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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信貸,是在一定區域內,在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按特定的目標向貧困人口直接提供貸款資金及綜合技術服務的一種特殊的信貸方式。
一、我國農村小額信貸存在的問題
(一)小額信貸的產品單一,貸款期限較短,貸款數額嚴格限制
現行的農村小額信貸的發放,主要集中在種植業和養殖業,貸款投向結構單一,導致只能基本滿足貧困農戶正常生產,貸款風險集中度較高。同時農村小額信貸期限普遍較短,最長的也不超過3年。期限結構的不合理已不能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求,不僅增加了農戶小額信貸的逾期數量,而且導致了農戶信用等級和信貸需求滿足率的下降,提高了呆壞賬的發生率。小額信貸的貸款上限也有嚴格限制,農村地區的非農項目不超過10000元,城鎮項目不超過20000元。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已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主旋律,農業經濟由單一經營向多種經營轉變,承包果園、建蔬菜大棚、現代化養殖廠等的投資都在5萬元以上,此類貸款限額的設置只能適應扶貧性需求,難以支持農戶在高效農業、畜牧養殖、農產品加工和流通等方面的大額資金需求。
(二)利率缺乏彈性,使小額信貸缺少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條件
長期以來,對扶貧小額信貸的利率,我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的政策有嚴格的規定,尤其對政府和銀行專項扶貧的貼息低利率更不允許作任何的變通。利率控制使目前大部分小額信貸機構收取的利率不能補償操作費用,不得不依靠外部補貼,因而不可能達到可持續發展。
(三)農村信用環境較差,沒有科學的信用評估體系
我國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缺乏安全保障,主要是因為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信用環境相對較差,信息不對稱問題較為嚴重。農村信用社是依據農戶的信用等級確定信貸額度,因此農戶信用等級的真實度直接關系到農信社信貸資金的安全。然而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戶信用等級評定缺乏必要的制度約束,某些信貸人員僅憑個人的主觀印象評定農戶信用等級,致使所評定的信用戶的貸款存在潛在的信貸風險。同時,由于事先農戶一般都沒有建立家庭收支狀況和經濟活動情況檔案,信用社對農戶經營活動、收入狀況、家庭資產、信用記錄等底細不清,評級授信僅依據當地村干部一張證明,極易受人情、關系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戶小額貸款信用評定失真。
(四)法律缺失,制約了小額信貸金融活動的可持續性發展
我國目前除了農村信用合作社以外,其他從事小額信貸項目的組織尚未完全獲得正式的合法身份。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地位,我國小額信貸組織幾乎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臨時觀念,對其內部的制度化管理重視不夠,這顯然不利于小額信貸扶貧到戶和扶貧攻堅的順利、健康發展。
二、我國發展農村小額信貸的對策
(一)擴大貸款種類和額度,放寬貸款期限
現行的貸款種類、額度和期限都不能順應農業發展的趨勢,必須要擴大。目前小額信貸的對象僅限于生產性貸款,可以按照消費信貸模式,拓寬小額信貸的種類和領域。比如可以向農戶建房、子女上學以及農戶消費等其它方面逐步傾斜。同時應根據地區發展情況以及農戶自身需求及經濟狀況適當提高小額信貸的額度,以順應農業發展的趨勢,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在擴大小額信貸種類和額度的同時,也要對小額信貸實行靈活的貸款期限。根據農戶的不同貸款需求,合理確定貸款期限,力求在貸款期限方面進一步貼近生產經營的實際。
(二)確定合理的小額信貸利率,有效實施利率市場化
科學合理的利率是農村金融機構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既然是信貸,就要遵循商業利率原則,即要讓參與小額信貸的金融機構能贏利,這是金融機構愿意擴大并能持續提供小額信貸的根本保證。國際成功經驗也表明,小額信貸可持續性發展必須保持能夠抵償成本費用的利率水平,只有較高利率才能使小額信貸機構有生存、發展的空間。小額信貸雖然單筆金額小,但用于生產后獲得的回報率較高,因此,利率水平略高于商業銀行利率并不會把他們嚇退,維持小額信貸的高利率是可能且可行的。
具體做法是堅持以市場為基礎,減少政府干預,建立農村小額信貸利率定價的分級授權制度,使城鄉信用社綜合貸款風險、成本等因素進行差別定價,在浮動區間內自主確定貸款利率,從利率政策上給予傾斜,這不僅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貸款難、利息負擔重的現象,而且使小額信貸專職機構擁有自己合理制定利率水平的主動權,使其逐步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三)改善農村信用環境,完善信用評級制度
良好的信用環境是開辦好小額信貸的關鍵。各地政府和信用社要通過廣泛深入地宣傳,提高農民對推廣小額信貸工作的認識,讓農戶認識到小額信貸不是政策性扶貧資金,應嚴格按照貸款有關規定,樹立嚴守信用的意識,讓其意識到還款的必要性、強制性和法律性。同時建立對農戶的違約懲戒機制,運用各種手段,聯合打擊惡意逃廢債務現象,鼓勵誠實守信,努力塑造“相互信任、雙贏雙活”的社、農關系,為農村小額信貸推廣工作創造堅實的誠信基礎。
農戶信用等級評定是農村小額信貸工作的重要一環,是決定小額信貸質量的關鍵。因此,一是要健全資料檔案,系統收集農戶的信用信息,包括家庭情況、生產狀況及歷史借貸信息,逐項認真審查核實,作為信用評級和決定是否擔保的依據,最大限度地防范信用戶評估失實的風險。同時可以參照2003年7月由國家稅務總局的《納稅信用等級評定管理試行辦法》以及2002年5月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貸款企業信用等級評定暫行辦法》,將農戶資信評定為A、B、C、D四等級,細化各個等級的具體評判標準,定期開展農戶信用等級評定工作。而且要嚴格按照評級標準,評定農戶信用等級,對所有農戶都采用統一的標準,以確保評級客觀公正。
關鍵詞:農村;高中階段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職業技術教育
在我國農村,高中階段教育主要包括縣鎮及村屯的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發展農村高中階段教育,不但能促進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為高等學校提供優質、充足的生源,而且還能順利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加快農村經濟發展。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直接影響到中國教育乃至中國社會的整體進步。
一、發展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原因
1.農村普通高中教育供小于求,未能順利升入普通高中的學生無理想選擇
目前,我國已經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普九”人口覆蓋率達90%,高校招生數量自1999年以來也快速增長。然而,普通高中招生人數增長緩慢,作為高等教育與義務教育的中介,普通高中教育成了制約我國教育發展的瓶頸。據1999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統計,我國縣鎮普通初中生畢業生4241585人,普通高中招生1892528人;村屯普通初中畢業生8913107人,普通高中招生551471人,由此計算出縣鎮、村屯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僅為18.6%,遠低于城市60%-70%的升學率。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學生主要有以下幾種選擇:第一,進入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學習,但由于農村職業教育存在種種缺陷以及其他原因,選擇職業教育的學生寥寥無幾。第二,復讀。這部分學生比例較大,九年的義務教育已經培養了學生的“離農”意識,城鄉間的巨大差異強化了學生的學習動機,高校擴招增加了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使他們讀高中、上大學的愿望更加強烈。然而復讀造成了教育資源的浪費,使本來就短缺的農村教育資源更加緊張,而且加重了復讀生的經濟和心理負擔。第三,進入民辦普通高中。農村民辦普通高中數量少,教學質量與公立學校有很大差距,大部分讀民辦高中的學生期望值較低,僅僅為了獲得高中學歷。第四,放棄學業,進入勞動力市場。畢業生中小部分回鄉務農,大部分離鄉打工,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就業壓力。這部分學生由于不具備專業技能,只能從事體力勞動,收入較低,給社會安全造成隱患。
2.農村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面臨辦學困境,未能充分發揮其為農村培養實用人才的功能
農村中等職業技術教育處于萎縮狀態,生源嚴重不足。據1999年《中國教育統計年鑒》的統計,縣鎮初等職業學校畢業生41852人,普通初中畢業生4241585人,中等職業學校招生612065人;村屯初等職業學校畢業生191843人,普通初中畢業生8913107人,中等職業學校招生242543人。縣鎮、村屯初中畢業生升入中等職業學校的比例僅為6,4%,遠低于城市27%的比例,部分中等職業學校只能靠招收普通高中生和初中生維持生存,造成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這種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基礎設施落后。絕大多數學校的教學儀器、校舍、圖書資料都非常陳舊,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其次,合格的專業教師緊缺,不少學校的專業教師是由文化課教師改任的,高水平、高學歷的教師特別少,因而學生的專業技能差。第三,教學質量差,學生就業率低。第四,自1999年以來,高校連續擴招,增加了學生升入大學的機會,對中等職業技術學校造成很大的沖擊,使原本處于弱勢的職業技術學校雪上加霜。在這種辦學條件下,農村中等職業技術教育不可能發揮為地方經濟培養實用人才的功能。
3.發展農村高中階段教育,可緩解就業壓力,積累人力資本
農村初中畢業生大多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回鄉務農,或進城務工。我國農村已有1.5億富余勞動力,城市也有大量下崗工人,如果創造條件讓初中畢業生進入高中學習,可推遲他們進入就業隊伍的時間,暫時緩解就業壓力,還可以積累人力資本。從國際經驗看,進入失業高峰期,政府應大力發展教育,這既是解決失業的治標之策,也是提高未來勞動力競爭能力的治本之計。
4.發展農村高中階段教育,才能提高勞動力素質,發展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
農村勞動力素質低,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科技人才幾乎是鳳毛麟角,農村勞動力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僅占1%左右。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低下,農業科技人員極為短缺,致使絕大部分適合農村應用的科技成果在農村無法推廣,這就決定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模式仍為粗放型,生產效率低,傳統農業仍是主體。另一方面,不利于農村勞動力順利實現由從事農業向從事其他產業轉移,影響了城鎮化進程。近年來,許多農村人口進城務工或在農村從事非農產業,但由于素質低,多從事臨時性和隨機性很強的職業。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欲望和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關關系,那些受了較高層次教育的農村人口有較強的遷移欲望。由于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他們的遷移行為也能獲得較高的經濟收益。在農村經濟發展及城鎮化過程中,我們既不能夸大教育的作用,也不能忽視教育的功能。基于農村的勞動力現狀,發展高中階段教育,特別是中等職業技術教育,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培養實用人才,應是改變農村面貌的有效途徑之一。
