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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交易的視角來觀察,誠信制度是貨幣制度的基礎。貨幣媒介商品交換的同時把直接的買和賣從時間和空間上分離開來,貨幣持有人將面臨雙重困境:幣值穩定困境和信息困境。貨幣持有人的信息劣勢地位及其委托人身份,凸顯貨幣本身所承載的承諾和信任問題。因此,貨幣媒介交易功能發揮依賴于一個良好的誠信制度,應該關注誠信制度的建設問題。
大量的文獻研究涉及貨幣發行超量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及其對一國貨幣制度的不利影響,幾乎所有的惡性通貨膨脹都動搖了甚至摧毀了一國的貨幣制度,如1923年間的德國,1946年的匈牙利等(帕爾伯格,1998)。誠然,貨幣是作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其交易媒介功能使人們普遍地把持有貨幣視為持有財富,通貨膨脹減少了貨幣持有人的凈收益,從而使行為主體對現金余額的持有低于社會最優水平。因此,反通貨膨脹成為各國貨幣當局共同的目標選擇。但如果我們全面地審視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這一功能,我們會發現,伴隨著交易的整個過程,在幣值穩定這一貨幣制度的核心內涵之外,一個良好的貨幣制度還需要一個基礎條件:就是良好的誠信制度。
一、引言:降低交易成本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了分工對提高生產效率的巨大作用。在改善自身福利水平的激勵下,人類社會就會不斷地追求分工的精細化。以楊小凱等為代表的超邊際分析文獻指出,經濟發展就是一個分工演進的過程(楊小凱,2002)。
分工的深化需要交易來配合。如“埃奇沃斯盒子”所展示的那樣,交易是一個改善參與方效用水平的制度安排。同時,交易表面上是雙方交換占有物,其實質卻是控制人們行為方式和組織人們協作的制度安排。一個人如果發現另一個人擁有他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必須擁有為別人所合意的東西,這就誘使他為了別人的合意而從事生產和服務。
但交易是有成本的。由分工增加生產力的好處與增加交易費用的壞處之間的兩難沖突,均衡的分工水平就由交易效率決定(楊小凱,2002)。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意味著經濟效率的提高,市場的擴大和經濟的成長,降低交易成本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二、貨幣制度演化的邏輯
貨幣是一種有利于促進交易并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貨幣是作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如果沒有貨幣,交易將陷入“需求的雙重巧合困境”,另外,沒有貨幣,交易將面臨著“計價的困難”,在一個具有N種商品的交換經濟里,沒有貨幣媒介的交易價目表將包括N(N-1)2個項目,而貨幣的引入使價目表降低至N個。
在貨幣的起源問題上,Yang,andNg(1993)證明,哪種商品會充當貨幣依賴于各種商品的交易頻率,只有那種經常進入交易領域并被大家拿來與其它商品相交換的商品才會成為原始的貨幣。清瀧信宏和穆爾(2002)在一個時間維度的Wicksell三個時序的例子中指出,信任問題是貨幣起源的根本問題。人們在交易中做出多邊承諾(信任問題)的困難使貨幣成為可置信的交易媒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貨幣是信任的載體,貨幣充當交易媒介是以承諾和信任為基礎的。
貨幣的演化是從實物貨幣到金屬貨幣再到目前的紙幣,其過程內涵著一個經濟發展,分工深化,市場擴大對貨幣的需要從質(信任的擴展)和量(交易額及頻率的提高)上不斷提升的邏輯。當市場范圍從方圓十多里擴大到數百里時,每宗交易從一只羊擴展到一群羊時,貨幣就從具體的實物發展到了金屬;在二戰后西方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世界財富總量迅速擴張,其對交易媒介的需求也必然迅速上升。這時,黃金充當交易媒介就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約束。事實上,人類社會很早就發現了金屬貨幣過少而帶來的交易不便的問題,9世紀初紙幣就在我國出現。西方也很早發現了交易中金屬貨幣的量的約束。在13世紀的香巴尼集市上,在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地,匯票作為一種媒介交易的手段進入交換領域,隨后而至的是公共債券和各種各樣的銀行券(布羅代爾,1993)。這些為解決交易中金屬貨幣的量的約束的貨幣符號的出現和參與流通,為紙幣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作為金屬貨幣符號的匯票、銀行券,始終是生存在金屬貨幣的陰影之下的。當金的儲量與交易對媒介的需求出現較大缺口時,貨幣最終擺脫了物的束縛,走向了“一文不名”的貨幣符號:紙幣。
紙幣的出現是人們對貨幣本身的供求均衡演化所產生的預期趨同的結果。市場的擴大,交易額的增長,使媒介交易的金屬貨幣遇到了硬性的量的約束,市場的成長要求尋找新的交易媒介,這是經濟條件的變化所導致的貨幣的自然演化;另一方面,貨幣的演化過程中也充滿了政府干預的痕跡,政府往往通過法律來強制性地規定法定貨幣的流通。盡管紙幣本身一文不名,當人們相信紙幣(不論這種相信是法律界定的或者是演化的結果)可以在較長時間內換來相同價值的物品,并且這種相信成為一種慣例時,人們就會接受和持有紙幣。因此,紙幣是一種制度化的產物。
三、貨幣持有人面臨的兩個困境
貨幣流通的基礎是交易的需要,貨幣流通的背后是微觀經濟基礎從事的市場交易,因此,貨幣的流通是微觀經濟基礎支撐的。在媒介交易的過程中,貨幣持有者將面臨兩個困境:一是幣值穩定的困境。由于紙幣發行者的通貨膨脹傾向,持幣者將面臨貨幣貶值的損失(有關這方面內容,本文略去不談)。二是信息困境。在尋找交易對象和從事交易的過程中,貨幣持有者顯然處于信息劣勢的地位,作為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者,貨幣持有者顯然沒有賣出者更清楚商品和勞務的質量信息;作為金融市場上的貸出者,貨幣持有者顯然沒有借款人更了解項目的信息和借款人的資信狀況。這樣,作為委托人的貨幣持有者就會遇到問題,由此引出貨幣本身所承載的信任和承諾問題。與物物交換相比較,通過貨幣媒介的交換極大地促進了交換以至于經濟的發展,但通過貨幣媒介的交換同時也把商品的買賣分割開來。在用自己的商品和勞務換取貨幣之后,貨幣的持有者就同時擁有了對貨幣本身所承載的信任和承諾的要求權,即貨幣持有者在讓渡貨幣的所有權時必須避免交易另一方的機會主義行為。換句話說,也就是交易的另一方必須同時提供誠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義上的商品交易。從這種意義上講,交易對誠信的要求是從貨幣作為交易媒介開始的。誠然,物物交換也存在誠信問題,但由于物物交換的范圍局限于地緣、血緣等關系的制約,誠信的供給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有在交易中引入了貨幣媒介之后,交易的頻率和空間空前擴大之后,市場從熟人社會走上匿名社會之后,對完整意義上商品交易的需要,即對交易的質量的需要,才使誠信變得日益受人關注。
四、誠信制度
誠信是一種節約交易費用,保障交易質量的制度安排。交易雙方的彼此信任能夠減少信息搜尋、信號顯示、信息甄別、契約訂立從而建立交易關系的信息處理費用與談判費用;誠實守信的交易者能夠自覺遵守契約從而減少契約的實施和監督成本。如果我們把交易看作是一種商品,把誠信看作是另一種商品,顯然這兩種商品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貨幣持有者只購買到了“交易”而沒有購買到與之相關的“誠信”,“交易”這種商品給他帶來的效用就會大幅度下降,這樣就會強化人們對“誠信”這種商品稀缺性的感受,從而限制他們對交易的需求(同時也是對交易的媒介物貨幣的需求)轉而謀求自給自足。只有在購買到了“交易品”,又同時購買到了與之相關的“誠信品”之后,人們才會切實地感受到交易的好處,貨幣媒介商品交換才會暢通無阻,市場交易的擴展才會以更快的速度進行。交易的賣方(貨幣持有者對應的一方)是否提供誠信,均會帶來其收益的變化。失信的當期收益主要來自于機會主義行為的即期收益;守信的預期收益主要來自于信譽租金。如果守信帶來的預期收益的貼現值大于失信的當期收益,人們就會選擇誠信;如果守信帶來的預期收益的貼現值小于失信的當期收益,人們就會選擇失信。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有無誠信,關鍵在于經濟主體對信譽租金與機會主義行徑的當期收益的比較。因此,要保障足夠的誠信供給,關鍵在于提高經濟主體對信譽租金的預期,和降低機會主義行徑的當期收益。前者需要一個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和以自由契約為特征的市場競爭制度;后者需要一個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辯系統等。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不需要誠信,一切經濟活動都由計劃來指導,在轉型初期,分工和交易都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由地緣、血緣等特殊的紐帶供給的誠信基本上可以滿足對誠信的較低水平的需求。在經濟轉型中,隨著市場的深化和市場范圍的擴大,面臨著高度專業化分工,卻要滿足多樣化需求的個體,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易快速增加,對誠信的需求必然快速增加。但是,對誠信的需求的快速增加并沒有帶來誠信的供給的增加。
原因在于轉型經濟中的機會主義大行其道,作為消費者,個體希望購買到一流的產品和服務,而作為生產者,他又往往抵擋不住假冒偽劣的利益誘惑。就這樣,伴隨著經濟轉型,誠信問題愈來愈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陀^地講,誠信的缺失緣于市場交易的擴大對誠信的需求快速地增加,是市場經濟深化和市場范圍擴大的必然。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增加誠信的供給。增加誠信的供給不能單純依靠道德教化,也不能單純依靠政府的監管,盡管在司法不完備,缺乏獨立的中介機構(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的情況下,政府監管權力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誠信的供給。但從根本上講,一個良好的社會誠信基礎,需要我們建立一個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和以自由契約為特征的市場競爭制度,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和法庭抗辯系統等。
五、結論
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是一種促進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貨幣制度的演化過程中內含著交易對其媒介的需要從質和量上不斷提升的邏輯。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使市場交易有可能在更大、更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市場才得以從熟人社會走向匿名社會。但由于貨幣媒介交易把直接的買和賣從時間和空間上分離開來,在直接的商品買和賣之間,貨幣持有人將面臨幣值穩定的困境和信息困境。由信息困境所導致的貨幣持有人的委托人身份使其可能遇到問題,由此就引出了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本身所承載的信任和承諾問題,這就使交易的另一方必須提供誠信,才能完成一次完整意義上的商品交易。因此,從交易這一視角出發,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功能背后,是良好的誠信制度的支撐,離開了良好的誠信制度的支持,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功能就會大打折扣,交易、市場的范圍和規模而是經濟成長就會出現萎縮。因此,誠信制度是貨幣制度的必要支撐。如果說貨幣制度是一國經濟運行的核心基礎的話,誠信制度則是這一基礎的基礎。
本文的政策含義是:貨幣當局應該關注誠信制度的建設問題。原因在于,誠信的缺失將加劇貨幣持有人在交易中的信息困境,從而使現金余額的持有低于社會最優水平。
【參考文獻】
[1]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M].北京:三聯書店,1993.
[2]清瀧信宏,約翰·穆爾.罪惡是所有貨幣的根源.載吳敬璉.比較(4)[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一、非貨幣換的會計處理
非貨幣換業務處理的核心問題是對收到的非貨幣性資產應按何種價值入帳。一般說來，其處理原則是：
（1）應按交出的非貨幣性項目的公正價值入帳；
（2）如果交出的非貨幣性項目的公正價值無法確定，則收到的非貨幣性資產應按接收項目的公正價值入帳；
（3）如果交出項目和接收項目的公正價值都無法確定，那么收到的非貨幣性資產應按交出項目的帳面價值入帳；
（4）如果兩者的公正價值都是已知的，接收資產不但應按交出資產的公正價值入帳，還應按接收資產的帳面人才交出資產的帳面價值之間的差額確認交換損益?，F分述如下：
1、已知交出資產的公正價值
甲公司用一項設備交換存貨以便于用于銷售。設備的估計公正價值是30,000元，帳面價值100,000元，在交換之日已提累計折舊75,000元，本例中已知交出項目的公正價值是30,000元，應用為收到存貨的入帳價值。此外還應確定此項業務是否產生了應予確認的損失。由于交出設備的公正價值是30,000元，而帳面價值是25,000元，故存在5,000元的交換收益。反映以設備交換存貨的會計分錄如下：
借：存貨30,000
累計折舊——設備75,000
貸：設備100,000
非貨幣換收益5,000
2、未知交出資產的公正價值
在多數貨幣換業務中，交出項目的公正價值是未知的，或者接收項目的公正價值比交出項目的公正價值更明確，應以接收項目的公正價值作為入帳基礎。為此，假定本例中其他條件與上例相同，只是設備的公正價值是未知的，存貨的售價20,000元，在此情況下，收到存貨的價值為20,000元，應作為入帳基礎，由于設備的帳面價值為25,000元，收到存貨的公正價值低于交出設備的帳面價值故應確認交換損失。
交換損失=25,000—20,000=5,000。反映此項交換業務的會計分錄如下：
借：存貨20,000
累計折舊——設備75,000
非貨幣換損失5,000
貸：設備100,000
3、未知交出與接收資產的公正價值
有時交出項目的公正價值和接收項目的公正價值都不能在一定范圍內合理確認，那么收到的非貨幣性資產應按交出項目的帳面價值入帳。假設上述甲公司用帳面價值50,000元的設備交換一塊土地，二者的公正價值都是未知的，此時土地應按設備的帳面價值入帳，而且不產生損益。反映此項業務的會計分錄如下：
借：土地50,000
貸：設備50,000
4、有附加財產的交換業務
有附加財產的交換業務是指在非貨幣易中企業可能會收到或交出小額的現金，這并不改變收入資產近姣出資產的公正價值入帳的基本原則。假使上述甲公司用公正價值100,000元的設備和10,000元現金交換一項存貨，設備的原值是95,000元。在交換之日已提折舊20,000元，存貨應按交出資產的公正價值（包括附加財產）110,000元入帳。
交換損益=設備公正價值-設備帳面價值=100,000-（95,000-20,000）=25,000
為反映交換業務實現損益，應做會計分錄如下：
借：存貨110,000
累計折舊——設備20,000
