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05 07:41:50
序論：在您撰寫社會學學術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藝術社會學觀念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過程中的塑造
(一)充分認識到藝術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研究意義
藝術社會學的研究客體有藝術品、創作者與欣賞者和社會，它們是個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具體而言由社會決定和影響創作者及欣賞者，再由創作者及欣賞者決定和影響藝術品。簡而言之，藝術和社會是通過創作者和欣賞者這根紐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著名藝術史家岑家梧在《論藝術社會學》中提出“百數十年來，藝術社會學者在著重藝術與社會關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藝術發展的規律性，使藝術學的研究，逐漸脫離了玄學的范疇，這是這派學者重大的災獻?！彼€充滿信心地說:“現在藝術社會學，不管它的本身怎樣的幼稚，在將來，它終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學方法，吸收史進步的學說的精華，而成為真正科學的藝術學，這確是一種趨勢!”［3］蔡儀認為，包括藝術社會學在內的藝術學是以美學為基礎的，沒有美學便沒有完全的藝術學;而美學的領域應當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認識和美的創造，也就是現實美、美感和藝術美。因此，“藝術學和美學的關系，好像內切的兩個圓，藝術學是內切于美學的?！庇纱藳Q定，藝術社會學的意義“是考察藝術及其產生的社會基礎的相對應的關系，和其隨社會基礎的發展而變化的相關聯的規律?！保?］據此可知，藝術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息息相關的，所以想教好和學好藝術，就必須重視藝術社會學的指導作用，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更要充分認識到藝術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重要意義。
(二)嚴格區分社會學批評與藝術社會學
社會學批評與藝術社會學既有內在的聯系，又有明顯的區別，所以應該嚴格區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會學批評，是指把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評方法，即是一種藝術批評模式。與社會學批評不同，藝術社會學是將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討論的，是用社會學的先進的理論和觀點以及科學的方法對藝術的產生、創作、傳遞等藝術現象進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會學批評是從社會這個大環境對藝術現象各方面的影響和制約關系來考察研究藝術現象，從藝術作品、藝術家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聯系中來考察研究藝術作品，從而在揭示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聯系關系中體現出的社會學批評的廣闊視野。藝術社會學是把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從社會生活的角度對藝術進行宏觀的、整體的、綜合的研究。由此可見，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中，高等美術教育應當立足于使學生在美術學習中，從社會生活的視野對所學習和創作的藝術作品和一系列的藝術現象進行宏觀、綜合地學習研究。
(三)摒棄“庸俗社會學”的影響
中國藝術發展史上，中國藝術理論界由于對庸俗社會學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錯把庸俗社會學的主要理論家弗里契視為“藝術學之指導者”，庸俗社會學在中國藝術發展歷史中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中國藝術發展受到庸俗社會學的干擾和影響是相當嚴重的。我們所說的藝術社會學立場與庸俗社會學是有根本區別的。藝術社會學是建立在一種綜合和包容的立場上，探討藝術與社會之間的各種復雜關系，研究藝術作為人類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術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影響的同時，如何正確加強藝術社會學的學科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藝術社會學視野下的高等美術教育改革對策
(一)注重學生關注生活，加強生活體驗的培養
藝術社會學認為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是密切聯系的，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例如藝術與經濟、政治、哲學、道德、宗教等的關系。在進行高等美術教育改革時，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藝術現象產生與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背景，藝術現象的社會功能，藝術現象的藝術價值的標準和取向，藝術社會過程中的藝術生產、傳播和消費等一系列活動的完整整體的各個環節。因此，在高等美術教育活動中應注重對學生關注生活，加強生活體驗的培養。高等美術教育應當以對生活的切入來極大地豐富學生個體的經歷和體驗。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離開了生活，體驗就無法生成。如果高等美術教育中，老師對美術知識與技能技巧的傳授得不到學生個體經驗的認同，那么學生在這樣的高等美術教育中所學習到的相關的美術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術層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體驗，與社會生活脫節，學生創作的美術作品就會相應地缺乏藝術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國的小威廉姆E多爾在其著作《后現代課程觀》提出:教育和文化兩個方面，前者可自然稱之為教育聯系，指課程中的聯系賦予課程以豐富的模體或網絡，后者也可自然地稱之為文化聯系，指課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聯系，這些聯系形成了課程賴以生存的大的模體，兩者相互補充。［5］藝術社會學強調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其在揭示藝術與社會諸多因素的關系時，把藝術活動當作多種因素的復合整體，重在宏觀研究和整體性考察。這就要求高等美術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內容、方式和類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著“”、“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術教育應當是一種綜合的教育，高等美術教育的課程改革應主要以綜合性為原則，從傳統的分科走向綜合的發展，實現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構起綜合的學科門類。高等美術教育的課程改革還應當注重美術學科內容的綜合，將“工藝美術、現代設計”與強調審美的精神功用的“純藝術”結合起來。老師在高等美術教學過程中應該盡可能多的為學生提供思考和討論的空間，并積極地引導學生從一點出發多點結果的多元或從多點出發以多點結果的多元地進行思考和學習。
(三)注重高等美術教育形式與內容的和諧
藝術的理想就是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偉大的藝術作品不僅僅在于形式，而是期望藝術作品的形式能夠體現和表達更為廣闊豐富的社會人生意義。藝術形式有其相對獨立性，如果不是結合著社會現實而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創新，那么其就很有可能流于成為一種空洞的形式，所以成功的藝術作品中，形式與內容是不可分的。藝術社會學的轉向就是從對形式技巧的講究轉向對內容意義的追求。簡而言之，藝術作品的形式是完成了的內容，內容是具有形式的社會。綜上所述，在對高等美術教育進行改革時，我們應當注重高等美術教育形式與內容的和諧，即在進行高等美術教學時，要培養學生具有既要注重藝術的形式創新，又要注重藝術的內容豐富的思維。
關鍵詞：藝術設計;繪畫基礎;教學;評價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對藝術設計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美術高考熱”不斷升溫，每年報考藝術類院校的考生日趨增加。藝術設計學科逐漸成為熱門的學科，全國各大專科院校也紛紛增設藝術設計專業，如平面設計，環境藝術設計、包裝設計、服裝設計等專業。但對于報考藝術設計專業的考生和已經進入高等藝術院校的設計專業的學生來說，不能簡單地把設計專業等同于繪畫專業，尤其是在藝術設計專業中的繪畫基礎教學方面，不能輕易認為用繪畫造型可以替代藝術設計中的造型基礎，從而忽略藝術設計造型基礎的獨特個性。藝術設計中的繪畫基礎教學定位的是否準確，直接影響到我們藝術設計教育培養目標的實現。
素描、色彩，是所有學習美術專業學生必修的基礎繪畫課程，在藝術設計教學體系中，把它們作為基礎繪畫教育課程，有我國多年藝術教育的歷史原因。長期以來，素描、色彩課程一直被認為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但在學習設計的過程中，大多數學生很難把基礎繪畫課和設計專業結合在一起，只注重繪畫寫生和技法的訓練，而忽視藝術設計的專業性，牽制了學生設計思維的發展。在過去，我們的藝術教育強調基礎，強調繪畫功底，在這種情形下著實培養了一批批寫實功夫和藝術表現力過硬的畫家，以至于這些畫家至今還陶醉于花費數月表現一個比真的還真實的手工繪畫作品的滿足感受中?，F在的書店里，我們會經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書籍被命名為“正規畫法、正規范畫”的字語，難道除了他們的畫法外，其他人的繪畫風格都是旁門左道嗎？何謂“正規”，藝無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風格，即是走到了終點，接下來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這樣藝術才能進步，我們才能創新。如今是一個數字技術、多媒體影像可以輕松去復制作品，可設計藝術卻不能去重復、去拷貝，因為設計追求的是原創性和創新性；目前我們的創新設計、原創設計和國際上一些優秀的設計相比顯得有些滯后，看看近年來一些產品造型專業的萎縮狀況，一些大型的優秀建筑環境藝術設計、服裝設計都來自于國外的設計師即可而知。我們的一些設計師的創造力相對就顯得有些蒼白，這是不是過分強調基礎忽視創造力培養的結果，是不是所謂“正規”的繪畫基礎教育造成的？這就需要每個從事設計藝術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們的“繪畫基礎”和功底的了。
過去，我們傳統的素描、色彩繪畫基礎課的教學內容過分強調物體的造型、色彩搭配、明暗調子、質感、體積、透視關系等方面的要求。這在傳統繪畫教學中能體現出其合理的教學目的性，因為那畢竟是在培養畫家；但在現在的設計教學中如果還過分強調虛實、強調素描明暗調子，而忽略藝術設計教學目標的目的性，忽視對學生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的培養，花上過多時間去進行追求光影的虛實和物象的體積、質感的表現時，會不會覺有些得太奢侈，會不會有好的教學效果呢？既然我們培養的是設計人才，而不是畫家、藝術家，那么它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一味的對著物象去表現、再現，對著石膏像磨來磨去，會使我們學生失去自己敏銳的觀察力和表現力，更談不上創造、創新了。所以把傳統的繪畫基礎課放在課下，把能培養學生快速造型的設計素描、設計速寫、設計色彩放在教學首位，不失為一種目的明確的基礎訓練。
作者：王嘉順 單位：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社會學研究中的演繹邏輯類型及其特點
