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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古代西方科學 思辨性 博物學
毋庸置疑，古代西方科學的發展處于一種相對停滯的狀態，在這種狀況下，科學并不是以一種獨立的面目出現，而是散亂的分布于哲學、博物學以及社會現實的方方面面，但盡管如此，對古代西方科學的知識存在形式及其發展進行分析，無疑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
一、思辨的科學與科學的思辨性
科學是什么，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科學是現實的還是非現實的，對這樣一些問題，并非要做出立場清晰的選擇才意味著正確，事實上，這些不同爭論恰恰反應和描述了科學的不同特質和側面。而在其中，理性尤其是思辨是科學所絕對不可避免的方面，然后即使是面對理性本身，仍然面臨著一些爭論。這些爭論會將思考更加引向深入。
現在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在中世紀結束之前，科學是從屬于哲學或者神學的一部分，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并不能概括出同時期科學的全部特性?；蛟S從知識的角度來說，這一時期的科學僅僅就表現為一種知識，還沒有出現其它方面科學的特性。
既然如此，對于中世紀之前科學的分析，我們首先還是基于作為一種知識的判斷，這樣，對于科學的存在我們就可以大體分為三個方面，首先是作為哲學的科學，這一部分科學在古希臘羅馬哲學以及在后來的中世紀神學中，是從屬于哲學或者神學的一部分。這主要是由于西方思辨理性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形成，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哲學思維視角主要是面向自然而非主要是人本身，這就必然包含對于客觀物質世界的解釋而非純粹的先天的結論。與此同時，這種包含在哲學中的科學已經形成或者被主流哲學所認可，并非高枕無憂，在哲學體系中，仍然會受到思辨本身的檢驗或者其他哲學流派的否定和排斥。
也就是說，中世紀結束之前包含在哲學中的科學會受到思辨的考驗，但應該予以確認的是，這種考驗與檢驗只是出于形而上的思辨領域，并非是這些科學知識是否正確或者其現實作用如何。因為形而上的哲學在現實面前是超驗的，當然包含在哲學中的科學也具有如此的特征。因此，哲學形態的科學所面臨的考驗就只能是哲學自洽和自身發展的考驗。因為古代西方的科學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而理性自身是不斷發展的，由此也帶動西方哲學的發展。這樣形而上的思辨哲學本來引起形而上的特性而具有相對封閉的性質，但思辨理性的演化發展卻總在超驗的哲學中不斷推動思維及哲學本身的發展，因此，從歷史上看，哲學思想總會因時代的不同而在不斷變化，哲學語言與片段也總處于不斷的分化組合中。這樣作為哲學一部分的科學或者哲學形態的科學也處于不斷的選擇之中。
在相當程度上，中世紀之前的哲學的發展并不導致科學的相應發展，當然之所以科學得不到發展并不能完全歸結于哲學或者神學束縛的原因，人們的認識能力水平限制，社會需求不足，科學與現實的互動關聯缺乏是主要原因。當然，除了在知識體系上哲學對科學的束縛之外，另外最為主要的表現是哲學體系，尤其是中世紀神學對社會思想的控制和由此形成的強大的社會治理有關。不過中世紀仍然會被認為是精神與人文發展的時代，科學與人文是人類知識財富不可缺少的兩部分，猶如鳥之雙翼。而在今天，這兩方面似乎在某些方面有所缺失和存在著矛盾的方面。
二、博物學的發展與古代科學
對于古代自然科學的存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博物學中。博物學是一門非常古老的學科，幾乎與哲學一樣同時期產生。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博物學與哲學，同時也與后來的近代自然科學產生了極其復雜的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學與后來的近代自然科學有著完全不同的研究傳統，近現代自然科學是建立在實證與實驗的傳統之上，科學知識有著嚴密的邏輯聯系，是系統的理性論證的結果。近代自然科學是理性的產物，而這種理性可以稱之為工具理性。博物學則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理性，它是基于對大自然宏觀觀察和分類的結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博物學也是對大自然的一種認識，是采用敘述的語言，對大自然的植物、動物和礦物的種類、分布、形成和生態進行系統描述。
如此，博物學研究傳統同思辨理性和近代自然科學所具有的數理研究傳統是不同的。相對于近代自然科學，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內容更加廣泛，更加豐富，更加感性具體，而近代自然科學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抽象；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與人的主體觀察，與人的存在狀況緊密聯系在一起，近代自然科學則主要基于人的理性思索，隨著科學的發展，又主要同日益巨大的科學研究團體，同巨大的、精密的實驗裝置聯系在一起；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體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和諧，把人也納入到了整個自然系統之中，體現的是一種生態的、系統論、整體論的思想，而近代自然科學則體現為一種對自然的征服和改變，所以與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相比，近代自然科學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一種充滿霸權意識的科學，它具有與社會統治體系相結合的傾向。所以從上述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是屬于人的科學，而近代自然科學，則是人屬于科學。因為高度理性化的近代自然科學，由于其嚴密的邏輯論證，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不是有人能夠左右，相反由于近代自然科學對于自然物性的激發，出現了科技異化的現象，近代自然科學是由人創造的，卻反過來又稱為奴役人、統治人的一種異己的力量。
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一方面受到了思辨理性的指引，因為博物學是對自然界萬事萬物的整體觀察與概括，離不開一定的整體思想和分類思想，所以博物學在一定程度上接住了思辨理性的一些結論，自身同哲學有著極為緊密的關系，同時博物學有在相當大程度上游離于哲學之外，在一定層面構成了哲學的邊緣知識，甚至脫離哲學，成為形而下的社會現實與世俗知識，這樣，這種系統的知識就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某種實用性和工具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類生活的發展與進步。
關于博物學，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古代也具有較為顯著的博物學傳統，這一傳統到魏晉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這一時期涌現了許多博物學家，如陸璣、張華、郭璞等人，經過他們的整理研究，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整的名物學、本草學、地志學、農學等等，這些知識具有非常強的知識累積的特征和實用性、志異性特點，對后世影響較大。而博物學之所以在中國能夠有較大的發展，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重感性直觀，輕邏輯理性思維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西方，建立在理性思維和嚴密的邏輯基礎上的近代自然科學興起以后，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在近代初期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但隨著近代自然科學迅速發展和在社會體制及社會意識領域話語霸權的建立，博物學這種與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傳統完全不同的知識形態很快就衰落了，甚至在科學發展視野中幾近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今天的科學知識中，天文學、生物學、地質地理學、氣象學甚至人類學等等學科的相當部分基礎知識仍然具有博物學傳統，其基礎知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早期的博物學知識。
三、古代技術中的科學及其內在發展
在古代西方科學知識的存在形式中，非常重要的還包括古代技術中的科學，這事實上代表了科學發展的另外一種傳統――工匠傳統。當然在科學發展過程中所謂的學院傳統和工匠傳統，事實上，在絕大多數歷史時期兩者幾乎是完全割裂的，直到近代自然科學興起以后，科學與技術才逐漸形成密切的聯系，而科學研究的學院傳統與工匠傳統才呈現出越來越密切的聯系。
科學甚至也包括技術本身隱含在工匠的技藝和經驗中，以各類產品的方式體現出來，這是一種自然狀態的科學，之所以以“自然”標注這種科學形式，這是因為，潛含在工匠經驗與生產過程中的這種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系統化的知識形態以顯性的方式存在，而是以默會知識的形式存在，這樣這種科學知識也包括技術本身因為這種原因的存在，就不可能以自覺和自我發展的形式存在，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知識不具有記憶性和自我積累性，因而，僅僅靠師徒之間的口耳相傳和生產者個人的領悟能力及實踐，這是很難在知識上具有累積性，同時由于生產者知識程度往往較低，所以也很難在生產中不斷反思，并且使知識不斷系統化和顯性化。
對于工匠傳統所形成的這種知識，東西方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差別，但就水平來說，從歷史總體上看，東方顯然在某些方面由于西方，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容否認，生產經驗從總體上看是在不斷進步的，但這種進展極為緩慢，其所包含的科學水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以進行的歷史縱向比較。而就生產的工藝水平來說，在很多局部和方面，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每一個時代都似乎能達到自己的高峰，但并不完全具有歷史上的更新，甚至幾千年以前的工藝水平對于現時代的人來看仍然可能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近代自然科學出現并起起以前，不同時代的工藝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流傳遺失和文化選擇等等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前后之間的繼承性和啟示性，但依據近現代自然科學的視野，我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執著于尋找歷史進步的依據，如所謂工藝水平的提高，材料的選擇與更新，以及現存歷史工具與事物的內在分析，得出一個結論證明科學在進步，在這里我們無可否認的是歷史在進步，但此種意義上的科學進步顯然具有較強的輝格解釋學色彩。當然在這里最不容否認的是工匠技藝和生產本身的服務于社會生產與生活的目的和功用，有助于人們戰勝自然、戰勝各種災害和疾病，使人類更好的生存和發展下去，這是生產技藝最值得肯定的地方，這些知識也進入到了現代科學的范疇之內。
參考文獻：
在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統一的難度實質是統一標準嚴重不一致，有的主張以方法論為標準，有的主張以科學語言為標準，有的主張以可預測為標準等等，但是無論以哪一種為標準，都難以統一兩大科學。因為這種統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學單方面的特點為標準片面地評判社會科學，或者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去片面地評判自然科學。實際上，兩者在這些方面確實存在著各自的特點，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們應該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無視它們各自的特點。那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應該在什么基礎上進行統一呢？筆者認為兩大學科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多視角的統一，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下面筆者將主要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三個方面進行說明。（本體論層次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科學理論層次即方法論、科學語言等、還有應用層次）
（1）在本體論層次上主張弱自然主義。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所以難以統一，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人們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存在根本的區別。筆者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固然存在區別，但是這個區別不能被無限夸大，以至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如前文所說，大多數的意見認為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而人類社會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人自己單方面的看法，我們并沒有征求動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钡钦l能保證不會出現“人眼看狗低”的現象呢？事實上，至少在高等動物中，少數動物的社會化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人類卻單方面地貶低它們為群體性。這種人類種族優越論的預設實際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種表現。人類把本來渾然一體的世界人為地分割成兩個決然對立的部分，并以此為基礎把人類的認識也相應地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分。如果人類出于認識的需要，對世界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本來是人的認識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不能把認識中的二分反過來當作本體論的二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馬克思認為自然界和人是一個有機體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們可以為兩大科學的統一提供堅強的本體論基礎。如果我們愿意調整自己的本體論的看法，那么相應地在認識論中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對的意義，而且所謂對自然界應該采取說明的方法，而對人類活動的意義必須采取解釋或理解的方法，這看法的基礎也就不再牢固。