貸：設備95,000
現金10,000
非貨幣換收益25,000
二、非互惠性轉讓的會計處理
非互惠轉讓是所有者之間或所有者與另一實體間的單一方向的轉讓，主要包括所有者的財產股利、地方政府捐贈和其他企業捐贈等形式。一般情況下非互惠性轉讓所涉及的非貨幣性項目應按他們的公正價值入帳，轉讓的非貨幣性資產的公正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額作捐益入帳。下面舉例說明非互惠性轉讓的會計處理方法：
1、假設甲公司將其在乙公司的股權投資作為財產股利分配給現有股東，對乙公司的投資按成本入帳，在甲公司的帳面價值為60,000元，分發的股票市價為75,000元，本例中雖然投資是按原始價值入帳的，但此項交易應按轉讓項目的公正價值進行會計處理。本例中，股票的公正價值是75,000元，原始價值是60,000元，二者之間差額15,000元即為收益。根據以上資料，應編制分錄如下：
借：乙公司的股票投資15,000
貸：投資市價上漲產生的收益15,000
借：留存收益75,000
貸：應付財產股利75,000
借：應付財產股利75,000
貸：乙公司的股票投資75,000
2、假設甲公司計劃在A市建一座廠房，為吸引甲公司投資建廠，A市政府自愿將一塊公正價值為200,000元的土地捐贈給甲公司作為建廠基地，但甲公司在今后5年內至少要雇傭A市居民200人。甲公司應編制如下會計分錄：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的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儲藏這3種功能全部或部分從中國國內擴展到國外。中國自2008年底拉開人民幣國際化的序幕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正一步步向前邁進。人民幣正在國際范圍內作為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使用。
1.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現狀
我國于2009年開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目前有206個國家與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和投資。2010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為5063億元，2013年達到4.63萬億元，3年間增長了814%?？缇迟Q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的70%左右是跨境貨物貿易，30%是跨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交易?？缇池浳镔Q易人民幣結算額占同期對外貨物貿易額的比例從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約80%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通過香港進行。有專家預計,到2015年之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貿易總額的50%，或者是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總額的30%將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結算貨幣。此外，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2013年12月3日的報告顯示，從2013年10月份開始，人民幣已取代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國際貿易融資貨幣。根據SWIFT的數據，在傳統貿易融資工具———信用證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幣作為計價及結算貨幣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場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絕對多數，而歐元的市場占有率則從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現狀
自2010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啟動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以來，該業務發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為2840.2億元人民幣，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達5337.4億元人民幣，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幣結算額占F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長速度很快；ODI人民幣結算額占O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額較小。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業務發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包括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股權類產品和人民幣基金類產品。2009年之后，人民幣存款余額增長快速，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認可機構數目也快速增長。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從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萬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發行第一支人民幣債券以來，其離岸人民幣債券發展速度較快。如圖3所示，從2010年到2013年，人民幣債券發行額增長了224%。香港債券市場的發行幣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港幣債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幣債券比重直線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債券市場98%為港幣債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間，港幣債券比重降至35%，人民幣債券比重高達52%。除了香港地區作為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之外，主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還包括倫敦、新加坡、中國澳門和臺灣地區等市場。2011年9月，英國財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國副總理共同宣布，倫敦將和北京共同協力發展人民幣業務。是年年底，倫敦市場上的人民幣交易量已經占到除中國內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量的46%。中國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幣債券是匯豐銀行于2012年4月在倫敦發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幣債券在紐交所上市。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取決于中國貨幣當局人民幣流動性的提供。通過和其他國家（地區）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除了維護金融穩定之外，中國貨幣當局還可以為境外人民幣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銀行簽署了第一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共和24個國家（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30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25932億元人民幣。
3.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現狀
當前，人民幣的儲備職能尚處于萌芽時期。盡管如此，基于中國經濟幾十年強勁的增長勢頭以及人民幣的良好聲譽，一些國家如菲律賓、白俄羅斯、馬來西亞、韓國、蒙古、智利、委內瑞拉、柬埔寨、奧地利、日本、澳大利亞、南非、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國選擇將人民幣資產作為該國的儲備資產。外國央行主要通過如下3個路徑來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一是外國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購買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投資協議；二是外國央行通過人民幣離岸債券市場投資人民幣資產；三是通過QFII渠道進行人民幣儲備投資。另一方面，中國也正在努力讓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IMF最近一次修訂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間，SDR定價籃子貨幣由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組成。該貨幣籃子并沒有真實反映當前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格局的變化。主席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要改革SDR貨幣籃子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總裁卡恩和現任總裁拉加德都歡迎人民幣加入SDR。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幣在SDR一籃子貨幣中應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俄羅斯、巴西和法國都支持人民幣加入SDR。鑒于此，為了減輕人民幣加入SDR的負擔，IMF專門制定了一套相對較易滿足的“儲備資產標準”，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訂時將人民幣納入SDR。盡管人民幣尚不是SDR籃子貨幣，人民幣外匯儲備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幣已經是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資產了。有實證研究顯示，一國經濟總量（按實際匯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將上升0.55%。假設在10年之內，中國GDP全球份額上升10%（將人民幣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慮進去），那么人民幣在全球央行所持外匯儲備的比重將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國家央行勢必會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最終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二、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
當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仍是美元主導的體系，也被稱為“美元本位制”，該體系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穩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體現在美國等儲備貨幣發行國憑借儲備貨幣的地位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為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擔負著該體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穩定性主要體現在儲備貨幣徹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貨幣供應量失去了任何約束，美聯儲成為世界主流經濟體系物價水平的決定者，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通貨膨脹機器。對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意味著美元的“過分的特權”有了一定的外部約束，意味著當人們對于美元作為價值儲存失去信心時，可以有其他外匯貨幣的選擇。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進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公平性和穩定性。
1.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緩解
