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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商品經濟把社會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換漩渦中時，金錢對社會的支配，從而拜金主義的觀念也就達到頂點。因此，商品貨幣經濟必然帶來拜金求利觀念的泛起。這是一個歷史必然趨勢。明中后期，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勢頭。地域性的商幫如徽商、晉商、江右商、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隴商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們擁有巨資，“藏鏹有至百萬者”[2]，“非數十萬不能稱富”。而“商人對于這樣的社會是革命的因素，……現在商人在這個社會上出現了，這個世界的改變，就是從他那里出發”[1](177)。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觀念突兀奔騰。明代中后期，禮拜金錢之風頗為強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趨之若鶩。他們“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3]，從正德年間始，官員們競相“營產謀利”已不足為怪，就連神宗皇帝也“以金錢珠玉為命脈”，把內府之藏，“擁為己有”[4]?；实凵星胰绱宋ɡ侨。ㄘ斒菆D，不能律己，何以嚴人！因此，當時“天下水利，碾硙、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并且“相以為常事”[5]。難怪顧炎武曾大發感慨道：“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于此矣”[5]。上層社會為此，下層可想而知?！胺彩巧倘藲w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為你所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6]?！抖膛陌阁@奇》所描寫如上情形在《遼陽海神傳》中得到印證：“商在外率數歲一歸，其妻拏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愛憎焉”。溫情脈脈的家庭情愛，為利欲冰水所嚴重侵蝕。正是在這股強烈的禮拜金錢之風下，各階層對商人觀念發生變異。人們羨慕在現實物質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嘆他們“嗟峨大船夾雙擼，大婦能歌小婦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識離別苦。長江兩岸樓多，千門萬戶恣經過，人生何如賈客樂，除卻風波奈若何”[7]，傳統思維趨向的變遷，使明中后期的社會涌現出崇商棄農、崇商棄儒、崇商棄官的趨勢。在商品利潤的刺激下，許多農夫、農婦開始從古老的荒原上走出來，走進了商品經濟的洪流中，遂形成了“棄本爭毫末利”的社會風氣。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賤民貧，恒產所入，不足以供賦稅，而賈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駛鴛奔走，竟習為商，商日益眾”[8]?；罩菪輰幙h“百姓強半經商”[9]?？梢娙藗兊闹\生手段已經大大改變。不僅農夫棄農從商，而且連“恥于言利”的士人，亦經不佳金錢財利的誘惑，也放棄了皓首窮經的正統途徑，轉而從商，據范濂記載蘇松一帶從事“田產交易”的，“初猶無賴小人為之，今年則士類效尤，然不顧名義矣”[9]。這種情況很快形成風氣，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棄仕從商”[9]，怪不得黃宗羲喟嘆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氣”[10]。士人從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質，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這時期文人的文章字畫也沾染了商品經濟的味道。據說，“以財豈文，俗謂潤筆之資”。這雖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們開始拋棄以往那種忸怩作態，他們開始理直氣壯地向豈文者大量索要資財。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親昵無潤筆”，桑竟然說：“吾平生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錠置吾案間，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銀送可也”。號稱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還“有一巨本，錄記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與唐寅齊名的祝允明也如此?！皩憫炎鎳L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為精神也。馬曰：‘然’。祝則欣然捉筆?！盵11]由此可見，傳統的倫理道德已經被金錢和實際利益所代替，金錢已經在當時社會中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支配著人們的生活，也支配著人們的命運。因此此時的拜金之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盛行。有人曾對此加以諷刺說：“古時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勝阿父”[11]。萬歷時黃省曾也慨嘆道：“金錢之神，莫甚于今之時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這股拜金之風的盛行，才有力推動哲學上求利意識到涌現。李贄是晚明士大夫中“異端之尤”。他首先反對董仲舒“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儒者也是“謀利”的，也是講究“利”的，只不過他們的利表現為道德上的追求。李贄繼而認為，“圣人不能無勢力之心”，追求財與勢是“秉賦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與李贄差不多時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認為“天機”就在“嗜欲”中，對“嗜欲”這種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顧天竣不諱言“功名富貴”，承認自己是一個熱衷功名富貴的人，并進而斷言，從來圣賢豪杰都是“功名富貴”人[13]。所以我們可以說，晚明反傳統的義利觀產生，與這一時期社會上求金拜利思潮彌漫，有著直接的聯系。這也從另一側面上反映了這一現象廣泛存在和巨大的影響。所以說，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力推動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錢的魅力，無處不在，無人不媚，趨利拜金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社會心理和世風。