二、發展農村高中階段教育面臨的困難
1.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未受到政府的重視
從多年來我國教育發展的重點來看,高中階段教育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高中階段教育經費在我國各級學校教育總支出中所占比例太低。1986—1998年,政府教育主管部門一直致力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1999年以后,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將工作重心放在高校大規模擴招上。農村的部分地區為了“普九”驗收合格,已經負債累累,在國家對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沒有統一要求的情況下,自然不重視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
2.由于經濟困難,農村家庭對投資高中階段教育的動力不足
盡管農村高中教育總量供小于求,但與城市家庭相比,農村家庭對投資高中教育動力不足,主要是由于以下的經濟原因。首先,農民收入低。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收人大幅度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面臨新的挑戰,由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制度效應已逐漸減弱,農村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放慢,有些地區由于地方財政轉嫁到農民身上,農村出現了增產不增收的現象,這對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以對普通高中的調查為例,在縣城、鄉鎮和村屯分別有52.1%、48.4%和50.6%的普通高中學生認為他們的同伴沒有讀高中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縣城、鄉鎮和村屯分別有89.2%、82.9%和74.0%的普通高中生認為他們的同伴沒有讀高中是因為即使上了大學也交不起大學的費用,也就是說,在沒有讀普通高中的農村學生中,有相當數量的學生考慮到大學費用過高而過早放棄了讀高中這一選擇。其次,農村教育投資風險大而收益小。由于農村地區教育質量、學習環境等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致使農村普通高中學生升入大學的比例很低,而高中收取的學雜費、資料費又較多,并且學生在學校所學內容與農業生產關系不大,回鄉后一無所長,等于高額的教育投資得不到回報,所以說農民教育投資風險是很大的。大部分農村高中生考上的是非重點院?;虻胤皆盒#厴I后去中小城市甚至鄉鎮,這意味著他們就業后的收入較低,農村高職學生就業后的收入更低,對這些農村家庭來說,教育投資收益不高。農民收入敞薄且不穩定,因而在把有限的收入作為教育投資時會考慮風險及收益,經過權衡,必然選擇風險小而收益大的項目,放棄對子女的高中教育投資。
3.農村高中階段教育辦學條件差
辦學條件直接影響教育質量。目前我國農村高中辦學條件雖有很大改善,但仍不能滿足需要。第一,教師數量缺口較大、質量亟待提高。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推算,到2005年,我國平均每年需補充高中教師24萬人,而2001年僅補充了8.3萬人,相當于應補充教師的1/3。顯然,在全國范圍內,我國高中階段教育教師嚴重不足。在農村,由于待遇低,生活條件差,高中階段教育教師更加短缺,農村中學不但難以引進優秀人才,而且骨干教師流失嚴重。教師數量不足,成為制約農村高中階段教育規模擴大的瓶頸。另外,高中階段合格教師緊缺,不能保證教學質量的提高。2001年,我國普通高中專任教師合格率為70.7%,農村要低于這一比例。英語、數學、信息技術、體育、音樂、美術、勞動技術等課程的專任教師不僅短缺,而且學歷合格率更低。第二,教學設施配備水平落后。農村高中階段教育各類學校理科教學儀器、設備達標率雖有較大提高,但職業高中達標率普遍偏低,其他如音樂、體育和美術設備配備達標學校比例都不高。第三,班額偏大,影響教學的正常運轉。農村普通高中班額普遍超過60人,職業技術學校平均班額小于普通高中,但部分學校也存在班額過大的問題。
三、發展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對策
1.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做好農村不同地區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規劃
中國地域廣大,不但城鄉間發展不平衡,而且不同地區之間發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必須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促進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在經濟比較發達的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已經基本普及,可加快普及高中的速度,但要注意初中畢業生的質量;在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如果生源質量能夠保證,可考慮農村高中階段教育優先發展的問題。
2.加大政府經費投入,多渠道籌措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經費
有了充足穩定的經費來源,才能改善辦學條件,擴大招生規模。農村高中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各級政府應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力度,確保教育經費的“三個增長”。同時,高中階段教育屬非義務教育,地方政府可制定必要的政策,吸引社會各界支持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還應根據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適當提高高中階段教育的收費標準,形成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機制,擴大高中階段教育的經費來源。
3.實施對農村貧困高中生的資助政策
我國對貧困大學生實施了勤工儉學、助學貸款等一系列資助政策,建議對農村貧困高中生實施類似的政策,幫助他們完成學業。勤工儉學不太適用于學習緊張的普通高中生,但職業學校的學生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勤工儉學,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蔼劇①J、助、減、免”的資助政策也可以逐步在高中實施,其中助學貸款更為可行。通過一系列的資助政策,為學生提供接受高中教育的機會。
4.擴充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師資隊伍,大力提高教師素質
應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出發,建設高中師資隊伍。在數量上,除了擴大本科師范院校的招生規模外,還應針對農村的實際,通過提高農村高中教師的待遇等途徑,吸引大學生來農村任教,防止教師流失。此外通過教師資格認證制度,從社會各行業中招聘合格的人員,也可有效地緩解教師短缺的局面。在質量上,一方面,要積極引進本科生,另一方面,要為在職教師的繼續教育創造條件,提高教師的學歷達標率。
5.進一步推進多元辦學體制,擴大農村普通高中的教育供給
在農村普通高中供給小于需求的矛盾較為突出,為了滿足農村居民的教育需求,應進一步推進多元辦學體制,擴大普通高中的教育供給:首先,要努力辦好公辦普通高中,在保證教育質量的前提下,擴大優質普通高中的招生規模,這是擴大教育供給的主渠道。其次,大力發展民辦普通高中,制定寬松的政策,鼓勵和扶持民辦普通高中的發展。再次,探索“公有民辦”、“民辦公助”等辦學形式,實現普通高中教育資源的重組和優化。
6.改革農村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增強其吸引力
與農村普通高中供求狀況相反,農村中等職業教育供大于求,許多學校已經出現生源危機,建議改革農村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首先,在專業設置上,要依據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辦特色專業,培養農村實用人才。其次,在教學上,抓住“質量是生命”不放松,狠抓學生的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讓學生得到社會的信賴。再次,提高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升入高等職業學校的比例,讓學生和家長感到就業有門,升學有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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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成功企業的發展史,無一例外地都有深厚的自身文化的沉淀。但企業文化往往又是企業管理中最模糊的領域,然而對每個企業來說也恰恰是最具挑戰性的一環。對于企業而言,企業文化具體反映在企業的價值觀、經營理念、經營方式、士氣和溝通的方式中,也具體反映在全體員工的行為習慣中。這充分說明企業文化與企業的生存及發展息息相關,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本文通過分析企業文化與企業生存及發展的辯證關系來論證企業文化對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影響,以引起企業經營管理人員重新審視企業自身文化現狀,更加重視企業文化建設。
[關鍵詞] 企業文化 企業生存與發展 辯證關系 影響
企業文化是與企業相伴而生的客觀現象。但是,人們對于這一文化現象的認識和研究,則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并倡導企業文化理論的是美國的管理學者。正是美國關于企業文化的研究,才引起日本企業界和理論界的強烈反響,并相繼波及其他國家,由此興起一股世界范圍的企業文化熱潮。
企業文化中所包容的共同理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作為一個群體心理定勢已廣泛存在于企業員工之中,它是一種信念力量、道德力量和心理力量。在這種企業文化面前,員工會自覺遵循企業的共同理想、價值觀念及行為準則,積極、主動地為企業創造財富,這種作用是無法去度量和計算的。
企業文化,從狹義上講體現為人本管理理論的最高層次。企業文化重視人的因素,強調精神文化的力量,能夠用一種無形的文化力量形成一種行為準則、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凝聚企業員工的歸屬感、積極性和創造性,引導企業員工為企業和社會的發展而努力,并通過各種渠道對社會文化的大環境產生作用。
一、企業文化與企業生存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
1.企業自身角度看企業文化與企業生存發展之間存在的辯證關系
從企業的層面上來看,企業文化是企業所依賴的一種文化價值觀。作為一個經濟實體,企業的一切都是圍繞著生產和經營而展開活動,似乎只有經濟價值觀,沒有文化價值觀。但事實上,在企業的一切經濟活動中無不充滿著文化的氣息,企業文化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融入到企業經營管理的方方面面。企業文化的價值觀始終主宰著企業的一切行為。
從企業員工個人層面來看,企業文化是員工行為的指導思想?,F代企業里的員工,已不僅僅只想通過勞動從企業中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他們還需要被社會和企業認可,并有一種個人的成就感和歸屬感。企業文化是全體員工認可和共有的企業核心價值,它規劃了員工基本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并漸漸將其演變成一種習以為常的規則。而且這種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還能在新老主管交替、新老員工交替過程中具有延續性和保持性,這樣的企業文化能使企業真正立于不敗之地。
