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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城市軌道交通；通信；傳輸系統；方案選擇
中圖分類號 U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6）172-0123-01
1 課題研究的背景與意義
地鐵通信傳輸技術是地鐵正常運轉和運用不可短少的環節，因為地鐵傳輸各專業系統時所占用不同的信道和接口，所以，地鐵傳輸系統的綜合業務承載能力是關鍵，相應地地鐵通信傳輸系統的技術方案選擇顯得尤為重要。
2 地鐵通信傳輸系統的要求
1）地鐵通信傳輸系統的功能要求。石家莊地鐵3號線一期首開段要求通信傳輸系統能夠實現的功能有：保障各車站、控制中心、停車場、車輛段之間的信息傳輸；可以根據需要為各類信息提供主、備用通道；有多種接口種類，信息可靈活分下或插入；有較大的帶寬擴展余量，遇到突發事件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設備設計采用獨立模塊化，方便使用拓展；具有集中告警維護、統一管理的網絡管理功能；系統應具有自診斷功能，可進行故障管理、配置管理、系統管理和性能監視；關鍵設備要備份插板熱，發生故障時可自動切換；要給與其他線傳輸系統的通信預留有接口。
2）地鐵通信傳輸系統的業務需求。石家莊市城市軌道交通3號線一期首開段要求通信傳輸系統能夠傳輸的業務按業務類型的不同可將分為兩大類，一是TDM業務，有專用電話音頻信息、無線通信系統信息；二是以太網業務，有公務電話音頻信息、廣播音頻信息、視頻監控和控制信息、乘客信息系統視音頻信息、時鐘信息、辦公自動化系統數據信息、通信各子系統網管、控制信號、自動售檢票系統數據信息及其它信息。顯然，以太網業務所占用的帶寬較多，其承載能力應該著重考慮。
3 地鐵通信傳輸系統典型方案比選
根據傳輸系統業務需求分析、技術發展趨勢及地鐵實際應用情況，石家莊市城市軌道交通3號線一期首開段通信傳輸系統可以選擇內嵌RPR的MSTP方案（以下簡稱MSTP（RPR））、SDH+萬兆以太網方案、基于SDH的MSTP方案以及開放式傳輸系統方案（OTN），根據各種技術方案的特點，對其優缺點進行分析比較，選擇更適宜的方案用于地鐵通信傳輸系統建設。
1）內嵌RPR的MSTP。為了優化在環型拓撲上傳輸數據包，一種全新的IP包承載技術被提出，RPR就隨之產生，它是一種新的MAC層協議，它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兩點，一是業務帶寬顆粒靈活、可以動態共享和分配帶寬，二是公平接入各個節點、支持業務級別。RPR以其可靠的技術特點，既兼容了SDH的多個優點，比如對SDH環網50ms快速保護、對延時和抖動性能嚴格保障等，又兼容了以太網技術經濟、靈活和可擴展好的優勢。
RPR技術雖然在解決TDM語音業務方面不如SDH技術，但其提供了很好的數據業務承載能力。通過與MSTP的融合，內嵌RPR的MSTP實現方案將能很好的解決多業務承載問題。但內嵌RPR的MSTP目前在地鐵領域的應用也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技術復雜，導致系統成本居高不下，性價比不夠理想；二是無法構建過于復雜的網絡結構，對于跨環業務無法提供端對端的保護。
在MSTP環網帶寬上劃分出獨立的通道來支持RPR技術，這就是基于內嵌RPR的MSTP。同傳統SDH相比，MSTP通過二層交換技術來共享以太網業務帶寬，采用通用成幀處理完成從以太網幀到SDH VC容器的映射，并采用了虛級聯和LCAS技術來提高帶寬分配的靈活性和可靠性。因為以太網技術應用于環型網時固有的缺點，所以為支持數據業務，在新一代的MSTP中引入RPR技術成為必然。
2）SDH+萬兆以太網方案。SDH是光同步數字系列的簡稱，采用塊狀的幀結構來承載信息，整個幀結構又由段開銷區、STM-N凈負荷區和管理單元指針區組成，3個區各司其職，使得不同速率等級數字流的接入得以實現，成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干，其主要特點有全球統一的網絡節點接口，在不同設備之間進行傳輸是相通且兼容的；大量采用軟件進行網絡配置和管理，簡單便捷，對不同方向的數據流進行分下和插入靈活；所有網絡單元具有標準的光接口，可以在光路上互通；SDH自愈環技術成熟，網絡保護能力強。雖然SDH具有強大的網絡管理功能，但也存在其局限性，比如帶寬分配固定，不適應大容量突發業務的應用；接口種類較少，一般為基于2M的接口，大部分業務接口（低速數據、話音等）需要增加接入設備實現，但作為應用最為廣泛的技術，應用經驗最為豐富，通過增加相應的設備，可支持城市軌道交通工程需要的各種業務。
現在隨著數據業務的增加，語音、視頻等業務的IP化，使用最廣泛的計算機網絡標準是萬兆以太網，應用范圍從局域網也擴展到了城域網等領域。其具有如下特點：不像SDH那樣分配固定時隙，而是根據用戶需求采用統計復用技術來分配帶寬，提高了帶寬利用率；技術成熟，設備廠家較多，成本較低；系統結構簡單，可靠性高，可擴展性、可兼容性、可維護性強。
對于TDM業務的傳輸，SDH系統依然是最好的選擇，而以太網業務直接利用以太網來傳輸也更適合，因此可以考慮采用SDH+萬兆以太網的方案構建地鐵傳輸網。
3）基于SDH的MSTP。MSTP技術是利用SDH技術對傳輸業務數據流提供保護恢復能力和較小的延時性能，經改造網絡業務支撐層可以適應多業務應用，實現對二層、三層的數據智能支持，可以將SDH復用器、數字交叉鏈接器、WDM終端、網絡二層交換機和IP邊緣路由器等多個獨立的設備集成為一個網絡設備。因其特性，MSTP技術對以太網業務的傳輸存在很多不足，但是它對TDM業務的傳輸效率較高，比較適合傳輸TDM業務。
4）開放式傳輸系統。開放式傳輸網絡簡稱為OTN，是一種基于物理層的光傳輸系統，有較高的傳輸效率。OTN的主要特點有開放性、可多業務承載、系統簡化、可靠性高、系統重啟和網絡恢復快速簡單、出色的視頻特性、具有視頻的內部交換能力、靈活的帶寬管理。但是OTN系統采用的是廠家內部標準開發的，不符合國際標準，背板帶寬不夠、節點箱槽位不多，當單個站點接入較多業務的時候，只能增加節點數量，這樣不僅增加了成本，而且給以后擴大容量增加了難度。由此看來，OTN雖然有很多優點，但其局限性較強，難以得到推廣。
4 地鐵通信傳輸系統方案選擇
根據石家莊地鐵3號線一期首開段通信傳輸業務需求分析可知，地鐵通信系統傳輸網絡需要能很好的承載TDM業務和以太網業務，上述方案均能滿足該功能需求，但綜合分析比較，MSTP更適合TDM業務為主，以太網業務為輔的應用領域。OTN針對性強、接口豐富的優點隨著通信IP化的趨勢而淡化，而其作為非國際標準、單一廠商特有產品導致的價格高，擴容困難等缺點卻日益突出，因此不適合選用OTN。
從應用需求上考慮內嵌RPR的MSTP與SDH+萬兆以太網方案均為較適合的方案，但SDH+萬兆以太網方案需構建兩張網，目前，通信網絡正在向簡化網絡結構、利用單一平臺承載全部業務的方向發展。具體到地鐵傳輸網絡，單一的傳輸平臺與多傳輸平臺相比，資源利用率更高、維護管理更簡單、綜合成本更低。因此，適合選用內嵌RPR的MSTP方案構建本工程傳輸系統，SDH+萬兆以太網方案作為備選方案。
關鍵詞：移動支付；技術采納；結構方程；二階調節作用
文章編號：2095-5960（2016）04-0057-12；中圖分類號：F830.49；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2009年9月阿里巴巴集團與格萊珉銀行信托基金聯合開展格萊珉的中國項目，向中國貧困居民提供小額信貸；2010年6月阿里巴巴集團聯合復星集團、銀泰集團和萬向集團在杭州成立浙江阿里巴巴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金6億元；2011年6月成立重慶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金10億元；2013年3月，阿里巴巴集團宣布籌建阿里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負責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所有面向小微企業以及消費者個人的金融服務；2014年2月8日，阿里巴巴集團推出余額寶功能，2015年4月，數據余額寶“全球第二”規模逆市增千億。阿里巴巴的成功，不但使百度、騰訊這些中國互聯網公司迅速采取了行動，就連平安集團等傳統金融企業也在嘗試加入網絡金融行業。過去銀行是貨幣的結算中心，掌控著客戶的清算記錄，但是在網絡金融中，第三方支付平臺取代了銀行的結算中心地位，掌控著人們資金流動的清算記錄，據此做出一系列深度的數據挖掘展開的金融業務，成為行業的領導者。而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正遭受著存款較大分流、傳統信貸規模增速受阻、利潤空間收窄等的巨大影響。當然，傳統銀行業對此已經充滿警惕，因為互聯網金融蠶食的正是它們的利益，那么傳統銀行如何應對互聯網金融對其利益的繼續瓜分？
從現有的文獻看，針對網絡金融與傳統銀行業未來發展趨勢作出定量分析的文章很少，并且在分析方法的應用上存在很大的不足。本文立足上述問題，指出線下零售的移動支付領域才是傳統銀行跟互聯網金融公司未來真正展開大決戰的地方，如果傳統銀行業在線下零售領域被依托第三方支付平臺的二維碼、NFC手機等移動結算技術打敗，等于互聯網金融公司把傳統銀行的線上、線下零售清算業務全部取代，傳統銀行業就失去了在中國的所有零售領域。而網絡金融服務將依托于強大的大數據挖掘功能，通過提供比傳統銀行更低的利率取得競爭優勢，來進一步蠶食傳統銀行業在生產領域的業務，這樣傳統銀行業的萎縮就是發展的必然趨勢。基于以上觀點，本文通過調查人們在購物中對移動支付的選擇傾向獲得樣本數據，以交換理論和效價理論為理論基礎，利用結構方程的方法，實證研究了線下購物中人們在傳統移動支付方式和依托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新興移動支付方式之間的選擇問題，并進一步探索了影響這兩種選擇的因素。最終，根據得到的結果，分析依托第三方支付平臺的新興移動支付技術在現有的線下零售端被接納的情況。本研究不僅有助于預測在網絡金融的沖擊下傳統銀行業的發展趨勢，也可以為第三方支付和傳統銀行業在移動支付領域的發展策略提供參考。
二、文獻回顧
