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1 15:44:30
序論：在您撰寫對外貿易的方式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第一，我國對外貿易增長迅速，但總體上看，我國對外貿易的質量和水平還不夠高，主要表現為我國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數量擴張型的。一是出口商品中，資源性、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仍占有一定比重，不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加劇了國內資源和環境壓力。二是出口仍然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制造環節上，即使是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也主要從事中低端的加工裝配環節，國內增值率不高。三是自主品牌產品出口少，據商務部的統計，我國出口商品中，擁有自主品牌出口產品的企業不足20%，自主品牌產品出口不足10%。四是數量的持續擴張，導致在海外市場特別是我國出口比較集中的市場上，我國商品數量增長很快，引起較多的貿易摩擦。
第二，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1）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建議》指出，要積極發展對外貿易。這是因為就業壓力仍將是我們面臨的突出問題，相對低勞動成本的優勢還將在較長時期內存在，因此，發展對外貿易仍將是我們長期的任務和優勢。《建議》要求，要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著力提高對外貿易的質量和效益。從國內產業發展的基礎看，我國具備了在“十一五”期間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基本條件。一是國內產業整體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在較快提升，包括汽車及零部件、數控機床、電站設備在內的一批技術含量較高、附加值較高的產品，出口有望出現突破性的快速增長。二是傳統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繼續提升，即使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可以從出口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資企業繼續提升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加強研發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國內增值率。
（2）提高加工貿易產業層次。加工貿易不斷發展是全球產業內、產品內分工體系不斷深化的必然現象。加工貿易在我國進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2004年，占我國對外貿易的比重為47.6%，其中占出口的比重為55.2%。加工貿易提供了超過2500萬人的就業機會。加工貿易產品也在不斷升級，我國出口的電子信息產業產品中，90％以上是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督ㄗh》提出，要繼續發展加工貿易，著重提高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增強國內配套能力，促進國內產業升級。
論文摘要：本文介紹了年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形勢，并就對外貿易中貿易條件惡化、競爭力下降的原因進行分析，提出了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的幾點理論思考。
2007年我國的進出口總值達17606.9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順差1774.7億美元，增長74%。伴隨經濟全球化以及國內市場國際化,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以低成本、低價格取勝的競爭優勢不僅不能幫助企業贏得競爭優勢,還有可能成為提高競爭力的障礙。所以我們要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審視貿易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對癥下藥”以期達到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
1. 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現狀
(1) 相對于貨物貿易，我國的服務貿易比較落后。據wto統計，2007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為7620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額的7.3%；而服務貿易出口額為810.2億美元，僅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4%。同年，我國貨物貿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務貿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國服務貿易總是逆差，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97億美元，盡管2007年逆差額減少，仍為40.1億美元。
(2) 出口產品結構仍不合理。目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現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但我們也要看到，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顯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還遠未成為出口的主導產品，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領域，我們仍然屬于凈進口國，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仍然呈現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費品換取資本品的格局。
(3) 從貿易主體結構來看，外貿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只體現在最終產品上，主要是生產環節上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技術水平、研發能力、核心技術、產品品牌、營銷網絡還受制于外來的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主導機電產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我國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73.7%。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中一般貿易額723.1億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貿易出口2398.9億美元，外資企業占86.6%，主導了加工貿易中的機電產品出口。
2. 對外貿易結構現狀的原因分析
(1) 出口導向型外貿政策沒有適時調整，在亞洲“四小龍”成功運用“出口導向”政策實現經濟的巨大飛躍后，我國也采用這種外貿政策。不可否認，當時出口導向型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出口額的大幅增長，這個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以量取勝，相互降價”是擴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亂等種種弊病暴露出來就不足為奇了。
(2)“比較優勢說”沒有動態運用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盡管目前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在出口中已占相當大的比重，然而我國只是承擔了組裝、裝配的角色，這部分附加值低，其實質仍然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動出口的增長。
(3) 沒有及時調整引進外資政策，目前，外資已逐漸從合作、合資轉化為獨資、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獨資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例為67.33%，大大超過中外合資的22.90%，況且相當一部分外資企業只是將生產環節放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技術的溢出效應就要減弱，企業的管理水平得不到顯著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不能實現。
3. 從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角度提出貿易發展的對策
(1) 轉變發展觀念，加快結構調整轉型步伐。以“共贏”的理念營造良好的外貿經營環境。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需從單一考慮本國利益轉變為樹立一種“共贏”的觀念。要充分認識到，通過技術引進可縮短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通過進口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出口結構調整；通過進口可為出口打開更廣闊的通道，創造更好的出口環境。在重視出口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進口，優化進口結構，以實現出口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貿易額不能再成為發展的唯一目標取向，提高產品競爭力，降低對資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應成為發展中更關注的方面。
(2) 向知識密集與研發領域進行政策傾斜，集聚并提升知識產權優勢，發展知識產權戰略。比較優勢的局限就是“比較優勢陷阱”和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貧困化增長”；競爭優勢涵蓋著國家、產業從高到低的多層次內容，要求極高，我們一時很難滿足邁克爾.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種新要素和兩種輔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產權優勢則可以以相對較小的局部性投入，獲得局部的、趕超型的、戰略性的優勢。
(3) 優化貿易結構，完善貿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增加服務貿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鼓勵那些附加值比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費能源、資源的商品。逐漸轉變競爭手段，從“以價格取勝”轉變到“以質量取勝”；要提高銀行、金融、保險、電信、運輸等行業的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勵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貿易產品結構。2007年加工貿易在出口中的比重達53%，其在推動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參考文獻：