二、家庭倫理道德的動搖和傳統家庭組織的裂變
中國傳統的家庭內部比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會學家稱之為“擴大家庭”的形態，其特征是：一對老年夫婦與他們已婚孫子們及媳、孫輩同居公財，構成家族內部的財產、勞動和生活單元或細胞，與此相應，就有強調父家長權威，和子女對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員之間悌睦相處的倫理規定，而其中心則是所謂“孝道”這一旨在維護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組織的意識形態成為保其穩定不變的重要社會約束。這種狀態在商品貨幣經濟不太發達、貧富差距不太懸殊的情況下，尚能相對穩固存在。但當商品貨幣經濟獲得較高發展時，商品與貨幣就成了瓦解傳統共同體觀念及其組織的強有力的腐蝕劑。這一現象在明中后期表現得非常突出。我國傳統封建倫常秩序最重視孝行?！叭酥心笥谛ⅰ?，而晚明時竟有兒孫焚祖墳，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們對此竟“視為故然”，“未有以為不義而眾誅之者”[14]，為了一個“利”字，對“長輩”尚且如此殘害，兄弟之間相殘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遺》卷3里說：該縣“蓋至天啟以后，而邑之風氣大變矣，即明允（蘇明元）之論一覆，按之骨肉之恩??；其由所謂為逐兄之遺孤而不恤，與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謂多取先人貲用欺其諸孤子，與禮讓之節廢；其由所謂為其諸孤所訟，與嫡庶之別混；其由所謂以妾加其妻，與閨門之訓哀；其由所謂篤于聲色歡嘩而小嚴，與廉恥之路塞；其由所謂黷財無厭，惟富為賢”。這里，不僅論述天啟以后該縣兄弟家室中的變化，還分析產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這種互相凌奪、骨肉相殘的現象，我們還可在族譜對族人的勸導獲悉。安徽祁門《方氏族譜•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職”，二則：“兄弟猶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誼以貽父母之憂。然鬩墻之變有二：非聽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財產。夫爭財之心生，只致敗亡之禍；枕邊之言入，頓起離間之端，家門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當念同氣連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讓棗之義，勿啟爭端為外人笑”；“凡代父職掌務者，無論冢子、庶子，擇其賢能者，使之每日錢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載賬簿切不可存私利己，偽陳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頭并用，以傷陰騭。若有犯者，一經敗露，舉家責罰。縱不敗露，天地鬼神詎能瞞昧乎”。這二則《凡例》說明：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兄弟鬩于墻是普遍現象，古人的推梨讓棗之義已難得見到。兄弟之間“爭財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財的擴大家庭已難于維持，家庭結構處于不斷裂變之中。誠然，晚明不乏資本雄厚的富商巨賈，所謂下賈二三十萬，中賈四五十萬，上賈有“藏強百萬者”，他們并非沒有能力維持一個擴大家庭，但是，在“貪婪罔極，骨肉相殘”的世風下，難免會有“溺情于財產”的大家庭成員，產生“爭財之心”，以至招來“敗亡之禍”。俞樾《右臺仙館筆記》中有汗翁散財一則，講的便是大家庭敗亡的事情。許翁是歙縣汗氏尚義門四房的家長，“家故巨富，啟質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間多有之，至翁猶然”，“其子家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傷自喜，漿酒霍肉，奉養逾王候。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炫耀于鄉間。一日忽郡吏文書來，太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兇懼，上下行賄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沒肆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厭足。主者或勒之，輒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預公事’，使所善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許翁自度不能約束其子弟，決定把所有典鋪關閉，發給上下伙計二千余人遣散費。結果，許翁之錢罄矣。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庇需b于此，巨商在兄弟長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時，使亟亟乎析財分居。關于兄弟析財的記載很多，如大鹽商汪應亭，“父令析著，先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錫，“業漸鹺，時父老弟幼，經營十年，積巨貲，與弟分之，不有私財”[16]。因析財不均而兄弟構訟者也時有之。如萬歷時，鹽業巨賈養春兄弟析家分財時，為爭奪黃山地二千四百畝而構訟。