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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管理論文2800字(一)：電子商務與供應鏈管理的概念及內在聯系論文
摘要：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電子商務發展前景一片大好，并且企業供應鏈運作方面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此類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電子商務和供應鏈管理之間的密切關系。從實際角度出發，對電子商務和供應鏈管理的概念予以分析，在此基礎上探尋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關鍵詞：電子商務；供應鏈；概念；聯系
中圖分類號：F713.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20）15-0146-02
當前時代是信息化時代，電子商務已經融進了我們的生活，電子商務現在開始由時尚化日漸向生活化方位轉移，社會上越來越多的行業都開始涉足電子商務。但是電子商務之所以成功且迅速得到廣泛應用，后臺供應鏈管理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一、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是通過應用計算機技術，以電子交易方式在全世界方位內進行且完成的各類商務活動和交易活動以及金融活動。簡而言之，電子商務便是借助計算機網絡平臺，集產品買賣和付款以及服務等于一體的經濟活動。
對于企業而言，電子商務總體目標一共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創設銷售網絡結構體系；二是企業可以提供不同類型商務活動全面數據信息內容，處理企業生產以及銷售環節中的信息收集困難等問題；三是減少企業進入市場的若干環節，助力企業拓寬本體市場，從根本上提升商品銷售效率；四是降低企業銷售成本，科學有效地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五是為交易雙方提供便利，以網上談判形式為彼此促成合作；六是為企業一方提供堅實的質量支撐；七是方便顧客網絡檢索所需商品種類與詳情。
二、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主要是指由供應商和制造商以及倉庫和配送中心等所組成的物流網，其類型主要分為三類：一是是基于客戶需求的供應鏈，二是基于銷售的供應鏈，三是基于產品的供應鏈。供應鏈管理則是指調整和完善供應鏈活動，供應鏈管理對象便是供應鏈組織以及期間產生的“流”，集成和協同是核心應用手段，最為主要的目標便是滿足客戶需求，之后在此基礎上強化供應鏈整體競爭水平。供應鏈管理的實質便是深入供應鏈體系之中，囊括不同增值選項，將客戶所需產品在正確時間點，根據正確的數量和優質的質量、合理的狀態，最終送達指定目的地，最大限度上去降低經濟成本。
1.供應鏈管理將所有節點視為統一整體，然后達成全過程戰略性管理。老舊式管理手段，一般都是將企業職能部門作為基礎，但是由于企業和企業間、職能部門與職能部門間的目標迥異，所以就會相繼產生諸多矛盾和沖突，企業和企業間、職能部門與職能部門間此時便不能有效發揮功效、履行職能，所以難以達成整體目標。供應鏈管理，會將物流和信息流以及業務流等方面的管理貫穿于供應鏈始終，整個物流囊括在內，從原材料、零部件采購，直至產品運輸以及儲存等，這些都涵蓋其中。其間，處在各個節點上的企業一定要實現信息共享和風險承擔、利益共存，要站在戰略層面去掌握供應鏈管理的價值和意義，之后方可達成整體高效管理。
2.供應鏈管理的集成化管理特點甚是突出。需知，供應鏈關鍵的核心便在于集成思想和集成方法，從供應商端開始，會經由制造商和分銷商以及零售商、客戶這些全要素和全過程，然后形成集成化管理樣態，這是一種新型管理手段，會將不同企業統統集成在一個供應鏈里，然后提升供應鏈水平和質量，企業間的強強聯合最為關鍵。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全局最優化發展局面。
3.供應鏈管理過程中的“庫存”愈加明顯。傳統庫存思想理念表明了，庫存是保障企業生產和企業銷售的必要手段，是一種必要成本。所以說，供應鏈管理讓企業和其他企業在不同市場環境下達成了庫存轉移，企業庫存成本得到科學合理的降低。此時，要求供應鏈上的各企業成員間要通力合作，形成戰略互助關系，要做出快速反應，從而更好更優地節約投入成本額度。
4.供應鏈管理遵循“客戶至上”的原則，此為供應鏈管理的經營方位。無論是供應鏈節點中企業數量多少與否，也無論企業類型如何、參與程度深淺，之所以形成供應鏈，客戶和消費者需求始終都是核心導向。正因為客戶和消費者需求的存在，供應鏈才會應運而生。唯有讓廣大客戶和消費者需求得到有力滿足，供應鏈的發展空間才會變大，未來才能擁有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
三、電子商務與供應鏈管理的內在聯系
當前，全球每天都會有數以億計的交易活動產生，每筆交易均為供應鏈體系中緊密相連的業務活動，最為常見的就是虛擬市場和跨過客戶需求分析、資源供給、科學安排、新產品研發、策略型資源獲得、產品加工生產，諸如此類，均會被納入到全球化供應鏈管理范疇中。由上可知，由此所產生的信息量之龐大、之繁雜，管理難度必然比一般流程下的供應鏈管理更高。
1.電子商務是供應鏈管理的集成驅動器。電子商務讓供應鏈上的成員方可以緊密合作、積極交流，將供應鏈概念合理地進行延伸，供應商的供應商以及客戶的客戶都會從中受益。這是一種全球化的協作樣態，所涉內容繁多，包含了需求預測內容和產品設計內容以及商品外購、服務客戶等內容，為進行全球化供應鏈管理提供了技術支撐和發展平臺，使得供應鏈管理朝向變得愈加動態化和柔性化以及虛擬化，供應鏈管理持續競爭力倍增。
2.供應鏈管理是電子商務發展的理論依據。企業建立電子商務模式，供應鏈管理概念的建立是第一位的，要以供應鏈管理理論作為核心依據，之后在此基礎上使用新型技術模式進行嶄新的管理方案制定，將供應鏈管理視為和電子商務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運行環境，并且要將供應鏈管理看作是與電子商務密不可分的發展平臺，這樣才能實現全球化的電子商務發展。
3.供應鏈管理和電子商務之間的整合。供應鏈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放眼世界、放眼未來，立足于全球性的供應鏈體系，這給基于全球化發展方向的電子商務提供了一個優異的管理平臺，讓供應鏈管理不僅僅被限制在企業內部和區域里，形成慢慢延伸至全球化的一種供應鏈體系，最終形成一種跨企業合作模式和跨區域合作模式。電子商務和供應鏈管理，是企業提升競爭實力的法寶，需要在不斷探索發現中去找尋滲透渠道、整合辦法，最后漸入佳境。
四、結語
綜上所述，全球化電子商務系統建立是大勢所趨，以互聯網和電子商務技術為根基，面對全球化供應鏈的信息溝通、處理的低投入、高產出的新平臺出現，信息交流矛盾和資源共享問題才能夠被一一化解，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協作也會變得愈加融洽，存貨效率會得以提升、資金流動也愈加流暢。不僅如此，業務處理速度和客戶需求響應速度也會雙向提升。電子商務和供應鏈管理是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實力的“法寶”，實踐階段，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主要關系。
電子商務管理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基于電子商務運營模式的企業物資管理分析論文
摘要：利用電子商務技術進行物資采購和管理，采購信息準確、全面，方便決策，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采購效率，增加效益。
關鍵詞：電子商務；運營模式；物資管理
電子商務技術作為一種新興技術，基于信息化市場的擴張，憑借其商業模式上的創新與延伸，逐漸成長并成熟，成為當下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營銷模式。很多傳統企業從獲得更大的成長空間和更快的成長速度的立足點出發，將原有管理模式和銷售業務與電子商務進行互補結合。
一、企業物資管理的特點
目前，信息化是物資采購管理業務的基石。傳統物資采購方式不僅采購效率低，而且供應商也難以滿足采購部門的要求。而電子商務模式的出現，恰好解決了這一問題，使得企業得以推行信息化、自動化的管理模式，建立企業內部網絡，從而實現統一管理資源共享。隨著行業規模逐漸壯大，隨之而來的是與日俱增的物資管理與監管成本。在業務流程中，除了要完成信息化和確保對物資信息進行保密處理之外，還需要實現電子商務價值最大化，簡化采購流程，降低采購成本，從而真正提高采購電力物資的效率。
二、采購環節
2.1采購申請和審批流程
采購環節最初需要進行編制需求（采購）計劃和提出采購申請。采購部門主要參照采購計劃進行物資采購，以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若編制的采購計劃偏離實際需求造成物資短缺或過量，甚至無法跟上生產進度，就會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秩序。為避免這些問題出現，可從三方面著手加強管控：第一，生產、經營、項目建設等部門，應參照實際需求編制采購計劃。第二，基于年度生產經營計劃和企業發展目標，結合現有庫存量，通過物資管理平臺合理布設采購計劃，避免過量采購或物資短缺。第三，采購計劃應納入采購預算管理，經相關負責人審批后，作為企業剛性指令嚴格執行。電子商務環境下的物資采購和管理具有它的優勢所在，但是真正實施起來也是困難重重，所以怎樣運用電子商務進行物資管理工作是很重要的，盲目的使用不僅不能方便物資的管理工作，還有可能因為管理混亂引起物資供應和管理問題，造成工程因材料供應不及時而發生問題，釀成大錯。所以，加強網絡物資信息收集、網絡詢價議價、采購運輸、到場配發等環節，是企業和物資采購人員應當加強的。若企業缺少一套相對完善的物資請購制度和審批流程，就無法合理控制采購量，可能會破壞企業的生產經營秩序。采購申請指的是企業生產經營部門基于物質需求和采購計劃提出采購申請。主要管控措施為：首先，確立物資請購制度，依據購買物資或接受勞務的類型，授予相應歸屬部門請購權，厘清各關系部門的權責范圍，明確請購流程；其次，請購人員和部門必須根據成本預算和市場行情提出采購申請，依照規定辦理請購手續；再次，負責審批請購單的管理部門必須按成本預算嚴格審查請購單，檢查采購申請是否與采購計劃和生產經營需求相符，采購內容是否健全，物資量是否超預算等，如采購申請超預算或與上述要求不符，可不予審批。
2.2選擇合適的供應商
采購方的生存和發展與供應商的實力、行業信譽和產品質量息息相關。為了選擇合適的供應商，并且與其保持長期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企業要堅持完善供應商準入制度和相應的評估制度，在政策方面適當給予優秀供應商一定的優惠，確保供貨源穩定可靠，促進企業經營生產活動可持續發展。
2.3控制采購價格
第一，完善采購定價機制，通過協議采購、招標采購、詢比價采購、動態競價采購等途徑，對所采物資進行合理定價。第二，采購部門必須深入剖析大宗物資的成本構成，通過市場調研，時時關注其價格波動情況，并根據其市場價格波動規律分析其供求關系和市場行情，構建采購價格數據庫。
2.4建立采購合同內部審查制度
一是審查采購合同的內容。檢查合同內容是否嚴密、完整，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如當事人的姓名、住所；合同價款或報酬；雙方約定的地點、期限、履行方式；違約責任和爭議解決方式等。二是審查采購合同產生的過程。合同產生過程的審查實際是對合同產生的必要性、效益性進行審查。如審查采購方式是否符合企業實際；審查采購計劃、物資定價和資金分配過程；審查供應商選用及開標過程。三是審查采購合同的履行情況。重點審查驗收環節和結算環節的工作流程，也就是審查采購標的物的數量和質量是否與采購合同中的具體要求相符，是否根據規定預留了質量保證金等。