關鍵詞：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制度解析中圖分類號：F752，0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7)01-0009―04
收稿日期：2006－08－30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著許多影響和制約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本文從制度的角度對我國粗放型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進行解析，探求其存在問題的根源，并據此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我國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導致了對外貿易的粗放型增長
(一)出口創匯和拉動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指導思想，決定了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粗放型
我同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出口創匯(1994年前)，政府對外貿企業的要求是“獎出限入”和增加外匯收入；二是拉動經濟增長(1997年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擴大外需、增加出口成了拉動經濟增長的必然選擇。我國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決定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價值觀念是出口越多、創匯越大、經濟增長越高，形成的思維定式是順差好于逆差、高增長好于低增長。在這種指導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下，從1979年至1994年各級政府層層下達創匯指標給外貿企業，外貿企業在出口過程中以完成創匯任務為第一位。成本則放在第二位，我國的外匯儲備得到了快速增長，由1979年的21，54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516，20億美元，增長了24倍，國家外匯儲備也由此進入了較為寬松的時期：從1997年至現在各地方政府對出口企業也有形無形地下達了出口額指標，以多出口為第一位，資源配置和利用為第二位，我國對外貿易額快速增長，到2005年，對外貿易額已排在世界第3位，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達35％左右。
由于對外貿易的重數量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益，我國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一方面，我國與主要貿易對象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據世貿組織統計，1995-2004年間我國共遭受反傾銷365起，是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由此造成了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和貿易利益的巨大損失。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公布的《2005年貿易與發展報告》，2003-2004年中國貿易條件惡化6％左右；因貿易條件惡化所造成的收入損失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別相當于我國當年GDP的1，1％和2，1％。另一方面，出口貿易出現了貧困化增長的趨勢。2003-2004年，鐵礦石和石油等資源性和能源性產品進口激增且進口價格猛漲，出口產品普遍不增價；如2005年1月，中國出口歐盟的女式襯衣和罩衫等數量較上一年同期增長2倍以上，而出口價格卻下跌了41％。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最適合衡量一個國家經濟業績的尺度是該國的生產力，而不是國際收支平衡：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歸根到底是為提高國家的生產力水平服務的。應該說，我國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與此相去甚遠。
(二)出口導向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強化了我國產業的低端構成，進而決定了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粗放型
一國的產業結構(特別是其各產業的內部構成)決定了它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決定了它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如果不能適時和有妒調整反過來又會強化它的產業結構，而被強化的產業構成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喪失比較優勢，并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改革開放前，我國采取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優先發展了重工業，但在重工業上我國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相反，我國可能具有比較優勢的輕紡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卻長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由于世界的產業結構決定了一國的比較利益所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加快了紡織、輕工等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并據此逐步確立了出口導向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對外貿易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國內需求不足和技術創新乏力等因素的影響下，出口導向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得到進一步強化，對比較優勢的一味追求制約了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產業的發展，使我國的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因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市場需求彈性小和需求趨于飽和以及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趨同的影響，在過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對外出口的商品普遍出現了量增價跌的態勢，對外貿易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使我國面臨著比較優勢陷阱的威脅。
二、對外貿易的制度安排決定了對外貿易在粗放型增長的軌道越走越遠
(一)重數量輕質量的對外貿易推進制度，固化了我國對外貿易增長的粗放型
我國促進對外貿易增長的制度供給多與數量型增長相關，而與對外貿易的質量型增長的制度供給少之又少。財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影響和決定一國對外貿易狀況的主要制度，從我國促進對外貿易的財政制度和金融制度上看，基本上是為滿足出口貿易的數量型增長而制定的。從財政制度上看(以出口退稅政策為例)，出口退稅政策對出口貿易的調控機制及其作用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出口退稅率高低的調整影響出口商品的成本和利潤，最終影響出口貿易的規模；另一方面是通過出口退稅率結構的調整影響不同出口商品的成本和利潤，進而影響出口貿易的結構并最終影響出口貿易的質量。從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踐上看，一方面出口退稅率高低的變動頻繁(見表1)，這對出口貿易額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據商務部有關部門粗略估算，出口退稅率每上調1％，就相當于一般貿易出口成本下降約1％，對出口具有顯著的正效應；許多專家和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表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出口退稅率的提高是促進我國出口貿易數量型增長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出口退稅率結構的調整呆滯，這不僅嚴重阻礙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改善，同時也加重了我國對資源型、能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過度依賴，致使我國的出口貿易及整體經濟運行質量難以提高。從我國的金融制度上看，人民幣匯率制度也是為了促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增加而不斷使人民幣貶值的(見表2)。
(二)重規模輕效益的對外貿易評價制度，使對外貿易在粗放型的增長軌道上越走越遠
我國在對外貿易的評價指標體系上的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進出口規模上，而與進出口效益相關的制度專排少之又少。長期以來，我國對進出口貿易的宏觀統計和監測的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進出口價格變化，出口對GDP、稅收和就業的貢獻度等規模(或數量)指標上。同時，從中央到地方的有關
外貿強省、市和縣的各類評比以及新聞媒體的各種宣傳，也多以規模和增長速度來衡量和宣傳的，這使得粗放型的外貿評價體系得到進一步強化。而與出口效益(或質量)相關的制度安排如對外貿易企業的競爭力指數，進出口與經濟、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關系等指標一直沒有建立起來。
應該說，我國對外貿易的評價制度直接導致和決定了我同對外貿易在粗放型的軌道上慣性運行。評價制度不改，粗放型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難變。
三、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方式，在相關制度的影響下形成超強的路徑依賴
