻钡臐h語必然會利用在空間上增加區別性符號的手段,“以音表意”的英語也不得不選擇在時間上增加語音符號的方式來區別意義。于是,漢語的“初文”在空間上擴展后便形成了“指事字”、“會意字”、“形聲字”、“轉注字”等“孳乳字”,如:初文“刀”平面空間增加一個“丶”便擴展為指事字“刃”;“初文”到“孳乳字”只是平面空間上“形”的增加,線性時間上的“音”沒有延長,還是一個音節。英語的原生詞在時間上延伸后就產生了 Secondary Derivative、Compound Word、Primary Derivative 等次生詞,如:動詞 act[kt](行動)增加一個音素//,變為名詞 actor(演員),增加兩個音素/iv/,變為形容詞 active(積極的)。所以我們說英語原生詞是通過在線性時間上的延伸來孳乳衍生出次生詞的。
3. 生成方式:漢字“描述性”與 詞“規定性”
在(三)中第二點我們說到西方和中國關于語言的起源,西方語言的產生是通過亞當的隨口而呼的命名開始的,漢語的產生則是起源于對事物形象有意的模仿,隨口而呼是任意的無理據的,有意模仿則是有理據的可分析的,所以說漢語與西方語言在語言產生之初走的是兩條全然不同的路勁:語音-任意性 VS 文字-理據性。從另一方面來說,以形寫意與以音表意的對立是漢語和英語不同詞匯化手段的對立,也是漢語“初文”與英語原生詞在表意方式上的對立。這種對立又導致了漢英語匯在生成方式上描述性與規定性的對立。漢語初文“以形寫意”,用字形去描述意義,字形與意義之間有著描述與被描述的關系,因而我們說初文的生成方式是描述性的。而英語原生詞由于“以音表意”,音義的結合是任意性的,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系,其生成方式因而也只能是規定性或定義性的。例如,同樣表達樹上之果實,漢語的“果”像“果形在木之上”(《說文?木部》)之形,為描述性的,英語的“fruit”則與“果形”與“木”無關,用它來表達果實這一概念,完全是人為規定或定義的。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
參考文獻:
[1]Packard, J.L.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A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潘文國,《漢英語對比綱要》。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
[3]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4]王寧,《與漢字學》。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摘要:英語和漢語兩種語言不同的表達法和習慣用法的差異,可以追究到更深層次的思維方面的差異,英漢語之間最重要的區別特征莫過于形合和意合的區別。本文試圖從形合和意合的角度來分析英語和漢語中造字和構詞方面的差異,這些差異體現了兩種文化思維方式的差異。
關鍵詞:形合 意合 思維 構詞
[中圖分類號]:H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39(2010)-04-0187-01
引言
語言文化的差異包括語言學。文化學,心理學,哲學等很多方面,英語和漢語兩種語言不同的表達法和習慣用法的差異,可以追究到更深層次的思維方面的差異。英漢語之間最重要的區別特征莫過于意合與形合的區別。
形合和意合是語言組織方法,是從意義到具體語言形式的兩個既有各自特點又不相互排斥的組詞成句途徑。形合(hyotaxis)指借助語言形式手段,主要包括詞匯手段和形態手段實現詞語或句子的銜接;意合(parataxis)指不借助于語言形式手段,而借助于詞語或句子所含意義的邏輯聯系來實現語篇內部連接。申小龍(1992)認為:西方民族注重形式邏輯。強調主客的分離,因此在語言上注重形合,而漢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主客體的融合統一,因而在語言上重意合。
本文試圖從英漢造字構詞的角度分析英漢兩種不同的語言系統里所體現出來的思維差異的問題,即形合和意合的區別在詞根詞綴等構詞方面的體現。
一、英漢詞綴構成對比
英語屬于一種拼音文字,英語的符號系統只包含二十六個字母,是形態語言,英語是一種體現邏輯思維能力的語言,其詞綴功能主要為表義性詞綴作為一種構詞手段十分活躍。
英語中的詞綴有兩類:一類叫“派生性”;另一類叫“屈折性”。派生性詞綴是一種與某個詞根結合在一起時改變該詞的詞性或詞義的粘著性語素,如后綴-ly改變詞性,前綴dis-改變詞義;屈折性詞綴是一種既不改變詞性也不改變詞義,只起一種語法作用的粘著性語素,如動詞的進行時態后加ing,復數名詞后加-s。