三、驗收環節
健全采購驗收制度，規范驗收流程，是該環節的主要工作內容。首先，采購、驗收兩大部門必須相互分離。其次，規范驗收流程。指派專人或指定驗收部門對照請購單和合同條款逐一核查物資規格、品種、質量和數量，審核通過后編制計量報告、驗收報告及驗收證明，并辦理接收手續。再次，及時上報存在問題的物資，深入調查問題根源并妥善處置。最后，健全退貨管理制度，明確告知退貨的條件和手續，規定貨物出庫、退貨款回收等相關內容。
四、付款環節
在付款環節，如果付款方式不當，不嚴格審查付款流程，致使付款金額超預算，企業不僅將因此蒙受經濟損失，信譽度也會降低。為避免此類問題發生，可從三方面著手加強管控：一是健全預付賬款及定金的授權審批制度；二是嚴格審批流程，采購預算、合同、審批程序、驗收手續、發票等手續通過審核后才允許辦理付款；三是定期與供貨商審計核對應付款項和票據，如有賬款金額與實際不符，應立即核查糾偏。
第一印象所產生的作用稱之為首因效應。指的是在有效交往過程中，社會知覺對象給知覺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對社會知覺者的影響作用?，F實生活和社會心理學實驗研究都證明：人在初次交往中給對方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人們會自覺地依據第一印象去評價一個人，今后交往中的印象都被用來驗證第一印象。人在交往中給對方留下的第一印象的好與壞，關系到今后人們對其評價如何，它往往決定著今后人際交往和人際關系。第一印象不好，彼此以后可能就不會繼續交往，也很難結成良好的人際關系。
了解首因效應的意義在于能使我們自覺地利用這一社會心理效應，為我們的現實生活和實際工作服務，幫助我們順利地進入人際交往。這一方面的意義，對于領導者和管理工作者來說，尤為重要。在領導活動和管理活動等現實人際交往活動中，給交往對象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對于工作順利、有效開展起著不可低估的積極影響作用。開端不好，就是今后花上十倍的氣力，也很難消除其消極影響。所以，在現實交往中，務必在“慎初”上下功夫，力爭給人們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近因效應
所謂近因效應，指的是在交往過程中最近一次接觸給人留下的印象對社會知覺的影響作用。
首因效應一般在對陌生人的知覺中起重要作用，而近因效應則在熟悉的人之間起重要作用。在經常接觸、長期共事的人之間，彼此之間往往都將對方的最后一次印象作為認識與評價的依據。并常常使彼此的人際交往和人際關系發生質和量的變化?，F實生活中的友誼破裂、夫妻反目、朋友絕交等，都與近因效應有關。
近因效應使我們僅僅根據人的一時一事去評價一個人或人際關系，割裂了歷史與現實、現象與本質的關系，妨礙我們客觀地、歷史地看待人和客觀事實，常常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心理沖突，影響了我們對人和事作出客觀、正確的評價和判斷，對我們的實際工作和生活有著消極的影響。
暈輪效應
暈輪效應，亦稱光環效應。它指人們看問題時，像日暈一樣，由一個中心點逐步向外擴散成越來越大的圓圈，是一種在突出特征這一暈輪或光環的影響下而產生的以點代面，以偏概全的社會心理效應。
我們日常生活中對他人的知覺大多數都受著這種效應的影響。由于它使得人們僅僅根據人的某一突出特點去評價、認識和對待人，如某人一次表現好，就認為他一切皆優，犯了一次錯誤，就說他一貫表現差等等。所以，暈輪效應是一種把我們引入對人知覺誤區的常見的社會心理效應。
在對人的外表特征的知覺中，如對人的容貌的識記，暈輪效應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暈輪效應的消極作用往往在判斷一個人的道德品質或性格特征時表現得最為明顯。它妨礙我們去全面地觀察、評價人，使我們不能從消極品質突出的人身上發現其積極的品質和優點，也不能在積極品質突出的人身上看到其缺點和不足，對人作出“一無是處”或“完美無缺”的評價。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一無是處和完美無缺的人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暈輪效應其危害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以點代面，以偏概全，容易影響對人的評價的準確性和可信度。
認識和掌握這一社會心理效應，有助于我們克服看待別人的偏見，也有利于我們了解別人產生偏見的原因。這一點，對領導者和管理者尤為重要。
定型效應
所謂“定型”，是指在人們頭腦中存在的，關于某一類人的固定形象。人的頭腦中的定型多得數不勝數：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社會地位、不同籍貫、不同民族、不同性別的人，在人們頭腦中都有一個固定形象。如知識分子是戴著眼鏡、面色蒼白的“白面書生”形象；農民是粗手大腳、質樸安份的形象，山東人常被認為豪爽正直且能吃苦耐勞，等等。
定型效應，亦稱社會刻版印象，指的是人們在見到他人時，常常會自覺地根據人的外表行為特征，結合自己頭腦中的定型，對人進行歸類，以此來評價一個人，如見到一個肌肉發達、身材高大、穿著運動服的人，就很自然地認為他必定是一個運動員。
人頭腦中存在的定型是人們以往經驗的反映，但由于在各類人當中廣泛存在著的差異性及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同一類人的形象不可能是一樣的，也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即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環境下也會發生語言、行為甚至性格等方面的變化，此所謂“仕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例如，擺脫貧困走上了富裕之路的農民的形象，與過去相比，就有著天壤之別。所以，以不變的固定形象為依據去認識千差萬別，不斷變化著的人們及其行為方式，顯然會使我們的認識出現偏差，導致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由此可見，定型效應也是一種使人產生偏見的社會心理效應。領導者和管理工作者必須在實際生活和工作中自覺克服這一效應給我們帶來的消極影響，力求歷史地、全面地、正確地認識我們周圍的人和事，減少判斷和決策的失誤。
皮格馬利翁效應
1968年，美國心理學家羅森塔爾和賈可布森做了個實驗：他們來到一所小學，隨意從每班抽3名學生共18人寫在一張表格上，極為認真地告訴校長、老師，并透露給這些學生說，這些名單上的學生被鑒定為“新近開的花朵”，具有在不久將來產生“學業沖刺”的潛力。其實，這份學生名單是隨意擬定的，根本沒有依據智能測驗的結果。但八個月后再次進行智能測驗時出現了奇跡：凡被列入此名單的學生，不但成績提高很快，而且性格開朗，求知欲望強烈，與教師的感情也特別深厚。再后來這18人全都在不同的崗位上干出了非凡的成績。羅森塔爾和賈可布森借用希臘神話中一王子的名字，將這個實驗命名為“皮格馬利翁效應”。傳說皮格馬利翁愛上了一座少女塑像，在他熱誠的期望下，塑像變成活人，并與之結為夫妻。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奇跡呢？由于羅森塔爾和賈可布森都是著名心理學家，教師對他們提供的名單深信不疑，于是在教育過程中就會產生一種積極的情感，即對名單上的學生特別厚愛。教師們掩飾不住的深情在教學過程中通過語言、笑貌、眼神等表現出來。在這種深情厚愛的滋潤下，學生自會產生一種自尊、自愛、自信、自強的心理，在這種心理的推動下，他們有了顯著進步。這一效應就是期望心理中的共鳴現象。運用到管理工作中，就要求領導對下屬要投入感情、希望和特別的誘導，使下屬得以發揮自身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皮格馬利翁效應”告訴我們在管理工作和人際交往中，一旦好意知覺對方，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寄以期望，對方會產生出相應于這種期望的特性，如領導在交辦某一項任務時，不妨對下屬說：“我相信你一定能辦好”、“你是會有辦法的”、“我想早點聽到你們成功的消息”等等，這樣，下屬就會朝你期望的方向發展，人才也就在期待中得以產生。
馬太效應
在《新約·馬太福音》中有這么幾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1973年，美國科學史研究者默頓用這幾句話來概括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對已有相當聲譽的科學家做出的科學貢獻給予的榮譽越來越多，而對那些未出名的科學家則不承認他們的成績。”默頓將這種社會心理現象命名為“馬太效應”。社會心理學家認為，“馬太效應”是個既有消極作用又有積極作用的社會心理現象。其消極作用是：名人與無名者干出同樣的成績，前者往往上級表揚，記者采訪，求教者和訪問者接踵而至，各種桂冠也一頂接一頂地飄來，結果往往使其中一些人因沒有清醒的自我認識和沒有理智態度和居功自傲，在人生的道路上跌跟斗；而后者則無人問津，甚至還會遭受非難和妒忌。其積極作用和啟示是：其一，要根據每個人的實際能力，委以相應的工作，授以相應的職務；其二，可以防止社會過早地承認那些還不成熟的成果或過早地接受貌似正確的成果；其三，“馬太效應”所產生的“榮譽追加”和“榮譽終身”等現象，有利于運用目標激勵機制，獎勤罰懶，優勝劣汰，對無名者有巨大的吸引力，促使無名者去超越名人過去的成果才能獲得向往的榮譽。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的進步和科學上的突破還真與“馬太效應”有點關系。
鯰魚效應
挪威人在海上捕得沙丁魚后，如果能讓它活著抵達港口，賣價就會比死魚高出好幾倍。但多年來只有一只漁船能成功地帶著活魚回港。該船船長一直長期嚴守成功秘密，直到他死后，人們在打開他的魚槽時，才發現魚槽里只不過是多了一條鯰魚。原來當鯰魚裝入魚槽后，由于環境陌生，就會四處游動，而沙丁魚發現這一異己分子后，也會因受到威脅而緊張起來，加速游動，如此一來，沙丁魚便活著回到了港口。這就是所謂的“鯰魚效應”。運用這一效應，通過個體的“中途介入”，對群體起到威脅和競爭作用，它符合現代管理的原則。這種方法能夠使人產生緊迫感和危機感，從而更好地工作。
霍布森選擇效應
1631年，英國劍橋商人霍布森販馬時，把馬匹放出來供顧客挑選，但附加一個條件即只許挑選最靠近門邊的那匹馬。顯然，加上這個條件實際上就等于不讓挑選。對這種沒有選擇余地的所謂“選擇”，后人譏諷為“霍布森選擇效應”。社會心理學家指出：誰如果陷入“霍布森選擇效應”的困境，就不可能進行創造性的學習、生活和工作。道理很簡單：好與壞、優與劣，都是在對比選擇中產生的，只有擬定出一定數量和質量的方案供對比選擇、判斷，才有可能做到合理。如果一種判斷只需要說“是”或“非”的話，這能算是判斷嗎？只有在許多可供對比選擇的方案中進行研究，并能夠在對其了解的基礎上判斷，才算得上判斷。因此，沒有選擇余地的“選擇”，就等于無法判斷，就等于扼殺創造。
霍桑效應
一、以“應用型”理念為指導，定位工商管理人才培養目標
應用型人才是一種人才類型，包含高科技應用型，研究開發型，工程應用型等不同層次。高科技應用型和研究開發型人才培養主要由研究型和教學研究型大學通過本科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完成。應用型本科院校主要定位于管理、工程應用型人才培養。因此對于本科工商管理類教育來說，特別是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應明確提出“以培養地方性、應用型人才為主”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形成知識、能力、素質三位一體的人才質量考察體系。
知識包含基礎文化知識、相鄰專業知識、本專業知識等。前兩者構成基礎知識，后兩者結合構成專業知識。應用型本科教育基礎知識傳授應當以應用為主線，適當強化專業知識學習，以增強適應能力。
能力方面，大學生應當具備獲取知識、運用知識的能力，對應用型人才而言，特別應當加強基本方法，基本技能和動手能力培訓，強調工程實踐能力。