(一)財政包干和分稅制的實施，使地方政府對出口貿易的數量型增長形成了超強的路徑依賴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財政包干體制和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改革使各地方政府在增加本級財政收入的動機誘導下，產生了積極和大力推進外貿出口總量擴張的熱情。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和企業對出口退稅和人民幣匯率等制度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人民幣幣值越低、出口越多，出口越多、退稅越多；另有相當數量的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只有靠國家的退稅才能維持生存)。并一度出現了地方政府和企業合謀騙稅，并經常使國家退稅大于征稅，從而導致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同時，因出口的高速增長也造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和最終被迫升值。另一方面，在企業對現有制度形成超強的路徑依賴的情況下，企業既無創新動力也就必然缺少具有國際核心競爭力的知識產權和名牌產品，因此各地方政府為增加稅收只有大力發展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競爭力的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不僅造成了我國資源的低效和過度利用及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也使得我國企業過分依賴國家的出口退稅等出口優惠政策來保持產品的低價競爭優勢，這也是導致我國出口貿易“量增價跌”的主要原因。
(二)官員升遷的唯GDP論的制度安排在官員政治晉升的激勵下導致經濟上的短期和機會主義行為，使外貿出口在粗放的軌道上慣性運行
在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的改革進程中，經濟發展逐漸成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最重要指標之一。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證實了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遷與當地的經濟發展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于我國現行的對外貿易制度強調速度、規模和順差等數量型增長指標，因此上級政府在評價下級政府業績時也就把對外貿易增長速度的快慢、對外貿易額的大小和順差的多少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導致了各地方政府為推進對外貿易數量型增長的投資饑渴和擴張沖動。這一方面導致了我國各地近年來在外資(外資企業出口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60％以上)引進中的“惡性競爭”。造成了國家利益的損失(低廉的土地價格和低于國家優惠政策底線的稅率等)：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省份或地區相鄰、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為獲取政治晉升的優勢而投資于相同的出口產業(投資相同產業的結果可能導致投資的負利潤，但卻有可能改變政治競爭參與人的相對位次)，造成了地方產業結構的雷同和嚴重的重復建設，因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需求彈性小、產品的無差異性和出口市場的集中等原因，低價競爭和以數量取勝就成為必然。
四、政府推進對外貿易由數量型向質量型增長的舉措，受現行制度缺陷的影響而收效甚微
(一)經濟體制存在不足，是對外貿易增長方式難以轉變的重要原因
我國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雖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但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以外貿體制改革為例，宏觀上政府運用經濟、法律手段管理和調控對外貿易的職能還沒有完善，而仍過多地依賴行政調節，即使依賴行政調節，也因部門和地方利益的影響導致國家促進外貿的政策缺乏權威性、嚴肅性、統一性和有效性，結果導致國家推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失效：中觀上行業協會的監督和服務職能還十分有限，對出口價格難以實施有效的監管和協調，也無法提供公平競爭的外貿環境；微觀上國有外貿企業還沒有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由于市場分割導致競爭的有限性。眾多的外貿企業展開了無序競爭。這不僅導致市場價格難以形成而降低企業的經濟效率，也使得國家調控對外貿易集約型增長的各項政策失靈。
(二)國家科技創新制度的缺失，使國家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努力難以實現
我國推動對外貿易質量型增長的制度供給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走上了一條通過引起先進技術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推動經濟發展的路徑，但“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缺乏技術引進的消化、吸收、創新和輸出的制度安排，導致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不足。以引進技術用于消化吸收和創新的投入為例，我國每花1元錢引進技術，只用0，07元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而工業化成長時期的日本和韓國用5～8元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㈣，從而使我國的產品，出口仍停留在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粗放層面和價值鏈的底端，也使得我國的對外貿易近年出現了貧困化增長的趨勢：二是科技創新制度缺失，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嚴重不足，導致我國自主創新的平臺不能真正建立起來。導致我國缺少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和名牌產品，導致我國的對外貿易只能是以數量取勝：三是激勵創新的制度安排嚴重不足。以企業制度為例，我國外貿企業多為缺乏激勵的國有企業(我國外貿企業構成為：國有外貿企業占30％、外資企業占60％、民營企業占10％)，企業沒有成為真正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主體，多數企業愿意在原有的水平上維持企業生產，缺乏采用新技術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的動力機制，導致企業即無創新動力也無創新能力。目前，我國在關鍵技術上的自給率低，對外技術依存度在50％以上，而發達國家在30％以下，美國和日本在5％左右。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嚴重不足，據科技部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主要國家中位居第28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
五、促進對外貿易集約型增長的對策
(一)端正對外貿易指導思想、確立科學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這是實現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前提條件
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屬于制度構成中的非正式制度，它是構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論基礎和最高標準。因此，要想實現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構建好這個理論基礎和最高標準。一是對外貿易指導思想要從出口創匯、拉動經濟增長轉變到出口創利和推動生產力發展上來，因為只有出口創利才能實現國家和人民的當前利益，也只有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才能確保實現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二是對外貿易發展戰略要從單純的出口導向轉變到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并重上來，科學確立大國的貿易戰略，有效提高經濟整體的運行能力和質量，避免國際風險。
(二)改善對外貿易制度的供給結構，適度增加促進對外貿易集約型增長的制度供給，這是實現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條件
在原有的對外貿易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已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突破這些穩定性強和影響力大的非正式制度的禁錮，必須依靠強有力的正式制度的安排和有效實施。為此，一是要盡快改善推進對外貿易增長的制度結構，主要是增加質量型的制度供給，如適當提高有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裝備制造業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盡快提高企業生產的技術標準、環保標準和資源、能源利用標準等，不斷實現對企業的國際化標準管理；適當減少數量型的制度供給，如不斷取消加工類、資源類和能源類產品的出口退稅，使制度供給符合對外貿易集約型增長的需要。二是盡快制定和出臺適應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對外貿易評價體系。為對外貿易的集約型增長提供科學的價值標準。三是完善對外貿易制度的實施機制，強化制度的貫徹和落實。
(三)完善政治、經濟等相關制度建設，這是實現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必要保證
一是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為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提供政治保障。經濟問題從來都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解決了，經濟問題才能解決。一方面，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實現經濟主導型向服務主導型政府的轉變，這是打破地方割據、消除諸候經濟、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改進官員的選拔和升遷機制，變官選為官選和民選相結合并最終過度到民選，這是實現科學執政、依法行政、執政為民的根本保證，更是實現對外貿易、特別是人與自然、社會和諧發展的根本保證。二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彌補體制漏洞。首先，在對外貿易體制上重在國有外貿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這是實現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微觀基礎；其次，提高行業協會等中觀層面的監督能力和服務水平：最后，完善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取代行政手段，確保對外貿易活動的有序運行。三是制定國家科技創新制度體系，構建國家科技創新平臺，使企業成為國家創新活動的重要主體，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1.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現狀
(1) 相對于貨物貿易，我國的服務貿易比較落后