在前文已經提到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檢驗就是借助于演繹的邏輯，才能夠從抽象的理論中得到相對具體的假設，進而通過對假設的檢驗來實現對理論的檢驗，但是在降低理論抽象層次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夠嚴格遵循一定的演繹邏輯規則就有可能出現研究假設與理論不處在同一邏輯體系下的情況，如果是那樣，就不能真正驗證所需檢驗的理論。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要介紹演繹的兩種類型，一個是邏輯演繹，另一個是經驗演繹，這兩種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對于邏輯演繹來說，這種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學中應用，而運用最好的就是數學。數學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語言將處在不同抽象層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聯結在一起居于同一邏輯體系之下。數學主要是根據一些已知的公理為基礎，然后根據一定的演繹規則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借鑒了這種方法，他們也大致應用這種定理化方式來演繹理論假設，所不同的是他們演繹的基礎不是一些不證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暫時假定成立的理論，而這些理論可能是通過歸納邏輯得到的，也可能是經過前一階段的檢驗而獲得暫時的穩定性，但是不論何種，都存在各自邏輯方法上的缺陷帶來的理論有效性的質疑，因此在應用這些理論來演繹出更低抽象層次的假設時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設帶上理論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會學中的理論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傳甚廣的理論中的概念沒有被清晰定義過，并且社會科學內部并沒有對所有的概念及其測量方法達成一致的認識。但是邏輯演繹的一個優點就是它能從原先那些無法被驗證的公設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題，并且保證這些研究命題和推演出它們的公設處在同一個抽象層次。而對于經驗演繹來說，由于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畢竟不如數學的研究對象那樣單純，社會學不太可能根據邏輯演繹方法推演出如數學那樣抽象的命題或者研究假設。所以實際上，社會學的研究者為了能夠得到可以被直接觀察、直接檢驗的研究假設往往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將理論抽象層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設之后，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將假設中的概念與其變量聯系起來，在經驗層次上得出更加具體的假設也即工作假設。在得到工作假設這一過程中很重要的步驟就是操作化，即給概念下操作性的定義，正是通過這一步驟，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夠反映概念內涵的資料?？梢钥闯鼋涷炑堇[可以克服邏輯演繹的不足。經驗演繹能夠將抽象的理論及概念降低抽象層次使之轉化成可以被觀察到的指標，從而使理論在經驗材料中得到檢驗。并且由于有了具體的指標，研究者可以根據具體的指標收集所需的資料，從而避免收集資料上的盲從性。但是與邏輯演繹所擅長的相反，經驗演繹的缺陷就在于理論中的概念及其變量、指標是處于不同的抽象層次上的。
社會學研究中的演繹邏輯使用通過簡單的分析
我們可以在理論檢驗的初步階段應用邏輯演繹的方法從既有的理論中推演出理論假設，應用這樣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證研究假設和推演出它們的理論處在同一個抽象層次，從而使理論和收集的資料保持一致的邏輯關系；而在檢驗的后一個階段，研究者可以應用經驗演繹的方法，在得到具體的研究假設之后，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將假設中的概念及其變量聯系起來，以使理論得到具體的驗證。但是還應該看到即使將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后，雖然可以解決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還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內涵檢定及其變量、指標的確定。某個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維度，不同的維度究竟需要哪些變量、指標來代替是一個理論素養和經驗積累的問題。社會學研究中有時需要對某些概念進行測量，而選取概念的哪些維度則要視研究者的需要而定。當然每個概念的情況各不相同，有時是不同的研究者對其認識不同，而對于一些相對比較經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間已經形成比較接近的認識，但是對于概念的內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會造成對概念的內涵檢定及其變量、指標的確定的不清楚的問題。
藝術體制理論的源頭———分析美學陣營中的藝術定義危機
縱觀整個二十世紀，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來，西方藝術的逐變求新經常達到了令觀賞者震驚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現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爾(AndyWarhol)的波普藝術(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約翰•凱奇(JohnCage)的“無聲音樂”(4分33秒)乃至奧蘭(Orlan)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光怪陸離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一次次地沖擊著藝術邊界，讓觀眾對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產生質疑。
有人認為這種凸顯觀念而弱化審美的當代藝術不過是一場嘩眾取寵、虛張聲勢的符號游戲，它利用哲學化的觀念外衣掩蓋了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的本質;也有人認為當代藝術的勃興不過是藝術界各方如拍賣行、畫廊、策展人、投資商、經紀人、藝評家、收藏家聯手，通過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來的藝術泡沫。這些爭端背后的一個基本問題浮出水面: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無論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這種大潮的沖擊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在大量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和實踐面前顯得束手無策。隨著杜尚、沃霍爾們被冠之以前衛藝術家并逐漸被藝術機構所接納，隨著藝術品和日常物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我們不僅疑惑:到底何為藝術?誰是藝術家?藝術生產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到底是獨特的天賦授予還是一種社會生產制造出的集體幻象?藝術界或曰藝術體制論正是在傳統藝術理論頻頻遭受當代藝術實踐的沖擊下應運而生的。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曾指出:“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藝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Becker145)。面對花樣翻新的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以莫里斯•韋茨為代表)先是從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中獲得靈感，提出“藝術不可定義”說，這一觀點因其邏輯漏洞以及無建構意義的虛無和空洞性而很快被眾多美學家(如曼德爾鮑姆)攻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藝術可以定義”說又應運而生，只不過這種定義的路徑已和本質主義藝術定義(如模仿說、表現說)大相徑庭，它超越了傳統美學只從外顯性(exhibited)特征出發尋找藝術普遍本質的局限性視域，而主張從非顯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來重新界定藝術。沿著這條路徑，20世紀60年代在美學內部圍繞著藝術定義展開的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即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對藝術品資格問題進行討論，這就是以美國哲學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喬治•迪基(GeorgeDickie)為代表的“藝術界”(artworld)和藝術慣例理論。關于二者的相關理論的詳細介紹目前已有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簡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藝術需要藝術理論氛圍和藝術史知識———即“藝術界”的闡釋，而迪基則更為關注各種藝術界體制———如已建立的慣例、習俗、常規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藝術品資格的，因此其理論常被稱為“藝術慣例”論。盡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藝術哲學的理論視域內，然而可以看出，當代美學越來越呈現出溢出藝術哲學邊界，向文化社會學靠攏的趨勢，尤其是迪基的“慣例”說，空前地將“體制”這一因素引入到藝術定義的思考中，體現出鮮明的社會學特點。而社會學家貝克和布迪厄通過合作的“藝術世界”和沖突的“藝術場”理論體系則擺脫了哲學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將當代藝術問題、藝術體制的考察落實到更為具體的實處。
合作與沖突并存的藝術世界———借鑒社會學資源的藝術體制理論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們的藝術體制論不久，社會學領域也出現了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HowardS．Bec-ker)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對藝術體制的專門研究。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的藝術社會學研究中就已初現從藝術體制視角來研究藝術的苗頭，此思路源于對“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這一藝術形而上概念的駁斥，如法國的斯達爾夫人(MadamedeStael)和實證主義歷史學家泰納(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會環境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史流派的影響，而后者反過來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況。這種藝術反映觀的主要持有者還包括以馬克思以及活躍在二十世紀中葉，直接或間接借用了經典理論的一大批學者，如夏皮羅(MeyerSchapiro，1973)，豪澤爾(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藝術主張的核心是: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賦予藝術品以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這一主張的啟發，藝術反映論的學者們并將藝術品的研究同對藝術家的生活的研究結合起來，去分析生產的經濟模式和社會階級結構，他們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義的分析原則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這些原則包括:藝術家是特定集體的成員，而非被賦予獨特創造性天才的孤立個體;在商品社會中，藝術品是商和社會機構用貨幣或其它類似方式購買或投資的對象;藝術品取決于物質和技術的生產媒介，而后者以社會勞動體系為先決條件;藝術品用審美的形式和內容“反映”或“編碼”了其所在時代的社會結構;藝術品所負載的價值并非在一切時代都是必然有效的，僅僅對那些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消費”它們的特定社會群體才有效(哈靈頓10－11)。這些主張雖然為藝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視角，然而其相對單維的反映論難逃過于簡單化、機械化的嫌疑，沒能捕捉到藝術界尤其是當代藝術體制中各個節點之間互動性和動態性關系結構。
