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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實踐理論研究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秘書理論研究的實踐性源于秘書學科的實踐性。這里的實踐性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方面，秘書理論研究要隨著秘書工作實踐的變化而變化，保證秘書理論的前沿性；另一方面，秘書理論研究要對秘書工作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作出科學解讀，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對策，發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秘書理論要跟上秘書工作的新變化，及時關注秘書工作的新內容
這一點已在秘書學教材中得到廣泛體現。比如，楊樹森所著《秘書學概論教程》直接將“秘書工作內容的變化”寫入教材，諸如改革開放后，隨著西方信息科學的引入，信息工作成為秘書部門最為重要的常規工作之一；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談判事務、公共關系成為秘書工作的新內容；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網頁（站）管理成為秘書工作內容之一等[1]，對秘書工作具體內容的變化進行了初步的理論概括。
另一方面，針對秘書制度建設、國家秘書職業標準的變化等，秘書理論研究者也從理論角度進行了解讀，客觀地評價了其理論地位和作用。比如，關于《國家秘書職業標準》中的“秘書”定義，何寶梅持肯定態度[2]，常崇宜和楊樹森持批評態度[3]，就是研究者們對秘書實踐的新變化所作出的反應。
2、以秘書學研究對象和秘書工作內容的新變化為契機，及時發展秘書理論
這一點在“秘書的定義”這一問題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秘書學初創時期，秘書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名稱之一”[4]，現在已經成為一種職業，并且有了國家職業標準。必須指出的是，我們是在占有了有關秘書工作內容的新材料之后來不斷發展秘書學基礎理論的，但并不是說有了新材料，秘書學基礎理論就要全面翻新。新材料到底帶來基礎理論的哪些變化，還要看現有理論是不是對新材料依然有解釋力。隨著秘書學科的不斷成熟，基礎理論翻新的空間日益縮小，充分發揮現有理論的解釋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同時，我們也應及時審視和調整現有的秘書學基礎理論。比如，把文字的出現作為秘書起源的必要條件之一，是許多學者依然堅持的觀點。其推理過程是：文字的出現是文書出現的前提條件，而公務文書處理是遠古時期典型的、重要的秘書工作，所以，文字的出現是秘書工作產生的必要條件之一。之所以有這種論斷，是因為秘書學初創時期，文書工作確實是黨政機關秘書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文書的出現作為秘書工作起源的必要條件之一，以當時的認識水平來看確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天的秘書工作已有了很大變化，雖然學界關于秘書的定義和秘書工作的具體內容還沒有完全形成共識，但在上傳下達、會務工作、接待工作、調查研究等與文書工作一樣，也是典型的秘書工作這一點上是沒有疑義的。然而，上傳下達、會務工作、接待工作等并非必須借助文字進行，則“文字的出現是秘書工作起源的必要條件之一”的論斷就需要改進了，所以不少論者提出了新的見解[5]。說來似乎很簡單，但樹立這種反省意識，尤其是要根據秘書工作實際去反省基礎理論，甚至把自己以前堅持的觀點推倒重來，就需要一定的學術勇氣。
3、秘書學的實踐性也要求秘書理論研究者關注當下秘書工作中的新問題
用秘書理論指導秘書工作實踐，提出可行性建議，本來就是秘書理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秘書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就是社會向秘書理論研究者提出的新課題，但是學界對此似乎不很敏感。比如，2008年9月15日上午10時，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消息瞬間傳遍世界各地，但10分鐘之后，德國國家發展銀行居然仍依循以前達成的協議，通過計算機自動付款系統向這家公司即將凍結的銀行賬戶轉入3億歐元，德國發展銀行因此被媒體稱為“最愚蠢的銀行”。一家奉命調查此事的法律事務所遞交的調查報告，詳細記錄了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之后的10分鐘里這家銀行的職員都在干什么，其中包括董事會秘書和負責處理這項業務的高級經理手下的文員。如果秘書理論研究者能以此為個案和契機，就結構復雜的組織面臨突發事件時其秘書該如何迅速作出反應這一問題，從秘書學角度進行深入探究，那么不僅是給秘書上了一堂課，也會為秘書理論研究作出貢獻。但時至今日未看到有分量的論文，當前秘書理論界的敏感程度可見一斑。
4、做好秘書學知識的普及工作，讓公眾更加全面地了解秘書職業，理解秘書和秘書工作，從而提高秘書職業聲望
近30年的時間對于一門學科的成長而言畢竟太短，秘書學學科還太年輕，許多基礎理論研究還在爭鳴當中，所以秘書學知識的普及工作沒有被提上日程。雖然我國秘書從業人員的隊伍日益壯大，秘書職業離大眾越來越近，但是人們對秘書的誤解還很深。比如，筆者所在學校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進行專業方向分流，有師范和文秘兩個方向可以選擇。盡管之前多次動員，結果只有20%的學生選擇秘書方向，而且選擇師范方向的學生毫無例外地拒絕調劑。經私下了解，很多同學是因為家長不同意才選擇師范方向的。
最具代表性的拒絕理由有四種：
1.領導、企業老總多為男性，年輕女孩給他們當秘書家長不放心；
2.秘書是吃青春飯的，現在選了這個方向，到四五十歲不做秘書工作，再找工作就難了；
3.男生當秘書沒出息，端茶倒水接電話是女孩子的事情；
4.秘書就是丫鬟，干的是侍候人的活兒，怕受氣。學生家長的意見基本代表了社會上普通民眾對秘書職業的理解。筆者淺見，產生這種誤解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秘書行業自身的某些消極現象；二是公眾對秘書工作缺乏起碼的了解。那么，這些消極現象是因何而起，怎樣預防；如何提高秘書的職業聲望，如何進行全社會范圍內的秘書教育，這就不僅僅是秘書學知識的普及問題，更是當下社會向秘書學界提出的新課題。
總之，我們應該加強實踐意識，以此推進秘書理論研究，提高秘書職業聲望，為當下的秘書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論指導。
注釋：
[1]楊樹森《秘書學概論教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何寶梅《秘書定義述評》，《秘書》2006年第9期。
[3]常崇宜的批評見其專論《秘書定義的再探討》（《秘書》2006年第9期），以及《關于我國秘書職業定義的再探討》（《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楊樹森的批評見其教材《秘書學概論教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天下]
[4]王千弓等《秘書學與秘書工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4年版。
一、保稅貿易的演進歷程
（一）我國加工貿易的特殊性
