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1 17: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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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共管理；管理學；社會管理論
內涵是關于事物的本質屬性。揭示事物的內涵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然而，我國關于公共管理問題的討論與爭鳴雖早已開鑼，但對其內涵卻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見不一。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將管見和盤托出，就教于行家、學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與類型辨析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边@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一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睉斨赋觯@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傊?，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承擔。我們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彼€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行為導向，納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節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
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是“界域”問題。即這里講的學科體系是“門類”學科體系，還是一級學科體系，或者是一門公共管理課程的體系。就“公共管理”而言，還有一個綜合“三界”（國家、政府、社會）的公共管理與分門別類的公共管理的關系問題。筆者這里擬按“公共管理概論”的范圍定位提出一個研討意見。
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受到來自兩個學科的影響。在社會心理學內部一開始就存在著兩種理論觀點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謂社會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在解釋社會心理現象上的不同理論觀點，并不妨礙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應具備的基本特點。
一般來說，普通心理學是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客體包括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特殊關系，即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普通心理學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所獲得的規律可以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關系所獲的規律也可以豐富普通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傳統上著重于研究個體、個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社會心理學則著重于研究群體中的個體、群體、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
社會心理學與個性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加復雜。美國心理學會迄今仍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放在一個分支里。一般說來個性心理學是研究個性特質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關系、涉及較穩定的心理特質，而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直接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這個情境的解釋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現表明，直接社會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08年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分別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專著。這標志著社會心理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雖然用實驗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但真正開創、推廣這個方向的是奧爾波特和默德。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
中國社會心理學在50年代以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過。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紹過作為心理學重要分支學科的社會心理學。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眾心理學》、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以及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等重要著作的譯本，中國學者自己也編寫了一些社會心理學著作。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側重于研究大型群體和群眾的心理現象，如拉察魯斯、斯坦塔爾、馮特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塔爾德、西格爾和勒邦關于群眾心理的研究。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還有影響，如塔爾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體極端化和個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紀初態度的研究成為中心。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出現以后，社會促進的研究成為中心。以后，群體過程、說服、順從、認知失調、歸因等分別成為某一時期的研究中心。