幾乎與分析美學對藝術定義問題的討論同時開展的另一種研究，是開始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國和法國社會學學者進行的關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這種研究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比如它對價值判斷的始終保持一定的疏離并回避審美評價、審美內容，而是更加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接收實踐，它“建立在對藝術市場、藝術職業機構、藝術管理、專業藝術網絡和藝術消費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礎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藝術體制理論在經驗上的種種應用”(哈靈頓23)。美國和法國的研究者分別以貝克和布迪厄為代表，二人都表現出與社會學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種親密性。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藝術世界》(ArtWorlds)。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顯然是受到丹托“藝術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會學理論中“符號互動論”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啟發。從符號互動論的視角來看，藝術和語言、文字等媒介一樣，是一種通過不斷交流、溝通與協商來塑造意義的物化手段。如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將藝術等同于一般的社會結構，認為應以“互惠”的社會互動關系框架來研究藝術家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另一位符號互動學派的社會學家鄧肯(HughDun-can)也提出從分析微觀機制的社會互動出發研究藝術和藝術生產的過程。鄧肯建構了一種“作者－批評家－公眾”的三角互動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動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盡管“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號化的，并非是社會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還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隱含著一種“社會團結”(socialsolidarity)，這種社會團結又進而在更高的層次上促成互動各方的“同態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貝克的藝術世界是一個復數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藝術圈(演奏爵士樂)的親身經歷，貝克與藝術家群體有著更為廣泛而密切的聯系，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藝術領域具體活動和實踐的特點，因此他不是像哲學家或一般社會學家那樣在簡單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層面上談藝術，而是依據他本人在幾種藝術世界中的個人經驗和參與，對藝術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過程進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說丹托和迪基將傳統藝術哲學的本體化追問“何為藝術”置換為“為何某物為藝術”或“某物如何獲得藝術品資格”這類問題，那么可以說貝克則將這一追問轉化為更具社會學色彩的問題:藝術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細分析這一追問，不難看出貝克對藝術界問題的討論是以某對象已經被藝術體制接受為藝術品這一事實為前提的。簡單總結貝克關于藝術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個，即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s)、常規(conventions)和標簽理論(theoryoflabeling)。按照貝克在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關文章③中的理解，藝術世界是圍繞著一種慣例而實現合作生產的藝術界公眾所構成的關系網絡。在《藝術世界》的開篇，貝克就對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界定:“藝術世界是由所有這樣的人組成的，他們的活動對于這個或其他世界規定為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品之生產是不可或缺的。藝術世界的成員要參照慣例性理解協調那些活動，生產出作品，而這些理解則包含在共同實踐和經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樣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復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產類似的作品。因此，我們把藝術世界視為一個諸多參與者合作關聯的網絡”(Becker34)。
藝術首先是集體行動的結果，這是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個命題的意義在于它揭示出了藝術生產中的協作性:藝術家雖然占據藝術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藝術品并不是個別天才藝術家通過天賦、靈感單獨創造出來的，而是不同的參與者在作為行動者共同存在的社會空間———藝術世界中協同合作的產物。貝克采用“任務組”(bundleoftasks)和協作鏈(cooperativelinks)———即藝術世界中參與和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的行動者們來代替傳統美學中的天才藝術家。在長期合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動分工，既各自獨立又相互依賴，既因時而變又相對穩定。貝克這里還指出了我們在分析藝術世界的勞動分工時容易產生的一種狹隘理解:我們會認為表演類藝術(電影、音樂會、戲劇、歌劇)是基于廣泛的勞動分工之上的藝術，但是像詩歌和繪畫這類的藝術似乎不存在勞動分工，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作品是由藝術家獨自一人完成。然而勞動分工并不僅僅意味著藝術活動的參與者必須像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樣同時甚至同地協作勞動，而是要求每位參與者在適當的時間或者環境下完成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以當代美術為例，一幅畫作背后的勞動分工網除了藝術家本人之外，還應該包括:畫布、畫架、顏料、畫筆的生產商;提供畫展場地和經濟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館管理者;制定美學理論的評論家和美學家;提供保護和優惠的稅收政策的政府機制;對作品做出回應和反饋的公眾;過去以及同時代的其他畫家，因為一幅畫必須置于他們所創造的傳統背景下才有可能產生意義。④同樣道理，表面上更為獨立自足的詩歌創作實際上也無法脫離出版商、印刷業、詩歌傳統等分工。
然而藝術世界中的諸行動者之間的集體合作行為并不是暫時和隨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約，而是按照某種彼此一致認同的規范(norms)組織起來的，是什么保證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種程度上承擔后果等方面產生默契?這就涉及到貝克藝術世界理論體系中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常規(conventions)，⑤常規并非藝術界內在的、先在的結構，而是經過藝術界各方在長期的沖突、妥協、調和中產生的結構性規則，同時又反作用于藝術界，起著整合、凝聚、規范藝術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規的雛形是行動者相互協調后達成的一致性意見和協議，其后逐漸演化為常規。藝術觀念是藝術常規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種藝術觀念隨著藝術界合作行為而逐漸被結構化和體制化，它就能發揮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藝術界資源的作用。正是常規使得藝術生產中形態各異的勞動分工和實踐得以反復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順利進行。貝克將藝術界常規分為非專業和專業常規兩種類型。非專業化常規指的是所有社會化成員都熟知的文化傳統、社會習俗、藝術觀念等，例如我們習慣性地根據不同媒介將藝術分為繪畫、雕塑、音樂、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認定存在藝術和非藝術的領域等等，非專業化常規通常體現為在社會發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觀念，這些觀念有些來自于文化傳統，有些源自藝術世界內部或藝術媒介本身。專業化常規主要包括一門藝術的專業知識、美學理論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過專業的藝術機構才能學到，可以說是進入藝術場大門的通行證。另外，非專業和專業化常規并非固定不動的觀念，而是隨社會歷史的變化不斷相互轉換。無論是專業化常規，還是非專業化常規，都屬于藝術觀念，是藝術界公眾共同認可的規則的主要成分，換句話說，貝克關于常規的討論，主要還是圍繞著藝術觀念展開的。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體現了貝克藝術界理論的優勢:他并不像傳統藝術社會學那樣，僅僅將以物質形式呈現的藝術品放置在社會、歷史背景下以考量諸社會外部因素對藝術生產、傳播的影響，而是借用對藝術世界常規理論的研究，把關于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會學理論中，即藝術是藝術觀念控制下的藝術，藝術價值是在藝術觀念或常規的運作下的美學判斷。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就是一種觀念。在貝克的理論視域下，我們不僅僅思考“什么是藝術”、“某物品是否為藝術”等問題，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們將某物判定為藝術”，或我們對物品做出的審美價值判斷是在何種藝術觀念的影響下進行的，而這些藝術觀念又是如何形成、變更和產生作用的。
