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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梢约哟?,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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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渤海經濟圈經濟一體化面臨的障礙
環渤海地區是指環繞著渤海全部以及黃海的部分沿岸地區所組成的廣大經濟區域。就中國范疇而言,它位于我國東北、華北和華東三大區的結合部,是我國城市最密集、工業基礎最雄厚的區域之一,在我國的整體發展戰略中始終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國長期的行政區劃和傳統的官本位、地方保護主義思想的影響,環渤海地區形成了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經濟發展格局,使得其經濟一體化進程面臨著一系列的障礙:
首先,產業結構趨于雷同,區域內的內在產業鏈聯系不夠緊密,沒有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除了大部分省市都有鋼鐵、煤炭、化工、建材、電力、重型機械、汽車等傳統行業外,目前又在競相發展電子信息、生物制藥、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這一方面導致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造成了地區利益之間的沖突,進而加劇了產業行業間的盲目競爭和惡性競爭,也使各地區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
其次,由于區域內各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不斷擴大,地方之間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級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和保護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區為依托,構筑貿易壁壘,實行市場封鎖,阻礙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環渤海經濟圈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分割,往往是你的產品賣不到我的地盤,我的產品也難以打入你的市場,楚河漢界,涇渭分明。
最后,區域內國有經濟比重大,體制改革滯后,開放度不高,開放意識不強,缺乏協同發展的整體規劃和明確可行的戰略部署,未能形成優勢互補、團結一致、共同發展的合力。像環渤海地區天然的中心是北京,但是在經濟上它同區域內的其他地方并沒有形成像上海與長三角、廣深與珠三角那樣的緊密聯系,對周圍城市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也極其有限,沒有起到應有的“龍頭”作用。
二、轉變政府職能,引導環渤海地區實現經濟一體化
從區域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依靠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來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毫無疑問,應是解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障礙的最佳思路。通過市場競爭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而目前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十分不完善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資源、個人和企業經濟活動的控制仍然相當普遍。又由于其政績考核主要依據本地區財政稅收、本地就業和GDP增長速度,因而地方政府不僅具有了發展地方經濟的責任,也具有了發展地方經濟的沖動,使得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具有強烈的行政導向性、明顯的功利性和強烈的排他性。顯然這種政府職能的錯位形成了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的制度根源,要發揮政府的引導職能還要從轉變政府職能入手。
首先,要建立服務型政府。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不能把自己的職能定位于“管、卡、壓”,而應立足于“服務”。公共領域的開發關系到區域多方的共同利益和長遠發展,同時又是單方無法解決的重大、棘手的問題,因而必須積極開展跨區域的協調與合作。以區域水資源開發和利用為例,面對日益嚴重的水資源危機,環渤海地區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必須打破行政界限,按一個生態整體加以宏觀治理,以實現區域水資源供需平衡。
其次,要建立競爭的政府。通過競爭,能夠鼓勵創造和多樣性,令各地主觀能動地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優勢互補。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要從以地方保護主義為策略的封閉式競爭轉向開放式的制度創新為基礎的制度競爭,通過制度創新來吸引資源、創新技術、促進增長,而不是通過地方保護主義來維持增長。相應地,我們必須建立起科學的地方政府官員績效評價體系,通過其正確的方向引導,規范官員們的行為取向和行為模式,避免政府間的盲目、惡性的競爭導致地方保護主義泛濫。
最后,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是要建立可問責的政府。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是要使一切行為不能脫法,包括公民的行為、更要包括政府的經濟行為。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管理、從事經濟活動時,如果其行為違反公司、證券、合同、競爭、土地、環境等調整相關經濟關系的實體法,也應像公民、法人一樣依法承擔責任,包括民事責任。因此,政府在引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必須將政府的決策行為納入法治軌道,建立一個良好的區域經濟規劃、決策的法治機制,并輔以法律責任制度,依法規范政府的行為,保證政府決策、規劃的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避免主觀性、隨意性和“長官意志”。