2.企業外部角度看企業文化與企業生存發展之間存在的辯證關系
企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需要與外部保持良好而和諧的關系。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以其豐富的內涵、科學的理念、開放的模式和柔性的手段,通過“以人為本”的管理,倡導企業使命與社會責任的統一,把“服務社會”與“成就員工”有機地結合起來,在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以及企業與員工、企業與客戶、企業與自然環境之間,形成一種穩定、良好的合作關系與相互信任、互相遵守的和諧共事氛圍,以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尊重、誠信、溝通與合作,實現員工與企業、企業與社會的和諧健康發展,是新時期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是新形勢下企業管理的核心、改革的保障、發展的動力、經營的靈魂。
二、企業文化對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影響
1.企業文化可以提升的企業競爭力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本質上講,就是企業內在的一種“以人為本”的創新發展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企業文化是企業的粘合劑,可以把員工緊緊地粘合、團結在一起,使他們目的明確、協調一致。其次,企業文化是企業的方向盤,對企業生存與發展具有導向作用。企業價值觀與企業精神,能夠為企業提供具有長遠意義的、更大范圍的正確方向,為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基本競爭戰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第三,企業文化所形成的企業內部的文化氛圍和價值導向對于企業員工能夠起到精神激勵的作用,將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調動并激發出來,提高各部門和員工的自主管理能力和自主經營能力。第四,企業文化能夠約束企業行為,使員工明確工作的意義和方法,提高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第五,企業文化為企業塑造良好的整體形象,樹立信譽,擴大影響,是企業巨大的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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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政治發展——以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演變為維度
緊急狀態下公民權利的保障——基于公法救濟之行政訴訟的視角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機制淺析——從治理主體利益定位的角度
非營利組織專職人員身份認同與專業化研究
我國行政服務中心發展中的難題及對策研究
認真學習《文選》切實提高公務員的素質和能力——在甘肅行政學院2006年秋季主體班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黨的干部隊伍建設理論的新飛躍——學習《文選》關于黨的干部隊伍建設有關文獻的體會
永遠不忘甘肅人民(下)
韓國政府績效評估及其評價
創建高績效黨政機關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青島市創建高績效機關的探索與實踐
從中國地方政府門戶網站測評結果看其發展趨勢
平衡計分卡理念對構建我國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啟示
淺談地方政府戰略管理模式的選擇
論政府雇員制應該緩行
從義務本位到保障公務員的合法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解讀之一
城市管理中的公眾參與
略論公務員意識
多元互動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法律探究
基于服務型政府構建的政府管理模式創新
公共部門績效評估在績效審計中的功能作用
實現綠色承諾的關鍵是完善制度實施環境
“公共政策選擇性執行”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甘肅上市公司實施獨立董事制度狀況調查與分析
關鍵詞:中國;民族村寨旅游;原住民部落觀光
中圖分類號:F5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8)01-0118-11
A Review of Ethnic-college Tourism in China
LU Hong
(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ina )
Abstract: Ethnic-collegetourism is named as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in Taiwan.This paper summarizes,contrasts and comments on ethnic-collegetourism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in Taiwan fromtwo aspects-development and research,and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 about the basic trend of ethnic-college tourism’s development and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ethnic-college tourism; aboriginal-tribe tourism
我國是一個民族眾多的國家,很多少數民族地區利用當地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民族文化,選擇民族村寨旅游作為當地發展旅游業的重要形式。同時一些地方還出現了主題公園式民族文化村寨,如深圳的中華民俗文化村、昆明的云南民族村、臺灣南投的九族文化村等,為民族村寨旅游增添了另一種形式。近年來,我國的民族村寨旅游發展迅速,并且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熱點。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國大陸的一種稱呼,而在寶島臺灣省則稱之為原住民部落觀光。因此本文包括祖國大陸的民族村寨旅游和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的發展概述和研究評述,以期讀者對我國民族村寨旅游的發展和研究進展有一個總體認識,并希望兩岸學術界加強交流,促進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觀光的共同發展。
一、概念分析
(一)民族村寨旅游相關概念
大陸學者在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的相關問題時,出現過“鄉村民俗旅游”、“鄉村民族旅游”、“民族文化村寨旅游”、“民族村寨旅游”等提法,它們含義相似,略有不同。在各種提法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民族村寨旅游,這說明已被眾多學者接受。本文標題使用“民族村寨旅游”這一概念,把臺灣的“原住民部落觀光”也包含其中。
國外文獻中關于民族村寨旅游方面的研究,或在民族旅游、鄉村旅游或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展開,或對原住民旅游或部落旅游進行專門研究。近幾年國內大陸學術界對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逐漸增多,但對民族村寨旅游的定義并不多見,其中羅永常的定義比較有代表性。羅永常(2003) 認為民族村寨旅游是指以少數民族鄉村社區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人文事象和自然風光為旅游吸引物,以體驗異質文化,追求淳樸潔凈,滿足“求新、求異、求樂、求知”心理動機的旅游活動。從該定義及進一步分析可知,民族村寨旅游的活動場所在少數民族鄉村社區,主要目標市場應定位為異族游客,民族文化性和鄉村性是民族村寨旅游的兩大本質屬性,并且前者應是其首要屬性。民族村寨旅游不等于在民族村寨的旅游,而必須以體驗民族文化為主要目的。從類型上看,嚴格意義的民族村寨旅游屬于鄉村旅游和民族旅游的交叉型旅游方式。
(二)原住民部落觀光相關概念
在臺灣的土著民族過去被稱為“番”,1994年起都將他們稱之為“原住民”。臺灣原住民,在學術分類上屬于“南島民族”,是指外來政權進入臺灣以前,最早抵達臺灣定居的族群。具有原住民族被征服的殖民意味,但他們都愿意被稱為原住民。臺灣原住民包括部落原住民和都會區原住民。這里的都會區是指原住民行政區外所有漢人居住的區域。原住民部落是指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
“原住民部落觀光”也常稱為“原住民觀光”,在國外,有許多學者對“aboriginal /indigenous tourism”(原住民觀光)給出了定義,臺灣的不少學者也定義了“原住民觀光”,并將其在研究類型上歸屬于“異族觀光”(ethnic tourism,大陸稱“民族旅游”)。以下是臺灣學者對“原住民觀光”所下的幾種定義。
謝世忠(1994)認為原住民觀光系指游憩據點的居民及工藝品(包括衣服、建筑、戲院、音樂、舞蹈及一些造形藝術)是異于現代潮流之文化情調,特別是以吸引游客為主要策略。該定義強調了原住民觀光的文化差異性。
張玲玲(2004)將原住民觀光界定為:“原住民部落自主運用其周邊生態環境與民族文化作為觀光游憩資源,觀光客透過部落文化巡禮、參觀文物、歌舞展演、生活體驗、導覽解說等經營行銷方式,觀察并了解原住民文化特質”。該定義內涵較為全面,包括觀光主體和經營主體、營銷方式、觀光空間和內容等要素。
另外,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1998)、藍淑琪(2004)分別從突出自主經營的角度和資源與觀光內容的角度解釋了原住民觀光的含義。
臺灣學者從不同側重點解釋了原住民觀光的含義,但都將原住民文化視為原住民觀光的重要屬性。
以上有關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觀光的定義多指狹義的原生型,而本文綜述時把廣義的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觀光亦包括在內,即還包括異地主題公園型,主要意欲較全面反映我國民族村寨旅游的發展情況。雖然有的學者將少數民族和原住民不加區別,但本文認為民族村寨旅游和原住民部落觀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原住民部落觀光是民族村寨旅游在特定地區的稱謂,民族村寨旅游的外延更廣。
二、我國民族村寨旅游發展綜述
(一)大陸民族村寨旅游發展綜述
1.發展歷程
大陸民族村寨旅游是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旅游形式,總體來看,目前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大致又可分為以下三個發展時期:
1980年代:起步階段。隨著現代意義的鄉村旅游的出現和不斷發展,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開始嘗試民族村寨旅游的開發。20世紀80年代初,貴州省旅游局首先選擇了安順的布依族石頭寨、黔東南的上朗德、青曼、西江苗寨、麻塘革家寨等8個村寨對游客開放。我國民族村寨旅游隨之在貴州、云南、廣西、四川等少數民族地區陸續開展。這一階段的發展規模不大,層次也較低。
1990年代初期至后期:穩步發展階段。1991年,貴州省率先在全國提出了“旅游扶貧”的理念,而民族村寨旅游又成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旅游的突破口。很多民族省區紛紛跟進,民族村寨旅游進入了穩步發展階段。1991年深圳創建了有“露天民俗博物館”之稱的中華民俗文化村,隨后在全國掀起了建設主題公園式民族村寨的熱潮。
