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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閩南文化研究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論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民俗文化資源。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民俗文化開發的市場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其中從經濟學、人類學等方面，對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研究狀況作了總結，可資參考。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交通的便捷和人們生活消費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俗文化發生濃厚的興趣，客觀上在促進民俗旅游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將其推向了市場化的境地。與此同時，對以豐富的民俗資源著稱的云南進行有關市場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內容涉及經濟學、人類學等多方面，現將其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一、國內的研究狀況綜述
(一)文獻典籍中的記載
民俗文化市場化是經濟進步和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故國內早期專門研究民俗文化市場化的著作幾乎沒有，但關注商品市場與民俗文化之間關系的觀念中國早已有之。從歷史典籍記載進程來看，《莊子·逍遙游》記載:“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用“章甫”(帽子)這個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場上無法流通的事例，記載民俗與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辟“貨殖列傳”專欄，以區域性民俗特點作為該傳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產概括為山東、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區，然后結合各地的民俗來闡述當時的商業活動規律，認為古代風土人情對區域貿易的影響很大。潘雄先生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如果經濟民俗學或民俗經濟學能正式成為一門應用科學的話，那么這一學科的先驅者應該是中國的司馬遷。此后的《風俗通義》、《荊楚歲時記》等文獻也對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開論述，但未見將民俗文化與市場相結合進行敘述的內容。
(二)經濟學角度的研究
目前，關于民俗文化市場化有系統研究的成果甚少，從可以查閱到的資料來看，專著類的成果有:何學威所著的《經濟民俗學》，圍繞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開，闡釋經濟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產業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從經濟開發角度系統地研究民俗文化，將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掛鉤。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的關系實質為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相輔相成，作者提出以經濟騰飛帶動民族民俗文化發展，以傳統民俗文化的發揚光大促進經濟繁榮的觀點。該著對民俗文化在經濟的沖擊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沒有做深人地探討與分析。論文類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業貿易中的重要性)(載于張紫晨選編《民俗調查與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該文作者運用對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國民俗與貿易之間關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記載，見于《莊子》與《史記》，同時與馬林諾斯基的“庫拉”制度研究作對比分析，以實例論證的方式，闡釋了民俗在商業貿易中的巨大作用:作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商人來說，只有翔實具體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獲利與成功。該文只是著重論述民俗在商業化中的重要作用，對市場化給民俗事象帶來的影響沒有涉及。
(三)人類學角度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旅游經濟正式納人國民經濟計劃，作為旅游資源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資源隨著旅游文化的發展，漸漸走向產業化道路。目前，真正對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的研究，也著重從民俗旅游和產業化角度進行研究與分析。
從民俗旅游角度對文化資源開發進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較多。王德剛的《民俗旅游開發模式研究—基于實踐的民俗資源開發利用模式探討》(載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過對民俗旅游發展經驗研究，總結出了民俗旅游開發的六種模式:品牌經營模式、社區一歷史(傳統)街區模式、鄉村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主題公園模式、節慶活動模式。同喜琴的《論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與防治)(載于《貴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闡述了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過于關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導致民俗文化精神內核的喪失;偽民俗大量涌現，破壞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諧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對民俗旅游本真性影響研究》(載于《商場現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著力探討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內涵，并力圖尋求二者之間的內在張力，提出解決的建議，以獲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徐贛麗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傾向及其影響》(載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歡，黃遠水的《解讀民俗旅游本真性與商品化的內在張力》(載于《哈爾濱學院學報)，2002年第11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載于《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對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作了探討與研究。
