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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能力是確保國家競爭力的由多項能力要素耦合而成的內生能力體系，近10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世界上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在生產國際化的同時也進行R&D國際化，如在海外建立獨立的R&D機構、跨國并購和R&D戰略聯盟等，而R&D的國際化勢必對我國企業創新資源投入、研發管理等方面的技術創新能力發展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跨國公司在我國進行R&D國際化的現狀
目前，世界知名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設立形式靈活多樣，主要采用的形式包括：其一，設立獨資研究中心或技術開發中心。這是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最成熟、最高級的形式，它們與跨國公司總部聯系緊密，而與其在中國的企業聯系則相對較弱，主要任務是研究公司長期發展的關鍵技術。其二，在具體業務部門或合資企業內部設立研發部門。這類研發投資已經歷了從消化吸收到技術創新兩個階段：前者的任務是實現技術的本地化，將國外成熟技術根據本地市場的需求特點、原材料特點等進行技術改造，以實現生產的本地化；后者則是在國外提供的設備、技術基礎上研究開發新產品，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其三，與中國的大學、科研機構合作成立研究中心。一般采用項目委托、聯合研究與開發、建立培訓中心、建立聯合研究中心等多種形式。如美國惠普公司與北京大學合辦的中國惠普數字信號處理技術研究中心。其四，與中國企業建立技術聯盟。例如，朗訊科技公司與康佳電子公司合作開發手機；蓮花公司與TCL信息產業集團合作開拓Internet業務等。在合作進行研究與開發的同時，成立合資企業，對研發的技術、產品直接進行市場化經營。而出于對技術保密和技術領先帶來的受益考慮，目前跨國公司在華的研發機構更多的是建立在其獨資企業內部。
2R&D國際化對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發展的正面影響
2.1有利于我國科技人力資源開發
（1）吸引高層次科技人才回流。我國許多地區與國外相比高層次研發工作機會不足，勞動報酬與國外相比也有較大差異，人才外流現象比較嚴重?？鐕驹谖覈O立R&D機構，將會創造大量的高薪工作崗位，不僅有助于穩定我國本土科技人才，而且可以吸引海外高級技術人才回流。
（2）培養高素質科技人才?？鐕狙邪l機構具有培養高級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良好環境，它們擁有完備的培訓體系和先進的培訓理念。我國研發人員雖然總體規模大，但是大都集中在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主要從事基礎性研究工作，缺乏面向市場的能力。跨國公司對研發人才的市場化培訓，在給跨國公司帶來豐厚利潤的同時，也提高了這些人才的市場適應能力。同時，在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工作的中國員工可以利用跨國公司先進的設備，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積累大量的經驗，提高自身的科研素質。
（3）為本土企業培訓人才提供支持。有些跨國公司還為我國本土企業提供培訓服務。摩托羅拉公司與國家發改委合作成立了企業優化中心，向國有企業提供各種培訓手段、方法和適用的規章制度。到2001年末，摩托羅拉已經為400多家企業培訓了1400多名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并且，跨國公司對其雇員的培訓內容和培訓方法，也可以為我國企業培訓員工提供示范作用。這些培訓也會促進我國人力資源的建設。
2.2彌補了我國科研投入，尤其是企業研發投入的不足
R&D是一種高風險、高投入的經濟活動，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我國企業普遍面臨R&D投入不足的困境。例如，2003年，我國企業在R&D的投資為186.01億美元，占GDP的1.31%，而美國這一指標達到2.6%,日本3.15%，韓國2.64%，不僅如此，在總額來看，由于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局限，我國全部的科技投入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而且在我國研發支出結構中，政府投入為主，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投資極為有限?？鐕镜难邪l活動增加了我國的研發資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國研發投入不足的窘境。
2.3利用先進技術、知識的溢出效應
跨國公司R&D國際化為我國帶來先進的研發管理經驗?？鐕緭碛凶钕冗M的創新體系與全球創新網絡，因此，隨著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活動的擴展，部分當地人員參與跨國公司當地研究與開發活動的管理，必然有助于提高我國的研究機構和企業的研發管理水平。
此外，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對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產生正面的溢出效應的另一條主要途徑就是通過跨國公司向我國企業提供的技術支持或援助?？鐕镜膰庾庸就ǔＥc我國的零部件、原材料與相關服務的供應商有密切的聯系，特別是當外國子公司將其部分工作分包給當地公司時，這種聯系就更加緊密。根據建立這種聯系的目標來區分，分為后向聯系和前向聯系。在后向聯系方面，比如為了保證其產品的質量和競爭能力，為供應商建立生產性設施、提供技術援助、信息咨詢服務和管理培訓服務等，有利于上游產業的制造能力的改進和經營管理能力的提高。同時，當跨國公司對產品與工藝進行調整改進時，通常會邀請我國當地供應商與分包商的研發機構參與其中，從而使我國能夠掌握必要的技術以適應其服務對象的產品與工藝變化，這種做法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常見。在前向聯系方面，通過向下游產業的技術轉移以及對當地經銷商產品的包裝、分配、維修或客戶培訓等服務，促進下游產業的技術水平提高和經銷商服務能力增強。
3跨國公司R&D國際化對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發展的負面影響
3.1沖擊了我國技術創新體系
（1）沖擊了現行的以科研機構為主體的研發體系?？鐕綬&D國際化對我國現行的科研體系帶來破壞性影響。國內部分研究開發機構面臨著來自跨國公司在項目投標中的競爭壓力，而跨國公司憑借其雄厚的研發實力和先進的科研儀器、管理經驗，而使國內的科研機構逐步萎縮，其技術積累、人才培養等基礎將難以發揮。
（2）抑制了我國企業的研發行為。一些跨國公司將我國作為生產基地，取消或削弱了合資企業中方的研發機構，使我國在獲得跨國公司生產能力的同時，減弱了本國的技術開發能力。目前，在一些我國本來已經形成較強研發能力的產業領域，由于產品市場已被外商投資企業占有，國內的研發工作失去依附而被取消或削弱。
3.2造成我國企業和科研機構人才流失
跨國公司R&D機構不僅給研發人員提供了高薪，還創造了良好的工作環境，因此國內許多企業和科研單位的大批人才被外資R&D機構吸引，從而嚴重地削弱了我國R&D機構的研發力量。
3.3國內研發成果輕易流失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還不健全，尤其是對過去由國家研究機構多年積累的很多研究成果，并沒有很好地加以保護，這些成果有可能被外資研究機構以很小的代價獲取，使我們喪失本來可以獲得的自主知識產權。同時，一些屬于保密范圍內的技術和研究項目也可能隨著主要人員的流動而流失。人才的流失實際上意味著我國科研院所或企業向跨國公司免費擴散技術。
4我國應采取的對策
4.1利用好跨國公司R&D國際化的機遇，促進我國的技術創新
跨國公司對我國的R&D投資，對于我國技術創新是一個機遇，我國應該通過調整吸引投資的方向和政策，最大化地吸收和接受跨國公司投資的技術溢出；加強和跨國公司的R＆D合作，以提高我國的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調整吸引外資的方向和政策。在引資方向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引資的質量，擴大引資的技術含量，多引進技術合作型的跨國投資，這樣有利于更好的接受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在引資政策上，真正把“以市場換技術”落實到實處，提高這一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提高我國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一個沒有能力通過自身機構進行科研的國家,也難以從跨國公司的科研中得到較大的收益。一個發展中國家選擇、吸收和利用科技知識的能力,主要取決于創新技術所需要的同類研究能力?！蔽漳芰Υ嬖谥晕覐娀瘷C制和路徑依賴粘性，前期的研發平臺和R＆D投資將影響后一階段知識吸收的多樣化和效率。因此，要加強技術吸收能力培育：首先，促進企業積極尋求挖潛改造途徑，增加R＆D投入，開發新產品，改進工藝，提高產品質量，提升企業整體技術水平。其次，加強對企業的技術服務和提高融資的便利性?？梢越⑵髽I技術服務機構，并為企業提供各類專業的人才，同時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和便利的融資環境，加快企業的技術革新。
（3）加大吸引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R＆D機構。在國外設立R＆D機構是跨國公司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國應該利用好這一契機，通過良好的科研環境建設以及科研設施的改進，吸引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R＆D機構。這樣雖然給跨國公司帶來了技術的革新，但同時也加大了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而且技術的集聚效應會進一步提高我國的技術水平。
4.2學習跨國公司技術創新經驗，實現我國企業自身的R&D國際化
最近的實證研究發現，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向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可以提高母國企業的技術水平，這被稱為反向的技術溢出效應。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對高新技術的相對壟斷，與國內獨立開發相比，成本要低得多。同時通過對外投資，也能夠更好的學習國外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經驗。具體地說，應從以下方面著手：
(1)大力發展我國技術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對外投資具有反向的溢出效應，我們的企業就要積極的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尤其加大在發達國家技術聚集的地區投資，發展技術尋求型的對外投資。這不僅需要我們的企業有相當的規模，我國政府也要加強對企業跨國投資的指導和可行性研究，引導企業在合適的地方投資合適的產業。
(2)逐步開展我國企業設立在其他國家的企業的R＆D活動。設立在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通過自身的R＆D活動，進一步拓寬投資技術的適應性和競爭力，并根據當地市場需要開發新產品，更多地占領當地市場。設立在技術水平先進發達國家的企業通過R＆D活動，可更好地開展技術獲取工作，充分利用境外企業接近當地技術資源的優勢，實現跟蹤先進技術的目的。
(3)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的跨國公司結成戰略聯盟。這樣可以吸收他們的先進技術，也減少了獨立進行R＆D的風險性。如與之合作在海外興辦技術開發中心、海外實驗室等，還可就某一方面的技術開發項目結成較松散的聯盟。
(4)培育和壯大我國的跨國公司。企業實行跨國經營，可以更好地獲取國外技術進步的信息和資源，利用國外資源、技術、資金、管理經驗，從而擇優確定企業技術進步戰略，實現企業技術進步要素優化配置，壯大企業技術進步的實力。目前，大多數跨國經營企業規模較小，難以形成技術優勢和競爭優勢，必須進一步培育壯大我國的跨國公司，實施企業集團化經營戰略。
參考文獻
1劉云，王碩.跨國公司海外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模式初探[J].預測，2004（6）
論文摘要： 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科學技術對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是企業把握技術創新的本質和規律，在競爭中檢驗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總結創新經驗的重要手段，對企業制定正確的技術創新策略、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減少創新風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介紹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的基礎上，對技術創新能力評價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做簡要分析，并提出完善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的措施和建議。
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求得生存，必須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以技術創新提升企業競爭力。為了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就要尋找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方法，涵蓋企業的方方面面。這就要求企業正確認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建立科學、完整的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以研究企業的技術優勢和劣勢。
