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3 15: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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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共有50多所高等院校，大部分開設了產業經濟學課程，其教學模式均比較傳統，以理論教學為主，輔之以少數課堂案例講解、課外實踐則更為缺乏。目前，遼寧省專門的產業經濟學實踐基地比較匱乏，產業經濟人才培養缺乏與市場和企業的需求存在較大的差距。目前，遼寧省高校產業經濟學課程教學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教學課時緊張與龐大的知識體系間的矛盾。
近年來，產業經濟學作為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發展迅速，不僅其研究方法和成果逐漸豐富，并且與其他經濟學和管理學科在產業組織、廠商理論、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等許多領域得到了較好的融合、交叉和滲透，使得產業經濟學逐漸在拓展其研究領域的深度、維度以及研究視角。因此，除了產業經濟學傳統理論體系所涵蓋的產業組織、產業結構以及產業政策等核心知識體系以外，學生還需要具備扎實的數理分析基礎以及相關交叉學科的理論基礎知識，而這則需要充足的教學課時。近幾年課程改革的總體趨勢是適當控制課時數的同時增加開設課程門數，因此，縮減后的40學時或48學時對于產業經濟學課程而言往往顯得不足，遼寧省很多高校都面臨著產業經濟學課程緊張的課時與日益龐大繁雜的知識體系間的矛盾。
2.理論教學與社會實踐的脫節。
產業經濟學的應用經濟學科屬性決定了其理論課堂教學中的知識只有與實踐較好地結合，才能使學生有效地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分析解決實踐中遇到的產業經濟問題。而目前省內大多高校的產業經濟學課程僅限于理論課程。相比之下，其它管理類課程之所以能夠得到學生的歡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管理類課程在設置時充分考慮了其管理學科的微觀特點，在課程內容、講授方式、考核方法等方面，充分將理論教學與生產經營實踐緊密結合，極大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使“教與學”以及“教學與科研”形成良好循環，使人才培養符合社會的需求。產業經濟學理論教學與社會實踐脫節的原因主要歸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相對于其他經濟學科，產業經濟學課程理論體系相當繁瑣，其知識跨越程度大、覆蓋面廣，以及本身的理論缺陷導致其在研究領域中的結論爭議較多，從理論到實踐的延伸與銜接被拖后；第二，各高校在產業經濟學課程教學中對課程實踐環節未給予充分重視，對于產業經濟學的應用經濟學科特點的認識和開發不足；第三，產業經濟學課程的任課教師自身的專業素質需要提升，科班出身的產業經濟學教師仍為少數，從而造成對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踐接軌的理解不足。
3.教學目標與考核模式的沖突。
產業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目標是是期望學生運用產業經濟學基礎理論知識以及前沿發展成果，分析當前經濟社會的一些產業問題或現象，并嘗試找出問題的解決途徑。如今產業經濟學課程的考核評價方式僅局限于傳統的考試模式，缺乏對產業經濟學實踐能力的考核。在現有的課程考核體系中，學生成績的評估通常是運用加權的方法，即學生的平時成績占20%~30%，期末考試成績占80%~70%的方式，二者累加。其中，學生的出勤、課堂表現、作業和課程論文等方面的綜合評估是教師評定其平時成績的依據，在總成績中占相對較低的比重。在這種考核模式下，筆試成績更容易決定一個學生的最終成績，從而使學生進一步忽視課程實踐的重要性，背離產業經濟學課程的教學目標。
二、遼寧省產業經濟學的產學結合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從產業經濟學課程自身屬性和特點來看，作為應用經濟學科的一個分支，產業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領域中產業組織、結構、管理、政策及其發展規律，這些與產業經濟活動息息相關。目前遼寧省大多數產業經濟學課程均以介紹基礎理論為主，僅輔之以一些相關的研究方法，缺乏課外實踐環節，使該課程的其應用性未得到充分體現，理論教學與經濟實踐體驗之間存在的較大差距，使學生在聽課過程中，容易感到枯燥、疲倦，缺乏對該課程的興趣與熱情。第二，從“產學結合”的自身特點來看，它是一種能夠為高校和企業帶來雙贏局面的教學模式，它可將高校與產業部門（企業）各自的優勢充分用于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培養適合企業發展、產業進步的高級應用型人才。該種教學模式的顯著特點是能將行業的最新動態、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最前沿的理論發展傳授給學生，同時把生產實踐與傳統的理論課堂教育環境相結合，以實踐驗證理論，以理論帶動實踐，進而達到快速培養高水平高素質人才的產學共同發展的目標，滿足社會企業對應用型人才需求，提升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水平。可見，產學合作的自身優勢將滿足由產業經濟人才供給不足引發的產業經濟課程改革的要求。第三，從遼寧省當前經濟發展進程來看，在經濟體制改革與新型工業化過渡期普遍存在的區域內產業結構不合理，區域間產業發展不平衡，區際間產業同質化嚴重等問題，亟需相關產業經濟理論對實踐進行指導。相應地，遼寧省高校產業經濟人才培養與產業對人才需求對接矛盾顯得尤為突出，而遼寧省在該領域進行的研究和探索還比較滯后。因此，以產學結合教學改革的視角，從遼寧省產業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產業經濟人才需求特點，提高遼寧省產業經濟學理論和實踐教學質量顯得迫在眉睫。
三、基于產學結合的遼寧省產業經濟學課程改革措施
產學結合的產業經濟學課程改革應確立以為企業服務為導向的人才培養理念，以培養學生的基本素質、思維方式和實踐能力為目標進行教學計劃的安排和課程的設置，將理論教學與課程實踐相結合，教學內容需服務于社會對產業經濟人才能力的要求，使企業參與教學過程，教導學生在工作過程如何思考及運用課堂知識，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改革：