從產業開發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學威的《民俗文化產業與振興民族經濟》，(載于《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當作一種隱藏在人民生活與思想中的象征符號，研究民俗文化產業在振興民族經濟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繼為，呂桂蘭的《試論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相互融合》(載于《河北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主要論述了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民俗文化的生命力與市場經濟的生長點的問題。此外，張來芳的《民俗文化產業化的構想》(《江西社會科學》，200()年第5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論文都相應分析了民俗文化產業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可實踐性。
(二)國外的研究狀況綜述
國外旅游產業發展較早，對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研究的論著也較多，美國旅游人類學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對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給予了較多的關注。他認為，文化旅游的開展必然帶來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來進行包裝，就會帶來極大的消極意義，因為這實際上“剝奪了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剝奪了構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實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臺化和戲劇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對民俗文化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將民俗事項商品化，提倡對文化的市場持一種理性的態度。但是，也有學者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類學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認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使其真實性喪失的說法是不貼切和荒謬的。一種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隨時被接受為是真實的，哪怕僅僅只是市場化了的真實，同時這種商品還會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賦予的深厚內涵，成為更具吸引力和市場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經濟效益帶來的資金支撐，又反過來使文化產品的生產更加完善和進步，進而促進民俗文化的推廣和發展。
此外，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現代旅游規模的日益擴大，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程度也不斷加深，由此而帶來旅游開發對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越發引起學者的關注。這些負面影響大多發生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涉及到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問題，成為20世紀70年代學術界最感興趣的領域。隨著民俗旅游商品化傾向的日益嚴重，國外很多學者開始在“真實性”和“舞臺性”兩方面展開了研究，試圖尋找民俗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出路。在這方面，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就是馬康納(MaCannel)的“舞臺真實”理論，較系統的探討了關于旅游景觀系統的六種舞臺類型。國內對民俗文化市場化的境遇研究，較少有比較系統論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雖然有一定數量的文章談及民俗文化的市場化，但是對于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實例探討的文章并不多，在筆者涉獵的文獻中尚未發現從市場化境遇角度出發來研究云南民俗文化發展的專題性論著。
關鍵詞：認同危機；越南和中國民間畫；異同
2016年1月17日一些文化活動家在越南美術博物館舉行了“一起來探究和創造年畫”的項目，其中包括下列活動：了解年畫并親手印刷或繪制年畫、猜關于年畫的謎語。除了讓年輕人意識到年畫的價值與意義之外，在活動中，還有幾個問題需要解答：越南年畫是否起源于中國？越南年畫是否與中國年畫相同？從這些主觀性的問題出發，本人會按照文化認同危機論將越南和中國民間畫之間的異同進行比較，從而了解兩國的文化交流過程以及越南民間畫的特色――不能與其他民族混淆在一起的民族傳統文化之美。
1 認同危機論
1.1 術語“認同”
認同（Identity）屬于當代哲學的范疇，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盛行。愛利克?埃里克森，一位猶太心理學家以創造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術語而著名。通過自己的生活體驗，自我心理學家（ego psychologist）愛利克?埃里克森發現了社會與自然中的普遍現象，就是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Identity的概念：今日英語中的identity源自idem，原意是多次重復。這也是哲學中的identity跟兩種事物完全相同的現象有關系的原因。Identity屬于外觀的范疇，能通過直覺來識別的。
1.2 文化認同危機
一個出自《莊子?秋水》的故事，“戰國時期，一個燕國人聽說趙國邯鄲人走姿很漂亮，便來到邯鄲學習邯鄲人走路。未得其能，又忘記自己的走姿，最后爬著回到了燕國”。這就是成語“邯鄲學步”的典故。故事雖然有些夸張，但其中的憂慮卻是真實的。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中，也存在跟故事里燕國人一樣的現象和人物。比如在2010年，越南也興起了過年掛燈籠的潮流，連最純樸的鄉村也跟上了這個潮流。燈籠上寫的都是漢字：恭喜發財、吉祥如意、大吉大利等等，而沒見到任何一個越南字詞。Indentity的首要問題就是：“人們如何把我認出來？我是什么樣子的？”在原始社會，這問題似乎很簡單。但在全球商業化背景的當下，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價值正在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2 越南和中國民間畫之間的異同
民間畫源自西方的語folklore，指的是勞動人民賀年的年畫。其主要主題是祭祀與祝福，同時也反映日常生活和流傳于民間的文化作品。表達方式是用筆畫和色彩在紙上構建形象。
2.1 題材
許多越南民間畫研究者已就其分為不同的題材，但這里為了便于跟中國民間畫對比，本人將其大概分成以下四方面：
（1）祀畫。在東湖、鼓行街、金黃、生村等越南民間畫之鄉繪制出的畫中，祀畫占了很大比例。我們在許多祠堂、廟宇、寺院中都能看到印著驅魔符和祀畫的木板。這也是越南與中國民間畫在題材和功能方面的共同點。首先是守門將的畫，畫了兩位穿著武服、攜帶武器，嚴肅站立的人，名為《武丁》和《天乙》（圖1）。《武丁》與《天乙》也可以視為中國《門神》（圖2）畫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但在越南，這種畫的表現更為概括和簡約，沒那么兇狠。畫一般貼在家的正門上。走過了家的院子，進屋之前會看到貼在門上的畫，名為“進財”和“進祿”。畫上的神靈穿著文官服，是主人希望自家康泰昌盛的表示，這也可以說是門神的另一種。除此之外，人們還在門上貼著兩幅公雞畫，畫上寫著“迎春大吉”四個大字，也是用來祈福和辟邪的。這畫和其他公雞畫都與中國的“開市大吉”類似。進屋之后，墻上或重要位置上一般貼著《紫微鎮宅-玄壇鎮門》之畫：一位騎獅子手拿八卦，一位騎老虎手拿劍，有時候兩位都在一幅畫中，中間是八卦圖。此題材在中國民間畫中較為普遍。每位神靈被畫在單獨一幅畫，屬于三教圖的種類。灶神、土公、先師位之畫也受到平民家庭的敬重，是主人希望得到諸位神靈保護的表示。中國人對這些神靈也極其尊敬并以繪畫形式來表現。對于越南平民，這些神靈已經成了傳說之神，有了相關的童話故事和典故。其中，灶神畫中有兩男神一女神；土公畫中是一對老夫婦；先師畫中卻只有一位男神。主人的愿望也在畫兩邊的對聯上得以體現。如《先師降福-大道生財》或《日日享榮華-年年增富貴》。除了擬人化的神以外，還有一些動物形狀的神靈，其中又以虎神最具特色。鼓行街民間畫中的五虎與灰虎畫在許多神殿出現，并受到神靈崇拜者的深厚信賴，就如他們辟邪驅鬼的神符一樣。在中國民間畫中，老虎沒有麒麟出現的頻率高，但也是一位重要的神靈，并在一些畫作里出現，如《五虎》、《白虎》、鎮宅神靈。