貝克對社會學理論的一大貢獻是標簽理論，《藝術世界》及相關文章雖然沒有直接給予大篇幅的深入討論，但卻處處滲透著標簽論的色彩。在貝克看來，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藝術成就和聲譽(reputation)都是通過“藝術世界”獲得的，并非是像傳統美學所宣揚的那樣，藝術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啟發性的、深邃的等本質屬性被賦予其獨一無二的價值，進而藝術家因其作品的“偉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賦而獲得聲譽的光環。從貝克的標簽論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不難發現，藝術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藝術世界的集體行為，是藝術界的行動者如策展人、經紀人、拍賣商、藝評人多方生產和綜合作用的結果。這里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徹底解構藝術的審美價值和祛魅藝術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們揭示:二者的獲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與生俱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家”這個角色本身也是藝術界公眾運用共同的藝術常規對其“標定”而產生的一個稱號，或者說是一種“標簽”。藝術家的聲譽是協作生產的結果，作為一種象征資本，聲譽一經確立以后又會成為藝術品生產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區分和篩選的功能，因此，貝克“標簽”理論對我們重新發現藝術世界中聲譽機制的確立和運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啟示作用:傳統美學中被神圣化了的“聲譽”在標簽理論的破解下被還原為藝術世界通過集體合作而生產出的一個神話，一種幻象。
“藝術世界”(artworlds)這一技術性定義，是貝克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觀上，它凸顯了藝術生產中的集體協作性;在微觀上，這一概念又將研究觸角伸向了藝術生產網絡中依據共同的“常規性理解”而反復合作的形形的個體，而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核心概念———常規則進一步向我們揭示了藝術觀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藝術觀念如何在藝術世界維持相對穩定的結構的同時又在不斷流動和變革中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貝克將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的理論資源拓展到藝術領域，克服了傳統經驗主義過于實證化的局限，他對藝術生產，尤其是藝術分配領域的分析具有結構性框架的特征，從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的角度向我們揭示了藝術品的審美價值是如何在藝術關系網絡的運作中生成及演變的，而藝術家的“天賦”又是如何經藝術界各行動者的點石成金之手而逐漸被神圣化為“聲譽”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機制，后者作為藝術界體制權威和象征資本又進而投入到藝術再生產中去，有效地行使著篩選和區分功能?？梢哉f，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藝術品”這一問題。從這些層面上來看，貝克的藝術世界體系和兩位分析美學家的理論相比無疑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明顯的先進性。有關藝術體制的社會學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如果說貝克強調的是作為關系網絡的藝術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藝術場理論則更側重的是藝術世界中的沖突與競爭維度。作為將當代藝術體制理論置于社會學路徑下進行研究的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貝克和布迪厄都將關注點放在了藝術世界或藝術場中個體和體制結構之間的關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貝克通過大量的列舉和描述展示了藝術世界的復雜性，有著將藝術生產泛化為文化產品的生產的傾向，然而在藝術觀念的頻頻發生革命性變遷的現當代藝術界，僅僅用合作來解釋新藝術對既有藝術體制的反叛、否定和顛覆顯然是不夠的，而布迪厄的藝術場概念則對理解新舊藝術觀念之間及其相應的人或行動者之間的激烈沖突有著頗有助益的啟發。不同于貝克的是，布迪厄試圖用諸概念搭建起一個理論構架，通過這個構架來分析藝術場內部的運作，他更注重的是復雜藝術世界中的總的結構、法則和機制，他堅信藝術界和其它社會場域一樣，存在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構的基本秩序，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理論對布迪厄的影響。
布迪厄對藝術場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他1992年發表的著作《藝術的法則》(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貝克和布迪厄都將藝術世界定位為一種動態關系網絡，這一關系網在布迪厄的理論體系中被命名為“藝術場”。為了尋找藝術界內部的客觀關系結構，布迪厄引入了幾個重要的概念來分析藝術界內部的沖突與競爭:“場”(field)、“慣習”(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資本(capitalofculture)，這四大概念無疑是布迪厄藝術場理論大廈的四座基石。“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貝克的由互動行動者構成的合作關系網相比，布迪厄的場是一個更為結構性的概念，場中的每個行動者(個體或群體)都占據著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結構主義者的是，布迪厄對藝術場域的考察滲入了權力的思考?；蛘哒f他將文化藝術生產場域放置于權力場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說是一種“元場”(meta－field)，元場控制著所有場域中的各種資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據的位置。和結構主義理論的靜止不變的結構相比，場域中的位置是相對的和動態的，是在各種關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預先存在的。攜帶著不同資本的行動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構成了場中結構的不平衡性，是作為權力場的藝術場中各方沖突和斗爭的源動力:行動者為了占據、保持或改變位置而進行著權力爭奪，這種沖突推動了藝術場內的關系結構在保持相對穩定狀態的同時不斷變化。簡單概括，藝術場是一種各個位置之間的關系結構，這些位置被諸行動者所占據，他們攜帶著幾種形式的資本去爭奪特殊的符號資本(權威、聲望、名譽等)。
布迪厄對的資本概念進行了改造和拓展，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轉換成金錢，以財產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兩者則被布迪厄稱為“符號資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將文化資本描述為一種知識形式，它賦予了社會行動者以一種識別力或競爭力，用以解碼文化關系或解讀文化產品。文化資本的引入的最大意義在于，它使我們認識到現代社會中的等級分化和權力分配不單單依靠物質因素或者說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曰符號資本這類非經濟力量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化資本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具體的狀態(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觀的狀態(objectifiedstate)和體制化的狀態(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體的狀態指的是行動者用以應對文化話語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長期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中習得的;客觀狀態是指文化資本以物質載體(如書籍、繪畫、歌曲、電影、樂器)等形式出現;而體制狀態下的文化資本包括文憑、頭銜以及各種形式的體制認證。從文憑所帶來的經濟價值(進入職場，獲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可以相互轉換。以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場為例，布迪厄將文化生產場分為兩個次場:有限生產場(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規模生產場(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藝術場，后者則是以消費文化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生產場，遵循的是他律原則，以文化產品盡可能被更多的大眾所接受為主旨，藝術品的廣泛認可與更多的經濟利益、經濟資本直接掛鉤。和其它社會領域如經濟場或政治場一樣，作為文化場子系統的藝術場也有著自身的場的邏輯和資本形式，藝術場存在的主要條件是文化資本，它遵循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律原則。然而和大規模生產場的運行模式正好顛倒的是，自主的藝術場以否定經濟利益、“擺脫”功利性為準則，并依托于以少數藝術界專家所構成的精英機制。然而布迪厄卻敏銳地指出，這種“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資本以極其隱蔽的方式實現權力操控和統治，將文化等級分層變得神圣化、合法化的過程。換言之，藝術場中文化資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潛能，這種相互轉換的潛能也更好地解釋了藝術領域中的創新作品如何被最終體制所接受并認可的過程:藝術中介(拍賣商、策展人等)通過發現、展出、闡釋及評估那些不同于常規趣味或傳統學院派風格的藝術品，實現了文化資本的累積，通過培養出新的審美趣味導向，在藝術場內創造了新的位置，從而也完成了經濟資本的增值(收藏、拍賣)。布迪厄關于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合謀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藝術中的一些現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經濟上處于弱勢的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在國際雙年展上頻創佳績，掌握了可觀的文化資本(聲譽)，進而通過拍賣行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利潤，從昔日的藝術場的異端和忤逆者變為體制內的主流和強勢占位者。
和貝克從合作和常規的角度出發來分析藝術世界不同，布迪厄是從沖突和競爭的層面來分析藝術場的客觀關系結構。這種考察既涉及藝術場內部人之間的占位爭奪，自律(autonomy)原則與他律(heteronomy)原則、正統(orthodoxy)與異端(heterdoxy)的斗爭，又包括藝術場和大規模文化生產場之間的相互滲透。我們可以將藝術場的自律原則(為藝術而藝術)看成是以專家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階層(藝術家、美學家、藝評家等等)為了維護或將自己所持有的權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號。在藝術自律的主張下，他律原則(經濟、政治)因其“不純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藝術場之外;通過制定“正統”的藝術觀念并將其神圣化，權威守護者把不符合其“正統”藝術觀念和美學原則的異己驅除場外或將其邊緣化，從而完成了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鞏固。一個藝術場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導地位的專家階層就越強勢。隨著資本的介入，當代西方藝術界越來越受到他律原則尤其是經濟原則的圍攻，專家所標榜的“純粹的”無功利藝術只是一個美學幻象，藝術從來就不曾真正地脫離過藝術市場。
