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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摘要: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但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關注的重心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發展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四、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總結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以專業化經濟范疇取代規模經濟范疇,以內生交易費用取代外生交易費用,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取代了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以角點均衡基礎上的全部均衡取代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均衡,將經濟研究的核心從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資源配置問題重新轉回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焦點——經濟組織問題上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恢復了專業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地位,同時,它以“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為其理論內核,形成了一個各學派都可以共享的統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復興。
注釋:
① 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量的最優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
② 內點解是指當決策變量最優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
參考文獻
[1] 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2] 楊小凱.經濟學原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3] 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4] 楊小凱.在“電子商務與網絡決策國際會議”上的講話[R].北京:2001.
[5] 雷宏振,趙陽.新興古典經濟學和經濟學的范式革命[J].江淮論壇,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簡評[J].經濟學動態,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經濟思想的發展——從亞當斯密到新興古典經濟學[J].當代財經,2003(11):13-17.
[8] 于業明,王欣,王建軍.新興古典經濟學述評[J].世界經濟文匯,2001(2):10-12.
[9]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10]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關鍵詞:新古典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比較
前言:經濟學研究是一門系統學問的研究,其源自于《國富論》中,且在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后形成了眾多派別??v觀經濟學發展歷史,其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衍生與新古典經濟學始終存在著某些不同之處,針對此現象,當代經濟學專家開始對其展開了全面的研究與了解。以下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比較的詳細闡述,望其能為相關專家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參考,并由此帶動新興古典經濟學考察的不斷深入。
一、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差異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從大量的研究數據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之間存在的一定的差異,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為二者間差異的主要體現。經過經濟學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經濟學向新古典經濟學進行轉化的過程中其研究核心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將資源配置問題化為了自身研究重點。而導致研究核心發生轉變的原因主要歸咎于馬歇爾專家在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存在著數學工具較為匱乏等問題,最終導致其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將重點轉移到了資源配置層面。然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的選擇存在著異議,進而致使其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現代化研究工具展開了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重點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的分析框架也存在著某些不同之處,即新興古典經濟學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點定位的不準確導致其分析框架的設置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因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在設定分析框架過程中強調了對于純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絕對兩分限制了經濟學的解釋力,同時,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邊際分析方法對資源配置等問題展開了詳細闡述,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卻無法對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經濟學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是利用生產函數來對廠商的生產情況進行描繪的,因而其對專業化經濟概念來說無絲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必然會摒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構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經濟分析框架,且通過經濟化概念的形式體現廠商生產狀況。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選擇是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差異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其主要體現在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采用的是將最優決策中的某個變量設定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邊際分析。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揚棄了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采用了超邊際分析形式,即通過對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數據解釋,然后對剩下的角點解展開局部最優值求解處理,最終達到分析目的。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繼承