據WTO統計，2007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為7620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額的7.3%；而服務貿易出口額為810.2億美元，僅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4%。同年，我國貨物貿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務貿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國服務貿易總是逆差，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97億美元，盡管2007年逆差額減少，仍為40.1億美元。
(2) 出口產品結構仍不合理
目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現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但我們也要看到，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顯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還遠未成為出口的主導產品，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領域，我們仍然屬于凈進口國，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仍然呈現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費品換取資本品的格局。
(3) 從貿易主體結構來看，外貿受制于外部因素
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只體現在最終產品上，主要是生產環節上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技術水平、研發能力、核心技術、產品品牌、營銷網絡還受制于外來的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主導機電產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我國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73.7%。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中一般貿易額723.1億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貿易出口2398.9億美元，外資企業占86.6%，主導了加工貿易中的機電產品出口。
2.對外貿易結構現狀的原因分析
(1) 出口導向型外貿政策沒有適時調整，在亞洲“四小龍”成功運用“出口導向”政策實現經濟的巨大飛躍后，我國也采用這種外貿政策。不可否認，當時出口導向型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出口額的大幅增長，這個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以量取勝，相互降價”是擴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亂等種種弊病暴露出來就不足為奇了。
(2)“比較優勢說”沒有動態運用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盡管目前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在出口中已占相當大的比重，然而我國只是承擔了組裝、裝配的角色，這部分附加值低，其實質仍然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動出口的增長。
(3) 沒有及時調整引進外資政策，目前，外資已逐漸從合作、合資轉化為獨資、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獨資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例為67.33%，大大超過中外合資的22.90%，況且相當一部分外資企業只是將生產環節放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技術的溢出效應就要減弱，企業的管理水平得不到顯著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不能實現。
3.從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角度提出貿易發展的對策
(1) 轉變發展觀念，加快結構調整轉型步伐
以“共贏”的理念營造良好的外貿經營環境。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需從單一考慮本國利益轉變為樹立一種“共贏”的觀念。要充分認識到，通過技術引進可縮短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通過進口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出口結構調整；通過進口可為出口打開更廣闊的通道，創造更好的出口環境。在重視出口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進口，優化進口結構，以實現出口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貿易額不能再成為發展的唯一目標取向，提高產品競爭力，降低對資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應成為發展中更關注的方面。
(2) 向知識密集與研發領域進行政策傾斜，集聚并提升知識產權優勢，發展知識產權戰略
比較優勢的局限就是“比較優勢陷阱”和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貧困化增長”；競爭優勢涵蓋著國家、產業從高到低的多層次內容，要求極高，我們一時很難滿足邁克爾.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種新要素和兩種輔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產權優勢則可以以相對較小的局部性投入，獲得局部的、趕超型的、戰略性的優勢。
(3) 優化貿易結構，完善貿易方式
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增加服務貿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鼓勵那些附加值比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費能源、資源的商品。逐漸轉變競爭手段，從“以價格取勝”轉變到“以質量取勝”；要提高銀行、金融、保險、電信、運輸等行業的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勵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貿易產品結構。2007年加工貿易在出口中的比重達53%，其在推動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綜上所述，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依賴于外貿的健康發展。現階段“轉變貿易增長方式”便是對外貿易健康發展的“指南針”，外貿的轉型任重道遠，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肩負起使命，做出適當的制度安排，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使出口主體——企業從集體非理性向集體理性轉變，實現我們的既定目標。
參考文獻：
[1]張漢林、李計廣等著. 《入世后過渡期我國外經貿發展的問題、癥結及對策》.第四屆中國WTO 研究學術年會會議資料，2005年11月。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東亞自由貿易區”;選擇 對外貿易額
1 引言
20世紀9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建議成立一個“東亞經濟集團”(eaeg)，東亞開始了經濟合作的探索。隨著世界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的發展，東亞經濟的一體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第五屆中國-東盟“10+1”會議上，中國與東盟達成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共識，是東亞經濟合作最大最受關注的成果。
2002 年 11月，在第六次中國-東盟“10+1”會議上，雙方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按照該協議中國首先與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在2010年實現零關稅，與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在2015年實現零關稅。于是，一個擁有17億消費人口、gdp近2萬億美元、貿易總額達1.2萬億美元的自由貿易區開始浮出水面，“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進。
為了不落在中國后面，日本2002年1月與新加坡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在2003年12月東京舉行的日本一東盟特別首腦會議上發表了《東京宣言》和《行動計劃》，達成計劃在2012年建成fta的協定。韓國也宣布要加快與整個東盟建立fta的談判進程。2003年，韓國在東盟峰會上提出了就簽署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的建議，并開始與新加坡就雙邊自由貿易進行談判。中國-東盟“10+1”關系的發展競爭性地提升了另兩個“10+1”的進程，使整個東亞經濟合作以3個“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發展。
我們拋開復雜的政治、邊界等因素，單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在東亞建立一個包括中國、東盟、韓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10+3”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還是中、韓、日三國分別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3個“10+1”模式)對中國經濟有利。
2 模型的建立與回歸
2.1 模型的假設與建立
根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h-o-s模型，一國具有不同于他國的比較優勢或要素稟賦，從而需要進行國家或地區間的貿易，實現要素互補，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利益與社會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與中國進出口總額增加之間存在一定聯系，我們用這種聯系來衡量中國與他國或地區貿易自由化后，兩國間貿易額的增加對我國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