（2）祝福畫。越南民間畫通常把這種畫俗稱為“雞豬畫”，從這一點就能看出雞在勞動人民的生活中有多么重要。畫中的公雞是驅魔的標志，代表驅散黑暗的太陽。此外，這畫還是人生五德文武勇仁信的表征，更是繁榮興旺的跡象，因此能代表新年的祝福。中國民間畫有《開市-大吉》的祝愿，越南最美好的就是《榮華》與《大吉》雞畫、還有雌雄雞畫及其“夫妻同心，子孫滿堂，家業興旺”的祝愿。《子孫滿堂》確實是越南與中國古人的共同愿望，因此兩國民間畫中的小孩形象占較多的比例。在這題材里，雖然表達形式不同，但寄托在字詞中的意義卻是相同：《桃獻千春》的小孩與桃子、《榴開百子》的小孩與石榴、《連生貴子》的小孩與蓮花等皆為普遍的主題?！稑s花》中抱著小雞、《富貴》中抱著鴨子或烏龜、小魚等的小孩都表示了人民的夢想。鼓行街的《七童》（圖3）畫也是中國民間畫《五子奪蓮》（圖4）的另一種表現?！蹲訉O萬代》的題材也是畫好者所寄托的希望。鼓行街藝人的《陸合同春》畫與中國的《九九消寒圖》雖然名稱不同，但題材的意圖和表現方式卻是相似。即都以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安排畫中的人和物的位置，從而表明促進實物發展的陰陽規律。另一種祝賀的對象是老年人。鼓行街民間畫也有福祿壽三星題材的大幅畫。中國藝人對此題材也用畫作來表達，主要仔細描寫他們享受祖宗之福、君王之祿和上天之壽。兩國藝人還利用漢字的方塊性質來將福-祿-壽如畫書寫，畫中布局緊密并以花草點綴。
（3）生活畫。在日常生活中，中越兩國的文化因素存在一些相同點，這也使得兩國民間畫有許多共同的題材。首先是有關春節的畫作。春乃萬物生之時，人們不管吃喝還是玩樂都要開開心心的。龍舞、獅舞等春節游戲也在兩國的民間畫中出現。東胡民間畫有一對《迎龍-奉麟》之畫，兩幅畫左右平行貼，而中國民間畫將這兩個情景融合在橫向的一幅畫中。兩國農歷都是干支歷，以十二生肖為十二年的象征，順序排列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越南的卯是貓）、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順華生村民間畫有特寫每個生肖的小幅畫，而中國民間畫卻把十二生肖合在一起，讓賞畫人能看日期和出行方向的吉兇。一年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在此基礎上，越南與中國的民間畫藝人創造了四季畫，每個季節選出一種典型的花：春季的桃花、夏季的蓮花、秋季的、冬季的玫瑰花。鼓行街畫有許多不同的四季畫，最為普遍的是每種花跟一種動物搭配在一起。如：桃花-孔雀、蓮花-鴨子、-蝴蝶、玫瑰-雞，每個季節畫在豎向的長紙上。而中國畫中，以《四季平安》畫中的四季為例，每個季節有一個小孩手拿著一籃花（桃花或玫瑰）或是抱著一瓶花（蓮花或）。小孩們穿著美美的衣服漂亮可愛，滿臉堆笑，是對平安生活的希望。就連兩國民間文學中如“老鼠榮歸拜祖”的寓言故事也成為年畫的題材。中國民間畫的《老鼠娶親》（圖5）、《老鼠嫁女》、《貍貓山》跟越南民間畫的《老鼠榮歸拜祖》和《老鼠婚禮》（圖6）有共同的題材。只不過在文學中故事中，體現了老鼠受到貓的欺騙并被貓吃掉的悲傷；而在民間畫中，表現的是付出代價后的和睦相處，寓意是指社會中的行為處事。
2.2 關于技術方面
越南和中國民間畫都有一些畫社，每個畫社在表達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形成不同的風格以便研究者能認出每個畫社的作品。
中國著名的民間畫社中最為突出的是蘇州桃花塢和天津楊柳青。桃花塢的畫大部分畫線與顏色都是木版套印的，很少要手工彩繪。因此，畫中的色塊很簡練、清楚、色度統一。而楊柳青的畫卻偏于紙上的黑色線紋，顏色主要是手工彩繪。以礦物制造的套印顏色很少褪色；而手繪顏色卻是化學色料制造，顏色鮮艷但易淡化。印刷畫作畫線簡練，圍住各個色塊，是劃分色塊的線條；而手繪畫作線紋較粗，不連接，只是大概地劃分色塊以便藝人涂色。手繪時用的是毛筆，所以會有色度漸變，造成多層面的感覺。在尺寸方面，印刷畫作要使用許多塊套色版，每塊是一種顏色，一般尺寸為25cm×40cm；而手繪畫作主要用的是線版，顏色是手工填繪，所以畫的尺寸可以擴大，較為普遍的是60厘米×110厘米。
在越南，東胡民間畫的制作技術與桃花塢的相似，而鼓行街民間畫的制作技術與楊柳青的類似。由此，在制作方法上，越南畫派和中國畫派也有一些共同點。
除印制畫作與手繪畫作以外，越南與中國都有剪紙畫。但由于技術的特殊性，剪紙畫既不豐富多樣，也不大普遍。
2.3 關于造型方面
在紙上表達藝術思想時，越南與中國藝人在布局、光線、背景等方面上具有共同的想法。兩國的畫工都想讓自己的人物在明亮卻很陰涼的大自然中活動，讓畫中各種形象都很簡練，毫無陰影，沒有自然的反光。色塊之間的聯系都由著各個形象進行安排與配色。人物在紙上橫向排列，有時又堆疊在一起，形成上層下層，但一般不會彼此遮擋，一切都擺在賞畫人的眼前。
對于祀畫來說，作為主要人物的神與佛往往都在畫的中心并被放大。而次要人物，尤其是平民都被安排在畫的兩側并被縮小。這種畫風代表著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在祝福畫之類，蘋果、石榴、葫蘆、蓮花、硬幣、蝙蝠、小雞等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也經常被放大，以強調和夸張的手法來吸引賞畫人的注意，同時達到傳達主題的意圖。藝人不以遠近的固定觀察方式來塑造祝福畫、生活畫與文學――歷史圖示畫中的人物形象，而往往用“騎馬”或“飛鳥”的方式來描寫人物。所以，雖然主要人物在畫的中心，畫中所有人的比例還是要跟真實生活的相同，大小的差別微不足道。不過為了使裝飾性更突出，有時花果形象也被放大。而其他靜物，尤其是房屋卻被縮小。天與地幾乎沒有分別，也就是說畫中沒有地平線，若是有的話也被移到很高的地方。為了畫面對稱，各個形象一般在畫的兩半均勻分配。
兩國民間畫中的調色板中很少見灰色，一般都使用綠-紅、黑-白、紅-黃等成對互反色，在整個畫面散開，看起來鮮艷奪目。雖然畫的題材相似，作畫技術類似，在藝術規律上的看法相同，但每個國家的民間畫仍然具有獨特的民族特征，因此不難辨別。
至于作畫用紙，中國民間畫一般用的是用稻草制造的紙。這種紙柔軟并有吸水性，表面平滑，顏色大多為象牙黃。越南民間畫每個畫派反而選擇一種獨特的紙。東胡民間畫用的“Dó”紙，①紙上涂抹了貝殼粉，②以保證畫的色彩光亮和持久性；鼓行街民間畫從宣紙轉用白色的楮紙或報紙；金黃畫的紙卻是紅紙、紅條；生村畫用的紙與鼓行街畫的相同。總之，越南民間畫用紙較為豐富多樣。
在顏料方面，中國民間畫偏于使用化學色料，涂色時多用紅色，另外還有同步的木版套印。越南鼓行街畫也受了中國只用化學色料對主要色塊手工彩繪的影響。順華生村畫也使用化學色料，但只是點綴的畫線。較有特色的是東胡傳統畫，使用的都是竹葉炭、鵝卵石、藍靛葉、貝殼、槐花、蘇木、生銹的銅等源自大自然的色料，因此顏色深沉又耐用。
中國民間畫中的畫線大多細小、技藝精巧，許多色塊帶有粗畫，偏于細節。越南民間畫的鼓行街畫派也多用細小和卷曲的畫線，與中國民間畫的類似，但還是較為粗大。其他畫派畫線也有些粗，最為典型的是東胡畫派，畫線寬大又清楚，適度卷曲，看起來自由大方。
中國民間畫的造型已被總結為一套畫法，所有民間畫工都要遵守。最為典型的是楊柳青，幾乎所有人都能作畫，但都得嚴格遵守那些公式。從八種不同的畫筆使用方法到九種對景色、事物、動物、衣服、靜物，尤其是人（小孩、成人、文官、武將……）的描寫方法。連建筑也有十種不同的表達方式。正是因為民間畫規定了畫法，所以民間畫能代表著國家的智慧。然而，由于要嚴格遵守公式，所以不同畫作中年齡、性別、地位相同的人物樣貌仿佛相似。祀畫的神靈、祝福畫的小孩和少女、生活畫的貴族、神話畫的少女等總是有類似的相貌和身材。相反，越南民間畫沒有歸納過，每個藝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表達方式，并以自己的思路為藝術準則，所以能夠自由地創造。因此每個畫派在風格方面上具有相當的統一性，而在每一幅畫中卻有豐富多樣的具體表現。
中國民間畫的大畫社都在沿海地區，因此華南地區民間畫能夠通過許多不同的渠道（尤其是水路）進入越南，與越南的各個畫社交流。雖然兩國的民間畫互相有交換與發展，互相影響，但試著把兩國民間畫如《老鼠婚禮》《七童》《三星》《子孫萬代》《榴開百子》《桃獻千春》《門神》等同一題材的作品混在一起，仍然能夠辨別并加以區分。
3 對民間畫建設大概的認同
3.1 對文化價值的維護與發揮
民間畫是具有長久價值的藝術語言，促進了民族文化藝術的發展并成為國家的驕傲?？扇缃襁@些畫派卻在逐漸埋沒與失去。其原因可能是這種畫派難以滿足現代大眾的喜好，并且不能跟上社會、文化與經濟快速發展的步伐。在越南，金黃畫已經失傳，東胡村現在只剩下兩家還在制作。鼓行街的畫廠也都埋沒了，只剩下一些畫作收藏于各個博物館。生村還有四家畫廠，但制作出的畫已沒有以前的特征與本色。經濟發展以及文化交流是的傳統文化，其中包括民間畫，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許多研究者認為越南目前不僅經濟全球化，而且文化藝術也會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民間畫將何去何從？民間畫如何才能在融入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仍然能夠維護與發揮文化價值與本色？