1.設計課程、開發教材、編寫教學課件。
產業經濟學的教材應反映當前產業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結合最新、最典型的產業案例和產業政策，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在設計課程、開發教材、編寫教學課件的過程中應主動邀請企業參與，將企業所遇到的最新的關于產業方面的問題、案例及科研成果編寫進教材，做到充實案例、豐富課堂教學內容。在此基礎上制定教學大綱，編寫并出版體系完整、內容新穎、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同時具有遼寧省地域經濟特點的產業經濟學案例教材,建立產業經濟學試題數據庫，不斷更新和完善產業經濟學教學內容。
2.建設產業經濟學實踐基地。
可由企業提供場地、資金、設備，參照國外的產業經濟學模擬實驗室，由高校和企業共同建設產業經濟學實踐基地。在實踐基地教學過程中，高教教師可深入企業進行培訓學習，同時，在企業內部選派骨干人員擔任學科指導教師，負責協助建設產業經濟學實踐基地、開展產業經濟學專業實踐實訓，使學生在實踐基地接觸最前沿、最實際的問題，真正達到“教、學、產”一體化。
3.高校、企業共同參與教學。
(一)利用法律法規改善高速公路經濟管理
1、立法方面
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發展成法治經濟。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的高速公路經濟管理健康有序，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完善的法律保障機制。但我國在高速公路經濟管理法律機制上，卻遠不及發達國家，以至于取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容樂觀。在此現狀下，加快高速公路經濟管理立法工作極為迫切。我國要在遵循現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制定和完善相關交通法規，制定科學合理的經濟管理體制，并明確實際工作中員工的職責，明確人們在高速公路交通活動中的權利與義務，促進高速公路經濟管理的規范性。
2、執法方面
當前，我國高速公路法律法規已在不斷的更新完善中，執法問題卻成為了其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目前，我國高速公路執法工作存在執法主體過多、但效率卻未跟上的現象，其執法質量嚴重影響到高速公路法律法規的落實。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首先明確交通部門及公安部門的職責，并建立完善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實際的執法過程中，要采用綜合性的執法手段，綜合運用執法中的各種力量與資源，在先進管理設施的輔助下促進執法部門經濟管理執法能力的提升。
(二)利用經濟調控與行政手段
改善高速公路經濟管理高速公路作為國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應屬于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組成內容。從以上內容得知，高速公路具有區別于普通公路的公共性、非營利性等特點，且其建設時間通常比較長、施工技術要求高、投資風險大等特點，因而承包高速公路建設的工程單位獲得的利潤相對較少，很多企業不敢投資。政府作為市場調節的領導者，面對高速公路建設缺少企業投資的情況時，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預，規范高速公路建設。具體而言，政府要嚴格控制高速公路的經營主體，并主要以非營利性經營機構為主，在政府參與和指導下對高速公路進行非營利性經營管理。與此同時，政府還應該與高速公路特許經營企業簽訂經營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及經營期限，使高速公路經營管理在合理的合同制約下規范開展。政府對高速公路經營管理的干預，滿足社會發展的經濟需求，更能促進高速公路安全穩定的發展。
(三)利用成本管理與控制改善高速公路經濟管理
1、完善高速公路施工項目成本預測與計劃
對于高速公路施工項目的成本管理重在預算成本兩方面。首先，在工程項目施工前，要在完善的定額資料依據上編制施工預算，對施工成本進行控制?？梢哉f，工程預算成本反映了施工企業的成本水平，是在工程施工圖和工程預算基礎上編制出的，其通過公開招標而確定工程項目的中標價。其次，在工程施工實際成本支出前，工程項目經理要根據相關資料對施工項目的人工費、材料費、設備費及管理費等成本控制計劃進行進行編制，選定施工方案及材料供應商等，做好工程施工的一些準備工作，避免在施工進行中出現不必要的失誤。
2、改善高速公路施工項目成本費用控制與核算
很多情況下，高速公路建設項目施工過程中都會遇到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給施工成本支出帶來了一定影響，因而需要施工單位各職能部門依據目標成本對實際施工過程中的成本費用進行控制。具體應包含：生產資料費用、人工消耗費用及現場管理費用等內容。對于這項成本費用的控制，要依據成本計劃通過與實際成本的比較，而檢查成本計劃完成的情況，有針對性的采取措施降低成本。此外，成本核算工作也是施工進行的必要依據，施工單位要科學核算項目實際成本支出與目標成本支出，以促進下一階段的成本監控。
二、結束語
一、循環經濟的含義
循環經濟不過分依靠資源來尋求經濟增長，而是要在資源循環利用的基礎上實現增長，并且要能在經濟的增長過程中綜合利用資源，讓經濟系統能夠與整個生態系統相融合，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循環經濟能夠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與配置，并且要求在經濟增長中綜合利用資源，讓經濟能夠融合于整個生態系統的循環當中，從而實現物質資源的重復利用。循環經濟是一種高效、無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實現經濟的快速穩定增長，是遵循自然規律和能量流動方式的，其目的是資源循環利用，實現低污染、零排放，以此保護環境，實現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從本質上而言，循環經濟是一種生態經濟，要求人們能夠以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的經濟活動，促進人類能夠得到更大的進步。循環經濟需要遵循如下原則：首先是要有新的經濟觀，不能超過資源的承載力，只有在承載力范圍內實現良性循環，才能使生態系統平衡發展。同時，循環經濟要形成新的價值觀，不僅要考慮對自然的開發能力，還要考慮到自然的修復能力，在滿足人們需要的同時還要考慮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以不斷促進自然的和諧全面發展。在傳統的工業中，人們的觀念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資源，這使得自然的負荷越來越重，因此必須要形成新的生產觀，遵循3R原則，即資源利用減量化原則、產品的再使用原則、廢棄物的再利用原則，力爭做到排放無害化，保證生態的平衡。