天啟時，魏忠賢利用黃山舊案興起大獄，勒索巨款助工，吳養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獄中。析財不均尚且構訴，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偽陳增除以欺父兄”更難做到了。析財分居不僅可減緩家庭內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業經營。兄弟析財分居時，各自獨立經營，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各人的積極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資經營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與兄合貲，業本姑蘇”[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東，利權分明，各司其責。這樣兄弟關系就成了商業伙伴關系，從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勞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梢?，家庭規模的縮小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侈靡之風的盛行
宋代的商品經濟處于全面發展的狀態，表現為商業政策的改變、手工業的繁榮、城市商業的發達以及海外貿易的發展。首先，在商業政策上，宋代統治者采取了與過去歷代王朝都迥異的重商政策。中國封建社會發端于農業社會，從春秋戰國封建制度萌芽起，農業都是作為國家統治發展社會繁榮穩定以及軍事經濟發達的基礎，因此對農業格外的重視。在思想層面，漢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為了體現帝王的統治目的，而將重農抑商思想融入進去，因此此后的歷代帝王都鼓勵發展農業，控制甚至打擊商業活動。而這一點到了宋生了改變，宋初太祖趙匡胤認為“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趙光義也號為“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宋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令眾“政事之先理財為急”這樣的重視經濟的思想一直貫穿于宋朝，這是保證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達到了封建社會最為繁榮的程度。與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礦、茶鹽、造船、造紙、制糖、紡織、制瓷等有較為明顯的進步。從特點上看，宋代的手工業產地逐步擴大，出現了區域性的手工業企業和家族式的規模企業。手工業產品的產量也隨著生產區域和交易范圍的擴大而增加。最為顯著的變化是當時的手工業技術水平提高非常明顯，在制糖業、采礦業、陶瓷制造業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業出現了“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宋瓷的技藝手法融入了多種藝術元素。另外，宋代經濟發展還體現在宋代城市貿易的繁榮。在宋代之前，不僅國家不重視發展商品經濟，而且在城市格局上體現了重農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嚴格限制工商業活動的范圍，將城市劃分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區“，市”是指商業活動區。同時還規定，所有的商業活動都必須在“市”區進行，不得在“坊”區進行商品買賣活動“，市”的經營時間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時間內。這種規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買賣活動的時間和范圍。而在宋代，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兩旁和居民區都有商業活動“，坊巷橋頭及隱僻去處俱是鋪席買賣”，顯示出商業的高度繁華程度超過了長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還出現了早市和夜市，呈現出了全面繁榮局面。同時，商業城市和市場數量在這一時期也急劇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兩個最為著名的繁華都城外，成都、建康、鎮江及揚州等城市也十分發達，人口規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臨安的人口大致有170萬和120萬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換異常活躍外，眾多商業性集鎮也如雨后春筍般遍及全國各角落，這些集鎮多集中于海上貿易繁榮的沿海鎮市或水陸交通樞紐的內陸商鎮，甚至在農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靜，于頻繁的貨品交換中逐漸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個國家的商品貿易活動都十分活躍，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發達。
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律學發展的影響
1.商品經濟對律學思想的影響。
不同的時代都有著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經濟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異。作為經濟基礎的商品經濟的發達，也使得宋代的律學研究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封建法律思想從西漢董仲舒確立新儒學以后而確定，經過魏晉南北朝、隋代、唐代的發展，到宋代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在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就需要一種新的世界觀來適應這一變化，理學作為律學的思想基礎就在這種情況下得以發展。理學名稱的起源來自于宋代儒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它是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種理論形態，其核心內容是強調“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學習的目的就是“即物窮理”。