在現有對移動支付技術接納的文獻中，主要應用的理論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以及心理學理論：技術采納理論模型（TAM）、計劃行為理論（TPB）、創新擴散理論（IDT）等作為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技術采納理論模型（TAM）
在過去，多數學者針對移動支付技術被接受的研究所使用的是技術采納理論模型（TAM）及其擴展模型。Davis（1989）借助理理論，針對于信息系統的接受意愿最早提出與應用技術采納理論模型（TAM）。該模型中Davis提出顧客對新技術的接受意愿受五個因素影響：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使用意愿、使用態度和實際使用。[1]我國對技術采納模型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近年來被學術界重視成為熱點研究問題。徐博藝、高平等，總結出技術采納模型的基本內容和發展歷程并將其發展劃為3個階段：基礎階段、提高階段和發展階段；然后對技術采納模型進行了4個方面的總結：針對不同研究對象的技術采納模型、對技術采納模型具有外部影響的研究、對于技術采納模型內部影響的研究和技術采納模型的跨文化研究；最終，建立了TTF和TMA的整合模型分析我國企業中的ERP的影響因素。[2][3]汪雪芬、徐博藝等提出了企業接受行為受到隱私權保護、信息產權保護和信息的準確性的影響。這一成果使技術采納模型在原有的基礎上提出有關于信息道德因素的B2B電子商務系統的技術采納模型。[4]
擴展技術采納模型（TAM2）是Venkatesh&Davis（2000）在傳統的技術采納模型的基礎上將效價理論、主觀規范等納入其中。對于移動支付技術的研究是在擴展的技術接納模型的基礎上根據移動支付的特性加入了成本、移動性和方便性等因素。[5][6][7][8][9][10][11][12]香港理工大學的王瑋對技術采納模型、理和計劃行為理論這三個模型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和論述并闡述了對此類問題研究的方向。KIM（2007）[13]認為傳統的技術采納模型對那些新的信息技術的解釋上存在著很大的不足，在過去，信息技術的接納大多是組織情景下的強制使用行為，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費用是由組織承擔的。但是在現在這種新的信息技術接納情形中，產生的費用和風險都是由個人承擔的，因為這是一種個人自愿的技術采納行為。特別是在移動支付的過程中，用戶在此過程中在接納了移動支付技術和享受移動技術的同時，還要承擔其風險和費用。[14]基于此種觀點，KIM（2009）在消費者的即時網上購物的電子商務行為中引入了效價理論。由此，客戶在對移動支付采納的過程中會受到效價理論中正向和負向因素的影響。[15]Schierz等（2010）在傳統技術采納模型的基礎上拓展出用于移動支付技術的接受理論模型，并指出，用戶態度在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移動性等因素影響用戶接受移動技術的過程中起到中介作用。[16]Lin（2011）把技術準備這一因素加入技術采納模型中，最終研究結果顯示，技術準備對電子技術服務的使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7]
（二）其他理論
Ajzen（1991）引入計劃行為理論（TPB）研究用戶的技術采納行為，他認為主觀信念和行為信念通過行為意愿來決定人們的行為。[18]創新擴散理論（IDT）中所包括的影響客戶接受新技術的因素有：相對優勢、自我形象、可試用性等多個因素。[19]而這一理論中的自我形象與相對優勢這兩個因素分別測量了移動支付使用過程中的外部動機和內部動機。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是由Homans提出的，他在這一理論中指出，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可視為一種交換行為，人們在交換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甚至也是一種交換關系。Blau在Homans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最終得出，人們會對某項活動或是個人那里得到的潛在利益的可能性進行評估，并與其他的一些活動和人進行比較，最終會選擇能夠獲得利益最大化的那項活動或者個人。清華大學的張楠、陳國清等從行為建模的角度對信息技術采納模型進行了研究，指出應用研究方向、動態研究方向、組織研究方向和跨文化研究方向是未來對技術采納模型研究的新型研究方向。[20]
從目前國內外的現有研究結果看，對技術采納理論的研究利用技術采納模型最為普遍，而對其他的各種理論的應用相對少一些，但無論以何種理論為依據，都未得出一致的結論。以交換理論為基礎理論對移動支付技術的接納的研究更少，而且在模型的利用上存在很大缺陷。本文在以往利用交換理論對移動支付技術采納的研究的基礎上，將第三方線上支付經歷和使用經驗這兩個變量分別設為一階調節變量和二階調節變量建立模型，研究在以交換理論和效價理論為理論基礎建立的模型中，對移動支付技術接納的影響因素。最后，根據得出的結果，分析移動支付技術被接納的可能性。
三、理論假設及模型設計
本文以社會學以及心理學中的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和效價理論作為研究移動支付發生的理論基礎。交換理論認為這是一個人與移動支付系統的交互過程，所以在此過程中對移動支付方式接受的影響因素來自于人、社會環境以及系統這三個方面，通過這三個方面的作用共同影響著感知收益和感知風險兩個因素。這里將效價理論引入模型之中。效價理論是根據理性認知的消費者決策理論，從正、負兩個方面研究消費者的消費決策行為。因此，用效價理論來對交易模型理論中的得失的變量進行設定是非常合適的。Peter等（1975）利用感知收益和感知風險來測量感知的正效用和感知的負效用。[21]這是由于具備正、負兩個方面的考慮，效價理論非常適合用于交換理論中對得失變量的解釋和設定。最終，根據交換理論通過衡量感知收益和感知風險對移動支付手段的選擇進行決策。
（一）個性特征
根據已有的研究理論，我們設定個體特征這一影響因素由個體創新和知識兩個構念所構成[22][23]，這兩個構念在過去對信息系統的研究中被認為是很重要的構念。
Yi等（2006）指出高個體創新性的個體更加喜歡接納和嘗試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更積極地利用新的技術來應對高的不確定情況；同時發現，網上購物行為與個體創新存在著正向的相關性。[24]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兩個假設。
H1：個人創新與線下零售消費過程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感知收益正相關。
H2：個人創新與線下零售消費過程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感知風險負相關。
Wortman（1975）提出，知識是感知控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25]Klobas（2000）通過研究得出，使用互聯網的額外知識可能會影響用戶對網絡的使用。[26]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認為用戶所掌握的第三方平臺移動支付的知識越多，對其感知控制和獲得利益的評估就越高，就會增加用戶的感知收益、降低用戶的感知風險，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用戶的第三方平臺支付的知識與線下零售消費過程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感知收益正相關。
H4：用戶的第三方平臺支付的知識與線下零售消費過程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感知風險負相關。
（二）系統因素
在過去對信息技術研究的過程中無論是基于技術采納理論（TAM）還是基于創新擴散理論（IDT）系統因素都作為外在的因素被引入各模型之中，其中Xu等（2006）最先提出技術的方便性是移動商務是否取得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27]兼容性是指現有的行為方式、以往的經驗以及價值觀三者與使用新技術的一致程度。移動性是指在移動網絡的覆蓋區域內，手機用戶可以隨時隨地使用手機進行支付或交易。易操作性是指移動支付的過程步驟、訂單修改等都簡單方便。Lei-da Chen（2008）[28]認為感知易用性、移動性和兼容性等因素都對移動支付方式的接受起到重大影響。所以我們將兼容性、移動性和易操作性歸結為已給變量――方便性，并提出以下假設。
H5：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方便性與線下零售消費過程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感知收益正相關。
H6：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方便性與線下零售消費過程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感知風險負相關。
移動支付的安全性問題至今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否則安全性必然變為移動支付手段被人們接受的重要阻礙因素。移動支付系統的安全性是指數據安全、商品安全、協議安全以及法律安全等。Lim（2008）認為安全闡述對用戶的感知風險起著顯著的影響作用，所以客戶在不了解所做交易是否安全的情況下是很難接受移動支付技術的。[29]因此我們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建立了包括：交易程序、技術保護和安全闡述三方面的安全性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設。
H7：第三方平臺支付的安全性與線下零售消費過程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感知收益正相關。