1 技術創新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的基本概念
Bargelmm M.A.Maidigue認為技術創新能力是知識企業技術創新的一系列特征的總和，它包括利用創新資源的能力，對行業發展的認識能力，對企業發展的認識能力，對企業外部和內部環境的認識能力，和對企業的管理能力。
D.C.Barton認為人力資本，技術創新體系，企業管理技術創新體系的能力和企業的價值觀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核心。
王偉強認為技術創新能力是產品創新能力和工藝創新能力的組合，是兩者的耦合及其決定的整體能力。
本文認為技術創新能力是產品創新能力和工藝創新能力的耦合，是一個系統的能力，以實現企業的創新戰略為目標。
魏江（1995）認為，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由6個能力組成，創新決策能力、R&D能力、生產能力、市場營銷能力、資金能力和組織能力。
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國家對其評價的指標也是不同的。例如意大利采用的是專利、技術貿易和進出口額三個指標；日本則采用專利、技術貿易、技術密集產品輸出和制造業總附加值四個指標。我國使用技術開發經費投入、科研人員、科研成果、技術轉讓、新產品銷售、新產品出口作為技術開發的指標。這被大多數學者認識能夠反映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指標，被用于評價各個區域的技術創新力。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指標研究的相對較少，并且由于對于研究企業的相關指標很難搜集。遠德玉等（1994）論證了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對技術創新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體系也是不同的。Robert J.Watts，Alan L.Porter（1997）從三個方面預測了技術創新的前景：技術生命周期、創新環境和產品價值鏈，但這并不能運用于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王偉強將技術創新能力的兩個子系統產品創新能力指標和工藝創新能力的指標的組合作為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分別為企業產品研制周期、產品研制效率、綜合商品質量；樣機生產周期、模具生產周期、工藝準備周期。
國內學者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研究還不夠深入，一些問題還存在空白。首先，對技術創新能力的構成要素認識不夠清晰，結論差異性較大。其次，雖然意識到了環境和時間在技術創新能力中的重要作用，但沒有將其納入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體系中，缺乏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未來評價和外部環境的影響；最后，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沒有反映各要素間的關聯性，使得評價結果的現實意義降低。因此，有待對建立完善的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體系的深入研究。
2 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的重要性
技術創新能力通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企業技術開發的能力，給企業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的本質就是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否使企業獲得利益進行評估，對以往的技術創新進行經驗總結，提高技術創新的效率。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是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系統評價，是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潛力的評價，為企業探索、發現和應用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供依據，是企業未來技術創新的基礎。對技術創新的消化吸收能力的評價，可以得到技術改造和技術引進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能力，只有提高了消化吸收能力，企業才可以說是在技術引進后提高了技術創新的能力，否則知識提高了生產能力。對企業長遠的技術要求的分析，有助于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即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對企業創新傾向的評價，反映企業的創新精神和創新文化，且創新氛圍濃厚的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高的可能性越大。對企業研究開發成果的持續性研究，可以看出企業的技術創新的餓持續性；自主創新產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對企業營銷能力的評價，可以看出企業市場研究的水平、對消費市場的了解程度和營銷體制適合度。這些因素對企業制定正確的技術創新戰略都非常重要，而正確的技術創新戰略將大大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在目前的技術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時代，不論是國家之間和一國內部，企業間的技術轉移日益頻繁，科學的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成為企業發現劣勢，不斷進步的重要途徑，給企業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我國目前的技術轉移主要以技術引進為主，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技術創新戰略中存在諸多缺點。短期的技術引進有時并不會帶來效益，反而造成了企業的損失，對我國經濟和企業的長遠發展不利。其次，種類繁多的技術創新，使企業對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理解不夠，不能正確給自己正確定位。因此，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對企業是迫切并且是必要的。
3 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體系對企業的作用
3.1 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為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供戰略依據
技術創新能力評價在企業制定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的戰略中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是在一定的環境下進行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受環境的影響很大。Fransman是技術創新能力支持系統研究的最早學者，他的觀點是國家技術基礎設施的薄弱和科技環境的不完善造成了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不足。UNESCAP（1989）通過對國家技術能力的分析，認為要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必須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Nawaz Sharif（1994）通過研究企業的技術創新構成時，認為企業要進行有效的技術創新，受到四個方面的環境因素的影響：技術所有者和供應者、國家的政策法規、技術使用者和社會以及技術競爭者。首先，在現有的環境中，對企業核心技術進行優勢和劣勢分析，風險性分析以及市場前景分析，可以得出這一技術的創新對企業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帶來多少的利潤，確定技術存在的瓶頸，給企業技術創新戰略的規劃和實施提供依據。
其次，通過對技術創新投入資源的分析，根據不同的資源的貧富程度，確定技術創新的方向。例如通過分析，可以找出哪些投入的增加可以減少企業的成本而提高利潤，哪些投入的增加會增加企業的成本會減少利潤，這就會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較少資源的使用量或者提高使用的效率。
所以，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有著很強的實用性，指引著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的方向。
3.2 技術創新環境的分析，保證了技術創新能力與環境的協調性
通過對技術創新環境的深入分析，了解企業在國際、國內環境中的優劣勢。同類企業的技術水平如何，現有的最高技術水平狀況，自身技術的薄弱環節是什么。回答了這些問題，也就明確了企業的技術創新方向是什么，抱枕過了技術創新能力與環境的協調性。
3.3 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利于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長遠發展
企業對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進而制定的技術創新戰略，是站在企業長遠發展的角度。通過科學的評價模型，確立了技術創新能力發展的目標和方向，使企業在復雜的環境中不會迷失方向，不被短期的收益迷惑，保證了企業穩定健康的發展。
3.4 技術創新能力評價利于國家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宏觀管理
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國家不再對企業進行直接的行政干預，通過政策制定進行間接的宏觀引導。國家通過經濟政策和技術政策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方向。
首先，經濟政策和技術政策是國內企業所處的宏觀環境，也是企業技術創新環境的一部分。國家通過對宏觀環境改變影響企業的發展。例如，日本就是通過反壟斷法改善了宏觀環境，給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有力條件，促進了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
其次，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利于國家制定正確的技術政策。企業的技術創新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國家技術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為企業營造良好技術創新環境是國家技術長期發展的必要條件。日本戰后實行的“科技立國”戰略，不僅就科技戰略，還從政策、財政、稅收等方面，改善企業技術創新的環境，激發了企業技術創新的潛力，最終帶來了經濟的復蘇。
4 推進我國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體系建設的建議
我國企業目前的技術創新水平還不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缺乏有效的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體系是其原因之一。因為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對企業和國家的發展都非常重要，因此，對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要從企業和國家兩個層面著手。
4.1 從企業的長遠利益建立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體系
企業建立完善的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體系的最大障礙就是注重技術的短期收益。企業要保持持續的競爭力，就要從企業的長遠利益考慮企業的行為，不能局限于當前的技術創新優勢。其次，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機構建設存在空白。企業在注重技術創新的同時，并沒有設立相應的技術創新能力評估機構，要想及時了解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企業不得不注重評估部門的設立。
4.2 國家加強技術創新能力評估推廣力度
首先，國家要為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評估創造良好的環境。從國家政策、法規層面確立企業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的法律地位，從根本上保證企業的技術創新，這樣企業才會大范圍地進行技術創新能力的評估。其次，對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政府要有相應的政策引導，對國民經濟發展有巨大作用和長遠的利益的技術，在政策上可以適當鼓勵和指導性規定，這也是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的作用之一。最后，國內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及其評價工作還相對不足，國家可以提供技術部門和專業人員的便利，給企業市場的幫助。
隨著國內外技術競爭日益激烈，我國技術創新的不斷的發展，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也逐漸受到重視，技術創新能力評價工作必將在國家和企業的支持下越加成熟，推動我國經濟的長足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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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偉強，組合創新研究[D].浙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1995.