三、良好的法治環境是實現環渤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保障
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交易成本不僅僅包括各種“經濟交易成本”,如運輸費用,工資,談判所花費的時間,包括關稅在內的各種稅收等。它還包括由于制度的偏失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所導致的“制度成本”。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基于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區域間經濟協調與合作更是離不開法律制度的保障。
首先,制定區域綜合性規劃法。面臨新的發展機遇,環渤海地區特別需要一個較完善的戰略規劃,盡快形成科學有效的區域治理結構,并充分運用市場的力量,為其起飛及持續發展提供動源。因此,我國區域規劃工作必須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學化,盡快制定出臺《區域規劃法》,建立健全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區域規劃法律保障體系。
其次,制定《反壟斷法》、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在西方發達國家,法律對于反壟斷、促進自由市場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國內地區間的市場分割,使得商品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公平合理的競爭難以開展,市場機制的作用受到極大抑制。目前地區封鎖、地方保護的問題嚴重,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利用行政的、經濟的、技術的、甚至法律的手段,限制商品和要素自由流通,保護本地市場和企業。在法學的視角下,地區封鎖一般是納入行政壟斷的框架內進行研究的。因此,我們需要抓緊制定《反壟斷法》,同時配套地對《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修訂,使其更好地保障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為環渤海區域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
最后,制定區域協調規則。國際經驗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發展的快慢與是否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是直接相關的。以目前運作最為規范的歐盟為例,作為制度一體化的歐盟,每個階段都制定相關法律,成員國依此實施一致對內對外政策。從《巴黎條約》建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羅馬條約》建立的關稅同盟,到《單一歐洲法案》對商品、勞動、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列出的約300項立法,到1993年,歐洲統一大市場正式形成。隨后,歐共體成員國簽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并于1999年實現了經濟貨幣聯盟。如今,
歐盟各國又將實行統一的憲法提上了議事日程,向著經濟一體化的最高階段繼續前進。在我國,經濟區域內缺乏一致性的規則,各地區在招商引資、土地批租、人才流動、技術開發等方面的政策上存在很大的差異,阻礙了生產要素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而目前各地方政府做出的加強經濟聯系和合作的宣言、承諾又缺乏必要約束和制度保障。因此,我們認為,經濟區域內很有必要制定一個各地共同遵守的區域公約,設置必要的懲罰和救濟機制及部門,以強化地方政府調控政策的規范化和法制化。內容可包括:人力資源、產業布局、自然資源開發、環境保護、戶籍制度、住房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招商引資等各個方面。待時機成熟再將這個公約上升為區域發展與管理法,實現區域制度架構的融合。
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為環渤海經濟一體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我國,不合理的財稅制度設計是導致區域發展差異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財稅體制實行“財政大包干”的承包制。財政承包制不僅造成區域間的“苦樂不均”、“鞭打快?!钡臓顩r,更強化了對市場割據的激勵,妨礙了統一市場的形成,致使區域發展差距迅速擴大。因此,如果財稅制度不改革,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將成為一句空話。
首先,進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事權,劃清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并以此為基礎劃分稅制。在“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仍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為了增加本級財政收入,各地紛紛上馬那些生產高稅產品和預期價高利大產品的項目,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地區封鎖、市場分割的做法大行其道,構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頑固的障礙。政府間事權劃分是政府間財力分配的基本依據,因此財稅體制改革要從合理劃分政府事權開始:除中央政府要承擔一些大型、長周期、跨地區的重點建設項目的投資外,大量的一般贏利性項目,應交給企業和企業聯合體去辦,地方財政則基本上不再承擔贏利項目的直接投資任務,而把支出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方面。在此事權劃分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到事權與財權的統一,避免“上出政策,下出資金”這種直接導致基層政府財政陷入財力困境的事情的發生,真正做到“一級政府、一級事權、一級財權”。