為簡化模型、便于統計與計算，我們假設中國外貿總額的增長全是優勢互補貿易的結果。同時假設與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的外貿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有同等效應的推動作用。這樣，我們通過經驗分析，就能求出中國與東盟外貿增長對中國的外貿總額促進作用大，還是中日韓與東盟外貿增長對中國的外貿總額促進作用大，即哪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對中國更有經濟利益。
這里，我們假設中國對某國的或地區的進出口額與中國外貿總額存在線性關系。模型基本形式為：
y=e+ax1+bx2+cx3
其中y為中國外貿總額，xi為中國與xi國的貿易額，各系數為兩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外貿總額增長的邊際作用。
2.2 樣本的選取
在數據選取方面，截取了中國比較穩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總額以及與各國貿易額為樣本數據。復旦大學唐朱昌曾用94-03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我國這里用更長、更新的數據進行分析。
在東盟十國中，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相對其他五國要明顯密切很多。2001年這五國的進出口額分別占東盟總進出口額的94.56%與93.36%，且這五國已統一了內部關稅。另外按照《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規定中國將首先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文萊在2010年實現零關稅，所以選取中國與這五國的經貿數據還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從《中國統計年鑒》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數據見下表。
2.3 回歸分析與檢驗
首先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即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貿易總額的邊際產出模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從而為中國帶來經濟利益，在模型中表現為促進中國外貿總額的增長。中國與東盟貿易額的增長對中國外貿總額增長的邊際作用表示為:
y=e+ax1（1）
其中y為中國外貿總額,x1為中國與東盟五個主要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的進出口額之和，a為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的進出口額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把上表的數據用eviews5.0進行ols回歸:
y=757.4226+11.10771x1（2）
t（12.85） （104.3397）
r2=0.998991，f=10886.78，d.w=1.724
（2）式的擬合優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檢驗。中國與東盟五個主要成員國的進出口額之和與中國外貿總額存在（2）式這樣的線性關系。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的貿易額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即系數a約為11.108
接著分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中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即中國與東盟、日本、韓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貿易總額的邊際產出模型。如果“東亞自由貿易區”建成，中國對東盟、韓國、日本的貿易額都會有較快速度的增長。這種情況下多邊貿易的增長對中國外貿總額增長的邊際作用可表示為:
y=e+ax1+bx2+cx3（3）
y為中國外貿總額，x1為中國與東盟五個主要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的貿易額之和，x2為中國與韓國的貿易額，x3為中國與日本的貿易額,a，b，c為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韓國、日本的貿易額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回歸得出：
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
t（3.44） （3.63）（1.39）（-0.54）
r2=0.999，f=3811，d.w=1.69
（4）式的擬合優度r2,f值、d.w檢驗、x1的t值都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檢驗，但是和x2,x3的t檢驗不通過。檢查發現第三、第四、第五期有異常值，估計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引起的波動。引入虛擬變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異常值。再次回歸得:
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
（5.48） （4.89）（2.74）（-1.94）（-3.22）（-1.16）
r2=0.9997，f=4708.55，d.w=2.27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虛擬變量后擬合優度r2, f檢驗,t檢驗和d-w檢驗結果都不錯，t檢驗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進，其中擬合優度r2, f值、x1的t值遠遠超過其臨界值。由回歸結果得知，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韓國、日本的貿易額對中國外貿總額存在（5）式的線性關系，他們的邊際產出分別為8.32、4.53和1.08。即從歷史經驗分析，中國對東盟、韓國、日本貿易額增長1億美元，中國外貿總額分別會增長8.32,4.53,1.08億美元。
3 模型結論并分析
3.1 模型分析
從上面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貿易總額的邊際產出模型和中國與東盟、日本、韓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貿易總額的邊際產出模型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會促進雙方貿易額的增長速度，而貿易額增長與中國外貿總額的增長存在很強的線性關系，其邊際產出達到11.07，即從歷史經驗分析，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增長1億美元，中國外貿總額會增長11.07億美元，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數據所得的10.69還要大。
如果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東盟、韓國、日本的貿易額都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這種貿易額的增長同樣與中國外貿總額的增長存在很強的線性關系，不過邊際產出值會發生變化。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下降到8.32，中國與韓國、日本的貿易額增長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分別只有4.53和1.08把三個邊際產出加起來有13.93，大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模型中的11.07。
這說明建立但從貿易額方面講，如果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日本、韓國和東盟的貿易額各增加1億美元，中國的總貿易額會增加13.93億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東盟增加1億美元的貿易額，中國貿易總額會增加11.07億美元。如果僅僅從貿易方面講，這個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和國內許多學者的結論一樣。但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數據得出的結果大相徑庭，個人認為原因是我們的時間序列選取比前者大，數據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兩年中日、中韓貿易增長幅度也有很大提高。從長期看，中日韓之間的貿易更能體現出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增進貿易。
3.2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利益
上面對兩種自由貿易區形式進行了在嚴格假設條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現實情況比這個模型復雜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種層面上對現實有指導意義，復雜的實際問題要具體分析。下面結合實際情況分析兩種自由貿易區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隨著東盟國家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復蘇，中國對東盟各國的貿易額均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2005年中國與東盟五個主要成員國的貿易額達到1200億美元，東盟已經連續11年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是東盟第六大出口市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結合度tcd從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結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別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逐步深化，加上東盟國家希望減輕自己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性，擴大彼此間以及與中國的貿易規模。相信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會得到快速發展，并通過模型中的邊際產出效應對中國外貿總額造成11.07倍的擴張，為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3.3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不足與“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優勢
雖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很大促進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處。比如：它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技術水平提高沒有太大幫助，而這又是中國長期競爭力提高的關鍵。由于模型的局限性，這種情況無法反映出來。