【關鍵詞】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
一、技術創新與技術創新能力的含義
（一）企業技術創新概念的提出
1912年，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企業技術創新是指“企業家對生產要素所做的新的組合”。企業的生產要素大致可分為人力要素、財力要素和物力要素，它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組合，并不是所有的組合都是企業需要的創新，創新是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時，或提高質量或加快速度，或兼而有之，要素的組合方式并不是一種隨意的行為，而是一個系統的過程：首先，要根據市場的需求，結合企業自身的生產要素占有情況，明確的基礎創新的目標；其次，人力要素運用科學理論、數學模型、真實數據等，進行測算分析，估計項目的可行性；最后，在人的指導下，將需要的物力要素及財力要素投入到具體的技術創新過程中，進行創新實驗。創新是不斷嘗試的結果，每一次的嘗試的失敗都是為了創新的成功做鋪墊。
（二）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出
不同的學者對技術創新能力的界定是不同的，一些學者從能力本身來界定技術創新能力。這一觀點認為，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是由于企業的特性所決定的，是企業本身所具有的，不具有模仿性。由于不同企業擁有的要素資源、財力支持、企業文化、管理水平等硬件及軟件不同，企業中的技術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采用新工藝、新方法的決策不同，所以在改善質量或提高速度的效率和效果上也會有所不同，這用差異就是體現了不同企業在運用資源整合時的技術創新能力。
另一些學者從過程的層面來定義技術創新能力。這種觀點強調技術創新是一個多人參與、集體協作、集思廣益的思考與實踐的過程，它強調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由組織生產某種新式的、能滿足人們需求的產品的過程即為技術創新能力的體現，側重對過程的把握與考核。有學者認為“組織通過不斷學習，從而為企業革新帶來新的思路與想法，為企業經營績效產生催化作用”，這也是從過程這一角度闡述了技術創新能力。
有了從過程的角度定義技術創新能力，就會有從結果層面考量技術創新能力。顧名思義，從結果的角度則更注重產出效應，即在投入企業擁有的生產要素的同時，配以新思維、新想法創造出更先進的、不同于現有的產品或服務以體現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
二、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指標
基于對上述技術創新能力的不同定義，其評價的指標也有所不同，下面將分別進行論述：
（一）基于從能力本身定義技術創新能力，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自身所具有的，從其根源方面看，它是企業中各種要素能力的組合，所以要評價技術創新能力，就要從企業所擁有的各種要素資源入手，前面說過企業的資源大致可分為三類：人力資源、物力資源、財力資源。人力資源能力不僅包括是指企業中參與創新人員的專業技術水平，而且包括管理人員的決策水平以及其他不直接參與創新的人員的間接支持；物力資源包投入的物質生產要素，如主要原材料、能源等；財力資源則主要是資金的支持。技術創新的能力，只有企業中各個要素相互配合、取長補短，才有可能實現創新。近年來，通過不斷的實踐研究，事實證明，除了企業內部，企業外部的環境要素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外部環境也可以從上述三方面提供能力支持，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增長，人力方面提供外部有專業知識的專家咨詢，物力方面提供專利技術和專項設備，財力方面從國家和政府的角度提供專項資金，這些外部環境要素與內部能力要素本身的能力組合就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體現。
（二）從過程角度定義技術創新能力。如前所述，這一說法本身強調技術創新是一個由多個環節組成的、有序聯系的動態發展過程，每一個子環節都會對最后的技術創新結果做出不同程度的貢獻。因此，從這一方面對技術創新能力進行評價，就要評價其各個運行過程，其評價指標可包涵要素投入過程、生產制造過程、改良更新過程、管理評價過程等，由于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方面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個性，因此各個組成部分所占的權重比例也不同，同時賦予各個組成過程以相應的權重，讓后進行加權，得到的數值也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因為企業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各個要素并不是單純的疊加，就能體現整體的效用，當然，這種方法對于粗略評價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還是有一定幫助的。
（三）從結果的角度定義技術創新能力。當技術創新實現成果轉化時，其能力體現在具體的產品或服務上，我們就把能力這一無形的要素轉變為有形的要素。那么對產品或服務的評價也就可以代替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對于評價產品和服務，這一領域的研究比較成熟，如對其質量、客戶口碑、市場占有率、顧客滿意程度等進行相應評價，然后運用層次分析法、綜合指數法等將數據進行匯總，最后的出最產品或服務的綜合評價，即刻粗略的出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水平。
三、對于現有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方法的思考
上文從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含義入手，介紹了三種主要的評價方法，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其本是都是對不同要素進行評價，只是三種方法從不同的方面定義技術創新能力，因此，其選取的要素指標也不同。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第一，要素的選取存在一定困難，不僅在選擇本身，還在選擇的數量上，要素的選取必須體現科學合理有針對性上，同時選擇過多會增加評價的成本，而選擇過少，不能準確評估技術創新能力；第二，選擇評價要素后，運用哪種方法進行要素整合也是一個難題，這本身比要素的選擇更重要，因為技術創新是一個由多方面因素共同配合的結果，因此選取的方法要考慮到各個因素之間的促進與抵消作用。
四、結論與展望
綜上所述，雖然國內外學者在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仍存在突出性問題，因此，在以今后的研究中，應重點關注上述所列舉的問題，以期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進行更精確的評價，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做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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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中國政府于2000年啟動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發展。中國西部地區包括12個省(市)區：重慶、四川、陜西、貴州、內蒙古、寧夏、廣西、云南、甘肅、青海、新疆和西藏。
這些省市區由于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發展相對落后。戰略實施七年來，國家投入巨資建設西部，使得西部地區投資和經濟增長加快，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幅度年均超過8.5%。
區域創新能力是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競爭力的關鍵因素。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資本、信息、技術和人才要素的流動和配置日益普遍，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升級周期越來越短，科學技術的競爭逐漸成為焦點。
過去單純以價格優勢為基礎的數量型發展模式已經不足以保障各省市利益的獲取，擁有自主產權的地區才能獲得經濟的快速和持續的增長。
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強弱是衡量一個區域技術創新實力的重要尺度，但技術創新過程的性質特點，決定我們“無法直接衡量技術創新的質量和數量”(Hill,1979)。斯切爾(Scherer)1992年認為，技術創新最終實現的包含很廣，而且創新活動方式極不相同，因此，企圖找到一個通用性的實現測度指標或體系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只能根據不同類型的技術創新而采用不同的評價指標。
技術創新能力的測度對于創新性組織的持續發展及其重要，因為通過正確合適的測度，創新型組織可以了解自身的優勢，劣勢和競爭的地位，以便制定或調整相應的戰略去贏得有利的競爭地位。因此建立一個好的評價指標體系，有利于技術創新能力的衡量。
一、區域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對區域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內涵和結構進行分析，基于可操作性、數據可獲取性原則，借鑒國內外已建立的評價體系等，我們把體指標建立如我們將技術創新能力分為10個指標，主要有：R&D投入強度(x1)、R&D人員比重(x2)、科學家工程師比重(x3)、研發費用(x4)、科技經費投入強度(x5)、擁有專利數(x6)、研發機構數(x7)、新產品銷售比重(x8)、新產品產值率(x9)、新產品勞動生產率(x10)。這些指標從創新的投入能力、研發能力、產出能力來制定。
二、西部各省市工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
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6)、《中國統計年鑒》(2006)以及科學技術部正式公布的有關資料數據，我們對2005年西部各省市工業技術創新力進行初步測算，由于西藏的數據不可獲得，所以只包含了其他11個省市的數據。