“世上所有貴重的東西若丟失了我們還能找回來，唯獨文化價值是不可能。”[1]建造先進又有民族本色洋溢的越南文化并將其發展與維護，以及通過宣揚民間藝術畫作流傳下來的價值都不是在短暫的時間內能做到的。重視人力因素也是一種辦法，以文化主體的資格把人的生活活動跟社會與文化的環境連接起來。換句話說，應該把民間藝人視為活著的珍寶，他們具有創造與流傳民間藝術價值的潛在能力。
此外，我們也要注重對年輕人一代的教育，讓他們能夠深刻了解民族的文化歷史及文化藝術所表現的巨大價值。在市場經濟時代，我們應該把藝術，這里更具體的是民間畫當作貨物。依我看來，為了能夠發展并使這種畫更接近大眾，我們應該采取廣泛營銷的措施。如：參加展會、在便利且人口密集的地方出售、開畫廊展出、在紀念品商店出售等等。
3.2 從細節來認同本色
在“一起來探究和創造年畫”的項目中，年輕人除了參加印刷或繪制年畫活動，還根據歷代所流傳的圖案親手畫出充滿創造性的作品。與此同時，年輕人還提出一些問題，如：在如今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為何要使用燈籠、剪紙等中國的物品？為何要把本色這一因素放在第一位？就如越南民間畫也要在Dó紙上印刷，如此特殊的材料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見，因此只有Dó紙才能反映越南的靈魂。只有做到這些細節，我們才能維護具有越南民間特征的畫派。
4 結語
縱觀越南與中國民間畫的起源以及兩國民間畫派之間在歷史上的交流與發展的過程，我們能夠看出：雖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從而形成每個民族的創新風格與特征，但它們之間也存在許多形式與內容上的共同點。今后的年輕一代需要探究、維護并且發揮歷代人民流傳的價值，更為需要的是有選擇性地交流以便吸收人類文化的精髓，讓民族的傳統之美日益精致與穩固。
注釋：①Dó紙是按照越南一些工藝村世代相傳的手工技藝，由越南鼠皮樹制成的一種紙。
②制造畫紙時，人們把櫛孔扇貝的外殼磨成粉并加入漿糊（糯米粉）然后涂抹在畫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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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開幕式上，貴州民族大學校長張學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學校長趙心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張昌東先生分別致辭。張學立首先代表貴州民族大學向與會代表表示熱烈歡迎，并就論壇召開給貴州民族大學相關學科發展帶來的推動意義進行了闡述。趙心愚在致辭中強調，中國民族研究西南論壇已經成為我國民族學人類學界共謀學科理論發展，共同推動學術服務社會現實的一個開放性學術平臺。張昌東指出，本次論壇從區域、社會與文化角度來探討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建構與田野方法，對深化當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另外，中央民族大學楊圣敏教授作了題為“學科興衰的原因”的主旨報告。報告以我國著名民族學家聞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會議記錄為例，回顧并反思了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開幕式由貴州民族大學副校長楊昌儒教授主持。研討會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1.關于民族學與人類學理論與對話。武漢大學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闡述了“主體民族志”的新概念?！爸黧w民族志”以對人類前途的終極關懷為目的，是目的論意義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學瞿明安教授從其主持編寫的《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討論了中國民族學西部學派的問題。重慶大學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溝旅游業為例，反思了旅游人類學的發展。大連民族學院李鴻教授研究了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探討了推進民族地區文化科技創新的基本路徑。貴州大學納日碧力戈教授從西江苗族喪葬儀式的元話語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號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羅紅光研究員以大瑤山瑤族的親屬制度與“族內婚”為案例，討論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關系問題?！睹褡逖芯俊肪庉嫴縿⒑┦繉Χ鸷骵thnohistory（歷史人類學）在美國學界的表現作了翔實的歷史考察，為研究西方歷史人類學的興起提供了新的視角。
2.關于“藏彝走廊”與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學趙心愚教授探討了《南詔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認為南詔立此碑是在為閣羅鳳歌功頌德，同時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繼續維持與吐蕃結盟而與唐保持對立的政治態度。四川大學石碩教授論述了新時期藏彝走廊研究對認識西南民族格局的啟示與意義。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曉文研究員以藏彝走廊一個人口較少的族群“多續人”為研究對象，指出“多續人”的藏族身份認同是具有歷史淵源的。云南財經大學陳剛教授以瀘沽湖地區落水村為例，討論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與民族飲食文化的變遷。西南民族大學郎維偉教授通過對那曲村落社會的調查，分析了藏北牧民傳統畜牧生計方式的轉變。云南農業大學秦瑩教授就云南藏區維穩建設中比較突出的一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建議。大學平措教授以《格薩爾》為例，從語言學角度研究了藏語中的模擬詞。
3.關于民族認同與宗教。四川大學張澤洪教授介紹了其對西南少數民族《指路經》研究的部分成果，認為《指路經》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嶺走廊遷徙的真實歷史。中央民族大學邢莉教授討論了民族民間節日的價值體系與保護問題。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楊福泉教授以東巴教“還樹債”儀式和同名口誦經為對象，研究少數民族文字經書與口誦經之間的關系。云南大學高志英教授通過對傈僳族以王驥崇拜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儀式的考查，探討其多重認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及其動因。廈門大學王平副教授以甘肅臨夏八坊回族聚居區為個案，分析了城鎮回族聚居區傳統與現代社區的互動與整合。西南民族大學李玉琴教授對安多藏區山神信仰進行了考察，探討了山神崇拜所呈現的人與自然、社會、神靈、宗教之間的關系。
4.關于民族地區的流動人口與中國的民族識別。中央民族大學潘蛟教授討論的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問題，分析了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多態性”的成因；樸光星副教授基于對朝鮮族城市化進程的考察，探討了“壓縮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體的“離散危機”與“重構運動”；張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崍市油榨鄉直臺村移民問題；關凱副教授作了題為《制度與理性的選擇：不流動的草原牧民》的發言，關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動問題。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從社會性別視角研究了民族識別問題，認為民族國家的民族識別工程實質上是歸屬政治的建構，歸屬的性別政治重新確定了少數民族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西南民族大學秦和平教授通過對云南“民族識別”工作的再認識，指出56個民族的來歷并非源于民族識別。海南師范大學王獻軍教授將貴州黎族與海南黎族進行了對比。