美國是研究社會心理學最多且最有影響的國家，它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響到其他國家。1980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密斯等人對1979年美國主要社會心理學刊物發表的文章作過一項調查。這項調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歸因及態度和態度改變，論文達50篇以上；其次是社會和人格發展以及認知過程，達40篇以上。
古人云：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壯麗事業，需要聚全民之智慧、傾舉國之力量接續奮斗來完成。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紛紛“問政于民”，既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又激發了人民群眾踴躍參與發展決策的政治熱情，有利于集智于民，實現科學決策。學校管理同樣如此。學校發展不僅是領導的事，更是全體員工的事。俗話說，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要管理好一所學校，讓決策科學，方案可行，符合實際，領導就要經常深入教師中間，和教師打成一片，尊重教師的民利，努力營造寬松和諧的工作環境，讓教師自覺自愿參與民主決策。通過定期召開教代會、座談會、個別談心和問卷調查等途徑，虛心聽取教師對學校發展的建議，對工作中的熱點、疑點和難點問題的看法；請學生家長、人大代表以及社會有識人士到學校走走，坐坐，廣泛征求他們對學校工作的意見和建議，集思廣益，為學校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資源上講“借力”
在社會大環境中，學校與地方黨委政府、村居社區、學生家長及兄弟學校都有著直接和間接的聯系。學校領導要善于借力，努力搞好上下協調、左右協調和內外協調，爭取多方支持，使各種教育元素有機集合，物力資源、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科學整合，形成學校發展良性循環機制，優化發展環境。管理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班子成員、師生員工等內部力量，還要通過領導視察、專家指導、參觀學習、報刊閱讀等多種途徑從外部吸收精華，結合學校實際，推進管理。學校領導還要做有心人，向每學年調進來的教師和轉進學生，細致了解原學校的管理和教學情況；對出去的教師和學生，想辦法了解他們現在的工作學習狀況，從中借鑒其他學校好的管理經驗。另外，信息化時代新聞媒體也是重要資源，要善于借助為學校發展造勢助力。
三、行動上講“給力”
【摘要題】期刊工作
【關鍵詞】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屬性/學術屬性
【正文】
伴隨中國出版業市場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臨生存與發展的抉擇。在中國強大的期刊陣容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否也應進入市場？是否也應絕對“斷”掉“皇糧”，在商海里“自謀生路”？類似問題一直為學術界、期刊界專家、同人所關注。從宏觀上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屬于出版物范疇，屬于文化產品之列。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為出版物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僅具有產品屬性、商品屬性，而且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更為重要。兩者相權，后者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原屬性。確切地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特殊的產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遠遠高于其產品和商品屬性。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定位應首先是學術和知識，其次才是產品和商品；學術和知識屬性才最能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質的規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無疑都是作者、編輯及其相關人員勞動的物化成果，是高層次勞動的結晶。從生產活動角度看，期刊一定是產品。但這種產品與一般社會生產的產品，以及普通文化產品又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簡單地從產品的角度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屬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承載知識——尤其是新知識；承載著學術思想——許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維，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維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識屬性、學術屬性，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傳播和思想轉達，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也應無可爭議地強調這兩種屬性均為知識、學術屬性所決定，即，產品與商品屬性是派生的，它離開知識與學術的價值屬性便是“無”，離開了知識和學術屬性，單純的、純粹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即使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也只能以知識和學術為定語：知識—學術產品、知識—學術商品?；蛘哒f，在當下文化產業如火如荼的時代，我們必須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非商品化屬性加以特別強調。
從一般意義上講，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并不具備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商品的某些屬性，如高風險性和高收益性。雖然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檢驗標準也離不開“消費者”——廣大專業人員構成的讀者群體，但這個群體有別于大眾化娛樂的消費群體，更體現一種“相對概念”[1](P213)。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市場占有率是相對的，永遠不可能像娛樂文化期刊那樣，通過發行量體現自己的優勢和價值。某些時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學術質量上乘的學術期刊與訂數、讀者數量并不成正比。所以，從讀者群體、市場占有率，或從純商品、產品的角度認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屬性問題難免以偏概全。這也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消費的規律之區別的本質所在。