其次,建立規范化的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制度。我國現行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夠規范和透明,專項財政轉移支付的種類和數量過大,使得上級政府通過集中財權,建立了讓下級政府高度依賴上級政府的財政體制,下級政府通過“跑步進京、省、市、縣”,才能爭取到本應屬于地方的財政收入。而具有均等化性質的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規模卻很小,起不到協調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我們知道要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區域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完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和完整的產業鏈條,就不可避免地會損害某些地區的既有利益。有些地區可能必須從某些產業中退出,或轉而生產一些低附加值的上游產品。這就需要對這些為了區域整體利益做出犧牲的地域給與補償,讓區域內所有的地區都共享合作的收益。如果這種轉移支付制度不夠明確又缺乏權威性和制度保障,就不會有地區為了區域整體發展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了。因此,現在急需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確定轉移支付的標準、方式,轉移者的義務和被轉移者的權利形成規范的制度,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
再次,現行征稅權、稅收征管權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稅名不符實的狀況,也有悖財稅促進分配公正、公平競爭、配合各級政權實現事權的功能或作用。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以來,我國的地方稅體系不但沒有發展壯大,反而日漸萎縮,從94年的3個共享稅種擴大到目前的12個,占稅種總數的比例也從10%猛增到31%,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分別出現了“大馬拉小車”和“小馬拉大車”的失衡格局。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要與其責任相一致,更要有相應的財權相配合,因此,要降低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的數量和比例,同時使地方政府具有從本地實際出發設立、開征某些地方稅種的權力,因地制宜地為地區非贏利設施建設和各項公共服務、事業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來源。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不論是政府引導職能的充分發揮,還是法治的健全以及財稅改革的深化,都是在為環渤海地區經濟一體化所進行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創新,是為區域內社會經濟資源得以以利益最大化為前提進行優化配置提供一個一體化的制度平臺。真正的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還是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以企業為主體來實現。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鐕镜膶ν庵苯油顿Y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梢约哟?,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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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鐕镜膶ν庵苯油顿Y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梢约哟螅a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參考文獻】
[1]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市場結構與對外貿易.上海三聯書店,1985.
[2]克魯格曼.克魯格曼國際貿易新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3]張二震,馬野青.貿易投資一體化與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創新.福建論壇,2002,(3).
[4]高樂詠.一體化進程中的政府與企業.山西經濟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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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鐕镜膶ν庵苯油顿Y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 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梢约哟?,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 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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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貨幣區 經濟一體化 貨幣一體化 貨幣聯盟
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東盟各國認識到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弊端,以及開展貨幣合作的重要性。經濟大國日本也因日美元匯率的急劇變動給其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轉變了原本消極的態度,正在積極支持和推動亞洲貨幣一體化的進程,中國經濟的發展給亞洲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區域經濟一體化為“亞元”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隨著亞洲經濟的高速發展,東亞貨幣一體化成為學術界內外討論的焦點。筆者就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與貨幣一體化問題談點淺見。