二、我國旅游經濟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旅游經濟在體制上是不完善的，無法做到資源的高效運用，典型特征就是低投入、高利潤。旅游景點一般是以國家壟斷的方式進行保護的，這就導致了旅游市場的封閉性，阻礙了資源的循環利用。再加上旅游經濟管理工作涉及部門較多，需要多個部門通力合作，由于我國的旅游經濟管理體制不夠完善，各個部門合作起來有一定難度，制約了旅游經濟的增長，間接影響了旅游資源的循環利用。同時，還存在經費投入不合理，基礎設施落后，資源浪費現象比較嚴重。許多地區對旅游服務設施的投入很小，導致設施配套不完善，景區主要的道路和綠化工作不到位，制約了旅游經濟的高效運作。旅游開發部門也缺乏長遠的目光，經常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促進經濟的發展，嚴重違背了循環經濟的要求。再加上旅游相關部門缺乏創新理念，旅游產品都是以往的主題和方案，難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導致游客的數量逐漸減少，使旅游行業信譽受損，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背道而馳。
三、創新旅游經濟管理的思路
旅游行業綜合性比較強，涉及吃、住、行、游、購、娛等，與當地資源、環境、人文和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旅游經濟要實現系統觀創新，構建系統管理和控制的系統觀，站在整體的角度來打造品牌景區，有效促進旅游資源和環境的融合，加強旅游行業的規劃和融合，以系統為原則，促進旅游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旅游經濟管理要實現經濟觀的創新，就要優化旅游業資源，提高旅游資源的利用效益，保證游客能夠擁有一個愉快的體驗，在不危害自然環境的基礎上，實現最合理的經濟利益，在資源可以承受的范圍內開發利用，以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旅游經濟管理還要實現環境倫理觀的創新，建立平等的人際關系，宣揚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基于循環經濟的視域下要尊重生態環境，保護好生態系統。同時還要實現好生產觀念的創新，節約生產，促進綠色生產，提高旅游資源的利用效益，幫助游客實現消費觀念的創新，改變人們傳統的消費觀念，減少消費上對環境的破壞，促進民眾購買旅游循環經濟產品。在循環經濟視角下，旅游企業是產品形成和資源消耗的關鍵所在，是循環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因此構建與自身企業相適應的循環經濟體制是十分重要的，鼓勵當地旅游產業控制好旅游設施的規模，禁止為了眼前的利益而破壞生態系統，減少旅游服務過程中的物質能源消耗，倡導展開綠色消費和綠色出行。旅游經濟管理需要重視經濟產業鏈的循環，實現資源的可循環再利用，這也是旅游業內部分工的結果，同時旅游業還要建立起相應的廢棄物再利用資源優化企業，保證旅游業的上游產業鏈和下游產業鏈能夠得到相應的延伸，實現資源的充分高效利用。為了更好地實現循環經濟視角下的旅游經濟管理，我們要構建完善的旅游循環經濟體系，不斷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倡導綠色出行，鼓勵人們愛護環境，建立保護環境的責任意識，將發展旅游循環經濟變成全人類的責任。
作者:孟昱龍 霍婧媛 單位:河南牧業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胡雙.基于循環經濟視角下的旅游經濟管理[J].經濟視角，2011（02）.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1]俞可平.全球化與政治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摘要：一系列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在金融深化過程中，有必要進行金融監管以及如何進行金融監管?；诮鹑趧撔碌默F實，從經濟學的角度對金融監管進行了探討，分析了金融創新監管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特征、信息不對稱與金融創新監管、不完全競爭與金融創新監管。
關鍵詞：金融監管；金融創新；外部性；信息不對稱
1金融創新監管的現實理由
現實中，由金融創新風險所造成的金融系統不穩定，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其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1）對金融機構穩定性產生的影響。金融創新是使各種金融機構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種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經不在舊監管的框架之內。隨著金融創新與證券化趨勢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有別于傳統資產負債的表外業務，有的甚至超過表外業務的一到二倍，成為金融機構經營業務的重要內容。
（2）對于金融市場穩定性的影響。在金融市場上出現與基本經濟因素無關的不正常波動，往往是因為有投機力量的操縱，并有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從眾心理從旁助陣。當代大量金融創新工具，為投機活動創造出了大批撼動市場的先進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場用同樣的資本可做數倍于現貨市場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證券的杠桿特性，進攻更具數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規模運用杠桿能量，不斷進攻泰國金融市場，觸發泰國金融危機。