H8：第三方平臺支付的安全性與線下零售消費過程中使用第三方平臺支付的感知風險負相關。
關鍵詞：通信電源 監控系統 實時監控 傳輸方式
1 通信電源監控系統結構
在通信行業中，人們通常把電源設備比喻為通信系統的“心臟”，通信電源系統運行質量的好壞直接關系到通信網的運行質量和通信安全。根據原郵電部1996年頒布的《通信電源和空調集中監控系統技術要求（暫行規定）》（YDN023-1996），以及1997年原郵電部電信總局電網綜[1997]472號文《通信電源、機房空調集中監控管理系統（暫行規定）》的規定。監控系統的建立和實施應以電信局（站）為基本單位，通過分布式計算機控制系統，逐步建成區/縣監控系統和本地網（城市級）監控系統。由圖1可以看到，一般來說，整個監控系統是由多個監控級自下而上逐級匯接的方式組成的一個分布式計算機控制系統網絡，對應通信局（站）、區縣、地市三級電信管理體制。從網絡結構角度出發，監控系統采用逐級匯接的拓撲結構，由監控中心SC、監控站SS、監控單元SU和監控模塊SM構成。每個上級監控級均呈輻射狀與若干下級監控級形成一點對多點的網絡連接，最后通過監控模塊與被監控的若干設備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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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監控系統結構
在通信局（站）內，電源和空調設備分散安裝在不同機房，這些設備運行參數和告警信息需要由SM采集后實時傳送至SU，所以局（站）監控系統的網絡拓撲可以采用星形結構或總線結構。在區/縣監控系統中，SU將SM傳送來的監控數據加以處理后向SS傳送，SS向SU下達控制命令，SU之間不需要相互傳送數據。所以，區/縣監控系統網絡結構也應為星形結構。同樣，區/縣監控系統至本地網絡監控中心這一層的網絡拓撲結構也應為星形結構。
1.1 監控中心SC 監控中心SC是整個本地動力及環境集中監控系統的監控和管理中心，主要完成全網的監控信息的統計處理及分析。監控中心SC一般由數據庫服務器、監控業務臺、打印機及相關附屬設備所組成。
1.2 監控站SS 監控站SS是聯接監控端局和監控中心的橋梁，是整個監控系統數據處理的核心，其主要功能是對端局采集器的原始數據進行處理，并將處理結果發送給監控業務臺和數據服務器，同時接受業務臺的控制命令對端局設備實施控制。
1.3 監控單元SU 監控單元SU是各通信局（站）監控數據采集處理中心，配置有工業控制PC機，SU通過RS485總線與各種監控模塊SM相連。
1.4 監控模塊SM 監控模塊SM用于完成各種數據的采集和上傳工作，與上述三級不同的是，SC，SS，SU均為管理級，而監控模塊SM是數據采集級。對于智能設備，監控模塊就是智能設備自備的監控模塊，完成各種參數的采集和上傳工作，對于非智能設備，通過監控模塊完成對各種電量或非電量的采集和上傳工作。
1.5 監控系統的網絡連接 監控單元（SU）與監控站（SS）之間以及監控站（SS）與監控中心（SC）之間的連接目前可采用的傳輸手段較多，有El線路等。使用TCP/IP協議進行通信，可根據實際的通信條件和要求來具體選擇，但為了保證安全，應采用主、備用兩種傳輸方式，并能自動切換。
電源監控系統是一個集底端采集、遠程傳輸、中心處理為一體的一個綜合管理平臺，因此傳輸方式直接關系到監控的穩定可靠。隨著各種監控系統的運用發展，其傳輸通道及方式隨著電信業的發展而隨之變化。
電源監控系統以監控主機為界限，監控主機以下為計算機間的直接通信，或專用總線方式通信；而監控主機以上部分，含SU、SS、SC各部分是基于TCP/IP協議的廣域網，兼容和擴展能力較強，可以直接利用現有網絡，做到多網合一。在SS、SC內部為局域網形式。
2 常用通信資源的比較分析
2.1 電話線（PSTN） 電話線是PSTN（公用電話網）中的一部分，指從程控交換機用戶框經DDF配線架至電話用戶的電纜，一根電話線承載一路電話，電話線中傳輸的是模擬信號（語音信號）。
監控系統中的設備均采用數字通信，因此不能直接通過電話線傳輸數據，而需要使用Modem（調制解調器）。Modem能實現數字/模擬（A/D）信號轉換功能，通過Modem，電話線能提供不大于64kbps的通信速率。
為了監控此種方案的可行性，選擇了3個局點安裝了SM，并在每個局點與SU之間建立了一條PSTN電話線路，經過試驗，得到平均測試數據如表1所示。
試驗結果表明：PSTN傳輸方案簡便易行，在簡單系統中投入較低，但穩定性差，存在較嚴重的時延，系統復雜時維護成本急劇上升。而且傳輸線路的實時連通和數據的傳輸質量都得不到保證，告警的動態響應時間更是無從談起。但是根據西安電信網絡的實際情況，在2M資源有限的局點，仍然采用此種傳輸方案。
2.2 DDN傳輸方式（指
為了監測此種方案的可行性，選擇了3個局點安裝了SM，并在每個局點與SU之間開通一條DDN傳輸線路，經過試驗，得到平均測試數據如表2所示。
試驗結果表明：DDN傳輸方式優點是穩定性高，實時性強，技術成熟，缺點是系統成本較高，而且DDN傳輸網絡在西安市的總體傳輸網絡中已處于逐漸退網的階段，若采取此種傳輸方式，則意味著不久的將來電源監控系統所采用的傳輸線路將面臨著全部更換的局面，鑒于此種考慮，本系統沒有大面積采用此種傳輸方式。
2.3 2M/El傳輸方式 2M/E1是電信行業一個非常通用的傳輸資源，基本所有局站都具備該傳輸資源，無論是采用SDH，還是PDH，或是接入網內置SDH方式，均具備2M/E1端口。監控系統采用了2M抽取時隙方式提供透明通道給監控用。
2.3.1 “一對一”傳輸方式：該傳輸方式主要用于有圖像監控的端局，由于視頻信號數據量較大，因此在局端與中心提供一條2M鏈路，兩端采用相同或相似的2M抽時隙設備抽取一個時隙提供一條透明串口通道給電源監控用，其它時隙則用于機房圖像監控。中心的2M抽時隙設備將電源監控數據通道提取出來送往監控主機、同時將視頻數據經解碼器解碼后送監視器顯示。為了監測此種方案的可行性，選擇了3個局點安裝了SM，并在每個局點與SU之間開通一條E1傳輸線路，經過試驗，得到平均測試數據如表3所示。
試驗結果表明：利用E1傳輸方式進行傳輸，穩定性和實時性都很高，且傳輸速率很高（2Mbit/s），對于本監控系統所需的數據傳輸量而言綽綽有余。每一條E1只能在局站SM與SU之間傳輸數據，一條E1線路無法在幾個局站間公用，于是每一個局站的交換設備到監控中心的傳輸都需要1條E1線路，而監控系統的數據傳輸量其實只需E1中的一個時隙即64Kbit/s就可以滿足，這就造成了傳輸資源和傳輸設備的大量浪費，故此方案雖然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實現起來有一定困難。
2.3.2 “一對多”傳輸方式：對于2M資源很豐富的局站，提供一條獨立2M給監控系統用，監控系統仍只需要一個時隙而采用2M抽隙方式，在傳輸匯接點可采用成熟的DXC時隙收斂設備，將各個局站送來的2M進行時隙分插復用將多個獨立2M中時隙收斂到1條2M中來達到節省主干2M傳輸和節省監控中心的傳輸投資成本。再通過數據上網器，將監控數據從2M中分離出來直接送到監控中心的監控主機進行處理。
為了監測此種方案的可行性，選擇了部分局點與母局，設置了交叉連接與時隙提取，經過試驗，得到平均測試數據如表4所示。
試驗結果表明：利用E1抽取時隙的傳輸方式進行傳輸，具有穩定性好，實時性好，合理地使用傳輸資源和使用少量傳輸設備的優點，為本監控系統從理論到實現都可以采用的最佳方式。
3 傳輸組網方案的設計
端局與監控中心的連接方式稱為組網方案。
3.1 路由器方案 如果端局有監控主機，采用基于路由器的組網方案，端局需要安裝一臺路由器，該路由器的廣域網口與中心的路由器相連。通信資源采用E1或DDN，傳輸速率為64kbps。在端局內監控主機與路由器構成局域網，而與中心一起構成廣域網。路由器方案如圖2所示。
3.2 多端局監控主機方案 當端局采用采集器直連上報的方案時，采用多端局監控主機組網方案。端局的采集器和智能設備連接至串行總線后，通過異步通信線路遠程連接到多端局監控主機的串口上；或使用數據上網器，將各端局送來的采集數據打包上網，多端局監控主機通過網絡采集局端數據。多端局監控主機方案如圖3所示。監控中心與監控站的連接均采用路由器方案。由于位于監控站的本地端局設備和測點較多，多采用監控主機采集方案。利用專網進行監控數據傳輸時，是基于路由器的組網方案。目前西安電信電源監控系統使用的傳輸方式有：DCN，2M/E1，DDN等幾種。在西安本地監控中心（SC）與龍首等6個二級監控站（SS）之間采用DCN網進行數據傳輸，如圖4所示，在二級監控站（SS）與各局點（SU）之間，根據實際情況采用2M/E1，DDN 或PSTN方式進行數據傳輸，如圖5所示。
4 結論
本論文以西安電信電源監控系統工程為背景，通過對幾種數據傳輸方式的測試比較，確定了監控系統采用的數據傳輸方式，并依據現有的通信與組網設備，對路由器方案與多端局監控主機方案進行分析，設計并實現了本地監控中心與二級監控站、二級監控站與監控單元之間的傳輸組網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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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傳統聲樂；曲線性；聲調；西方聲樂；同音反復；啟示
中圖分類號：J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1-0107-02
中國傳統聲樂的旋律變化十分豐富，同音反復現象極少出現，在中國傳統的演唱理論中有“一字數轉”、“一字多音”等概念，也顯示了中國傳統聲樂的曲線性思維特點，這種特點的形成是基于何種原因，演唱中國傳統聲樂曲時，曲線性特點如何展現，而西方聲樂的旋律又有哪些特點，中國的傳統聲樂審美要求對西方聲樂的演唱有何啟示，這都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一、中國傳統聲樂曲線性的成因
中國傳統聲樂曲線性特點的形成，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中國的語言對聲樂旋律的影響。在世界語系中屬于漢藏語系的中國語言，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僅有語調的起伏變化，還有聲調的變化。如果以普通話為例，分有四個聲調，每個字的讀音都有聲調變化，所以如果串聯成句子朗讀，聲調起伏性強，帶有旋律感。如果是地方方言，聲調變化更為豐富，以廣東粵語為例，聲調變化有九個之多，這就使粵語在朗讀起來聲調起伏變化更為豐富，旋律性更強。正是因為中國語言的這種特點，使得中國的聲樂音樂在發展的初級階段都顯示出一種旋律的起伏變化性。這種旋律的起伏受地方語言聲調起伏的影響，所以這樣的聲樂音樂一開始就沒有遇到太多旋律發展的問題，語言的基礎已經給了音樂很好的旋律發展模式，而且這種聲樂音樂的旋律最忌諱平直，因為這不符合中國語言的聲調規律，所以極少出現同音反復的現象，而是以一種傾吐訴說的方式，自然而然中創作出聲樂音樂。所以，中國傳統聲樂的曲線性特點，很重要的因素是受中國語言的影響。