一、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分析
目前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在兩個框架下進行,一個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一個是次區域的東盟組織,兩個框架的基本目標是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APEC是一個連接亞洲和太平洋國家的、松散的、關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論壇,內涵的國家眾多,差異性極大,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進程受到多方面的障礙。東盟是一個次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涵蓋的經濟體規模太小,區域內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很小。
這里,我們主要選取三個指標來考察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區域內貿易占各國GDP的比重、區域內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各國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
1.區域內貿易占總貿易及GDP的比重
區內貿易量越大,貨幣一體化給成員國帶來的利益越大,因為共同貨幣將會降低貿易活動中的交易成本。東亞地區區域內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是33.15%,而歐洲共同體是55.9%,占GDP的比重東亞是40.58%,歐洲共同體是39.46%。這表明東亞地區區域內自由貿易的程度和共同市場的建設程度雖然比歐洲還有一定距離,但近年來,隨著東亞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這個差距在逐步縮小。
2.經濟增長的相關性
我們通過分析東亞各國1985年至1999年這15年的GDP增長率,計算出任意兩個國家之間經濟增長的相關系數,并與歐洲共同體主要成員國的經濟增長率的相關系數進行比較,發現:東亞各國經濟增長率的相關系數之和為20.493,平均相關系數為0.4554;歐洲共同體經濟增長率的相關系數之和為14.185,平均相關系數為0.6755。這反映出東亞目前的經濟一體化程度還遠遠不夠。
二、東亞地區要素流動性分析
1.勞動力流動性及工資、價格彈性
一方面,東亞各國和地區并沒有像歐盟那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目前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很多,包括語言障礙、法律障礙、文化障礙、政治障礙等等,這些障礙都使得整個東亞地區勞動力的流動程度很低。
另一方面,東亞地區工資和價格又有較大的彈性,它具有一下四個方面的特征:第一,東亞地區是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發展中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剛剛完成(與歐美國家相比),如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韓國。而另外一些國家則正處于工業化的過程中,工業化的過程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轉移,這種轉移在滿足了工業化過程中對城市勞動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時,保證了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第二,東亞國家和地區一般都不制定最低工資法、雇員稅法和就業保障法等法規,使工資完全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勞動力市場基本上不發生扭曲;第三,東亞國家工會的力量與歐美國家相比比較弱小,談判能力低,失業保險制度也不健全,導致工資剛性不強;第四,日本是東亞國家工業化完成較早的國家,雖然各方面的法規相對比較健全,但是日本的終身雇用制度也保證了工資的充分彈性,在終生雇用制度下,勞動力需求下降時企業不裁員、降低勞動力成本的方法是削減工資水平。工資構成企業成本的最重要部分,工資的較高彈性保障了產品價格的較高彈性。
2.資本流動性
東亞各國(地區)金融發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異,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由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組成,該類國家和地區金融深化的程度較高,是地區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資本流動的障礙。第二類由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泰國、日本組成,該類國家或地區正處于金融深化的過程中,政府對金融的管制已經大大放松,金融市場也有了一定的發展。第三類由中國、韓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組成,這類國家(地區)金融自由化起步較晚,目前存在較多的政府對金融的管制,資本流動的政策和市場障礙都很大。由于該地區的大國――中國、韓國和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資本流動存在一定的障礙,致使整個東亞地區的資本流動性不高。
三、 經濟發展水平及結構相似性分析
如果外界沖擊對貨幣區內各國的影響是對稱的,可采用同樣的(或類似的)貨幣政策予以抵消,各國就不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形成一個貨幣聯盟。而沖擊是否是對稱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國經濟發展水平是否相當,是否具有相似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經濟結構趨同的國家有可能形成貨幣聯盟。
1.經濟發展水平
為了反映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折算)這個指標??梢悦黠@看到,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既有像中國這樣人均GDP僅僅2624美元(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發展中國家,又有如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那樣的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還有日本這個位居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發達國家,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最高和最低之間相差竟達10倍以上。