（3）對發生金融系統危機可能性的影響。當代金融創新一方面直接加強了金融機構之間、金融市場之間、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之間的密切聯系，另一方面間接推動了金融業務國際化、金融市場國際化、資本流動國際化為主要表現的金融國際化趨勢，致使局部的金融風險極易轉化為全局性的金融風險，從而削弱了金融體系抵御局部風險的能力，使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也隨之降低。
2金融創新監管的經濟學分析
由金融創新所產生的風險可能導致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社會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許多經濟學家主張政府介入進行監管，以降低有其可能產生的社會成本。若從市場失靈的角度分析，我們也將得到同樣的結果。在經濟學界，幾乎一致的觀點認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競爭、公共物品等領域內，僅通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是無法保證其資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與金融創新監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種產品或服務時社會成本或利益與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間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經濟主體在其生產、消費過程中對其他經濟主體所產生的附加效應。它反映了個經濟主體在進行經濟活動時對其他微觀主體非價格方面的影響，即這種影響并沒有通過價格機制發生作用。這種影響對他人來說，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正的效應通常我們稱之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經濟，負的效應我們稱之為負外部性或外部不經濟。盡管從理論上如“科斯定理”所說私人會有走到一起協商消除外部效應的積極性，但是，由于“搭便車”問題難以避免，各方協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們偏好以加強管制的辦法來消除外部性。金融創新領域的外部性，實質與金融創新的雙面性有關。金融創新主體推出一次金融創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創新受眾的福利，同時會給經濟、金融運行乃至金融制度的變革帶來積極的影響。具體表現為：①促進金融創新產品的多樣化，滿足客戶需要。②提高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和避險能力。金融創新產品為各種金融機構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險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間。③提高金融市場的有效性。金融市場是金融產品交易的市場，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和發展，使得交易的參與者不斷增加，交易量也不斷擴大。這樣金融市場就日趨成熟，市場的有效性不斷增加，從而降低了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這就是金融創新外部經濟的表現。至于金融創新外部不經濟的表現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①金融產品創新的外部不經濟。由于金融創新產品的高度虛擬性和高杠桿性，使得金融創新產品的交易規模急劇擴大。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在利潤的驅動下會積極的參與金融創新產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銀行因從事金融創新產品交易發生倒閉，由于公眾的心理預期，因而可能在同業內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引起其它金融機構倒閉。在經濟政策方面則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發揮。②金融創新市場的負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場運作的復雜性導致了交易價格的波動性和傳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個國家，本質上具有傳染性，這樣就使得金融機構之間建立起了遠比衍生工具出現之前復雜的多的債券債務關系，一旦某一市場出現波動，便會迅速傳導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市場，甚至使市場交易主體和監管當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創新加大了支付系統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創新在金融機構之間創造出遠比過去復雜的債券債務鏈條，再加上達到天文數字的金融規模，使得支付清算體系的脆弱性更加嚴重，一旦支付系統發生故障，那么給金融交易帶來的混亂不可想象，從而由此而產生的負外部性將會十分嚴重。
（2）信息不對稱與金融創新監管。