長期以來，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保稅政策扶持下的一種實體產業，同時由于實踐的慣性使然，客觀上也是海關統計中區別于 “一般貿易”、享受保稅政策優惠的多種貿易方式的統稱。我國保稅貿易中的加工貿易雖然與國際通行的加工貿易都有著 “兩頭在外”的共同之處，但從一開始就凸顯出其項下的料件進口后就“全關境享受保稅政策、全時空接受保稅監管”的個性特色。國外更多只是將加工貿易看作國際貿易的分工合作模式卻并不必然享受保稅政策，而我國的加工貿易從起步階段就以保稅政策為依托，實行全關境覆蓋、實施全時空監管。反之，國內一些雖然也屬 “兩頭在外”式的貿易，但如果其不是憑加工貿易手冊登記進口且享受保稅政策優惠，實踐中海關仍按一般貿易方式進行監管和統計。因此，在我國外貿管理這一特定語境中，從產業政策、財稅政策和貿易政策的角度綜合來看，具有中國特色的加工貿易，其原生態就是享受有別于特定減免稅政策的另一種稅收優惠的加工生產，其實質就是保稅狀態下的加工貿易，可以簡稱為保稅加工。
（二）加工貿易向保稅貿易的發展沿革
我國的保稅加工 （即人們習慣所稱的加工貿易）于1978年從珠三角發端，并以星火燎原之勢，隨著國際產業轉移的深入發展而逐步擴展到長三角和環渤海等東部沿海以及中西部內陸地區，其形態也從最初以 “三來一補”為主的加工、裝配等制造業領域延伸到物流、服務等新領域；其后不久，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保稅倉庫和出口監管倉庫相繼出現，大量保稅貨物存儲其中并按生產企業需求流轉，標志著保稅物流雛形的誕生；90年代中后期起，隨著跨國公司大量進入國內，其投資重點由加工制造基地拓展到營銷中心、研發中心、結算中心乃至地區總部；隨著網絡訂單、按單生產和 “準時生產”、“零庫存”等生產模式對物流速度的要求日益提高， “供應商管理庫存 （VMI）”和 “分撥配送中心 （DC）”依托新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下稱 “特殊區域”）和海關保稅監管場所 （下稱“保稅場所”）應運而生；2005年全國出口加工區工作會議后，國務院批準7個出口加工區試點拓展保稅物流功能，并開展研發、檢測、維修等業務。至此，保稅物流之外其他保稅服務的形態也逐漸浮出水面。目前，越來越多從事保稅加工的企業為提高增值率，正通過自營或外包方式逐步向物流、研發、設計、銷售和檢測、維修等售后服務這些產業價值鏈兩端拓展。在國家保稅政策的強勢扶持下，我國貫穿產業鏈各環節的加工制造業經過30余年的發展，已形成一定的國際競爭優勢，并從單一的保稅加工，衍生為保稅加工、保稅物流、保稅服務等多種形態共存的產業格局，且因其皆適用保稅政策而成為一個有機結合體，從而形成了具有明顯中國特色的一種新型貿易形態，即保稅貿易。截止2011年底，我國已有加工貿易企業約12．6萬家、海關特殊監管區域102個、保稅物流中心25個、保稅倉庫746個、出口監管倉庫112個，海關保稅稅款金額達到每年約5500億元人民幣，涉及賬冊30多萬本。
二、保稅貿易的基本內涵及其主要特征
（一）保稅貿易的定義
根據我國現行的外貿法，對外貿易分為貨物貿易、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這種分類以交易標的為標準。但根據形式邏輯的推論方式，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劃分出與之相對應的不同形式 （態），例如，按照支付方式為標準，可以分為貨幣支付貿易和易貨貿易。因此，對外貿易還可以按其享受的進出口政策 （尤其是稅收政策）為標準來分類。實行 “先稅后放”的貿易方式習慣上稱之為一般貿易，相對而言，實行 “暫緩征稅”的貿易方式則應稱之為保稅貿易。從稅收政策的視角來看，保稅貿易是指經過國家特許對部分特定進口貨物實行 “合法緩稅”政策、并實施與其享受稅收優惠所相應的特殊管制的一種對外貿易形態。這種特殊管制在實踐中體現為由海關等國家有關管理部門對經營者及其貨物等實行保稅監管。保稅貿易項下的進出境貨物可統稱為保稅監管貨物。保稅貨物的基本概念在 《海關法》可以找到依據，但在實際中其內容和形態已經大為拓展。根據目前的實際情況，保稅監管貨物主要包括：依法未辦理納稅手續的進口貨物，加工貿易成品和深加工結轉貨物，已享受出口退稅而未實際離境的出口貨物，以及出口進入到不享受出口退稅政策的特殊區域或保稅場所的貨物等。
（二）保稅貿易的基本內涵
從已日臻成熟的海關監管實踐來看，保稅貿易目前暫時可大致劃分為保稅加工、保稅物流和保稅服務三種形態，分別處于相關經營活動價值鏈的不同節端。保稅加工，是指經營者經國家管理機關批準，對保稅貨物進行實質性加工、裝配和制造以及相關配套業務的生產性經營行為，包括采用全部保稅進口的料件和采用部分進口、部分國內采購料件合成產品的來料加工、進料加工等。保稅物流，是指經營者經國家管理機關批準，將保稅貨物從供應地到需求地實施空間位移過程中的服務性經營行為，包括保稅貨物在口岸、特殊區域、保稅場所、企業之間，特殊區域、保稅場所內部的流轉。保稅服務，是指經國家管理機關批準，對除保稅物流之外其他適用保稅政策的研發、試制和檢測、維修、展示等產品前后端配套活動的生產業；從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看，保稅服務又可分為自營服務和外包服務。隨著對外經濟發展和保稅政策適用范圍擴大，今后保稅服務還可能衍生出諸如保稅交易（如期貨交割）、融資租賃、離岸結算等其他新的產業形態。按照三次產業的分類標準，保稅物流雖然在本質上也屬于保稅服務的一種，但是考慮到保稅物流繼保稅加工后發展迅猛，已形成相當規模，具有其獨特的規律性，且在國務院部委職能分工中，海關對保稅物流的管理、尤其是對各種特殊區域和保稅場所的管理處于主導的地位，因此在海關理論研究這個特定語境中，可將其單列在保稅服務之外進行分類管理和專門研究。
（三）保稅貿易的主要特征
一是貿易規模巨大，地位重要。從1996年開始至今，僅保稅加工一項的進出口量就長期占據我國外貿總額的一半左右，素有 “半壁江山”之稱，養活著我國約4000萬的勞動力，并且是我國外貿順差的主要來源。二是政策獨特，優勢明顯。相較于一般貿易，保稅貿易在特定時空范圍內對特定經營者及其貨物適用保稅政策，使之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寬松的貿易管制措施及其他政策優惠和通關便利。三是監管時空跨度大，業務繁雜，監管任務重。保稅貿易實行 “全關境保稅，全時空監管”，即保稅業務可以在全國各地開展，保稅監管貨物從進境起，可以在不同關區的口岸進出，也可以在同一關區內的口岸、區域、場所和企業之間多次流轉，其監管時限一般長達半年以上；隨著產業鏈的延伸，監管鏈條不斷拉長，海關工作量巨大，風險度極高。四是牽涉部門多，管理綜合性強。國家管理層面涉及商務、海關、質檢、稅務、外管、工商、環保等多個部委和銀行的職責，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關聯度大，政策內容變化頻繁，協調管理要求高；在海關系統之內，除保稅監管部門外，還涉及政法、監管 （含通關）、關稅 （含審單）、稽查 （含風險、企管）、統計、緝私等部門，協同執法要求高。
三、保稅貿易理論對海關發展的現實意義
雖然 “保稅貿易”只是近年由海關和業界概括明確出來的新概念，但從稅收政策的視角分析，保稅加工、保稅物流和保稅服務等產業形態并存發展的格局早已客觀存在，并朝著突破保稅加工長期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困境，盡可能多地占據整個產業的諸個環節，進而形成完整而均衡的產業鏈的方向發展。在新形勢下加快建立保稅貿易理論體系和監管體系，深入研究其動向趨勢，對于海關事業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是有利于海關更好地履行監管職能。長期以來，保稅項下的進出口貿易一直占我國外貿進出口的半壁江山，保稅監管是構成海關首要職能和執法基礎的監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不完全統計，在H2000系統現有的92種監管方式或通關模式中，保稅貿易就占了51種；2009年保稅貿易報關單占全部報關單的51．8％，報關單記錄條占全部報關單記錄條的58．3％；如果考慮為實施備案、外發、結轉、內銷、核查、核銷等過程管理而在系統上流轉的作業單證，其數據量更加龐大。因此，加強保稅貿易理論研究，對海關科學配置監管資源、更好履行監管職能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是有利于海關更好地參與國家宏觀經濟管理。保稅政策介乎于我國關稅壁壘和減免稅政策之間，具有 “宏觀上收放自如、便于調控，微觀上見效快、成本低”的顯著效果。保稅政策工具作為關稅政策工具的創新和活用，在目前國內企業總體稅負水平偏高而政策性減免稅空間有限的情況下，通過準予對部分特定進口貨物實行 “合法緩稅”，將有效減輕因稅收負擔過重和貿易管制等因素而給進出口企業造成的壓力。海關作為國家保稅政策的制定參與者和主要執行者，一方面可以利用該政策的功能優勢，積極參與國家 “結構性降稅”的宏觀調控活動，加大對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可以發揮保稅政策工具的靈活調節作用，切實為企業減負增效，特別是發揮特殊區域和保稅場所的產業集聚和輻射作用，幫助企業充分利用好 “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從而更好地發揮促進外貿結構優化和引導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