1990年代后期至今:快速發展和轉型階段。1998年,中國與挪威聯合在貴州省創建的梭戛苗族生態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這是中國也是亞洲第一座生態博物館。我國民族村寨旅游開始探索生態旅游的發展模式。由云南民族文化生態村項目組提出的建立若干民族文化生態村以有效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構想,經過多年實踐在云南取得了明顯成效。許多省區紛紛仿效,開始探索民族文化村的生態旅游發展。
2.發展現狀
目前在我國大陸,民族旅游村寨的開發有民族農家樂、民族文化生態村、生態博物館、異地集錦仿制型村寨等形式。地域分布上,貴州的民族村寨旅游發展最早,發展體系較為完善,云南、四川、廣西、湖南、黑龍江、新疆等省區也發展迅速。
從相關政策支持方面講,國家關于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事業、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和自由等法律、法規和發展政策,是民族地區開展旅游業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近年來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推行的周末雙休日和“五一”、“十一”黃金周,以及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推動和刺激了民族村寨旅游的發展。同時,如何使民族村寨旅游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各地發展和研究的重要問題。
在旅游政策方面,2006年8月,國家旅游局出臺了“關于促進農村旅游發展的指導意見”,2007年3月16日,國家旅游局、農業部聯合了“關于大力推進全國鄉村旅游發展的通知”,2007年3月23日國家旅游局與農業部簽署了“關于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合作協議”,雙方決定在“十一五”期間共同組織實施鄉村旅游“百千萬”工程。這些有關鄉村旅游的發展政策是當前開展民族村寨旅游的指導性綱領。在地方政策上,2002年2月,貴州省旅游局出臺了“貴州省旅游村寨定點管理暫行辦法”,成為直接指導貴州民族村寨旅游的政策性文件。
(二)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發展綜述
1.發展歷程
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950~1960年代,原住民觀光萌芽和發展。1950年代,臺灣接受美援,駐臺美軍的假日旅游促成了臺灣國際觀光事業的萌芽,烏來因溫泉成為臺灣早期的旅游地;原住民開始將保留地使用權轉讓給平地人,觀光資源淪入平地資本家手中。
1970年代,原住民觀光的快速發展和負面沖擊加劇。1970年代臺灣外交受到挫折和大陸開放觀光,國際觀光事業面臨困頓階段而國內休閑需求相對劇增,開發者、經營者和旅游者對山地展開侵蝕。原住民被卷入勞動力市場,山地部落人口外流,社會結構出現斷層,加速了弱勢文化的瓦解。
1980年代,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文化村相繼成立并引發抗爭。1983年,“國家公園法”及其施行細則公布實施。各國家公園的陸續建立卻沒有保障到原住民的權益,反而侵奪到他們的生存空間,造成原住民的反感和多次抗議。1986年10月臺灣第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游樂區――九族文化村在南投成立開放,開始了游客對原住民觀光的另一番旅游形式。但這種抽離了環境生活的文化展示卻引發了大家的爭議。
1990年代至今,原住民部落觀光轉型。1990年,頒布實施“新山村建設計畫-山地聚落環境改善之村落”。達娜依谷、布農文教基金會園區、司馬庫斯、阿里山鄉茶山村等原住民部落開始嘗試發展生態旅游,強調部落自主、排斥財團介入、要求經濟利益留在當地。2002年為國際生態旅游年,生態旅游觀念逐漸被國人認識。2004年,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發表生態旅游白皮書。2006年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說明。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逐步邁向永續發展的道路。
2.發展現狀
臺灣原住民包括高山族和平埔族(已高度漢化)兩大類12族群,目前有45萬人,占臺灣總人口的2%左右。原住民分布地區包括五十五個鄉鎮、四百四十六村里,范圍遍及高山地區、東海岸地區及蘭嶼等地。
隨著國民旅游的盛行,原住民部落地區因擁有游客最喜歡的組合―優美的自然景色、豐富的生態與獨特的文化,特別是原住民的祭典、儀式、歌舞與競技等民族文化形式,極具觀光價值,遂成為游客最佳去處之一。加之1993年的國際原住民年,2000年的國際原住民觀光年以及2001年起全面實施周休二日,帶動了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的迅猛發展。
根據余文德(2003)之調查,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產業有以下類別:(1)飲食方面:農特產品、原住民風味餐飲、其他。(2)住宿方面:民宿、度假山莊、觀光飯店、露營。(3)育樂方面:文物展示館、生態展示館、休閑農場、游樂區、主題樂園。(4)傳統工藝方面:傳統手工藝品。(5)自然資源方面:溫泉、瀑布、花季、神木群、礦產。(6)產業/文化活動方面:產業活動、原住民文化活動、生態旅游。
2002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擬定了“國內旅游發展方案”,其中原住民委員會規劃了六大重點項目,成為臺灣推動原住民地區觀光事業的指導綱領。
三、我國民族村寨旅游研究綜述
我國兩岸學者對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從學科取向看,主要包括經濟學、管理學、旅游資源與開發學、消費者行為學、旅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生態學與景觀生態學等;從研究內容看,主要包括基礎性理論、產業發展、旅游供給、旅游需求、社區參與、旅游影響等方面的研究;從研究案例的地域分布看,大陸集中于貴州、云南、四川、廣西等少數民族眾多且旅游業發展迅速的省區,臺灣集中在中、東部的高山部落;從研究方法看,有文獻分析法、調查法、統計分析法、對比分析法與綜合分析法等。本文的資料來源主要包括專著、論文集、期刊、報告與碩博論文,資料選擇原則是文獻的代表性和觀點的差異性,能反映兩岸學術研究水平和研究者的不同觀點。下面主要以研究內容為線索,對我國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進行簡要回顧與評述。
(一)基礎性理論研究
前面已經對概念作了簡要的分析,基礎性理論研究還包括民族村寨旅游的特征、資源性質、類型等方面的研究。
羅永常(2005)指出民族村寨旅游有典型的鄉村性、鮮明的民間性和地方性、強烈的文化交融性、廣泛的參與性、突出的層次性、鮮明的環保性六大基本特征。這對以后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特征和本質屬性有一定的啟迪。
金穎若(2002)認為民族文化村寨是民族文化旅游最好的物質載體,作為一種旅游資源,它是全面、系統、集中、原生態的民俗展示,是活生生的正在運行、發展著的民俗。其研究在性質上對民族村寨的旅游資源進行初步探討,具有一定的新意。
在產品或市場類型方面,臺灣學者的研究較為深入。
鐘潔(2006)將民族村寨旅游分為原生村寨型和主題公園型兩類。
羅永常(2004)根據開發歷史和開發現狀的不同,將民族村寨分為盛名熱點型、重點文物型、新興熱點型和待開發型四種。
臺灣學者中,謝世忠(1994)將原住民觀光分為四種類型:都市情境的山胞觀光、生活區的山胞觀光、社區動員的山胞觀光、集中展現的山胞觀光。
吳宗瓊,吳敏惠(2000)將臺灣原住民觀光發展進程分為幾個重點型態:純表演型、傳統祭典型、主題樂園型以及社區發展型。
另外,東海景觀所(1998)、侯錦雄、李素馨(1999)也分別對原住民觀光的發展型態和市場類型進行了分類。
從總體看,我國學者對民族村寨旅游的基礎理論研究還不全面、完善和深入,有待今后拓展和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產業發展研究
主要體現在旅游可持續發展及其有關的各方面。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如徐永志(2006)認為民俗風情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續發展的著力點,蔣麗芹(2005) ,王雯雯(2006)分別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體系和對策。臺灣學者吳宗瓊(2003)認為透過生態資源(Ecological)、經濟利益(Economical)、游客體驗(Experiencing)的3E平衡發展使原住民部落達到永續經營的最大整體效益。
在發展模式及策略方面,黃亮,陸林,丁雨蓮(2006)闡述了西雙版納傣族園的民族文化生態旅游發展模式及相應發展戰略。臺灣學者中,鐘任榮(2005) ,郭訓德等(2005)利用SWOT矩陣分析法,分別提出了臺灣和花蓮縣豐濱鄉豐富部落發展原住民觀光產業的策略。林光浩(2007)以屏東縣春日鄉部落為例,了解受訪者(居民與游客)對于部落發展生態旅游的認知與態度,兩者作為研究生態旅游發展潛力主軸,并提出策略擬作為生態旅游的發展藍圖與建議。上述臺灣學者的分析研究方法值得借鑒。
另外,兩岸學者還在村寨保護和發展的具體對策等方面展開了研究。在其他相關研究中,如張河清,方世敏(2003)提出實施區域協作,使湘西民族旅游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盧世菊(2006)探討了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與和諧社會構建問題。劉曉輝(2006)探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貴州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這些可對民族村寨旅游發展帶來有益的啟迪。
(三)旅游供給研究
1.旅游資源開發研究方面
羅永常(2006)針對貴州實際,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開發的目標和原則。對民族村寨旅游開發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開發模式上,大陸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例如丁健,彭華(2002)從空間角度將民族旅游的開發模式分為原地開發模式(包括原生自然式、原地濃縮式)和異地開發模式兩種。這實際也符合我國民族村寨旅游的開發實情。張華明,滕健(2006)提出一種以保護(Conservancy)開發為前提、公司(Company)起主導作用、有鮮明特色主題(Topic)、村民(Villager)普遍受益的多贏發展模式,即CCTV模式。楊興洪(2005)通過天龍、郎德與中洞三種開發模式的分析,對貴州鄉村民族旅游實現科學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生態旅游開發上,聶澤龍等(1999)以云南曼么哈尼族村寨為例,分析了秀麗的熱帶風光和多樣的民族文化對于生態旅游開發的價值。鄧永進,郭山(2001),陶犁(2002),江曉云(2004),蔣麗芹(2005)分別以不同的案例,對少數民族村寨如何開發生態旅游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另外,我國學者還在旅游開發與民族文化變遷、培育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民族節日符號運用、旅游景觀系統構建與開發、旅游策劃和規劃等方面展開了研究。
2.民族村寨旅游各產品類型的研究方面
楊家娣、葉文(2003),楊兆文、徐乃瑞(2004)均以云南民族村為例,前者進行了問題和對策分析,后者探討了民族文化村產業化發展道路。這是側重于異地主題公園式民族村寨方面的研究。
馬曉京(2002)提出建立“民族生態旅游村”是民族旅游保護性開發的新思路。黃萍,王元瓏(2005)認為建立“文化生態村”是實現四川民族旅游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有效模式。沙愛霞(2004)提出了寧夏納家戶民族生態旅游村開發的原則和措施。這是對屬原生型民族村寨類型之一的民族文化生態村旅游開發展開的研究。