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不公平性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一個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表現之一是，對于外匯儲備的需求迫使發展中國家積累巨額外匯儲備，這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以極低的利率（現在幾乎為零）向發達國家提供巨額貸款（2007年為2.7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積累外匯儲備，是基于3個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價格波動而導致的對外匯儲備的預防性需求。第二，一國面臨國際收支危機時，缺乏有效的“集體保險”機制（collectiveinsurance）。雖然IMF的緊急融資（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體保險”，但是它的較高條件限制了很多國家申請使用該項貸款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我保險。第三，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強烈的順周期資本流動的壓力，在面臨著國際收支危機時，國內資本加速外流，加劇危機，所以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來對付危機。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達11.86萬億美元，在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占比分別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額達3.82萬億美元，20年間增長了7300%。從橫向比較來看，2013年中國外匯儲備額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羅斯、韓國、中國香港、印度持有的外匯儲備額排名分別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大部分投資于低收益的美國國債，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如果繼續持有美國國債，則有價值縮水之虞；如果拋售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價格將大幅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也將大幅縮水。而與此同時，美國投資者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利率較高。也就是說，中國以很低的利率把資金借給美國，同時又以很高的利率從美國借款，兩者之間的利率差其實就相當于將資源向美國轉讓?？梢?，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補貼著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這體現了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巨大的不公平性。這種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是分不開的。當前，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而美元是主導性的國際儲備貨幣，所以中國大部分對外貿易和金融活動不得不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同時，除了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68億美元之外，中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多年來保持金額巨大的雙順差，致使中國積累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導致中國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情況就會有所改觀。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幣來計價和結算。例如在進出口貿易中，用人民幣來計價結算，當貿易盈余時，中國貿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幣，而非美元，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在國際投資中，一部分中國對外投資和外國來華投資以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同樣的，當外國來華投資大于中國對外投資時，進入中國的是人民幣，而非美元，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美元儲備積累的減緩將有助于減輕中國補貼美國這個不公平的現實狀況。此外，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各國經濟貿易聯系密切，并且中國為本地區提供最終商品消費市場的能力越來越強，在中國與本地區較多國家間的貿易收支關系中，中國屬于逆差國。隨著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中國進口商將越來越多地用人民幣從本地區各國進口商品和勞務，從而本地區各國通過與中國的貿易盈余，將積累越來越多的人民幣儲備，相應地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這些東亞、東南亞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和地區，例如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將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幣儲備來替代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也可減緩這些國家或地區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
2.人民幣國際化將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從歷史上來看，國際交易是以占主導地位的債權國家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由債務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來主導國際貨幣體系是史無前例的。然而，當前美國這個最大債務國的貨幣———美元，卻恰恰就主導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這樣的體系是不可持續的，國際儲備體系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多元化時代。當前這個體系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為常態，而且金額持續擴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連續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些導致了美元在中長期內趨于貶值。在美元貶值的預期之下，私人機構開始拋售美元資產，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貶值導致其所持的美元資產即刻縮水，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買入了私人拋售的美元資產。即使是這樣，越來越多的觀察家擔心，美國凈債務的積累會使得甚至連中央銀行也不愿意繼續積累美元資產，原因是擔心遭致美元貶值的損失。另一方面，在面臨著資本的順周期流動壓力、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性、缺乏“集團保險”機制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又不得不持有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以加強自我保險。由于持有較多外匯儲備的國家在危機中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要少，2008年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強化了各國持有更多外匯儲備的行為。如果要滿足發展中國家對外匯儲備的巨額需求，美國不得不靠保持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來應對。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美國長期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已經致使美元貶值，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投資者將不再愿意繼續持有美元，從而，這個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也是極其不穩定的?，F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對于外匯儲備的巨大預防性需求與外匯儲備的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第一，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就可以用本幣進行各種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尤其是，中國可以用本幣進行國際借貸，擺脫了“原罪”（theOriginalSin）問題。那么，中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大為減少，中國就從最大的儲備貨幣需求方轉變成了供給方，有利于協調儲備貨幣的供求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二，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和中國經濟、貿易、金融聯系密切的國家在選擇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時，就可以將人民幣作為其選項之一。而且，隨著中國更深地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儲備貨幣的比重也會越來越大。從而，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美元儲備供求之間的矛盾，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三，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打破當前美元和歐元的雙寡頭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作為全球的主導貨幣，享有壟斷地位，既不受國際制度的約束，也不受其他國際貨幣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級特權”得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和政治“脅迫”。歐元啟動后，歐元成為第二大貨幣，對美元構成了競爭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權，而日元和英鎊不論是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還是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事實上是一個“雙元寡頭”的體系。但是，美元和歐元的地位又是不對稱的，美元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可以從兩種貨幣在全球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反映出來。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歐元的這一比例分別為60.9%和24.5%，可見，歐元對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夠約束美元的過分特權。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就有可能進入了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時代。這種體系的優點包括：其一，它為世界各國提供了3種可供選擇的清償工具，緩解了用一種貨幣充當國際貨幣而導致的“信心和清償力之間的矛盾”，還避免了兩極貨幣格局容易產生的“蹺蹺板效應”；其二，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為各國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分散匯率風險的機制，使第三種貨幣成為另外兩種貨幣波動的平衡力量；其三，對稱的三元寡頭壟斷的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相互制衡，既競爭、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成本，也有利于維持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說的，在多元的儲備貨幣體系下，美國將不能再濫用其“過分的特權”。一旦美元的主導地位被其他貨幣挑戰了，美國將不得不減少其對外國儲蓄的需求，從而減少將來發生危機的風險。
三、總結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通常認為需要四個條件：一是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二是它的金融市場——國內資產和外匯——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三是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四是在金融和貿易上有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認為，貨幣發行國必須是一個經濟大國。這與第四個條件較接近，因為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通常就會有較大的金融和貿易交易量。
下面我們就來考查牙買加體系誕生以來，所有儲備貨幣發行國(26個以上)是否達到了上述四個條件。
(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根據1980年的《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日元在1976年時，已經占世界外匯儲備的2％，但是我們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匯管制的時間是1979年，而實際執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見，“完全可兌換”作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值得置疑。另外，《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每年均列出世界儲備貨幣的構成，自歐元創立以來，《年報》的世界儲備貨幣構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歐元、日元、瑞士法郎這些占世界儲備貨幣之比例最高的四種貨幣。其中，瑞士法郎雖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種貨幣之外的所有儲備貨幣約占6．3％。因為其他儲備貨幣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這些貨幣至少有10種以上。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已經成為某一經濟體儲備的貨幣在14種以上(在歐元發行之前應在26種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占世界儲備貨幣總量的比例不足0．6％。盡管許多儲備貨幣只有極少數經濟體將其用作儲備，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所以，“廣泛的接受性”的標準也是一個相當模糊的表達。