5.關于民族走廊與貴州民族研究。中國人民大學趙旭東教授探討了道路與族群關系的一體多元問題。中央民族大學楊筑慧教授從環境人類學視角探討了西南民族糯文化變遷的政策因素。貴州民族大學陳玉平教授將國家通道的路線與儺文化傳播的路徑聯系在一起進行了思考。吉首大學羅康隆教授以貴州黎平黃崗村為田野點，討論了國家控制與地方互動中的普適性規律。華東師范大學徐贛麗教授從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區養老生活幸福指數高的表現和原因。廣東民族宗教研究院陳曉毅研究員重點探討了西南民族地區都市外來少數民族的文化適應問題。
閩南童謠教材是富有閩南特色的適合幼兒特點的童謠教育素材。本文所闡述的閩南童謠教材是根據幼兒年齡特點和實際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閩南傳統文化中的閩南方言童謠，對其進行整理、改編、配曲、游戲設計（包括游戲情節、玩法、規則等的制定），有目的、有計劃地在幼兒園開展閩南童謠音樂活動。同時根據幼兒園一日生活中各環節內容、時間、具體情況需要開展不同類型的閩南童謠音樂活動，驗證童謠內容、玩法的可行性，進一步完善童謠內容和玩法，豐富幼兒園音樂活動類型及活動內容，進而推進幼兒園課程發展，創造性地開發、使用童謠教材。
二、選擇閩南童謠作為教材的依據和動機
（一）理論依據
福建省文化廳在《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規劃綱要》中指出：“繼續完善鄉土教材編寫，在學校進行普及型教育。在幼兒園推行閩南童謠和游藝教學；小學開設方言、傳統藝術、傳統技藝課程；初、高中開設閩南民俗、鄉土文化等文化課?！遍}南方言童謠是闡述鄉土文化的象征性素材之一，是閩南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設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過程中，我們更應充分挖掘和利用閩南方言童謠，通過閩南童謠教學促進幼兒的身心健康發展。
（二）閩南童謠的藝術教育價值
1.閩南童謠是伴隨兒童童年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而民間流傳下來的童謠更能激發幼兒豐富的想象力。如《古古古，鯉魚娶查某》：“古古古，鯉魚娶查某，龜擔燈，鱉拍鼓，水雞扛橋目吐吐……”就將好幾種動物串在一起，或具體，或虛構，形態各異，足以令孩子們浮想聯翩。
2.閩南童謠素材來自生活，源于民間。許多閩南童謠里將山水、樹木、房屋、動物、氣候等融為一體，或描述幼兒游戲，或刻畫年節喜慶活動，或表現田園風光、農家生活，充分體現了與大自然的互動、融洽、和諧，對于幼兒成長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細品閩南童謠，其內容均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方式詼諧幽默、生動活潑。如童謠《不識字文字真是慘》：“不識字文字真是慘，親像青瞑欠人牽，有人寫批來給咱，央人看批人嫌沒閑?！边@首童謠不但有其獨特的韻律美，還蘊含著生活情景、做人道理、簡單哲理等。
3.閩南童謠描繪了閩南地方風俗民情，是閩南文化的一筆寶貴財富。它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多數童謠句式整齊、韻律明顯，在語言組織上及方言表達上具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不僅讓幼兒領悟童謠的作品風格、藝術特征和閩南方言深厚的文化底蘊，還傳承和弘揚了民族、民間的文化。如描述閩南傳統節日的童謠《正月點燈紅》和《燒肉粽》就是讓幼兒通過欣賞、表演、感受童謠的同時，了解家鄉、祖國傳統的文化以及民族的不同特色，感受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只要閩南人生活中涉及的內容，都有可能出現在閩南童謠中，它具有濃厚的民族情感與鄉土氣息。
4.閩南童謠雖然來源于生活，與幼兒的生活密切相關，但并不是所有的閩南童謠都適合幼兒，關鍵在于童謠作品的藝術形象要鮮明、生動，所描寫的內容應是幼兒生活中比較熟悉和興趣的事物，這樣更能激發幼兒的好奇心，喚起他們欣賞的興趣，充分發揮幼兒的聯想和想象。因此，我們決定對《閩南童謠教材的選擇和創編》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以閩南童謠為載體，以多種形式的音樂活動為背景，選擇和創編適合幼兒年齡特點和發展需要的童謠教材，進一步提高幼兒對音樂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現力，培養幼兒對閩南童謠活動的興趣，有力地推進閩南文化的傳承和發揚。
三、選擇和創編閩南童謠教材的原則
當我們通過各種途徑收集到豐富多樣的閩南童謠后，首先對閩南語童謠進行篩選和改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后再對它們進行配曲。在教學中，我們主要為童謠配上流暢、樸實的旋律，將童謠與音樂有機結合，通過節奏、韻律、旋律的貫穿，提煉出童謠中的藝術教育契機，使它們更具音樂魅力，從而打動和熏陶幼兒的心靈，引導幼兒熱愛童謠、熱愛音樂。在選擇和創編的過程中，我們遵循以下四個原則。
（一）科學性和教育性原則
科學性和教育性原則即所選童謠應該是健康向上的、具有教育作用的。如《請外婆》中 “外婆無嘴齒，豬肚燉蓮子。蓮子清又甜，豆腐煮豆生，豆生真幼嫩，外婆吃了笑紋紋……”短短幾句惟妙惟肖的語言表現了孩子有趣的想法，培養了孩子尊敬長輩的情感。我們認為幼兒通過學習這些富有節奏、韻律的童謠，不但可以形成幼兒良好的思想品德，還能引發幼兒積極的情感，進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二）游戲性和趣味性原則
游戲性和趣味性原則即所選的童謠內容要生動，有角色、有情節，也就是說盡量考慮到童謠本身的趣味性和游戲性。游戲是最受幼兒歡迎的基本活動，它能滿足幼兒好動、好玩、好模仿的心理特點。所以在很多童謠中，我們都盡可能設計成有游戲情節的活動，以更好地調動幼兒參與的積極性。如閩南童謠《孤雞》：“孤雞，伊密，白雞子，去找賊，找若有，做新婦，找若無，做乞食婆”，我們配上《頭發肩膀膝蓋腳》的音樂，并設計了類同“熊和石頭人”的游戲：邊按童謠節奏邊跟著“大熊”走，等到童謠念完后“石頭人”馬上不動，幼兒做各種造型……這些童謠采用了念、唱、逗的不同藝術形式，易學便記，朗朗上口，節奏明快，活潑韻律，具有濃厚的游戲性和趣味性，使幼兒在歡歌笑語中領略生活的真諦，產生對閩南童謠活動較為持久的興趣和向往，并獲得更多的體驗審美愉悅的機會。
（三）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則
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則即所選童謠內容的藝術形象特點要鮮明，要富于歌唱和用動作來表現，讓幼兒可以運用臉部表情和身體動作與他人進行交流，享受和體驗歌唱與表演的和諧與快樂。如《阿婆去買蠔》中幼兒邊唱“阿婆阿婆去買蠔，寄人蚵，嫌臭鹺。摻蒜仔，好味素。吃依飽，去踢陀?！边呑杂山Y伴，兩兩相對愉快地進行表演，在情感交流的基礎上形成了與同伴友好相處的良好情緒體驗。
（四）時代性和創新性原則
閩南童謠教材既有傳統的又有現代的，它要不斷反映時代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這種發展有兩層含義，一是要求不斷增加和創編反映時代內容的新的童謠教材，就是要把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在童謠中表現出來。二是要求不斷賦予傳統的童謠教材以新的內容和形式，使之更適合現代孩子的需求和實際。創新需要想象，而想象又是創新的前提，在閩南童謠活動中，注重童謠內容和形式的多樣化，不僅能激起幼兒學習的興趣，萌發幼兒熱愛童謠、熱愛家鄉的情感，而且能培養幼兒的創造能力，讓幼兒在閩南童謠活動中體驗到快樂。如我們在創編閩南童謠《泉州小吃真正好》中，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童謠的特點，另一方面結合“閩臺一家親”的特殊關系，把盼望臺灣早日回歸的心愿編到童謠中，繼而運用角色扮演和打擊樂的形式來表現童謠。這樣賦予了童謠本身很強的生命力，受到了幼兒的喜愛。
總之，閩南語童謠教材中所蘊含的教育價值，是其他素材所不能比擬的。讓我們用“心”體驗，用“意”創造，用“情”耕耘，不斷挖掘和創編出更多符合幼兒要求和時代特色的閩南童謠教材，使閩南童謠這一朵傳統文化之花放射出奪目的光彩，讓那些有益幼兒身心健康的閩南童謠教材更好地發揮它的獨特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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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本土民族文化走進幼兒園.學前教育研究，2005（1）.