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學術交流與展示平臺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皩W術平臺”提供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實際上是在另一個角度凸顯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眾所周知，知識和學術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觀點的碰撞，“知識交流所帶來的另外一大好處是知識創新的規模效應?！R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發展與壯大?！挥幸饬x的知識交流會造成新的交流結構和交流網，會進一步促進知識的創新，使知識在交流中不斷地發展壯大?！盵1](P204)因此，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學術交流、知識交融中所獲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兩種比較明顯的社會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識和學術含量；其二，傳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識、思想、理念。這些知識、思想、理念對于社會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絕非可有可無，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促進作用毋庸贅言。
毫無疑問，過分強調出版物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必然會消解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業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實在是微乎其微。從市場和市場經濟的視角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產品，也是商品。但必須注意的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是知識屬性、學術屬性突出的產品和商品；或者說，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知識屬性、學術屬性非常強的文化產品、文化商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勢必要消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自身的真實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僅僅從商品、產品的視角審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定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啻為南轅北轍。假如和對待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將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推向市場，以市場經濟和價值規律對它進行檢驗，使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市場化，顯然是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的否定。
我們還應看到，關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必須注意知識經濟時代的宏觀背景。知識經濟時代提升了知識的地位，昭示了知識的重要性。也有人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強化了知識的商品屬性。應當說，從宏觀意義上看，這一觀點并無不妥，但真要拿這樣一個“標尺”度量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則應另當別論。
市場經濟體制建構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社會生產的直接作用，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會的繁榮與進步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的推動，也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支撐。對于社會來說，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強調和強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同時，社會科學的地位也應隨之提升，這才是科學繁榮的標志。無論市場經濟多么發達，無論怎樣強調期刊的產品、商品屬性，均不應以抵消、銷蝕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為代價。相反，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恰是強化其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應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質層面的支持，使其獲得保障后的知識屬性和文化屬性得以盡情展示、綻放。盡管市場經濟對于國人來說已不再陌生，但市場經濟越發達，新的問題越多，越是需要學術理論研究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間接轉化為決策依據、實踐依據，越需要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突出知識和學術屬性。
二
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是其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這里所說的知識屬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識傳播與傳授，而是凸顯著原創和創新思想，彰顯的是各階層作者的理性思索。這樣，強調對知識和學術屬性的強化，終極目的是為了向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在許多情況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刊載的文章不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不可能直接服務于經濟建設。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追求理論上的戰略性、前瞻性問題和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對經濟建設、經濟活動的指導作用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理論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先導作用，解釋和闡釋了理論不是“務虛”，而是從更深層次上對現實進行理性關注；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是人類生產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實踐活動不斷完善的重要環節。