周真剛(2002)、杜倩萍(2001)、周真剛和唐興萍(2004)、黃萍和游建西(2004)、劉沛林等(2005)、劉旭玲,楊兆萍,謝婷(2005)等人論述了生態博物館的社會功能、建設、保護、在少數民族社區景觀保護的作用以及生態博物館理念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中的應用等方面的內容。這是對原生型民族村寨的另一種類型―生態博物館展開的一系列研究,我國第一個生態博物館―貴州梭嘎生態博物館成為研究熱點。
3.家庭旅館研究方面
大陸學者對民族家庭旅館的研究較注重經營管理對策,如鄢杰(2003)提出西部民族地區民居接待產業化“兩會(村委會和行業協會)+農戶”、“公司+農戶”、“政府+公司+移民工程”三種主要的經營管理模式。陳國蘭(2006)對滬沽湖落水村家庭旅館進行了個案分析,提出“政府十行業協會+接待戶”的多層次管理模式。
在臺灣,家庭旅館被稱為民宿。從論文研究方向來看,有從民宿建筑法令或民宿功能方面探討,有從游客需求與評價著手,經營管理方面的研究,多注重區域性、原則性的論述。
另外,在對旅游線路、旅游商品開發的研究方面,大陸學界多在民族旅游的框架下進行。一方面很多都適用于民族村寨旅游,另一方面也可從中獲得很多啟示,尤其是對民族村寨旅游線路設計方面。今后可針對民族村寨旅游并結合案例進行相關研究。
(四)旅游需求研究
旅游需求研究主要是針對游客的研究,包括旅游動機、認知、態度、需求、消費行為及滿意度等方面。大陸學者如吳忠軍,唐曉云(2004)以廣西龍勝為例對民族旅游地國內游客行為進行研究,重點分析了龍勝國內游客的人口統計學特征、需求與消費行為、游客的時空分布,探討了游客行為研究在市場導向型旅游規劃產品設計中的應用。為民族村寨旅游游客行為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鑒。鐘潔(2006)以云南民族村和西雙版納傣族園為例,對民族村寨旅游的游客體驗度進行了對比研究。
臺灣學者中,如藍淑琪(2004)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為例,分析了部落生態旅游游客的環境識覺與行為。掌慶琳,洪雅芳,吳淑鈴(2006)探討了原住民地區民宿游客於原住民節慶活動期間的參與動機與選擇民宿的動機。游欽忠(2006)探討了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特色產品的產品屬性與游客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吳佳霖等(2003)進行了游客對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滿意度的研究。
(五)社區參與研究
社區參與是民族村寨旅游發展的一個重要話題,大陸學者如黃華(2004)總結了社區參與民族村寨旅游開發的類型、階段、層次以及參與方式,分析了社區參與民族村寨旅游開發的制約因子和現存問題,提出了社區參與民族村寨旅游開發的原則、發展機制和利益保障措施。
臺灣較注重對社區參與的研究,如蔡志堅(1996)提出建構玉山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共同合作經營之模式。紀駿杰(2001)提出資源共同管理的理念。黃躍雯(2001)指出原住民部落要發展生態旅游,首需獲得部落居民的支持、參與,提升服務品質。
(六)旅游影響及影響認知研究
大陸學者對旅游影響的研究多從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方面分析,對民族村寨旅游的影響分析偏重社會文化影響。
如良警宇(2005)從旅游開發與民族文化、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上探討了旅游開發對民族村寨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唐雪瓊,車震宇(2004)從村寨面貌、經濟狀況、消費觀念、思想意識、人際關系、女性地位等方面分析了旅游開發給村寨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影響。付保紅,徐旌(2002)對曼春滿村寨民族旅游中村民社會角色變化進行了調查研究。
鐘潔,陳飆,楊桂華(2005)對我國民族村寨旅游效應研究進行了評述和展望。
李志飛(2006)以柴埠溪國家森林公園為例,研究了少數民族山區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和態度。針對民族村寨居民對當地旅游業影響認知的研究在大陸還不太多。
臺灣有關觀光發展影響的研究,目前普遍認為觀光開發對當地影響之研究應涵蓋經濟影響、社會文化影響及實質環境影響三個層面,且正負影響兼具。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學者關于當地原住民或游客對于部落發展觀光可能帶來的正負面沖擊的認知和態度的研究也甚多。如黃宗成等(2001)、陳錦鴻(2006)、 吳宗瓊(2002)分別研究了原住民對觀光、民宿業、觀光慶典活動沖擊的認知與態度。在居民對觀光沖擊影響認知因素的研究方面,根據歐圣榮與顏宏旭(1994)、黃宗成等(2001)、歐圣榮與陳明川(2003)等人的研究歸納有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個人月收入、住家離觀光據點距離、居住時間長短、與游客接觸程度、參與游憩活動機會等因素。
(七)其它視角下的研究
兩岸學者還從其他視角進行了研究,有助于我國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續發展,這里舉幾個例子,如:
徐新建(2000)以較獨到的見解論述了我國“民族旅游”與”旅游民族”的形成與影響。對民族村寨旅游的健康發展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張明(2005)以落水村為例,從人類學角度,探討了旅游目的地文化真實性問題。
張義平(2001)構建了旅游環境承載力測度模型,并對云南民族村旅游環境承載力進行了測度、分析和研究。這對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續發展有著理論和現實意義。
梁炳琨(臺灣,2004)從新區域地理學研究取向,以地方文化與觀光地景生產為研究對象,探究近年臺灣原住民族地區在全球文化經濟環境中,如何以地方文化,透過文化經濟運作的策略,進行觀光地景的生產,回應市場經濟與國家政策,并且在觀光發展中,如何進行地方建構。
王亞欣(2006)從借鑒的視角,以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營造為借鑒,對大陸民族社區旅游開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深入研究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的文章在大陸不多見。
四、總結和展望
(一)大陸和臺灣民族村寨旅游發展和研究對比
從所在區域看,大陸的少數民族和臺灣的原住民大多分布在交通閉塞、經濟落后的山區;從旅游影響看,發展民族村寨旅游對兩岸村寨社區都存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的正負面影響;從發展階段看,都大致經歷了萌芽時期、探索發展時期和轉型發展時期,發展過程類似;從發展類型看,大陸和臺灣都存在原生型與異地仿制型民族村寨;在產業發展方面,大陸和臺灣都很關注旅游的可持續發展。以上是海峽兩岸民族村寨旅游在發展方面的主要相似之處。在研究方面,兩岸學者都很重視旅游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研究、旅游發展策略的制定與旅游影響等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文獻分析法、綜合與對比分析等常規方法外,兩岸學者也逐漸重視調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的應用,并引入統計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
大陸和臺灣民族村寨旅游在發展和研究方面又存在以下不同:
1.現代意義的民族村寨旅游是臺灣發展早于大陸,臺灣當局有專門關于原住民觀光的政策,大陸的國家旅游局還未出臺有關民族村寨旅游或民族旅游的政策,目前大陸的民族村寨旅游是在鄉村旅游政策的指導下發展的。另一方面,臺灣學者對原住民部落觀光的研究也較早,在很多方面研究也較深入。
2.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的發展較早,一方面積累了多方面經驗,另一方面在發展過程中又出現了很多問題。大陸的民族村寨旅游在發展中也出現了發展的非持續性現象,但可發揮后發優勢,使發展方向及時轉型。例如在1998年,貴州省創建了亞洲第一座生態博物館―梭戛苗族生態博物館,開創了內地民族村寨旅游的生態發展之路。
3.在研究內容上,內地學者較注重開發和經營管理模式的研究,臺灣學者較注重社區參與和旅游影響認知的研究。特別地,內地學者對民族村寨旅游影響的客觀分析較多,但專門進行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居民或游客對旅游影響的主觀認知研究還不太多。
4.在研究方法上,內地學者采用定量分析的不多,即使采用,方法也較單一。臺灣學者在這方面做得較好,無論是旅游需求分析、旅游影響認知分析,還是發展策略的制定,均喜引入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不過這一差異在逐步改觀。
(二)啟示
這里的啟示應是雙向的,大陸和臺灣應相互借鑒,從對方的發展經驗和教訓中得到有益的啟迪。如大陸生態博物館的發展理念,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的社區營造理念,均可為對方借鑒。在政策制定方面,大陸國家旅游局可出臺民族旅游或民族村寨旅游的相關政策,以指導其健康發展。另外,海峽兩岸學術界可在民族村寨旅游方面召開研討會,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促進大陸民族村寨旅游和臺灣原住民部落觀光的共同發展。
(三)問題和展望
1.應建立清晰的概念體系和當前階段相對規范的產品分類體系,來規范民族村寨旅游的相關研究,并注意利用多學科視角下的研究成果。
2.加強游客對民族村寨旅游的需求研究,把游客的需求和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走一條切合市場的科學發展之路。
3.旅行社可從區域旅游的視角,根據各種民族文化主題,進行民族村寨旅游的專項線路設計,也可將有特色的民族旅游村寨納入到各種旅游線路之中。
4.在研究層面,應注意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結合,增強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或可借鑒性;在管理層面,應選拔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強調多方參與決策,重視專家的建議,實現科學管理。因為在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旅游主管領導一般文化素質有待提高,因此要特別注意旅游管理人才的培養和選拔,注意專家研究成果和管理的有效結合。
5.無論是民族文化生態村還是民族生態博物館,是否真正走上了生態發展的道路?民族村寨旅游還有沒有其它的發展形式?如何在旅游發展中面對開發和民族文化保護問題?如何處理村寨保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關系?如何促使民族村寨旅游和新農村建設的協調發展?旅游對當地居民的影響層面和程度到底怎樣?另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民族村寨旅游中一個特別敏感的問題,那么游客、當地村民和當地政府等方面對社區參與的態度如何?社區參與理念是如何運作的?社區居民從社區旅游中得到了哪些好處?上述問題實際上都是動態發展的問題,也許我們現在能夠做出回答,但也許我們將來能給出更滿意的答案,又也許將來我們提出的問題會更多。一切都在發展,相信我國海峽兩岸民族村寨旅游業的前景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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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2008年,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電影發展歷程的回溯和反思構成了電影研究領域核心的話題,電影產業制度的優化和院線的改革也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電視藝術研究在聚焦電視劇創作的同時,對文藝欄目和紀錄片的思考也日趨深入。