素質的內涵包括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身體素質。高的素質一方面可以使知識和能力更好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促進知識和能力進一步擴展和增強。知識、能力、素質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素質處于核心位置。
二、以市場需求為驅動，構建工商管理人才培養體系
（一）優化師資結構，提升綜合師資水平
師資力量水平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核心要素。培養應用型工商管理人才首先要有一支業務精通、實踐能力強、勇于創新的高水平師資隊伍。
第一，引進高水平師資。要積極將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和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請進來，邀請他們就某一專題進行講座。第三，派出教師到企業實踐。讓教師到知名企業參與企業的決策與管理，積累管理經驗和案例，提高教師的工商管理實務水平，以便更好地做好教學工作，這是國際上流行的做法。第三，對中青年骨干教師施加壓力。從制度人手，鞭策中青年骨干教師快速成長，重獎與高壓并施，推行顧問教師制度，提倡互助和團隊合作精神，整體提升師資實力。對青年教師實行導師制，定期開展說課活動和科研競賽活動，促使他們健康成長。
（二）調整課程體系，突出應用能力培養特色
工商管理專業要以培養適應社會需求的應用型人才為目標。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和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完善，中國工商管理實踐發生了重大變化，而管理專業的課程體系設置、教學計劃卻相對落后，明顯不能滿足客觀實踐發展變化的要求。為了解決這一突出矛盾，各高校應著力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以滿足市場的需求。因此，必須使學生在學習期間學到“適用”的知識和技能，并注重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與知識技能的配置。與此對應，人才培養的教學計劃應側重于重點培養學生應用已有的理論知識解決企業實際問題的能力。
第一，制訂以能力培養為核心的實踐教學計劃。該計劃建立在進行職業分析的基礎上，要和相關行業保持經常聯系，密切關注行業發展的趨勢對人才所需知識、能力、素質的要求，構建相對獨立的實踐教學課程體系，要有適應的教材，重視實踐教學環節的規劃、指導和監控，適當調整專業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學時比例。
第二，適時調整教學計劃。應用型人才培養計劃更要強調根據社會用人單位的發展和要求，有預見性的靈活調整和改變教學課程設置。專業設置和教學計劃的制訂要和社會需要緊密接軌，應經常進行市場調研，了解社會和市場發展動向，及時的做出適當合理的教學調整。
第三，加大雙語教學力度。對工商管理類學生進行雙語教學，是適應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的發展需要，也是培養具有國際合作意識、國際交流與競爭能力的外向型管理人才的重要舉措。為了順應這一趨勢，工商管理專業推行雙語教學勢在必行。我們可以引入國際最先進的教材，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促進教學內容的現代化；努力營造英語學習氛圍，促進學生英語能力的全面提高。
（三）加強實踐教學，提升學以致用的水平
培養應用型工商管理人才，重在“應用”二字，我們要培養具有較強社會適應能力和競爭能力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實踐教學體系是高等學校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重要保障。實踐是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離開實踐的需求和對實踐問題的解決，教育將不復存在，所以實踐教學對培養應用型人才十分重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商管理專業的學生要適應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就必須具備學習能力、應變能力、創新能力、獨立生存的能力、團結協作的能力。而這些能力的培養，需要通過強化實踐教學活動來完成?；趥鹘y實踐教學的缺點，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以增進實踐教學的效果，提高學生在實際工作中的操作能力，增強學生的崗位適應能力。
第一，構建實驗實訓教學體系。實習實訓室是模擬訓練專業技能的場所，包括：公共基礎實驗室、專業模擬實驗室。還要投資以培養應用能力為主的實驗實訓設施，建設綜合性實驗教學網絡平臺。第二，加大校外實踐基地建設。校外實習基地，是讓學生在真實的工作環境和技術氛圍下學習并掌握專業崗位實務的環節。學校應廣泛聯系能代表新技術、新工藝、具有地方特色的企業，到著名的工商企業建立校外實踐基地，讓學生走出去，進行現場觀摩、現場操作，論文提高學生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第三，建立實踐教學效果的評估標準。傳統的實踐教學最后的評價都由指導老師完成，標準由指導老師制定，不同的老師評價標準不同，缺少統一的考核標準。因此，應在確定實踐教學效果評價標準方面建立一個完善的體系，激發學生的實踐積極性。
（四）結合地方實際，培養“地方性”工商管理人才培養地方性人才的目標也已被納入工商管理教學改革的體系當中，培養地方性人才更符合中國目前的經濟和教育發展狀況。中國的大部分省市都有地方本科院校，且大都設有工商管理專業。教育是要服務社會的，首先要服務于當地經濟的發展，因此，各高校完全可以結合本地的地方優勢，密切和地方企事業單位的合作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工商管理專業教學，培養可以解決地方問題的應用型工商管理人才。培養“地方性”人才，其基本思路是要密切聯系地方，必須以地方經濟需求來定位專業方向和確定培養目標。在此基礎上，充分利用地方相應的教育教學資源，不斷優化教學條件，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從而實現特色人才的培養。
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企業管理層的主要目標是在滿足利益相關者需求的基礎上增加股東財富。Carrol（l1979、199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四個方面內容：盈利的經濟責任；遵紀守法的法律責任；行事正確、公正、公平的道德責任；為社會、文化及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慈善責任[10、11]。其中，第一個維度（盈利，即增加股東財富）構成了企業通過提高員工、顧客和社區生活質量在內的對社會負責的承諾基礎（即為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服務）。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于2007年對4586位企業經營者的專題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企業經營者普遍高度認同履行經濟、法律、倫理、公益4個方面社會責任的重要意義，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自身的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工具理論（Friedman，1970）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增加股東價值的一種工具，任何提倡的社會活動只有在能增加財富時才會被接受（Mackey等，2007）[12、13]。歐洲委員會于2011年賦予企業社會責任以新的內涵，這個委員會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對其給社會產生的影響所承擔的責任。對適用法規和社會參與者間的集體協議的尊重是履行責任的先決條件。為了充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應該具備將社會、環境、道德、人權和消費者關心的問題同經營活動相整合的流程，并具備和其利益相關者密切協作的核心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是使企業的所有者/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和整個社會的共享價值的創造性最大化?！鄙鲜龆x都認同股東財富創造是企業進行社會責任活動的基礎，因此，有大量研究都在探究企業財務業績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且大多支持兩者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的結論（Ruf等，2001；沈洪濤，2008）。然而，由于反映財務業績的指標一般是通過會計報表數據計算得到的，而應計制記賬基礎下的會計數據存在操縱空間，因此，對財務業績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正向關系的研究也并不能完全反映企業社會責任的改善就是源于企業真實業績的提高?；诖?，學術界對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未達成一致的結論。兩種對立的觀點中，支持道德假說的學者們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應該源于自身的慈善行為，源于對社會風險的管理，源于對綜合目標的平衡，也源于對最大化社會福利的貢獻等（李偉陽和肖，2011）[16]。支持利益假說的學者們則認為，企業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陳昕，2013）[17]，企業可能通過慈善來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其他不當行為的關注，從而降低企業的聲譽損失。