信息不對稱是指當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與交易有關的信息，這可能是由于當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當事人的策略行為或機會主義。特別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知情較多的當事人一方還會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以衍生工具為主的金融創新工具市場也普遍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在衍生工具的交易過程中，交易者之間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對稱的，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能產生機會主義傾向，即具有信息優勢的當事人為獲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條件，可能故意隱瞞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虛擬的信息，機會主義將會導致契約風險或契約行為的不確定性。
因而，在做出決策時，必須依靠預測和判斷，這也意味著金融市場在信息不完全條件下，包括金融創新產品市場也存在無法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調節的風險。
（3）不完全競爭與金融創新監管。
雖然金融衍生產品市場上的競爭程度已經相當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競爭。某些交易所的會員與交易規模龐大的機構投資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內部信息為己牟利。個別大戶憑借自己的資金實力，可能認為的操縱市場，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價格嚴重偏離其內在價值，導致衍生市場的價格風險。另外，在市場經濟中還存在一個壟斷與競爭的悖論問題，即競爭是市場發生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競爭狀態下，市場競爭往往最后導致行業的積累和集中，形成壟斷。壟斷一旦形成，壟斷的一方則會在衍生產品的交易過程中占據優勢，破壞這個市場本身所需要的產品成本——價格結構，影響服務質量的提高，最終導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增加，以及金融資源配置的扭曲，導致金融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總而言之，由于金融創新領域市場失靈的種種因素，決定了政府金融監管機構對金融創新實施監管的必要性，從而確保整個金融體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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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傮w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梢哉f，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梢哉f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梢哉f，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梢哉f，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梢哉f，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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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中有關商品質量監管的理論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表象到本質的認識深化過程，總結這些理論的演進歷程有助于我們開闊思路，完善商品質量監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質量與市場機制
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中，商品質量并不是理論關注的重點。因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定，按此假定，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市場，買方都擁有商品質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風險因素等，買賣雙方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無法通過機會主義行為來掩飾商品質量上的瑕疵，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不會因為信息不完全而被誤導，自然也就不會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傷害問題。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業可能擁有的信息優勢，所以傳統經濟學更加關注在不同的市場類型中，如何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確定來揭示有關商品質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完全競爭市場中，商品是均質的，不存在質量上的任何差異，市場均衡水平所確定的價格就是刻畫商品質量高低的唯一信號。而在現實經濟社會更常見的壟斷競爭市場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為獲得更大的市場會通過廣告主動傳播商品質量差異的信息，同一行業內部商品之間的相似性讓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充分，企業無法隱藏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約束在某個價格水平上與生產經營者實現均衡，而不同的均衡價格水平將對應不同質量的商品。在純粹寡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中，企業行為有明顯的市場支配力，價格可能會被企業操縱，產生扭曲。然而，處于市場劣勢的消費者清楚地知道，高價格下商品的質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別無選擇，他們只能接受生產經營者制定的高價格。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質量更像是一個技術術語，因此被主流經濟學所忽略。從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框架看，該學派實際上是通過價格信號來研究商品質量的。20世紀初微觀經濟學領域出現的不完全競爭理論，也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對不完全競爭格局下商品質量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價格信號與市場支配力兩個因素的經濟含義。來源于/