(二)金融市場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這句話通常理解為“開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場”(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日本不僅沒有開放金融市場，而且還實行著嚴格的外匯管制，日本對金融市場的封閉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抗議。可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并非必要條件。
(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1963～1975年問，日元在成為儲備貨幣的初期存在著較嚴重的通脹。日元不僅對內通脹嚴重，對外的價值也不穩定。從20世紀70年代(史密森協議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25年間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動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從現實中歸納儲備貨幣形成的必要條件
以上我們通過比較日元成為儲備貨幣時的條件否定了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三個。那么，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到底需要哪些條件呢?比較日元形成儲備貨幣的過程，本文認為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需要下述五個并不很難達到的條件。
(一)政治經濟穩定儲備貨幣是一種信用資產，儲備發行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保證其發行的儲備資產安全性的前提。如果這種安全性都保證不了，誰還敢持有這種儲備?所以，一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成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第一必要條件。
(二)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一個國家為什么要將某種貨幣當作儲備貨幣，與交易成本有關。一國的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貿易或資本項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國與中國有巨額貿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貿易資本流動)，該國外匯儲備支付的大部分將用于中國，如果該國儲備當局不儲備人民幣(假定人民幣能用于貿易結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該國的交易將面臨兩重匯率風險，即人民幣和美元兩種匯率風險——有些時候，這兩種風險可能是疊加的。而如果該國用人民幣直接支付，則減少了一重風險，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對于日本和韓國(其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均為中國)，將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將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看，假定中國是某一個實行釘住美元制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那么該國家的外匯市場上就會有大量的人民幣交易，當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時，美元的匯率可能沒有變化，因而為數不多的與美國貿易的進出口商沒有匯率風險，而絕大多數進出口商因為與中國進行貿易而面臨匯率風險，從而使這種釘住失去了意義(釘住制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多數進出口商的匯率風險——或稱交易成本)。顯然，這個國家至少應該將人民幣當作其釘住貨幣的一種(要釘住，就必須先儲備，否則外匯管理當局就無法操作，從而使釘住變成空話)。而如果這個國家將人民幣當作釘住貨幣，當人民幣升值時，它就不必對美元升值，從而使外匯市場上的操作變得更簡單(減少交易成本)?？梢?，一國貨幣成為關鍵貨幣的關鍵是它的貿易(國際交易)規模，如果它的貿易規模足夠大，就會有較多實行釘住匯率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當這些貿易伙伴與該國的貿易占到其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時，釘住這種貨幣就順理成章，儲備貨幣自然形成。
布雷頓體系崩潰之后出現的前幾位國際貨幣發行國——德國、日本和法國，其世界貿易額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梢姡m然交易規模是一個必要條件，但貿易規模更具決定性意義。
(三)允許境外非居民用本幣存款賬戶結算一種貨幣雖然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但不允許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例如人民幣)也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保有的用來償付外債的以外國貨幣命名的資產。貨幣發行國不給非居民提供本幣賬戶的清算服務，他國怎么用這種貨幣來償付外債呢?所以，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另一個條件是：允許非居民持有這種貨幣的存款賬戶(而不是現金)。如果上述(一)和(二)兩個必要條件已經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這種貨幣賬戶結算，必然導致這種貨幣的大量使用。在這種情況下，發行國就沒有理由不對儲備這種貨幣的中央銀行或相關機構提供清算服務。另外，前面我們提到，在日元成為儲備貨幣的早期，日本政府僅對非居民的貿易賬戶實施了開放政策，對資本賬戶卻嚴格限制，但這并沒有阻斷日元儲備化的進程。所以，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第三個必要條件是：在貿易賬戶上開放非居民對本幣的使用。應該強調的是，這一條件與一國貨幣的自由兌換性并不是完全相關的。從貨幣兌換的主體劃分，自由兌換可分為四種，一是對本國居民的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二是對本國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三是對境外非居民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四是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上述分析表明，在這四個自由中只要實現了一、三兩個，對于一個貿易大國，其儲備貨幣的形成條件就已經足夠了。日本早在1960年實現了第三種自由，但第一種自由卻是在1964年才實現，第二種在1980年才開始實施，而第四種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實行對主要儲備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如果一國出口總值在世界居前列(經濟大國)，又實行固定匯率制，則其放開非居民的本幣貿易賬戶就是放開了短期資本，而放開了短期資本就陷人了三難困境(trilemma)：失去了貨幣政策自主性。由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大國的貨幣要想成為儲備貨幣，它的匯率必須浮動，否則它的貨幣政策遲早會受到資本流動的制約。進一步，我們能不能說，實行浮動匯率是一種貨幣儲備化的必要條件呢?就目前來看，所有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匯率都是浮動的。橫截面的歸納似乎是正確的，但從歷史上看，20世紀70年代后期西德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儲備貨幣，然而它在歐洲共同體內部實行固定匯率制；美元的中心儲備貨幣地位也是始于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以，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和克魯格曼的“三難困境”理論，我們可以將第四個必要條件限定為：在牙買加體系下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它必須對主要儲備貨幣(包括美元、歐元和日元)浮動。這個命題不僅符合上述兩個理論，而且也舉不出反例。
(五)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馬克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貨幣存在著長期升值的趨勢(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這種趨勢給貨幣的持有者帶來了收益，因此，人們愿意持有這兩種貨幣?？梢?，長期的升值趨勢對貨幣儲備化過程的重大意義；而反過來，世界上還沒有一種貨幣是因為貶值而變為儲備貨幣。由此我們可以斷言：一種貨幣成長為儲備貨幣的第五個必要條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須保持長期對外升值趨勢或保持較強的穩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準備狀況
我們知道，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僅是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象征，而且還有鑄幣稅的收益。然而根據上述分析可知，一種貨幣能不能形成國際儲備貨幣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是貨幣發行國有沒有能力提供儲備貨幣。一國只有允許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才能成為儲備貨幣，而讓非居民持有本幣賬戶就相當于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短期資本市場，從而使該國將面臨著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所以，一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經受住短期資本的沖擊是它能不能形成儲備貨幣的先決條件。根據克魯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這種沖擊，一個小國可以實行貨幣局制(實際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而一個大國則只能浮動匯率。所以，開放本幣存款賬戶和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個大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兩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二是非貨幣發行國政府是否愿意持有這種貨幣。每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能成為儲備貨幣，但最終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還取決于他國政府能否接受，而他國政府能否接受又取決于發行國本身的政治經濟條件，即政治經濟穩定、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和貨幣具有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三個條件。
人民幣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又如何?下面我們就來詳細地考查。
(一)政治經濟形勢穩定歷經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動蕩，1990年代末期的東南亞危機沖擊，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在向穩定點靠近；一系列體制的悄悄變革，使政治體制和經濟運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穩定結構；迅速增長的財政收入，使政權穩定性得到了進一步保證。目前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沒有人擔心中國近期的政治經濟穩定性。這一條件為人民幣演化為儲備貨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進出口總額高速增長，人民幣具備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礎從1978—2005年，我國的進出口額從206．4億美元增加到14221．2億美元，翻了69倍。盡管我國目前的綜合實力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經是世界第五經濟大國和第三貿易大國了，近幾年，我國進出口增長速度驚人，2003～2005年的進出口總額增長率分別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達23．4％，表明全年增長速度不會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長，不久將競爭第二貿易大國。此外，目前我國已經成為11個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韓國、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蒙古、馬達加斯加、貝寧、臺灣和香港地區)。在這些經濟體中有5個實行釘住匯率制；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是世界外匯儲備大國。另外，應該說明的是，中國與泰國在2000年曾達成貨幣互換協議，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別與日本和韓國達成貨幣互換協議。一旦這些協議執行，人民幣將自動成為儲備貨幣。
(三)逐步升值的匯率演化盡管中國經濟發動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幣開始升值卻是從1994年開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匯率并軌的超調結果，接踵而來的是1997～2000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盡管這一時期，由于對人民幣的擔心而出現了大量資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不僅保持了人民幣與美元名義匯率的穩定，而且因亞洲各國(包括日本)貨幣普遍貶值，使人民幣相對升值。2003年中國經濟在脫離了低迷之后呈現出繁榮，人民幣預期的突然轉向使其名義匯率升值壓力突顯，從此人民幣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都進入了逐步升值的軌道。近十年來，中國工業生產技術迅速普及，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命題，只要中國經濟技術進步的過程不完結，人民幣升值的過程就不會完結。