如果將企業家或者企業看作道德主體，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可能是源于企業家或者企業的純粹道德良知。②企業社會責任道德理論指出，企業必須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道德約束（Phillips等，2003）[18]，這要求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必須關注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和指導性的道德準則。同時，Linthicum等（2010）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視為一種建立和維持聲譽的途徑。如果一個企業看重它的聲譽，那么保護這一聲譽的意愿可以抑制企業及其管理層參與不被社會接受的活動。因此，管理層可能基于加強企業聲譽的戰略動機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并通過限制盈余管理來降低對企業聲譽的潛在損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發現，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不佳的企業相比，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好的企業有著可預測性更高、更加持續和平穩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國數據研究發現，對社會越負責的企業的應計質量越高，且從事真實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據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論，委托人（股東）與人（管理層）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委托理論進行擴展，則委托人可能是社會或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在這種情形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降低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利益沖突和成本，緩解可能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上述理論均支持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假設，這一關系也與Kim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國內亦有學者對此問題展開研究。朱松（2011）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市場評價越高，會計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鐘向東和樊行健（2011）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財務業績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也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抑制盈余管理。鄧學衷等（2011）亦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盈余管理對社會責任會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目標，出于建立和維護聲譽、提高財務業績的戰略動機，或者出于道德約束的利他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H1：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論（Simon，1955）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決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個體的理性被信息、時間或認知能力等約束條件所限制。盈余質量低的企業管理者可能通過“信息超載”（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所帶來的聲譽效應掩蓋其所做的盈余操縱及其他不當行為，轉移公眾的視線（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會責任的履行很可能與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關聯（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機動機履行社會責任，那么他們可能誤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和財務業績的判斷。
基于此，學者們展開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發現，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管理層會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蓋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不當行為。Petrovits（2006）研究發現，財務報告中利潤略大于0的企業會更傾向于履行慈善活動（如資助慈善基金會），這表明企業為了達到特定閾值（如利潤0點）、避免虧損，會有動機進行盈余操縱，同時戰略性的運用企業慈善項目來加以掩飾。Prior等（2008）以26個國家的593家企業作為樣本，研究企業是否會使用企業社會責任從戰略上來隱瞞盈余管理。他們從SiRiproTM數據庫中選擇指標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變量，使用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來衡量盈余管理，最終發現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Chih等（2008）從FTSE全球指數數據庫中選取46個國家的1653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并將樣本劃分為社會責任表現較好和較差的兩個子樣本，研究了在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子樣本中的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們發現，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在應計盈余管理中更為激進。在Kim等（2012）看來，企業可能將參與社會責任作為維持聲譽的一種手段，通過履行和披露社會責任為企業營造出一種透明的形象，以獲取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證”，從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會形象背后進行盈余管理。這一動機在某種程度上與Prior等（2008）的研究結論一致，即企業基于機會主義，在從事盈余管理行為之后，會試圖通過履行和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來掩蓋它們的盈余操控行為。高勇強等（2012）基于中國民營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企業可能會利用慈善捐贈來掩蓋或轉移外界對員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的關注[6]。此外，通過在理論的框架下關注管理者的投機行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發現，基于對自身職業生涯或個人名聲的考慮，管理層可能也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些投機取巧的動機和我們對“誠實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慮，基于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不當行為關注的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诖?，我們提出與假設1存在競爭性的假設2：H2：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滬深兩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選樣本，相關數據均來自于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設計開發的CSMAR數據庫。對于初始數據，本文進行了如下的處理：（1）剔除歸屬于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樣本期間被冠以ST、PT的財務狀況異常的上市公司樣本；（3）剔除在發行A股的同時發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樣本；（4）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樣本；（5）剔除總資產或所有者權益小于零的樣本；（6）剔除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根據上述標準進行篩選，最終得到9371個有效的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其中，觀測樣本的年度分布情況為：2005年1158個、2006年1147個、2007年1167個、2008年1289個、2009年1365個、2010年1448個、2011年1797個。此外，為了控制異常值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對模型中涉及的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的選擇和度量1.被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責任的度量。借鑒沈洪濤等（2011）的做法，本文選用上海證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會貢獻值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具體計算公式為：每股社會貢獻值=（凈利潤+所得稅費用+營業稅金及附加+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本期應付職工薪酬-上期應付職工薪酬+財務費用+捐贈）/期初和期末總股數的平均值2.解釋變量———盈余質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F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過Dechow等（1995）的橫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計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具體來說，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業－年度回歸。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總應計利潤，它是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計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總資產；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營業務收入的變動；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總額。此外，該模型在傳統估計方程中加入常數項，有利于消除異方差和緩和模型缺乏規模變量而引起的計量偏誤。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為了綜合考慮企業對盈余的操縱情況，本文對DAj,t取絕對值后作為盈余質量的第一個變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業對盈余進行操縱的程度，所以取其絕對值作為盈余質量變量時，數值越小說明盈余質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進（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還發現，在Jones模型下，企業的極端績效會對計算結果產生顯著的影響。