（2）從科學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各自內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變的，這既為兩大科學的潛在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又說明這種統一只能是多樣性基礎上的歷史的動態的統一。首先，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只是到一定發展階段后才分開，而在分開之前它們已混在一起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特別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辯證哲學思想至今仍然是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主要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而現在不僅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而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叉性學科，這更是它們直接統一的例證。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相互滲透性也許會更多。其次，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機物和無機物、動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類和非人類等的區分。相應地，物理學和生物學存在著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學內部的統一。同理，我們也不應該否定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但是這是一個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不需要把人類社會完全還原為生物的強自然主義。
（3）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需要來看，也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雖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自分開以來，各自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人類發展科學的最高目的是為了服務于人類自身。當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自然產生著日益嚴重的沖突，這固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也與片面的自然科學觀有一定的關系。而生態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和科學發展觀等學科和思想的出現說明了人類已經開始在思想觀念和實踐活動層面上對兩大科學進行整合。如果說近代工業革命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地迅速發展及其與傳統社會科學的分野，那么如今工業發展及其被濫用的惡果又促進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2統一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關鍵詞] 古希臘；科學；近代；自然科學；影響
一、古希臘科學的特點
1.第一個特征是善用理性思維
古希臘人熱衷于探索自然現象產生的原因，就是善用理性思維揭示出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后的原因，而理性思維的實質在于“合邏輯地推理”。在古希臘哲學家中運用人類的理性思維來認識世界的最早提出者是赫拉克利特。他認為人們要用心思索去把握自然，不能只憑感官去認識自然，在他看來，邏各斯就是客觀世界的規律，主宰和支配著世界。巴門尼德認為，在認識世界時，人們應寧可相信自己的思維，也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因為“感官不能發現真理，只有思維才能發現真理。柏拉圖的本體論學說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建立起來，從而為科學認識確立了對象。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形式邏輯是人類獲得客觀世界真知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制定了理性思維所必須遵循的規則——形式邏輯，對理性思維方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2.第二個特征是善于懷疑和批判
沒有懷疑和批判，就沒有科學的發展。西方科學之所以能持續向前發展，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滲透著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精神，人們喜歡標新立異，自創理論。西方文化中的懷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紀皮浪的懷疑主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懷疑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流派持續了500多年時間，對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的思想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皮浪及其之后的懷疑主義思想代表了希臘羅馬時期的一種哲學思潮，也反映了這一時期學術界的實際情況。從科學史看，懷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動科學進步的決定因素。試想，如果哥白尼對“地心說”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日心說”；如果達爾文對物種不變論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生物進化論；如果愛因斯坦對絕對時空觀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相對論。所以說，科學上的懷疑、批判精神與創造精神緊密相連，沒有懷疑和批判就沒有創造；沒有創造，也不需要懷疑和批判。
二、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條件
近代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它與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分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科學傳統。但近代科學又是在古代科學的基礎上產生發展起來的，它能從舊框架中產生又脫胎成完全嶄新的階段，這就要一定的條件。促成近代科學產生的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科學由經驗向理論的轉化
自然科學由經驗向理論轉化是在19世紀的近代科學后期，促使其轉化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科學在各個領域的全面躍進以及第一次技術革命的延續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發生。
一方面， 19世紀的科學家們在各個學科領域對大量實際的經驗材料作了整理、加工和改造，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理論分析和綜合概括的工作。他們在熱學、電磁學、光學、物質結構、化學、生物學等諸多學科中提出了許多原理、假說等新理論，能解釋并預見更多的自然現象和事實，建立起各個知識領域相互間的正確聯系，使自然科學走進了理論科學的殿堂。這是一個從現象到本質，從對自然界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過程。需指出的是，麥克斯韋新的物理學成果代表著19世紀理論科學的最高成就，標志著近代科學已經完成了從經驗向理論的轉化。
另一方面，技術革命為科學實驗提供了更強大的物質手段，使實驗研究在更多的領域和更廣的范圍內展開。近代科學后期的科學實驗研究還具有更為明確的目的性，加上科學假說或理論的指導，更具有自覺性，從而使實驗與理論結合得更加緊密?？傊?，近代科學后期的科學無論在廣度或深度上都比16到18世紀的科學有了更高程度的發展。
（二）科學方法之演進
科學本身本質上就是方法，它不能只局限于把已知的東西匯總起來，還要教人們如何去應用，去求得新知?？茖W要能起這樣的作用，其本身必須靠科學方法來建立。其科學方法的演進也是必然的，并由許多條件共同促成的。這些條件主要有：
1.來自神學的“自然界有秩序”的觀點的確立
近代科學賴以建立的基礎是一組通常含而不露、極少受到該時代大多數科學工作者質疑的假設，那就是“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了這樣的信仰，科學家才肯花力氣去尋找這樣的秩序，才敢于在提出一種不成熟的理論后設法用實驗去檢驗它。上述的研究模式就是先提出假說，然后再去檢驗。而“自然界有秩序”這一觀點又是無意識地源自中世紀的神學。
2.唯名論的復活及對古希臘原子論的恢復
中世紀的訓條是，“凡是以視覺為依據的，都不可相信”。他們對觀察存在有偏見，認為觀察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知識，因此當教士和經院哲學家被請去看尸體解剖或用望遠鏡去看星空時，他們寧愿相信與觀察相矛盾的書本上的知識，也不相信觀察到的事實。有助于將此觀點扭轉的動力首先就是唯名論的復活及其對古希臘原子論的提倡。
三、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科學對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影響
1.為人類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產生和發展樹立了典范
人類最初對于自然界的認識，僅僅局限于原始宗教和神話傳統的束縛之中，根本談不上具有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到了古代文明時期，自然科學由萌芽進人了發芽生長階段，但人們對于自然界的認識還只處于最基本的資料收集和經驗知識積累水平，并未產生具有理性創造價值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直到進人古希臘羅馬時代以后，希臘人才首先在人類文明史上建立起關于自然、宇宙和物質的本質問題的樸素自然觀。他們運用直觀的觀察和直覺的猜測對整個自然界進行了理性的考察，用物質自身的運動變化來解釋自然，并試圖用一種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努力來尋找隱藏在紛繁復雜的萬事萬物后面的統一本質。這種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是一種十分卓越的理性創造，也是一切科學思想的真正起點。而在進行抽象思維過程中所運用的直觀的觀察和直覺的猜測，再加上亞歷山大時期所創立的形式邏輯的演繹體系，則是后來所有科學方法產生的基礎。他們那種努力尋求隱藏在紛繁復雜的萬事萬物后面統一本質的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以及他們所運用的直觀的觀察，直覺的猜測和形式邏輯的演繹體系，為人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產生和發展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并對后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至今仍然是一切科學和哲學研究的出發點。
2.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石
在希臘人看來，自然界不僅是有別于人的東西，也不僅是有規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其規律和秩序可以為人把握，因為它是數學的。對數學的重視，是希臘人最為天才的舉動，也是他們留給近代科學最寶貴的財富。希臘人相信心靈是掌握自然規律最可靠的保證，因而極大地發展了邏輯演繹方法和邏輯思維。在一些特殊的科學領域，希臘人成功地將它們數學化，并得出高度量化的結論，這些領域包括天文學、靜力學、地理學和光學。它們不僅在古代世界達到了該領域最高的水平，而且對近代科學的誕生起了一種示范作用。
綜觀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包括科學在內的古希臘文明，對其以后的歐洲發展影響極大。我們知道，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這一運動的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復興包括科學在內的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文化，而羅馬時代的古典文化正是為古代的科學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基礎。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科學實際上已經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莫定了基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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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守春：《科技史概論》，2002年08月第1版.