歷史和社會實踐證明，人類社會的每一次生產力的飛躍變革，每一次制度變遷，都是思想解放、學術理論推動的結果。最為生動的事例當屬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關于理論研究的原創性、學術性、探索性和時代性作用，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相當多的時候是直接的、顯性的，絕非間接的、隱性的。比如，早在上個世紀末，一些學術期刊就陸續刊載各類文章，指出美國在冷戰后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重點之一，是英語文化的控制權——語境霸權。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不僅變成了現實問題，更引起了比較廣泛的社會關注。類似事例屢見不鮮，可謂俯拾即是。這說明，理論研究的先導性、超前性是值得我們發揚光大的基本精神，而這種基本精神落到實處更要依靠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來傳承，也是引領學術風范的具體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能夠自覺追蹤學術、理論熱點，對社會和生活的貢獻也無從談起。如同各社會階層的人群有不同的社會需求一樣，文化精神產品也應關注不同文化層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滿足的是從事專門領域專業研究人員的需求，以及專業領域內專家和專業人員的科學研究需求，屬于高精尖性質的精神文化產品。故此，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使在知識經濟的大潮中，依然須臾離不開自身的知識和學術屬性。這兩種屬性凸顯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屬性。
市場經濟的建構與繁榮的確需要自然科學的支撐，也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把握。對科學精神的強調，亦離不開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社會進步的兩大支柱。雖然我們沒有充分理由來論證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承擔著弘揚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擔著相當重要的使命。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許多問題的產生并不是自然科學精神不足，反到是我們對人文精神弘揚得不夠所致。事實告訴人們，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使是在發達市場經濟的社會背景下，依然存在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而不應人為壓縮這一空間。
[page_break]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主要側重的是基礎理論研究，屬于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知識經濟時代的確凸顯了知識的商品屬性，但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尚不具備消費的功用。所以，有學者指出：“基礎知識以及科學理論尚不能在生產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為商品來買賣?！盵1](P211)無疑，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即屬于這類不能買賣的特殊商品。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非同一般文化產品、商品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也是由社會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會分工來完成的?，F代社會無論怎樣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對社會生活、經濟建設產生指導作用。
在我們認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以及商品屬性的同時，還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就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價值及其實現途徑。和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也具有“認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2]。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屬于一般文化產品，也不能簡單地從這三個“價值”層面解讀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內在價值。除了這三項價值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至少還應突出文化價值、知識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當然，這三方面的價值絕大多數文化產品也具備，只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更為明顯、更搶眼球。也就是說，當人們關注文化產品的認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文化價值、知識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及其厚重的意義更加重要。文化、知識、思想只有傳播才能更充分體現其價值所在。因此，后三項價值又與交換價值相輔相成。
產品、商品的價值實現的基本途徑之一是交換。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作為思想、文化、知識的載體，在交換層面與一般文化產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異。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交換的目的是傳達、轉達思想、文化、知識，其終極目的是為了擴充人類知識和學術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現實目的，則是承載、貯存人類通過思維、思想勞動而創造出來的新知識、新思想、新觀念，為社會提供新的知識內容。強調市場經濟在社會生活中主體作用時，也不要忘記我們正處于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除了提升了知識的地位外，還使信息和知識成為了重要的資源。人們認識、獲得這種資源，并使之發生轉化，才能使知識、信息發揮作用。