(一)二者都是四層次分析法
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中四層次分析法。四層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層次即表示經濟學家在對經濟學進行研究時通常通過數學函數來描述決策前的經濟環境,如用生產函數描述生產條件等。第二層次的決策結果取決于個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經濟環境存在著隨時變動的特性,因而利用環境變化來描述人的自利行為必然會受到人為因素的限制。第三層次是由個人行為和人與人間相互作用兩個部分構成的,這個層次的分析結果常常處于靜態分析狀態。此外,若在對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結合時間因素對研究的影響,那么在此基礎上第二層次及第三層次均會呈現出動態決策結果。第四層析的分析是對前面分析結果的一種詮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四層次分析法繼承的同時,亦對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處進行了補充與說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脈相承的
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一脈相承的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新興古典經濟學中應用的超邊際分析工具脫胎于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但是二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某些差異,即超邊際分析工具分析的結果要更為集中且精確。此外,超邊際分析應用了現代化的數理模型及工具,簡化了分析過程,同時深化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度;第二,超邊際分析內容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邊際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與關鍵,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了新興古典經濟學中重點研究問題,即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展開了有效解決。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意義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興古典經濟學仍然處在發展中階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對其展開細致的評價具有一定深遠意義。即在新興古典經濟學興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經濟學也由此迎來了新的挑戰,并為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拓寬了其分析范圍,致使其在此基礎上必須通過整合自身核心理論達到最佳的分析狀態。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對超邊際分析工具的應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代經濟學分析工具的發展,且強化了相關專家學者對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終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應用水平。另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也在我國經濟改革中起到了引導作用,且調動了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3]。
結論:綜上可知,古典經濟學在經歷了不同發展階段后實現了不同派別的分化,而新興古典經濟學作為發展中的經濟思想,其在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核心與分析工具的基礎上,也繼承了其四層次分析法,且對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處進行了相應補充,最終達到了精準分析的目的。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也繼承了古典經濟學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內容,且通過對分析工具的優化解決了分工與專業化等相關問題。(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周海歐.經濟增長、交易費用與制度變遷的一個形式化分析框架――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貢獻[J].當代財經,2013,15(05):5-14.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效率;經濟分析方法;交易成本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經濟學的淵源與發展
法律經濟學(Economics of Law),是一門“用經濟學闡述法律問題”的經濟學與法學交叉學科,按波斯納所言,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1]。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
法律經濟學產生并形成于20世紀中期,但萌芽于18世紀中期。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論述“刑罰應當與犯罪相對稱”這一原則時指出,此原則必須依賴于對刑罰與犯罪所獲得的利益之間的比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術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計算代替數學中計算的精確性”[2]。對此,邊沁做出了進一步的經濟學分析,用成本效益來解釋罪罰相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經濟學思想開始被用于對法律制度、規范的分析。
19世紀晚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周期性的越來越明顯,舊制度經濟學者們企圖利用經濟分析方法分析現有制度的動態演進,并通過對制度的改良來緩解經濟發展周期性問題。與此同時,以弗蘭克、盧埃林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興起。在這兩大因素的影響下,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芝加哥大學的亨利·西蒙斯和艾倫·迪萊克特開始利用微觀經濟學來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倫·迪萊克特教授在1958年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譯《法律經濟學雜志》),即為后來法律經濟學建立的標志之一。這個時期,法律經濟學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個別領域,區別于后來對法律作出全面經濟分析的新時期,這個時期通稱為“舊經濟分析時期”。