[4]劉婷婷，同鵬英，丁莉：淺議古希臘理性科學對當代科技創新的啟示，科技向導，2011年第3期.
關鍵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統一；基礎；調整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那么何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簡單地說，統一就是兩者一致或者兩者構成一個整體。從后者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起顯然構成了人類對整個世界的一個完整的互補的認識體系。于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統一應該更多的是指兩者的一致性問題。那么兩者應該在什么基礎上或什么意義上一致呢？人們主要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方面去判斷它們是否一致。由于人們選擇統一的基礎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問題上存在著很多爭議。不過，如果我們愿意調整統一的視角和基礎，那么兩者的統一問題就會容易得多。
1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統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能否統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統一，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人們的價值觀等。首先，從研究對象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既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對象的共性使得它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對象的差異性又決定了它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性。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來看，一般認為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即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沒有自覺能動性，而人類社會則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具有自覺能動性的特征。相應地，人們認為自然科學可以進行數學化和邏輯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強。而社會科學的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則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認為它們不具有可預測性和可重復性。如果把社會科學再劃分為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兩部分，那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就更大了，而這個區別根源于人與自然的所謂本質上的區別，而狹義的社會科學已經較多地采用了數學和實證等自然科學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簡而言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類的區分實質上來自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大部分的區分，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的進一步區分則反映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其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人們的價值觀有關。這表現在：一方面，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比如，自然界內部的動物界、植物界和無機界之間就不同，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去說研究自然界的各個學科之間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別是動物界與人類在許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類的自我中心主義，包括動物界在內的自然界卻被人類認為是低等級的，從而與人類分隔開，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別。比如，生物學、醫學和獸醫學之間本應該存在很多相同點，而我們總是人為地分開它們。相反，現在由于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生物種類日益減少，這將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資源，于是導致了所謂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等學科的出現。而這些交叉性新學科的出現不僅說明了人類與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說明了學科本身的創立也是基于人類的需要和某種價值觀。所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能否統一在許多方面是由人類自身的價值觀或需要決定的。
第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方法論有關系。對相同的對象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會形成不同的學科，如西醫和中醫、理論心理學和實驗心理學。西醫和中醫雖然同屬于醫學，但是至今還時有相互排斥的情況，這也許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導致的。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雖然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人，但是它們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體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不一樣的。而因對象的不同而導致的方法論的不同那就另當別論了。
2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應建立在多層次多角度的基礎上
在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統一的難度實質是統一標準嚴重不一致，有的主張以方法論為標準，有的主張以科學語言為標準，有的主張以可預測為標準等等，但是無論以哪一種為標準，都難以統一兩大科學。因為這種統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學單方面的特點為標準片面地評判社會科學，或者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去片面地評判自然科學。實際上，兩者在這些方面確實存在著各自的特點，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們應該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無視它們各自的特點。那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應該在什么基礎上進行統一呢？筆者認為兩大學科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多視角的統一，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下面筆者將主要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三個方面進行說明。（本體論層次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科學理論層次即方法論、科學語言等、還有應用層次）
（1）在本體論層次上主張弱自然主義。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所以難以統一，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人們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存在根本的區別。筆者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固然存在區別，但是這個區別不能被無限夸大，以至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如前文所說，大多數的意見認為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而人類社會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人自己單方面的看法，我們并沒有征求動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钡钦l能保證不會出現“人眼看狗低”的現象呢？事實上，至少在高等動物中，少數動物的社會化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人類卻單方面地貶低它們為群體性。這種人類種族優越論的預設實際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種表現。人類把本來渾然一體的世界人為地分割成兩個決然對立的部分，并以此為基礎把人類的認識也相應地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分。如果人類出于認識的需要，對世界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本來是人的認識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不能把認識中的二分反過來當作本體論的二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馬克思認為自然界和人是一個有機體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們可以為兩大科學的統一提供堅強的本體論基礎。
如果我們愿意調整自己的本體論的看法，那么相應地在認識論中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對的意義，而且所謂對自然界應該采取說明的方法，而對人類活動的意義必須采取解釋或理解的方法，這看法的基礎也就不再牢固。
（2）從科學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各自內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變的，這既為兩大科學的潛在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又說明這種統一只能是多樣性基礎上的歷史的動態的統一。首先，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只是到一定發展階段后才分開，而在分開之前它們已混在一起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特別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辯證哲學思想至今仍然是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主要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而現在不僅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而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叉性學科，這更是它們直接統一的例證。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相互滲透性也許會更多。其次，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機物和無機物、動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類和非人類等的區分。相應地，物理學和生物學存在著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學內部的統一。同理，我們也不應該否定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但是這是一個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不需要把人類社會完全還原為生物的強自然主義。