隨著大規模文化生產場向藝術場的滲透，專家和精英階層的優勢位置已經開始動搖，拍賣行、策展人、出版發行商、藝術經紀人、藝廊、博物館、收藏家、媒介等“不純”因素所發揮的作用讓我們意識到，藝術場內以美學家、藝術理論家等為代表的“權威”階層對位置的壟斷面臨著逐漸勢微的趨勢，任何對藝術場權威位置的獨霸都不再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統和異端的斗爭是每個場中基本的、持續的過程。最重要的斗爭武器之一就是［……］藝術的合法定義，包括藝術的分類和劃界”(轉引自Maanen63)?；仡櫫呤甏缹W界關于藝術定義、區分藝術和非藝術的論爭，其實從權力斗爭的角度來看也是學者階層通過為藝術立法而爭奪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過程。布迪厄還深入分析了藝術場中體制化的符號資本———信仰(faith)。信仰和貝克的“聲譽”有著相似性，是聲譽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作為藝術世界集體認同、集體信念的“常規”的特殊形式，是常規高度體制化后的結果。具體地講，信仰包括藝術場行動者對某些藝術觀念、美學原理、審美價值的認同，對藝術家的技巧、天賦、創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對藝術中介人、藝評家、拍賣商擁有發現藝術珍品、正確鑒定、評估藝術品價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當人們對一件藝術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卻盲目地跟隨藝評家或“資深”媒體的評價而對藝術品的價值高度認可時，實際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聯系文化資本的非物質表現形式，可看出這種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認可與信任反映了文化資本對藝術場實施控制的隱蔽性。各行動者為維護各自的藝術觀念而進行的權威爭奪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為外衣，掩蓋了權力運作的實質。和聲譽一樣，信仰產生于藝術場的競爭關系結構中，同時也會循環再生產，并反作用于藝術場。
為了體現高考的素質教育內涵，有些省市增加了音體美等課程的筆試內容，無形之中又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負擔，也導致學?！半[性”加課的現象，學生并沒有真正得到素質全面發展所需要的時間與空間。教育理念超前了，教育改革步伐加大了，學生體質下降了。我們在推行素質教育，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但學生體質下降就很難說是全面發展。先進教育理念與教育現實之間的“坎”到底出在哪里，應引起我們足夠的反思。學校體育在無奈中進行艱難的改革學校體育是學校教育的基礎課程，也是貫穿于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整個教育過程的唯一一門課程，國家對學校體育的發展有諸如《體育法》、《學校體育工作條例》等重要法律法規保護，但在操作過程中卻是一門“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可以不要”的課程，政府的教育投入本來就不足，對學校體育的投入更少，導致場地設施少，體育活動空間少，有的學校體育課、大課間成為課程表上的擺設。缺乏體育活動的時間，學生就沒有相應的練習，也就缺乏足夠的運動負荷，學生體質下降也就成為一種必然。同時，“分數”的指揮棒也使體育教師成為榮譽、職稱晉升、教育培訓的“板凳隊員”，進而影響了體育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學校體育工作理念存在偏誤前面所述不是在為學校體育工作開拓責任，改革開放以來，學校體育工作進行了幾輪改革，現在發展到《體育與健康》課程改革階段，強調以人為本的人本教育理念，拓展學校體育的功能，使學校體育教育向更加多元化方向發展，讓學生能在生理、心理、社會等多方面得到全面發展，培養學生身體、個性心理、社會交往等能力，推行“三自主”教學模式等?，F實的結果是學生為了逃避風吹日曬而選擇室內課，為了逃避大運動量而選擇小球，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而放棄體能訓練。體育教師在理解過程中也出現了偏誤，放任學生自由選擇，放棄對學生誘導與科學的組織。同時，新的課程稱謂也誘發了體育被邊緣化的傾向，導致為追求學生的健康而舍本逐末的狀況，為發展學生的個性而不敢強制學生進行必要身體練習的尷尬局面。在學校體育的多元化功能中，其“本”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增強體質，通過科學的體育鍛煉，增強體質，這也是增進健康的基礎，也只有在特定的運動負荷刺激下才能增強體質，并在刻苦的鍛煉中體驗克服困難的成功的快樂(否則只能是形式上的快樂)，進而在練習過程中實現心理健康的體育干預，增強學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而不是“體育”與“健康”簡單并列。
各種社會關系梳理
應當立足中國教育的實際，作好嚴謹、科學、現實的研究假設，在先進教育理念與教育現實之間搭建一座橋梁，使推廣工作更順暢;教育決策部門應當充分考量不同學段的知識總量，尤其是高考大綱知識總量的把握與規定，為推行素質教育提供必要的教育空間;國家與各級政府應切實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礎教育的師資投入，改變大班上課制度，切實提高教育質量，從而為學校體育發展提供空間，為學生體質增強與健康地促進奠定現實教育基礎。各種社會關系分類根據學校體育今后改革的宗旨分析，結合影響青少年學生體質下降的各種社會關系，我們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橫向的復雜社會關系，包括家庭、學校、社會與政府等，這類是一個龐大的社會關系，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需要整個教育結構的不斷科學變革(諸如小班上課制的普遍實施等)，需要十年甚至幾十年長期的奮斗;另一類是縱向的復雜教育社會關系，包括教育行政部門、學校管理者、教師、學生等主體構成的教育系統社會關系。這兩類社會關系共同構成了一個導致學生體質下降的復雜的社會關系系統。其中教育類社會關系相對較為簡單，對問題的認識也容易達成共識，而且在相關的法規性文件中，教育部門已經廣泛參與，從教育部到省市政府教育機關，從學校行政管理部門到學校體育機構等，都進行了一些列的相關法規、制度、文件的制定與宣傳，形成一種積極努力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氛圍。因此，我們在進行全面分析各種社會關系的同時，解決目前問題的路徑應該考慮其現實性，力求長期改革目標與現實改革目標相結合。那么，從教育系統的各種社會關系中尋求解決學生體質下降問題的路徑是相對現實的。
強制體育是緩解青少年學生體質下降問題的現實路徑
同時很多社會人士也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這一社會問題解決的路徑，人大代表就有很多相關的提案，他們從制度建設、加大投入、升學考試、減輕課業負擔、加大宣傳力度等很多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議。［3］從他們提出的問題視角看，都是很現實的路徑，而且提出的現實路徑中都帶有一定的“強制”色彩，要求通過各種形式的制度予以解決。社會各界人士提出的問題令我們深刻反思，從體育社會問題控制的視角，我們更應當從自身的專業視角分析這一問題，即重提學校強制體育。1914年清華學校開始強制推行課外體育活動，用行政手段和教師的檢查督促，讓學生必須參加每天下午的課外體育鍛煉。屆時，學校關閉所有的教室、圖書館，教師到宿舍進行檢查，到操場上進行輔導，督促所有學生積極鍛煉，學生除生病者外，不得停留在室內，必須到戶外或體育館去，自由選擇自己愛好的一個運動項目進行鍛煉，不管嚴寒酷暑，毫不例外，由此清華大學也為國家培養出一大批具有一定體育活動能力和體質合格的各學科領域高層次拔尖人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素質教育的全面推行，學生在學校教育中的主體地位逐漸得到關注和加強，在注重社會或國家需要的同時，進一步強調要關注學生，強化以學生發展為中心的教育理念，然而這一理念在教學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增強學生體質這一基本任務并沒有完成。毛振明教授關于“惰性、逃避勞累和痛苦是人類的天性，缺乏強制性的鍛煉，效能必然越來越低”［4］的論說告誡我們，學校體育基本任務的完成必須通過必要的強制手段才能實現。學校強制體育的可行性人們對于學校強制體育存在不同的認識，一方面認為強制體育是一種過時的教育理念［5］，另一方面則認為，體育仍要強制，并且這種“強制性”變得更為迫切。在現實學校教育實踐過程中我們發現，沒有強制性的教育是很少或幾乎不可能存在的［6］。2007年2月由英國伍斯特大學的肯•哈德曼教授完成一份名為《歐盟體育現狀與展望》的研究報告，揭示了27個歐盟成員國學校體育課的時間分配、體育在學校中的地位、體育課的主要目標和內容，體育資源以及學校體育中的性別及特殊需要等問題，正式向歐洲議會文化教育委員會提交建議:在學校實施強制性體育，保證學生每周在校內的體育活動時間不得低于兩小時，并逐漸增加至三小時。建議還包括，加強政治性承諾，培養體育教師，明確體育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等。［8］報告中還指出，運動水平下降、肥胖增加、久坐不動以及青少年群體中存在的自卑、營養不良、家庭矛盾、焦慮、高輟學率、暴力、吸煙、酗酒等情況，導致現在的兒童沒有養成體育鍛煉的習慣，過多的能量無處釋放，孩子們急需適量的運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歐盟國家與我國存在同樣的“體育課的時間經常被其他學科擠占”，“有一半的歐盟國家在過去的10年中縮減了對體育課的經費支持”，以及傳統的學校體育課內容不能夠滿足青少年的需求等問題。面對體育的創新潮流和非正規化的體育活動影響青少年體育文化等現實，提出學校體育應當把培養學生的運動技能作為體育課的首要目的，把體育課視為發展個性與社會性、增進健康、培養積極的生活方式以及促進道德發展的重要途徑，是終身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國家正在努力通過研究和考察，呼吁通過學?！皬娭企w育”來改善他們傳統體育教育帶來的學生體質下降問題，這也正是我國學校體育改革與發展的基本目標。事實上，我國已經在進行著大量的歐盟國家現在所倡導的“強制體育”改革，一方面，我國一直進行從小學到大學的法定的學校體育教育;另一方面進行學生體質監測達標、中考體育等形式，本身就是一種強制的表現;此外還有體育法、教育法和相關的行政法規予以保障。也就是說西方國家某種程度上在向我國的強制體育發展路徑靠攏，而我們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學校強制體育的經驗。在2008年奧運會體育科學大會上，西方專家就一直認為我們在實施強制體育。所以我們現在重提強制體育在意識形態、學校體育教育管理、體育師資技術上存在很高的可行性。然而，現實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在西方傳統學校體育教育理念的影響下，沒有做到知彼知己，沒有真正明確我國學校體育的優勢和西方國家學校體育的不足，沒有真正實現立足自己的現實合理地進行揚與棄，似乎是新的方式就是好的，傳統的就是壞的，導致在當今的體育與健康課程多元目標下，沒有明確其核心目標，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我國實施學校強制體育的關鍵在改革的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偏誤，需要對新時期強制體育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把握，實現與時俱進。
【正文】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于1998年研制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評價中心按照文獻計量學規律，采取期刊影響因子等定量與學科專家等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和動態管理的辦法，篩選CSSCI來源期刊作為統計源。目前大陸現期期刊9000余種，其中人文社科期刊4500余種，除去通俗等非學術性期刊，學術、準學術人文社科期刊共3000余種。2004年從3000余種中精選出來源期刊461種。由于教育部已正式啟用CSSCI作為重點研究基地、項目評估、申報的依據之一，許多高校已啟用CSSCI作為文科教師科研評價的依據，許多學者撰文充分肯定了CSSCI的檢索和一定的評價作用。因此，許多期刊編輯部迫切希望了解CSSCI來源期刊選擇的標準、指標和方法，研討期刊審稿、引文注釋等方面的規范要求，交流提高期刊學術水平的經驗，建議由評價中心主辦一次期刊學術研討會。