[3] “文化、民族藝術與幼兒園課程”.學前教育研究，2004（1）.
作者簡介：
在我看來，相比其他學者的閩南文化研究，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有三個特色。
情動閩南
閩南地區地處東南，歷史淵源悠久，文化沉積多樣，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國古代文化印跡，又有“大陸性”農耕中國非常罕見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漢語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業傳統、戲曲音樂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豐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梢哉f，如果有眾多學者致力于此，閩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為國內地區文化研究中最有生發力的種類之一。然而，因為眾所周知的政治隔離，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屬行政區劃之一的臺灣，一躍成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點；而因為先后幾次文化變故，本來深受閩南文化影響的臺灣，也成為一個五方雜處、潛流暗涌的文化復合體。國內研究界由此逐漸出現了一批專事臺灣研究的學者，以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和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等專門研究機構為核心，形成了臺灣研究這個頗具熱度的專業。與此同時，閩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閩臺文化研究這個題目所包容了，閩南文化研究從母體的地位跌落，反而經常成為附屬臺灣研究的一個子課題。這樣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閩南文化的基質紋理，也往往難以深入地了解閩南文化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存在，對于閩南文化的解釋只能是膚淺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區文化研究的厚實與敦誠。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則是我所見的最貼近閩南、扎根閩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歡》一書中，戴冠青教授坦陳自己的研究緣起于“對閩南文化的熱愛”，并試圖“在‘荊棘叢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條新路”，于是其花費了十年時間，選取了閩南民間故事這個文化沉積最為豐厚的角度進發，以歷史傳說與現實存在兩個維度交互印證，來破解閩南文化的魅力密碼。在研究過程中，戴冠青教授本著窮盡材料的原則，閱讀了數量龐大的閩南民間故事材料。這些書籍大多屬于民間故事系列，民間語言往往比較粗糙，條理性也不可能很強。而戴冠青教授這個出身文藝學、以“美”為本業、視文學語言為生命的作家協會主席，要潛心默志、埋頭閱讀這些民間故事，倘若沒有強烈的本土之愛支撐著，那還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說還要在對這些民間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礎上，尋其統緒，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對其進行分門別類，區隔定讞，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認真的態度，在《想象的狂歡》等論著中，我們可以時時看到作者操控著各種閩南民間故事、閩南地區文獻、閩臺風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無間，行有余力，讓人不禁慨嘆于作者對于所研究對象“窮究本源”的治學態度。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陳益源教授在為《想象的狂歡》一書作序言的時候，談到閱讀本書的“一連串奇妙的景況”，“過去幾個月內，仿佛無論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歡》書里相關的篇章就會出現，如影隨形”，并且慨嘆“閩南民間故事實在太豐富了，豐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發現它們的無所不在，并且透過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這種景況的出現，顯然不是憑空而出，其實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實而厚博的實證。
閩南文化的另一種暸望
閩南文化研究方面，經幾十年積累，產生了不少論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從閩南民間故事入手研究閩南文化，并把閩南民間故事作為閩南文化鏡像進行觀照，這個角度很新鮮，也很有針對性，目前還很少人做過。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較好地把細部研究和總體觀照結合起來，我認為其專著因此成為目前從一個獨特角度對閩南文化進行總體把握的別開生面的論著。
從早期的單篇論文開始，到最近的專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閩南文化研究逐步構建出一個非常嚴整的體系。《想象的狂歡》提出“文化想象與族群記憶”，既提出了“閩南民間故事是閩南地區民眾根據閩南社會生活情狀想象、創作出來并通過口頭講述的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或傳說”，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積淀了“閩南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豐富的“族群記憶”，以此兩種概念出發，提綱挈領。書中從各個角度各個方向對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解讀——內中其實不僅僅局限于民間故事，而且融匯了地理、歷史、氣候、俗語、戲曲等各種文化因素，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解讀，可以說，就是一部關于閩南文化生態的整體研究史。
在章節內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夠做到事無巨細、窮發抉微卻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閩南民間故事的藝術形象”一章中，有一個十分獨特的部分是介紹朱熹原型的民間想象，作者列舉分析了《文昌魚的傳說》、《對天祝詞顯報應》、《計除惡僧》、《葬大林谷鎮蟹精》等民間傳說，注意到了閩南民間傳說中的朱熹在閩南民眾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強大、斬邪除妖的正義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廬山、鉛山一帶的朱熹卻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書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礎上，聯系閩南地區歷史，詳盡地闡述了閩南文化中民眾崇儒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形成。
溫婉的理論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閩南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優勢在于其文藝學出身的理論背景，與其他做民間文學或者地區文化研究的學者相比，出身文藝學的她，在操持各種理論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在《想象的狂歡》一書中，隨處可見厚實的理論沉積。女性主義理論、列維-布留爾的神話學理論、弗萊的《批評的解剖》、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等合適合用的理論與觀點不斷被用來與研究對象相互印證、互相激發，使得本書在理論深度方面得到了極好的延伸。在“閩南民間故事的敘事特征”一文中，作者還參照普羅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一書，實際操作了一番，以敘事學理論分析閩南民間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閩南民間故事后，作者依據敘事功能的理論進行分析，概括出了幾種敘事模式：（1）揚善懲惡式；（2）以智抗敵式；（3）自強不息式；（4）知恩必報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體的模式研究中，提取歸納出幾種重要的敘事功能加以分析，這樣就化繁為簡，對數量繁多的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較好的歸納分類，有利于作者駕馭龐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從總體的歷史源流與文化心理方面對這些民間故事進行總結。這一點，恰恰也是做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者們普遍比較缺乏的。