二、質量信息不對稱與市場失靈
1970年，在《舊貨市場：質量不確定性與市場機制》一文中，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車為例，首次用信息不對稱解釋了二手商品市場中的質量問題，從而開創了信息經濟學的一個全新領域。他認為，在舊貨市場的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擁有的質量信息是不同的，賣方顯然知道更多的質量信息，而買方則知道的較少。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讓信息劣勢的一方——買方只能按照一個折中價格來購買并不清楚質量好壞的二手商品，但折中價格將會讓實際質量超出折中價格水平的商品無利可圖，從而“擠出”這部分質量相對較好的商品。這樣，買方實際面對的必然是質量相對較差的商品，“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將在舊貨市場上演。隨著買方意識到市場商品平均質量在下降并調低報價，市場中的另一部分質量較高的商品將會退出交易。在信息經濟學的范疇中，這種現象被稱為逆向選擇。以上情況循環往復，會導致舊貨市場無法交易，出現市場失靈。
西方學者根據購買者對質量信息的可獲得性把商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購買時通過觀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質量的搜尋品(searchgoods)，第二類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獲悉商品質量的體驗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類是使用后也可能無法知道商品質量全部信息，因此購買之處主要是相信其質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顯然，消費者在購買后兩類商品時會面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按照信息經濟學的邏輯，為減少信息不對稱將導致的市場交易效率損失?？梢栽O計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場失靈的機制。例如。賣方提供一份由獨立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出具的商品質量鑒定證明，主動揭示商品的質量信息；賣方提供質量承諾，對一定期限內可能出現的商品質量問題負責，如退貨、更換合格商品、保修等，減小信息不對稱可能給買方造成的傷害；在法律健全的國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調節來實現對不完全信息的矯正，恢復市場機制的作用。由政府監管部門介入信息不對稱市場的運行，通過強制性法律來保護消費者和用戶的權益，也是矯正以上問題的一個可行選擇，這就是本文關注的商品質量政府監管問題。
三、商品質量的政府監管
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現象，是政府介入市場商品質量監管的必要條件。按照規制經濟學的理論，這種監管屬于社會性規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環境等目的對某些產品、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進行監督、管理。
1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是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無論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還是非主流的奧地利經濟學，消費者權益至上或者說消費者利益最大化均為考量商品市場是否具有經濟效率的主要標準。按照這一邏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質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損害將是政府部門進行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傳統經濟學考察消費者利益的主要依據是消費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實際成交價格與消費者的意愿支付價格的差來計算消費者從交易中獲得的好處。正如前文所言，消費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沒有涉及商品質量問題，是因為商品不存在質量問題是經濟學的一個潛在假設。在信息完全的經濟世界中，理性的消費者必然會抵制可能對自己的身體健康或財產等帶來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場機制會自動將影響消費安全的問題商品排除在外，實際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沒有質量問題的。在此情形下，價格自然會成為消費者關注的唯一指標。由此而來的消費者福利問題也就成了價格水平的比較了。