首先使用SPSS13.0將原始數據標準化處理，以排除不同量綱的影響，之后根據軟件生成的相關矩陣得知，各指標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可以進行因子分析。
隨后我們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進行分析，根據累計貢獻率大于85%，提取出兩個因子。第一主成分Z1與指標x1,x2,x4,x5,x6,x7,x8,x9相關，我們稱為投入產出因子。第二主成分Z2與指標x8,x10相關，我們稱為人力資源因子。
由于上述信息無法判定西部各省市工業發展中創新的優勢與不足，故需要計算各省市在第一、二個主成分及綜合創新能力的得分。由SPSS10.0軟件得到各公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計算出各因子與綜合得分排名按重慶、四川、陜西、貴州、內蒙、寧夏、廣西、云南、甘肅、青海和新疆的順序排列如下：投入產出因子排名分別是第2、1、3、5、6、8、4、9、7、10、11;人力資源因子排名分別是1、11、9、7、4、6、3、10、5、8、2;綜合創新能力因子排名分別是：2、1、3、6、5、8、4、9、7、10、11。
三、結論及對策
我們從以上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出，在投入產出方面，四川、重慶、陜西位居西部上游水平，而青海與西藏在該方面處在下游，其余省市水平一般。至于人力方面，重慶仍然位居前列，但是陜西與四川人力資源水平處于西部落后水平，新疆與廣西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效果顯著。由于投入產出因子所占權重較大，使得最后結果接近于投入產出方面各省市的排名。針對上述現象，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
第一，西部開發以來，雖然有國家建設資金向西部投資傾斜、東部資金介入等因素，使得西部地區的投資得以快速增長，但是投資產出效率仍然偏低，而且近幾年國家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資金有所轉移，使得資金投入減少。
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西部應該一方面靠國家資金投入，另一方面應采取多種措施籌集資金，如采取多種方式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和境外資金投入;拓寬西部開發融資渠道;進一步擴大農戶小額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支持有生產能力、守信用的貧困農戶盡快脫貧致富。要從根本提高工業生產的投入產出效率，加大創新力度。
第二，西部開發以來，由于國債資金、財政預算內建設資金向西部投資傾斜、地方配套增加以及東部資金介入等因素，西部地區的投資得以快速增長，但是投資產出效率仍然較低。在此基礎上，西部一方面靠國家財政建設資金，其他專項建設資金，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等。
另一方面應采取多種措施籌集資金，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提高工業生產的投入產出效率，加大創新力度。
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意見》，創新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機制，采取多種方式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和境外資金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拓寬西部開發間接和直接融資渠道，鼓勵各金融機構采取銀團貸款、混合貸款、委托理財、融資租賃、股權信托等多種方式，加大對西部地區的金融支持;進一步推進西部地區農村金融體系建設，加大農村信用社改革力度，繼續擴大農戶小額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支持有生產能力、守信用的貧困農戶盡快脫貧致富。
加強扶貧貼息貸款管理，增加對西部地區信貸投入等等。雖然在投資的軟、硬件環境上，西部地區和東部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是相信通過西部人更多的努力，與東部并駕齊驅只是時間問題。
第三，西部地區重慶，四川和陜西三省市綜合創新能力最強，四川現有科技人員50萬人;陜西擁有自然科學研究人員 47萬人，不論是每萬人擁有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還是高校教學科研綜合實力,都在全國居于前列,但由于西部地區經濟不發達、人才結構與經濟結構不匹配、資金缺乏,又阻礙了科技向生產力轉化,導致人力資源利用效率低下。
據調查,西部省區有約占1/3的科技人員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在沿海地區和經濟特區的強大吸引下,西部地區的人才普遍存在著“孔雀東南飛”和“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現象。西部開發迫切的需要科學技術與人才。因此,大力開發人力資源,提高整個西部地區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是西部開發的又一重要任務。
關鍵詞：新疆；FDI；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2
引言
伴隨著經濟區域化、全球化的縱深發展，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在國際經濟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經濟學中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位居我國向西開放前沿的新疆自1980 年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取得了很大進步，但利用FDI的規模與質量卻明顯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新疆這小規模的FDI是否也會提高新疆整體技術創新能力？探討這一問題可以幫助我們確定FDI在提高新疆技術創新能力中的地位。如何促進新疆FDI的吸收及推動新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乃至推動新疆跨越式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新疆FDI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對外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無到有，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自新疆1980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形成規模以來經過了將近3O年的發展。2009年底，新疆實有外資企業317家，其中獨資企業119家，合資企業162家，合作企業27家，股份公司9家。從投資規模來看。從1980年到2009年，新疆累計合同外商直接投資項目1763個、合同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35.4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10．24億美元。新疆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由1980年的109萬美元發展到2009年的21570萬美元，增長了近197倍。
二、FDI對新疆技術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國內外研究普遍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技術創新能力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因為創新能力是在無數次的創新過程中得到提高的，創新過程類似于生產過程，即集合各種資源(人力資本、資金、設備等)創造出新知識的生產過程。一般來說投資對技術創新能力提高有著效果十分明顯。一是投資在當年表現為技術創新的需求效應：二是一旦投資形成在長期表現為創新產出的供給效果。而技術創新又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又較難量化，很多研究中以專利受理量為技術創新產出，因為專利(Patent)受理量既包括企業的創新成果也包括學校、科研機構的創新成果，能夠全面反映該地區的創新能力。另外這也較符合新疆的實際情況，每年新疆專利受理量與專利批準量相去甚遠，為此本文用專利受理量代表創新產出有夸大創新能力提高的積極效應。因此本文以實際利用的FDI總額為資本投入，以專利受理量為技術創新產出研究新疆外商直接投資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本文的技術創新量化指標――專利，根據其創造性、新穎性和實用性的不同等級可分為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其中發明專利是指對產品、方法或對其改進所提出的新的技術方案，其科研投入要求最高、科研產出最具創造性和影響性。實用新型專利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其結合所提出的適用于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外觀設計專利是指對產品的外形、圖案色彩或其結合做出富有美感并適用于工業上應用的新設計。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相對于發明專利而言，無論是科研投入還是模仿學習難度都比較低，其創新產出的技術水平也比較低。因此本文不僅分析FDI對專利產出的影響，而且進一步從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專利產出方面分別進行研究。
新疆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專利增長趨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如圖1所示，圖中實用型新專利受理量增長最快，從2000年的699件增長到2009年的1865件，增長了將近2.7倍。發明專利受理量增長速度緩慢，但也有所增長2009年產量為662件，是2000年的3.5倍。而外觀設計受理量的曲線從2006年開始呈現出下滑趨勢。
新疆三種專利受理量的發展趨勢
圖1 資料來源：根據《新疆統計年鑒》(2001-2010年)
下面我們將采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FDI對新疆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