二、演唱中國傳統聲樂曲時的曲線性表現
由于中國語言聲調性的影響，導致中國傳統聲樂曲特別注重旋律線條的變化，這也給演唱帶來了相應的要求，即注重旋律的流動性和曲線性，這一要求在演唱時的咬字和裝飾音的運用可以體現出來。
中國傳統聲樂的演唱對咬字的要求有“字正腔圓”、“依字行腔”、“腔隨字轉”等概念。這些概念都包含了在演唱每一個字的時候，都有一個從“字頭”到“字腹”再到“字尾”的行進過程，這個過程是連貫的，同時又是變化的，從起音到收尾，根據字的聲母韻母發音變化，來決定腔體的變化，而每一個字的讀音不同，聲母韻母也在隨時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的過程也是聲音的曲線性變化過程，以“表”字為例，聲母韻母組合為“biao”，發音由閉口到開口最后再到閉口的過程，再加上聲調的“上”聲，這個字本身的讀音就帶有曲線性，加上音樂的走向，曲線性就更加明顯了。
而裝飾音的運用在中國傳統聲樂中也十分常見，幾乎每首作品中都會出現滑音現象，這種滑音的表現也是對曲線性的追求。以陜西民歌《三十里鋪》為例（見譜例1），全曲除了在樂句尾有波音的裝飾，其他每一個樂句在演唱時都帶有滑音，尤其是在跳進的音程過度上一般都采用滑音的形式，這種滑音的使用本身也體現著對曲線性的追求，就是為了避免旋律進行中有棱角，或者較平直的情況。這種對滑音或者波音的裝飾音運用，適用于中國絕大多數傳統聲樂的要求，所以對曲線性的追求，也都是共通的。
三、西方聲樂曲旋律的同音反復現象
西方聲樂曲的同音反復現象是比較普遍的，無論是從聲樂創作的早期還是中晚期，都會出現同音反復的現象，這也是由于西方語言對聲樂旋律的影響導致的。在世界語系中屬于印歐語系的歐洲各國語言，在發音上整體都有一個特點，即聲調變化少，比較平直，只有在語境中時，才會有一些語調的起伏變化。而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聲樂音樂，也受到了歐洲語言的影響。以意大利語、德語、英語為例，它們在單個單詞的朗讀中是沒有聲調變化的，如果串聯起來讀成句子，聲音的走向也趨于平直，所以西方聲樂音樂在發展的過程中，旋律的走向都趨于平直，旋律中同音反復現象比較普遍，例如從西方音樂史上被認為誕生的第一部歌劇《尤麗狄茜》中（見譜例2），可以見到聲樂的譜例中有大量的同音反復。還有同時期出現的一些聲樂作品如蒙特威爾第的《讓我死亡》（見譜例3）；A·斯卡拉蒂的《我多么痛苦》（見譜例4）等，都可以看出由于語言的聲調限制，導致作品中會有較多同音反復的現象。也正是因為如此，隨著作曲技術的不斷發展，創作者開始發現應該從“音樂本身”去考慮音樂旋律的變化與發展，而不是受語言的限制，所以不斷產生出了旋律更為豐富的聲樂作品。可以說，創作者一直想打破語言所帶來的限制，盡量使旋律有所變化，而達到一種音樂性的提升。但是即使到浪漫樂派時期，在被譽為“歌曲之王”的舒伯特藝術歌曲創作中，也能夠看到同音反復的影子，比如《菩提樹》（見譜例5）、《鱒魚》（見譜例6）等，這些都說明了西方的語言對聲樂旋律的影響，具有同音反復的平直性。
四、中國傳統聲樂演唱的曲線性追求對西方聲樂演唱的啟示
通過以上的分析與舉例可以看出，中國傳統聲樂由于受語言多聲調影響而十分注重旋律的流動性，從而形成曲線美的要求，這也要求了在演唱中國傳統聲樂曲時，對曲線性的追求，從而有了注重咬字、滑音裝飾音的要求。而西方聲樂曲也受西方語言影響，由于聲調相對平直，所以旋律走向也趨向平直，只有在音樂發展需要時才開始起伏變化，這也要求在演唱西方聲樂曲時，要音準到位，注重音樂旋律的準確而非曲線性的變化，所以在演唱時極少出現滑音現象，同中國傳統聲樂曲演唱比起來，使得旋律缺少相對的圓潤感。而這也正是中國傳統聲樂曲對西方聲樂曲演唱的啟示，即通過中國聲樂曲注重曲線美的審美要求演繹西方聲樂曲，使西方聲樂曲演唱時的旋律更具流動感、曲線美，從而達到更高的藝術魅力。
那是不是通過中國聲樂曲注重曲線美的審美要求演繹西方聲樂曲就一定可以成功呢？這里還存在一個“度”的問題。中國和西方畢竟是不相同的兩個地域，無論是在文化的起源和文化的發展都形成了各自的特點并且風格迥異，我們在欣賞和演奏（唱）中西方音樂作品的時候，都要站在作品的文化背景下，我們不能用自己地域、民族的審美眼光去評價其他民族、地域的音樂作品，這樣只會造成審美的沖突和不理解。但是雙方可以有互相借鑒的地方嗎？還是有的，互相吸取對方的長處為我所用，這也是一種進步，我們不能自我中心論，開放學習的態度和嘗試都是藝術進步的動力。但是這種借鑒和學習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一種融合與滲入，就比如中國傳統聲樂曲演唱時注重曲線美所表現的咬字、滑音裝飾音等，在演唱西方聲樂曲時，雖然不要求像唱中國曲目那樣咬字，但是基本的語言發音還是要標準。還有在演唱西方聲樂曲時，當旋律遇到較大幅度的跳進，可以嘗試采用稍小幅度的滑音，但這個幅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要過于夸大，以免造成曲目風格的改變，這樣借鑒以后也許可以顯得旋律進行更具圓潤感和流動感，從而使西方聲樂曲的藝術魅力更加得以展現。
中西方的審美差異是巨大的，差異存在的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借鑒空間，只要取長補短，藝術的發展空間才有提升的可能。中國傳統聲樂旋律的曲線美追求對西方的聲樂曲演唱是有一定啟示的，當然，這種啟示還需要表演者們去實踐、總結才有可能更好的運用到演唱中去，從而真正做到對聲樂作品藝術魅力的提升。
注釋：
①這里的西方主要是指歐洲地區，以下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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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適用住房建設是國家為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刺激國內有效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廣大中低收入居民的廣泛認可，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但近一時期，一些單位未經批準擅自使用“經濟適用住房”名稱進行廣告、宣傳和展銷活動，干擾了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工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為加強經濟適用住房廣告、宣傳和銷售管理，促進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工作的健康發展，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現就有關問題緊急通知如下：
一、經濟適用住房建設項目是指經北京市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批準，簽定了《經濟適用住房項目建設承諾書》，取得了經濟適用住房建設項目批復的建設項目。只有此類項目可以使用“經濟適用住房”名稱進行廣告、宣傳和展銷。其他項目不得謊稱經濟適用住房。
二、經濟適用住房預（銷）售廣告中應載明經濟適用住房預（銷）售許可證明的文號。
【關鍵詞】 乳腺單發病灶；微創旋切術；傳統開放手術
DOI：10.14163/ki.11-5547/r.2016.19.060
乳腺疾病是女性人群常見的一種疾病， 該病對女性身心健康有嚴重的影響， 尤其是乳腺癌[1]。乳腺疾病大多數由微小病變開始， 故患者對疾病均有恐懼心理， 要求手術切除[2]?？梢?， 手術方式的選擇對患者術后恢復極其重要， 本研究對乳腺單發病灶患者分別采用微創旋切術和傳統開放手術治療， 觀察兩種術式的療效，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4月～2015年2月在本院外科住院治療的乳腺病患者200例， 均為乳腺單發良性結節病灶患者。隨機分為微創旋切組和傳統組， 每組100例。傳統組年齡35～50歲， 平均年齡（45.2±5.3）歲；結節直徑0.6～2.5 cm， 平均直徑（1.6±0.3）cm。微創旋切組年齡35～53歲， 平均年齡（45.4±5.5）歲；結節直徑 0.5～2.8 cm， 平均直徑（1.7±0.8）cm。兩組患者均符合乳腺切除術指征， 且排除合并有其他器質性疾病患者。兩組年齡、結節直徑等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手術方法 傳統組采用傳統開放手術治療。微創旋切組采用微創旋切術治療， 患者術前進行彩超檢查明確病變部位、結節大小和數量， 確定手術入路后， 在穿刺點進行常規消毒， 用0.5%利多卡因+鹽酸腎上腺素進行局部麻醉后， 用尖刀片切開一個小切口（長度0.3～0.5 cm）， 在超聲引導下將旋切刀頭從切口置入病灶底部， 調整旋切刀頭、刀槽， 通過超聲觀察明確穿刺針凹槽處于腫塊正后方后， 對病灶行旋切、抽吸， 旋切過程中持續用超聲觀察， 當超聲提示無病灶組織殘留后終止旋切， 將手術腔內積血抽吸凈后拔出穿刺針， 用塔形紗布壓迫病灶和穿刺針道， 并用彈力繃帶包扎。