為克服這種現象，同時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將公司的績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計過程中，提出兩個改進的模型，其中之一為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ROAj,t-1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同時在銷售額變動的基礎上扣除應收賬款的變動，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總資產收益率。與文中計算DA1的方法一致，對模型（3）分行業-年度回歸的殘差取絕對值，得到盈余質量的第二個變量DA2。此外，Kothari等學者還提出另一個與業績相關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業績與企業應計之間相關性。具體做法是，對于每個行業內的企業，按照總資產收益率排序并分組，然后為每一家企業選取總資產收益率最為接近的企業作為配對樣本，采用模型（1）、（2）計算每家企業的DA1，將企業與配對樣本的DA1相減（配對公司值為減數）作為該企業盈余質量的第三個變量DA3。綜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業年度的橫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業績調整和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別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考慮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對計算得出的可操控應計利潤均取其絕對值。作為上市公司盈余質量衡量指標的DA1、DA2、DA3，均為指標數值越小表明企業的盈余質量越好。（3）盈余質量的另一種衡量指標是應計質量。根據調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計算盈余質量指標（DD），這一指標廣泛應用于財務報告質量的研究文獻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為計算該變量，首先分行業－年度回歸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為j公司第t年營運資金的變動，具體地說，為應收賬款、存貨和其他資產的變動之和，減去應付賬款和應交所得稅的變動；CFOj,t為j公司第t年經營性現金流量；ΔREVj,t為營業收入的變動；PPEj,t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價值；TAj,t-1為j公司第t-1年末總資產。在對模型（4）分行業－年度回歸后，得到各企業各年度的回歸殘差，根據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歸殘差計算標準差，即得到企業第t年的應計質量指標，該指標數值越小則表示企業的應計盈余質量越好。3.控制變量。本文在回歸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變量，以避免可能影響盈余質量和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的遺漏變量問題。之前的文獻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大規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動機去強調它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正相關，具有高度道德承諾的企業的市場價值更高，企業價值高的企業會承諾高水平的企業社會責任以保持它們在市場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價值（TobinQ），并預測企業價值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產生正向影響。為了控制與杠桿作用相關的盈余管理動機以及杠桿作用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加入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業增長機會的影響。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發現企業在自身財務業績不佳時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傾向于通過盈余管理規避損失，因此參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反映企業虧損情況的虛擬變量（LossD）和反映企業現金流情況的虛擬變量（NegcfoD）。最后，我們還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Year）及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以分別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變量的定義和度量見表1。
（三）實證模型參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計了如下回歸模型來檢驗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關系：在模型（5）中，CSRj,t為j公司第t年的社會責任表現；QAj,t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質量，分別由DA1、DA2、DA3和DD來度量。H1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小、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傾向于更多的從事社會責任活動以回報社會。H2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大、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更可能是為了轉移公眾的視線，掩飾其對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時，考慮到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據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鑒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歸結果在報告t值時，均采用公司層面聚類調整的穩健性標準誤。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單變量分析1.描述性統計。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1）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均值為1.0799，中位數為0.8536，但都與最大值5.4257相去甚遠。這符合預期，一方面，數據表明當前半數以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進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處理異常值，在樣本中仍包含個別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很好的企業，不過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如此超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值并不是普遍情況。（2）關于盈余質量的指標，在分別采用修正Jones模型、業績調整以及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時，DA1、DA2、DA3的均值分別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盈余質量指標（DD）的均值為0.0334，中位數為0.0282，最小值為0.0047，最大值為0.1172，企業間總體變化不大。（3）控制變量方面，企業規模變量（Size）的均值為21.7099，中位數為21.5624，說明樣本企業的規?；痉险龖B分布；企業價值（TobinQ）變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數值都超過1，表明大多數企業的估值都高于資產的賬面價值；企業資產負債率（Leverage）的均值為0.4847，中位數為為0.4996，表明樣本中半數以上企業的負債小于所有者權益，企業償債能力尚可；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均值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2008年觀察值的樣本中，仍能有這樣的結果，說明中國企業的成長性是非常不錯的。2.單變量差異性檢驗。如表3所示，按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小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1），另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大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2）。在組1和組2中，分別計算盈余質量變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對組間均值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見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在組1中的均值小于在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標的組間均值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個結論初步印證了本文的假設H2，考慮到不同變量在差異性檢驗中存在的不一致結果，我們在后續的多元回歸分析中予以進一步檢驗。3.相關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分析結果。從表4的分析結果來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標，無論是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2、DA3），還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都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在之后的多元回歸分析中本文將進一步展開檢驗。