當然，在人們接觸、獲得知識、信息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是傳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傳播知識、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并且總是以傳播新的知識、思想觀念等為主導，為先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所刊載文章的內容絕大多數不能直接轉化為生產力、直接服務于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絕大多數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無法實現市場化，甚至很難接受市場的檢驗，固守學術田園，強化知識屬性、學術屬性也許不能說是唯一選擇，但至少不具備市場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個最簡單的事例是，讓每一家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都自負盈虧，肯定是不現實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的終極目標是提升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供的將是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產品，以其理論關懷，促進人們精神文化生活質量和層次的提升。這既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職責。當社會需要各種層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為核心內容的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國家與社會繁榮與否的晴雨表并不僅僅表現在工農業生產和GDP的發展狀況上，還相應地表現為文化與學術的繁榮程度上。經濟強國往往也是文化大國的事實，毋庸進一步論證。文化繁榮與否不能僅僅依據某一部電視劇的收視率與某部“賀歲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場需求的娛樂活動的虛假繁榮來做出判斷。因為這些只是文化的淺層表象，絕非深層次的精髓。社會發展進步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推動，同樣離不開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勤奮思索；離不開廣大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不斷推陳出新與增大“精髓”的含量。對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來說，為廣大理論工作者提供一塊創新和闡揚自己成果的園地，無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會經濟越發達繁榮，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越需要強化知識和學術屬性，越是要固守知識和學術田園。
涉及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與社會、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有必要探討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社會批判功能和意識。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以弘揚正確的思想觀念、主流意識形態為己任，但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這一切都建立在對舊的陳腐觀念、思想認識誤區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礎之上。學術界有人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及其學術研究應密切聯系社會生活實際。其實，對這一問題應從不同的側面進行闡釋，加以理解。根據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學術、知識屬性，我們有理由認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時代更應強化批判意識和社會批判功能，并據此整合思想文化資源，批判、矯正思想認識上的種種誤區，幫助人們澄清思想意識領域內的種種模糊認識，明確先進科學理念，為市場經濟以及各項經濟建設活動提供方法論層面的思想學術成果等等，這不僅體現了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本真價值，而且體現了對現實社會生活的真實關懷。網絡時代，各種名目的思想、思潮、觀念層出不窮，其中不乏錯誤的、消極的、危害國家和文化的東西。如何增強人們理論上的鑒別力，作為“學術人”義不容辭。因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在思想文化領域內高層次的、深刻的批判與“辨偽”是任何一種文化產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們在強調人的科學素質的同時，更要強調人的人文素質；在培養科學思維的同時，也應當培養人文思維。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但離開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學的思維，我們的科學思維也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市場經濟越發達，越是呼喚廣大理論工作者從深層次上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生活，越是對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識和學術要求。因此，強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知識屬性、學術屬性，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進入市場，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最佳選擇。
我們沒有理由絕對地拒斥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和商品屬性。既然認同其產品、商品屬性存在，那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期刊的效益應由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部分構成。相當數量的期刊實現了兩個效益，故此，其產品屬性和商品屬性是比較明顯的，所謂“雙贏”的特點是鮮明的。但如果簡單地以籠統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則需要另當別論。就經濟效益而言，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投入與產出難成比例，因為在流通領域——實現經濟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可能有較多的市場份額和經濟、貨幣上的回報，價值規律的作用相對弱小，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消費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體，因此，追求社會效益必然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選擇。從前，涉及社會效益時，“虛論”較多，一旦具體分析這種效益的獲得時，同樣離不開消費者，或者說脫離了消費環節的任何效益都是虛無的。因為，不論強調產品、商品屬性，還是強調知識和學術屬性，假如期刊刊載內容——高層次腦力勞動的精神產品不能滿足消費者——特定文化水準群體的讀者的精神文化、學術需求，不對社會文化事業有所貢獻，那么同樣不可能獲得社會效益。這便是同屬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歡迎，有些則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們淡化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產品屬性、商品屬性的同時，必須強化其知識屬性和學術屬性，以通過知識、學術屬性獲得人們認可的社會效益。