建立模型如下：
lnTEPt=C+αlnFDI t +ε(ε為隨機誤差項)
式中TEP t為t年的專利受理總量，FDI t為t年的實際利用的FDI總額。C、α、ε分別表示為常系數、專利彈性系數和隨機誤差。本文以2000-2009年為樣本區間來考察新疆FDI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并選取區間內專利受理總量及實際利用的FDI總額的時間序列數據，利用Eview6．0軟件，對式進行回歸分析，其回歸結果為：
lnTEP = 1102.99116744 + 0.0824279890132*lnFDI
T值 (9.495258) (7.692603)
Adiusted R Square =0.866024
F-statistic = 59.17614
回歸模型顯示：變量的Prob值均為0，通過加權二乘回歸WLS得出，Adiusted R Square 值為0.866024，說明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也較高，方程與變量的顯著性較好，通過變量的顯著性檢驗。F檢驗值大于臨界值，lnFDI的T檢驗值為7.692603大于臨界值，說明實際利用的FDI 總額對專利受理總量有一定的影響。由此可見，FDI和新疆技術創新能力之間密切相關。新疆FDI實際投資額每增加1％，就能促進技術創新能力提升0.082%。
進一步將新疆實際利用的FDI總額分別對發明專利受理量(EIP)、實用新型專利受理量(EUP)和外觀設計專利受理量(EDP)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回歸模型如下：
lnEIP = 162.403285965 + 0.0212354299529*lnFDI
T值 (6.947964) (9.848899)
Adiusted R Square = 0.914286
F-statistic = 97.00082
lnEUP = 660.633348213 + 0.0490994945954*lnFDI
T值 (10.13874) (8.168912)
Adiusted R Square = 0.879568
F-statistic = 66.73113
lnEDP = 279.954533259 + 0.0120930644649*lnFDI
T值 (3.709001) (1.736879)
Adiusted R Square = 0.183062
F-statistic = 3.016750
回歸模型顯示：發明專利和使用新型專利Aajusted R Square值分別為0.914286、0.879568。說明線性回歸效果比較好，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也較高，方程與變量的顯著性較好，通過對變量的顯著性檢驗。發明專利和使用新型專利的F檢驗值均大于臨界值。lnFDI的T值分別為9.848899、8.168912，大于臨界值，說明實際利用的FDI總額對當年的發明專利和使用新型專利受理量的增長有一定的影響。并且FDI總額每增加1％ ，就能拉動當年的發明專利和使用新型專利的受理量分別增長0.021%和0.05%。由此可以看出實際利用的FDI總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發明專利受理量和實用型新專利受理量的增加，其中對實用新型專利的增長影響最大。而外觀設計專利Aajusted R Square值為0.183062，擬合優度較低，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也就是實際利用FDI總額對外觀設計專利受理量的增長沒有過大的影響。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實際利用FDI總額與專利受理總量和各專利受理量的回歸結果可顯示，總體上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對專利受理總量有積極的技術創新效應，可這種效應影響程度并不大。但這種效應主要體現在實用新型專利和發明專利受理量上。而對于的外觀設計專利受理量的增加卻沒有顯著影響。
三、提高新疆對FDI的吸收能力和技術創新水平的對策
FDI的大量流入對新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產生了一定程度推動作用，但這種推進作用僅局限于科技創新的較低層次，對我區科技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義的跨國公司的核心技術卻很難得到。因此，本文將對今后如何合理引資，如何進一步提升FDI對我區技術創新能力促進作用提出具體的對策建議。
1.發揮新疆自身優勢
新疆有著與我國其他地區不同的資源、地緣、人文以及政策優勢。全面發揮新疆特殊的上述優勢，讓流入該地區的FDI的規模逐年穩定增長。為此，在外資進入審核時要更加重視對質量的考核，把其包含的技術價值高低、溢出效應強弱以及對引入行業的貢獻大小等因素重點考慮進來。地區政府應該多鼓勵溢出效應較強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FDI的流入，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的入駐；而對于那些僅僅是利用當地廉價勞力、“掠奪”稀缺自然資源以及嚴重污染環境的FDI要將其拒之門外。另外，地區政府應該取消對外資的普遍優惠待遇，營造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
2.重視科研，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
由于經濟水平落后，發展空間不足等原因新疆人才外流比較嚴重不利于我區人才儲備的增加和科教興國戰略的全面實施。其次，新疆目前大力從事的科研活動主要是科研價值相對較低、創新性較小的應用研究和實驗研究，科技投入的相對不足以及科技經費使用結構的不合理依然是制約新疆有效吸收外資技術溢出與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的瓶頸之一。為此，今后我區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特別是對基礎研究的財政支持力度，積極開展如對企業研發活動給予適當稅收補貼，鼓勵企業、高校之間的產學研合作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支持研發的活動，要大力宣傳自主創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樹立自主創新榜樣，引導、鼓勵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積極主動地投身自主創新活動。
3.有針對性地引入先進技術，最大限度吸收FDI外溢效應
自主創新并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經濟全球化、科技世界化的大時代背景下的對外開放的自主創新，因此，新疆本地企業不僅要具有自主科研攻關能力，同樣也要放眼世界，積極學習國外先進技術，重引進，更重消化吸收基礎上的再創新，最終提高新疆企業的整體創新能力。
4.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
消除新疆企業快速發展的障礙，明晰企業產權，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政府要有的放矢地對一些已初步具有競爭力的民族企業進行扶持，以增強其競爭力，使其能夠積極參與到國內及國際競爭中，在競爭中主動吸收FDI技術外溢，結合自主研發最終提高其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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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技術聯盟;技術創新能力積累;聯盟機制
[中圖分類號] F273.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12-0026-04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升級,企業所面臨的外部壓力逐漸加大,具體表現為產品的生命周期､企業研發周期逐漸縮短,產品的復雜性增加,必然要求企業在技術､產品的研發方面進一步加強合作,從而應對新的競爭環境｡聯盟的出現正是反映了企業的這一要求｡聯盟成為戰略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已經有20余年的時間｡目前,關于聯盟的定義非常廣泛,以至于人們很難將其與其他形式的企業合作契約關系相區分｡戰略聯盟具體包括股權式聯盟和非股權式聯盟兩種形式,合資公司(Joint Ventures)就是最常見的一種股權式聯盟｡盡管企業內部的合作包括很多種形式,但不少研究顯示,企業合作研究領域討論的焦點是與技術有關的問題(Dodgson, 1993),由此便產生了關于技術聯盟的大量研究｡
戰略聯盟的形成按照其目標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是以掌握新技術為目標;二是以獲取市場為目標;三是技術､市場兼顧(Vyas et al., 1995)｡技術聯盟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基于技術因素考慮所形成的一種戰略合作,技術聯盟的核心是技術開發,技術聯盟與其他形式的技術交易､技術合作的根本區別在于技術聯盟強調聯盟雙方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除此以外,企業之間隨意的､低層次的技術合作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聯盟｡技術聯盟的性質決定了聯盟方合作關系的復雜性,聯盟基于契約關系,但合作的深度又超出了契約所能涵蓋的內容｡由于技術聯盟合作方式靈活多樣,有效的實現了技術互補､縮短創新階段時間跨度及獲得市場等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戰略目標,技術聯盟已經成為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一種重要組織方式(羅榮桂等,2004;盧兵等,2008),[1][2]而聯盟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又與聯盟中的知識轉移密切相關｡
一､技術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
關于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問題是隨著聯盟研究趨熱才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可以說,只有建立在知識轉移的基礎之上,聯盟整體進而聯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才能得到提升｡