此外，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企業規模（Size）正相關，表明大規模的企業有更強的動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計算的三個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與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高度相關。表中各變量之間（除解釋變量的多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表5檢驗了企業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在列（1）到列（3）中，我們分別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關衍生模型計算的指標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回歸后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進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業，其社會責任表現值（CSR）越高，由此，假設H2得到驗證。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的系數亦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外，企業規模（Size）的系數顯著為正，這個結果與“政治成本假說”一致，即大規模企業有著更強的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這些企業受到媒體和投資者更高的關注，它們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眾形象。企業價值（TobinQ）的系數顯著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韓國的企業樣本研究表明，價值高的企業會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會責任，以維系它們在市場中的領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結論與這兩位韓國學者的觀點一致?？偟膩碚f，結果支持假設H2，即積極操縱盈余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以轉移公眾視線，掩蓋其對公眾不利的行為。
（三）穩健性檢驗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本文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1.交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本文構造了以企業社會責任指標為被解釋變量，盈余質量指標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由于將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轉換有利于解決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參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構造模型（6）進行檢驗。表6的列（1）至列（3）分別呈現了以可操控應計利潤值（DA1、DA2、DA3）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4）給出了以應計盈余指標（DD）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顯然，逆向的回歸結果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結論，即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存在負向影響關系，這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企業價值（TobinQ）的回歸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有著高市價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企業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為負，表明企業規模越大，盈余質量越好。2.解釋變量的選擇。為了減少盈余質量變量上的測量誤差，我們分別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兩個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四個反映應計盈余質量的指標，回歸后得到一致的結果。在此，本文進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個衍生模型③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作為盈余質量的變量（分別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變量的回歸系數及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3.變量標準化處理。參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將所有連續型變量減去其均值后除以標準差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樣做是因為指標的單位不一致）。④我們將標準化處理后的變量（即表8中帶有“_s”后綴的變量）代入模型，替換原變量重新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數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設置與檢驗。為了盡可能地減小模型中因疏漏變量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所有變量的當期值與上期值進行差分得到變動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帶有“Δ”前綴的變量），并用變動值構造如下change模型，對模型（7）進行回歸，結果（見表9）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5.樣本期間的選擇。為了排除在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中金融危機影響的可能性，本文從研究樣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觀察值，并重新進行上述回歸。結果（見表10）與前文假設H2保持一致。
（四）內生性檢驗由于企業自身特征可能會影響盈余管理程度，進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因此，為了克服樣本自選擇偏誤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兩階段回歸法進行檢驗。具體做法是：第一階段，參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慮公司規模、財務業績及成長性等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使用Probit模型回歸并估計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體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釋變量QA_dum為虛擬變量，當企業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業年度中值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解釋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市賬率（MTB）、總資產報酬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及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同時在模型中加入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和年度虛擬變量（Year）以控制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第二階段，將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該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選擇偏誤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表11的PanelA部分報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公司規模較小、市賬率較高、營業收入增長率較高、資產負債率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為Heckman（1979）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選擇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H2。此外，控制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水平也與文中主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四、進一步研究