2.經濟結構相似性
這里我們選取兩個指標反映經濟結構的相似性:貿易結構和資本形成比率。
表1計算了東亞各國(地區)1985年~1999年期間平均的資本形成比率、東亞地區的平均資本形成比率、資本形成比率的標準差。標準差反映東亞各國(地區)偏離平均資本形成比率的程度。該指標的高低粗略反映了一個地區各國資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標準差越高,相似性越低。表2給出了歐洲共同體各國1979年的資本形成比率。東亞地區的標準差明顯高于歐洲共同體的標準差,說明東亞地區資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大大低于歐洲共同體1979年的水平。
表1 東亞各國(地區)資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85年~1999年)
資料來源:根據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2000有關資料計算
注:日本的資本形成率和GDP均使用第四季度的數值計算
表2 歐洲共同體國家資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79年)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6
從進出口結構的差異度來看.東亞地區1993年出口的差異度指標的平均值為58.56,進口差異度指標的平均值為34.47;而歐洲國家1979年這兩項指標分別為35.71和23.21。東亞地區進出口結構差異明顯高于歐洲共同體。
四、政策目標的相似性
政策目標相似性越高,在對付經濟沖擊時貨幣合作各國政策協調越容易.貨幣合作越容易成功。
我們選取了通貨膨脹作為主要的政策目標來考察。表3和4列出了東亞地區上世紀90年代和歐洲共同體70年代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及通貨膨脹率的平均值和標準差。東亞地區的標準差是5.2,歐洲共同體是3.73,東亞明顯高于西歐地區。
表3歐共體國家的通貨膨脹率(1970年~1980年)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82年世界發展報告》
表4 東亞國家(地區)的通貨膨脹率(1992年~1998年)
資料來源:根據APEC秘書處《1999APEC經濟展望》,1999年9月有關資料計算
五、東亞貨幣一體化存在的困難和障礙
綜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東亞地區還不具備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有制度保障、以匯率目標區為主體的如同歐洲貨幣體系的貨幣合作機制的條件。具體來講,目前東亞貨幣合作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經濟一體化程度不高
經濟發展水平及經濟結構有較大差異國家的一體化相對較為復雜。東亞建立貨幣聯盟的過程應該在初步實現經濟一體化、達到一些前提條件之后,包括建立關稅同盟或者共同大市場以及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東亞各國和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懸殊,經濟一體化程度大大低于歐洲各國,目前還不具備實施貨幣一體化的條件。
2.東亞區內尚不存在軸心國
德國是歐盟最大的經濟體,享有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聲譽。歐洲中央銀行事實上是遵從了德意志銀行的貨幣政策,這一方面反映了德國經濟在西歐經濟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德意志銀行長期擁有的反通貨膨脹信譽。
東亞地區尚沒有能為整個區域決定貨幣政策并對區內各國政策起協調作用、擔當軸心國的國家。在東亞地區的經濟關系中,日本始終扮演主角,日元也是地區內最國際化的貨幣。近年來,日本與亞洲各國的經濟關系越來越緊密,在某些國家其重要性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即使不考慮政治因素,日本在經濟上的某些缺陷也使它難以在該地區擔當軸心的角色。如日本國內市場狹小,金融市場限制過多,日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外匯市場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國民生產總值及對外貿易在全球的地位,這些都影響了日本在東亞的核心地位。
3.在東亞國家(地區)合作中存在著政治方面的障礙
歐洲貨幣聯盟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貨幣聯盟要有一個政治聯盟為后盾。與歐洲相比,東亞貨幣合作的困難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
首先,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一直存有分歧,包括歷史上的積怨、領土糾紛、文化傳統、、價值觀的差異等,因此它們更多的是把彼此視作競爭對手而不是潛在的合作伙伴。歷史上日本的侵略戰爭給一些國家留下創傷,而且日本對戰爭問題至今沒有深刻反省,因此,東亞國家很難對日本有信任感。另外,東亞國家領土問題盡管目前暫時擱置,但隨時都會成為合作的禍根??傊?,在東亞地區合作過程中存在著政治障礙,各國很難相互信任,對合作始終存有戒心。
其次,區域貨幣合作需要各國讓渡一部分經濟政策的自,服從一種共同的貨幣政策。然而,到目前為止,東亞國家并沒有顯示出愿意放棄部分貨幣政策的自換取貨幣合作成功的決心。這一地區也缺乏類似歐盟貨幣委員會那樣的超越國家權力的機構,以及對違反合作協議的成員國進行強制懲罰的機制。因此,如果東亞地區希望采用單一貨幣、形成貨幣聯盟,需要各國強有力的政治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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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區經濟;一體化;政府;產業