通過上述第二個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外國政府接受性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因此，只要我國政府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人民幣將迅速成為一種國際儲備貨幣。然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國政府不可能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結算。因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2005年經常賬戶順差和直接投資賬戶順差就達2000多億美元，如果我國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外國的進口商為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利益，必將對中國進口企業提出用人民幣結算的要求；而中國出口商為了避免使用外匯而遭受人民幣升值的匯兌損失，也必將同意使用人民幣結算，結果當然是中國多數出口將不使用外匯。假定有一半出口額用人民幣結算，一年就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再增加3500多億美元。因為非居民的人民幣存款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資本賬戶上，也就是我國出現了大批的短期資本流入。在2000億美元儲備增量的壓力下，我國目前的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貨幣流動性強勁的局面，中央銀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并對房地產采取了選擇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億美元，貨幣回籠的壓力將再增加2．6萬億人民幣，人民銀行勢必大量集中發行中央銀行短期票據，大量集中地發行勢必導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經濟形勢將變得異常復雜，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過5500億(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幣結算，那就可能達到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是我國經濟根本無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見，我國不能放開非居民的人民幣賬戶(因而導致人民幣不能成為儲備貨幣)的原因是我國經濟中存在著短期資本——外匯儲備——貨幣政策三者的聯動關系。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解除這種聯動關系的方法只能是實行浮動匯率制。由此我們可以說，我國在貨幣制度上還不具備提供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條件。
四、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路徑預測
近年來，我國通過吸引外資政策發展國際貿易，逐步實現了貿易額的世界前列地位，為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廣泛使用奠定了基礎。可當人民幣臨近國際儲備貨幣的門口時，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擺脫這個陷阱，它必須乘上“浮動匯率”這個電梯，從陷阱里上來。在許多人看來，從釘住匯率到浮動匯率似乎是“臨門一腳”，但對中國經濟來說，卻是一段漫長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來在我國全部價格籃子的商品中，貿易品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貿易品的生產率也在不斷提高，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提高，目前由許多研究機構測算的購買力平價已經達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幣)；另一方面，根據以往的國際經驗，匯率波動存在著超調現象(反應過度)，所以，若人民幣匯率立即由市場自行決定，則市場價格必升至5．4以下，調整幅度將超過36％。如此大幅度調整必使中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這是因為出口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計算，2005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5％，如果將間接的貢獻(消費和投資)也計算在內，對GDP增量的貢獻遠遠超過40％。所以，人民幣突然大幅度升值將使大批貿易企業倒閉，猛烈沖擊中國整體經濟，其后果是中國人民無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幣絕對不能立即浮動(完全由市場定價)。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銀行宣布我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明確表示要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區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表示：“此次匯率機制改革是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浮動匯率”，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經確定——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一年多以來人民幣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經升值了4．8％。這些情況都表明，人民銀行試圖先讓人民幣匯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接近購買力平價，然后再實行由外匯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制。
通過上述對人民幣儲備化的過程中各種必要條件之間的鉗制關系的分析，我們實際上已經將人民幣未來的路徑勾畫出來：假定人民銀行計劃平均每年升值5％，則從現在算起，還需5年半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購買力平價所確定的匯率。也就是說，從2005至2012年人民幣將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值，并逐步對美元升值，最終逼近購買力平價，并逐步擴大浮動的區間，為完全浮動創造條件；2012年人民幣匯率開始試行市場定價；再經過2年左右的試驗，在匯率企穩，人民銀行基本掌握和熟練了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操作的要領，約在2015年前后，中國將允許非居民在貿易賬戶下使用人民幣結算。屆時，我國可能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二大國；中國可能成為20個或更多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一旦中國開放非居民的人民幣轉賬結算，這些貿易伙伴國會主動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人民幣占世界儲備貨幣的比例將迅速上升，在五年內(2020年)達到3％(排在日元之后)。當然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預測，實際的時間可能會更短一些。
綜上所述，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并非遙不可及，我國已經基本具備了多數條件，少則6年，多則10年，“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就會變為現實。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的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儲藏這3種功能全部或部分從中國國內擴展到國外。中國自2008年底拉開人民幣國際化的序幕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正一步步向前邁進。人民幣正在國際范圍內作為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使用。
1.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現狀
我國于2009年開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目前有206個國家與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和投資。2010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為5063億元，2013年達到4.63萬億元，3年間增長了814%?？缇迟Q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的70%左右是跨境貨物貿易，30%是跨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交易。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占同期對外貨物貿易額的比例從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約80%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通過香港進行。有專家預計,到2015年之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貿易總額的50%，或者是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總額的30%將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結算貨幣。此外，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2013年12月3日的報告顯示，從2013年10月份開始，人民幣已取代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國際貿易融資貨幣。根據SWIFT的數據，在傳統貿易融資工具———信用證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幣作為計價及結算貨幣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場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絕對多數，而歐元的市場占有率則從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現狀
自2010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啟動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以來，該業務發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為2840.2億元人民幣，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達5337.4億元人民幣，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幣結算額占F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長速度很快；ODI人民幣結算額占O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額較小。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業務發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包括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股權類產品和人民幣基金類產品。2009年之后，人民幣存款余額增長快速，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認可機構數目也快速增長。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從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萬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發行第一支人民幣債券以來，其離岸人民幣債券發展速度較快。從2010年到2013年，人民幣債券發行額增長了224%。香港債券市場的發行幣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港幣債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幣債券比重直線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債券市場98%為港幣債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間，港幣債券比重降至35%，人民幣債券比重高達52%。除了香港地區作為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之外，主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還包括倫敦、新加坡、中國澳門和臺灣地區等市場。2011年9月，英國財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國副總理共同宣布，倫敦將和北京共同協力發展人民幣業務。是年年底，倫敦市場上的人民幣交易量已經占到除中國內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量的46%。中國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幣債券是匯豐銀行于2012年4月在倫敦發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幣債券在紐交所上市。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取決于中國貨幣當局人民幣流動性的提供。通過和其他國家（地區）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除了維護金融穩定之外，中國貨幣當局還可以為境外人民幣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銀行簽署了第一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共和24個國家（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30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25932億元人民幣。