總之，如同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不能像“”那樣絕對地“聽命于政治”一樣，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也無法絕對地受制于經濟杠桿。這是歷史的經驗教訓，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的深刻教訓之一。無論市場經濟怎樣發展，無論價值規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對社會、人生進行深層次理性思索總是“進行時”。我們認為，從本質屬性上認識到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的非商品、非產品屬性，是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弘揚知識和學術屬性的基本前提。簡單地以產品和商品屬性規定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難免流于粗陋，勢必影響到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進步。
【參考文獻】
【正文】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于1998年研制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評價中心按照文獻計量學規律，采取期刊影響因子等定量與學科專家等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和動態管理的辦法，篩選CSSCI來源期刊作為統計源。目前大陸現期期刊9000余種，其中人文社科期刊4500余種，除去通俗等非學術性期刊，學術、準學術人文社科期刊共3000余種。2004年從3000余種中精選出來源期刊461種。由于教育部已正式啟用CSSCI作為重點研究基地、項目評估、申報的依據之一，許多高校已啟用CSSCI作為文科教師科研評價的依據，許多學者撰文充分肯定了CSSCI的檢索和一定的評價作用。因此，許多期刊編輯部迫切希望了解CSSCI來源期刊選擇的標準、指標和方法，研討期刊審稿、引文注釋等方面的規范要求，交流提高期刊學術水平的經驗，建議由評價中心主辦一次期刊學術研討會。
2005年4月6～8日，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辦的“中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規范研討會”在南京大學召開。來自國內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187個期刊社的241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其中“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來源期刊社113家。會議的主題是貫徹落實2004年8月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的精神，研討學術期刊學術規范的內容，推進中文社會科學期刊的學術規范進程，提高“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質量，繁榮、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
會議以大會發言和小組研討方式進行。大會開幕式由南京大學校長助理、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任周憲教授主持，南京大學副校長張異賓教授致開幕詞。評價中心葉繼元教授、鄒志仁教授、吳向東研究員、袁培國教授、韓新民教授分別做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規范探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及其來源期刊的選定》、《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編輯規范及其實現》、《引文索引和期刊編輯與評價》和《關于共建CSSCI全文數據庫的說明》的演講。此外，《大學圖書館學報》副主編何朝暉、《開放教育研究》執行主編希建華、《廣東社會科學》總編輯劉澤生等先后在大會上做了發言。《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胡敏中教授、《海南金融》王麗婭主編、《敦煌研究》楊秀清研究員、《廣東社會科學》劉澤生總編輯、《探索》蘇偉主編與《科技進步與對策》高建平副主編分別代表六個小組匯報了小組研討情況。代表們對人文社科期刊規范的意義與內容、CSSCI的評價作用與導向、CSSCI來源期刊選擇與數量、自引、實引（注出出處、頁碼）、期刊半衰期等指標的含義、編輯、著錄規范及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異同、CSSCI全文數據庫的建立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1.人文社科期刊規范的意義與內容
代表們認為，學術期刊是學術系統中重要的一環，是發表研究成果的主渠道，是其他媒體不能代替的。但目前不少期刊編輯部學術意識不強，對期刊應遵守的學術規范重視不夠，在內容與形式上違反規范的不合格作品較多，研討學術規范非常有必要。期刊編輯部的學術規范意識強了，就能將不符合學術規范的稿件排除在外，真正發揮人文社科期刊在登載人文社科科研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發現培養學術人才、促進知識積累與創新的重要作用。人文社科期刊學術規范包括哪些內容？CSSCI代表認為，至少可以包括基本規范、審稿規范、編輯規范、著錄規范、出版規范、期刊評價規范。不僅有形式上的規范，而且有內容上的規范。許多代表希望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定期舉辦學術規范的研討會或培訓班，深入探討、普及有關知識，成為全國的研討和培訓基地。
[page_break]2.CSSCI的評價作用與導向
代表們認為，南大的CSSCI是公平、客觀的，因為它能反映廣大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綜合情況，不是少數人能左右的，也沒有工作人員的主觀成分，是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產物，其研制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學術成果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并已在全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和積極的影響。其導向作用也是很明顯的，它為中國文科學術期刊的認證和評價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當然，CSSCI的評價作用也不是絕對的、惟一的、排他的，它必須與專家評價結合使用。