理學思想肯定了封建社會的等級關系，認為“：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豈可逆哉？”關于法律他們認為禮與法都是“理”的體現，是為了管理和統治人民而設置的工具“，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認為治國就需要禮法合一，同時要根據事物發展的規律制定不同的領域的法律規范。在理學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規律，法律要依據這些規律進行，因此對待農與商他們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觀的態度，在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的情況吸取也加大了對商品經濟的調整。立法上統治者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法輕民法的傳統做法，開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經濟領域的立法，專門研究施行了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為了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經濟民事法律，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同時，立法的科學性也將政府的政策導向更好地促進了商貿發展和手工業的繁榮。
2.商品經濟對應用律學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律學十分注重法的應用，在法的解釋和刑事技術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客觀上使得社會財富得以積累，民間財富的積累讓民眾可以擁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律學研究活動。從國家層面來說，也加大了對律學研究人才的培養，設置了律學博士專門進行律學研究，涌現出了《刑統賦》、《律文音義》、《律令釋義》等一些著名的律學研究著作。其中《刑統賦》就是律學博士傅霖編制的，他在研究時認為《宋刑統》不便閱讀和記憶，于是將《宋刑統》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韻文體裁撰為律學讀本，并自行作注，解說韻文含義。受到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理學的繁榮，人們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為客觀，不再僅僅看到統治秩序的維護，而更加注重對社會個體正義的維護，突出人的個體價值，在司法實踐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學技術的應用，出現了諸如《折獄龜鑒》、《棠陰比式》、《洗冤記錄》等法律應用領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錄》使得法醫學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法醫學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結語
[關鍵詞]商品經濟；文化；文化基礎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6)05―0173―03
經濟與文化向來是相生相榮的，經濟發展是文化進步的源泉，而文化又是經濟發展與演變的動力和基礎。一種缺乏文化支撐的經濟，其發展必然是畸形和無力的。弗朗奈瓦?佩魯曾經說過：“經濟體系總是沉浸于文化環境的大海之中?！盵1](P19)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每一次經濟形態的演變都伴隨著社會文化的相應更新。廣義上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部分，我們這里所講的商品經濟的文化是狹義上的文化范疇，它是指與商品經濟形態相適應的價值觀念、道德范疇、倫理習俗、行為規范等觀念文化。作為全球化的經濟形態，商品經濟必然也內蘊著一種深厚的文化因素，那么，是何種體系的文化基礎促成了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過渡，而且后來又支撐了商品經濟如此高效、有序的發展呢?商品經濟究竟需要怎樣的文化為基礎?
一、“利利相生”的全贏利益觀
人性假設是與任一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觀念文化的核心，特定的人性假設是特定社會經濟形態得以形成和維系的邏輯前提。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就把人類行為動機的自利原則納入了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體系之中，即引出了“經濟人”的假設，長期以來，這一假設便成為經濟領域中實踐運作和理論分析的基點。然而，隨著人們的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發現，人類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人的本性遠比“經濟人”假設要復雜的多。阿?瑪蒂亞?K?森在《論倫理學與經濟學》中明確指出：“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類許許多多動機中最為重要的動機，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愛和公共精神等品質也相當重要?！盵2](P41)現實社會中存在三種利益：自我利益、他人利益和社會集體利益。在商品經濟時代，要弘揚“利人利己”的全贏利益觀，即承認個人利益，以個人為主體，但追求個人利益要在不損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原則下進行，以盡可能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商品經濟的有利之處就在于：它使得人們在追求利益的驅動下，能最大限度地將自身潛力挖掘出來。的確，競爭是極其激烈和殘酷的，但依靠你死我活的搏殺并不是取勝的唯一辦法，并且，經濟主體會在其經濟性的指引下，越來越發現在商品交易過程中，只有“利人”才能更好地“利己”，摻雜使假、強買強賣、假冒偽劣、欺行霸市、過度開發自然資源、污染環境等損人利己的行為將導致惡性的市場競爭，兩敗俱傷自食苦果?，F代商品經濟中更注重“非零和博弈”，即達成共存共榮的合作互利關系，實現全贏的經濟增長。人們都遵守“各有所讓、各取所需、利己利他”的原則，形成大家都贏的利益“正和”關系，避免出現你虧我贏、你死我活的“零和”關系。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確保商品經濟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二、契約思想與誠信原則