1. 3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皮膚切口長度、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和并發癥發生情況。并發癥主要包括血腫、切口感染、切口開裂、皮下瘀斑、瘢痕形成、乳腺塌陷。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21.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手術情況比較 微創旋切組皮膚切口長度明顯短于傳統組， 手術時間短于傳統組， 術中出血量少于傳統組， 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2. 2 兩組術后并發癥情況比較 微創旋切組共有5例出現并發癥， 總并發癥發生率為5.00%， 傳統組共有24例出現并發癥， 總并發癥發生率為24.00%， 微創旋切組總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傳統組，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近10年來， 我國女性人群中乳腺疾病患病率逐年升高， 已成為威脅女性身心健康的常見病、多發病， 目前已引起廣大臨床工作者的重視。手術是乳腺疾病常用的治療手段， 但其術式選擇仍存在較大分歧[3]。本研究對 200例乳腺單發病灶患者進行隨機分組， 分別采用微創旋切術和傳統開放手術治療， 結果顯示微創旋切術治療的患者在皮膚切口長度、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方面明顯優于傳統開放手術， 尤其是直徑
綜上所述， 對于乳腺單發的微小病灶， 采用微創旋切術治療具有切口小、手術時間短、術中出血量少、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低等優點， 值得臨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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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選精法"，即從有關史料中選取一兩種據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為據來概括全面。在建構"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時，這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畝產量研究中，使用"選精法"頗不少見。有關宋代江南畝產量的記錄為數不少，僅斯波義信《宋代江南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達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畝產量數字都列出來，總數還更多得多）（注：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縣學田籍）就包含了114個產量數字。）。這些數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顯著的時空分布差異（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僅0.13石，高者則達5石，相差竟達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畝產量記載，從時間分布來看，北宋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別集中于南宋后期）；從地域分布來看，秀州（嘉興）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蘇州則多達110例。）。一些學者在研究畝產量時，通常是從這些記載中挑選出一兩條，以此為據來推導出其結論。例如前引余也非對兩宋江南畝產量的估計和顧吉辰對北宋江南畝產量進行估計時，都只列出了一條證據。漆俠估計南宋太湖流域畝產量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據，茲可不論（注：漆俠在論文《宋代生產力的及其在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及專著《宋代經濟史》（第2、26、175頁）中，多次說到太湖流域畝產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來源。查該論文的"中國封建各時期畝產量數字表"及該專著第135-137頁的"宋代各地畝產量數字表"，畝產六七石的記錄均只有一條（即政和7年明州畝產量的記載）。此條史料原文為"訊之老農，以謂湖（明州廣德湖--引者）未廢時，七鄉民田，每畝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這已明說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條史料說的是米還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關于南宋江南畝產六七石的估計依據的肯定不是這條史料。但究竟依據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據何而得。）。他又認為南宋江浙畝產五六石，而閔宗殿已明確指出漆氏此說所憑只有一條史料，即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中說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畝產五六石的記錄在宋代史籍中僅此一見，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見到的最高產量記錄（注：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研究》，第160頁。）。因此漆氏實際上是選取宋代水稻最高畝產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為江南的普遍畝產量。余氏、顧氏等對史料的掌握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從漆氏《宋代經濟史》中對田?租（特別是官田、學田田租）進行時所引用的史料來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從這么多的史料中挑選出一條，當然是使用"選精法"了。
"選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義信、大澤正昭等人所作的所示，宋代江南農業技術有多方面的進步。許多學者就是從這些進步中挑選出一兩種，作為導致"農業革命"的主導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進。何炳棣、張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認為占城稻的引進引起了宋代農業革命（注：參閱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認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這些正是傳統中國水稻品種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進后，導致了稻作向供水較緊的高田地區擴展，并引起農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種。早熟品種的進一步發展，又大大保證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從而成為過去一千年間中國土地利用和糧食生產的第一次長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時期的蘇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傳播的主要地區；在這些地區，占城稻對糧食生產和人口的已經明顯（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節。）。因此，盡管何氏并未特別加以強調，但是從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進，乃是引起宋代江南農業革命的關鍵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澤正昭對以往學界宋代江南農業技術進步的研究所作的總結中，"占城稻的廣泛種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許多學者視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與此相類的是漆俠對江東犁所起作用的評價。他認為"曲轅犁的發明，對宋代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兩浙路所使用的是當時最先進的曲轅犁"（即唐代陸龜蒙《耒耜經》所記述的江東犁）；"從北宋仁宗時候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吳郡志》都原封不動地照抄了《耒耜經》，稱吳地的'農器甚備'，為全國之最，無怪乎兩浙路農業生產居全國首位了"。同時他在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導致的充足勞動力，因此"精耕細作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產量既高且穩，成為宋代著名的糧產區（注：漆俠：《宋代經濟史》第110、178頁。）。由此可見，江東犁在宋代江南農業發展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假如真有的話）這樣一個重大現象的出現，原因當然極其復雜。從眾多的原因中選出一兩個來對這個歷史現象進行解釋，當然是因為有關學者認為這一兩個原因是關鍵，因此他們使用的也是"選精法"。