（3）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需要來看，也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雖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自分開以來，各自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人類發展科學的最高目的是為了服務于人類自身。當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自然產生著日益嚴重的沖突，這固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也與片面的自然科學觀有一定的關系。而生態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和科學發展觀等學科和思想的出現說明了人類已經開始在思想觀念和實踐活動層面上對兩大科學進行整合。如果說近代工業革命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地迅速發展及其與傳統社會科學的分野，那么如今工業發展及其被濫用的惡果又促進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3統一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義，它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與各國民族精神。社會文化思潮可以被歸結為人文主義，社會心態和學術理論傾向，重理性。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哲學的思想觀念。
這時期的哲學一方面仍保留著中世紀哲學的痕跡；另一方面包含著近代哲學的萌芽。為近代哲學開辟了道路。在中世紀哲學向近代哲學過渡的進程中，文化上出現新舊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學與神學；古代哲學與經院哲學；個人主義與權威主義；經驗科學與自然哲學；理性與信仰；批判精神與教條主義……相互撞擊，表現出過渡時期的文化特征。
這期間人文主義的語言哲學，藝術哲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各派學說對近代哲學都有很大影響。由于中世紀教會不注重文學藝術的價值，文藝復興則肯定了文學藝術同哲學一樣。如達奇芬就把詩和畫都看作是哲學，把文學藝術比作鏡子，反映現實，創造第二自然，能給人以真理。因此，人文主義藝術創作也達到了頂峰，是最輝煌的年代。例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等，他們在藝術創作中和反思中獲得了哲學的意義。藝術作品體現了人的非凡創造能力；肯定了感性的作用；反映了自然的和諧；抬高了人的價值；貶低了神的地位。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
人文主義思想反傳統、反神學、反經院，認為其是教條主義與宗教專制主義。人文主義的藝術觀涉及到自然觀、認識論、人論、價值觀等方面。由于文藝復興運動對“自然”的發現，導致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聯盟，自然科學為近代哲學提供了新的理論模式，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文化氛圍。如果沒有自然科學帶來的那種新的變化，文藝復興時期的其它理論成果也不會被吸收進近代哲學之中。
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近代哲學。有些問題雖不屬于自然科學，但哲學家們也試圖以自然科學的方法加以解釋。如笛卡兒的形上學；斯賓諾沙的倫理學；休謨的人性論。人們不再相信演繹推理是探索知識的唯一途征，則認識到經驗與數學的重要性。
近代哲學不僅對自然科學的性質內容進行反思，而且也為自然科學奠定基礎，預示方向。自然科學不只是服從哲學的指導，而且也影響到了近代哲學的方向和內容。近代哲學比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學的方法，標準和成就。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學說彼此呼應，相互影響到。近代哲學的理論具有自然科學理論的系統性，確證性和方法論的簡明性特點。近代哲學與科學同盟，也是哲學世俗化的進程，基督教哲學從此失去了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因此，文藝復興是歐洲的時代精神由基督教文化轉向自然科學精神，也是中世紀哲學過渡到近代哲學的根源。
[關鍵詞]地方文獻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概念
[分類號]G255.9
地方文獻是關于某一地域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以及人類群體活動的歷史記錄，是一個地區長期的文化和歷史積淀。作為人類社會文獻資源體系和國家戰略資源重要組成部分的地方文獻資源，記錄和反映的內容非常廣泛，縱涉古今、橫跨百科，天文、地理無所不包，體現了很強的綜合性；但作為個體地方文獻而言，按其論述的學科內容，則分別屬于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生物、醫學等各學科，如果將這些文獻按學科門類劃分，至少可分為社會科學地方文獻、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和綜合性地方文獻三大類。
幾十年來，我國關于地方文獻的宏觀研究一直停留在“整體地方文獻”的層面上，在地方文獻的實際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按學科進行地方文獻的宏觀分類研究至今無人涉足，特別是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重要性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開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強地方文獻的學科分類研究，客觀、正確地認識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特殊價值與社會功能，對于促進地區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推動地方文獻工作的縱深發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獻學的學科體系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1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概念
1.1 自然科學概述
自然科學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質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的科學”…。自然科學的起源同人類歷史一樣悠久，從古代人類開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學便隨著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實踐的不斷深入而逐步發展成熟。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自然科學的發展進入到現代時期，其主要標志是，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不僅在宏觀、低速領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觀、高速和宙觀領域，在更深、更廣的范圍內揭示自然界的本來面目及其規律性。認識自然規律是自然科學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規律實際應用于人類的利益，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目的。
現代自然科學一般分為基礎理論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三個層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進。基礎科學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質的結構和物質運動的科學，擔負著探索新領域、發現新元素、創造新化合物、發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務?；A科學是理論層次，包括數學、力學、生物學等。技術科學是將基礎科學知識向實踐應用的中間環節，是研究技術理論的科學，它的目的是把認識自然的理論轉化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綜合科學都屬于技術科學范疇，如按基礎科學的應用劃分有應用數學、應用生物學等，按工程技術的通用理論劃分有材料科學、農業科學等。應用科學研究的足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理論在生產過程中的具體運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應用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具體技術原理、結構、工藝等，如生物工程學、土壤改良學等。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縱深發展，現代科學既不斷分化又廣泛綜合，各門學科之間相互滲透、融合，聯結成一個統一的發展著的整體。一方面是自然科學內部各學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綜合互補，表現為橫斷學科、綜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大量涌現與蓬勃發展，使得自然科學學科領域不斷擴張，而且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獻概述
地力。文獻的產生源遠流長、歷史悠久。有文獻認為，“地方文獻古而有之，在文獻出現之始即有地方文獻產生……地方文獻應該是人類社會所有文獻的濫觴”。幾千年來，地方文獻在促進地區社會經濟建設，繁榮科學文化事業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國著名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使用》中，第一次對地方文獻的基本理論及工作內容作了全面論述。杜定友先生關于地方文獻的定義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獻空間“區域性”的本質特征，而日，還表述了地方文獻載體“多樣性”和價值“史料性”的基本特點。按照杜定友先生當時的認識，地方文獻包括的范圍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與著述、地方出版物三個部分。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地方文獻研究引起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地方文獻概念更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大焦點。其中以駱偉、鄒華享為代表的學者將文獻內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為地方文獻劃分的唯一標準，即地方文獻是指內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區域性文獻，這就將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內容與本地方無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獻的范圍之外，于是，這種“內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來人們稱之為地方文獻的“狹義概念”，與之相對應，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論則被稱為地方文獻的“廣義概念”。換言之，狹義的地方文獻專指內容與該地區有關的文獻；廣義的地方文獻泛指與地方有關的一切文獻，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區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獻領域“廣義”和“狹義”兩大學派雖然尚未形成統一認識，但隨著討論的深入，業界大部分學者認為，如果將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為地方文獻，地方文獻的范圍就太過龐雜了。因為任何文獻都是由作者撰寫或出版機構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機構都是有地域歸屬的，勢必造成所有文獻(不管其內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獻，從而增加了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難度，弱化了地方文獻的應有作用，客觀上降低了地方文獻在地區建設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狹義”學派已明顯占據主導地位并愈來愈被業界所認同和接受。
1999年，黃俊貴先生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對“文獻”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獻定義為“記錄有某一地域知識的一切載體”。這一定義，既與國家標準關于“文獻”的定義相協調，言簡意賅、容易理解、便于記憶，又將地方文獻內容的地域性和載體的多樣性涵蓋無遺，較為準確地揭示了地方文獻的基本特征。應該說，黃俊貴先生關于地方文獻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較好的一個有關地方文獻的定義。
1.3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概念
根據黃俊貴先生關于地方文獻的定義，結合自然科學的學科界定，筆者給自然科學地方文獻下這樣的定義：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是記錄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學知識的一切載體。其中，“記錄有某一地域知識”是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地域屬性，指文獻內容上帶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學”是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學科范圍限定，指文獻記錄的內容屬自然科學知識；“一切載體”是對自然科學地方文獻記錄和傳播介質的概括，泛指文獻載體的多樣性。換言之，凡以各種載體形態記錄
和反映自然科學領域里內容與地域有關的所有文獻信息均屬于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疇。