三是有利于海關更好推動保稅監管制度的改革創新。30多年來，海關保稅監管實現了從以合同為單元向以企業為單元的轉變，從紙質手冊向聯網監管的轉變，并隨著特殊區域功能整合和政策疊加的推進，正逐步轉向以區域為單元的管理，兼顧區外、區內的保稅監管體系，基本順應了我國以保稅加工為主要內容的 “世界工廠”的發展需要。然而也應看到，由于國內外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特別是外向型經濟指導思想從 “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向“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轉變，保稅貿易發展迅猛，客觀上使包括海關在內的管理部門難以跟上形勢變化的要求，而保稅貿易理論的確立，將有利于進一步推動海關保稅監管理念的更新、執法手段的提升和監管制度的完善。
綜上所述，確立保稅貿易的概念及其相關理論，將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進行研究并置于國家 “十二五”規劃中考量，對于海關用好、用活保稅政策工具，以保稅政策工具推動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引導保稅加工、保稅物流和保稅服務三種形態協調發展，積極支持擴大保稅物流、保稅服務的份額比例，力爭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方面取得新突破，都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秘書理論研究的實踐性源于秘書學科的實踐性。這里的實踐性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方面，秘書理論研究要隨著秘書工作實踐的變化而變化，保證秘書理論的前沿性；另一方面，秘書理論研究要對秘書工作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作出科學解讀，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對策，發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秘書理論要跟上秘書工作的新變化，及時關注秘書工作的新內容。
這一點已在秘書學教材中得到廣泛體現。比如，楊樹森所著《秘書學概論教程》直接將“秘書工作內容的變化”寫入教材，諸如改革開放后，隨著西方信息科學的引入，信息工作成為秘書部門最為重要的常規工作之一；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談判事務、公共關系成為秘書工作的新內容；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網頁（站）管理成為秘書工作內容之一等[1]，對秘書工作具體內容的變化進行了初步的理論概括。
另一方面，針對秘書制度建設、國家秘書職業標準的變化等，秘書理論研究者也從理論角度進行了解讀，客觀地評價了其理論地位和作用。比如，關于《國家秘書職業標準》中的“秘書”定義，何寶梅持肯定態度[2]，常崇宜和楊樹森持批評態度[3]，就是研究者們對秘書實踐的新變化所作出的反應。
2、以秘書學研究對象和秘書工作內容的新變化為契機，及時發展秘書理論。
這一點在“秘書的定義”這一問題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秘書學初創時期，秘書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名稱之一”[4]，現在已經成為一種職業，并且有了國家職業標準。必須指出的是，我們是在占有了有關秘書工作內容的新材料之后來不斷發展秘書學基礎理論的，但并不是說有了新材料，秘書學基礎理論就要全面翻新。新材料到底帶來基礎理論的哪些變化，還要看現有理論是不是對新材料依然有解釋力。隨著秘書學科的不斷成熟，基礎理論翻新的空間日益縮小，充分發揮現有理論的解釋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同時，我們也應及時審視和調整現有的秘書學基礎理論。比如，把文字的出現作為秘書起源的必要條件之一，是許多學者依然堅持的觀點。其推理過程是：文字的出現是文書出現的前提條件，而公務文書處理是遠古時期典型的、重要的秘書工作，所以，文字的出現是秘書工作產生的必要條件之一。之所以有這種論斷，是因為秘書學初創時期，文書工作確實是黨政機關秘書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文書的出現作為秘書工作起源的必要條件之一，以當時的認識水平來看確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天的秘書工作已有了很大變化，雖然學界關于秘書的定義和秘書工作的具體內容還沒有完全形成共識，但在上傳下達、會務工作、接待工作、調查研究等與文書工作一樣，也是典型的秘書工作這一點上是沒有疑義的。然而，上傳下達、會務工作、接待工作等并非必須借助文字進行，則“文字的出現是秘書工作起源的必要條件之一”的論斷就需要改進了，所以不少論者提出了新的見解[5]。說來似乎很簡單，但樹立這種反省意識，尤其是要根據秘書工作實際去反省基礎理論，甚至把自己以前堅持的觀點推倒重來，就需要一定的學術勇氣。
3、秘書學的實踐性也要求秘書理論研究者關注當下秘書工作中的新問題。
用秘書理論指導秘書工作實踐，提出可行性建議，本來就是秘書理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秘書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就是社會向秘書理論研究者提出的新課題，但是學界對此似乎不很敏感。比如，2008 年9 月15 日上午10 時，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消息瞬間傳遍世界各地，但10分鐘之后，德國國家發展銀行居然仍依循以前達成的協議，通過計算機自動付款系統向這家公司即將凍結的銀行賬戶轉入3 億歐元，德國發展銀行因此被媒體稱為“最愚蠢的銀行”。一家奉命調查此事的法律事務所遞交的調查報告， 詳細記錄了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之后的10 分鐘里這家銀行的職員都在干什么， 其中包括董事會秘書和負責處理這項業務的高級經理手下的文員。如果秘書理論研究者能以此為個案和契機，就結構復雜的組織面臨突發事件時其秘書該如何迅速作出反應這一問題， 從秘書學角度進行深入探究，那么不僅是給秘書上了一堂課，也會為秘書理論研究作出貢獻。但時至今日未看到有分量的論文，當前秘書理論界的敏感程度可見一斑。[ hi138/Com]
4、做好秘書學知識的普及工作，讓公眾更加全面地了解秘書職業，理解秘書和秘書工作，從而提高秘書職業聲望。