盡管以上學者在有關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種引入對中國農業的影響），但是如果對他們使用"選精法"所得出的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上面所列舉的結論都十分脆弱。例如在畝產量研究中，我們并不否認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時候曾有過高產的情況。然而在于：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地區，個別的高產記錄都不難找到；但對于一個地區的一般畝產量的研究而言，這種個別的高產記錄并沒有多大意義（注：游修齡指出：一般而言，最高產量的記錄往往是平均產量的3-5倍。見游修齡《太湖地區稻作的起源及其傳播和發展問題》，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論文集》，中國農業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憑一兩個高產記錄就能斷言一個地區畝產量普遍很高，那么就會得出該地區的畝產量在幾百年、上千年中都沒有變化可言的結論來。就江南來說，早在孫吳時代就已有畝產3石的例子（折為宋制相當于畝產1.3石）（注：據《三國志》卷六《鐘離牧傳》，會稽鐘離牧在永興種稻田20余畝，以稻與縣人，縣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還牧。換算為宋制，相當于畝）產1.3石米（換算標準參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第10-13頁。），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學田、職田和官田上的絕大多數畝產記錄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難道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孫吳時江南的畝產量就已超過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畝產量水平了嗎？可見，選取一兩個例子作為代表來評估一個地區的平均畝產量是十分不妥的。
在關于技術進步對農業變化的影響方面，使用"選精法"所得出的結論也都同樣經不起推敲。例如就受到大多數學者肯定的占城稻引入這一重要技術進步而言，姑假定這種稻種確實優秀（這種稻種自身的問題在下面還要討論）而且被引種到了江南，也不一定能夠對宋代江南農業發生重大影響。從斯波義信收集的宋代江南關于占城稻的記載來看，當時占城稻主要是種在蘇、湖兩州某些地方的"高田"上，種植非常有限（注：見渡部忠世、櫻井由躬雄主編《中國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學際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年版，第120、122-124頁。）。如果占城稻種植并未在大范圍內得到普及，就說有一個以占城稻引進為中心的農業革命，當然很難有說服力。同樣地，姑假定江東犁確實是一種最好的或最先進的耕犁（該耕犁的缺陷在下面還要討論），它要在宋代江南農業發展中起重大作用，也必須以得到普遍運用為前提。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我們并未發現使用這種耕犁的證據（注：漆俠認為這種耕犁得到普遍使用，其證據是：《吳郡圖經續志》和《吳郡志》都原封不動照抄了《耒耜經》，并稱吳中"農器甚備"。但是《耒耜經》的有關文字在明清江南方志中經常被抄錄，而據《天工開物》等史籍，我們知道至少自明代后期以來江南就很少用牛犁。因此抄錄前人著作并不能作為江東犁使用的證據。）。宋代兩浙地區所使用的耕犁，今天惟一可以看到具體形狀者是樓璹《耕織圖》中的耕犁，但這種耕犁在構造、大小以及牽挽方式上均與江東犁有很大不同（注：樓璹：《耕織圖》中的耕犁不僅比江東犁小得多（只需一牛牽挽），而且在結構上也有所不同（沒有策額、壓镵）。參閱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74頁。）。因此宋代兩浙耕犁顯然與江東犁不是同一物（前者是否為后者的改進形式也尚難斷定）。更何況樓璹《耕織圖》中所反映的浙西山區的生產情況，與江南平原有頗大的差別（注：參閱大澤正昭《陳旉農書の研究》，第40-44頁；同氏《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239、242、248頁；足立啟二：《宋代兩浙におけゐ水稻作の生產力水準》。），因此這種耕犁是否曾使用于江南平原也還有待研究。由于宋代江南到底使用什么樣的耕犁至今還不清楚，因此說江東犁的運用對宋代江南農業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是缺乏根據的。
由于"選精法"將問題看得過分簡單，因而本身也包含著自我毀滅的成分：倘若它所選出的那一兩個例證經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導出來的整個結論也就不攻自破了。就畝產量而言，顧吉辰賴以得出"北宋蘇州一帶畝產米4石"的估數的惟一根據，是郟dǎn亶《水利書》中的一段話（注：此段文字為："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而閔宗殿已指出顧氏因未讀懂此段文字而對其義作了錯誤的理解，所以根據這種誤解而得出的結論也就失去了根據（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漆氏說南宋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路畝產高達5-6石，所依據的只是高斯得所言。但天野元之助早已指出高斯得所說的產量是谷而不是米；如果折為米，就只有一半（即2.5-3石）（注：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增補版，御茶の水書房1979年版，第256頁。）。而閔宗殿更已明確指出漆氏在此問題上是弄錯了（注：閔宗殿《宋明表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令人不解的是，閔氏已于1984年指出漆氏的錯誤，但漆氏在1986、1987年刊出的著作中，卻依舊堅持上述錯誤。）。這個錯誤對畝產量評估的影響當然是非常大的，因為是米還是谷，二者相差大約一倍之多。況且這條史料已明說這是上田的產量而非一般產量。至于漆氏所說這一地區南宋時畝產達到6-7石米，如果依據的是關于政和七年明州廣德湖周圍七鄉的記載的話，那么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更何況這條材料是否可靠，也還成問題（注：首先，該條史料已明說這是"訊之老農"，而老農又是回憶多年以前的情況。因此所說的畝產六七石谷不是當時可以查考的情況，而只是一種關于過去的傳言。其次，南宋初期該地（廣德湖周圍）營田的田租，上田為4斗米，中田3.6斗，下田3斗（漆俠對上田田租作過校正，見漆氏《宋代經濟史》第312頁）。換言之，當時該地上田畝產量只有0.8石。北宋后期畝產量可能高些，但是要說一般畝產量（六七石谷，折米約3-3.5石）要比南宋初年的上田畝產量高出3倍，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技術進步的問題上情況亦然。關于占城稻，游修齡已指出：首先，古人關于占城稻的記述頗多紊亂不清之處，而近代學者在使用這些記述時并未從農學的角度出發進行甄別，因此他們關于占城稻問題所做出的結論當然也就很成問題了。其次，關于占城稻所起的作用，以往學者所論也有錯誤之處。占城稻的基本優占是耐旱和對土地肥力要求不高，而這兩個優點對于低濕多水、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農田來說，并沒有很大的意義。第三，一般認為占城稻還有一個重要優點--生產期短，并認為這個優點使得稻麥兩作成為可能。但是把占城稻都說成是早熟稻，是不正確的（注：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姑不論此，即使占城稻真的都是早熟稻，它也不可能引起稻麥二作制在江南的普及（注：早稻的栽插時間早于夏麥的成熟時間，因此在同一塊土地上，在麥未收割以前，決不可能整地、插秧（參閱李伯重《"天"、"地"、"人"的變化與明清江南的水稻生產》）。此外，大澤正昭也指出：憑南宋江南的水稻和麥的品種（除傳統的黃綠谷外），要進行稻麥一年二作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之故，《陳旉農書》并未積極提倡稻麥復種（大澤正昭：《陳旉農書の研究》，第75-76頁）。）。關于江東犁，情況也一樣。這種耕犁一向受到許多學者的高度評價，但其實用性究竟如何，則討論不多。事實上，這種耕犁顯然不很適合江南水田生產條件。首先，其規制十分龐大，必須雙牛才能牽挽（注：按照《耒耜經》中所說的尺寸，該犁長達2.3丈，比近代寧波一帶使用的曲轅犁長出三分之一，超過今日河西走廊還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長直轅犁，與唐代南詔地區使用的二牛抬杠長直轅犁相近。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第94頁。）。在田塊狹小的江南水田中作業，顯然并不很實用（注：賈思勰說：若犁身長大，則轉彎幅度必大，"回轉至難、費力"（《齊民要術耕田第一》）。王禎則說："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業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王禎農書》卷二《墾種篇第四》）。）。其次，它在結構上也還有缺陷，需要加以改進（例如精簡策額、壓镵）（注：參閱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74頁。）。而且，陳恒力和游修齡都已指出：江南（特別是太湖地區）的水田土壤粘重，一般牛耕既淺而又不勻。如用鐵搭，雖然功效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顯不如鐵搭（注：陳恒力：《補農書研究》增訂本，農業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頁：游修齡：《中國稻作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頁。）。因此，既然占城稻、江東犁并不具有以往所認為的那些優點，建立于其上的"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集粹法"：導致"虛像"的另一主要