為了準確把握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涵義，我們有必要對其主要特征作進一步分析。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屬地方文獻范疇，同樣具有地方文獻的空間區域性、價值史料性、載體多樣性和內容廣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學地方文獻還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學屬性，自然科學地方文獻記載的內容僅限于自然科學知識，它與空間區域性共同構成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最本質特征；②客觀真實性，自然科學以自然界的物質運動形式為研究對象，更加注重能夠真實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觀實在，所記錄的事實、數據一般是實地觀察紀實或科學實驗結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強的客觀真實性；③實用性，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大都真實地反映了當地的生態條件、土特產品、特有工藝和傳統產業，記錄了當地人民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漫長歷程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這些文獻以其特有的客觀真實性和很強的實踐性，對本地區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鑒及參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經驗可以拿來即用，立竿見影，實用價值很高。
2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圍
杜定友先生在談及地方文獻的范圍時指出，地方文獻由“史料、人物、出版”三個部分組成。時隔30年后，駱偉教授再度論述地方文獻的范圍時，認為地方文獻“應包括下列三個方面：區域事物，區域人物，區域出版物”。兩者字面表現上頗為相近，由此，業界有不少人認為駱偉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觀點一致，均為“廣義”論者。其實，兩位先生的觀點有著根本的區別。其一，杜的“史料：關于本地方的一切情況的記載”，駱的“區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區域內所存在、發生的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兩位所指基本同義，這也是“廣義”和“狹義”論者沒有爭議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關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勞模、烈士以及對于本地方建設有關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賢)，他們的照片、著作、手跡、傳記、紀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駱的“區域人物……對表述他們一生的事跡的傳記、傳略、評傳、年譜等，無疑是研究一個地區歷史發展的重要文獻。因此，有關一個地區的歷史與現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會活動等，都屬于地方文獻……至于地區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獻?我認為應以是否反映該地區的事物作為劃分的標準”，顯然，兩者有明顯的區別，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僅限于反映該地區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這正是“廣義”和“狹義”淪者論爭的焦點之一。其三，杜的“出版：從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況、思想內容、制作方向，對本地方刻的古書，更應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駱的“區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對地可分為三類：①內容完全涉及這個或那個地區的出版物；②內容部分涉及一個地區的出版物；③內容僅是一般性問題或科學理論的出版物。我認為地方文獻只能包括第一類和部分第二類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為地方文獻，顯然是不恰當的”。不難看出，兩者的含義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區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則僅指內容涉及該地區的地方出版物，這又是“廣義”和“狹義”論者爭議的第二個焦點。以上分析可知，駱偉教授和杜定友先生關于地方文獻的范圍有著很大的分歧，如果將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廣義”學派的倡導者的話，那么駱偉教授則應是“狹義”學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驅。認為駱偉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樣，同為“廣義”論者，是對駱偉教授關于地方文獻學術思想的莫大誤解。
至于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圍，顯然要比地方文獻的范圍小。首先，記錄和論述的內容僅限于自然科學知識，不包括人文社會科學文獻在內；其次，上義述及的地方文獻的三個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區域人物”)和“出版”(或“區域出版物”)兩部分內容也不必單列出來分析。因為：“地方人物評介”屬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僅指“內容涉及該地區”的部分，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論及的內容，因此，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只有自然科學的“地方史料”一項內容。那么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圍該如何認識呢?拙文擬從下列幾個角度多方位進行分析。
2.1 從學科內容看
自然科學含基礎理論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三個部分?；A理論科學一般是通用理論，含各種原理、定理、定義、公式、自然規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獻不屬于地方文獻；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基礎理論與通用技術部分也同樣不屬于地方文獻討論的范疇，只有那些與地區密切相關的特有技術、特有工藝、特有自然現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區科技發展狀況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體實踐等的記錄是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圍，包括：關于本地區的自然資源、自然生態、水文氣象、地質地貌等自然環境的原始記錄，關于本地區的旱澇災害、冰雪災害、地震災害及其人們抗災減災的經驗教訓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項活動等自然事件的真實記錄，關于本地區的工農業生產變化、醫藥衛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變遷的動態記錄等。總之，凡內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實地記錄了本地區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歷程，對后人有借鑒、啟迪作用的科技文獻均為自然科學地方文獻。
2.2 從文獻類型看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有科技圖書(含科技類方志、年鑒、手冊、百科全書、學術專著等)、科技期刊和報紙、科技報告、科技會議文獻、專利文獻、技術標準與規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學學位論文、產品樣本和說明書、技術檔案、自然資源和自然地理圖譜、文物科技資料、科研手稿、筆記、信札等內容。其中，各類文獻中既有公開出版發行的“白色文獻”，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獻”，如內部書刊、政府出版物、會議資料、技術檔案、手稿、筆記、信札等，這部分文獻專指性、地域性強，動態性、時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價值高，倍受學術界青睞，理應成為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收藏重點。
2.3 從載體形態看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既包括傳統的原始材料載體，如甲骨、皮革、金石、簡牘等，紙質材料載體，如印刷品、手抄本、復印件等，也包括現代的磁性材料、影視傳媒、網絡媒體等載體；既有各種靜態性實體文獻如：實物型、印刷型、機讀型、聲像型等，也有通過現代網絡傳播的動態性虛擬文獻如：網上數據庫、網絡科技信息、多媒體資料等。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絕大多數文獻機構由于多少年來習慣于紙質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對新興的影視傳媒及網絡媒體文獻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現代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影視和網絡傳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會影響力廣、傳播超越時空等優勢，已成為自然科學地方文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
2.4 從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依年代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文獻。各時代文獻的時代界限并不十分明顯，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地方文獻工作的不斷發展演進，其關系處于一種交互變化的狀態。今日的古、近代文獻是昔日的當代文獻，今日的現、當代文獻又是未來的古代文獻，是未來研究今天的寶貴資料。歷史的經驗證明，即時性地收集現、當代地方文獻的力度愈大，未來地方文獻的體系就愈強，其作用與價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史料性”特征，不單單體現在古代文獻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能全面反映歷史發展變遷的、包括現、當代文獻在內的整體文獻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重要價值
地方文獻歷來就有“存史、資政、勵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獻將其歸納為“服務政治建設、提供決策參考、振興地方經濟、深化科學研究、弘揚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護文化遺產、增進民族團結、加強國防建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等十大社會功能。自然科學地方文獻以其內容豐富、數量龐大、分布廣泛、數據客觀精確、科技含量高、實用性強等特點，對地區生產、科研、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起到重大推動作用。
3.1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是地方建設的重要基礎資料
一個地區的建設和發展，必然受到該地區特定的自然條件與科技發展水平的制約和影響。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全面記錄了有關本地區自然資源、自然生態、水文氣象、地質環境、科研成果以及工農業生產發展變化等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大量基礎資料和統計數據，凝結了幾千年勞動人民的智慧與才華，是區域性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系統史料來源和決策依據，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鐵路的建設中，科學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在綜合研究多年氣候、生態、地質、地理環境等資料后，制定出凍土挖方段、風沙地段、長江源頭區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設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設置動物通道與動物信息系統中轉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鐵路建設沿線的環境得到有效保護，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東棗莊市齊村區北慶鄉過去生長一種能“咬人”的怪樹，被視為“不祥之物”，砍伐殆盡，1981年，當地政府從地方文獻中得知這是當地自古就有的一種優質漆樹，經過精心培育，現已發展到20多萬株，成為當地發展的重要經濟來源。大量事實證明，領導機關在借鑒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提供的基礎資料和經驗教訓規劃本地區總體建設與經濟發展時，能夠提高決策的科學性，造福鄉里；廣大人民群眾利用這些原始資料，可以脫貧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3.2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是地方文獻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地方文獻學是研究地方文獻產生和發展、征集、整序和開發利用的一門科學”。由于不同學科的地方文獻其產生、發展、征集、整序和開發利用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因此，按學科進行的地方文獻分類研究，必將成為地方文獻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任何忽視地方文獻的學科分類研究，都將嚴重制約地方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完善和學科建設的縱深發展。作為地方文獻學主要研究對象之一的自然科學地方文獻，與人文社會科學地方文獻和綜合性地方文獻共同構成地方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和分支學科，加強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研究，不僅能夠提高人們對自然科學地方文獻重要性的認識，規范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各項業務工作，而且可以進一步豐富地方文獻學的研究內容，推動地方文獻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不斷深化?？梢栽O想，隨著地方文獻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必將成為未來學術界關注的重點。