3.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現狀
當前，人民幣的儲備職能尚處于萌芽時期。盡管如此，基于中國經濟幾十年強勁的增長勢頭以及人民幣的良好聲譽，一些國家如菲律賓、白俄羅斯、馬來西亞、韓國、蒙古、智利、委內瑞拉、柬埔寨、奧地利、日本、澳大利亞、南非、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國選擇將人民幣資產作為該國的儲備資產。外國央行主要通過如下3個路徑來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一是外國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購買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投資協議；二是外國央行通過人民幣離岸債券市場投資人民幣資產；三是通過QFII渠道進行人民幣儲備投資。另一方面，中國也正在努力讓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IMF最近一次修訂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間，SDR定價籃子貨幣由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組成。該貨幣籃子并沒有真實反映當前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格局的變化。主席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要改革SDR貨幣籃子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總裁卡恩和現任總裁拉加德都歡迎人民幣加入SDR。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幣在SDR一籃子貨幣中應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俄羅斯、巴西和法國都支持人民幣加入SDR。鑒于此，為了減輕人民幣加入SDR的負擔，IMF專門制定了一套相對較易滿足的“儲備資產標準”，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訂時將人民幣納入SDR。盡管人民幣尚不是SDR籃子貨幣，人民幣外匯儲備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幣已經是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資產了。有實證研究顯示，一國經濟總量（按實際匯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將上升0.55%。假設在10年之內，中國GDP全球份額上升10%（將人民幣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慮進去），那么人民幣在全球央行所持外匯儲備的比重將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國家央行勢必會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最終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二、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
當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仍是美元主導的體系，也被稱為“美元本位制”，該體系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穩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體現在美國等儲備貨幣發行國憑借儲備貨幣的地位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為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擔負著該體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穩定性主要體現在儲備貨幣徹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貨幣供應量失去了任何約束，美聯儲成為世界主流經濟體系物價水平的決定者，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通貨膨脹機器。對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意味著美元的“過分的特權”有了一定的外部約束，意味著當人們對于美元作為價值儲存失去信心時，可以有其他外匯貨幣的選擇。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進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公平性和穩定性。
1.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緩解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不公平性
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一個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表現之一是，對于外匯儲備的需求迫使發展中國家積累巨額外匯儲備，這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以極低的利率（現在幾乎為零）向發達國家提供巨額貸款（2007年為2.7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積累外匯儲備，是基于3個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價格波動而導致的對外匯儲備的預防性需求。第二，一國面臨國際收支危機時，缺乏有效的“集體保險”機制（collectiveinsurance）。雖然IMF的緊急融資（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體保險”，但是它的較高條件限制了很多國家申請使用該項貸款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我保險。第三，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強烈的順周期資本流動的壓力，在面臨著國際收支危機時，國內資本加速外流，加劇危機，所以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來對付危機。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達11.86萬億美元，在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占比分別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額達3.82萬億美元，20年間增長了7300%。從橫向比較來看，2013年中國外匯儲備額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羅斯、韓國、中國香港、印度持有的外匯儲備額排名分別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大部分投資于低收益的美國國債，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如果繼續持有美國國債，則有價值縮水之虞；如果拋售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價格將大幅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也將大幅縮水。而與此同時，美國投資者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利率較高。也就是說，中國以很低的利率把資金借給美國，同時又以很高的利率從美國借款，兩者之間的利率差其實就相當于將資源向美國轉讓?？梢?，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補貼著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這體現了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巨大的不公平性。這種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是分不開的。當前，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而美元是主導性的國際儲備貨幣，所以中國大部分對外貿易和金融活動不得不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同時，除了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68億美元之外，中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多年來保持金額巨大的雙順差，致使中國積累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導致中國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情況就會有所改觀。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幣來計價和結算。例如在進出口貿易中，用人民幣來計價結算，當貿易盈余時，中國貿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幣，而非美元，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在國際投資中，一部分中國對外投資和外國來華投資以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同樣的，當外國來華投資大于中國對外投資時，進入中國的是人民幣，而非美元，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美元儲備積累的減緩將有助于減輕中國補貼美國這個不公平的現實狀況。此外，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各國經濟貿易聯系密切，并且中國為本地區提供最終商品消費市場的能力越來越強，在中國與本地區較多國家間的貿易收支關系中，中國屬于逆差國。隨著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中國進口商將越來越多地用人民幣從本地區各國進口商品和勞務，從而本地區各國通過與中國的貿易盈余，將積累越來越多的人民幣儲備，相應地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這些東亞、東南亞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和地區，例如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將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幣儲備來替代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也可減緩這些國家或地區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
2.人民幣國際化將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從歷史上來看，國際交易是以占主導地位的債權國家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由債務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來主導國際貨幣體系是史無前例的。然而，當前美國這個最大債務國的貨幣———美元，卻恰恰就主導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這樣的體系是不可持續的，國際儲備體系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多元化時代。當前這個體系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為常態，而且金額持續擴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連續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些導致了美元在中長期內趨于貶值。在美元貶值的預期之下，私人機構開始拋售美元資產，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貶值導致其所持的美元資產即刻縮水，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買入了私人拋售的美元資產。即使是這樣，越來越多的觀察家擔心，美國凈債務的積累會使得甚至連中央銀行也不愿意繼續積累美元資產，原因是擔心遭致美元貶值的損失。另一方面，在面臨著資本的順周期流動壓力、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性、缺乏“集團保險”機制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又不得不持有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以加強自我保險。由于持有較多外匯儲備的國家在危機中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要少，2008年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強化了各國持有更多外匯儲備的行為。如果要滿足發展中國家對外匯儲備的巨額需求，美國不得不靠保持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來應對。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美國長期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已經致使美元貶值，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投資者將不再愿意繼續持有美元，從而，這個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也是極其不穩定的?