為了避免"選精法"這種弊病，許多學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證據，以便對現象進行更全面的。而這里所說的"集粹法"，就是一種常用來替代"選精法"的研究方法。
所謂"集粹法"，就是在對發生于一個較長的時期或／和一個較大的地區中的重大歷史現象進行研究時，將與此現象有關的各種史料盡量搜尋出來，加以取舍，從中挑選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個全面性的證據，然后以此為根據，勾畫出這個重大歷史現象的全貌。
在宋代江南農業史研究中，"集粹法"在畝產量研究中運用最為普遍。典型的做法是：從大量的畝產量記錄中，選出幾個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導出關于該地區平均畝產量的一般性結論。例如閔宗殿對宋代太湖地區的畝產量記載進行了篩選，摒棄了最高和最低的極端例子，從比較"中間"的記錄中挑選出了范仲淹、方回、陳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對江南水稻畝產量的估計（這些估計都在2-3石之間），以此作為依據，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區畝產米2.5石的結論（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閔氏之所以挑選這幾個例子，當然是由于他認為它們是較好的證據。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在農業技術研究中運用"集粹法"的典型例子，可見于梁庚堯對南宋稻作技術的研究。梁氏將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趙雅書、陳良佐等所指出的南宋農業技術各方面的進步作了綜合，認為在南宋"江、浙、閩、蜀等人口稠密地區"的稻作技術，大致包括以下：(1)整地除用犁外，又使用耙、耖多次打、壓田土；(2)經過浸種、催芽、育苗等過程，然后才移植秧苗于田間；(3)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處理，重視施肥；(4)增加除草的次數；(5)中期排水，然后再車水入田；(6)重視灌溉，如水車的使用、灌溉設施的建設和維護等（注：梁庚堯：《南宋的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155-156頁。）。梁氏所列出的這些技術，確實代表了宋代（特別是南宋）南方水稻栽培技術中最優秀者，由這些進步所構成的總體圖像，是"精耕稻作技術已達于純熟"。在另一著作中，梁氏又明確指出：南宋蘇州農民，必須和江、浙、閩、蜀等地狹人稠地區的農民一樣，投入大量勞力于整地、育苗、施肥、插秧、除草、灌溉等工作，甚或尤有過之，因此到南宋晚期，蘇州在精耕細作方面，已具有超出其他地狹人稠地區的特殊地位（注：梁庚堯：《宋元蘇州的農業》。）。因此他前面歸納出來的那種已達于純熟的精耕稻作技術，自然主要是江南（特別是蘇州）所普遍使用的技術了。然而這里要指出的是，梁氏所列出的這些技術，若逐一來看，卻是出自不同地區。因此，梁氏實際上是將南宋各地出現的各種最佳單項技術集中到一起，作為南宋江、浙、閩、蜀等人口稠密地區（特別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農民所普遍使用的技術。由此可見，他所使用的方法，屬于"集粹法"無疑。
從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選精法"看過分簡單化的弊端。但是對這種方法做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依然存在嚴重的問題。
首先，盡管使用"集粹法"的學者力圖選取具有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證作為分析的基礎，但事實上他們卻往往未必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情況在畝產量研究中最為明顯。例如閔宗殿在對宋代江南畝產量作估計時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極端性例子，但是對他所選取的例證進行仔細分析，可以看到這些例證仍然存在問題。首先，陳傅良、高斯德所言，并不一定是本文所說的江南（或閔氏所說的太湖地區）的情況，茲可不考慮（注：陳、高二人所言，均出自其所作勸農文。而大澤正昭指出：宋代（主要是勸農文），說"浙間"、"閩、浙"，并不能說就是"浙西"（特別是江南平原），而更可能是指"浙東"。見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史研究》，第242頁。）。其次，余下的范仲淹、方回、王炎所言，分別是北宋中期蘇州、南宋后期湖州以及嘉興魏塘一帶的情況。其中，魏塘是一很小地域，其情況在較大范圍內未必具有普遍意義，茲可從略。就蘇、湖二州兩個較大地域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同時、同地記載畝產量的史料中，也不難發現與閔氏所用例證大相異趣的證據。例如北宋中期蘇州的畝產量，范仲淹本人也說過中田畝產量為1石，樂全的說法也與此相同，而且還得到稍后熙寧八年記載的支持（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資政晏侍郎書》；《樂全集》卷一四《芻堯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七，熙寧八年八月戊午記事。參閱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南宋后期湖州的畝產量，據比較具體而準確的13個寺田的地租量推算，也僅在0.6-1.9石之間（注：《兩浙金石志》卷一五《長興州修建東岳行宮記》。參閱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也就是說，更多的史料中所記載的畝產量，都明顯低于閔氏所選取的例子中所記載的畝產量。對于這些差異以及為何要采用高數而非低數，閔氏未作出解釋。因此，盡管他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畝產量數字，但是他所選取的例證實際上仍然屬于偏高的一類，因此其結論也難免會偏高。
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學者在例證的使用上，還常常忽視所選例證的時空局限性。這在技術進步問題上尤其明顯。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時代的農民，都只能使用一種具體的方法耕作，而這種方法常常也只適用于某一具體的地區。因此，梁氏所描繪的那種精耕稻作技術，如果真存在的話，那么還需要舉出證據，說明它到底運用于哪個確切的地方。他說蘇州在精耕稻作方面領先于其他地區，因此含蓄地認為這種技術的運用以蘇州最為典型，不過對此卻未提供具體的證據。事實上，如果仔細分析梁氏所說的各項進步，可以發現有許多實際上與蘇州以及江南并無關系。例如，使用耖的記載雖然出現于南宋初年，但僅見于樓璹在于潛縣令任上寫的《耕織圖說》，尚未有證據表明其運用范圍已超出了于潛縣所在的浙西山區。在肥料的使用與收集方面，雖然從《陳旉農書》所記來看，南宋江浙肥料種類頗不少，肥料加工技術也頗有進步，但是《陳旉農書》所反映的是江南平原以西"高田地帶"的生產情況，而與江南平原的生產情況有明顯不同。在江南，大田基本上不施基肥，而追肥也只是耘田時將所耘雜草按入田泥中，使之腐爛作肥而已（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技術的變化》。）。至于農民收集肥料，宋代江南文獻中也僅有一條記載，說的是南宋蘇州農民撈取河泥（注：即毛栩的《吾竹小詠吳門田家十詠》中一首詩。）。而在北宋，甚至連這樣的記載也未發現。這并不奇怪，因為從后面引用到《吳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段記述來看，當時蘇州農民常常采用"易田"之法進行休耕，并讓洪水淹沒田地，從而從沉淀下來的泥土中獲得肥力。這些都表明了宋代肥料生產與使用技術的落后。據此，宋代江南農民并未"使用耙、耖多次打、壓田土"和"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處理，重視施肥"，其精耕稻作技術也尚未純熟。足立啟二、大澤正昭等的研究也證實：在江南"低田地帶"，稻作技術仍然頗為粗放，與江南以西寧鎮丘陵和浙西山地"高田地帶"所使用的、以《陳旉農書》和《耕織圖詩》為代表精細稻作技術，恰成鮮明對比。因此，梁氏所描繪的那種技術，在江南平原上并未得到運用。如前所述，構成梁氏所描述的南宋稻作技術的各項具體進步，大多分見于不同的地方；而在所涉及的地方中，很少有一個地方擁有一項以上的上述進步。由此推論，就一個地區而言，稻作技術的進步實際上也是由一兩項具體的進步所導致的。這又回到了"選精法"的老路上去了。
五、"選精法"和"集粹法"為何會導致"虛像"？
由上分析可見，"宋代江南農業革命"這個與事實不符的"虛像"，很大程度上是"選精"與"集粹"兩種方法的產物。那么，為什么這兩種方法會導致"虛像"呢？
"集粹法"與"選精法"兩者在本質上并無大異，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現。二者的差別只不過在于前者比較簡單，而后者則使用史料較多而已。這種方法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從史料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證來推導出結論。因此取證是否得當，對結論的正確與否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取證是否得當，又決定于所選取的例證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夠代表普遍情況。