3.3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是地方文獻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從地方文獻產生以來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與人文社會科學地方文獻同屬于地方文獻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記錄事實、數據客觀精確，提供方法、措施科學適用，使用價值更高。
關鍵詞：自然科學 詮釋學 自然科學詮釋學
Abstract: The natural sciences befor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ere hermeneutical，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modern natural science， only with respect to ontology it is completely hermeneutical. As far as methodology is concerned， only the basi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s hermeneutical， and the n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itself is not hermeneut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在兩個層面上一直都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首先，自然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詮釋學的？在什么意義上是詮釋學的？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
這里將跳過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直接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在我們歷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以及它在什么意義上和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這樣的問題之后，也自然對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給予了一個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個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詮釋學與自然科學
“詮釋學”一詞來源于赫爾默斯(Hermes)。赫爾默斯在希臘神話中作為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務是來往于諸神與凡人之間，給人翻譯和解釋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自然現象來體現的，自然萬物本身也都體現著諸神的到場，所以，古代的詮釋學也意味著通過自然現象來解釋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種猜測神的旨意的技術，所以柏拉圖在《伊庇諾米篇》中把占卜術與詮釋學歸為一類。
在中世紀，詮釋學主要是圣經詮釋學。不過，對圣經的解釋也包含著對自然的解釋，因為自然被認為是上帝之手寫就的大書，被稱為“自然之書”?！白匀恢畷庇^念可以追溯到圣經的經文。在教父時期，許多神學家都發揮了圣經中所包含的自然之書觀念。在中世紀，自然之書觀念則廣泛流行起來。
所以，古代和中世紀的詮釋學本來就沒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著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也可以說，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作為對自然的解釋，本來就是詮釋學的。
這樣的詮釋學自然科學一直延續到近代科學革命時期。在文藝復興開始的時候，這種自然科學甚至呈現出日益繁榮的局面，而且也正是這種繁榮才拉開并推動著科學革命的進程。狄博斯說：“盡管我們指出數學抽象和量化的出現對于近代科學的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在當時的意義似乎不如現在這么重要。對于當時的許多人來說，回復到‘真正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似乎遠為重要。”（[1]，p156）
文藝復興時期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以當時廣泛流行的赫爾默斯主義（Hermetism）為代表。這個赫爾默斯是一位被附會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認為是由費奇諾（Ficino）所翻譯的《赫爾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法術復興中最為重要的人物”（[2]，p.18）。赫爾默斯主義屬于新柏拉圖主義，它的最大特點是使用自然法術（包括煉金術和占星術等）來研究對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術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在它看來，隱蔽著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釋和運用的，自然法術就是探討自然過程的最完美的科學。帕拉塞爾蘇斯及其學派的活動就典型地代表著這個時期自然科學的自然法術特色。
以“自然法術”形式存在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不僅是要理解和解釋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這種神意和神秘力量運用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它與古老的詮釋學一樣，是“理解的技巧”、“解釋的技巧”和“應用的技巧”的完整統一，屬于一種特殊的“實踐智慧”，所以也應該屬于詮釋學的范圍。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爾默斯主義與“自然之書”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從更早時期流傳下來的“自然之書”觀念，在文藝復興時期乃至整個科學革命時期都是自然科學的一個突出特征。
在文藝復興時期，《圣經》和傳統自然哲學著作的權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書的重要性則越來越為自然科學家們所認同。人們“拋開蓋倫、阿維森那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對自然進行界定——它是由上帝親自書寫、制作并編輯起來的圖書館”，“每一塊土地都是自然之書的一頁，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須用雙腳踏在自然之書上”。（[3]，p195） 托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書中說：“自然之書的智慧……吸引我們去思索偉大的、難以理解的上帝。我們會為他的偉大的作品而感到榮耀，因為各種天體的規則運動……各種元素的聯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詮釋學者在教導我們，上帝是它（他）們的動力因，他們侍奉的上帝作為終極因顯現在它（他）們之中，并為它（他）們所證明?！保ㄞD引自[1]，p20。對照舊譯本做了稍許改動）
作為近代物理學奠基人而為科學革命做出卓越貢獻的伽利略也沒有跳出自然之書的觀念。他認為，我們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發現上帝的偉大，能在打開著的宇宙書卷中讀到上帝的偉大，自然之書包含著深刻的無窮奧妙。對于神圣的自然之書，我們須使用神圣的數學予以解讀：“除非我們首先學會理解其語言并閱讀構成它的字母，我們就不能理解這本書?！保╗4]，pp237-238） 甚至牛頓也認為自然是真實的天啟之源（[5]，pp232-3）。
二、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和詮釋學
自然法術傳統和自然之書傳統的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自文藝復興之后，自然科學和詮釋學分別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到了19世紀，自然科學與詮釋學已經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
首先是自然科學經過科學革命而擺脫了自然法術傳統，并逐漸遠離了自然之書傳統。
持有自然之書觀念的開普勒比較早地批判過赫爾默斯主義和自然法術；笛卡爾的主客二分、機械論和普遍數學思想則早在自然之書觀念和自然法術盛行的時候，就已經在破壞著它們的基礎；伽利略在解讀自然之書的時候，由于拒絕“原因”解釋而僅僅使用數學描述，實際上也已經在侵蝕著自然之書傳統，與自然法術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牛頓曾全身心地從事煉金術研究，卻把有關煉金術的手稿都封存起來而不予以發表。這被人看作是一個象征：接下來的世紀將是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被封存起來的世紀。
伽利略和牛頓已經不再妄想追溯現象背后的本質，自然界對于人類的理解而言始終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遠也無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來代替解釋方式并以此來說明自然，由牛頓所定型的這種力學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擴展到物理學的其它領域，繼而又迅速地擴展到其它自然科學領域。到19世紀的時候，“實證的”自然科學已經在各個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與此同時，自然之書觀念也逐漸地在科學家那里失去了市場。地質學和生物學的革命向不變論提出了挑戰，這也使人們很難相信始終變化著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書寫的神圣之書。
另一方面，詮釋學自身在文藝復興以后的演變，也使得它越來越遠離自然和自然科學。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人們既展開了對自然的研究，又開展了宗教改革運動。就詮釋學的發展來說，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經的世俗化。它把圣經與古典作品同等對待，而這種同等對待就使得詮釋學逐漸成了對文本的一般性解釋方法。在18世紀，詮釋學從圣經注釋方法發展為語文學方法論。到19世紀初期，施萊爾馬赫把詮釋學發展為關于理解和解釋的一門普遍科學或藝術，使之包容流傳下來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權威的或神圣的文本。從此以后，自然法術就不再是詮釋學所關注的對象了，而自然之書觀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這本大“書”不再被包含在詮釋學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實證性”和有效性給人文科學提出嚴重的挑戰：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何在？為了給人文科學奠定基礎，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并同時與自然科學區別開來，狄爾泰進一步把詮釋學發展為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論。在狄爾泰這里，人文科學是對世界的內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這種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釋”（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類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內在經驗通過心理轉換就能夠進行轉移，人也因而能夠進入內在的精神世界。正是這一點使得以關于理解和解釋的詮釋學為其方法論的人文科學具有了科學性和有效性。狄爾泰確實在一定意義上為人文科學爭得了自身的獨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實際上也已經默認了實證科學的強勢地位，只是力爭這種實證科學不要再進一步侵入到人文領域。同時，狄爾泰的詮釋學也由此確認并強化了科學與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爾泰的說法，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可以直接觀察的、沒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則所支配的物理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通過觀察和實驗而把個別事例歸入一般規律之下，但詮釋學所探討的是對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釋，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觀察的、有目的的、從事著價值判斷的、有傳統的和變化著的東西。狄爾泰的“理解”和“解釋”特指對所說、所寫和所做的語言、文字、符號、遺跡和行為的把握，也就是對一般表達所包含的意義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學對自然界的“說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這樣的“理解”和“解釋”?！敖忉尅笔顷U釋性的、揭示性的，而“說明”則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們說“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種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詮釋學看作是純粹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并以實證主義的方式來看待自然科學，那么，自然科學就不可能是詮釋學的。