現代經濟學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論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標準依然是評價市場運行效率的主要指標。但與傳統理論有所不同的是，消費者的福利水平不僅包含消費者剩余的計算，還考察他所購買的商品質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會不會對其身體健康和財產造成傷害或有潛在風險。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質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過經濟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實現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標，要求對商品質量進行有效監管。盡管質量監管的社會效益很難用明確的公式進行計算，但這種社會性規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規是質量監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經濟學領域中所講的制度是一種規則，這種規則可以確保生產、交易、分配、消費等經濟行為按照一定秩序進行，能有效防范可能給當事人帶來危害的機會主義行為。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制度的規則既有市場自發形成的商業慣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剛柔相濟，是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
對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商品市場來說，通過法律法規這種正式的制度形式來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正當權益，是緩解市場失靈問題的必然選擇。有關商品質量、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要求商品的生產經營者對所售商品質量負責，對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給消費者所帶來的危害承擔法定責任。這些強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對商品生產經營者事前不負責行為的警示，也是對因質量問題造成危害后對其實施嚴厲制裁的制度依據，也是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來源于/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權威性和強制執行特征，加大了對問題商品責任人進行懲罰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違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產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確保商品質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會強加給生產經營者無限的質量責任。按照著名的漢德法則，只有在預防成本小于預防行為所帶來的收益(包括消費者的福利和企業的收益)，而生產經營者卻未對商品采取必要的質量控制措施，并對消費者帶來危害時。他才將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
研究中我們發現，各國政府都是依法對商品質量實施監管的。例如，1975年，美國頒布針對商品質量的《馬格努森一莫斯保證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對生產經營者的保證責任做了明確規定，要求生產經營者對有缺陷產品承擔修復及更換的責任。這一法律與《統一產品責任示范法》(1979)、《產品責任法》(1982)等一起成為美國監管者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質量標準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本形式
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理念，政府不應過度介入經濟運行，即使是出現了市場失靈。政府干預成為必要時也是如此。因為政府干預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從商品的企業生產、市場交易和最終使用或消費流程看，質量監管的重點在企業生產市場與交易的界面。換言之，在商品質量問題上，政府監管切入點不應該是商品生產者的內部質量監控，因為從監管資源的數量看，政府的力量無法覆蓋所有企業的每一個生產環節；從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分工看，與商品質量相關的經濟決策和技術決策都屬于企業組織的內部事務，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質量監管的切入點應該是對進入市場的商品實行最低質量標準(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監管。即在商品進入市場銷售時，監管者必須確保商品質量符合最低的質量要求，將不合格產品拒之門外。不合格產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產生的損失由生產經營者自行承擔，這是市場約束的一個基本規則。
從商品的類別看，體驗品和信任品應該是質量監管的重點。因為搜尋品的質量是外在的，容易觀察到，消費者購買時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對于體驗品和信任品來說，如果沒有最低質量標準監管，不合格商品將進入市場，給消費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體驗品和信任品中，那些與消費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關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藥品、特種設備等)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可能有很嚴重的社會后果，包括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風險防控遠遠比傷害成為事實后的經濟補償更為重要。