Abstract: The key topics about the movie studies in 2007-2008 are mainly focused on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ovie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was launched in 1978. The refinement of movie industry system and reform of theater chain management are also widely discussed. The studies of television art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s of television drama, and the research makes progress in the filed of television art columns and documentary.
Key words: China; Movie; Television Ar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07-2008年,對于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電影發展歷程的回溯和反思構成了電影研究領域核心的話題,隨著一批國產大片的上映,對于大片現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電影產業制度的優化和院線的改革成為人們關注的議題。在電視藝術領域,對近年熱播的家庭倫理劇、東北農村劇、軍旅劇的批評趨于活躍,圍繞著大地震和奧運會制作的電視文藝節目也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紀錄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上篇:電影學研究綜述
一、中國電影史研究
隨著中國電影百年華誕的到來,一系列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電影百年發展歷程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的叢書、論文相繼面世,丁亞平所著的《影像時代的中國電影簡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著重探討了中國電影視覺再現與存在的歷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間)、時代政治經濟力量(現實空間)以及社會文化精神(真實空間)消長變化及發展的歷史。邸世杰,劉洪才主編的《廣播電影電視專業技術發展簡史(下冊:電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顧了我國電影技術各專業的百年成就,以及為中國電影百年發展做出的貢獻。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電影史研究的特點是出現了不少帶有濃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著力重構抗戰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間的雙城故事,藉此呈現中國電影文化的復雜多義。陳文平、蔡繼福編著的《上海電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斷代史的方式,評析各個時代上海電影發展狀況、特征以及審美流變。沈寂編著的《上海電影》(文匯出版社,2007)通過不同類型的影片概述上海電影的初創、發展、成熟的過程,折射時代特征和上海電影的獨特風格。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口述上?!虾M隆罚ㄉ稀⑾拢?、(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則試圖通過眾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對建國后上海電影自身的發展同當時特定的社會背景的聯系進行分析,構成對建國后多部上海電影文本的獨特解讀。
除上海電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熱點是香港電影史研究。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和中國電影資料館共同編著的《香港電影10年》(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電影發展的新態勢,以“融合與發展”為中心命題,圍繞“”這個關鍵詞,從產業、文化、創作等三個方面探討以來電影的發展變化。趙衛防的《香港電影產業流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對香港電影產業的發展進行多維度的詮釋與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繪出香港電影產業的流變過程。朱家昆的《香港類型電影漫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為讀者展現了香港類型電影的興衰。此外,還有的灰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帝后列傳》(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閑話香港電影》(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現了一些對于電影發展歷程上重要團體或者個體的個案研究。吳筑清、張岱編著的《中國電影的豐碑——延安電影團故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意在填補中國電影史上關于延安電影團這一段歷史的空白,不少圖文史料均為首次發表,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鄒健的《中國新生代電影多想比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國電影新生代的誕生、轉軌和嬗變。謝晉編著的《謝晉電影選集》(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從謝晉導演現有的電影作品中精選出18部作品,收錄了謝晉導演的導演闡述,以及著名電影評論家的影評、劇照等。《謝晉畫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謝晉導演生平資料與他拍攝的眾多影片的珍貴圖片資料,該書的問世恰好成為人們對一代電影大師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紀念與緬懷。
2008年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年,《當代電影》、《電影藝術》、《北京電影學院學報》都開辟了相關的專欄,對中國電影在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別進行論述。丁亞平的《社會空間與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電影發展》(《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構中國電影——從學術史的角度關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電影史研究》(《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饒曙光的《觀眾本體與中國商業電影之三十年流變》(《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電影觀念的變化》(《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等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30年以來中國電影美學、敘事范式等各個層面的發展與流變。
二、中國當代電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當代電影研究中,《2008中國電影藝術報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作為國內第一部年度電影藝術創作報告,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組織撰寫。全書共包括十二個章節和一個專題研究,分別為中國電影創作年度綜述、年度熱點、年度創新、年度癥候、年度走向,導演藝術、劇作藝術、表演藝術、攝影藝術、聲音藝術、新技術、港產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專題研究中國進口分賬影片態勢分析。影協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推出這部藝術創作報告的目的,意在從電影創作本體上把脈國產影片,把理論家、評論家的判斷與聲音傳遞給社會大眾,以期在電影理論評論中堅持主流文化的聲音。
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著的《2008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是產業研究中心在《2007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傾力推出的第二部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全書分為年度產業發展總報告、專項研究報告和電影市場調查三大部分,客觀詳實地勾畫出年度電影產業發展脈絡,前瞻性地分析電影產業鏈各環節發展態勢與潛在問題。此外,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著的《2007電影產業研究之國有影視企業卷》(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電影產業研究之影院發展卷2008》(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黃勇主編的《2008年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新華出版社,2008)、張曉明、胡惠林、章建剛主編的《2008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崔保國主編的《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2007-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都運用了最新的事實和翔實準確的數據,綜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統反映2008年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狀況和發展特點。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的進一步改革發展,電影的全球化議題在近年來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的目光,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中的地位和競爭力成為研究者注目的焦點。尹鴻編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電影》(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系統記錄和分析了中國電影近10年來在全球化、數字化和產業化的大背景下所進行的轉型,幫助我們更積極更有建設性地看待中國電影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懂敶娪啊?008年第2期設置“文化軟實力與中國電影”專題,倪震的《軟實力和中國電影》、饒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軟實力和電影》和張頤武的《電影與21世紀中國新的發展——文化軟實力的展開及其意義》等論文,指出電影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總體戰略中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來,國產電影不斷的尋找著自主品牌的創立途徑,并為此進行了長期而不懈的探索,國產大片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應運而生并不斷前進。2007年電影《集結號》在無論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廣泛的贊譽,對此,賈磊磊的《事件電影:〈集結號〉》(《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構現實社會型主流大片電影觀念——〈集結號〉的啟示》(《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黃式憲的《犧牲與輝煌:樂觀的悲劇及其崇高之美——略論〈集結號〉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貴拓展》都表達出了對于中國大片在經歷了五年磨礪之后走向成熟期的樂觀態度,并由此觀照中國大片的前景和未來。