三、20世紀有關自然科學詮釋學的爭論
波普爾既不同意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也不同意狄爾泰僅僅把詮釋學局限于人文科學領域。他認為，人的認識是對事物的一種譯解或注釋，是不可能不出錯的；再者，知識絕不可能始于虛無，它總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識和某些問題，所有的觀察都是滲透著理論的、有選擇性的，總是在一定的境況中去發現某種結果。另一方面，波普爾認為，理解無疑是人文科學的目的，但同時也是自然科學的目的。人類和自然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愛因斯坦對宇宙實在的理解與人文科學中的理解至少有四點相似：“（1）如同我們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別人，我們可以因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們由于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有某種合理性而去理解人們，我們可以因為自然規律中固有某種合理性或某種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規律。這幾乎是所有的大科學家（至少是從阿那克西曼德以來，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羅多德的話）的自覺愿望；而這種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頓、以后在愛因斯坦的引力學說里得到某種暫時的滿足。（3）愛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種與人文科學相同的意義——試圖按我們理解一件藝術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當作一種創造。（4）自然科學里有這種情況：人們意識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動最后歸于失敗——這一點人文科學家進行過許多討論；而且被歸咎于其他人的‘異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個完整、真實的東西時的不可避免的過分簡化?！保╗6]，pp194-5）
所以，波普爾反對“把理解的方法說成是人文科學的特點，說成是我們用以區別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標志”，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是把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看作是適合自然科學的唯一哲學。（[6]，p195）
波普爾的觀點對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家來說是令人高興的，但是波普爾對狄爾泰和實證主義者的否定是以樸素實在論為前提的，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又與其證偽主義觀點一樣犯了簡單化的錯誤。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談論的自然科學實際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他所列舉的科學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學家。當一流的大科學家探討自然科學的基礎性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是作為哲學家在探討自然哲學或科學哲學問題，這些探討確實是詮釋學的。但是，大多數具體的自然科學研究并不總是每日每時地去研究這些宏大的問題，并不總是連續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論、證偽舊理論。[7] 庫恩就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上糾正了波普爾的這種偏頗。
波普爾的詮釋學觀點是在批判狄爾泰等人的觀點中提出來的，庫恩則是在與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辯論中明確提出其詮釋學觀點的①。Taylor持有與狄爾泰相似的看法，認為人類行為的意義需要詮釋學的解釋，而自然現象則不需要這種解釋，如果說它們具有某種意義，那其意義對于所有的文化來說也都是一樣的。庫恩則認為，同一個自然物體對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體來說，其意義是不同的，我們今天的天體就與古希臘的天體不同，而且這兩種天體概念之間是不可通約的。這是因為關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為一種范式或一個共同體或一種文化所擁有的，從古希臘的范式到我們的范式，其中已經發生了革命，我們和古希臘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時期的自然科學都是以其從事者所接納的一組概念為基礎的，這組概念又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必須運用詮釋學的技巧才能讓非共同體成員加以接受。所以，庫恩把這組概念稱為科學的“詮釋學基礎”（hermeneutic basis），實際上也是他以前所說的“范式”。但是庫恩認為，在有了這種“范式”或“詮釋學基礎”之后，科學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規科學研究——則通常不是詮釋學的，因為這些工作只是根據范式來解決難題。因而，庫恩的最終結論是，“盡管自然科學可能需要我所說的一種詮釋學基礎，但是它們本身卻不是詮釋學的事業?！保╗8]，p133）
雖然庫恩在科學詮釋學問題上得出了謹慎的、限制性的結論，但受到他本人極大影響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卻并沒有遵守他的限制。他們大都把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個的自然科學，包括具體的科學知識甚至具體的數學知識和邏輯知識，都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并都看作是詮釋學的。不過，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大都把自然科學詮釋學作為他們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自然科學的社會學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歐洲大陸現象學-詮釋學強大影響的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們則與之不同，他們不僅僅承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而且還對自然科學展開大量具體的考察和分析，分別從科學史、科學實驗、科學發現、科學交流、科學描述等不同的方面來揭示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綜上所述，自19世紀末期以來，關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問題的爭論，大致已經出現四種不同的態度：受狄爾泰和實證主義影響的學者都否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波普爾在科學哲學領域首先批判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也看作是詮釋學的；庫恩通過科學革命和常規科學研究的區分，承認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但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則大都把“常規科學研究”也看作是詮釋學的。
通過前面的討論，可以說完全否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實證主義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那么，對于近現代科學來說，它又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呢？是僅僅自然科學的基礎具有詮釋學性質，還是整個的自然科學都是詮釋學的？如果用庫恩的術語來說，這里爭論的焦點顯然就在于：“常規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
四、存在論詮釋學與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詮釋學本身的含義。實際上，詮釋學在20世紀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革，已經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詮釋學了。經過海德格爾和加達默爾的根本性改造，詮釋學不僅是方法論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論的（本體論的，ontological）。用希蘭（Patrick A. Heelan）的話說，詮釋學已成為指向存在的“強詮釋學（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僅指向狹義文本的“弱詮釋學（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爾首先把詮釋學改造為此在詮釋學意義上的存在論詮釋學。此在詮釋學要展示的是作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義、一般存在的意義以及在人的周圍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義，它也因此為認識這些事物的科學提供基本的視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詮釋學通過對人的生存的時間性和歷史性的展示，也為歷史科學（精神科學，人文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層次上也把狄爾泰的詮釋學包容了進來。
作為此在詮釋學，存在論詮釋學的理解不是與“說明”相并列的一種認識方式，也不是要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理解本身作為此在“在世”的一種基本方式，是構成狄爾泰式“理解”和“說明”之共同基礎的東西。存在論詮釋學的解釋也不是狄爾泰那作為方法和技巧的“解釋”，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開的存在的種種可能性整理出來。這種解釋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結構，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視（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這種“前結構”是由事情本身所決定的，并構成解釋者不言而喻的先見。
在海德格爾思想的后期，隨著他的Ereignis的轉向，其存在論詮釋學也隨之有了進一步的含義，這就是突出強調對存在意義的聆聽和歸屬，對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爾又在存在論層次上回復了詮釋學的某種古老的意義：詮釋學首先意味著“承載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義上”（[11]，p32）來使用“詮釋學”這個詞。
加達默爾遵循海德格爾的思路，把詮釋學進一步變成系統的詮釋學哲學，并以此來揭示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見”、“權威”、“傳統”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對存在論詮釋學加以簡單概括的話，可以說它有兩個基本要點：一是存在論詮釋學把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質；二是存在論詮釋學旨在從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僅僅從人的認識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的，亦即它是從人之生存整體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義的一般詮釋學處境的。
從第一點來看，由于對存在意義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質，所以它在本質上體現于人的所有活動之中，從而也體現于人的各種各樣的認識活動中，體現于自然科學的各種認識活動中。由此，對自然科學基礎的研究與常規自然科學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詮釋學的性質。