中國與東盟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方面的近似性將會制約雙方貿易和經濟的發展空間。由于中國與東盟的產業結構的近似性較強，而且都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中國和東盟大多數國家的出口產品都存在一定競爭性關系。根據一家研究所對東亞地區各國制成品的貿易特化系數(tsc=(xi-mi)/(xi十mi )，其值越接近1貿易結構越趨同，越接近-1貿易結構越異化)的估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與中國的相關系數都分別在0.8與1.0之間。東盟國家中只有新加坡與中國的相關系數為負數。雙方在國際市場上的產品都集中在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雖然雙方的貿易會有較快的增長，但進一步的分工，特別是產業間分工受到了制約。
從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中國外貿總額的推動作用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大，即從經濟和貿易角度看，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需求更迫切些。這一方面說明了近幾年，尤其是從2004年以來中國和日本韓國之間保持了不亞于與東盟的外貿增長值，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這種互補的經濟關系在比較長的時期來看更有利于中國的發展。
雖然中國與日本、韓國的經貿關系比與東盟的經貿關系要成熟，所以雙邊貿易增長速度相對不如東盟那么快（增長的絕對值不相上下，但東盟五國的基數較?。?。但從中日韓的產業分工看，中日經濟關系以互補性為主。日本的國際資本密集型和研究開發、專有技術密集型產品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密集型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品有優勢。中日兩國的經濟互補關系十分明顯，具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業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韓之間也具有較高的經濟互補性，產業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稟賦條件。三國經貿合作的加強有利于各國產業優勢的發揮。
貿易關系是對外經濟關系的一部分，從吸收國外投資、技術引進等非貿易經濟角度看，中國更需要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中國目前還處于東亞經濟“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說中國產業在整個東亞產業結構鏈的中、低端。一國技術水平和綜合實力決定了它的產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中國要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就應該積極推動與處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韓國建立自由貿易關系，吸收他們的先進技術、管理模式等，從而提高中國的科技實力、綜合國力以及在國際產業結構鏈中的位置。從這個角度中國應積極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另外，與這一地區建立全面的自由貿易區，不僅有利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對穩定中國周邊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義。
4 政策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對中國而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短期優勢已經由著數據樣本時期的變長而不復存在，東亞自由貿易區對于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不過，對中國來說首選的是發展與東盟的自由貿易關系，其次才是整個東亞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應當采取的政策是以積極姿態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各項協議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實，從而實現中國的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也使另兩個“10+1”得以競爭性地提升，從而加速東亞區域經濟的一體化。
2004年中國第一次取代日本成為第三大貿易國?！爸袊?東盟自由貿易區”，對日本和韓國的誘惑無疑是不可抵擋的，他們都不愿意與這個潛在的大市場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國不積極推動fta的建立，他們也會為之努力。但是，中國不必為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犧牲和讓步。東亞地區的復雜歷史、政治關系的現實，使得中國應該在不過多犧牲政治、經濟利益的前提下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發揮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應有的作用。這樣的一種政策安排才能為中國帶來利益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1］李靖宇.“10+3'合作框架下的東亞經濟發展前景”［j］.和平與發展，2001，（2）.
［2］王世金,宋健.“中國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選擇”［j］.河北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
［3］莫長煒.“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東亞'雁行模式'的發展趨勢”［j］.福建行政學院福建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3).
［4］田中青.“東亞合作與中國的戰略利益”［j］.當代亞太，2003,(5).
［5］楊義瑞.“日本對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立場淺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5).
［6］徐坡嶺，陳悅.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制約因素及模式選擇［j］.當代亞太，2004，(4).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東亞自由貿易區”;選擇 對外貿易額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2-0122-03
1 引言
20世紀9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建議成立一個“東亞經濟集團”(EAEG)，東亞開始了經濟合作的探索。隨著世界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的發展，東亞經濟的一體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第五屆中國-東盟“10+1”會議上，中國與東盟達成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共識，是東亞經濟合作最大最受關注的成果。
2002 年 11月，在第六次中國-東盟“10+1”會議上，雙方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按照該協議中國首先與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在2010年實現零關稅，與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在2015年實現零關稅。于是，一個擁有17億消費人口、GDP近2萬億美元、貿易總額達1.2萬億美元的自由貿易區開始浮出水面，“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進。
為了不落在中國后面，日本2002年1月與新加坡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在2003年12月東京舉行的日本一東盟特別首腦會議上發表了《東京宣言》和《行動計劃》，達成計劃在2012年建成FTA的協定。韓國也宣布要加快與整個東盟建立FTA的談判進程。2003年，韓國在東盟峰會上提出了就簽署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的建議，并開始與新加坡就雙邊自由貿易進行談判。中國-東盟“10+1”關系的發展競爭性地提升了另兩個“10+1”的進程，使整個東亞經濟合作以3個“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發展。
我們拋開復雜的政治、邊界等因素，單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在東亞建立一個包括中國、東盟、韓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自由貿易區”(“10+3”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還是中、韓、日三國分別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3個“10+1”模式)對中國經濟有利。
2 模型的建立與回歸
2.1 模型的假設與建立
根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H-O-S模型，一國具有不同于他國的比較優勢或要素稟賦，從而需要進行國家或地區間的貿易，實現要素互補，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利益與社會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與中國進出口總額增加之間存在一定聯系，我們用這種聯系來衡量中國與他國或地區貿易自由化后，兩國間貿易額的增加對我國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
為簡化模型、便于統計與計算，我們假設中國外貿總額的增長全是優勢互補貿易的結果。同時假設與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的外貿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有同等效應的推動作用。這樣，我們通過經驗分析，就能求出中國與東盟外貿增長對中國的外貿總額促進作用大，還是中日韓與東盟外貿增長對中國的外貿總額促進作用大，即哪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對中國更有經濟利益。
這里，我們假設中國對某國的或地區的進出口額與中國外貿總額存在線性關系。模型基本形式為：
Y=e+aX1+bX2+cX3
其中Y為中國外貿總額，Xi為中國與Xi國的貿易額，各系數為兩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外貿總額增長的邊際作用。
2.2 樣本的選取
在數據選取方面，截取了中國比較穩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總額以及與各國貿易額為樣本數據。復旦大學唐朱昌曾用94-03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我國這里用更長、更新的數據進行分析。