從這一意義上講，最低質量標準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看，最低質量標準將不合格的產品阻擋在市場的大門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場現有商品的平均質量，提高消費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費者愿意為高質量的商品支付高價，因此，提供優質商品的生產者也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樣，最低質量監管可以使買賣雙方的福利狀況都得到改善，是標準的帕累托改進。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提供專業服務的領域。如醫療、法律、會計等，也存在對服務質量的監管問題。與有形商品市場不同的是，由于專業服務依托從業人員而存在，所以，監管者對服務質量的主要監管之一是對從業人員的資格進行認定。通過嚴格的培訓和考核，獲得執照或從業資格是進入這些專業領域的一個前提條件，而從理論上講，具有從業資格或拿到執照許可的人士所提供的專業服務是符合基本專業水準或質量要求的?？梢钥闯觯瑢I服務市場的執照或從業資格監管與商品市場的最低質量標準監管可謂殊途同歸。
4市場約束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和有效補充
雖然對于體驗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來說，政府的質量監管工作非常必要，但這并不意味著監管者可以包辦一切。借助市場經濟的規則，靠企業的內在機制來保障商品的質量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構建長效監管機制的基礎。
首先，市場經濟的利益機制有助于企業把質量控制內化為一種自覺的行為。因為建立有效的質量控制體系，符合企業實現持續經濟利益的內在目標。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質量標準下，不合格商品不能進入市場，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是由企業自身承擔的。利益獨享和風險自擔是企業進行質量控制時面臨的同一個約束機制，它是驅使企業強化質量意識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對于追求長期繁榮的企業來說，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聲譽機制是規范企業質量行為，確保質量安全的另一個重要約束。因質量引起的經濟糾紛甚至安全事故。都會造成企業的聲譽損失，損害企業長期培育的市場。而可靠商品質量給企業帶來的社會美譽，不僅有利于企業獲得富有吸引力的價格。也有利于現有客戶忠誠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優質客戶。為企業帶來更持久的業績增長。
另外，在商品質量存在差異的市場中，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僅有助于提升市場上銷售商品的平均質量，廣告、產品演示、試用等營銷手段還可以讓購買方獲知更多的質量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
四、知識經濟學下的商品質量監管：一個理論延伸
在有關質量監管的經濟理論中，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規制經濟學都把監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上，而知識經濟學卻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為質量監管提供更為有力的理論支持。
在知識經濟學中，經濟主體在生產、交易、消費時經常會面臨相關知識匱乏的問題，因為該理論相信，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類的經濟決策有可能犯系統性錯誤。一個不合適甚至是錯誤的經濟行為可能重復發生，直至某一天人類通過學習發現了能夠理解、糾正這種不當行為新知識為止。按照這種觀點，即使是最負責任、技術水平最高的企業在商品質量問題上也會犯錯誤。例如，在現有技術和裝備下，無法解決那些可能給使用者帶來危害的質量問題，但消費者維持生命存續的強烈需求和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讓這些商品提前進入市場；在現有質量檢測體系下，無法在銷售前甄別產品的某些質量瑕疵，盡管這些瑕疵不一定都變成事實上的危害；按照現有理論?？赡苷`把一些有潛在風險的技術或因素看做是改善某些品質，或提高產量，獲得更高經濟效益的法寶，等等。從近些年來發生的眾多質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問題的嚴重性一點也不亞于信息不對稱問題。
源自生產者知識不足引起的質量風險，是商品質量監管中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因為其中有太多的質量不確定性，同樣也面臨知識有限的監管者很難找到一個萬全之策。對于這一點，擔當市場商品質量監督重任的監管者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監管實踐中，應秉承審慎、預防的原則，設計相應的制度預案。例如。對于那些在現有技術和裝備下暫時無法解決的質量隱患，監管者必須果斷出手，將問題商品隔離在市場以外，絕不可因小失大；對于企業事后發現的質量瑕疵，監管者應迅速啟動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減小問題商品可能給使用者及社會帶來的危害：而對于那些目前無法對是否有質量風險做出肯定判斷的高新技術。監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質量風險監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善商品的某些品質，或有助于短期經濟效益的提高。質量監管工作也應該摒棄短視策略，把消費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不讓那些可能有風險隱患的商品進入市場，為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隱患。
知識經濟學中的知識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對稱假定在質量監管中的地位。盡管前者的理論分析和實踐操作難度比后者更大，但是，這種理論上的巨大飛躍無疑會推進監管理念的創新，提升監管效率。
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