以1960年羅納德·科斯的經典論文《社會成本問題》發表為標志,法律經濟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新經濟分析時期”。就學術流派而言,主要有產權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經濟分析的范圍,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權法、財產法、勞動法、婚姻家庭法等領域全面擴展。這一時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納,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集這一時期的經濟法律分析之大成,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標志著法律經濟學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較為平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趨勢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傳統的法律經濟學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這種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進程較為緩慢。另一種“非主流”學派強調“法律的經濟哲學分析”,注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相互關系,分析和評估可供選擇的多種社會模式,研究和探索選擇各種不同社會模式的法律制度與經濟關系的后果[4]。這兩種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響,主導著現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縱觀以上的法律經濟學發展歷史,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的發展,都自然會受制于歷史進程中一定的社會規律,那么真正貫穿于法律經濟學的發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法律”還是“經濟”
以法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來看,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效率”作為核心衡量標準,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為基本分析工具,來進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傳統法學研究所強調和重視的“公平”、“正義”這一類概念本身的含義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時,在很多情形下,經濟學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與法律分析相同的結論。所以可以用“經濟效率”去取代“正義”之類的傳統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將法律轉為經濟學。鑒于此,法律經濟學一直被作為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來看待。
但是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法律經濟學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和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盵5]法律經濟學顯然是利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經濟問題的一門學科。那么我們進行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顯,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變法律制度與法律實踐中的經濟效率問題。因此我們對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最終還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的注釋》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極力說服經濟學家離開的世界,傳統經濟學錯就錯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們應該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法律制度至關重要。如果不對交易賴以進行的制度詳細地加以規定,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交換過程的討論就毫無意義?!盵6]這說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認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現實中的法律制度。
因此,即使法律經濟學中以大量的經濟分析方法為基本工具,法律經濟學首先也應當是一門法律學科。因為作為區分學科的重要標準——研究對象是法律及相關制度。經濟只是工具,法律才是目的。
關鍵詞:古典微觀經濟學;4P;4C;4W;淵源
中圖分類號:F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41-01
1 營銷的4P理論
營銷理論是一門應用學科,其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等。其基本的營銷觀念受經濟學基本理論的指導和規定。美國營銷理論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營銷管理》中認為:“營銷是個人和集體通過創造,提供出售,并同別人交換產品和價值,以獲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種社會和管理過程。這一定義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產品(商品、服務與創意);價值、成本和滿意;交換和交易;關系和網絡;市場;營銷者和預期服務。”這里不難看出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從時間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國經濟學家馬歇爾以單個消費者、單個廠商和單個行業作為分析對象,構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供求理論是其理論的基石?!皽蚀_地說,4P存續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一時間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經濟學理論對營銷觀的影響和啟迪的結果。而從經濟形態來看,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從19世紀后期到1929年全球經濟過剩危機這一時期內,世界經濟的主流是短缺經濟。4P代表了銷售者即生產者的觀點,即賣方用于影響買方的有用的營銷工具。4P理論的出發點是以生產者為中心,4P理論的時代背景是賣方市場,是短缺經濟時代下的產物。4P理論的目的是以企業或生產者的利潤為目標。
2 營銷的4C理論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營銷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消費個性化、人文化、多樣化特征日益突出,傳統的4P理論已不適應新的情況。 以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舒爾茨和勞特明教授為代表的營銷專家認為:企業從事營銷必須以消費者為中心,為此他們提出了營銷組合的4C理論,即消費者(Consumer),成本( Cost),溝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論的提出對傳統4P理論沖擊很大,傳統4P理論是一種企業導向而不是真正的顧客導向,以4P為核心的傳統營銷是一種由內向外的經營思維,本身帶有銷售觀念和以生產為中心的痕跡,而4C理論的經營理念則剛好相反,它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經營思維,是市場觀念的具體體現。
4P到4C是營銷觀念的變革。傳統營銷理論強調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道(place)、促銷(promotion)四要素。這種4P理論認為,企業只要圍繞4P制定靈活的營銷組合,產品銷售就有了保證。
3 營銷的4W理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管理的基礎,既是后者的理論基礎,又是后者的方法論基礎,營銷理論無論是4P和4C理論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雖然在4Ps和4C之后,人們提出諸多營銷新理論,來刻畫知識經濟時代的營銷理論創新,如社會營銷、關系營銷、生態營銷、網絡營銷、整合營銷等,但筆者認為這些觀點確實有創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識經濟時代營銷理論創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啟發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為它們均是對實際營銷現象的經驗總結,缺乏相應的經濟學理論的支撐。近年來,隨著人類社會邁入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學理論也不斷發展,一些學者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純生產者與純消費者的兩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產――消費者全新的分析單元,提出了4W理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4P是第一代營銷理論,4C是第二代營銷理論,而4W是第三代營銷理論,4W是4P和4C理論內在邏輯發展的結果。