三、電影理論研究
在電影理論研究的著述方面,叢書成為2007-2008年中國電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學影視藝術叢書”,包括了梁明、李力的《電影色彩學》和王志敏的《電影語言學》,前者對電影中色彩的運用和意義闡釋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對電影成為一種語言的可能性進行充分的論證和闡述,把以往單純的理論研究真正變成了指導實踐的創造性思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單萬里、張宗偉主編的《紀錄電影分析》、饒曙光主編的《中國電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編的《歐洲電影分析》、胡克、游飛主編的《美國電影分析》、周涌、張希主編的《亞洲電影分析》等。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復旦博學當代電影學教程”系列叢書也在2007、2008年相繼面世,2007年葛穎的《電影閱讀方法與實例》針對電影閱讀逐層深入的行為邏輯,提出了表層意義場、深層意義場和核心意義場等三層意義場的文本解讀方式。2008年黃文達主編的《外國電影史教程》以敘事電影的發展為主線,強調從全面、多元的角度認識、理解電影。金丹元的《電影美學導論》主要闡述電影美學的原理和基礎知識,結合具體作品的分析來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美學的發展趨勢。
范志忠的《當代電影思潮》(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通過對當代電影的敘事范式和美學流派的梳理,認為電影藝術作為成熟的一種標志,必然創造出特定的敘述范式,規范著電影人本人乃至后來者的創作與制作。汪方華的《現代電影:極致為美后新浪潮導演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體驗的真實”的影像本體觀并做出具體的美學原則的闡述。戴錦華著的《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每一章節重點介紹一種電影理論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過對一部影片的細讀來展示對這一理論方法的運用。楊健的《拉片子:電影電視編劇講義》(作家出版社,2008)應用拉片子的方法,通過七部教學片、七部參考片、兩部電視劇,傳授影視編劇基礎理論和劇本寫作基本技巧。其他論著還有苑媛主編的《光與影——意象對話看電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爾主編的《電影藝術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薛凌的《電影藝術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穎主編的《電影學論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編的《電影藝術文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等。
在電影美學方面,王麗君的《當代電影美術先鋒設計及其審美形態》(《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介紹了當代電影美術先鋒設計在美學上表現出的一種獨異的、顛覆現存價值體系的反叛精神和多遠平衡的哲理表達。在這個方面的論文還有金丹元的《回歸本體——對于當下電影美學研究的質疑》(《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陳犀禾、劉宇清的《電影本體與電影美學——多元化語境下的電影研究》(《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電影符號學的研究是繼電影美學之外另一個研究重點,余紀的《電影符號學質疑》(《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對語言學意義上的電影符號學存在權利提出質疑,認為電影的每一個鏡頭都是全新的、多義的,甚至是任意闡釋的。吳迎君的《反思電影敘述學的研究誤區》(《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對電影敘述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挖掘。趙勇的《電影符號學研究范式辨析》(《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則對不同的符號學研究范式加以分類區別。相關的論文還有王志敏、陳捷的《電影語言:新概念與新版圖》(《影視藝術》2007年第10期)、史可揚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美學困頓》(《影視藝術》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譯與介紹
在電影譯著圖書方面,對于經典電影大師的介紹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熱點。弗朗索瓦特呂弗的《我生命中的電影》(黃淵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收錄了法國新浪潮領軍人物特呂弗的重要論文和資料。奧蒙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車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對電影導演的作品和他們的電影理論之間的關系做了系統的考察??道滤摹秺W遜威爾斯》(楊鵬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是國內首部對威爾斯進行系統介紹的評傳?;鶃喠_斯塔米等所共同編著的《特寫:阿巴斯和他的電影》(單萬里、李洋、肖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個人的電影筆記、相關訪談以及法國電影評論家撰寫的關于阿巴斯電影的批評文章組成。蘇伯的《電影的力量》(李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的立意雖然在于解剖與分析決定一部電影好壞的奧妙,但其實質卻是對美國價值觀進行解剖與分析。戴爾牛頓和約翰加斯帕爾共同創作的《低費用電視電影拍攝101》(賀微等譯,重慶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兩位低費用獨立制片的美國頂級制片人撰寫的國際性經典暢銷書,介紹了從腳本到屏幕的低預算數字影片制作的各個環節。梅內蓋蒂的《電影本體心理學——電影和無意識》(艾敏、劉儒庭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薈萃了本體心理學的創始人梅內蓋蒂教授對世界一百部經典影片的剖析。納卡什的《電影演員》(李銳、王迪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對演員的誕生、功用和在電影史上的地位進行了評定和研究。德斯賈汀的《日本異大師》(連城譯,吉林出版集團,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電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異色(叛逆)電影制作者”。
在論文方面,對于外國電影的介紹和研究也呈現了豐富多彩的發展態勢。與一直以來在學界占據主導地位的歐美電影研究相比,近年來對于亞洲電影的關注逐漸增多,成為一個新的亮點?!侗本╇娪皩W院學報》2008年第4期設立了“韓國電影研究專題”,對近年來在國際影壇逐漸顯露出強勁的發展態勢的韓國電影進行分析。此外,東南亞電影的發展在這幾年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陳時鑫的《新加坡電影業:發展、困境與挑戰》(《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阮氏寶珠的《越南電影業:旅途沒有終點,我們一直在路上》(《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當代越南電影的三副面孔》(《當代電影》2007年第1期)都將研究目光投向了這一極具潛力的領域。
在歐洲電影研究方面,對于德國和意大利電影的關注有所增加?!懂敶娪啊?008年第3期在“外國電影”專欄中整合了德國電影專題。包括張艾功的《德國電影新現實主義潮流與東德身份的認同》、崔軍的《媒介:疏離的激情——德國電影中的東德記憶》、汪方華的《柏林墻:東德政治題材影片的一個胎記》,對德國電影中東德因素加以觀察?!峨娪八囆g》2007年第6期在“國際視野”中設置意大利電影專題,顧博的《貝洛奇奧電影中的意大利政治變遷》、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從比薩透析當代意大利電影發展現狀》等,都對當代意大利電影進行了介紹。
縱觀2007-2008年的中國電影學研究,雖然在電影本體的理論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觀層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細致的探討,但是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關于電影產業發展和市場體制的變革等議題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研究,并向著務實、系統、學理的方向邁進。
下篇:電視藝術研究綜述
一、電視劇創作批評研究
2007-2008年,中國電視劇市場依舊延續著紅火的發展態勢,理論界對電視劇的批評也趨于活躍。歐陽宏生、秦麗、林林的《多樣化的題材多元化的風格》(《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1期),侯洪、楊俊杰、劉杰的《2007年中國電視劇年度報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2期),毛凌瀅的《現實題材的永恒魅力與藝術創新的積極探索——2007年中國電視劇創作綜述》(《電視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別對2006、2007年度的電視劇創作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
2006年,國家廣電總局出臺多項措施,積極引導電視劇的創作,電視劇創作現當代題材的電視劇數量占了總量的絕大多數,其中以親情、愛情倫理敘事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劇《金婚》、《親兄熱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繼父》、《雙面膠》、《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創下不錯的收視成績。黃美華、曾慶瑞的《現實主義召喚電視劇回歸——從近兩年播出的電視劇說起》(《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國電視劇在現實主義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創造出與積極健康的審美意蘊。此外,梁英的《觀察和呈現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劇〈金婚〉的敘述視角分析》(《電視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趙婧怡的《電視劇〈親兄熱弟〉的人物關系解讀》(《當代電影》2007年第5期),張子揚的《家文化的探索與重建——電視劇〈家事如天〉觀感六則》(《當代電視》2007年第7期)等文章則對這兩年家庭倫理、婚姻關系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創作進行了細致的解讀與剖析。