近30 年的時間對于一門學科的成長而言畢竟太短，秘書學學科還太年輕，許多基礎理論研究還在爭鳴當中，所以秘書學知識的普及工作沒有被提上日程。雖然我國秘書從業人員的隊伍日益壯大，秘書職業離大眾越來越近，但是人們對秘書的誤解還很深。比如，筆者所在學校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進行專業方向分流，有師范和文秘兩個方向可以選擇。盡管之前多次動員，結果只有20%的學生選擇秘書方向，而且選擇師范方向的學生毫無例外地拒絕調劑。經私下了解，很多同學是因為家長不同意才選擇師范方向的。
最具代表性的拒絕理由有四種：1. 領導、企業老總多為男性，年輕女孩給他們當秘書家長不放心；2. 秘書是吃青春飯的，現在選了這個方向，到四五十歲不做秘書工作，再找工作就難了；3.男生當秘書沒出息，端茶倒水接電話是女孩子的事情；4. 秘書就是丫鬟，干的是侍候人的活兒，怕受氣。學生家長的意見基本代表了社會上普通民眾對秘書職業的理解。筆者淺見，產生這種誤解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秘書行業自身的某些消極現象；二是公眾對秘書工作缺乏起碼的了解。那么，這些消極現象是因何而起，怎樣預防；如何提高秘書的職業聲望，如何進行全社會范圍內的秘書教育，這就不僅僅是秘書學知識的普及問題，更是當下社會向秘書學界提出的新課題。
總之，我們應該加強實踐意識，以此推進秘書理論研究，提高秘書職業聲望，為當下的秘書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論指導。
注釋：
[1] 楊樹森《秘書學概論教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 何寶梅《秘書定義述評》，《秘書》2006 年第9期。
[3] 常崇宜的批評見其專論《秘書定義的再探討》（《秘書》2006 年第9 期），以及《關于我國秘書職業定義的再探討》（《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1期）；楊樹森的批評見其教材《秘書學概論教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天下]
關鍵詞風險投資理論研究高新技術產業
1風險投資在我國的理論研究
1.1融資理論
（1）風險資本的來源。風險資本的來源都是有規律和固定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來源的資本在風險投資市場中所占的比例不盡相同。在我國，目前風險資金的主要來源是財政撥款和政府商業銀行科技開發的貸款，資金規模偏小，沒有調動起民間主體投資的積極性，投資主體單一且投入嚴重不足，不能達到有效分散風險的目的。
（2）風險投資基金的組織模式。關于我國風險投資基金組織模式的選擇，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主張設立契約型基金，即是按照一定的信托契約原則，通過發行收益憑證而形成的投資基金組織。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法人機構，沒有自身的辦事機構系統?；鹱C券的發行不是由基金公司作為發行人，而是由基金管理公司作為發行人；第二種觀點主張設立公司型基金，即是按照《公司法》的規定所設立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并以盈利為目的的投資基金公司，它的主要特點是其公司性質，即基金公司本身是獨立的法人機構。在公司型基金中，基金的持有人是基金公司的股東，反映的是所有權關系，因而所有權以股息的形式獲得投資收益；第三種觀點主張根據風險投資的不同階段，選擇不同的組織模式。在起始階段，采用契約型封閉式投資基金，隨著條件的成熟，可逐步試點契約型半開放式、契約型開放式、有限合伙公司型封閉式、公司型封閉式、有限合伙公司型半開放式、公司型半開放式、公司型開放式等基金形式。
1.2投資決策理論
（1）項目篩選與審查。風險投資項目評估可以說是整個風險創業活動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其中對項目的戰略篩選是評估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而該階段也最能體現風險投資家的宏觀眼光和戰略水準。從眾多沒有或只有少量經營歷史紀錄的風險企業中選出最具有獲利潛力的投資項目，是風險投資有別于其他投資形式的特色之一。
（2）項目價值評估。目前，在企業價值評估中采用的方法有賬面價值法、重置成本法、市場價值法、清算價值法、折現現金流法和實物期權定價法。各種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優缺點，在實踐中，美國創業投資家是用拇指規則方法(修正風險貼現率的折現現金流法)對創業企業價值進行評估，而我國評估創業企業價值的方法則一般是使用重置成本法。相比較而言，修正風險折現率的折現現金流方法對創業企業價值評估是一種可行的方法，因為它既考慮了創業者對預測值的樂觀估計，也考慮對早期投資的稀釋，可糾正過高的預測估計，并能保護早期投資，并對創業投者和創業投資家起到激勵的作用。而重置成本法雖然也考慮了無形資產，但所占股份份額較小，以現有的實有資本為主體，無法充分反映創業企業的特點，因而不適用于創業企業的價值評估。由于資本市場和創業投資家的成熟度的差異，折現率的確定要根據各國的情況而定。我國的創業資本剛剛起步，還不是完全的創業資本投資，股市的市盈率過高，因此，不能完全照搬美國創業投資家的模型，否則會使得本來就樂觀的估計更為放大。相反，應該在借鑒美國創業投資方法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特點，探尋適合中國的、客觀的、合理的創業企業價值評估方法。
（3）項目投資協議。風險投資家還需要與創業企業家簽署投資協議以完成投資行為。從根本上來說，投資協議的實質是控制權的分配。在風險投資協議中，風險投資家可以將現金流量分配權、投票權、董事任命權、清算權等對創業企業的控制權根據某先事先確定的業績指標相互獨立地進行分配。一旦創業企業經營業績太差（低于某些預設的標準），風險投資家可以獲得對企業的完全控制權。此外，風險投資家通常會利用競業限制條款和股份逐步落實條款，提高企業家離開企業的成本。
（4）參與管理——基于價值增殖型管理。投資后參與管理是風險投資家控制投資風險、實現投資收益的重要環節。這種基于價值增殖型的管理，可以使企業獲得專業化的管理及充足的財務資源，充分發揮創新型企業潛在的資源優勢，促進企業快速健康成長和實現企業的價值增殖的目標。風險投資家為企業提供的服務包括幫助企業獲得后續融資、協助企業進行戰略規劃、招聘管理人員、協助安排經營計劃、介紹潛在的客戶和供應商、解決企業家報酬問題等。
1.3撤資理論
（1）撤資時機的選擇。關于撤資時機的選擇，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分析首次公開上市（IPO）的時機。風險投資家都希望被投資企業在對自己最有利的時候上市，至于什么時候對風險投資家最為有利。理論界認為，對于具有高質量項目的企業來說，風險投資家的參與有利于增加被投資企業的價值，但由于參與企業管理也有時間、機會和資金上的成本，風險投資家會選擇邊際利潤為零時退出企業，讓企業實現IPO。
但在實踐中，由于風險投資家需要籌集下一個基金，為了及時報告前一個基金的投資業績，風險投資家可能會在時機尚未成熟時將企業推上市。
（2）撤資方式。關于退出的方式選擇，風險投資家們首選公開上市。研究證明，在同等條件下，IPO是利潤最高的退出方式，是推動風險投資的動力。在公開上市市場表現更已成為風險投資業的景氣指標。盡管IPO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在實踐中，將股份出售給第三方是最常見的退出方式。對于投資于初創期和成長期企業的風險投資家來說，如果不打算長期留在被投資企業，將股份出售可能是最佳的退出方式。
（3）收益分配的決策。首先，如果風險投資家將股份出售后分配現金，短時間內出售大量股份會導致股價下跌，這是風險投資家不愿意看到的；其次，分配現金會讓有納稅義務的投資者立即產生資本所得稅納稅義務，而分配股份則可以推遲納稅；再次，在許多情況下，風險投資家需要首先讓作為有限合伙人的投資者先行收回其全部投資，然后才能開始得到附帶收益（即投資利潤分成），為了完成讓有限合伙人收益投資的任務，在股份價格被高估的情況下，風險投資家一般會選擇分配股份而不是現金。除此之外，證券監管機構往往限制公司內部人（管理人員、董事、大股東等）出售股份的數量，這在客觀上也影響了風險投資家的分配行為。