，F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對于外匯儲備的巨大預防性需求與外匯儲備的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第一，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就可以用本幣進行各種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尤其是，中國可以用本幣進行國際借貸，擺脫了“原罪”（theOriginalSin）問題。那么，中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大為減少，中國就從最大的儲備貨幣需求方轉變成了供給方，有利于協調儲備貨幣的供求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二，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和中國經濟、貿易、金融聯系密切的國家在選擇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時，就可以將人民幣作為其選項之一。而且，隨著中國更深地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儲備貨幣的比重也會越來越大。從而，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美元儲備供求之間的矛盾，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三，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打破當前美元和歐元的雙寡頭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作為全球的主導貨幣，享有壟斷地位，既不受國際制度的約束，也不受其他國際貨幣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級特權”得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和政治“脅迫”。歐元啟動后，歐元成為第二大貨幣，對美元構成了競爭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權，而日元和英鎊不論是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還是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事實上是一個“雙元寡頭”的體系。但是，美元和歐元的地位又是不對稱的，美元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可以從兩種貨幣在全球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反映出來。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歐元的這一比例分別為60.9%和24.5%，可見，歐元對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夠約束美元的過分特權。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就有可能進入了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時代。這種體系的優點包括：其一，它為世界各國提供了3種可供選擇的清償工具，緩解了用一種貨幣充當國際貨幣而導致的“信心和清償力之間的矛盾”，還避免了兩極貨幣格局容易產生的“蹺蹺板效應”；其二，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為各國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分散匯率風險的機制，使第三種貨幣成為另外兩種貨幣波動的平衡力量；其三，對稱的三元寡頭壟斷的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相互制衡，既競爭、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成本，也有利于維持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說的，在多元的儲備貨幣體系下，美國將不能再濫用其“過分的特權”。一旦美元的主導地位被其他貨幣挑戰了，美國將不得不減少其對外國儲蓄的需求，從而減少將來發生危機的風險。
三、總結
關鍵詞：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存貨；對外交換價值
《企業會計準則第7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是在原會計準則《非貨幣易》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其最大的變化是引入了商業實質的概念，并且在符合規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以公允價值為基礎計量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由于存貨的計量比較特殊，對于一般納稅人來說，存貨的公允價值是不包含增值稅的，而存貨對外交換其實際價值又是包含增值稅的，由此，則產生了一系列計量和會計處理上的誤區。
一、以公允價值為基礎計量的會計處理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具有商業實質且換入或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的，應當以公允價值為基礎來計量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一般情況下，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為：
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應支付的相關稅費+（-）支付（收到）的補價
如有確鑿證據，表明換入資產的公允價值比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更可靠。上述公式應采用換入資產的公允價值來計量。但涉及存貨時，由于存貨附帶增值稅的特殊性，其計量和會計處理又有著特殊性。
（一）單項資產交換涉及存貨的會計處理
如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涉及存貨的，應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換出存貨的對外交換價值應是公允價值（本文所指存貨的公允價值均不含增值稅）加上應交的增值稅銷項稅額，企業應以其存貨的對外交換價值與對方的資產進行交換，從而決定是否支付補價，應支付多少補價，而不是單純以換出存貨的公允價值和對方資產的公允價值來決定補價的多少，否則會造成存貨價值低估；二是換入存貨的入賬價值應在上述基礎上扣除單獨入賬的增值稅進項稅額，公式為：
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應支付的相關稅費+（-）支付（收到）的補價-單獨入賬的增值稅進項稅額
例：A公司以其庫存商品與B公司的固定資產相交換，該商品成本80萬元，公允價值100萬元，稅率17%，計稅價格等于公允價值。假如固定資產的原始價值為150萬元，已提折舊50萬元，公允價值為110萬元，A公司另發生0.1萬元的相關費用。A公司換入的固定資產作為固定資產管理，B公司換入的商品作為原材料管理。A、B公司均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
分析：由于上述交換屬于不同類型的資產相交換，交換后對換入企業的特定價值顯著不同，因此該交換具有商業實質。A公司換出資產為存貨，該資產的對外交換價值為100萬元加上增值稅銷項稅額17萬元，共計117萬元。而B公司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為110萬元，因此B公司應支付給A公司7萬元的補價。
A公司的賬務處理如下：
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100+應支付的相關稅金和費用17.1-收到的補價7=110.1（萬元）
借：固定資產1101000
銀行存款70000
貸：主營業務收入10000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170000
銀行存款1000
借：主營業務成本800000
貸：庫存商品800000
B公司的賬務處理如下：
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110+應支付的相關稅費0+支付的補價7-單獨入賬的增值稅進項稅額17=100（萬元）
借：固定資產清理1000000
累計折舊500000
貸：固定資產1500000
借：原材料10000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170000
貸：固定資產清理1000000
營業外收入100000
銀行存款70000
（二）多項資產交換涉及存貨的會計處理
涉及多項資產交換時，也應注意上述的補價確定方法以及換入存貨的增值稅問題。應先確定換入資產入賬價值總額，再將該金額按換入資產的公允價值或原賬面價值比例進行分攤，以確定各項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
換入資產入賬價值總額=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總額+應支付的相關稅費+（-）支付（收到）的補價-單獨入賬的增值稅進項稅額
如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無法可靠確定，應按換入資產的公允價值總額為基礎計量。
各項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總額×該資產的公允價值÷換入資產公允價值總額
如果換入資產的公允價值無法可靠確定，應按換入各項資產的原賬面價值占賬面價值總額的比例進行分攤。
例：甲公司和乙公司均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17%。2007年7月，甲公司以廠房、設備和庫存商品交換乙公司的辦公樓、小汽車和大汽車。各項資產的賬面價值和公允價值如下（萬元）：
由于甲公司的換出資產中包含有存貨，其對外交換價值為1509.5萬元，乙公司資產的對外交換價值為1350萬元，因此乙公司支付給甲公司159.5萬元的補價，甲公司收到的資產全部做固定資產管理，乙公司收到的庫存商品作存貨管理，其余做固定資產管理。（假定不考慮增值稅以外的其他稅金）。
1.判斷是否屬于非貨幣資產交換：
159.5/1450=11%<25%
屬于非貨幣性資產交換
2.甲公司：
（1）換出資產公允價值總額=1450（萬元）
換入資產公允價值總額=1350（萬元）
（2）換入資產入帳價值總額=換出資產公允價值總額-收到的補價+應支付的稅金=1450-159.5+59.5=1350（萬元）
（3）確定換入各項資產入賬價值：
辦公樓：1350×1100÷1350=1100（萬元）
小汽車：1350×100÷1350=100（萬元）
大汽車：1350×150÷1350=150（萬元）
（4）賬務處理
借：固定資產清理13200000
累計折舊7800000
貸：固定資產21000000
借:固定資產——辦公樓11000000
——小汽車1000000
——大汽車1500000
銀行存款1595000
營業外支出2200000
貸：固定資產清理13200000
主營業務收入35000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595000
借：主營業務成本3000000
貸：庫存商品3000000
3.乙公司：
（1）換出資產公允價值總額=1350（萬元）
換入資產公允價值總額=1450（萬元）
（2）換入資產入帳價值總額
=換出資產公允價值＋支付的補價－進項稅額
=1350＋159.5－59.5=1450（萬元）
（3）確定換入各項資產入賬價值：
廠房：1450×1000÷1450=1000（萬元）
設備：1450×100÷1450=100（萬元）
商品：1450×350÷1450=350（萬元）
（4）賬務處理
借：固定資產清理12300000
累計折舊13700000
貸：固定資產26000000
借：固定資產——廠房10000000
——設備1000000
原材料35000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595000
貸：固定資產清理12300000
銀行存款1595000
營業外收入1200000
從上例中可以看出，如果非貨幣性資產交換過程中沒有發生相關費用，那么各項資產的入賬價值即為該項資產的公允價值，因此在實務操作中，只需要將發生的相關費用按照換入資產的公允價值（或原賬面價值）比例進行分攤，分別計入各項資產的入賬價值即可。
二、以賬面價值為基礎計量的會計處理
當交換不具有商業實質，或換入、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均不能可靠計量時，不能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換入資產的入
賬價值，應以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為基礎計量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
換入資產入賬價值=換出資產賬面價值+（-）支付（收到）的補價+應支付的相關稅費-單獨入賬的增值稅進項稅額
由于不采用公允價值，因此換出資產按賬面價值結轉，不涉及損益核算，增值稅按視同銷售處理。
例：A公司以一輛小汽車和庫存商品換取B公司一輛小型中巴和庫存原材料，A公司小汽車的賬面價值為30萬元，庫存商品賬面價值為8萬元，計稅價格為10萬元，B公司小型中巴賬面價值為20萬元，庫存原材料賬面價值16萬元，計稅價格20萬元，假定交換不具有商業實質，B公司支付給A公司補價2萬元（增值稅稅率為17％）
（一）A公司的賬務處理如下：
1.換入資產賬面價值＝360000
換出資產賬面價值＝380000
2.換入資產總成本＝換出資產賬面價值－收到的補價＋支付的稅費－單獨入賬的增值稅進項稅額＝38－2＋1.7－3.4＝34.3（萬元）
3.各項資產入賬價值：
中巴：34.3×20÷36＝19.06（萬元）
材料：34.3×16÷36＝15.24（萬元）
借：固定資產——小型中巴190600
原材料1524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34000
銀行存款20000
貸：固定資產清理300000
庫存商品800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17000
（二）B公司的賬務處理如下：
1.換入資產賬面價值＝38萬
換出資產賬面價值＝36萬
2.換入資產總成本＝換出資產賬面價＋支付的補價＋支付的稅費－單獨入賬的增值稅進項稅額＝36＋2＋3.4－1.7＝39.7（萬元）
3.各項資產入賬價值：
小汽車：39.7×30÷38＝31.34（萬元）
商品：39.7×8÷38＝8.36（萬元）
借：固定資產——小汽車313400
庫存商品8360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17000
貸：固定資產清理200000