在東盟十國中，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相對其他五國要明顯密切很多。2001年這五國的進出口額分別占東盟總進出口額的94.56%與93.36%，且這五國已統一了內部關稅。另外按照《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規定中國將首先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文萊在2010年實現零關稅，所以選取中國與這五國的經貿數據還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從《中國統計年鑒》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數據見下表。
2.3 回歸分析與檢驗
首先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即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貿易總額的邊際產出模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從而為中國帶來經濟利益，在模型中表現為促進中國外貿總額的增長。中國與東盟貿易額的增長對中國外貿總額增長的邊際作用表示為:
Y=e+aX1（1）
其中Y為中國外貿總額,X1為中國與東盟五個主要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的進出口額之和，a為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的進出口額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把上表的數據用EVIEWS5.0進行OLS回歸:
Y=757.4226+11.10771X1（2）
t（12.85） （104.3397）
R2=0.998991，F=10886.78，D.W=1.724
（2）式的擬合優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檢驗。中國與東盟五個主要成員國的進出口額之和與中國外貿總額存在（2）式這樣的線性關系。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的貿易額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即系數a約為11.108
接著分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中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即中國與東盟、日本、韓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貿易總額的邊際產出模型。如果“東亞自由貿易區”建成，中國對東盟、韓國、日本的貿易額都會有較快速度的增長。這種情況下多邊貿易的增長對中國外貿總額增長的邊際作用可表示為:
Y=e+aX1+bX2+cX3（3）
Y為中國外貿總額，X1為中國與東盟五個主要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的貿易額之和，X2為中國與韓國的貿易額，X3為中國與日本的貿易額,a，b，c為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韓國、日本的貿易額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回歸得出：
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
t（3.44） （3.63）（1.39）（-0.54）
R2=0.999，F=3811，D.W=1.69
（4）式的擬合優度R2,F值、D.W檢驗、X1的t值都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檢驗，但是和X2,X3的t檢驗不通過。檢查發現第三、第四、第五期有異常值，估計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引起的波動。引入虛擬變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異常值。再次回歸得:
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
（5.48） （4.89）（2.74）（-1.94）（-3.22）（-1.16）
R2=0.9997，F=4708.55，D.W=2.27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虛擬變量后擬合優度R2, F檢驗,t檢驗和D-W檢驗結果都不錯，t檢驗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進，其中擬合優度R2, F值、X1的t值遠遠超過其臨界值。由回歸結果得知，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韓國、日本的貿易額對中國外貿總額存在（5）式的線性關系，他們的邊際產出分別為8.32、4.53和1.08。即從歷史經驗分析，中國對東盟、韓國、日本貿易額增長1億美元，中國外貿總額分別會增長8.32,4.53,1.08億美元。
3 模型結論并分析
3.1 模型分析
從上面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貿易總額的邊際產出模型和中國與東盟、日本、韓國貿易額增長對中國貿易總額的邊際產出模型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會促進雙方貿易額的增長速度，而貿易額增長與中國外貿總額的增長存在很強的線性關系，其邊際產出達到11.07，即從歷史經驗分析，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增長1億美元，中國外貿總額會增長11.07億美元，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數據所得的10.69還要大。
如果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東盟、韓國、日本的貿易額都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這種貿易額的增長同樣與中國外貿總額的增長存在很強的線性關系，不過邊際產出值會發生變化。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下降到8.32，中國與韓國、日本的貿易額增長對中國外貿總額的邊際產出分別只有4.53和1.08把三個邊際產出加起來有13.93，大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模型中的11.07。
這說明建立但從貿易額方面講，如果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日本、韓國和東盟的貿易額各增加1億美元，中國的總貿易額會增加13.93億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東盟增加1億美元的貿易額，中國貿易總額會增加11.07億美元。如果僅僅從貿易方面講，這個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和國內許多學者的結論一樣。但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數據得出的結果大相徑庭，個人認為原因是我們的時間序列選取比前者大，數據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兩年中日、中韓貿易增長幅度也有很大提高。從長期看，中日韓之間的貿易更能體現出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增進貿易。
3.2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利益
上面對兩種自由貿易區形式進行了在嚴格假設條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現實情況比這個模型復雜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種層面上對現實有指導意義，復雜的實際問題要具體分析。下面結合實際情況分析兩種自由貿易區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隨著東盟國家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復蘇，中國對東盟各國的貿易額均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2005年中國與東盟五個主要成員國的貿易額達到1200億美元，東盟已經連續11年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是東盟第六大出口市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結合度TCD從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結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別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逐步深化，加上東盟國家希望減輕自己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性，擴大彼此間以及與中國的貿易規模。相信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會得到快速發展，并通過模型中的邊際產出效應對中國外貿總額造成11.07倍的擴張，為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3.3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不足與“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優勢
雖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很大促進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處。比如：它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技術水平提高沒有太大幫助，而這又是中國長期競爭力提高的關鍵。由于模型的局限性，這種情況無法反映出來。
中國與東盟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方面的近似性將會制約雙方貿易和經濟的發展空間。由于中國與東盟的產業結構的近似性較強，而且都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中國和東盟大多數國家的出口產品都存在一定競爭性關系。根據一家研究所對東亞地區各國制成品的貿易特化系數(TSC=(Xi-Mi)/(Xi十Mi )，其值越接近1貿易結構越趨同，越接近-1貿易結構越異化)的估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與中國的相關系數都分別在0.8與1.0之間。東盟國家中只有新加坡與中國的相關系數為負數。雙方在國際市場上的產品都集中在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雖然雙方的貿易會有較快的增長，但進一步的分工，特別是產業間分工受到了制約。
從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中國外貿總額的推動作用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大，即從經濟和貿易角度看，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需求更迫切些。這一方面說明了近幾年，尤其是從2004年以來中國和日本韓國之間保持了不亞于與東盟的外貿增長值，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這種互補的經濟關系在比較長的時期來看更有利于中國的發展。