筆者認為,如果從營銷學的主要理論基礎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來看,或者從4P和4C的基本理論方法與實務來分析的話,4P和4C理論在本質上是屬于同一邏輯結構中的同一論,即4P和4C的理論基礎都是新古典經濟學。4P和4C理論兩者最大的共同點,都是以一個獨立的觀察者來觀察市場營銷,4P以生產者的角度來演繹出一套營銷理論,4C以消費者為出發點來發展出一套營銷理論。這也是4Ps的營銷近視癥和4C理論的營銷遠視癥局限性存在的原因,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論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觀經濟學著作或教科書的流行寫法,是以馬歇爾對需求和供求的狹義解釋為基礎。新古典學派創始人馬歇爾在1890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利用供求、邊際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該框架有三個基本的假設:第一是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第二是馬歇爾對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的狹義解釋以及他對這兩個概念在經濟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強調;第三他用規模經濟概念替換了專業化經濟概念。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兩分法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奠基石,它使得“邊際學派”得以興旺,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在理論與方法上構建了較為厚實的基礎。兩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體現與應用,被當作微觀經濟學分析柜架的標準構件,新古典經濟學及其現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這一致命缺陷,從而導致4P和4C理論存在相應的理論局限性。如果我們采用一種接近現實的框架,用消費――生產者代替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其中每個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則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一種職業,這就決定了他買和賣什么。在這種框架里,在選擇不同職業的個人之間,消費者-生產者的地位是對稱的,因此,不存在純消費者地位與純生產者地位之間的不對稱。
從經濟學的理論發展的邏輯來思考市場營銷理論的發展,筆者認為第一代營銷理論(包括4P和4C)應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營銷理論,或稱為單贏營銷理論或優化營銷理論,第二代營銷理論(4W)稱為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營銷理論,或稱為共贏營銷理論或博弈營銷理論。筆者將之概括為4W營銷。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礎上的總結和擴展,4C比4P進步的觀點有二:一是觀察市場營銷的角度從生產者轉到消費者,這意味著“獲勝的公司必將是可以方便地滿足顧客需要,同時和顧客保持有效的溝通”,與4C相比,4W是從生產者――消費者、生產者――政府、生產者――供應商、生產者――環境四個范疇來全而審視市場營銷,4W認為獲勝的公司必將是可以方便經濟地滿足生產者、消費者、政府、環境、供應商的需要,同時形成生產者和消費者、政府、環境、供應商雙贏的結果??傊?,4W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產物,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時代相比,它關注和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磋商、共贏、合作、參與、學習、分散、柔性。4W是一種新的市場營銷理念,其與4P與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場規則,公共利益認同之上的合作這一新經濟觀。
綜上所述,4P,4C,4W營銷組合理論它們之間的關系應當這樣理解:它們不是取代的關系而是完善和發展的關系,它們都有深刻的微觀經濟學的淵源。由于企業層次不同,情況千差萬別,市場及企業營銷還處于發展之中,因此企業在了解、學習和掌握這些理論的同時,根據企業的實際,把三者結合起來指導營銷實踐,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美]菲利普•科特勒著.營銷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關鍵詞:金融危機 經濟人 有效市場 集體非理性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金融市場是現實生活中最為接近完全競爭的市場例證,有效市場理論假設證券市場價格充分反映市場信息,任何公開或非公開的市場信息能夠立刻通過價格傳導到市場參與者,參與者能夠根據市場信息做出理性的反映以實現收益最大化,因此市場能夠實現動態的一般均衡。但是金融史上的歷次金融危機的普遍特征卻是市場遠離均衡的劇烈波動,而且每一次波動中市場參與者都表現出了如同希勒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指出的種種非理性的表現,這使得人們開始反思有效市場理論和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希望通過經濟學基礎假設的改進使得經濟學更為準確地描述人們的行為和接近現實世界,從而減少金融危機的爆發頻率及其破壞性。
一、有效市場理論――從微觀到宏觀
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核心就是市場參與者追求個體效率,圍繞這一邏輯核心的分析范式是:首先闡明理論假設;在理論假設基礎上用數學的方法描述研究對象的行為;用經驗事實檢驗理論模型。貝克爾對經濟分析的核心做了精彩的概括并得到經濟學家的廣泛認可,他指出,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的綜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運用便構成了經濟分析的核心?!敖洕碚摽疾斓暮诵膯栴}就是經濟人及其在市場經濟中的互動過程及結果,因此理性假設既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分析起點也是經濟分析的核心。經濟人行為有兩個最根本特征:其一是動機的“自利”性即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經濟人行為方式的“理性”性。新古典經濟學假設所有人都是經濟人,都按照邊際均等原則實現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這就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可以通過求解市場參與者在約束條件下的效用函數的最優解實現市場參與者的效率最大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則主要描述了通過市場參與者的最優行為實現市場的動態一般均衡。至此,新古典經濟學實現了從微觀個體均衡到宏觀一般均衡的刻畫。
金融市場的有效市場理論則是新古典經濟學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對金融市場的刻畫,通過假設市場參與者是完全理性的:證券市場價格能夠迅速反映市場上公開或未公開的信息,參與者充分了解購買證券后果的概率分布而且能夠選擇使自己目標函數最大化的方案。在這樣的假定之下,證券市場的常態應該是動態均衡的,任何的短期波動或沖擊都能夠通過市場的自我調節迅速恢復。因此,理性假定奠定了有效市場理論的微觀基礎,是金融市場長期均衡的基石。