庫存商品160000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快速、持續的發展，累積了大量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經突破萬億美元的大關，2008年5月末外匯儲備余額近1.8萬億美元，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人民幣匯率已成為涉及到國內外經濟發展的焦點問題。簡要分析了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以及就人民幣升值，如何趨利避害提出了一些應對措施。
1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1.1背景
2003年，中國經濟在擴大內需投資和對外貿易增長的帶動下，經濟保持年增8.2%的強勁勢頭。我國近10年來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尤其是來自美國的順差，目前已成為排在日本之后全球第二大貿易順差的國家，這是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雖然外匯儲備對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至關重要，但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各項指標遠遠高于國際警戒線，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在長期內影響著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使得人民幣面臨著長期持續的升值壓力。
1.2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我國加入WTO以后，經濟和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與美、日、歐盟等經濟體的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這些經濟體基于本國內經濟和政治需要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并對我國施加各種壓力。在綜合考慮我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和整體承受能力的基礎上，以國外要價合理讓步和對我發展整體有利為前提，我國政府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幣匯率不再緊盯單一美元，它標志著中國在邁向真正有彈性和可浮動的匯率制度方面走出了關鍵性的歷史一步。在公布了這一政策后，人民幣持續小幅度升值。
2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利弊影響
2.1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有利影響
(1)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我國長期以高能耗，低效益，技術含量低，甚至是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在國際貿易競爭中，低估人民幣幣值，鼓勵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型產品的生產出口，雖然賺取大量外匯，但回報的價值并不是很高，資本積累相當困難。我國作為一個大國，盡管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經濟、技術、管理都有了一定的積累，這是我國向更高的技術領域、更高的產業層次發展的基礎。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可以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產品成本，可以提高產品質量，提升產品的價值含量，可以生產更高技術要求的產品，擴展市場空間，可以充分利用資源，提升資源的商品價值，還可以開發許多原材料替代品，減少資源消耗，減少對環境的破壞。產業升級，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尤其是外匯資本的投入?，F在，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契機，人民幣升值后，同樣美元價格的設備轉換成人民幣要少得多，引進投資品的成本變得相對低廉，同樣的專利技術、同樣的先進設備，卻只需支付相對低廉的成本，這將大大調動企業引進先進設備、購買新技術專利的積極性，最終將會加快我國技術更新的速度，從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轉變的發展方向。人民幣升值對于推動我國企業貿易結構調整并激發其自主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人民幣升值可以優化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
從理論上講，人民幣升值降低了進口要素價格，對于國內那些利用較多國外資源、較多地進口國外先進設備、技術是一定程度上的鼓勵。相應地，人民幣升值起到提高與出口相關的各要素價格，也就是說對那些以大量資源要素投入和低成本為競爭優勢，附加價值較低競爭力不強的出口商品，相對于高附加值出口商品起到更大的抑制作用。這些都將進一步促進我國貿易中的比較利益和產業技術的提高。
(3)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貿易條件。
商務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貿易條件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下降了2%。2003年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4.7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為109.7，貿易條件指數為95.4%，低于上年的98.8%。這就是說，我國的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國必須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換回同樣數量的進口商品，國民福利向外流失。人民幣升值可以促使我國企業做出結構調整，改變出口商品結構，加速先進技術引進，提高生產效率，進行產品更新換代，實現產品動態比較升級，改善貿易條件，提升我國產品國際競爭力，減輕我國經濟受國際經濟動蕩的影響，使中國經濟保持健康穩定成長。
(4)人民幣升值有利于緩解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爭端和摩擦，減少反傾銷訴訟。
我國出口增長長期快于進口增長，在有力地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經濟內外部失衡風險增大、一些國家還越來越多地利用技術壁壘、環境壁壘、知識產權壁壘等非關稅貿易壁壘對中國商品出口設限，貿易磨擦頻繁發生。中國近幾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近10多年來，我國一直是世貿組織成員中遭受反傾銷投訴和調查最多的國家，大約占世貿成員投訴量的三分之一。就近一、兩年的國內外市場形勢看，我國出口增長速度略微放慢一些，進口增長適當加快一些，總體上有利于緩解這類矛盾和問題，人民幣適度升值有利于我國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和諧發展。
2.2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
(1)人民幣升值會促進進口進一步增強，對國內相關企業造成巨大的沖擊，大大消弱其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升值，使國內大量相關企業面臨優質進口產品的更大沖擊，同時，出口企業在價格方面的國際競爭力被大大削弱，在國際貿易中越來越處于不利地位，導致自身貿易條件惡化和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增強。
(2)人民幣升值過快過猛，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大幅縮減，影響國民經濟平穩增長。
人民幣升值過快和幅度過大，一方面，可能造成出口增長速度大幅回落，這樣不僅對資源性、低價位和低附加值商品，也會對整個出口加工產業發展以及就業造成較大打擊；另一方面，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進口，沖擊國內市場，甚至引起一定的通貨緊縮。中國的出口貿易大多集中在紡織，服裝，制造業及電子加工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主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在于其產品相比其他國家同類產品有明顯的價格優勢。由于產品的技術含量少，附加值低，產品之間差異化程度小，相互替代性強，這些行業的產品出口價格彈性較大，在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對這些行業的出口貿易將產生不利影響。2007年1-7月，我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總值是754.70億美元，與上年同比增長17.55%，增幅同比回落約7個百分點，比2005年降低了近20個百分點。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和出口退稅的減少。
(3)人民幣快幅升值挫傷外商對我國投資的積極性。
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大批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進入國內，而這些企業生產的產品除在中國國內銷售外，一大部分份額都用于出口到國外。這一期間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份額在我國總出口額中的一度保持了較快增長。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外商對華投資成本的增加，受此影響，國外資金可能會轉向流入中國的資本市場，影響對我國“三資企業”的資金投入。因此，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作用。
(4)人民幣升值影響我國大型成套設備的出口。
我國一些大型成套設備出口期較長，一般從簽約到交付使用大約需要5－10年，而付款時間可能更長。如果人民幣保持不斷升值，企業對遠期匯率水平難以預測，目前金融機構現狀是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匯對沖工具，所以企業承擔的匯率風險以及規避風險的成本將較大，這將不利于我國出口大型成套設備。
3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應采取的對策
鑒于人民幣升值對一國經濟發展存在以上諸多負面影響，從經濟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來看，就人民幣升值，如何趨利避害提出了幾點建議：
3.1降低國內企業對外貿的依存度，積極擴大內需
我國在匯率升值的情況下，企業在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同時，企業應更加注重國內市場的開拓，注重內需的發展，以減少國民經濟增長對外貿的依賴，弱化世界經濟起伏動蕩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從而使得中國經濟更加健康的發展。這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的必然選擇，也是當前經濟戰略轉型和政策選擇的著力點。
3.2努力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增強外貿企業抵抗匯率風險的能力和途徑，提高其國際競爭力
我國金融工具、特別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匱乏，使得眾多外貿企業缺乏規避外匯風險的有效手段和渠道。人民幣升值對外貿出口企業來說，應著力增強其匯率風險意識，增加結算幣種，并學會運用更多的匯率避險工具來規避和管理風險，增強消化匯率升值而帶來成本的風險的能力。
對于那些單純以自己的成本和資源來獲取比較優勢的外貿出口企業，應積極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努力提高其產品的附加值。對于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企業應著力提高其人力資本和技術投入以提高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3.3政府應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
（1）對出口退稅率要進一步調整，對那些高能耗低附加值商品要減少出口補貼。稅率下調會使我國的出口增長放慢，從而使得經常項目余額減少，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促使我國的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
（2）合理控制、適度利用外匯儲備。從微觀角度分析，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巨額的外匯儲備，因此充分利用我國目前大量外匯儲備來進口石油、糧食、礦砂和技術設備等我國緊缺資源和急需技術，這不僅可以緩解因大量外匯儲備所累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而且還可以提高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最終促進對外國的產品出口，從而充分發揮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的有利作用。
（3）轉變觀念，轉變只重視出口，忽略進口重要性的唯順差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源于巨額的貿易順差，為緩解這一壓力，消化龐大的外匯儲備。就要加大進口力度，進口時必須首先考慮進口外國先進的機器設備及相關技術和不可再生的生產資料，如石油、銅、鐵礦砂等我國稀缺資源，保障國家安全作必須的準備。超級秘書網
4結語
從以上分析得出，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改善貿易條件、優化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得我國原有模式的出口大幅縮減，對經濟穩定造成一定影響。面臨國際形勢和國內發展的現有階段，人民幣升值需要與國內的市場利率改革相結合，充分發揮人民幣升值的有利影響，規避其不利影響，有效規避匯率風險，這樣才能真正緩解國際貿易順差，以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光.人民幣匯率問題：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經濟研究，20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