毋庸諱言,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潮流。二者并駕齊驅,已經成為21世紀的主導。從國內來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經濟協作水平最好、經濟活力最強的三大經濟圈:珠江三角洲經濟圈、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環渤海灣經濟圈的一體化趨勢也在逐步加強,通過一體化的聚集效應,又進一步強化了它們在國內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近幾年,區域經濟一體化無論在理論研究上還是在實踐運動中都處于興盛階段,理論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實踐運動方興未艾,國內許多地方政府都將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發展區域經濟所實施的一個重要戰略。在此背景下,應當對經濟一體化本身有一個理性的認識。
一、政府間的協調與合作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關鍵因素
從國際上看,無論是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非洲經濟共同體還是APEC會議,無一不是由一國政府代表本國出面參與各種會議并簽署協議。從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上看,無論是單一商品的經濟一體化(如歐洲煤鋼共同體),還是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全面的經濟聯盟以及完全的政治一體化等,都是由各國政府出面簽訂相互給予對等優惠待遇的有關協議。如果沒有政府的參與,經濟一體化就不可能真正能實施起來,也就不可能達到現在這種一體化的程度。從國內來看,現在一體化程度最高的三個經濟區域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圈,也都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由政府出面協調成立的組織。政府的職能之一就是要彌補市場失靈,拋開經濟一體化,政府也仍然要參加經濟管理。實施經濟一體化,就更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參與。政府憑借其強勢地位,通過各種強制性措施,整合制度與規則,迅速獲得社會認同并付諸實施,省去經濟主體為簽訂契約、開展并監督其實施過程的許多交易成本。通過政府間的各種互利的優惠協議的簽署,使民營資本和企業在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地區內進行各項經濟活動時節省大量的交易成本,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提升經濟增長質量,這也就是實施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政府必須參與的原因之一。
二、經濟的一體化必須要以市場經濟為基礎
許多學者在談到經濟一體化時,都注意到了政府對經濟一體化的關鍵作用。有關經濟一體化的各種報道也往往側重于各級政府之間達成的協調機制、各種經濟協調組織成立等,而忽略了一體化中市場的基礎地位。這會給人一種誤導,認為經濟一體化只要政府大力推動就可以實現。其實不然,從國際社會看,目前較為成功的歐盟的經濟一體化,其成員國都經歷了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不包括新近加入的前東歐國家,它們的市場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許多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經歷了幾百年的歷史。從我國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追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內的自求平衡,產業體系的特征就是大而全、小而全。當時的經濟運作方式完全是有政府全力推動的,市場基本上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但它也屬于一種經濟一體化模式,但由于這種經濟一體化模式缺乏市場基礎,從實際效果來看,它是失敗的。目前經濟一體化水平較高的是長三角經濟區和珠三角經濟區,在我國剛實行改革開放時,這兩個經濟區并未提出經濟一體化,國內學者也沒有提出在這兩個地區實施經濟一體化的主張。但是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發展,近兩年來,有關這兩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研究著述頗多,實際上,主要是由于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力量不斷地摧毀著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傳統領域的統治地位,推動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必然會強化專業分工,相互的經濟依賴性也自然隨之增強,經濟一體化的內在要求必然會顯現出來,從而也促成其在理論界的研究和提上政府經濟管理活動的議事日程。
三、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研究往往滯后于實踐運動
1953年以前,在國際經濟學標題索引中找不到“經濟一體化”一詞。但是現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程卻始于1951年的關于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巴黎條約》。伴隨著歐洲共同體的正式成立,有關經濟一體化的研究才日漸增多,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但是,總體來看,一體化的理論主要是針對西方尤其是西歐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而進行的,以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為研究對象的一體化理論相對較少。而且,其理論也往往是在一體化的實踐運動中出現新現象以后,相關的理論研究才應運而出,而很難做到從理論上提前進行科學的預見。從我們國內看,改革開放前有關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主要源自于前蘇聯的地域生產綜合體,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我們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但更多的理論還是處于要不要市場經濟等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上,對于如何建設市場經濟的討論尚未展開。