二、金融危機的主觀機理――有限理性
根據建立在理性人基礎上的有效市場假設,只要市場參與者滿足完全理性的假定條件,市場均衡是常態,任何的非均衡是短期的而且市場能夠迅速修復。但是人類金融史上金融危機并不新鮮,而且大規模破壞性的金融危機使得市場遠離均衡而且恢復緩慢。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破壞力驚人,各國紛紛啟動救市計劃。金融危機的現實促使人們反思有效市場理論的核心假設――完全理性。
總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假設遭到了兩方面的批評。西蒙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太強,能夠在任何時候準確計算自己收益和成本的完全理性的超級經濟人是不存在的并提出市場參與者實際上只具備有限理性。西蒙指出:市場參與者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的,面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市場,參與者無法知道各備選方案結果的概率分布;參與者認知現實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類的理性是在有限的認識能力約束下所能達到的最大化。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卡尼曼認為: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人類有很多認知偏差如人類的自負即往往趨于高估自己的能力等,因而容易走向個人非理。
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中指出,人們獲得最終的結果并非出于對于各種可能結果精心計算概率分布而最終實現最大化。人們對世界的認識總是從簡單到復雜,從靜態到動態,由于所處世界的復雜性超過了人們的認知理解能力,面對現實的極端復雜性,人們不得不假設人的理性是完美的,并以此作為證券市場資源配置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模型實際上為研究真實的市場提供了參照標準,從而測度、估計現實的市場狀態是否達到最優,用與理想的市場(資源配置達最優)的差距來評價現實市場。但實際上,完全理性是不可能達到的,現實市場中參與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機產生的主觀方面的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現實參與者的有限理性與有效市場假設下完全理性的沖突。
三、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個體理性與集體非理性
理性可以分為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新古典經濟學把個體理性建立在理性公理的基礎上,即:反身性,完備性,傳遞性等,但是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排除了集體理性,排除集體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市場失靈。通常所說的市場失靈來自外部性,壟斷、信息不對稱、公共物品等,這就在于個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會帶來社會最大化的結果,經濟學中即稱為“社會困境”,因此大部分市場失靈現象具有個人理性導致社會困境的一般特征使得完美市場是不可能實現的境界。金融危機一旦爆發往往不斷惡化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這就在于金融市場的主導理論有效市場假設只關注市場參與者單個的最優化,而不考慮市場整體最優化的實現,而市場整體最優化的實現有賴于參與者單個的最優化外和市場整體最優化之間利益沖突的有效調節。
例如金融危機的爆發首先要有泡沫的膨脹期,這就如同凱恩斯的“選美”理論,每個市場參與者都想實現個人的最優化,但由于市場整體理性考量的缺失,在個體理性的驅動下,市場參與者考慮的不是市場將來可能出現無法控制的泡沫,而是積極的猜測大多數投資者的選股傾向和購買行為。而且在金融泡沫不斷堆積衍生的過程當中往往有很多投機致富的示范效應從而使得個體投資者視投資行為為非理性而投機從眾行為為理性。從市場參與機構來看,參與機構在金融泡沫的堆積過程中往往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點在金融衍生品創新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金融衍生品一方面可以控制金融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因而是風險管理的很好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若金融衍生產品使用不當,或者被濫用,反而會放大風險,造成災難性后果。在金融泡沫不斷堆積的過程中,參與機構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往往會視金融創新本身為點金術,如此次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就是失控的金融創新的后果。新古典經濟學排除了集體理性的研究,從而使得市場如何從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的過程研究成為缺失的一環。因此,金融危機的破壞性通過個體理性向集體非理性的傳導機制而不斷堆積和惡化。
四、經濟學需要更接近現實世界――幾點建議
從郁金香狂熱、南海泡沫、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史上歷次金融危機的破壞力使得人們又一次反思和追問經濟學的解釋力。筆者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經濟學的啟示是經濟學的完全理想假設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改進,此外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要進一步的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使得經濟學更加接近現實世界。
(一)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有效協調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很多假設以實現邏輯自洽,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設不存在貨幣、政府,法律制度,產權體系,銀行等等,所有信息通過價格進行傳遞和調節,而自由市場機制還需要非市場制度才能使市場得以有效運行。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的悖論說明僅依靠價格機制難以協調市場參與者與市場總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如何通過激勵相容的制度在無秩序的、多元的個人理性與有秩序的集體理性之間搭建均衡應該是此次金融危機對于經濟學的啟示之一。
(二)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自從馬歇爾把邊際分析引入經濟學以來,經濟學出現了數理化的傾向,薩繆爾森在《經濟分析基礎》一書中把數學最優化和經濟學均衡原理相結合,使用數學形式表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體內容。此后,西方經濟學逐漸從語言表達和圖解式的分析方法轉變為用現代數理經濟分析方法等高深數學為主的工程化研究方法。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哲學基礎和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共通之處, 但正如波普爾和哈耶克在《經濟學》雜志中表示,社會科學不可能得出像物理學那樣的結果,哈耶克猛烈的抨擊了機械的、不加鑒別的適用自然科學的定量方法,他稱之為“科學主義”。
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體系建立在個體理性假設基礎上,嚴格假設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數理化求解目標函數的最優解。但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主題根本不同,只有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結論相結合才能更準確的解釋市場參與者的經濟行為和社會現象,比如借鑒神經心理學,行為科學的結論。但是,由于很多社會科學的結論是很難或沒法定量化的,比如集體理性該如何衡量,有限理性該如何納入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中,即使能夠量化,納入后經濟模型能否求解,這些都需要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突破。