2005年4月6～8日，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辦的“中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規范研討會”在南京大學召開。來自國內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187個期刊社的241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其中“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來源期刊社113家。會議的主題是貫徹落實2004年8月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的精神，研討學術期刊學術規范的內容，推進中文社會科學期刊的學術規范進程，提高“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質量，繁榮、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
會議以大會發言和小組研討方式進行。大會開幕式由南京大學校長助理、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任周憲教授主持，南京大學副校長張異賓教授致開幕詞。評價中心葉繼元教授、鄒志仁教授、吳向東研究員、袁培國教授、韓新民教授分別做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規范探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及其來源期刊的選定》、《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編輯規范及其實現》、《引文索引和期刊編輯與評價》和《關于共建CSSCI全文數據庫的說明》的演講。此外，《大學圖書館學報》副主編何朝暉、《開放教育研究》執行主編希建華、《廣東社會科學》總編輯劉澤生等先后在大會上做了發言?！侗本煼洞髮W學報》胡敏中教授、《海南金融》王麗婭主編、《敦煌研究》楊秀清研究員、《廣東社會科學》劉澤生總編輯、《探索》蘇偉主編與《科技進步與對策》高建平副主編分別代表六個小組匯報了小組研討情況。代表們對人文社科期刊規范的意義與內容、CSSCI的評價作用與導向、CSSCI來源期刊選擇與數量、自引、實引（注出出處、頁碼）、期刊半衰期等指標的含義、編輯、著錄規范及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異同、CSSCI全文數據庫的建立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1.人文社科期刊規范的意義與內容
代表們認為，學術期刊是學術系統中重要的一環，是發表研究成果的主渠道，是其他媒體不能代替的。但目前不少期刊編輯部學術意識不強，對期刊應遵守的學術規范重視不夠，在內容與形式上違反規范的不合格作品較多，研討學術規范非常有必要。期刊編輯部的學術規范意識強了，就能將不符合學術規范的稿件排除在外，真正發揮人文社科期刊在登載人文社科科研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發現培養學術人才、促進知識積累與創新的重要作用。人文社科期刊學術規范包括哪些內容？CSSCI代表認為，至少可以包括基本規范、審稿規范、編輯規范、著錄規范、出版規范、期刊評價規范。不僅有形式上的規范，而且有內容上的規范。許多代表希望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定期舉辦學術規范的研討會或培訓班，深入探討、普及有關知識，成為全國的研討和培訓基地。
[page_break]2.CSSCI的評價作用與導向
代表們認為，南大的CSSCI是公平、客觀的，因為它能反映廣大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綜合情況，不是少數人能左右的，也沒有工作人員的主觀成分，是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產物，其研制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學術成果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并已在全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和積極的影響。其導向作用也是很明顯的，它為中國文科學術期刊的認證和評價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當然，CSSCI的評價作用也不是絕對的、惟一的、排他的，它必須與專家評價結合使用。
3.CSSCI來源期刊的選擇與數量
代表們認為，以引文量、影響因子、半衰期等定量指標和專家評審等定性標準篩選來源期刊是合理的。那種認為CSSCI來源期刊是根據期刊的行政級別來選擇的觀點，是不對的。來源期刊與核心期刊相同點多于不同點，兩者都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定性定量篩選出來的學術性期刊，不過兩者的目的、作用有別。真正的核心期刊或高質量的來源期刊對自己發表的論文有一定的評價作用，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評價作用?？浯髞碓雌诳c核心期刊對論文的絕對作用，不是研究者的錯，而是科研管理部門的責任。
不少代表認為，CSSCI來源期刊數量偏少，應增加到500種左右。但另有不少代表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應堅持必要的門檻，不能濫竽充數。當中國文科學術期刊整體的質量達到一定標準的時候，在堅持標準的前提下，可以適度增加一些。有的代表建議調整篩選周期，變一年一次為2～3年一次，以減少期刊社的壓力，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在篩選時，還應適當考慮各類期刊的比例、期刊的學科覆蓋面及小語種期刊、黨校期刊、地方綜合性社科類期刊等特殊性。希望CSSCI以適當方式將影響因子等排名信息及時通報各期刊，以有利于期刊社了解自己處在什么位置，明確努力方向。
4.自引、實引（注出出處、頁碼）、期刊半衰期等指標的含義
自我引用簡稱“自引”(Self-citation)，是指著者（包括個人著者、團體著者、期刊、學科、地域和國家等）引用自己已發表的論著或與他人合著的論著。正常的自引可以考察各國、各地域、各學科、各期刊、各著者的研究連續性、積累性和研究水平，但人為過度自引則仍是失范行為。許多代表認為，應善于區分合理自引與過度自引、合理互相引用與惡性互惠引用?？梢詫⒑侠淼淖砸试O置一個權重，或規定一定的比例，不能將自引等一刀切。CSSCI代表提出，可用期刊他引影響因子、期刊相對影響、期刊的開放度、期刊的影響面等指標解決合理自引、合理互相引用、特殊半衰期等問題。所謂實引，是指一定要在正文中標注，并在文后參考文獻或文獻注釋中標出具體出處或頁碼。實引可以防止論文中的偽引。一些代表還提出了區分正面引用與負面引用、觀點引用與材料引用對于學術評價的意義問題。
5.編輯、著錄規范及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異同
大多數代表認為，期刊編輯、著錄等形式規范，已有國家標準的，可先遵守國家標準；國家標準沒有涉及或規定不妥的，可以提出修改建議或彌補辦法。目前突出的問題是國家標準《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新聞出版署頒布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試行）》和《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范（修訂版）》沒有考慮到文科論文引用文獻類型的廣泛性和復雜性，且某些規定又過繁過細，沒有以學術研究為本。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哪些內容可以合并，哪些不能是關鍵所在。一些代表認為，在新規定正式出臺之前，應該允許各個期刊雜志用不同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代表對參考文獻的標點符號、責任者、著作方式、文獻類型與文獻載體類型標識、版本、轉引、網上資源等著錄問題進行了詳盡探討。一些代表建議，南大以及其他有關大學，是否能夠在一起研究一個大家認可的規范，在細節上做一些寬容，不要產生技術上的難題就可以。CSSCI代表認為，以《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為樣本，發動廣大學人、編輯等充分討論，使其不斷完善，最終制定出一個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中文習慣，文、理科都適用的規范框架。在通用規范框架下，制定出文科的規范，爾后文科各學科再根據本學科的特點制定出具體細則。只有和而不同，既考慮普遍性，又突出特殊性，既有總體要求，又富有彈性，既有科學合理性，又有簡單明了性，這樣的規范才能便于理解和執行。
6.CSSCI全文數據庫的建設
【摘要題】期刊工作
【關鍵詞】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屬性/學術屬性
【正文】
伴隨中國出版業市場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臨生存與發展的抉擇。在中國強大的期刊陣容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否也應進入市場？是否也應絕對“斷”掉“皇糧”，在商海里“自謀生路”？類似問題一直為學術界、期刊界專家、同人所關注。從宏觀上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屬于出版物范疇，屬于文化產品之列。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出版物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僅具有產品屬性、商品屬性，而且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更為重要。兩者相權，后者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原屬性。確切地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特殊的產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遠遠高于其產品和商品屬性。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定位應首先是學術和知識，其次才是產品和商品；學術和知識屬性才最能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質的規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無疑都是作者、編輯及其相關人員勞動的物化成果，是高層次勞動的結晶。從生產活動角度看，期刊一定是產品。但這種產品與一般社會生產的產品，以及普通文化產品又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簡單地從產品的角度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屬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承載知識——尤其是新知識；承載著學術思想——許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維，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維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識屬性、學術屬性，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傳播和思想轉達，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也應無可爭議地強調這兩種屬性均為知識、學術屬性所決定，即，產品與商品屬性是派生的，它離開知識與學術的價值屬性便是“無”，離開了知識和學術屬性，單純的、純粹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即使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也只能以知識和學術為定語：知識—學術產品、知識—學術商品。或者說，在當下文化產業如火如荼的時代，我們必須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非商品化屬性加以特別強調。