從第二點來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義的問題上，存在論詮釋學給我們展示出來的一般詮釋學處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種生存活動中——無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動，還是政治活動、經濟活動、宗教活動、藝術活動，也無論是實踐活動，還是認識活動——人都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去追求存在的意義的。由此，作為人的生存活動之一的常規科學研究活動，必然與自然科學的基礎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動一樣，作為本質上對存在意義的追求，都同樣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的，具體來說，都是從理解的“前結構”或“先見”出發而進行的一種“視域融合”。因而，常規科學研究無論如何也逃不出詮釋學的一般處境，它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當然，常規科學研究是嚴密的、精確的、程序化的解題活動，常規科學知識是體現在命題、定律和理論中的確定的、客觀的知識，它不是像人的主觀精神那樣流動不居，它本身是主觀精神的客觀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規科學知識正是以這些確定不變的形式，來長久“保存”在科學研究中所獲得的有關實在的信息，進而也長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義。希蘭就認為，“生活世界的意義場域不斷地被科學的理論活動所精煉、替換或改變”，這恰恰顯示出科學的詮釋學性質。（[13]）
常規研究從一個方面說無疑是一種實驗研究，這種實驗是通過對實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關實在的信息。但這種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認識過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變出來的，并歸根結底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常規研究從另一個方面說也無疑是一種數學研究。但這種數學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學的“數學因素”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為常規研究奠基的時候，那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從數學的角度為常規研究打開了視域，提供了對存在意義的基本理解，具體的研究只能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只能活動于這種數學的視域中，只能是一種數學研究。（[14]） 數學化的常規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個數學化的“前結構”，是對原初數學式理解的展開、保存和運用。
總之，從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常規科學研究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活動，必然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因而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五、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
在我們揭示出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之后，有必要再進一步指明其范圍和限度。這個范圍和限度就是：僅僅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才是詮釋學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
方法論與存在論本來是不可絕對分開的，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但是，當我們所說“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的時候，我們已經表明方法論和存在論其實并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存在論是方法論的底層和基礎。這樣，當常規科學在存在論上具有詮釋學性質的時候，它在方法論上未必也保持其詮釋學性質。實際上，它恰恰在方法論上失去了其詮釋學性質。所謂在方法論上失去其詮釋學性質，就是說它的方法在整體上和細節上都失去了詮釋學的性質，其方法不是詮釋學方法。詮釋學方法是一種哲學方法，哲學方法嚴格說來不是方法，也就是說它不是那種程序化的和對象性的技巧。這樣，常規科學的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以及各種各樣的更為具體的方法，就其作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對象性的特征而不屬于詮釋學，因而在方法論上不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到這里，我們就可以明白庫恩為什么要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了。他的否認完全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的，他完全沒有涉及存在論問題。（庫恩的否認還有另外一點考慮：他的范式和科學共同體概念有走向相對主義的可能性，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導致了相對主義。這一方面引起了許多科學哲學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對于庫恩自己來說也確實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限制，并與傳統科學哲學觀點進行了某種妥協。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問題上，庫恩的這種限制和妥協就表現為僅僅承認自然科學基礎的詮釋學性質，而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關于“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這個問題，我們除了進行歷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對近現代意義上的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進行了專門分析。現在讓我們概述一下自然科學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
古代的、中世紀的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在詮釋學的最古老的意義上，即作為對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釋和運用，都是詮釋學的；從后來的方法論詮釋學和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它們也都具有詮釋學的性質。對于近現代自然科學而言，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它完全是詮釋學的，也就是說，不僅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而且常規科學也是詮釋學的；但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只有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常規科學則不是詮釋學的。
對于近現代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我們明確區分了存在論層次和方法論層次，這具有特別的意義（[15]）。因為如果我們不加區分的話，籠統地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很容易引起誤解。這種誤解首先是對自然科學本身的誤解：既然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那它就與哲學人文科學沒有本質的區別了，它與神話、巫術和近代以前的科學也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了。這就不能使人們真正把握近現代科學的本質和精神，甚至會對科學的自身發展造成一種干擾。這種誤解其次是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誤解。由于科學家本身不是哲學家，他們一般對存在論詮釋學是比較陌生的，他們只可能知道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詮釋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分別地告訴他們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他們就會認為詮釋學家完全是胡說八道：嚴密的、精確的、實證的、數學化的自然科學怎么能是“詮釋學的”呢？索卡爾（Alan D. Sokal）之所以會寫文章嘲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科學詮釋學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對于自然科學家難以理解存在論意義上的詮釋學，我們也應該予以理解。這種理解不僅僅是出于寬容，而且也有著學理上的根據。自然科學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學本身。物理學實驗能夠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學本身。對于自然科學家來說，當他作為自然科學家而不是作為哲學家的時候，他是身在科學的“廬山”之中而純粹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學之外來認識科學的“廬山”真面目，他無法看到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無法在存在論的層面上看到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所以，在與科學家對話的時候，我們必須申明：就方法論和方法而言，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科克爾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說的“科學事業自始至終都是徹頭徹尾的詮釋學事業”、“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詮釋學的成分”、“生來就具有詮釋學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論的意義上才是恰當的。
[ 參 考 文 獻 ]
[1] 艾倫G狄博斯.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自然》.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0.
[2]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 1999.
[3] Peter Harrison. The Bible，Protestantism，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1998.
[4] Galilei Galileo. The Assayer (1623).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Stillman Drake in Drake 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1957.
[5] Richard Westfall. “The Rise of Science and the Decline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 God and Nature：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ed. By David Lindberg and Ronald Number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波普爾. 客觀知識 [M].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1.
[7] 關于波普爾的科學詮釋學思想，可參見李章印“探照燈與數學因素——對波普爾與海德格爾科學詮釋學思想的比較”，《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8] Thomas S. Kuhn.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E. D. Klemke，Robert Hollinger，David Wyss Rudge. 3rd. ed. New York：Prometheus Books. 1998.
[9] Patrick A. Heelan. “Galileo， Luther，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Hermeneutics：Festschrift for Joseph Kockelmans. Ed. by Timothy Stapleton. Dordrecht：Kluwer. 1994. pp.363-375.
[1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2.
[11]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 Hertz.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1.
[12] 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9.
[13] Patrick A. Heelan. “The Scope of Hermeneu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9 (1998). pp273-298.
[14] 參見Martin Heidegger. "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Routledge.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