經濟學家哈恩曾指出:為證明“無形之手”,新古典經濟學家走上了一條非常狹小的羊腸小道才走到了峰頂,而走上峰頂的重要墊腳石就是理性公理假設。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新古典經濟學最大的啟示就是:為認識復雜的經濟世界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假設使得經濟理論不足以對現實予以充分準確的刻畫和解釋;理性假設本身需要改進,作為新古典理論大廈的基石,理性假設的改進需要付出精心的探索和長期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英]亞當?斯密《國富論》著 [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3月
[2][美]喬治?索羅斯《超越金融:索羅斯的哲學》[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
[3]張平,劉霞輝《中國經濟增長前沿》[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年5月
[4]左大培,楊春學《經濟增長理論的內生化歷程》[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6年8月
一、古典與新古典主義的均衡觀
在古典經濟學中,均衡是一個宏觀概念,它基于經濟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一個中心思想是:經濟體系可以通過價格體系這只“看不見的手”得到有效地協調,并實現有序的運轉,這一思想被后來的經濟理論進一步發揮得淋漓盡致。斯密通過“經濟人”假設、自由市場機制和勞動價值論構筑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基礎。斯密從“經濟人”這一基石性假設出發,進而提出了以“看不見的手”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斯密認為,市場機制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通過理性經濟人的自利選擇行為就能夠自動地調節整個社會經濟,并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而也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生產者的利潤目標。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里,整個經濟是沿著均衡的軌道穩步發展,人們各得其所,經濟行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論中,均衡是基于個體行為人的滿足和與計劃相互一致的一個微觀概念。經濟學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主流經濟學都提倡建立經濟體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為一個核心概念,運用數學模型來表現一個封閉系統。在馬歇爾的微觀經濟體系里,均衡觀念是貫穿始終的基本概念,并與邊際分析和連續性原理緊密聯系在一起。人們已經意識到在物理學概念和新古典經濟理論之間存在著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將新古典經濟學當作牛頓力學,這兩種理論都是基于“原子主義”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體現著機械論的色彩。
新古典主義從物理學中引入了類比并運用理性機制促成了瓦爾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認為不同事物之間的比較就象在不完全市場中若干行為人的博弈行為,經濟現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個帶有約束的理性選擇統一范式的均衡系統,這意味著所有的行為人都能在約束條件下實現最優化行為。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論通過借助一個無所不能的拍賣人假設,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調整過程和均衡的穩定性,從數學上嚴格論證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場能夠同時達到均衡狀態,商品及勞務價格等完全為人們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命題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種交易活動視為自我一致的領域,利潤最大化和均衡成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重要支柱,經濟學理論完全可以依照牛頓的經典力學方法來建立。后來,經過阿羅和德布魯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論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體系中得以更精致化,這個框架就是阿羅—德布魯范式。阿羅—德布魯范式最基本的性質是其所要求經濟運行的最大協調性與在其所允許的目標和資源使用上的豐富多樣性并存,消費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過生產者自愿供給而得到滿足。在這個范式中,每個經濟行為者只需考慮自身的偏好、利潤和價格,他們完全有能力預測所有未來的價格,即具有理性預期。對于現代經濟學家來說,阿羅—德布魯范式也成了現代經濟理論的中心結構及經濟研究的主要參照系。
二、宏觀經濟分析中非均衡觀與均衡觀的爭論
按照新古典主義正統的經濟理論范式,整個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都是由個體最優化行為下微觀層次上的均衡狀態決定的,可見,新古典主義的諸多限制性假設大大削弱了其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凱恩斯以非均衡分析為起點,通過論述其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及其自動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凱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隨者通過對新古典經濟的揚棄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基礎、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轉換開創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論,而在于它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沖擊。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把新古典經濟學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對接起來,形成由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組成的所謂新古典綜合學派,并成為經濟學的主流,該學派在方法論上堅持了新古典學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觀理論方面承襲了以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和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里抽掉了凱恩斯關于預期的非理性和未來不確定性的主要論斷,從而將凱恩斯的非自愿失業理論納入了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礎使這種對接或綜合必將面臨困惑和矛盾。