3.CSSCI來源期刊的選擇與數量
代表們認為，以引文量、影響因子、半衰期等定量指標和專家評審等定性標準篩選來源期刊是合理的。那種認為CSSCI來源期刊是根據期刊的行政級別來選擇的觀點，是不對的。來源期刊與核心期刊相同點多于不同點，兩者都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定性定量篩選出來的學術性期刊，不過兩者的目的、作用有別。真正的核心期刊或高質量的來源期刊對自己發表的論文有一定的評價作用，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評價作用?？浯髞碓雌诳c核心期刊對論文的絕對作用，不是研究者的錯，而是科研管理部門的責任。
不少代表認為，CSSCI來源期刊數量偏少，應增加到500種左右。但另有不少代表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應堅持必要的門檻，不能濫竽充數。當中國文科學術期刊整體的質量達到一定標準的時候，在堅持標準的前提下，可以適度增加一些。有的代表建議調整篩選周期，變一年一次為2～3年一次，以減少期刊社的壓力，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在篩選時，還應適當考慮各類期刊的比例、期刊的學科覆蓋面及小語種期刊、黨校期刊、地方綜合性社科類期刊等特殊性。希望CSSCI以適當方式將影響因子等排名信息及時通報各期刊，以有利于期刊社了解自己處在什么位置，明確努力方向。
4.自引、實引（注出出處、頁碼）、期刊半衰期等指標的含義
自我引用簡稱“自引”(Self-citation)，是指著者（包括個人著者、團體著者、期刊、學科、地域和國家等）引用自己已發表的論著或與他人合著的論著。正常的自引可以考察各國、各地域、各學科、各期刊、各著者的研究連續性、積累性和研究水平，但人為過度自引則仍是失范行為。許多代表認為，應善于區分合理自引與過度自引、合理互相引用與惡性互惠引用?？梢詫⒑侠淼淖砸试O置一個權重，或規定一定的比例，不能將自引等一刀切。CSSCI代表提出，可用期刊他引影響因子、期刊相對影響、期刊的開放度、期刊的影響面等指標解決合理自引、合理互相引用、特殊半衰期等問題。所謂實引，是指一定要在正文中標注，并在文后參考文獻或文獻注釋中標出具體出處或頁碼。實引可以防止論文中的偽引。一些代表還提出了區分正面引用與負面引用、觀點引用與材料引用對于學術評價的意義問題。
5.編輯、著錄規范及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異同
大多數代表認為，期刊編輯、著錄等形式規范，已有國家標準的，可先遵守國家標準；國家標準沒有涉及或規定不妥的，可以提出修改建議或彌補辦法。目前突出的問題是國家標準《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新聞出版署頒布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試行）》和《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范（修訂版）》沒有考慮到文科論文引用文獻類型的廣泛性和復雜性，且某些規定又過繁過細，沒有以學術研究為本。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哪些內容可以合并，哪些不能是關鍵所在。一些代表認為，在新規定正式出臺之前，應該允許各個期刊雜志用不同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代表對參考文獻的標點符號、責任者、著作方式、文獻類型與文獻載體類型標識、版本、轉引、網上資源等著錄問題進行了詳盡探討。一些代表建議，南大以及其他有關大學，是否能夠在一起研究一個大家認可的規范，在細節上做一些寬容，不要產生技術上的難題就可以。CSSCI代表認為，以《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為樣本，發動廣大學人、編輯等充分討論，使其不斷完善，最終制定出一個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中文習慣，文、理科都適用的規范框架。在通用規范框架下，制定出文科的規范，爾后文科各學科再根據本學科的特點制定出具體細則。只有和而不同，既考慮普遍性，又突出特殊性，既有總體要求，又富有彈性，既有科學合理性，又有簡單明了性，這樣的規范才能便于理解和執行。
6.CSSCI全文數據庫的建設
【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語言學習；內化；多元能力
1.引言
20世紀80年代，JamesLantolf等人將前蘇聯發展心理學家LevS.Vygotsky的學習理論應用于應用語言學和二語習得領域的，逐步發展成為獨立的理論，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簡稱SCT），對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與外語教學產生了巨大的指導意義（Lantolf，2000b；Arnold,2004）。中介（mediation）、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自言自語和內部言語（privatespeechandinnerspeech）、活動論（activitytheory）、調節(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SCT的核心理論。
2.SCT的學習觀
與其他二語習得理論以關注語言本身（如語法、詞匯等）不同，社會文化理論更多關注個體學習的過程與學習環境，研究人類借助語言這一學習中介的調節機制所進行的社會人際交流，認為社會文化、歷史是影響個體發展的首要因素，認為發展或學習是先發生于社會而后通過以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為中介的活動逐步內化于個人的過程（趙磊等，2011），認為學習者習得語言與技能需要在更多更有能力的成員的幫助下完全參與到這些活動中來（Vygotsky，1986和Wertsch，1994）。因此學習都應該先是社會的，再個人的；先是心智間的，再是心智內的。
3.SCT的語言學習觀
3.1語言是認知活動的中介
SCT認為人腦的認知活動受到中介的調節，人們通過中介與世界相互聯系，中介可以是具體實物，如房子、木棍等，也可以是人類創作的符號等，如音樂、藝術等（Lantolf,2000,p.80）。顯然語言是中介，而且是人類根據自身發展需要產生的最重要中介。語言是“思考的工具”，語言主要是預先準備好的信息和意義來回傳送的工具（Arnold,2004）。
3.2語言學習可以受到支架的有效調節的
語言學習是在支架的調節中形成的，即學習是通過個體間協同活動的對話交流或能力較高者（如專家或教師等）的指導下完成的。在學習的過程中，由其對于初學者來說，大量的指導性、協商性活動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習者的潛能，填鴨式而非主動性的輸入只會讓學習者受到更多的挫敗感。
3.3語言學習是需要內化的
學習者是自己學習環境中的積極建構者，他們通過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或他人調節(other-regulation)完成從協同的個體間的活動向個人內在的自主活動轉變從而成功解決問題、理解知識，最終實現學習（Vygotsky，1978）。當語言學習由社會轉向個體時，學習者經常用語言調節內在思想，對自己說話而不需其他任何人的參與，從心智間的學習轉為心智內的學習，實現內化，在此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表現，形成自言自語（privatespeech），內部語言（innerspeech）和模仿等。Ohta（2001）將內化時的不同形式看作是提供豐富的機會來重復和練習新的語言項、假設測試操縱語言表演時的目標結構和使用前自我重復練習互動中的基本句式。所有這些與自主觀點和新知識程序化相關。內化不是簡單的輸入，而是學習者根據自己已有認知架構或知識體系進行有選擇的吸收；內化不是簡單地疊加，而是一個漸進的改造；內化不是線性地發展，而是波動的或螺旋式的升華；內化不是一次性的過程，而是反復的提高。