2風險投資在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實踐
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目前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仍然處于對如何將國際通行做法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艱難探索之中，必然存在著許多問題。從各地發展風險投資的實踐分析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2.1政府主導型的風險投資
目前我國幾乎所有的風險投資機構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創立的，并且直屬政府部門領導。實踐證明，這種模式缺乏市場操作經驗和風險意識，抑制了民間主體的積極性，使得經濟沒有效率和活力，不符合風險投資自身的特點和運作規律。從各地區不同公司類型風險投資機構實際風險投資總量進行對比分析，政府風險投資機構比例占據了重要比例（見表1）。該項調查的有效樣本為64家風險投資機構。本項調查的有效樣本數為64家，其中政府類風險投資公司27家，外資風險投資公司(含中外合資)3家，其他商業風險投資公司34家。
2.2融資渠道的單一化
中國風險投資規模偏小，融資渠道單一，目前尚沒有充分利用個人、企業、金融或非金融機構等具有投資潛力的力量共同構筑一個有機的風險投資網絡。目前我國幾乎所有的風險投資公司都是在政府的主導投資下創立的，其資金來源也主要是由政府出資，其弊端已暴露無遺，因而，風險投資公司設立時要注意政企分開，鼓勵非國有企業、個人、外商及其他機構投資入股，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實現投資多元化，努力使民間資本在風險投資中扮演重要角色。
2.3風險投資業務地域分布不均
中國風險投資主要集中于深圳、上海、北京等經濟發達地區。無論是從新增投資項目數、投資金額還是新增管理資本方面，深圳、上海、北京三城市都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西部地區卻發生退減現象。根據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香港)的問卷調查，對全國141家風險投資機構進行了考察（見表2）。
2.4政策法律環境的制約
完善的外部運行環境是支持風險投資體系順暢運作的前提條件，是風險投資發展壯大的基礎。風險投資發達的國家實踐證明，要使風險投資獲得大力發展，政府必須要有一系列相應的政策引導和支持，要有對應的法律體系和資本市場體系與之相配套。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新型的金融工具，對政策環境具有很高的要求。近年來我國風險投資發展迅速，但政策法規建設還顯得相對滯后。
2.5文化環境的缺失
從文化環境看，鼓勵冒險、崇尚創新、倡導創業的民族精神有利于風險投資的發展，而我國還沒有完全給人提供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這方面的支持和激勵也很少。另外，誠信合作的商業氛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金運作效率，我國高發的經濟欺詐案件表明了信用環境并不佳，而整體信用環境對風險投資資金的籌資和退出都有很大影響。此外，人才流動、知識產權保護、缺少具有競爭力的項目等方面也問題頗多，如困擾我國軟件產業的盜版問題已經嚴重地損害了許多軟件公司的利益，抑制了風險投資的本土化發展。
參考文獻
1夏清泉，凌婕.風險投資理論和政策的研究[J].國際商務研究，2002(5)
2范柏乃，沈榮芳，陳德棉.國際風險投資理論綜述[J].浙江金融，2000(9)
來自加拿大和美國、意大利的四位學者的演講構成為一個較完整的單元，具有一定的體系性。國際藝術與文化管理協會（AIMAC）主席弗朗索瓦?科爾伯特先生通過六個維度。即市場營銷導向、顧客服務理念、體驗型營銷、藝術體驗者的動機分析和顧客再次消費的意圖情感、參與度和滿意度等后消費行為的分析，以及文化體驗與消費者共同創作的互動性，闡述了藝術市場營銷與消費體驗的關系。他特別把目前國際學者的代表性的觀點進行了綜合評述，提出了三個概念，即美學體驗、服務體驗與消費體驗，并提出了市場驅動與驅動市場的理念。
意大利米蘭BOCCONI大學公共與非盈利管理教授阿里克斯。圖里尼以BOCCONI經驗為視角產出公共政策制訂的三種理念，其一，第一手資料公共決策是多層次性，不僅僅是政府決策的層面，而且也是文化組織的決策層面，特別是有可能是項目決策的層次；其二，基于第一手資料公共決策，他提出了三個類型，一是創新性的決策，二是互動性決策，三是情感吸引的決策；其三，他使用實驗的方法，為提取第一手資料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礎。
來自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的維多利亞?諾蘭教授和紐約戲劇發展基金發展總監安?特萊茨是美國著名的藝術管理專家，她們圍繞美國當代戲劇藝術能力狀況進行研究，通過問題假設和調研，既設置了六個能力的一般性的關照，同時叉涉及如何論證和確認這六個能力的狀況，并且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國外藝術管理的專家的研究，首先表現出視野的開闊，既有宏觀的國家層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觀的實際運行與操作的研究，既有縱向研究，也有橫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把藝術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大眾心理學等有機結合為一體；又次，能夠超越單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個綜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來自國內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業的學者環繞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管理這一核心命題展開演講和深入的研討，其中又分為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跨文化語境下中國藝術管理的宏觀審視。涉及這一命題演講的學者從國內外藝術管理的發展現狀與趨勢出發，高屋建瓴地分析藝術管理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種種現象和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上海戲劇學院黃昌勇教授從對我國藝術管理專業學科建設梳理開始，基于中西比較的視角、藝術管理體系的構建、方法論的自覺以及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等。提出了“一個基本判斷”、“三個發展維度”、“三大問題”的總體觀察。上海交通大學胡惠林教授認為，跨文化本身是流動的。虛擬空間的形成加快了藝術流動的速度，形成藝術的多元化和多樣性；藝術管理具有現代性與社會性，其制度創新值得研究；藝術具有意識形態性，并非專指政治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價值體系。北京師范大學周星教授指出，應當科學辨析宏觀藝術管理和微觀藝術管理的關系，重視對藝術活動客觀規律的掌控。