聯盟內部的知識包括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Polanyi, 1996)｡顯性知識是指可以用語言､文字等形式記載在物質介質上并能以某種方式傳播的知識,具有確知性､客觀性､有形性和可表達性等特征,易于文本化且轉移成本較低｡所以,顯性知識的轉移障礙小且轉化率高｡以合資公司為例,在合資公司內部,公司經常選派員工到外方母公司接受培訓,或者由外方母公司派工程技術人員進行現場指導,或者派專家到合資企業提供培訓,這些都將促進顯性知識的轉移｡隱性知識是指難以用文字､語言､圖像等形式清晰表達的､不可能傳播或難以傳播的知識,存在于知識主體的潛在素質中,是知識主體長期積累的結果,具有高度個性化､非文檔化､難以共享等特征｡依靠聯盟的組織架構,通過聯盟內部公開交流與人員流動,顯性知識的轉移變得較為容易,而隱性知識的轉移則是通過聯盟內的多方位合作完成的｡并且,當被轉移的知識比較復雜,或者被包含在一系列復雜的技術或組織框架中,這種知識轉移的復雜程度將進一步決定合伙人的合作關系(史占中,隋丹,2003)｡
對于某一企業而言,合作則意味著不斷的學習､不斷的進行知識創造｡從學習型組織的視角來看,技術聯盟對于企業的重要意義所在即是建立了一種有利于企業學習､知識擴散的機制｡目前,已有大量文獻開始討論合作的學習效果(Kogut, 1988a; Ciborra, 1991; Teece et al., 1992)｡Pavitt(1988)認為通過聯盟組織所建立起來的密切聯系,合作將成為一種轉移緘默知識和企業專業知識的有效機制｡Dodgson(1991)也認為合作有助于企業應對新的技術變革,促進企業進入新的技術領域｡由此可見,跨越組織邊界的知識轉移是技術聯盟的核心環節｡也正是因為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才決定了技術聯盟的創造性屬性｡
技術創新是技術聯盟的戰略價值所在,與技術吸收､技術改進不同,技術創新主要依賴于“研究開發中學”,而技術吸收､技術改進則依靠“干中學”､“用中學”(陳勁,1994)｡因此,技術聯盟最核心的內容即是開展合作研發,合作研發是隱性知識轉移的最高效的方式,原因就在于合作研發建立起了適合知識轉移的情境渠道,更容易形成交流的共同語言｡但是,技術聯盟內部開展合作研發又受到很多條件的制約｡首先,合作研發要求聯盟方掌握一項擅長的技術,即要有足夠的合作籌碼｡如果不具備足夠的談判籌碼,難免會出現聯盟“一邊倒”的情況｡其次是聯盟方之間必須要有足夠的信任度,這種信任可能是建立在一套恰當的收益分配與風險控制機制之上,也可能是基于伙伴企業以往的合作經歷,一般有著良好合作經歷的企業更容易獲得對手的信任,從而來保證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順利進行｡在我國,大多數企業還未能在與外方建立的合資企業中進行高水平的合作研發｡大量研發只是針對本土市場所做出的適應性調整,知識､技術含量有限,從而制約了中方企業技術水平的提升｡
二､技術聯盟中知識轉移的決定因素
現有文獻關于合作中學習､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有大量討論｡Hamel(1991)[3]對影響股權聯盟――合資企業學習的因素進行了總結｡他指出,當合資者具有不同的學習特性時,他們往往會表現出不同的學習效率,他認為影響合資者學習效率,進而間接影響知識轉移的因素包括:合資意圖(Intent)､合資者的接受能力(Receptivity)以及合資雙方之間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所謂透明性指合資雙方共享知識的意愿和開放程度,主要由合資雙方的信任度決定｡
Hamel(1991)進一步強調了合資者的學習動力和吸收能力是影響學習效率進而影響知識轉移程度的另外兩個重要因素｡通常,學習意圖越強烈,越能有效地獲取對方的知識｡事實上,聯盟成員的學習能力與其吸收能力密切相關｡在技術聯盟中,聯盟方的吸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獲取知識的程度｡Cohen & Levinthal(1990)[4]將吸收能力明確定義為“對新信息價值的認知､消化,并最終將其應用于商業活動”｡而吸收能力又取決于企業之前知識､能力的積累,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通常,企業的研發投資越大,企業的吸收能力就越強,吸收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投資研發的副產品｡另一方面,Abemathy(1978)and Rosenberg(1982)的研究則說明企業參與生產經營活動更有利于其掌握與某一市場密切相關的新信息,因此,吸收能力也可以看作是企業生產經營的副產品｡Zahra & George(2002)進一步將吸收能力劃分為潛在的吸收能力和現實的吸收能力,前者包括獲取和消化知識,后者包括轉化和開發知識｡總之,對于吸收能力,現有文獻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和大量討論｡企業吸收能力越強,越能較好地理解､應用聯盟中的知識｡
盡管吸收能力在知識轉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就技術聯盟而言,吸收能力僅僅是決定知識轉移的客觀因素｡主觀層面上,知識轉移的結果受聯盟目標的兼容性､知識移出方轉移知識的動機強弱的影響,即與Hamel所強調的合資意圖密切相關｡
考慮聯盟中的交易要素,技術聯盟具體又可以分為三類:純知識對稱性聯盟､純知識非對稱性聯盟以及知識為主､資源為輔的聯盟｡后兩種聯盟本文將其統稱為非對稱技術聯盟｡在聯盟中,掌握核心技術知識的一方稱為強勢企業,擁有資源或非核心知識的一方稱為弱勢企業｡弱勢企業的目標是通過聯盟積累知識,提升技術水平｡強勢企業的目標多是降低市場進入壁壘或研發成本｡可見,非對稱技術聯盟的重要特征即聯盟方要素與目標的不對稱｡如果聯盟雙方提供同類產品或服務,在同一市場上進行直接競爭,就稱此類聯盟為競爭性聯盟｡
按照對稱性和競爭性這兩個緯度,技術聯盟企業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四種類型,見圖1｡當聯盟屬于對稱性聯盟,并且聯盟企業又不存在直接地激烈競爭時,合作是聯盟的主導關系｡此時,聯盟的主要意圖在于技術上的優勢互補,企業具有同等的討價還價能力｡當聯盟企業在同一市場上進行競爭時,企業進行有保留合作,競爭是聯盟的主導關系;當聯盟屬于非對稱聯盟,并且企業又可能在同一市場上進行直接競爭時,那么,聯盟在生產合作的表象之下,強勢企業會對弱勢企業隱瞞核心知識,限制知識向弱勢企業的轉移,形成對弱勢企業的技術遏制,此時聯盟實質上是一種遏制關系｡對于此類聯盟,交易多發生在技術與市場資源之間,由于市場資源的可控性很低,即市場資源是一次性讓渡的,聯盟的控制權往往掌握在擁有技術的一方,尤其是在獲得市場資源以后,企業轉移技術知識的動機會大大降低｡并且,隱性知識的轉移過程是難以覺察的,在知識轉移動機降低的情況下,強勢企業可以輕易地采取消極的轉移行為,使知識轉移活動不能產生實質性作用并且不會受到違約的懲罰｡對于非對稱､非競爭性聯盟,弱勢企業往往為強勢企業提供生產配套,依附強勢企業而存在,本文不作進一步討論｡
實際中,很多跨國企業之間的強強合作基本都屬于對稱性聯盟,聯盟內部的知識進行雙向轉移,如General Motors(GM)和Toyota之間的聯盟,不同時期合作關系與競爭關系交叉存在｡而跨國公司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建立的合資公司多屬于非對稱技術聯盟,知識轉移以單向為主,要么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知識轉移,要么跨國公司知識轉移的程度十分有限｡
總而言之,就聯盟內知識轉移而言,包含知識移出方轉移知識動機的聯盟意圖以及知識接收方的吸收能力決定著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成效,進而決定著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見圖1)｡
三､聯盟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
知識轉移過程是聯盟技術創新能力積累過程的關鍵環節,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深度與廣度決定了聯盟創新能力積累的程度｡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企業,技術能力不僅包含技術文件､技術藍圖等明晰知識,更多地體現為關于如何應用技術和開發技術的隱性知識(Kim, 1999),因此隱性知識的轉移又在知識轉移中占據主導地位｡聯盟企業的學習行為可以有效地推進知識轉移,事實上,知識轉移過程與聯盟成員間的相互學習密切結合在一起,是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根據聯盟的建立目標,關于聯盟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可以分為兩個層面討論:
(1)聯盟整體層面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
聯盟整體的技術創新嚴格依賴于聯盟方之間的信任程度及由其決定的知識轉移程度｡聯盟技術創新強調知識轉移基礎之上的新知識創造｡聯盟內知識轉移的越充分,越容易進行技術的有效集成及創新｡當聯盟方旨在集成雙方技術､從而開發能在與第三方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的新技術時,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程度將會大大增強,聯盟整體的技術創新能力往往會有突破性飛躍｡有著一致技術開發目標的技術聯盟是一種比較理想的聯盟形態｡
作為一個組織,創新能力的積累除了依靠內部學習之外,外部學習也是不可或缺的｡外部學習指“組織邊界跨越者”將外部新知識帶到組織內部并為內部消化､吸收的學習過程｡外部學習的重要性對于聯盟而言體現在其聯盟成員的構成上｡當某一方對于聯盟的技術創新至關重要時,其往往會被聯盟所吸納,成為聯盟的一員｡
(2)聯盟成員的技術創新能力積累
有時,技術聯盟是源于聯盟成員對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積累的關注,即希望通過參與技術開發積累知識,從而提升技術創新能力｡非對稱技術聯盟中的弱勢一方尤其關注自身在聯盟過程中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其主要采取的是獲取性學習,以消化､吸收聯盟中已有的知識為主｡盡管聯盟為知識轉移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但在現實中,由于聯盟方實力與目標的非對稱,聯盟中知識轉移往往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前文提及的技術遏制就是一個突出問題｡當聯盟企業的技術能力懸殊很大,弱勢企業不能對強勢企業的造成威脅時,強勢企業的知識轉移水平會較高｡隨著弱勢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強勢企業轉移知識的水平就會下降,從而強勢企業轉移知識的水平會與弱勢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呈倒“U”型關系｡