3.4語言學習應與社會環境相結合
SCT所支持的提問法（problem-posingapproach）強調在教室外的社區內面臨的問題或復雜事件等，以此幫助認清學習者生活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基礎，提高學習者認識這之間的聯系，通過讓學習者思考和交流來發展對個人經驗、社會不平等條件和現有知識的批判性理解，幫助學習者通過他們認為有益的方式獲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識。語言學習不是將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識填入大腦中，而是以問題形式來展示知識，以鼓勵學習者定義現實生活問題、分享彼此的經驗并詳細說明他們的所見。
3.5語言學習應與其他多元能力相結合
首先是學習者的交際能力、特別是與那些更熟練的參與者的實踐交流能力是實現語言發展的主要能力。其次是外顯指導能力。該能力可以幫助學習者提供機會關注、訓練，最后掌握順利實現交際活動所需要的語言和其他相關規則。例如，向他人述說事件過程不僅需要知道語言本身的規則和詞匯等，還要明白如何組織事件和觀點使得事件描述得清晰易懂。再比如，日常交往需要知道如何選用可理解的話語，還要了解足夠的社交技巧以獲得他人關注、接話茬、選用合適的行為方式和避免成為話題的終結者。外顯指導能力能幫助學習者發現并掌握這些規則，也能幫助學習者為描述交際功能和形式的情境關系而發展元語言。第三是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可以幫助學習者旁觀活動并批判性分析、識別活動中的多樣和復雜的觀點，以理解他們所在的情景，如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等的情境。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學習者，會用已有認知對社會與文化情境進行分析和批判性理解，促進學習者擁有更廣闊的視角來認識世界并改造已有世界觀。第四是合作能力。學習首先是在社會中發展的，先是個體間的活動，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學習者要相互依賴、共同分擔、相對獨立地進行有意的互動才能實現有效的合作學習（cooperativelearning），這是有意義學習的基礎（Hall,2005,p.98）。
結語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最終目標不是語言與文化本身，而是通過合作、協同活動中語言和文化的認識，發展學習者的多元能力，實現學習者理解與文化相關聯的語言使用方式。本文只是對社會文化理論指導的外語學習觀做了簡要闡述，本文的后續研究應是將其與我國外語學習與教學相結合，創出適合我國外語課堂的學習與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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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ygotsky,L.S.(1978)MindinSociety:theDevelopmentofHigherPsychologicalProcesses[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一）學生管理隊伍穩定性不足、職業化不夠
高職院校輔導員隊伍流動性大、穩定性不足是一個普遍問題，常常出現干滿一屆就想方設法調崗的情況，愿意把輔導員當成終身職業并長期奮斗的人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與同期入校的教師相比其收入往往偏低，職稱評定也總是落于人后，副高及以上職稱的輔導員極少，難以讓他們產生職業認同感和歸屬感。另一方面，輔導員隊伍發展空間得不到保障，外出培訓次數少，參與科研課題機會少，內部提拔競爭時也往往難以顯出優勢。
（二）學生管理系統部門協調不夠
多數高職院校在學生管理工作中存在著整體謀劃少的情況，各部門或院（系）往往各自推進、很少整體協調。日常工作中，根據各自上級部門的要求安排工作，往往是動員部署多，檢查落實少，一方面工作內容有重復，另一方面又難以避免出現“三不管”地帶。
（三）學習動力不足，自學習能力差
高職學生普遍缺乏良好的聽課、閱讀、自學習慣和正確的學習方法，學習的主動性、自覺性不足。由于文化基礎差，自學習能力弱，學習方法不當，難以持續學習。相當一部分高職學生缺乏較長遠的人生規劃和明確的人生目標，管理難度大。
（四）學生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影響
高職院校的學生同樣是有理想、有抱負，并且想通過積極學習為實現美好未來而奮斗的。然而，高職院校的學生與社會接觸密切，一些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的學生，很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干擾。當他們接觸到社會上一些個別學生的不良行為或者一些不健康的事物時，就容易模仿他們。這時候如果沒有及時有效地疏導和教育，他們就會以混日子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大學生活。曠課、抽煙、酗酒等不良行為就會接踵而至。
二、高職院校學生管理應采取的措施
（一）充分調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
學校可以定期邀請一些優秀學生和專家教授來講述他們的成功經驗和當年的學習體會，通過面對面的交流，讓學生們確實體驗到自主學習是優秀人才應有的素質之一。只有切實認識到這一點，才能讓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工作中有意識的培養這些習慣，并在實踐中落實。
（二）加強學生社會適應性
教育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成長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大學生可以通過社會實踐調整自己的心理適應能力。學校應該在學生管理工作中應該為學生創造更多的社會實踐機會，讓學生能廣泛地參與到社會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增強適應社會的能力，這對于促進大學生積極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是十分重要的。
（三）優化管理體制機制
從橫向上看，學生管理工作應在學校頂層制度設計中對各個職能部門管理職責進行合理劃分，尤其要對具體管理工作中的交叉部分明確操作辦法，形成既分工、又合作良性機制。從縱向上看，學校、院(系)、班級三級管理體系也需進一步理順。應當充分賦予院（系）和班級適當的學生管理權，便于相關管理人員及時應對學生工作中的各種問題，提高處理問題的實效性。
（四）加強第二課堂文化建設
高職院校應該不斷加強對校園第二課堂文化建設的重視，培養以綜合能力為基礎的專業的技術人才。可以通過第二課堂文化建設將學習理論知識、培養實踐能力、塑造綜合素質三者緊密聯系在一起。校通過開展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心理健康輔導課程、職業教育指導課程等，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