從一般意義上講，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并不具備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商品的某些屬性，如高風險性和高收益性。雖然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檢驗標準也離不開“消費者”——廣大專業人員構成的讀者群體，但這個群體有別于大眾化娛樂的消費群體，更體現一種“相對概念”[1](P213)。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市場占有率是相對的，永遠不可能像娛樂文化期刊那樣，通過發行量體現自己的優勢和價值。某些時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學術質量上乘的學術期刊與訂數、讀者數量并不成正比。所以，從讀者群體、市場占有率，或從純商品、產品的角度認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屬性問題難免以偏概全。這也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消費的規律之區別的本質所在。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學術交流與展示平臺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皩W術平臺”提供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實際上是在另一個角度凸顯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眾所周知，知識和學術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觀點的碰撞，“知識交流所帶來的另外一大好處是知識創新的規模效應?！R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發展與壯大。……富有意義的知識交流會造成新的交流結構和交流網，會進一步促進知識的創新，使知識在交流中不斷地發展壯大?！盵1](P204)因此，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學術交流、知識交融中所獲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兩種比較明顯的社會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識和學術含量；其二，傳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識、思想、理念。這些知識、思想、理念對于社會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絕非可有可無，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促進作用毋庸贅言。
毫無疑問，過分強調出版物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必然會消解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業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實在是微乎其微。從市場和市場經濟的視角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產品，也是商品。但必須注意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是知識屬性、學術屬性突出的產品和商品；或者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非常強的文化產品、文化商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勢必要消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自身的真實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僅僅從商品、產品的視角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定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啻為南轅北轍。假如和對待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將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推向市場，以市場經濟和價值規律對它進行檢驗，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市場化，顯然是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的否定。
我們還應看到，關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必須注意知識經濟時代的宏觀背景。知識經濟時代提升了知識的地位，昭示了知識的重要性。也有人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強化了知識的商品屬性。應當說，從宏觀意義上看，這一觀點并無不妥，但真要拿這樣一個“標尺”度量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則應另當別論。
市場經濟體制建構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社會生產的直接作用，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會的繁榮與進步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的推動，也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支撐。對于社會來說，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強調和強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同時，社會科學的地位也應隨之提升，這才是科學繁榮的標志。無論市場經濟多么發達，無論怎樣強調期刊的產品、商品屬性，均不應以抵消、銷蝕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為代價。相反，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恰是強化其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應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質層面的支持，使其獲得保障后的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得以盡情展示、綻放。盡管市場經濟對于國人來說已不再陌生，但市場經濟越發達，新的問題越多，越是需要學術理論研究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間接轉化為決策依據、實踐依據，越需要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突出知識和學術屬性。
二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是其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這里所說的知識屬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識傳播與傳授，而是凸顯著原創和創新思想，彰顯的是各階層作者的理性思索。這樣，強調對知識和學術屬性的強化，終極目的是為了向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在許多情況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刊載的文章不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不可能直接服務于經濟建設。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追求理論上的戰略性、前瞻性問題和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對經濟建設、經濟活動的指導作用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理論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先導作用，解釋和闡釋了理論不是“務虛”，而是從更深層次上對現實進行理性關注；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是人類生產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實踐活動不斷完善的重要環節。歷史和社會實踐證明，人類社會的每一次生產力的飛躍變革，每一次制度變遷，都是思想解放、學術理論推動的結果。最為生動的事例當屬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關于理論研究的原創性、學術性、探索性和時代性作用，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相當多的時候是直接的、顯性的，絕非間接的、隱性的。比如，早在上個世紀末，一些學術期刊就陸續刊載各類文章，指出美國在冷戰后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重點之一，是英語文化的控制權——語境霸權。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不僅變成了現實問題，更引起了比較廣泛的社會關注。類似事例屢見不鮮，可謂俯拾即是。這說明，理論研究的先導性、超前性是值得我們發揚光大的基本精神，而這種基本精神落到實處更要依靠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來傳承，也是引領學術風范的具體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能夠自覺追蹤學術、理論熱點，對社會和生活的貢獻也無從談起。如同各社會階層的人群有不同的社會需求一樣，文化精神產品也應關注不同文化層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滿足的是從事專門領域專業研究人員的需求，以及專業領域內專家和專業人員的科學研究需求，屬于高精尖性質的精神文化產品。故此，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使在知識經濟的大潮中，依然須臾離不開自身的知識和學術屬性。這兩種屬性凸顯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屬性。
市場經濟的建構與繁榮的確需要自然科學的支撐，也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把握。對科學精神的強調，亦離不開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社會進步的兩大支柱。雖然我們沒有充分理由來論證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承擔著弘揚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擔著相當重要的使命。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許多問題的產生并不是自然科學精神不足，反到是我們對人文精神弘揚得不夠所致。事實告訴人們，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使是在發達市場經濟的社會背景下，依然存在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而不應人為壓縮這一空間。
[page_break]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主要側重的是基礎理論研究，屬于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知識經濟時代的確凸顯了知識的商品屬性，但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尚不具備消費的功用。所以，有學者指出：“基礎知識以及科學理論尚不能在生產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為商品來買賣?！盵1](P211)無疑，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屬于這類不能買賣的特殊商品。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非同一般文化產品、商品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也是由社會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會分工來完成的?，F代社會無論怎樣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對社會生活、經濟建設產生指導作用。