（一）企業股權性質的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二十多年以來，民營企業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國有企業占優勢的局面并未得到較大改變。目前，60%以上的中國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為國家。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多元化導致企業行為承載著太多的政治任務（如保障就業率、社會穩定等）（黃速建和余菁，2006），其經濟目標的實現是為非經濟目標的實現服務的，而且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吳聯生等，2010）。因此，國有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動機而非投機動機。然而，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產權更清晰，經營目標更單一。當非國有企業面臨較大市場壓力時，基于IPO動機、增發或配股動機、扭虧保殼動機，往往會更多地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劉鳳委，2005），通過供銷價格差異、資產置換、資產剝離等方式粉飾財務報表（陳信元，2003），以調高業績。企業性質決定了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完全來自于外部壓力。非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更傾向于“戰略慈善”，其對經濟動機的考慮更加明顯（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盈余質量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負向影響應該更顯著。根據股權性質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分別用分組樣本對模型（5）進行回歸，以驗證在不同股權性質下，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差異。結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國有企業的樣本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我們對國有和非國有樣本組中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4.31，p值為0.0380；列（5）、（6）中DD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3.99，p值為0.0459?？偟膩碚f，非國有樣本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大于國有樣本組，組間差異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操縱行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國有企業中。由此可見，由于非國有企業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關聯度相對較低，因此，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質量水平的影響。
（二）企業股權集中度的影響自Berle和Means的經典論著《現代公司與私有產權》于1932年問世以來，企業的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問題就成為公司財務研究領域長盛不衰的焦點問題之一（陳德萍和陳永圣，2011）。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達到半強勢有效，大股東控制權對企業發展的干預仍然在較大范圍內存在。因此，本文擬針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組，進一步考慮企業的股權結構對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間關系的影響。股權集中度作為衡量股權結構的指標，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權分散的企業中，廣大中小股東“搭便車”的心理嚴重，難以對管理層進行有效地制衡和監管。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理論框架的管理層機會主義假說，管理層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并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來掩飾對盈余所做的操縱。此外，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公司股價造成的潛在壓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對中小股東構成致命威脅。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其更有可能無視管理層的盈余操縱行為及其后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所做的掩飾。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在非國有企業中，相對于股權集中的企業，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的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更顯著。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組中，使用赫芬達爾指數（前10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股權相對集中和股權相對分散的兩個子樣本組，對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見表12的列（3）、（4）、（7）、（8）。在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股權集中的企業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顯著性。進一步在股權集中和股權分散的組間進行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2.99，p值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數未通過差異性檢驗。因此，我們有所保留的認可，在非國有企業樣本組中，股權分散的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歸系數大于股權集中的企業。由此可見，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管理行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監管力度相對薄弱的股權分散型的非國有企業中。
五、研究結論
1.1傳統企業采購關系特點及產生的問題
縱觀目前國內傳統企業采購供應商關系現狀，可以歸納出這幾方面的問題：依賴主觀經驗，攙雜了過多的人為因素，缺乏客觀依據和說服力。供應商的評估側重于采購價格和質量，而忽視供應商在技術革新、項目執行、生產調整、后續服務以及能力增長上的表現；供應商的長期表現不受關注，企業往往以成本控制為主要目的，與眾多供應商進行單宗、短期的交易，這使得企業頻繁更換供應商，采購部門忙于應付采購日常事物，最終導致對采購、外包決策的制定缺乏長期的、戰略性的規劃。以上種種這些問題都會給企業未來的發展帶來不可預計的風險。通常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之后，企業在某一個產品上都可能尋找到或擁有一定數量的供應商，但這些供應商的實際情況、能力、與企業的契合度是千差萬別。尋找正確、適合的供應商需要認真的鑒選，因此對供應商進行動態的有效的績效管理是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的。
1.2動態供應商管理與傳統企業采購關系的區別
下表顯示了動態供應商管理與傳統企業采購關系的區別：企業如果要生存發展就必須集中力量提高自身核心競爭能力，以加強并整合社會資源，最大程度發揮其所處供應鏈的優勢。因此通過對供應商的績效進行確切的評估，發掘具備良好發展潛力供應商，將其培養為企業長期戰略合作伙伴是相當重要的。
2動態供應商管理在西二線管道工程物資采購工作中的應用
基于這種理念，公司編制了《西氣東輸二線管道工程物資供應商管理辦法》，辦法詳細規范了動態供應商管理體系運行的意義、流程、管理方式和考核辦法，全面系統詮釋了動態供應商管理理念及長期構想，是由階段性連續考核體系和動態控制構成。這些思路體現在供應商管理體系的建立、運行和維護上。
2.1階段性連續考核體系
眾所周知，好的供應商評價體系會對供應商產生積極的激勵作用。物裝公司采取階段性連續考核的方式，將供應商考核體系分為供應商準入審核、運行考核、供應商關系考核幾個方面。供應商的選擇不僅僅是入圍資格的選擇，而且是一個連續的可累計的選擇過程。
2.2供應商準入審核
對供貨商的企業資質、生產能力、質量管理體系情況、產品質量、信譽情況及銷售情況等方面進行評審和綜合分析，合格的供應商則進入AA級供應商管理體系。這種考核手段流程透明、操作公開，所有流程的建立、修訂和都通過一定的控制程序進行，并且評價指標盡可能量化，從而減少了主觀干擾因素。
2.3動態控制
美國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教授于1985年提出了價值鏈管理的思想，經過近20年眾多成功的大企業的實踐證明，價值鏈理論是研究競爭優勢的有效工具。從已有的研究表明，價值鏈理論引入企業的戰略管理中可以幫助企業建立更加完善的決策支持系統，幫助管理者全面地了解企業的競爭優勢及劣勢，從而優化企業的戰略決策。然而，由于目前大部分的價值鏈的研究僅限于定性研究，要進行深入的量化研究還十分困難，因此在具體運用時往往因為模型及數據的缺乏而顯得可操作性不強。近幾年來，一種基于定量分析視角的價值鏈分析法已日趨成熟，這就是利潤庫分析法。
一、利潤庫的概念
利潤庫（profitpools）是指行業價值鏈各鏈結點所產生的利潤總和。運用利潤庫分析法的目的是研究行業總利潤在價值鏈各節點的分布情況，并為企業的戰略決策提供依據。企業不論處于行業價值鏈的某一鏈節，還是跨越若干鏈節，均應從利潤庫的分布情況出發，并結合自身在行業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及擁有的利潤庫份額，研究行業價值鏈中其他有利可圖的價值活動，尋找發展的機會，作出放棄或開發其他鏈節的決策。企業可以通過分析和預測行業利潤庫的變遷，確定企業未來的發展戰略。
美國汽車制造業于1996年產生了約1.1萬億美元的收入及440億的利潤。該行業的價值鏈包括：汽車制造、銷售、汽油零售、保險、售后服務及租賃等鏈節。通過利潤庫分析法可以看出該行業的收入與利潤的收入是不均衡的，汽車制造及銷售鏈節產生了總收入的60％，然而其擁有的利潤卻不足行業利潤庫的5％；而汽車租賃卻僅以約0.8％的總收入擁有了超過20％的利潤庫份額。透過對價值鏈各節點利潤庫分布的分析，美國三大汽車制造商紛紛跨越其自身所處的節點，為顧客提供汽車金融產品（包括汽車保險、擔保、租賃等）。福特公司在過去的10年中將近一半的利潤是來源于為顧客提供汽車金融產品，而其收入僅占其公司總收入的20％不到。
在考慮外部客觀經濟環境變化而可能導致行業利潤庫發生變動的情況下，以較小的市場份額占有相對較大的利潤庫份額，以較快的行動為控制即將由于行業變遷而產生的新的利潤庫做準備，這就是利潤庫的基本管理思想。
二、利潤庫分析法的優點，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
傳統的價值鏈管理思想立足于企業內部的管理運作，要求企業通過實施低成本及差異化的生產戰略來樹立企業的競爭優勢。實踐證明，這種管理思想也有其局限性：過于注重企業的管理過程中的成本控制，而忽視了長期利益驅動下增加成本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價值；過于強調通過增加收入額及市場份額來增加企業的價值，忽略了總收入及市場占有率的增加并不必然導致利潤的增加，將擴大市場占有率與擴大收益的關系本末倒置；過于關注企業在其自身核心業務的運作，只限于對其所參與的鏈節進行分析，而忽略了從行業價值鏈的角度來看待其所處的地位及所擁有的利潤庫份額，未能將本應納入其分析體系的相關業務及實體進行全面的分析；過于注重資源在價值鏈上的縱向流動來謀求利潤，而忽視了價值鏈的復雜多變性而對行業的利潤結構產生的不確定性。
利潤庫分析法從戰略觀點出發，研究如何創造并擁有更多未來的利潤，認為企業收入額的擴大及成本的壓低并不是戰略性因素，企業的戰略目的應是擁有更多利潤庫份額，因此企業應從利潤的分布來看待行業的價值鏈中現有或潛在的有利可圖的價值活動。利潤庫分析法不局限于對企業內部價值鏈的管理，而是從了解所處行業的全景山發，決定最佳的資源配置，以實現對利潤庫最大限額的控制，這是利潤庫分析法的出發點。