不能把藝術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應當從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來；要確立藝術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學設置藝術管理學科；要充分認識藝術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質，重視該類人才培養的特殊規律。濟南大學江奔東教授強調，藝術與文化管理，需要重視文化規制的問題，要有制衡效果的標準，各機構職責劃分是否清楚，規制出臺的政策是否合理；內容規制應當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即先進文化的標準；文化產業規制需要有立法實施和統一的完整性；面對文化規制，需要科學地掌控政府、文化企業和文化消費者三者之間的博弈。山東藝術學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論述了宏觀藝術管理與圍觀藝術管理的關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體與客體、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導被制導的關系，又是相互協同的關系：二者會出現一些沖突與摩擦，應在文化建設實踐中不斷磨合與化解，使之產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師范大學方華從社會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切入研究藝術管理的狀況，這一過程所體現的社會文化現象早已引起社會學家和文化研究者的關注。上海師范大學劉素華作了中美國家藝術基金的比較研究，指出美國國家藝術基金五十年興衰表明多元文化與共同價值的協調是國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問題，而中國國家藝術基金如何在價值認同的框架中激發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戰，也是其肩負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管理的發展趨向。較多學者針對藝術管理某個方面的現狀與問題，予以深入的剖析，許多觀點具有深刻的創見。天津音樂學院張蓓荔教授認為跨文化傳播要確立科學的理念和標準，尋找相同的精神內涵與情感共鳴；要凝聚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多方力量構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傳播格局，用好交流貿易等多種方式；要科學設計項目、制定合理的指標、突出重點、分階段、分批次推進，突出品牌戰略，市場戰略，合作戰略和媒體戰略。山東藝術學院李丕字教授針對我國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指出要跳出舊有的“內向型研究”的局限，以開放的心態開拓“外向型研究”，充分發揮雙向視域研究的互補優勢，同時積極開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學互鑒，互利共贏。中國文聯出版社朱慶社長講述了基于互聯網的藝術資源管理。中國文聯出版社建立的“中國文學藝術+互聯網”這一平臺要為每一位藝術家或藝術學家免費做唯一個人的官網，精準和廣泛地傳播交流學術成果。他認為互聯網時代應當拓展藝術管理的視野，建立宏大的藝術資源庫和藝術交流的巨大平臺，這正是科學管理的體現。湖北大學藝術學院張建軍教授切人中國外流文物的回歸這一命題，認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義，其間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認同。為了實現更多文物的回歸，應當審時度勢，調動政府、民間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學管理與運籌的力度，實施行之有效的舉措。四川音樂學院廖勇教授探討了員工與組織、組織內各部門和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依存關系，提出構建一個有利于組織高效運作的內外管理生態是現代管理的關鍵，而遵照相應的組織制度設計和管理生態模式進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則為管理的生態法則。
第三，跨文化語境下的藝術創意、生產與營銷。該課題涉及到藝術管理具體運作的諸多問題，從創意與策劃、生產與運營到傳播與營銷，引發了眾多學者的關注。
南京藝術學院夏燕靖教授提出了“時尚何以先覺、先行和先倡”的命題，認為三個“先”字在市場有一種先導的作用。用這種辦法，把時尚的前沿和信息傳遞給大家，由此從內心對時尚取得一種共鳴。對時尚開發可歸納為四個特點，即時尚和經濟一體化；消費的符號也就是炫耀性的消費；時尚產業全球同步進行中，其周期大大縮??；有高附加值，也有高風險。廣西藝術學院何清新教授運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認為基于族流的對歌文化，隱含著藝術傳播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想象力。云南藝術學院藝術文化學院侯云峰教授以該院創作體驗話劇《問心》的經驗，闡釋了作為藝術管理類專業在管理實踐中的探索和經驗，是一種基于微觀的和實證性的研究。濟南大學王玉副教授楊楊分析了中國演藝產業在建設中遇到的收益不確定性較強和資產的可抵押性較弱兩方面存在的風險。為使風險在可控范圍之內：一要從風險的來源角度準確識別風險；二要采取模糊綜合評判法，通過選取因素集、因素加權、備擇評語、確定評判矩陣四個步驟科學評估風險，為風險處理措施的選擇提供依據。上海戲劇學院黃海認為，藝術家個人品牌具有重要的意義和特點，具有共性的藝術家個人品牌經營策略，包括確立個人品牌核心價值、滿足藝術消費受眾需要、原創性策略、達成溝通、事件營銷、建立個人品牌形象、建立共同品牌。山東藝術學院李冬梅副教授指出，在電視真人秀節目制作中應把媒體融合作為目標原則，通過目標管理和任務分解，實現攝像、舞美和后期制作的創新，提升節目的影響力。遼寧科技大學藝術學院李囝副教授指出，管理團隊的素質將決定藝術表演團體的整體水平。靈活高效的內部管理機制、多樣化的融資渠道、符合市場要求的營銷策略以及與時代同步的創新手段都是藝術表演團體生存和發展的保證。
關鍵詞：會計理論；實踐基礎；會計目標；會計環境
Abstract:Inaccountantreformsintheprocess,wealwaysfacelikethissomequestions:Howdoesaccountantadaptthestateeconomysystem''''stransformation,howtoestablishconformstosocialistcountriesmarketeconomyrequestaccountantthesystem,whatfunctionsuchaccountantshouldthesystemhaveandthestructure,howtotreatWestaccountingtheoryresearchresultsandsoon,speciallyitisnoteworthythatalongwithaccountingtheoryresearch''''sthorough,theWestalsodaybydayreceivestheattentionaboutaccountingtheory''''ssupplyanddemandquestion''''sresearchresults.Becauseourcountryisalsoatthesocialisminitialstageatpresent,thesocialresourceisnotveryalsosufficient,intheaccountingtheoryresearcharea,mustpayattentiontothecostbenefitespeciallythecontrastquestionaswellasthesupplyanddemandbalancedquestion.