英語中抽象名詞多,漢語中具體名詞多。英語中有一整套表達抽象思維的方式,使用大量抽象名詞便是其一。英語中的抽象名詞大多是通過虛化手段,即通過加詞綴,尤其是后綴,從其他詞類派生而來。比如,表示抽象名詞:-ship hardship,leadarship,friendship,ladyship,和-hood manhood,motherhood,neighborhood,childhood。
而漢語中的名詞,除了哲學上的名詞之外,只能指稱具體的東西,而且可以說五官所能感觸的?,F代漢語的一些抽象詞尾大多來自外來語。英語說明性詞語多,漢語形象性詞語多。絕大部分英語具有說明性和功能性,極少具備形象性。而許多漢語詞都具備形象性。
漢語詞綴是一個嚴密性與開放型相互對立和統一的系統。從文字系統上看,漢語屬于表意(ideographie)文字,漢字四四方方,字形與字義有很大的關聯和統一。漢字,漢語詞中沉淀著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意合是漢字詞的靈魂。漢字有四種造字法,其中“會意”和“指事”是典型的意合。比如,會意字“災”,火在房子底下,意合為房子失火,表示“災難”義,非常生動形象。再比如會意字“從”,由一前一后的兩個“人”構成,意合為一個人跟著一個人,表示“跟從”義,同樣生動貼切。象形字“日”,“月”,每個字所有筆畫合起來就是該字所表達的客觀實體的形狀,也是一種意合。形聲字的形旁也表意,比如“崗”,“嶺”,“崩”都有“山”作形旁,表示它們都與“山”有關,這也是一種意合。
二、意合與形臺的構調方式對比
漢語是分析型語言,不會像英語名詞那樣改變自身的形式變為復數,漢語動詞也不會改變自身的形式表示過去,現在進行,將來,完成和被動等。中國人形象思維比較發達,英美人邏輯思維比較發達。而漢語主要依賴意義的內在銜接,形成一種隱約的意義脈絡。
比較一組漢英對應的詞語:牛-ox,公牛-bull,母牛-COW,小牛-caff,牛肉-beef這五對詞語,漢語只有“?!笔菃渭冊~,其余都是合成詞,英語則都是單純詞。這中合成詞和單純詞的區別說明了漢民族在形成這五個詞所表達的概念時,只有“?!笔浅跏几拍?,其余都是用兩個現成的概念作為元素合成的新概念。而英語則都是初始概念。漢民族在形成概念的過程中,既注意了事物的特性,又注意事物類屬的共性和事物間的聯系,而以英語為母語的民族在形成概念的過程中,則強調事物的個性和差異。
而漢字的構詞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語素構成的詞,也是靠意合組合在一起的。比如“夏至”,“夏”是“夏天”,“至”是“到”,“夏”和“至”意合為“夏天到”,表示一個節氣?,F代漢語絕大多數的合成詞都是靠它們的語素意臺而成的。比如“房奴”,指因買房向銀行貸了很多錢,每月把收入的大部分還銀行貸款,而且還要還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胺颗庇伞胺俊焙汀芭眱蓚€語素構成,意臺為“房子的奴隸”,生動形象地指代了這種人,這種構詞就是利用了意合法。再比如:單身族,上班族。工薪族,打工族,炒族,邊緣群體,消費者群體,讀者群體,弱勢群體,吸毒群體,白領群體,球迷群體,“族”和“群體”兩個詞構成的新詞的應用說明了漢民族人重綜合,重歸納的思維特點。
關鍵詞:漢字體系;性質;構形原則;表意文字
中圖分類號:H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0-0151-02
自20世紀以來,關于漢字性質問題的討論一直未曾間斷,但迄今為止,仍眾說紛紜,沒有達成共識。
應該說,作為自源文字之一的漢字,在其產生之后的漫長發展、演進和完善過程中,一直都能很好地記錄漢語,二者之間也有著良好的適配性。按理說漢字作為客觀存在的符號體系其性質也應該是確定無疑的,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之所以對這個問題各家觀點莫衷一是,除了漢字本身的復雜性為其定性客觀上增加了難度之外,各家在進行討論時對于界定標準認識的不一致、術語理解和使用的混亂、出發點和立足點的不同、個人所依據的理論框架的差異等主觀因素也是形成不同結論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認為在進行漢字性質問題討論時,首先要做的前提工作就是對這些相關的影響因素進行科學的內涵劃定,只有基于此的討論和判定才有可能達成使眾家信服的一致結論。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那就是,既然討論漢字的性質問題,我們應以客觀存在的歷時與共時兩個維度的漢字體系的整體狀況為依據,即既要排除對漢字性質的分階段斷代分析,也要排除只對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漢字體系中的一部分做局部研究。因為無論是隔斷古今漢字之間聯系的做法,還是切分整體做局部研究的做法,都不能使我們正確地把握具有歷史傳承性和沿革性的漢字體系的總體和根本特征及其與其他文字體系的本質區別,而這些都會最終抹殺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將試圖對客觀存在的整個漢字體系作綜合判斷分析,以期從全局角度找出貫穿其發展演變過程的一條“性質”紅線。