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如何建設市場經濟的討論風起云涌,但對于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研究不多,即使有一體化的研究,更多的也是側重于對國外一體化理論的介紹,很少有將國外一體化理論與國內經濟一體化運動相結合的。直到近兩年,隨著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和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經濟一體化運動的客觀要求,理論界掀起了一股經濟一體化的熱潮,這是可喜可賀的。但是,這種一體化的研究相對于國內經濟一體化的運動來說是滯后的。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應當是:理論源自實踐、高于實踐、指導實踐。無論從國際社會和國內的經濟一體化運動來看,有關一體化的理論總體上是滯后于一體化的實踐,一體化的理論往往是針對已經付諸于實踐的一體化運動進行事后的探討和總結,喪失了理論的前瞻性。如果一體化運動一開始就能夠得到理論上的指導,相信一體化運動會少走彎路,獲得更好的發展。
四、經濟的一體化促進了專業分工,增強了經濟互補性
許多學者都強調實施一體化的區域內部相互之間應當有較強的經濟互補性,其實,經濟互補性只是實施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從理論上講,發展中國家缺少資本,資本作為生產的稀缺性要素,如果說資本投放到發展中國家,那么它的投資回報率會很高,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經濟的互補性很高,應當有大量的發達國家的閑置資本投向發展中國家,但實際的結果卻并非如此。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隨之出現了兩種傾向:第一,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第二,產業內貿易大大增多,產業競爭加劇。
對此,傳統的經濟理論并沒有從一體化角度進行解釋,這一方面表明在傳統理論中并不認為經濟互補性是進行經濟一體化的充分條件;另一方面也表明對于經濟互補性和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傳統理論對此并未有較深入的研究。從一體化理論的角度講,這一時期國際經濟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以歐共體的成立為代表的經濟一體化運動的興起,而歐共體的成員國恰恰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根據斯密定律:市場規模限制專業分工。只有當區域實行了經濟一體化以后,由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專業分工會越來越細化,從而經濟的互補性也會越來越凸顯。也就是說,經濟互補性未必是實施一體化的前提條件,但是通過實施經濟一體化以后,經濟一體化的區域內的經濟互補性會增強。
很多學者在談到經濟一體化時,都強調經濟一體化的各成員單位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必須強。從經濟互補性的角度看,在一體化的過程中,強調經濟的互補性的目的是為了強調通過實施一體化,使一體化的各成員單位之間加強貿易往來,促進經濟發展。但是,經濟互補性不是決定是否實施經濟一體化的唯一標準。1956年,理查德?李普西和凱爾文?蘭卡斯特總結了前人的理論分析,創立了“次優理論”。即“如果一般均衡體系中存在著某些情況,使得帕累托最優的某個條件遭到破壞,那么即使其他所有的帕累托最優條件都得到滿足,結果也未必是令人滿意的,換句話說,假設帕累托最優所要求的一系列條件中有某些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那么,帕累托最優狀態只有在清除了所有這些得不到滿足的條件之后才能達到”。次優理論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啟示:一個地區在構建一體化的過程中,也許它不如其他進行一體化建設的區域內的各成員單位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強,但是,這決不表明這個地區的一體化建設一定會比那些經濟互補性強的地區差。
五、一體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一體化是一個綜合性的、多維度的、動態的概念。從一體化所涵蓋的角度講,一體化可以實現一國內部的地區經濟一體化、跨國界的幾個國家的經濟一體化,也可以是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從一體化程度的高低講,一體化可劃分為五種形式: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一體化和政治經濟一體化。從一體化的實施步驟上看,即可以先從某一產業實施一體化,也可以在所有經濟領域內同時實施一體化。從一體化的推動力量上看,既有以市場化為基礎的政府主導型一體化(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實行這種一體化),又有以計劃體制為基礎的政府主導型一體化。從上述對一體化的分類可以看出,一體化的概念所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從一定角度上講,一體化本身是一個概念群,所涉及到的理論也就構成了一個理論群。對于一體化的理解,因當是動態的,作為一種具有多維度特性的一體化概念,對它的理解不能僵化。
六、一體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許多人也認為,通過實施經濟一體化戰略,就能夠為本國或本地區帶來許多經濟利益。例如,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可以用較低的價格獲得投資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獲得國外儲蓄,以及從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輸入觀念、技術和制度等,以幫助其成功繞過一些傳統的實現快速增長的障礙,這樣的理解是片面的、有失偏頗的。加入一體化組織本身并不是一種可以依賴的、能促進持續的經濟增長的基礎。加入一體化的國家和地區必須在實施一體化戰略的同時采取互補性的、明確的、連貫的政策和制度,才有可能將加入一體化所帶來的潛在的經濟利益變為現實的經濟利益。決定經濟增長的基礎因素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進步,加入一體化只是有助于這些基礎因素的出現。一體化是我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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