雖然中國與日本、韓國的經貿關系比與東盟的經貿關系要成熟，所以雙邊貿易增長速度相對不如東盟那么快（增長的絕對值不相上下，但東盟五國的基數較?。?。但從中日韓的產業分工看，中日經濟關系以互補性為主。日本的國際資本密集型和研究開發、專有技術密集型產品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密集型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品有優勢。中日兩國的經濟互補關系十分明顯，具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業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韓之間也具有較高的經濟互補性，產業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稟賦條件。三國經貿合作的加強有利于各國產業優勢的發揮。
貿易關系是對外經濟關系的一部分，從吸收國外投資、技術引進等非貿易經濟角度看，中國更需要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中國目前還處于東亞經濟“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說中國產業在整個東亞產業結構鏈的中、低端。一國技術水平和綜合實力決定了它的產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中國要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就應該積極推動與處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韓國建立自由貿易關系，吸收他們的先進技術、管理模式等，從而提高中國的科技實力、綜合國力以及在國際產業結構鏈中的位置。從這個角度中國應積極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另外，與這一地區建立全面的自由貿易區，不僅有利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對穩定中國周邊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義。
4 政策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對中國而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短期優勢已經由著數據樣本時期的變長而不復存在，東亞自由貿易區對于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不過，對中國來說首選的是發展與東盟的自由貿易關系，其次才是整個東亞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應當采取的政策是以積極姿態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各項協議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實，從而實現中國的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也使另兩個“10+1”得以競爭性地提升，從而加速東亞區域經濟的一體化。
2004年中國第一次取代日本成為第三大貿易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日本和韓國的誘惑無疑是不可抵擋的，他們都不愿意與這個潛在的大市場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國不積極推動FTA的建立，他們也會為之努力。但是，中國不必為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犧牲和讓步。東亞地區的復雜歷史、政治關系的現實，使得中國應該在不過多犧牲政治、經濟利益的前提下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發揮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應有的作用。這樣的一種政策安排才能為中國帶來利益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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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貿易 增長方式 必要性
一、浙江省外貿發展總體現狀
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增長率明顯高于全國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全省進出口總額從1986年的1.2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391.5億美元,年均增長49.6%。其中,2006年出口總額為1008.9億美元,繼2005年增長26.0%后又增長了29.6%,高出全國同期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出口增幅居沿海主要省市第四。無論是進出口增長率、出口增長率還是進口增長率,浙江省明顯高于全國水平。進出口占全國比重穩步上升,1998年以來,出口規模穩居全國第四。1986年浙江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僅為3.6%,到了2006年,進出口比重增長到7.9%。1998年以前浙江出口在全國的位次徘徊在第六、七、八、或九位,1998年以后,出口規模己連續九年穩居全國第四。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對外貿依存度也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1986年浙江進出口依存度為8.9%,2000年提高到38.2%,2006年則升至65.1%。
二、 浙江省對外貿易存在的問題
1.貿易摩擦逐年增多
浙江貿易在迅猛發展的同時,還面臨著居高不下的國際貿易摩擦。在全球貿易保護勢力抬頭的大背景下,出躍的浙江商品已成為貿易壁壘的受害者,單純依靠數量規模和價格優勢的增長方式弊端日見,浙江外貿發展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出口產品遭遇的“兩反一?！?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調查)和知識產權壁壘案件日益增多。
2.資源約束日益突出,高消耗、高污染、不可持續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從對外貿易中獲取了巨大利益。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資源和環境代價,浙江是市場大省,卻是資源小省,缺煤少電無油,土地、能源等各種要素資源短缺,這使得浙江制造業的發展面臨著較強的資源約束,而國際市場主要原材料價格持續高位震蕩,這些都將繼續制約浙江外貿的發展。同時,浙江對外貿易是粗放型增長,輸出大量的物,卻換回數量不對等的“錢”,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輸出資源、輸入污染,出口增長越快,資源消耗就越多,環境壓力就越大。浙的外貿發展單純通過數量擴張來促進增長已越來越多的受到市場和資源等諸多性因素的制約,長此以往,將難以為繼。因此,以打造外貿強省為目標,按照科發展觀的要求,加快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省外貿工作關鍵。要通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在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實現對外貿易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三、浙江省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迫切性和必然性
1.隨著世界貿易的發展,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浙江省對外貿易面臨嚴峻挑浙江省以取勝的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從總量、結構、效益等多方面己制約江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浙江省粗放型增長的對外貿易“大”而不“強”,而存在很多的問題,浙江外貿的“粗增長”之路會越走越窄。浙江省要想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保持貿易利益的持續獲得和外貿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培育動比較優勢,提升外貿競爭力。
2. 當今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和國民福利的增加己成為世界各國外貿發展的目標。浙江省經濟增長要求其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而浙江省作為我國的貿易大省,其外貿方式的轉變不僅對浙江省具有重要意義,對我國外貿發展也有重要作用。
3.轉變增長方式對外貿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如果一種增長方式不進整和轉變,不僅使增長停滯,還會帶來許多社會和環境問題,浙江外貿發展由增加到質的突變,由傳統的數量擴張型的粗放式經營方式轉變為質量效益型的式經營方式,是實現浙江外貿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浙江由貿易“大”省轉變為貿易“強”省的正確選擇。盡管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是一個長期的動程,在現階段,浙江省粗放型的外貿增長可能還會持續,但是根據相應的外貿規律,積極轉變浙江省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浙江省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對策
1.優化浙江省對外貿易商品結構
轉變浙江外貿增長方式就要遵循動態比較優勢、貿易條件等幾個原則,優化浙江省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出口商品結構是否優化,要看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出口商品結構是否有利于改善出口商品的貿易條件,或貿易條件處于有利于地位的商品是否占主導。從這個衡量標準來看,在國際分工形式中,以制成品出口為主的國家要優于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以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國家則處于最佳狀態。同時,還要遵循動態比較優勢和出口效益這兩個原則,看商品結構是否按照本國或本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特點,發揮要素或資源的動態比較優勢。
2.大力發展進口,突破資源小省的“瓶頸”限制
注重進、出口的相互協調,既要堅決控制“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產品出口,又要注重進口資源、能源和技術。浙江是一個資源小省,資源短缺已對浙江的經濟增長和外貿增長構成了嚴重威脅,為突破資源小省的“瓶頸”限制,浙江應該利用市場大省優勢,選擇若干產品積極擴大進口。
3.提升浙江省加工貿易地位,促進加工貿易結構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