現代貨幣主義則致力于將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學拉回到古典主義的宏觀經濟思想上去,無論是在分析個人消費行為還是在論證貨幣需求上,也無論是在討論失業問題還是在討論通貨膨脹時,貨幣主義者們的研究也始終遵循著正統微觀經濟的思維范式,即個體優化決策基礎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通過吸收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并增添理性預期等新的假設形成其范式基礎,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該學派假設:市場能夠自動地、連續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經濟主體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們對經濟變量的預期也是理性的,即經濟主體的預期不存系統性的誤差。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范式基礎完整地堅持和發展了新古典理論的范式基礎和理論體系,并且以更精確的形式表達出來,它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均衡,宏觀經濟變量與正常值的偏離是各種貨幣、技術等沖擊的結果,并最終得出了其所謂“宏觀經濟政策無效性命題”。
后凱恩斯非主流經濟學則擯棄了新古典學派的均衡分析,關注非均衡、非市場出清和隨時間的變動特征,強調經濟系統的動態性和力的結構,增長和動態性是其核心內容,制度和組織結構則為資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機制,所以對經濟擴張路徑的無規則本性的解釋成為其分析的焦點。后凱恩斯主義的制度主義傳統特征在于決定經濟行為時,突出強調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規則,其經濟思想模式關注一個沒有均衡的經濟學,它不再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經濟系統如何隨時間變動,并創造、生產、分配和使用來自社會的剩余如何能夠擴大其產量。擴展的路徑是非均勻的,并可能以無法預見的方式改變經濟系統的本質。因此,經濟過程被看作是無規律的,具有循環和累積因果特征。主流經濟學把經濟系統看作是一個封閉系統,而非主流后凱恩斯主義所處理的是一個開放和結構化的系統,它強調結構的轉換,所基于的推斷方法不是歸納或演繹而是誘發的,這種理論能夠對給定的現象分析其所強調的關系、結構、條件和機制。
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爾多所堅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爾拉斯所建構的一般經濟均衡,后來被我們這一時代的數理經濟學家予以發展,并且附以不斷增加的優雅、準確和邏輯精確。”[2]卡爾多對正統均衡理論描述不充分問題的關注,形成了他對均衡經濟批判的實質性基礎。他通過對三個關鍵性領域的分析,闡述了其理論的要旨:第一個領域是關于市場是如何運行的,并且其運行模式被市場出清的價格體系所排除;第二個領域是價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競爭是如何在不完全競爭的背景下進行的;第三個領域是對遞增收益的經濟學意義的考察。[3]卡爾多還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礎之上的更大的馬歇爾式框架,以支持他對均衡經濟范式的批判。
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并非關于人們實際生活世界的理論,其研究方法實質上是脫離現實世界的一種抽象理論。為此,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針鋒相對,它通過引入粘性價格這一重要假設,認為名義變量的波動影響實際變量,因此貨幣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凱恩斯主義著重考察市場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相對價格粘性等作為理解經濟波動的關鍵。幾乎所有新凱恩斯主義者都不贊成均衡理論,他們力圖尋找市場非均衡變動的證據,并發展了具有一致微觀基礎的一系列模型。在這些模型中,他們從不完全競爭、不完全市場、非對稱信息和異質性勞動等方面來論證市場非出清及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工資調整只是逐漸緩慢的調整。他們通過把理性預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設結合進模型中,體現了名義總需求的波動是如何產生意義深刻的影響的。因此,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最根本的對立,就是各自堅持不同的范式基礎,在范式層次上對于自由市場機制的不同觀點。
當然,同均衡理論一樣,非均衡經濟理論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傳統的均衡分析,它還依賴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經濟現象時,仍沒有跳出均衡經濟的框架之外尋找更深層次的歷史、社會、文化及體制等因素的影響。
三、經濟演化觀的形成與發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經濟理論中,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濟均衡和演化的兩種理論,但當邊際主義開始致力于經濟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時,其演化思想便無法納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們逐漸“遺忘”掉。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也指出,經濟學的目標應當在于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但生物學概念更復雜,所以研究經濟分析對力學上的類比性給予較大的重視,并常使用均衡這個名詞。馬歇爾雖然強調時間、報酬遞增及時間不可逆性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意義,但他意識到基于生物學思想構造經濟學理論的困難,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實上,經濟系統和生物系統一樣,演化主要是兩種機制推動的:一個是創新機制,通過系統的創新產生多樣化;一個是選擇機制(注:選擇機制是指經濟系統的制度背景會有利于某些慣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慣例。因此,選擇將改變習慣的擴散及其個人和組織的行為方式,所以社會經濟演化可看作是對多種制度進行選擇的過程。),即在這些多樣化中進行篩選。熊彼特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一種解釋經濟變遷和社會演進的分析框架,把其創新理論與達爾文的進化論聯系起來。他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植根于過去的經驗傳統和習慣模式,主流經濟學是局限于“靜態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的非連續變化的后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也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盵4]
早期的制度學派從一開始就摒棄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種不同的歷史主義的范式特征來透視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制度經濟的基礎包括視經濟為一復雜的演化系統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從而與視均衡為正常理想狀態的理念格格不入。繆爾達爾堅持制度學派的方法論原則,認為經濟制度是社會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在一個動態經濟社會里,社會各因素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經濟的發展就是在這種相互影響的變化中進行的。加爾布雷思堅持演進和整體的方法,反對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進概念來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進思想在其方法論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倫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把演化看成是經濟系統技術和制度變化的基本方法,對新古典范式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主流經濟學沒有提供一個動態和演化的框架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而是采用先驗和靜態的模式,分析的結果只能與實際現實相背離。