對于對稱性技術聯盟,在成員企業具有同等的吸收能力的前提下,聯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通常隨著整體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而提升的｡另外,當對稱性技術聯盟成員的學習､吸收能力不同時,聯盟成員的討價還價能力就會在聯盟的過程中逐漸發生變化,吸收能力強的企業就會逐漸在聯盟中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企業的技術聯盟實踐來看,因為知識轉移程度有限,我國企業沒能通過聯盟積累必需的創新知識,從而使得我國企業在聯盟的過程中技術創新能力得不到提升,并進一步導致了長期的技術依賴｡這些年來我國汽車行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汽車行業中,聯盟技術主動權掌握在外方企業手中,由于中國企業技術能力較低,中國企業在聯盟中處于被動地位,外方企業則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段內一點一滴地將次新技術轉移到中國,從而使中國產業發展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實現了對中國企業的技術遏制｡事實上,要想通過聯盟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必須通過有效的機制保證聯盟內部知識轉移｡
四､基于技術創新能力的技術聯盟啟示
目前,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的技術聯盟大都屬于存在遏制關系的非對稱技術聯盟,充其量這些聯盟只能屬于技術合作的范疇,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聯盟｡我國以中外合資企業為代表的技術聯盟間的學習更能多的是停留在生產能力學習階段,其中以提高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和解決生產問題最為重要｡常見的情形譬如,中方從外方引入生產線來生產新產品,外方派出技術人員進行現場指導,中方從生產線的操作中積累一定的知識,從而生產能力得以提高｡其中開發性學習非常不充分,開發能力的積累是相當有限的(謝偉,2001)｡[5]技術聯盟間共同的技術攻關頻率偏低,開發性目標以產品的本土化調整(包括零部件調整和整體產品的調整)為主,較少開發新的零部件或新產品(何玄文,張學鵬,2006)｡[6]結果是,我國企業與國外企業的技術合作眾多,但獲得的卻總是次優技術,并且在與他人的長期合作的過程中,自主的技術創新能力卻逐漸弱化｡
在技術聯盟內部,盡管知識的轉移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動發生,但知識轉移仍然是一個可以管理并加以完善的組織過程(Inkpen, 2008)｡[7]因此,從組織層面加強對知識轉移的管理,建立良好的知識轉移渠道是十分必要的｡對于對稱性技術聯盟,知識轉移的討論多處于組織管理層面｡而對于非對稱技術聯盟,技術聯盟知識轉移有限的根源在于強勢企業缺乏持續轉移知識的激勵,知識轉移問題不僅僅存在于組織管理層面｡以技術創新能力為目標,在非對稱､競爭性技術聯盟中,聯盟治理機制的設計需要關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看聯盟設計是否有助于促使外方企業持續得將更為先進的技術轉移到國內,二是看聯盟設計是否有助于促使雙方合作進行新技術研發｡聯盟的最終目標在于:一提高現有技術水平,二通過“研發中學”積累研發經驗,提高國內企業技術研發水平以及學習､吸收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在滿足短期發展的技術要求的同時獲得長期的技術創新能力｡畢竟,掌握一項技術并不意味著擁有技術創新能力｡在現實當中,一方面聯盟方基于對可能形成的潛在競爭局面的擔憂,會使得知識移出方盡力去阻止信息的共享和知識的交流,從而來維護其自身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隱性知識轉移不可控或者要分多次進行,而市場機會的讓渡卻是一次性的,這種客觀情況強化了知識移出方遏制知識轉移的機會主義傾向,即一旦憑借聯盟方式獲得市場準入的資格,從此也便失去了知識轉移的主觀意圖｡某種程度上,引入第三方競爭,為強勢企業創造潛在的競爭對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非對稱聯盟中的技術遏制問題｡換個角度看,市場在解決中外技術聯盟知識轉移的問題上存在失靈,由此政府必須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增強我國企業聯盟的談判籌碼以及改善產業的競爭狀況上｡同時,在聯盟組建之初,強調聯盟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尤為重要,以此來緩解聯盟中的對立與沖突｡本文在此只對以知識轉移為基礎的聯盟機制的完善進行一個初步探討,更為系統地工作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長期以來,我國走了一條“市場換技術”的道路｡但實踐已經證明,核心的技術是永遠也換不來的｡就我國實際情況而言,在組建中外技術聯盟時,一方面應通過事前有組織的準備加強相關知識的積累,提高企業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政府通過產業組織政策的調整,提高行業的競爭程度,以激勵跨國公司提高技術引入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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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echnology Alliance
Zhang Rongjia (Economic Depart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目前中國制造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國內面臨勞動力成本過高、生產效率偏低、原材料利用率低、能耗大等嚴峻挑戰［1］;國際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為了保持制造業的先進地位，發達國家嚴格限制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使得引進方式獲得先進技術的難度更大，解決這些問題的焦點在于中國企業自主技術能力的提升。面對新一輪工業革命給當今中國制造業帶來的技術趕超機遇，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破解資源約束，優化產業結構，在新一輪科技發展中搶占先機的契機，密切關注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的持續技術創新能力培育，對于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勢在必行且具有重大意義。
2理論回顧與分析
2.1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征與后發技術追趕的歷史經驗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耗費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2］。“戰略性”強調該產業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能夠實現產業主導技術突破所帶來的潛在市場需求和國際競爭力提升;“新興性”強調產業技術的先導性，認為該產業處于生命周期的萌芽期及成長初期，核心技術和主導設計都不成熟，技術和市場都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3］。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技術變革的有利時期通常是在技術的初創期甚至成長期，由于該時期發達國新的技術體系處于初創階段，產業進入壁壘低，技術創新的盈利機會和增長潛力大，因此存在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4］。因此中國做出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旨在通過掌握新興產業的領先技術為改造傳統產業提供優勢，從而完成跨越式發展，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追趕。
2.2自主創新與后發國家技術追趕路徑
傳統追趕理論針對后發技術追趕的研究，基于后發國沿著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既定技術軌道的追趕情境［5］。國內學者陳勁1994年提出自主創新，并認為發展中國家技術引進的終極目標應是實現更多的自主技術創新，提高發展的競爭性與持久性［6］，國內外研究把自主創新分為三種模式:原始性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本文以高端裝備制造業、信息技術產業中的典型企業為樣本，結合中國情境探索戰略性新興產業內高技術企業技術趕超的路徑“是什么”、“為什么”;分析在后發追趕情境下高技術企業技術能力提升與技術趕超路徑模式，為高技術企業技術趕超提供理論借鑒。
3研究方法
3.1案例企業選擇
案例對象選取基于以下標準:①行業有一定分散性，涵蓋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中的高端裝備制造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子行業，以提高研究結論的普適性;②被選擇的樣本與研究主題高度相關，使案例對象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最終選擇了兩家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分別是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北車)、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中興通訊)。
3.2案例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案例調研采用半結構化訪談進行，結合媒體報道、專業雜志、文檔資料等二手資料作為信息來源，通過多樣化的數據來源進行三角驗證。案例分析采用模式匹配和時間演化相結合的方法，以高新技術制造企業的技術創新實踐為主線，從縱向維度描述不同階段每個案例主體的技術能力演化過程;再把兩個案例進行對比。圍繞核心問題“高技術企業的技術趕超路徑是什么”，其關鍵影響因素、相互關系逐漸顯現出來，主要有:技術環境、技術能力、技術來源方式、技術戰略等。
4案例描述及分析
4.1政府引導下的高鐵產業趕超路徑:“引進—集成—創新”