keyword:Accountingtheory;Practicefoundation;Accountantgoal;Accountantenvironment
1關于會計理論的一般認識
會計理論一詞雖然廣泛應用于財務會計多年，但尚無標準的定義。在會計文獻中，對會計理論的含義有許多不同的理解。
但筆者認為，瓦芡和齊默爾曼作為當代實證會計理論的代表人物，對會計理論提出的意見是符合當代經濟發展的潮流的。他們認為：“會計理論的目標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薄敖忉尅笔侵笧橛^察到的提供理由，“預測”則是指會計理論應能夠預測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未必就是未來現象，它們包括那些已經發生，但與其有關的系統性證據尚未從數據中收集到的現象。因此，在他們看來，假設和通過數據進行驗證構成了發展會計理論的基本前提。
2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關于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目前尚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會計理論的研究應當以會計環境還是以會計目標作為其邏輯起點，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會計環境論和會計目標論之爭。由于二者都有說服力，針對其相持不下的情況，又有會計環境與會計目標結合論。以下作者試圖進行簡要分析。
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語言等方面的原因，美國的會計研究對我國的會計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兩國會計環境的差別在某些場合卻往往忽視。美國社會經濟和資本市場高度發達，市場完全監管嚴格，稅制完善且管理手段強硬，注冊會計師職業得以充分發展且有著嚴謹的自律機制，資訊系統完善且高效，相比之下，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尚處于發展之中，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已經建立，但尚需調整與完善。資本市場還處于成長的初期，市場監管手段和稅收征管以及稅制的完善尚需要時日，審計環境和注冊會計師行業自律不容樂觀，資訊條件不夠理想。由此可見，不同環境下的會計理論研究的前提條件顯然是不同的，所以進行我國會計理論方面的研究，應當以我國會計所處的環境為基礎，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解決本國的問題。當然，借鑒他國的研究成果和經驗也是不可缺少的。
雖然會計理論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諸多具有共性的成份，但并非所有在一定的會計環境下被特定會計實踐證明了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都具普遍意義。因此，我們應當對會計環境論作為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的觀點進行反思。
此外，雙重受托責任也應運而生。雙重受托責任觀認為現代會計在“受托—受托”的關系中的責任是雙重的，既包括對受托資源的安全完整、充分運用和實現經營目標的責任，也包括對員工的福利、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的質量、政府的稅收、公眾的就業、社會公益事業、生態環境的保護等方面的社會責任。
筆者認為，會計目標論是受制于特定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經濟運行體制的。在產品經濟條件下，會計信息使用者主要是通過運用會計信息來考察受托者對托付財產或資源的管理和經營責任的履行情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特別在資本市場有效的動作情況下會計信息使用者不但仍然關注受托資源的經營情況，而且由于他們處于一個相對發達的市場條件下，隨時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間接地對其所托付的資源進行調配，社會經濟體制和資本市場本身也確實充當著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因而使得會計信息對決策的作用日益重要。不言而喻，決策有用觀應當是財務會計被普遍認可的情況下才得以成立。只有當所有權和經營權充分分離之后，企業外部利益關系集團的力量足以制約財務信息的公允呈報，決策有用觀才能夠確立。因此，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相同的社會經濟背景條件下，對于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以及私營企業而言，決策有用觀和經營責任觀的側重點也未必相同。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國際會計準則只對財務會計處理和呈報的重要方面進行規范，而不顧及次要的方面。同理，大多數國家的會計準則也主要用來規范上市公司的會計行為。因此會計目標倚重決策有用觀是可以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綜上所述，從會計理論體系本身來說，會計目標是會計理論聯系實際的邏輯起點，它基于特定的會計環境，對會計基本假設和原則具有統駕作用。從實務方面看，它指導特定會計系統的建立并引導其運行，從而構成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3關于發展會計理論的方法和實踐性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來，實證會計理論逐步發展是西方會計理論研究的主流。我國應用實證方法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條件尚未完全具備。這首先是由于我國會計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持續發生著重大變化：經濟體制的轉變使會計的作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多種經濟成分的并存致使財務信息使用者的群體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企業相對地位的確立導致財務信息呈報的企業導向，會計人員身份的轉變致使會計信息編報立刻發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變化。其次，由于20年來我國財務會計規范始終處于變動之中，盡管這種變動的程度和頻率不盡均衡，但相對而言，較大規范的變動至少應當包括1993年會計轉制和1997年以來具體會計準則的和實施。這樣的制度變遷，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相關年度財務信息較為嚴重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如果考慮到1994年稅制改革，和匯率并軌因素的影響，會計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會計規范的兩次大的變動與我國證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當前，以對我國財務報告數據的統計分析為依據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慮的。所以，我國當前和今后幾年的會計理論研究勢必仍然無法以統計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為主，而傳統的研究方法仍將居于主流地位。
因此，有必要對傳統研究方法進行再認識。分析我國會計研究的傳統方法，很難證明其等同于規范方法。換言之，規范研究方法與傳統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過是交叉的概念。在我們以往所進行的研究中，我們自覺不自覺的部分采用某些實證研究方法。眾所周知，實證研究方法既包括當前十分流行的統計分析和“建?！保舶ㄖT如問卷調查、實地調查、訪談、案例研究、實驗室模擬研究、實地試驗等方法。因此，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實地調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較為簡單的統計分析方法、蹲點實驗等方法應當屬于客觀的以實踐為基礎的或稱之為以經驗為根據的方法，也可認為是實證研究方法。
隨著實證研究的興起，規范研究受到日益普遍的批評。規范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所基于的假設通常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無法在結論上獲得普遍的共識。盡管如此，對于諸如會計理論框架，財務報表的要素及確認與計量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仍然主要地采用規范研究方法。應當承認，研究人員的主觀隨意性不僅表現在規范研究的過程中，而且也出現在實證研究的若干階段。正如瓦芡和齊默爾曼在他們的《實證會計理論》中所指出的：“研究人員在建立會計理論的過程中必然帶有主觀隨意性。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理論模式的建立都會受到研究人員自身價值觀的影響”。
在批評規范研究時，我們應當對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研究命題的學術性加以區別，從而克服所謂純學術研究的思想。無論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實際上都不是所謂純學術的研究，因此強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并不意味著否定規范研究方法。
4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會計論壇日益繁榮，然而，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外會計理論的引進和評價，畢竟只是我國會計理論研究撥亂反正過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并非不可突破的既定模式。借用他山之石，是為了攻克本山之玉。借鑒并非為了借鑒本身，而是為了對照以便取長補短或吸取教訓。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會計特用的系統結構。這個系統的結構及其運行狀況和優化方法，需要由我們自己實事求是地去探索，實實在在地研究，把中國會計實務作為他國研究的許多成果試驗田的做法實不足取。
同時，由于實證會計理論研究的許多成果基于經濟學和行為科學的新興學派的觀點，而這些學派及其觀點在其本學科領域中往往仍然存在爭議，因此，當會計理論研究者對其所借用的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時，這種借用顯然是危險的。同時，由于新興經濟學理論的某些假設，例如理性經濟人假設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實，未必符合我國社會和文化現實，盲目借用顯然是有害的。
當前，我國的會計系統，正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革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不僅會計目標需要明確，而且會計準則建設的目標及其相關問題也亟待明確。財務信息的供給與需求問題、成本與效益問題、財務信息提供的責任問題、財務信息使用者的權益保障問題、財務報告監證的法律責任、經濟風險和注冊會計師的合法權益和經濟利益問題，會計管理機構、財務信息提供者和注冊會計師的相互牽制配合問題，會計職業操守和自律問題、會計確認和計量以及披露的一系列具體問題等等都有待于我們去探索。