眾所周知,“無論哪種文字,總具有形體、音讀和意義這三種要素”,但只有形體是文字本身所獨有的,至于字音和字義,卻都是由它所記錄的語言賦予的。因此,任何一種成熟的文字體系必然既有音又有義,在這點上它們之間并無區別。而討論某種文字體系性質的過程,卻應是從探源的角度去推求字形結構的來源和造字之初的理據,從而說明人們是用什么方法創制出形態各異的符號來記錄語言的音和義的過程??梢?,這應是一個動態還原回溯的過程,目的是歸納文字創制初始階段的造字之法。而如何造字與文字的任務密切相關。有史以來文字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都是文字怎樣去記錄和表達語言——即文字記錄語言的主要方式,也稱構形原則。語言的外部形式語音及意義內容語義在客觀上決定了文字的構形原則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根據語言的語音來構造文字形體,二是根據意義來構造形體?!拔淖滞ㄟ^這獨有的兩種方式中的哪一種來記錄語言是文字體系劃分的標志,也是區分文字根本性質的基本原則。構形原則相同則屬同一文字體系,構形原則不同則屬不同體系,構形原則改變構成文字體系的變遷,體系變遷的軌跡就是文字性質變化的歷史”。這是我們進行文字體系劃分及漢字定性時要一以貫之的根本標準,一旦背離了這個方向,任何結論最終都是站不住腳的。
最早將漢字定性為表意體系的文字的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說:“(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的體系。一是表意體系。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一個符號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這個字和整個詞發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系。二是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連續的聲音摹寫下來。”他將漢字定性為表意文字,立足點和出發點是依據漢字記錄語言音義兩要素中的哪一個要素,這種最高層次、窮盡性的、科學的分類,最能體現漢字與其他文字體系之間的本質區別,也最能揭示漢字體系的根本屬性。索緒爾所謂的“表意體系”和“表音體系”,這些文字體制概念的邏輯范疇是從造字原則、造字方法的角度來界定的。澄清這一命名術語的內涵,對于我們進一步論證漢字的表意性質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據此,我們可以概括索緒爾所說的“表意體系”的文字是指這樣一種文字體系:其將依附于語音的語義在語素、詞、詞組或句子等各層次上劃分出相應的語義單位,然后創制出一定的符號,即意符去記錄它們。以意符為單位構成文字的,便是表意文字。而“表音體系”的文字是指這樣一種文字體系:它產生的前提是對語音的分析,將語音分析出音素、音節或更大的語音單位,然后創造出一定量的符號,即音符去記錄其中某一特定層次的語音單位。音符為字母的,是字母文字;音符為音節的,是音節文字。根據這個劃分標準,我們可以大致對目前仍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幾種文字體系作一個靜態的現時分析,來看看此標準在文字體系劃分時所體現出來的本質區別作用。