(1)高鐵產業的整體技術環境。大規模發展高速鐵路，是中國在能源和環境約束下解決交通運輸供給不足，同時帶動大批高新技術和相關產業、制造業提升與發展的戰略決策［7］。法國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高速鐵路研究的國家，同時善于技術引進再創新的日本通過積極與法國合作，引進法國技術創新的先進成果，集中力量對引進的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在短時間內對高鐵技術進行了系列改進與創新。此后英、德、美國等在該領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與技術追趕，這些發達國家在較長時間內，形成對高鐵技術的國際寡頭壟斷格局。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高鐵技術體系是日本新干線、法國TGV和德國ICE三大技術體系。(2)中國高鐵技術的發展與趕超過程。中國高鐵及車輛技術的研究經歷了近20年的里程。以2008年為分界點，將國內高鐵技術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0年至2007年，該階段前期主要依靠國內企業自主研發進行技術突破，后期鐵道部決定轉而采取國際先進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路徑，有針對性地開展德國、日本、法國的高速動車組的引進消化吸收。從2004年開始經歷了整機進口、零部件進口、整機組裝、技術消化，提高國產化率的過程，中國北車積極消化吸收引進技術所蘊含的隱性知識，采用先模仿、再創新的方式，短時期內縮小了與國外的技術差距，建立了時速200～250公里技術平臺和動車制造體系。但是制造能力并不等于創新能力，當時中國北車在高鐵車輛國產化改造中，對高速列車的九大核心系統的認知，還停留在參照引進的圖紙從事低水平的研究階段。第二階段從2008年至今，實施《中國高速列車自主創新聯合行動計劃》進入以自主創新為主的階段［7］。這個階段可以用兩個跨越式臺階來描述高鐵產業技術創新:第一個跨越，自主研制時速350公里動車組，主要解決高鐵技術系統耦合引致的技術需求，可以看成在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基礎上進行的技術優化，依靠國內技術攻關，中國高鐵在轉向架技術、輪軌動力學、車體結構等影響列車提速的核心技術上實現重大突破;第二個跨越，突破了時速380公里的新一代列車，同時依托時速500公里高速列車試驗的技術需求，開展高新技術在應用中帶來的基礎理論研究，在氣密強度、振動模態等十大關鍵技術上取得了重大突破［8］，上述關鍵技術的突破，標志我國成為世界上高鐵技術集成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通過集成世界4種最先進的高鐵技術，我國高鐵產業具備了產品完全自主開發能力、低成本進軍國際市場優勢。依托國家大型建設項目，在鐵道部的引導下，國內高鐵企業成功實現了對世界高鐵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通過技術引進，高鐵企業搭建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高鐵產品技術平臺，最終完成了高鐵技術的跨越突破。通過對中國北車與國內高鐵企業研發、制造能力的各階段觀察，發現中國高鐵企業的技術能力演化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定積累水平的初始技術能力階段(第一階段);持續改進與發展技術能力階段(第二階段);復雜產品的系統集成創新能力階段(第三階段)。中國高鐵產業的成功趕超是在科技部、鐵道部和行業部門協同下組織實施，鐵道部通過統一向國外招標，一攬子引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然后根據高鐵所需要的項目性質，通過大型骨干企業、科研院所、高校、核心配套企業等組成各項目聯合體;形成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以國家科技項目經費為牽引，建立協同創新平臺，充分發揮各創新主體的作用，把多方技術創造性地集成;最終依托國內巨大運輸市場需求，使高鐵產業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突破。據此提出以下命題:命題1:對于具備一定技術積累、已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可以選擇引進產業帶動效應大的重點技術，通過技術消化吸收，強化集成創新能力，這是后發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的重要切入點。命題2:以國家科技項目經費為牽引，由政府引導和政策支持，建立協同創新平臺，集成優勢創新資源，是實現復雜產品系統創新與技術趕超的關鍵條件。
4.2中興通訊的技術趕超實踐:“跟隨———引領”模式
(1)產業技術環境分析。電子信息產業是創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廣、滲透性最強的高技術產業，作為科技主導的產業，它的首要特點是研發投入多、科技含量高、更新換代快，技術環境整體處于復雜與高度不確定性。在國際經濟衰退背景下，中興通訊和華為逆勢增長，在市場份額和專利權上都有重大突破。中興通訊2012—2014年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三年位居全球前三，當今已擁有超過6萬件全球專利申請，1.7萬件已授權專利［9］。作為信息通訊領域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企業，成功實現了技術追趕和多項突破，進入全球信息通訊企業第一方陣，居于引領地位。(2)技術追趕與超越歷程。電子信息產業屬于典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中興通訊從技術追隨者、局部領先者、到技術標準制定者，實現了追趕與超越的“三級飛躍”，企業的技術能力也經歷了從弱到強的三個階段:1987—1995年“跟著跑”———引進消化吸收先進技術、形成自主產品開發能力。1987年中興進入以固定電話為主的國內通信行業，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訊信息業與國際先進技術相差30年以上，在“后發優勢”戰略思維下，中興通訊一步到位引進當時最先進的數字程控交換機技術，并努力對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根據技術軌道理論，在累積性弱的技術軌道中，企業容易學習和追趕，同時在技術發展中容易出現實現跨越的機會［10］。中國信息通訊業實現技術突破和趕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用通訊技術產業的技術軌道積累性較弱，移動通訊技術演化過程“整體上升、代際差別”存在技術跨越的機會窗口，從而抓住市場重大變化帶來的有利機遇實現趕超。在技術跟隨戰略下，中興始終將技術能力的提升放在首位，借助逆向工程等途徑分析引進技術的核心隱性知識，挖掘核心隱性知識與自身知識的互補性，特別注意“學習機會”的大小，通過“干中學”進行技術積累，縮小與領先者差距。1995年中興自主創新研發了10萬門數字程控交換機，標志著自主開發能力提升。1996—2005年“并肩跑”———培育復雜技術整合能力、實現技術多元化。1996年中興實施戰略三大轉變，一是產品結構由單一向多元化拓展;二是產品市場由“一網”向“多網”擴展;三是從通訊傳輸產品進入手機生產領域。容量巨大的中國市場為中興通訊這一階段的跨越發展提供了主要優勢，中國市場對電子類產品的需求升級給堅持市場導向戰略的中興提供了機遇?？焖俣鴾蚀_地捕捉市場機會的戰略能力，使得中興識別和利用每次市場機會，開拓了小靈通市場、研制手機產品，大規模進入大眾消費品領域，充分發揮它在制造領域積累的技術優勢，奠定了中興通過能力積累最終實現原始創新的基礎。2002年CD-MA、GSM和PSTN三網融合標志著中興的復雜技術整合能力迅速提升，在許多技術領域極大地縮短了與技術領先企業的差距，從2G時代的跟隨者，躍升為全球3G時代的同行者，并且有能力進一步在核心技術領域突破，從而將技術戰略從技術跟隨型轉向技術引領型。2005年以后“領跑者”———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核心技術領域。隨著行業地位的持續提升，中興的技術研發從國內向國際研發合作發展，加大了海外市場和研發中心的擴張度，重視R＆D，每年研發投入約占銷售收入的10%，2013年R＆D投入超過了10億美金;在美國、法國、瑞典、中國設立了18個R＆D中心，各個R＆D機構形成了“蛛網型”內部知識共享網絡，多渠道多方式的知識交流，提高了R＆D網絡的聯系深度、廣度和多元化［11］。國際研發合作有利于企業獲得互補性知識，縮短產品開發時間;有利于降低研發風險和研發成本，提升研發的規模效益;有利于產品適應東道國顧客的特定需求，增強在各國的適應能力，為中興知識儲備調整和準確捕捉市場機會創造了機會，也為實現產品和服務多元化以及核心技術重大突破準備了條件。目前在LTE/4G、云計算、物聯網等高技術領域，中興擁有數千件基本專利、核心專利，其中持有專利的90%以上為技術品質高的發明專利。在核心技術領域，作為4G標準的主要起草者、5G技術標準的主要創新者，中興成為信息通訊技術的領跑者。分析發現:通過“干中學”進行技術積累，同時建立廣泛的國際研發合作是中興通訊利用機會窗口進行技術跨越發展的前提基礎;把握市場機會，盡早預見到由于技術變化帶來的市場轉型，繼而占領新一輪技術轉型先機，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才能最終擁有技術標準制定話語權，成功實現技術趕超。命題1技術能力積累和構建廣泛的外部研發聯盟是后發追趕情境下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技術追趕的基礎。命題2處于市場成熟、競爭充分產業環境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注重技術和市場的結合點，盡早預見到市場轉型，繼而占領技術轉型先機是技術趕超實現的重要條件。
5結論及政策啟示
5.1技術趕超路徑選擇:技術能力與技術來源方式的協同
技術趕超路徑選擇受到技術環境、企業技術能力、技術來源方式等因素影響。企業技術能力是推動技術趕超的前提內因，是趕超成功的關鍵因素。特別是企業涉足全新技術領域趕超時，能否在趕超過程中迅速有效地彌補自身知識與能力的空缺，“開辟新的技術積累軌道，積累新的技術與技術能力，是趕超成敗與否的關鍵”［12］。在技術和市場已經高度國際化的技術領域，當新興產業內的企業不具備自主研發能力時，可以選擇技術收購、技術引進等方式，通過消化吸收來提升技術能力，并在技術能力提升的基礎上，調整研發模式，加快技術追趕速度。同時，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技術特性采取差異化的創新策略。因此，后發追趕情境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同階段的技術追趕會表現出不同特點，可以選擇的趕超路徑呈現多樣化的特征。
5.2后發追趕情境下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趕超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