每位使用"選精法"或"集粹法"的學者都相信其所選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對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樣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卻未見有人作出明確的說明。由于這種含混不清，所以在選取例證時并沒有一種真正的方法。這一點在畝產量研究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大體而言，以往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畝產量例證的方法，不外乎以下兩種：(1)根據某種成說（如"宋代農業革命"）來選取，(2)采取"中庸"的辦法，或者舍棄最高和最低的極端例子，或將所收集到的全部數字作算術平均，然后采取中間的數字。但是這些方法并不能說是很科學的。例如，如果是根據某種成說來取證，所選出的例證不免有先驗性。結論在先，論證在后，自然很難做到客觀。如果采取中間性的數字，則由于現存的古代畝產量記錄存在的問題（如現存有關記錄在地域分布與時間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記錄本身的質量問題、今日對這些記錄理解的問題等），所得結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實情況。正是因為上述方法難以選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證，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畝產量時，往往也就沒有一個沒有一個客觀的取舍標準。盡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圍內的史料，而且主觀上也都力求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證，但事實上各人根據所選例證得出來的宋代江南畝產量卻千差萬別，從斯波義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俠的2-3石（北宋中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達兩三倍。在對宋代江南畝產量增長幅度的評估方面情況也一樣：閔宗殿認為兩宋時期江南畝產量并無增長，而漆俠則認為增加了120%。對同一對象的數量評估如此懸殊，很難令人相信有一個客觀的情況存在。由此可見，要用上述兩種方法得出正確的結果，確實十分困難。
那么，什么樣的例證才具有代表性呢？我們知道，任何現象都是具體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脫離了其賴以存在的各種具體條件，這個現象就喪失了真實性，不再具有意義。當然，確有一些現象在各自的特定條件方面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其中某一個現象能夠表現出這些現象所具有的共同之處。換言之，對于這些現象而言，這個現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這些現象之間并不具有這種相似性，那么用一個現象去"代表"其他現象，實際上就是取消這個現象的特定局限性，從而也就沒有意義了，正如吳承明引用馬克思的話指出的那樣："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注：吳承明：《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在將某一現象作為具有代表性的現象去概括其他現象之前，必須首先對所涉及的各個現象作認真的分析，看看它們各自的具體情況是否確實具有相似性。使用"選精法"與"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導致錯誤的結論，就是在選取例證時忽視了這一點，將某一或某些例證所反映的現象普遍化。由于該現象被普遍化后即喪失了真實性，所以得出來的結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例如，據《吳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個注，"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于間年淹沒也"。這表明北宋蘇州佃農使用讓洪水淹沒田地的"易田"法，可以獲得倍于"常稔"的產量。但我們要注意到這種高產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或三年才能獲得一次的；其次，這種高產量是靠粗放耕作獲得的，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論者所說的那種精耕細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這些局限性，將這種產量當做每年性的并認為這是農業技術進步的結果，那么就要導致錯誤的結論。
將某一具體的歷史現象普遍化，還意味著將此現象從其所賴以存在的具體環境中剝離出來，使之脫離與之有密切關系的各種有關現象。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歷史現象，都包含并涉及眾多的方面，而且這些方面又彼此相關，互相，互相制約，情況極為復雜。如果忽視其他的相關現象以及各現象之間的關聯性而對某現象加以過分的渲染，實際上是割裂了事物內部各個方面之間的聯系，破壞了事物的整體性。以此為基礎作出的結論，當然也難成立。而使用"選精法"與"集粹法"來處理有關例證，往往正是將這些例證作為超然的例子，從而使之脫離了其所賴以存在的具體環境（或脫離與之有密切關系的具體條件）。因此之故，游修齡強調不宜過分渲染占城稻的引進對江南農業發展的作用，因為"農業生產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它兼受自然環境、社會條件的制約"（注：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同樣地，某種先進農具（如江東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強調。新農具的發明是技術進步的重要內容，但是這些新農具要能夠普遍運用并對經濟發生重大影響，還取決于它們本身是否已經完善、是否能夠適應某一特定地區的生產條件、必須和其他哪些進步相配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如果使用"選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選到了某種重要的技術進步的例證，也會因為孤立地看待或過分夸大這種技術進步而割裂了事物內部的和有關現象之間的聯系，從而不能夠正確地評價這種技術進步的真正作用。
"選精法"與"集粹法"這兩種錯誤的方法為什么會在經濟史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呢？
經濟史學是史學的一個分支，因此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當然是史學方法。吳承明指出：史學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歸納法，即從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從個別的、具體的事例中尋找帶有普遍性或性的東西。但是歸納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顯著的是：除非規定范圍，所得結論都是單稱命題，難以概括全體；雖然可以用概率論方法作些補救，但難用于歷史。因此之故，盡管我們在治史中常用"舉例子"的方法，但這種方法是危險的。他并引用列寧的話說："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注：吳承明：《論歷史主義》，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同氏《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選精法"與"集粹法"都依靠傳統的史學方法，通過從史料中收集和選取例證，以"舉例子"的方法來推導結論，因此要避免歸納法的缺陷是很困難的。
為了克服歸納法本身的缺陷，我們必須從其他學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吳承明說："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很難說有高下、優劣之別"；"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但就歷史研究而言，我不認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須放棄"；"我以為，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向性，而是根據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經濟計量學的方法、發展經濟學的方法、區域經濟史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乃至系統論的方法等等，都在選擇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對象、條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說"史無定法"（注：吳承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這就是我們在研究經濟史時所應采取的正確態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拋棄"選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們的經濟史研究避免可能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