戴冠青教授的閩南文化研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其溫婉有致的文筆，一個個鮮活有趣的民間故事，還必須有一支生花妙筆將其貫串起來，并且在理論分析的同時，保持文學教授的獨特風味，《想象的狂歡》一書，做到了這一點，往往能在娓娓動人的學術分析中，不時透露出其平和雅正的文學韻味。相信這會成為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術風景中最吸引人的一個品格。
關鍵詞： 閩南傳統文化 傳承 漫畫 核心價值
《以漫畫形式詮釋晉江鄉土文化的研究》是全國課題《農村學校藝術教育與優秀民族文化傳承相結合、與社區文化建設相結合的實踐與研究》的子課題。在近三年的課題研究期間，本課題組以“人人參與，人人受益”為理念，立足校情、學情、師情實際，注重教育教學實踐，力求課題研究實效性。課題組發動全組老師和全?；A年段學生廣泛參與，開展務實精細的研究工作。
本課題以教育部印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藝術教育的意見》的要求“藝術教育對提高學生審美修養、豐富精神世界、發展形象思維、激發創新意識、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具有重要作用”及“充分開發利用地方和社區的藝術教育資源，豐富學校藝術教育內容和形式。鼓勵、支持開發具有本地特色的藝術教育資源”為依據，以“益德漫畫，漫畫益德”為突破口，落實本?！耙缓诵?，二基點，四特生”的管理哲學，探索漫畫特色教學與閩南傳統文化的交集點，嘗試以漫畫形式傳承和發展晉江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學生學習活動科學化、自主化，培養學生核心人文素養，豐富本校美術學科內涵和德育載體，有力助推本校漫畫特色項目更快更好地發展。
馬克思說：“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本身就必須是一個有藝術修養的人。”課題研究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同時以激勵教育理論、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和發現教學理論為指導。借助科學研究方法，以學校提出的“高質量，有特色”為工作標準，通過對漫畫的繪制技法；漫畫的創意方法；晉江鄉土文化的內容及核心價值；晉江鄉土漫畫進社區、進校園的活動方式；鄉土美術教材開發和應用等一系列內容研究，依托美術課堂、石鼓動漫社、漫畫特色興趣班等平臺進行實際訓練，讓學生走入鄉土、融入社會，培養學生探究能力和幽默品質，為學生創建良好的人文素養教育環境，發展學生綜合能力，體現課程趣味化、鄉土化、生活化等特點。課題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理論成果
1.教育理念的提升。本課題研究嘗試培養學生運用哲學思維探索鄉土文化中核心價值，提高學生藝術技能，開闊文化視野和提升人文品質。
2.教研能力的提升。參與課題研究的教師把課題研究和學校哲學研究課題、學生綜合實踐活動、美術教學工作有機整合，提高教學和科研能力，實現由集約型教學向科研型教學的轉變。
3.綜合實踐活動整體能力的提升。以課題研究為契機，推動石鼓動漫社、漫畫特色興趣班及多個綜合實踐活動有序開展，有效激發全體學生的學習熱情。通過綜合實踐活動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讓同學、家人感受家鄉傳統文化的魅力，使師生均得到藝術體驗和能力提升。譬如，有的學生將在課題實驗課所學的“核心價值觀”閩南四句和晉江歇后語帶回家與家人分享，活躍家庭和諧氣氛。
二、實踐成果
1.出現精品課程。課題組以《美術課程標準》為依據，立足課本，從美術教材中《卡通故事》、《幽默與智慧》等文本中拓展而出，編寫教學設計。楊銀平老師從《幽默與智慧》拓展開發出精品課題實驗課《漫畫閩南四句》、《漫畫晉江歇后語》；張克雄老師從《卡通故事》拓展開發出精品課題實驗課《閩南童謠漫畫》。盧金火老師巧妙地結合學校“五店市尋根”綜合實踐活動拓展開發出精品課題實驗課《閩南古厝》。課題組老師堅持以滿足學生多樣化學習需求為出發點，以學科哲學為導圖，圍繞課題研究內容，不斷探索課堂教學。
2.形成校本教材。通過課題研究，楊銀平老師編寫的《漫畫創意訓練》校本教材富有趣味性和啟發借鑒價值，深得同行、學生的喜愛。盧金火老師編寫的《五店市尋根》校本教材，內容豐富，體系完整，具有較高參考指導價值。
3.促進教學相長。課題組積極組織形式多樣的實踐活動，指導學生鄉土漫畫創作。完成一批具有晉江鄉土文化特征的漫畫作品，體現社會主義和諧價值觀，其中有60多幅漫畫作品在本市及全國各級漫畫比賽中獲獎或發表在《幽默大師》、《兒童漫畫》、《晉江經濟報》等報刊上，出版漫畫成果集《石鼓動漫社》和教師作品集《楊銀平漫畫集》及校本教材《漫畫創意訓練》等。2015年6月，本校被福建省漫畫研究會授予“福建省漫畫教學實驗學?！?。課題研究不僅提高了教師的課程開發能力，還促進了教師的專業成長，培養了一批研究型美術教師，從而促進了師生共同發展，實現了教與學相長。
4.收獲教育寫作。課題組不僅積累了一定量的圖片、視頻等材料，在教育寫作上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盧金火老師撰寫的《鄉土漫畫教學反思》；張克雄老師撰寫的《用漫畫圖解閩南童謠的教學反思》；楊銀平老師撰寫的課題研究論文《閩南鄉土文化在校園漫畫綜合實踐活動中綻放光彩》等。
5.發揮輻射作用。研究之后，本校已經積累了一定的鄉土美術教學資源，并開始發揮輻射引領作用，課題組積極搭載當地市政府、文化部門開展的活動。先后將課題實驗成果“晉江歇后語漫畫”、“閩南四句”等成果深入毓英小學、靈水社區、蘇安社區、曾井社區、陽光社區、育德小學、五店市傳統街區等社區學校，以漫畫形式傳播晉江鄉土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市民帶去了一次次鮮活生動的鄉土文化體驗。2015年11月，福建漫畫研究會會刊《海峽漫畫》第十期展示本校漫畫特色教學成果，起到省內輻射引領作用。
本課題還有許多值得研究和完善的地方，進一步提高學生漫畫質量。完善校本教材，增強實用性，利于教師教學、學生實踐學習，提高教與學效率，把課題研究拓展延伸到校本課程研究領域。下階段以本課題研究為龍頭示范作用，推廣課題研究成果，進一步研究漫畫特色教學與鄉土文化、美術課堂的深度結合，使之成為基礎美術教育有效的補充，積極參與國家和地方美術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實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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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泉州民歌研究 文 章 來 源 w w w . 3 e d u . n e t
長期以來,閩臺海峽兩岸以及東南亞等世界各地閩南語系地區的閩南同胞都非常喜愛并傳唱閩南語歌曲。談到閩南語歌曲人們會立刻聯想到臺灣的閩南語歌曲,如《愛拼才會贏》、《車站》、《燒肉粽》、《金包銀》等,但作為閩南語歌曲源頭之一的泉州傳統民歌卻鮮為人知。
泉州是我國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我國著名的僑鄉和臺灣漢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勞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長期的勞動生活中集體創作了《燈紅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眾多“原生態”的閩南民歌,但是這些原汁原味的閩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卻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王耀華等學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閩南語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較分散,主要以記譜為主,較少對音樂區域色彩特點進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為研究對象,從民歌分類和音樂特點等角度探討其所具有的地方區域色彩。這些泉州民歌不僅膾炙人口,而且隨著移民遠播臺灣及東南亞地區,是當代閩南語音樂創作和音樂教育的豐富素材。因此這一課題對于閩臺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峽兩岸骨肉之情以及保護民歌的“生態文化”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歌種分類
泉州地區包括泉州市、惠安縣、南安縣、晉江縣、永春縣、安溪縣、南安市、晉江市和石獅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內山巒起伏,海域面積廣闊。由于長期海上交通的發展,許多泉州人漂洋過海到異邦謀生或往臺灣開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僑胞和港澳同胞達七百多萬人;而目前在臺灣的二千多萬漢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約有八百多萬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環境孕育下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閩南語歌種,有漁民號子、過番歌、茶歌、童謠、習俗歌、情歌等。