比如,英文被認為是典型的音素文字,因為其用專用音符來記寫英語中的語音單位,比如用“b”記錄[p]音位,而[p]音位也只能用“b”來記錄,排除個別特殊現象,基本上一音一符,一符一音。日語是典型的音節文字,一個假名表示一個音節。在掌握了這兩種文字的發音和拼讀規則之后,一個人即使不知道某個英語詞或日語詞的確切意思,也基本能讀出來,或者聽到一個生詞后也基本可以記下它的形體來。漢字則不同,其在整字這個層面和語言的意義發生關系。有人會問,為什么不是和音發生關系呢?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最初人們在日常交際中,漸漸將“天上的太陽”這個意義用任意約定俗成的“ri”這個音來表示。隨后人們產生要將“天上的太陽”這個意義記錄下來以便達到超越時空傳播的目的這個想法。在這個動機的推動下,人們根據生活經驗,畫一個象征太陽輪廓的圓圈內加一點“”來表示“天上的太陽”這個意義。這個有了意義的圖畫形式,進而跟語音“ri”聯系起來了。但凡有些生活經驗的人,看到這個圖畫形式第一反應就是其跟實際生活中太陽形象的相似性,也就是說首先聯想到的是“天上的太陽”這個意義,而不是“ri”這個語音。如果當時約定“天上的太陽”這個意義為“yang”音,人們也會自然將圖畫形式“”讀為“yang”音,但絕不會看到圖畫形式“”首先把它跟地里耕作的?;蛘咂渌c之在外形上相似性很小的事物聯系起來。這說明,在造字之初,漢字是用來記錄漢語中的語義的,隨后,才按照約定的習慣被人們賦予了各種讀音,成為音義結合體。這個階段可以被稱為形符階段或據意繪形階段。早期甲骨文、金文大多是以這種直觀方式構形的。之后字符的象物性逐漸淡化,由象形轉化為表意符號,通過意符的不同組合手段構形,直接把意義信息帶進字形,靠字符意義的累積來體現構意,我們稱之為形符的意化階段。六書中的會意字便是義符一次性平面組合所構成的合體字。隨后隨著漢語表達功能的不斷豐富和擴展,文字假借現象、詞義引申現象的不斷增多,漢字就不可避免地要孳乳以便滿足以形別義的需要。而早期的形聲字就是順應這種需要產生的。比如“辟”與“避”、“僻”、“譬”、“嬖”的關系就是這種文字孳乳過程的生動寫照。但其所謂的“聲符”原是借本來既有音又有義的現成文字充當的,本質上是地道的義符,只是這些義符由于社會的約定,與語言中某個詞語的音有了固定的聯系,因而在通過追加義符而造的合體字中,人們對其聲音的認識在先,于是才有了示音的作用。但其實質是由源字直接轉化成的,其示源功能才是最本質的??梢?,形聲字中聲符的示音功能---“通過它獨立成字的語音與由它構成的形聲字的語音之間的音同或音近關系來提示形聲字的讀音”是在其根本示源功能的影響下衍生出來的,是一種輔助標音功能。后來人們在對這類合體字習得和使用的過程中,對其結構進行靜態的描寫和分析,總結出“義符+聲符”的構形機制,并進一步發展為“形聲拼合”的造字方法,這成為后期形聲字的主要構形原則。但由于受到早期形聲字聲符示源功能的類推影響,后期形聲字的聲符也往往會較自覺地選用那些具有示源功能的字符。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絕大多數形聲字的聲符在本質上是示源的,其示源功能是主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示音功能是次要的,是由示源功能派生出來的附帶功能,是示源功能造成的一種客觀結果。這些“聲符”本身與漢語的語音并無必然的聯系。有人將現代漢字定性為意音文字或表音文字,顯然是流于對形聲字聲符性質作用認識的表面和模糊?!皬男温曌值臉嫵煞治觯怯捎谛畏吐暦髯远加兄鴧^別功能,同形符的字用聲符來區別,同聲符的字用形符來區別,在這雙重的區別之中,使漢字實現了以形聲字為主體的構形系統,這也正是漢字頑強地堅持其表意性的表現所在”。以形聲字為主體的漢字體系的定型,并未改變漢字的基本性質,只是使表意體系的文字進入一個更高的新階段。貫通漢字的構形史,我們便不難發現,形聲造字法是適應區別意義的需要而產生的,聲符是別義的,而不是專門為了表音而創制的;恰恰是形聲造字法,瓦解了漢字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表音趨向”。根據某些學者的觀點,漢字表音趨向的主要表現是同音假借。但如果從較客觀的角度看,假借作為造字之后的用字之法,其本質借的還是表意文字,并非漢字的本源,其的記音性屬于文字的使用問題,與漢字的功能無關,并非造字之初的理據。即使按照許慎的觀點,將假借歸為造字之法,但隨后“假借轉化為形聲,恰恰說明漢字系統對純粹的音化符號難以接受;而增加義符,正是它堅持自身表意特征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我們認為漢字的性質在形聲字出現后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縱觀漢字構形發展史,其根本構形原則——據意構形、提示語義的造字之法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我們將漢字命名為表意體系的文字,是大體合理的,能夠概括漢字體系與其他文字體系的本質區別特征。
參考文獻:
[1]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布龍菲爾德.語言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3]趙元任.語言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關鍵詞:文字;漢字字形;拼音文字;文化傳承;動詞;時態;時間傳遞;空間傳遞;差異
文字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對語言的交際作用起著極為重要的輔助作用。隨著人類社會的誕生和發展,有聲語言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類社會為了更好地彼此交流和文化傳承,在勞動的催化作用下,人類自身進化的強烈需要,依附于語言的文字產生了。語言的聲音信息轉瞬即逝,很難保存下去。可是,如果將其轉化為視覺信息的話,文字就克服了這一缺陷。這也是文字能夠成為傳承文化主要載體的重要原因。但是,中西文字有很大的差異,這在許多方面都表現了出來。漢字是表意文字,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這是大家公認的二者最明顯的區別之一。表意文字的漢字是由不同的筆畫在一定的平面上通過橫向和縱向同時展開組合而成的,漢字也因此呈現出不同的結構形式。上下結構,上中下結構,左右結構,左中右結構,內外結構,半包圍結構。這些不同的結構形式和漢字筆畫的組合順序一起構成了漢字的結構形式美,富有變化但又不失有規律可循。拼音文字是通過拼音字母的線性排列而成的,組合順序雖然有規律可循但顯得單調,不如漢字那么豐富。這是表意的漢字和拼音文字在外觀上呈現出來的不同。但是,不管是漢字還是西方的拼音文字,它們都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顯著的標志。自從有了文字,人類語言就把轉瞬即逝、難以儲存和捕捉的聲音信息轉化成了可延時、可儲存、可看見的視覺信息,并且被記錄下來,這樣語言和文字所承載的內容——文化就被傳承了下來,并且可以迅速穿越時空進行傳播,使人類社會的交際范圍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大,人類文化得以積累和保存,同時也得以很好的傳承。漢字和西方的拼音文字外觀上的差異并沒有抹殺它們傳承人類文化的巨大作用。
漢字本身也記載自身字體的演變過程,這是一個由繁到簡的緩慢而漸進的變化過程,也是自身字體的傳承過程。它不是一下由一種字體跨越到另一種字體,也沒有在演變的過程中出現斷裂現象。新舊字體的磨合與并存,特殊場合不同字體的同時出現也是客觀的需要。雖然現代漢字中有些字體已經基本不用了,但是這些字體所承載的文化通過新的字體傳承了下來,而且有些從正式場合消失的字體雖然沒有多大的實用價值,但是可以作為書法藝術來欣賞從而加以保存。作為拼音文字應該沒有這么明顯的字體演變過程。因此關于筆文化和字體的演變文化就沒有漢字豐富。當然,語音的演變是不可避免的。
文字是一種符號,一種書寫符號。不管是漢字還是西方的拼音文字,這種書寫符號均可以看做是起源于圖形的。不同的是,當圖形還沒有與聲音符號建立直接的聯系時,它的語音形式沒有與一個個確定的書寫符號對應起來,而僅僅和圖形所表示的概念直接聯系。處于這個階段的文字和生活中的言語依然是兩套獨立的代表概念的符號系統。漢字就屬于這種情況。而西方的拼音文字,其書寫符號和相應的詞的聲音是對應的,這樣的文字就是屬于表音系統了。由于這種鮮明的差異,長久以來,不僅西方人認為拼音文字優于漢字,就連中國人自己也認為漢字在文化傳承中不如拼音文字方便和優越,想拋棄漢字表意的特點而主張實行漢字拼音化。拼音文字見形知音,聽音知行,這種特點非常利于學習,而漢字就不同了。同樣的語音形式,有許多不同的漢字書寫形式,沒準就會寫錯;同樣的書寫形式,有不同的語音形式。雖然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語境加以辨別,從而降低漢字的這種特點帶來的不利因素,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文字特點確實會加劇學習的難度,使許多人特別是外國人望而卻步。讀書學習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之一,這種學習的巨大難度加劇了文化傳承的困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文化交流以及其它方面的交流。當然,如果我們只是站在西方拼音文字的角度來和漢字比較和審視,也許覺得漢字阻礙了文化傳承,或者不利于文化傳承。但是換一個角度,情況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