在我們認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以及商品屬性的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就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價值及其實現途徑。和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也具有“認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2]。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屬于一般文化產品，也不能簡單地從這三個“價值”層面解讀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內在價值。除了這三項價值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至少還應突出文化價值、知識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當然，這三方面的價值絕大多數文化產品也具備，只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更為明顯、更搶眼球。也就是說，當人們關注文化產品的認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文化價值、知識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及其厚重的意義更加重要。文化、知識、思想只有傳播才能更充分體現其價值所在。因此，后三項價值又與交換價值相輔相成。
產品、商品的價值實現的基本途徑之一是交換。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思想、文化、知識的載體，在交換層面與一般文化產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異。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交換的目的是傳達、轉達思想、文化、知識，其終極目的是為了擴充人類知識和學術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現實目的，則是承載、貯存人類通過思維、思想勞動而創造出來的新知識、新思想、新觀念，為社會提供新的知識內容。強調市場經濟在社會生活中主體作用時，也不要忘記我們正處于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除了提升了知識的地位外，還使信息和知識成為了重要的資源。人們認識、獲得這種資源，并使之發生轉化，才能使知識、信息發揮作用。當然，在人們接觸、獲得知識、信息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是傳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傳播知識、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并且總是以傳播新的知識、思想觀念等為主導，為先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刊載文章的內容絕大多數不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直接服務于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絕大多數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無法實現市場化，甚至很難接受市場的檢驗，固守學術田園，強化知識屬性、學術屬性也許不能說是唯一選擇，但至少不具備市場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個最簡單的事例是，讓每一家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都自負盈虧，肯定是不現實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的終極目標是提升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供的將是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產品，以其理論關懷，促進人們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和層次的提升。這既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職責。當社會需要各種層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為核心內容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國家與社會繁榮與否的晴雨表并不僅僅表現在工農業生產和GDP的發展狀況上，還相應地表現為文化與學術的繁榮程度上。經濟強國往往也是文化大國的事實，毋庸進一步論證。文化繁榮與否不能僅僅依據某一部電視劇的收視率與某部“賀歲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場需求的娛樂活動的虛假繁榮來做出判斷。因為這些只是文化的淺層表象，絕非深層次的精髓。社會發展進步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推動，同樣離不開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勤奮思索；離不開廣大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不斷推陳出新與增大“精髓”的含量。對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來說，為廣大理論工作者提供一塊創新和闡揚自己成果的園地，無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會經濟越發達繁榮，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越需要強化知識和學術屬性，越是要固守知識和學術田園。
涉及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與社會、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有必要探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社會批判功能和意識。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以弘揚正確的思想觀念、主流意識形態為己任，但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這一切都建立在對舊的陳腐觀念、思想認識誤區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礎之上。學術界有人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及其學術研究應密切聯系社會生活實際。其實，對這一問題應從不同的側面進行闡釋，加以理解。根據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學術、知識屬性，我們有理由認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時代更應強化批判意識和社會批判功能，并據此整合思想文化資源，批判、矯正思想認識上的種種誤區，幫助人們澄清思想意識領域內的種種模糊認識，明確先進科學理念，為市場經濟以及各項經濟建設活動提供方法論層面的思想學術成果等等，這不僅體現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真價值，而且體現了對現實社會生活的真實關懷。網絡時代，各種名目的思想、思潮、觀念層出不窮，其中不乏錯誤的、消極的、危害國家和文化的東西。如何增強人們理論上的鑒別力，作為“學術人”義不容辭。因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思想文化領域內高層次的、深刻的批判與“辨偽”是任何一種文化產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們在強調人的科學素質的同時，更要強調人的人文素質；在培養科學思維的同時，也應當培養人文思維。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但離開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學的思維，我們的科學思維也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是呼喚廣大理論工作者從深層次上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生活，越是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識和學術要求。因此，強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進入市場，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最佳選擇。
我們沒有理由絕對地拒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和商品屬性。既然認同其產品、商品屬性存在，那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期刊的效益應由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部分構成。相當數量的期刊實現了兩個效益，故此，其產品屬性和商品屬性是比較明顯的，所謂“雙贏”的特點是鮮明的。但如果簡單地以籠統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則需要另當別論。就經濟效益而言，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投入與產出難成比例，因為在流通領域——實現經濟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可能有較多的市場份額和經濟、貨幣上的回報，價值規律的作用相對弱小，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消費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體，因此，追求社會效益必然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選擇。從前，涉及社會效益時，“虛論”較多，一旦具體分析這種效益的獲得時，同樣離不開消費者，或者說脫離了消費環節的任何效益都是虛無的。因為，不論強調產品、商品屬性，還是強調知識和學術屬性，假如期刊刊載內容——高層次腦力勞動的精神產品不能滿足消費者——特定文化水準群體的讀者的精神文化、學術需求，不對社會文化事業有所貢獻，那么同樣不可能獲得社會效益。這便是同屬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歡迎，有些則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們淡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的同時，必須強化其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以通過知識、學術屬性獲得人們認可的社會效益。
總之，如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能像“”那樣絕對地“聽命于政治”一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也無法絕對地受制于經濟杠桿。這是歷史的經驗教訓，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的深刻教訓之一。無論市場經濟怎樣發展，無論價值規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對社會、人生進行深層次理性思索總是“進行時”。我們認為，從本質屬性上認識到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非商品、非產品屬性，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弘揚知識和學術屬性的基本前提。簡單地以產品和商品屬性規定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難免流于粗陋，勢必影響到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進步。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