利潤庫分析法重視價值鏈的復雜性、動態性及不確定性的影響，同時考慮資源在行業價值鏈上的流動所產生的競爭態勢的變化及對行業利潤庫結構的影響，使價值鏈管理思想可操作性更強。利潤庫分析法既強調對現有行業價值鏈中占有最恰當鏈節點，更強調通過對行業客觀運行狀況加以考察，在復雜的系統中盡可能掌握更多的有用信息，超越現有，準確預見未來市場利潤分布之所在，為即將發生的經濟環境的變化早做準備，為未來競爭創造優勢。
三、利潤庫分析法在戰略管理中的運用
1.企業資產重組的決策。傳統的財務管理及管理會計理論在進行企業間的債務重組決策時，往往過于強調采用過去的財務及非財務指標作為決策依據來對重組后的新企業的盈利能力加以預測，從而進行決策。這樣的并購決策往往會忽視由于企業所處的客觀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而引起價值鏈上利潤分布的變化，從而導致決策的滯后性，對企業未來的發展會產生潛在的價值危機。利潤庫分析法認為，資產重組應能使企業在經過資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后產生出“1＋1＞2”的效果，因此重組的關鍵是要隨時反饋行業利潤庫的變動，并采取相應的重組措施，不使重要的利潤庫旁落。
傳統上，美國醫藥業的大部分利潤來源于兩種經濟活動：研制新藥并保證醫生開出處方使用新藥。對新藥品的專利權保護避免了價格戰的發生，同時保險公司承擔了病人大部分的藥品費用而使病人對藥品的價格不敏感，醫生可自由選擇開給病人的藥品品牌。該行業獨特的結構使藥品制造商只需對醫生實施一定的營銷策略便可保證擁有豐厚的利潤。因此，醫藥品制造商的利潤遠遠高于醫藥分銷商，即使最大的藥品分銷商也由于對市場缺乏影響力而難以威脅制藥商的利潤份額。進入20世紀90年代，醫療改革的出現導致該行業的利潤庫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醫藥銷售管理商（PBMs）進入該行業，為了給病人控制成本，會建議醫生開出一些具有同等效用的平價藥品來代替高價藥品；PBMs對選擇藥品的影響及向病人直接提供關于購買藥品的信息，直接威脅到醫藥業原有的利潤庫結構。如果PBMs能成功地控制藥品成本，利潤就將從制造環節流向銷售環節。美國的醫藥巨頭LILLY公司預感到了潛在的利潤庫結構的變化，不惜花費巨資并購行業中的藥品分銷企業，從而保證不因利潤庫結構的變化而威脅到企業將來利潤庫的占有份額。但LILLY在并購當時的市場分析認為，以40億美元的價格購入一個僅產生年收入1.5億美元的企業是不明智的，并因此導致公司的市值發生了約20億美元的減值。但在事后通過利潤庫分析法認為，LILLY將來所獲得的收益必將遠遠大于企業現在所發生的并購成本。企業在資產重組決策時，運用利潤庫分析法進行研究，必須清楚其目的在于保持或增加利潤庫的份額。企業若能保持擁有相當的利潤庫份額，就能影響到利潤在其競爭對手之間的分布，隨時掌握主動權，無論經濟環境如何變化，都可立于不敗之地。同樣，由于無力進行重組來擴大其利潤庫份額的企業，亦可以通過一定方法在本企業內部減少不產生價值的環節，或減少行業價值鏈在自身可能運行的環節，或在自身業務的基礎上擴大部分經營范圍，從而獲取更多的利潤庫份額。例如，婚車租賃公司可提供隨租其他婚禮用品等業務，來擴大婚車租賃鏈節利潤庫份額。
2.商業模式（BusinessModel）的選擇?，F代企業間日益激烈的競爭要求企業必須立足于為顧客創造價值，才能使自身立于不敗之地。企業只有通過市場及時反饋的信息來了解顧客所需，并在保持產品質量的基礎上努力降低自身成本，才能真正做到為顧客創造價值。商業模式的選擇直接關系到企業能否及時獲得市場反饋的信息及企業經營成本的高低。尤其對處于競爭激烈、缺乏利潤的價值鏈節點的企業，運用利潤庫分析法，能夠對現有顧客群體進行細分，尋找最具盈利潛力的顧客群，并為之創造價值。美國的戴爾公司競爭于計算機行業中最缺乏利潤的硬件生產業環節，但其以利潤庫管理作為其指導思想，采取了以下措施，（1）采用不同于行業內標準模式的直銷手段，消除了公司與消費者間的流通環節，從而擁有了部分本應屬于分銷商的利潤，擴大了其利潤庫份額，同時也以較低的售價真正實現了為顧客創造價值的目的，保證了公司價值得以不斷增長。（2）通過直銷的手段直接與顧客溝通，通過對顧客群體的細分，將業務側重于最具盈利潛力的顧客群，即通過對本環節利潤庫來源的分析，將資源集中投放于最能產生利潤的顧客群，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及效果。例如，其盡量避免那些期望可獲得免費服務的入門級顧客，盡力吸引本身具備一定計算機基礎技能的顧客，因為對這部分顧客可以不需要作大量的普及性宣傳，只需進行一些必要的宣傳即可達到預期的效果，無形中節省了大量的營銷費用。通過以上措施，戴爾公司不僅取得了9％的稅前利潤率（高于行業平均數的3倍），而且企業的規模也得以不斷地擴大。
3.企業內部價值鏈的調整與優化策略。企業內部價值鏈是指企業從供應商端口獲得原料到最終向顧客端口輸出產品的一系列價值運動過程。相對與整個行業的價值鏈，其實際上是行業價值鏈某一節點的擴展而抽象形成的企業的內部的價值鏈。企業內部的各個環節不斷發生成本耗費，但成本發生的前提必須是能夠創造價值。因此，在內部價值鏈優化的過程中，可以通過對內部價值鏈各環節的成本與價值進行考察，盡量減少不必要的作業環節，從而降低成本。通過對內部價值鏈的調整與優化來達到降低成本及提高價值的目的，可使企業在相同的行業價值鏈節點上擁有更多的利潤庫份額，從而不斷提升企業的價值。豐田汽車公司采用適時生產制的生產方式來對其自身的生產流程進行改造，通過削減企業的存貨等不產生價值的內部環節，大大地降低了企業的成本，同時也有效地擴大了企業的規模及其擁有的利潤庫份額。
論文關鍵詞：供應鏈聯盟，知識整合，博弈
一、引言
各節點企業通過供應鏈聯盟這樣一種組織形式，根據所處產業的不同特點，選擇合適的知識整合模式，實現聯盟內的知識整合，獲取知識整合的創新價值，以增強核心競爭力。在供應鏈聯盟內實施知識整合過程中存在著一個整合成本。所以供應鏈聯盟內節點企業間的知識整合將是一個知識整合成本與整合創新價值的博弈過程。本文假設在核心企業與節點企業之間互相了解特征、戰略空間效應函數的基礎上，實行多階段的動態博弈。在博弈中，尋求成本與知識收益的平衡點。
二、信息動態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提出博弈的假設條件
在博弈過程中，為了簡化分析，主要研究一個核心企業和一個其他節點企業間形成知識整合共享的過程，而多企業之間的這種知識整合共享關系可以依此加以推廣。基于此，提出假設條件：博弈局中只有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博弈雙方具有完全的行為理性；博弈雙方具有完全的信息；博弈雙方有對知識的自我學習能力
（二）動態博弈模型建立
假定核心企業為C，其他節點企業為E，博弈模型為（C，E）。在動態博弈中：第一階段，其他節點企業面臨兩難選擇：由于知識的獨有性和時效性的矛盾，導致知識創新價值的機會收益和知識學習成本的矛盾選擇。其他節點企業此時有兩種策略：即不共享知識或共享知識。
第二階段，其他節點企業如果選擇不向核心企業共享知識，核心企業有兩種策略：即自學或不自學。如果核心企業不自學，各自的效用函數值都為0；根據知識的學習成本，如果核心企業花費自我學習成本（U0），獲得這項知識工商管理論文，并利用此知識創造價值Q，則核心企業的效用是Q-U0，這時知識被其他人獲得，其他節點企業喪失了機會收益為P0。
如果其他節點企業選擇向核心企業共享知識，同時提出要按λ比例獲取知識整合創新價值的回報。此時核心企業有兩種策略：即同意或不同意。如果選擇同意共享，并按λ比例與其他節點企業分享收益，此時，其他節點企業消耗本身的共享成本為U2，核心企業從其他節點企業處學習知識的學習成本為U1，則核心企業的效用函數為（1-λ）Q-U1，其他節點企業的效用函數為λQ-U2。核心企業的另一種決策是不同意共享，此時，核心企業又有兩種選擇：自學或不自學。要么根本不學這項知識，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的效用函數值都為0；要么自己學習這項知識，并利用此知識創造價值Q，則核心企業的效用是Q-U0，這時知識被其他人獲得，其他節點企業喪失了機會收益為P0。
三、博弈雙方效用值分析及模型均衡求解
（一）效用價值分析
1、其他節點企業的效用函數值有三個：0，-P0，λQ-U2。
（1）若λQ-U2>0，即λ>U2/Q；則選擇在按λ比例獲得回報的條件下向核心企業共享知識。
（2）若-P0<λQ-U2<0，即（U2-P0）/Q<λ<U2/Q；則其他節點企業在核心企業不自學的情況下效用最大。
（3）若λQ-U2<-P0<0，即λ<（U2-P0）/Q；則其他節點企業在核心企業不自學的情況下效用最大。
2、核心企業的效用函數值有三個：0，Q-U0，(1-λ)Q-U1
（1）若0<Q-U0<（1-λ）Q-U1，即λ<（U0-U1）/Q，且U0<Q；則答應其他節點企業條件，接受知識共享并學習知識。
（2）若0<（1-λ）Q-U1<Q-U0，即（U0-U1）/Q<λ<（Q-U1）/Q；則選擇自學的效用最大。
（3）若（1-λ）Q-U1<0<Q-U0，即λ>（Q-U1）/Q，且U0<Q；則選擇自學的效用最大。
（4）若Q-U0<0<（1-λ）Q-U1，即λ<（Q-U1）/Q，且U0>Q；則答應其他節點企業條件，接受知識共享，并學習知識。
（5）若（1-λ）Q-U1<Q-U0<0，即λ>（U0-U1）/Q，且U0>Q；則選擇不學的效用最大。
（6）若Q-U1<（1-λ）Q-U1<0，即（Q-U1）/Q<λ<（U0-U1）/Q；則選擇不學的效用最大。
（二）模型均衡求解
由于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共享知識的成本U1和U2與知識整合創新價值Q與其他節點企業的機會收益P0的大小關系不確定，使尋求納什均衡解的過程變得非常困難。我們通過變量大小關系的變化，推出納什均衡，進而剔除包含不可置信威脅策略的納什均衡，求得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解。根據以上效用價值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其他節點企業選擇不共享知識，無論核心企業選擇自學或不自學工商管理論文，都達不到均衡解；如果其他節點企業選擇共享知識，同時提出要按λ比例獲取知識創新價值的回報。核心企業如果接受這個要求，那么兩者的收益函數為[（(1-λ)Q-U1，λQ-U2）]，需要λ的取值，從而得到兩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解：
解1：當U0>Q>U1+U2，且分配比例λ在[U2/Q，（Q-U1）/Q]之間時，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同時選取知識共享策略。
解2：當Q>U0>U1+U2，且分配比例λ在[U2/Q，（U0-U1）/Q]之間時，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同時選取知識共享策略。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核心企業對于某項知識的自學成本與知識整合共享過程中雙方耗費成本的大小關系，成為實現知識整合的決定性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雙方通過交流，確定合適的λ值，促使其他節點企業知識共享過程的發生，實現知識的整合創新價值。供應鏈聯盟各節點企業間，尤其是核心企業與其他節點企業之間的知識整合，目的在于促進各自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如果整合成本太高，顯然不利于提高核心競爭力。因此，在其他節點企業和核心企業的知識整合博弈過程中，明確各種知識學習成本的關系，是判斷能否達到博弈均衡，實現知識整合的關鍵。
參考文獻：
[1]杜漪，王志剛.知識管理的供應鏈核心競爭力提升研究[J]. 管理現代化， 2008，(04) .
[2]牟紹波.論產業集群動態能力的培育和提升[J]. 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3]陳紅麗，郗英.基于過程分析的知識共享對策研究[J]. 情報雜志， 2007，(07) .
[4]吳冰，劉仲英.供應鏈協同的知識創新價值鏈模型[J]. 軟科學， 2007，(04)
[5]李崇光，胡華平.論生鮮農產品垂直渠道關系整合[J]. 中國流通經濟，2009，(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