凡勃倫的制度主義傳統是以演化和過程為導向,強調經濟系統的動態性和結構,這些制度和組織結構提供了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他主張經濟學應圍繞演化和變異這個核心和主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倚重的靜態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積性因果”(注:累積性因果概念認為,人的行為是由他過去的經歷和所處的文化、宗教、環境和遺傳等多種因素決定的,這些因素具有累積性。)概念中,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不僅取決于外部力量的沖擊,也取決于系統內部的演化,人類社會的演進具有強烈的歷史累積。同時,凡勃倫還相信人類社會經濟的演進又體現出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初始條件的微小差異可能會導致迥然不同的結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來源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與自然選擇之間的相似性使得人們得以用進化的觀點對經濟社會現象做出解釋,并且社會的演化是自發秩序的,是通過系統自組織來進行,其自發秩序理論就是一種社會演化理論。他認為,規則系統的演化本質上是一個不同群體間自發競爭和選擇規則的過程,社會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不是人們理性設計的結果。
新制度經濟學雖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內發展起來的,并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經濟人假定、穩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諾思對制度變遷的研究,經歷了對新古典范式懷疑和修正的過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氣。諾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源于他對新古典方法論的堅定信奉;隨著他對歷史研究的深入,他發現了新古典理論在解釋重大的歷史變遷時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進而開始對新古典范式進行修正:“長期變化最為根本的原因是個人和組織的企業家所進行的學習。為了建設性地探討人類的學習性質,有必要廢除作為經濟理論基礎的理性假設。”[5]最終使他背離了居于主流經濟學核心地位的自動均衡標準,走上了一條將制度變遷看作是進化的、非最優的、路徑依賴的反叛之路。
近年來,在非主流宏觀經濟領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經濟演化理論的異軍突起。經濟演化理論起源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該理論借用進化論概念,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并強調以生物進化論原理作為經濟分析的方法論基礎。演化經濟學的假設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連續分散的,它把經濟的演化過程看成是一個自行選擇的學習過程,注重對慣例搜尋和選擇環境的考察,側重分析結構不確定性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演化是非線性的、遠離均衡狀態,擁有多種選擇的方向;慣例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尼爾森在和溫特合作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一書中,運用了其在產業經濟學方面豐富的理論和經驗知識對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經驗和實際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戰,具體體現在他對新古典經濟學核心假定的反對,他拒絕經濟行為人在最優化意義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變遷代替最優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關注學習的復雜過程和知識的代際轉換;同時尼爾森和溫特還發展了一個可選擇的用于分析企業利潤最大化行為的理論框架,用一個演化模型代替最優化模式。
總之,基于演化經濟理論建立起來的模型拋棄了利潤最大化假設,充分考慮了微觀個體的差異性、技術創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和創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從而更好地把握了經濟系統的運行機理和演化過程,更加符合現實經濟。
四、結語
在自然科學中,物理學總是被認為最符合科學標準的學科,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證偽主義,或者是庫恩的范式學說,都是以物理學作為藍本的。經濟學也把自己極力類比成物理學:馬歇爾深受牛頓力學的影響,建立起均衡分析經濟學,它與經典力學共用的是一個范式,都廣泛認同以機械論和決定性為硬核的思維范式。新古典主義機械地將經濟主體的行為僅僅與過去和現在的某種激勵力量相聯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為的主體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預期必定通過發生的事情而實現。凱恩斯自稱受愛因斯坦影響,將預期和不確定性引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并主張發展一個廣義的經濟學,但仍不足以對新古典范式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相反,卻在一定程度上被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新古典主義的機械論、還原論所同化。
經濟演化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是根據一般的行為經驗、習慣等日常慣例進行選擇的,它們形成人類行為選擇的價值體系。西蒙所倡導的有限理性假說,不僅成為經濟演化理論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依據,也是整個經濟演化理論的一個基石。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僅僅關心在既定的制度約束中的選擇,而忽略了人們對制度本身的選擇問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均衡對于理解經濟演化沒有多大意義?;趹T例和選擇環境為基礎的演化理論與主流經濟學的均衡體系存在著很大差異,如何把經濟演化思想和傳統經濟理論框架有機整合,用超越靜態均衡分析的眼光審視和認識社會經濟系統的演變歷程尚有許多工作要做,也孕育著某種新經濟理論框架體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參考文獻】
[1] 易憲容.交易行為與合約選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2] N.Kaldor.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J].Economic Journal 82(4):1237,1972.
[3] T.A.Boylan and P.F.O Gorman.經濟學方法論新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4] 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5] 諾斯.時間進程中的經濟績效[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5,(6).
[6] 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7] L.a.Boland.The Founda 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8] 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9] G.Dosi.技術進步與經濟理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10] 胡代光.西方經濟學說的演變及其影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 尼爾森,溫特.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