近幾年,從《劉老根》、《馬大帥》、《插樹嶺》、《希望的田野》到《鄉村愛情》、《圣水湖畔》、《福星臨門》、《清粼粼的水,藍瑩瑩的天》, 東北農村題材電視劇迅速搶占熒屏,成了收視主力軍,并帶動了相關批評研究的發展。張德祥的《農村題材電視劇創作的新突破》(《當代電視》2008年第4期)、普麗華的《影視輕喜?。盒罗r村生活的“熱媒介”》(《現代傳播》,2008年第2期)、馬梅的《電視劇〈鄉村愛情〉的美學追求》(《中國電視》2007年第3期)等論文,分別從宏觀和微觀方面分析了鄉村題材電視劇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和個體文本創作的審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軍旅題材、革命歷史題材、現實題材、“紅色”經典改編為代表的主旋律題材電視劇生產創作的好勢頭依然不減。以《井岡山》、《恰同學少年》、《士兵突擊》、《闖關東》、《夜幕下的哈爾濱》為代表的主旋律電視劇的崛起,也引發了批評界的關注。張智華的《貼近大眾 彰顯人性 引導“勵志”——2007年主旋律電視劇辨析》(《電視研究》,2008年第2期)、劉潮的《對經典的重新詮釋和思考——論熱播劇〈夜幕下的哈爾濱〉的繼承和突破》(《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關東傳奇事 生生不息中華魂——談五十二集電視連續劇〈闖關東〉》(《電視研究》2008年第3期)等論文,都從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電視劇貼近大眾情懷,塑造平民偶像,彰顯人性,進而引導大眾積極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電視劇理論研究
2008年適逢中國電視劇誕生50周年,趙玉嶸、王若芳、果青、陳友軍編著的《中國早期電視劇史略》(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年),在鉤沉歷史史料的基礎上,對中國早期電視劇的發展脈絡作了較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補中國早期電視劇歷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學術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編的《中國廣播電視文藝大系:1977-2000理論批評卷(上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收錄了1977-2000年公開發表在報刊雜志上的有關廣播影視的理論與批評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廣播劇、電視劇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該期電視劇批評的基本輪廓、發展流變。胡智鋒、董小玉主編的《求異與趨同—中國影視文化主體性追求與現代性建構》(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尹鴻的《中國電視劇文化50年》(《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嵐、羅艷的《我國電視劇產業三十年改革發展與未來趨向》(《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則分別從電視劇文化、電視劇產業、電視劇創作的方面來把握電視劇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未來趨勢。
陳友軍的《現實題材電視劇藝術真實形態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對中國現實題材電視劇的紀實性電視劇文本的藝術真實,虛構文本的現實主義藝術真實和虛構文本的非現實主義藝術真實等多種形態的敘事特征和語言系統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此外,曲茹的《以“故事”為核心——論電視劇藝術的審美價值體現》(《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杜瑩杰、路寶君的《中國歷史電視劇的定位、類型極其美學價值》(《現代傳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電視劇創作與審美日?;罚ā吨袊鴱V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4期)則分別從審美價值的高度、審美取向的嬗變與受眾審美習慣的不同角度來研究電視劇美學特征,拓寬了對電視劇審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寫的《家的影像:中國電視劇家庭倫理敘事研究》,通過類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當代社會轉型時期“家的影像”中表現的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及其現代性超越的文化價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現的民族審美風格及其對傳統審美心理定式的時代超越。此外,蔣梅的《視覺文化與電視劇敘事指向》(《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11期)、陳曉春的《試論電影和電視劇的敘事功能》(《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等論文,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出發點對電視劇敘事話語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劉萍編著的《影視導演基礎》(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王強的《電視劇創作》(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楊惠寬的《實用影視制片手冊》( 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視特技制作》(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郝俊蘭的《電視音樂音響》(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視配音藝術》(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別從電視劇的導演、創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樂制作等環節作了全面的介紹和闡述,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
三、電視文藝欄目的研究
繼2004年《超級女聲》火爆成功以來,《夢想中國》、《加油!好男兒》、《我型我秀》、《舞林大會》、《紅樓夢中人》等各種類型的選秀節目層出不窮,既打造了一個又一個“平民明星”,又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還制造了無數的熱評爭議。王彩平、錢淑芳的《電視變形記》(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通過對 《超級女聲》與《美國偶像》等節目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透視境外節目的本土化歷程。亢美歌、李偉明的《娛樂選秀節目的社會價值與迷失》(《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娛樂選秀節目的審美價值的同時,又明確了其對社會價值觀迷失所負的責任,強調指出電視娛樂節目需要不斷推陳出新才能滿足多元文化發展的時代要求。洪艷的《電視選秀節目的批判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7期)從欲望敘事的角度解讀以“超女”為代表的中國電視選秀節目,指出在“奇觀邏輯”主導下的選秀節目在娛樂的基礎上將“狂歡”推向了極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為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作為中國觀眾儀式化的過年節目,持續受到觀眾和學者的關注。靳斌的《豐富多元 歡樂和諧——2007年春節聯歡晚會評析》(《電視研究》2007年第5期)、陳臨春的《解析2008年〈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研究》2008年第11期)、黃夢阮、詹正茂的《文化傳統與國家話語——談2008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主題宣傳》等論文,指出每年農歷除夕在央視現場直播的春節聯歡晚會的意義已經超出電視節目本身,它構成了大眾電視傳媒語境中的主流話語體系,成為具有政治宣傳意義的文化符號。
2008年是中國悲喜交加、大事頻仍的一年。512大地震與奧運盛事構成了2008年中國電視傳播中的兩大熱點。圍繞著大地震和奧運會制作的電視文藝節目也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張頤武的《創造歷史的時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意義》(《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曾慶香的《仿像與奇觀——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符號分析》(《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等論文,對奧運會相關電視文藝節目從符號學、美學、價值觀與內容等方面做了評析。陳臨春的《〈愛的奉獻〉,吹響愛的集結號》(《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孫江華的《淺析電視公益廣告的社會功能優勢——以512抗震救災公益廣告為例》(《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對抗震救災相關電視文藝節目從策劃、內容、社會功能作了闡釋。
四、紀錄片研究
2008年,中國電視紀錄片誕生50周年。張同道《中國電視紀錄片50年》(《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別考察了自1958年以來中國紀錄片所經歷的國家話語、民族記憶、個人表達與市場呼喚的四個時期的傳播方式、美學特征和文化形態。劉效禮主編的《2007中國電視紀實節目發展報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聯系當下國際市場電視紀實節目的發展態勢,從創作生產、管理評估、品牌運營鏈條入手,關注當前電視紀實欄目的運作模式。楊狀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國紀錄片創作報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2期)、何蘇六、李智的《和時代語境 映萬千氣象——2007年中國紀錄片書評》(《現代傳播》2008年第1期)回顧了2007至2008年中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軌跡,指出中國紀錄片必須只有堅持“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戰略,才能不斷走向成熟。
在紀錄片創作的各種元素中,真實性無疑是紀錄片創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個重要課題。陶濤、張德宏的《虛擬真實主觀真實質樸真實——論紀錄片真實的三個層面》(《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貼——“真實再現”的創作原則》(《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別從本體論、美學、文本研究等方面對紀錄片的真實性作了全面多維的觀照。此外,張梓軒的《斷裂與傳承:中國紀錄片娛樂化傾向溯源》(《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羅以澄、張昌旭的《數字紀錄片:在真實與虛構之間》(《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紀錄片與劇情片聲音的比較研究》(《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等則從技術與藝術創作的視角對中國電視紀錄片的創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