1.漁民號子:主要分布在晉江、惠安、石獅等地。這是伴隨著泉州人民長期“以海為田、以海為生”的漁業生活產生的,這些帶有閩南方言韻味的口語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閩南人特有開拓精神的漁民號子,如惠安的《劃槳號子》,崇武的《搖櫓號子》,晉江永寧的《漁民號子》、《車網》、《拔帆》、《拉舢舨》,石獅的《船漁號子》等。這些勞動號子反映漁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現他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但是這些旋律音調在現今的漁民生活中已經不再傳唱了,在上個世紀還能夠聽到的曲調現在已經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區,在當地也稱“褒歌”,是茶鄉男女青年在對唱中表達互相愛慕、互相贊揚的一種口頭歌謠形式。閩南是中國烏龍茶的主產區,號稱“中國烏龍茶之鄉”,閩南地區的茶歌是茶區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勞動生活中,觸景生情,即興編唱,創作出優美動聽的閩南茶歌調。如安溪的《采茶歌》、《請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頭出來紅綢綢》,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摜茶籃挽茶葉》、永春的《茶山鬧蔥蔥》等。根據藍雪霏老師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體光盤《臺北褒歌之美》中對臺北茶區的調查資料,臺灣褒歌的節奏及其旋律基本構架是由閩南安溪一帶山地的挽茶相謔歌發展而來,還有臺灣歌仔戲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調使之成為歌仔或歌仔戲的曲牌,如臺灣歌仔戲藝人“矮子寶”演唱的“賣藥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習俗歌曲:是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傳比較廣泛的一種抒情小曲。泉州習俗歌曲內容豐富,主要有《王大姐》、《燈紅歌》、《冬絲娘》、《采蓮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長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稛艏t歌》表現了閩南地區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點燭臺、頂爐燒香的習俗,采用一領眾和的演唱形式,表現佳節的祥和與歡樂的氣息。
4.過番歌:以反映出國背景、海外勞動生活以及僑眷生活為內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這些閩南語民歌不僅在閩南僑鄉廣為傳唱,而且在東南亞各國聚居地幾乎家喻戶曉。傳播海內外的《番客歌》就是僑鄉歌謠的代表作。
二、外來小調的變異性
泉州傳統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閩南旋律曲調以外,還有一些是外來的小調類民歌。這些民歌傳入泉州地區后,往往融入了閩南人民所習慣的調式、旋法與音階等音樂語匯,符合了閩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審美習慣。如江蘇小調《孟姜女》、安徽的《鳳陽花鼓》和北方的《蘇武牧羊》等?！懊辖{”,又稱“春調”、“梳妝臺”、“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國流傳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的民間小調之一。“孟姜女調”傳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拔甯摹痹诮Y構、調式以及音調等方面與“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詞內容則發生較大的改變。如下面泉州地區的《五更鼓》譜例,旋律骨干音與江蘇《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舊采用起承轉合的曲式結構,只在樂句進行中根據閩南唱詞唱腔加入變化的因素:
1.歌詞內容發生改變?！懊辖{”一般采用“十二月體”或“四季體”,而流傳在泉州地區的五更鼓調,則是以“更點”為順序分節、分段,完整地詠唱出所要表達的主題內容。歌詞按閩南方言誦讀押韻,唱詞從“一更”唱到“五更”,表現了月下一對青年男女私定終生的情景。
2.音階形式發生改變:從音樂結構、旋律進行動向、骨干音看,顯然是由“孟姜女調”變化而來的。在其變化過程中,音階結構和旋法是起主導作用的,音階結構變為徵、羽、變宮、宮、商、角、變徵、徵,旋律進行中常會出現閩南民歌特有的“變宮”、“變徵”旋律樂匯的潤飾,從而具有了閩南語民歌細膩、柔美、委婉動人的氣質和韻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區的閩南語民歌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習俗歌曲純美質樸、感情真摯、明亮歡快,與臺灣日據以來創作的沉郁幽怨的閩南語歌曲有著本質的區別。1.泉州方言的影響:泉州民歌,是在借鑒古代方言歌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均用具有地方韻味的閩南語唱念。從歌詞而言,其口頭性和方言性特別強,方言俚語特別多。這些閩南語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難念出韻腳,在普通話中也很難念出相對應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調與泉州方言聲調相互關聯,曲調跟著聲調走,聲調融于曲調中。如泉州童謠《天烏烏》,歌詞“天烏烏,要落雨,海龍王,要娶某,龜吹簫,鱉打鼓,水雞扛轎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語較多,如“某”,閩南語中指代“妻子”、“水雞”指代“田雞”,旋律基本與念唱的音韻、聲調的平仄走向相穩合。用閩南方言吟誦的音調與語調為旋律發展的基礎,用“唱”的方式來“讀”閩南方言文學歌謠,其音調基于歌謠誦讀,音樂節奏基于歌謠誦讀的節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宮、商、角、徵、羽五聲音列為基礎,在旋律進行中常出現變宮(7)或變徵(#4)兩個音,偶有出現清角音(4),從《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選曲譜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現的次數較少,屬經過音或裝飾音,變宮與變徵這兩個變音在旋律中重復出現的次數較多,變聲明顯占著比較重要的位置。
3.變宮、變徵的旋律結構型態:由于變宮、變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種在五正聲基礎上增加變宮、變徵音的旋律結構形態。如加入變宮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譜中由羽音上行到變宮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結構型態,這時的變宮扮演著裝飾過渡的色彩,樂曲雖然是商調式,但卻強調羽音的色彩,隱現羽調式,使旋律樂匯更加細膩,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變徵音的泉州民歌《燈紅歌》:曲譜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變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種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結構型態,音樂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風格上顯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閩臺戲曲對泉州民歌的吸收
閩臺戲曲音樂在其發展過程中常常吸收閩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閩臺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薌劇(歌仔戲)等戲曲音樂的重要來源之一。閩臺戲曲常用的一些曲牌來源于閩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調,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調加以發展創造,而且常根據“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與故事情節來選擇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編曲技術得到更加專業化的發展,從而使民歌的曲調更加規范和成熟。
1.吸收民歌曲調:閩臺高甲戲、梨園戲、木偶戲、歌仔戲等戲曲音樂的唱腔中有相當一部分吸收了泉州民歌的曲調,特別是高甲戲中的丑旦戲中較多運用了民歌的曲調,如高甲戲《桃花搭渡》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大補缸》、《四季歌》、《燈紅歌》、《花鼓調》、《乞食歌》(又名《七字調》)等,《管甫送》中采用了《十八步送歌》、《五更鼓調》,《唐二別妻》中的《病仔歌》、《跪某歌》等曲調。臺灣歌仔戲中所運用的《七字子》、《送歌調》、《長工歌》、《五更鼓》、《蘇武牧羊》、《跪某歌》等,與泉州民歌基本旋律框架相似。 這些民歌被閩臺戲曲音樂吸收后,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遠播臺灣及東南亞地區。民歌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它“流失”得最厲害。作為一種文化生態,它被改變得最嚴重。但作為傳統文化的代表,我們更應該首先為恢復它的“生存權”而竭盡全力。④就像 對泉州民歌研究 對泉州民歌研究 ：小學音樂論文：音樂課堂教學過程 我國民族音樂的形成與特點 音樂鑒賞教學中的創造性思維培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