關鍵詞：會計理論；會計目標；會計環境
1 關于會計理論的一般認識
會計理論一詞雖然廣泛應用于財務會計多年，但尚無標準的定義。在會計文獻中，對會計理論的含義有許多不同的理解。
但筆者認為，瓦芡和齊默爾曼作為當代實證會計理論的代表人物，對會計理論提出的意見是符合當代經濟發展的潮流的。他們認為：“會計理論的目標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薄敖忉尅笔侵笧橛^察到的提供理由，“預測”則是指會計理論應能夠預測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未必就是未來現象，它們包括那些已經發生，但與其有關的系統性證據尚未從數據中收集到的現象。因此，在他們看來，假設和通過數據進行驗證構成了發展會計理論的基本前提。
2 關于發展會計理論的方法和實踐性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來，實證會計理論逐步發展是西方會計理論研究的主流。我國應用實證方法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條件尚未完全具備。這首先是由于我國會計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持續發生著重大變化：經濟體制的轉變使會計的作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多種經濟成分的并存致使財務信息使用者的群體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企業相對地位的確立導致財務信息呈報的企業導向，會計人員身份的轉變致使會計信息編報立刻發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變化。其次，由于20年來我國財務會計規范始終處于變動之中，盡管這種變動的程度和頻率不盡均衡，但相對而言，較大規范的變動至少應當包括1993年會計轉制和1997年以來具體會計準則的和實施。這樣的制度變遷，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相關年度財務信息較為嚴重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如果考慮到1994年稅制改革，和匯率并軌因素的影響，會計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會計規范的兩次大的變動與我國證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當前，以對我國財務報告數據的統計分析為依據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慮的。所以，我國當前和今后幾年的會計理論研究勢必仍然無法以統計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為主，而傳統的研究方法仍將居于主流地位。
因此，有必要對傳統研究方法進行再認識。分析我國會計研究的傳統方法，很難證明其等同于規范方法。換言之，規范研究方法與傳統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過是交叉的概念。在我們以往所進行的研究中，我們自覺不自覺的部分采用某些實證研究方法。眾所周知，實證研究方法既包括當前十分流行的統計分析和“建?！保舶ㄖT如問卷調查、實地調查、訪談、案例研究、實驗室模擬研究、實地試驗等方法。因此，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實地調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較為簡單的統計分析方法、蹲點實驗等方法應當屬于客觀的以實踐為基礎的或稱之為以經驗為根據的方法，也可認為是實證研究方法。
隨著實證研究的興起，規范研究受到日益普遍的批評。規范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所基于的假設通常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無法在結論上獲得普遍的共識。盡管如此，對于諸如會計理論框架，財務報表的要素及確認與計量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仍然主要地采用規范研究方法。應當承認，研究人員的主觀隨意性不僅表現在規范研究的過程中，而且也出現在實證研究的若干階段。正如瓦芡和齊默爾曼在他們的《實證會計理論》中所指出的：“研究人員在建立會計理論的過程中必然帶有主觀隨意性。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理論模式的建立都會受到研究人員自身價值觀的影響”。
在批評規范研究時，我們應當對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研究命題的學術性加以區別，從而克服所謂純學術研究的思想。無論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實際上都不是所謂純學術的研究，因此強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并不意味著否定規范研究方法。
3 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關于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目前尚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會計理論的研究應當以會計環境還是以會計目標作為其邏輯起點，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會計環境論和會計目標論之爭。由于二者都有說服力，針對其相持不下的情況，又有會計環境與會計目標結合論。以下作者試圖進行簡要分析。
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語言等方面的原因，美國的會計研究對我國的會計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兩國會計環境的差別在某些場合卻往往忽視。美國社會經濟和資本市場高度發達，市場完全監管嚴格，稅制完善且管理手段強硬，注冊會計師職業得以充分發展且有著嚴謹的自律機制，資訊系統完善且高效，相比之下，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尚處于發展之中，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已經建立，但尚需調整與完善。資本市場還處于成長的初期，市場監管手段和稅收征管以及稅制的完善尚需要時日，審計環境和注冊會計師行業自律不容樂觀，資訊條件不夠理想。由此可見，不同環境下的會計理論研究的前提條件顯然是不同的，所以進行我國會計理論方面的研究，應當以我國會計所處的環境為基礎，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解決本國的問題。當然，借鑒他國的研究成果和經驗也是不可缺少的。
雖然會計理論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諸多具有共性的成份，但并非所有在一定的會計環境下被特定會計實踐證明了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都具普遍意義。因此，我們應當對會計環境論作為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的觀點進行反思。
此外，雙重受托責任也應運而生。雙重受托責任觀認為現代會計在“受托—受托”的關系中的責任是雙重的，既包括對受托資源的安全完整、充分運用和實現經營目標的責任，也包括對員工的福利、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的質量、政府的稅收、公眾的就業、社會公益事業、生態環境的保護等方面的社會責任。
筆者認為，會計目標論是受制于特定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經濟運行體制的。在產品經濟條件下，會計信息使用者主要是通過運用會計信息來考察受托者對托付財產或資源的管理和經營責任的履行情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特別在資本市場有效的動作情況下會計信息使用者不但仍然關注受托資源的經營情況，而且由于他們處于一個相對發達的市場條件下，隨時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間接地對其所托付的資源進行調配，社會經濟體制和資本市場本身也確實充當著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因而使得會計信息對決策的作用日益重要。不言而喻，決策有用觀應當是財務會計被普遍認可的情況下才得以成立。只有當所有權和經營權充分分離之后，企業外部利益關系集團的力量足以制約財務信息的公允呈報，決策有用觀才能夠確立。因此，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相同的社會經濟背景條件下，對于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以及私營企業而言，決策有用觀和經營責任觀的側重點也未必相同。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國際會計準則只對財務會計處理和呈報的重要方面進行規范，而不顧及次要的方面。同理，大多數國家的會計準則也主要用來規范上市公司的會計行為。因此會計目標倚重決策有用觀是可以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綜上所述，從會計理論體系本身來說，會計目標是會計理論聯系實際的邏輯起點，它基于特定的會計環境，對會計基本假設和原則具有統駕作用。從實務方面看，它指導特定會計系統的建立并引導其運行，從而構成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4 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會計論壇日益繁榮，然而，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外會計理論的引進和評價，畢竟只是我國會計理論研究撥亂反正過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并非不可突破的既定模式。借用他山之石，是為了攻克本山之玉。借鑒并非為了借鑒本身，而是為了對照以便取長補短或吸取教訓。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會計特用的系統結構。這個系統的結構及其運行狀況和優化方法，需要由我們自己實事求是地去探索，實實在在地研究，把中國會計實務作為他國研究的許多成果試驗田的做法實不足取。
同時，由于實證會計理論研究的許多成果基于經濟學和行為科學的新興學派的觀點，而這些學派及其觀點在其本學科領域中往往仍然存在爭議，因此，當會計理論研究者對其所借用的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時，這種借用顯然是危險的。同時，由于新興經濟學理論的某些假設，例如理性經濟人假設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實，未必符合我國社會和文化現實，盲目借用顯然是有害的。
當前，我國的會計系統，正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革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不僅會計目標需要明確，而且會計準則建設的目標及其相關問題也亟待明確。財務信息的供給與需求問題、成本與效益問題、財務信息提供的責任問題、財務信息使用者的權益保障問題、財務報告監證的法律責任、經濟風險和注冊會計師的合法權益和經濟利益問題，會計管理機構、財務信息提供者和注冊會計師的相互牽制配合問題，會計職業操守和自律問題、會計確認和計量以及披露的一系列具體問題等等都有待于我們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