契約源于拉丁語conbtractus,基本意思為交易，而契約思想指的是商品經濟所派生的契約關系及其內在原則，是一種平等、尚法、守信的品格和思想。商品經濟需要契約思想。在西方商品經濟形態的萌芽、發展和完善過程中，契約思想傳統曾作為重要的精神文化條件發揮作用。但契約是不完善的，任何契約都不可能做到把所有情況都估計全面，這種不足就需要誠信的道德原則來加以彌補，這也是商品經濟文化本質的主要表現之一。商品經濟是以誠信為原則的經濟，誠信原則要求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的各行為主體之間在經濟交往過程中講究信用。信用意味著秩序，無論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還是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誠信原則都是各主體和諧共處的道德準則。
人與人之間講不講信用，是決定商品經濟能否存在的基礎條件，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必須以交換者互相之間的身份認可和交換原則的共同認可為前提。一百多年前，我國歷史上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山西平遙縣的“日升票”票號，在沒有公正、監督機關的情況下，它之所以能取得全國各地商賈百姓長久信任的最重要原則就在于講究商德、講究誠信。因此，契約思想輔之以誠信原則，是商品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文化基礎條件。
三、法制觀念與正義精神
商品經濟是法制經濟，商品經濟離不開法律至上的法制觀念，沒有法制保障的商品經濟，根本不是真正的商品經濟，既不會有高效率的經濟發展，更不會有社會公正。因為在商品經濟大潮中，人們被各種各樣的利益包圍著，不時有誘惑襲來，抵御住外部誘惑、扼制人性中惡的沖動，僅僅依靠根植于心的道德信念支撐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強制性的法律規則來約束和規范人的行為，使法與德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才能塑造穩定、有序的商品經濟秩序。一個公正公平的法制環境是商品經濟良性運行的有力保障，否則，市場就會嚴重變形，成為陰謀家的樂園、行善者的墓地。
現實社會中，人們的法制觀念淡薄，侵害他人利益時，抱著僥幸、投機、冒險的心理，行使一些違反規則的非法行為，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在自身利益無端受到侵害時，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使違法行為一再得逞，甚至更加囂張。近年來，我國雖然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仍大量存在，嚴重妨礙了經濟高效、有序的運轉，民眾法律意識的淡化和執法的疲軟，使法律懲惡揚善的作用沒有真正發揮出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但是，權大于法的現象在我國某些地區和部門仍然非常嚴重。法制觀念源于一種正義的文化精神，弘揚社會正義，懲治邪惡犯罪。只有培養起整個民族的正義精神，才能更自覺地遵守法律，并主動以法律為武器，打擊違法行為。因此，我們必須致力于增強全民族的法制觀念和正義精神，在加快推進立法的同時，切實加強執法力度，真正實現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而為我國商品經濟的高效運轉提供基礎性的精神文化條件。
四、多元文化與開放意識
商品經濟打破了自然經濟的地域狹隘性和封閉性。世界市場出現，國際貿易交往日益頻繁，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這些都使得世界范圍的商品經濟文化體系呈現多元性和開放性。西方國家作為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其文化模式必然在世界商品經濟文化體系中占據優勢和主導地位，發展商品經濟，要以開放的襟懷，在挖掘和發揮本民族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吸收外國在發展商品經濟過程中積累的優秀經驗。
在這一點上，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能給我們一定的啟示。日本在立足于本國特點和傳統的基礎上，消化和吸收東西方文化，尤其是東方的儒家思想，把東西方文化有機地融合和運用于國力增強和經濟發展之中，高速地實現了經濟的復蘇和繁榮。在我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地區，也正是強烈的開放意識使浙江人不斷超越自己，保持了經濟的強勁活力和發展后勁。浙江人在改革開放后，率先走向全國開拓市場，而如今，浙江人又不斷走出國門，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外向型開放發展道路的成功又反過來進一步激勵和強化了浙江人的開放意識。因此，我們也應該充分發掘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創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我國商品經濟發展需要的有益因素，使傳統文化現代化，使西方文化中國化，真正發揮文化在我國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支撐作用。
總之，作為全球性經濟發展形態的商品經濟具有其復雜和深厚的文化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特定文化體系的配合。全贏的利益觀、契約思想與誠信原則、法制觀念與正義精神、多元文化和開放意識，這些都是商品經濟賴以生存和持續發展的文化動力和支撐。我們必須解放舊的文化觀念，將上述文化基礎的建立與弘揚融人經濟發展的總體考慮中，從而以先進的文化基礎條件推動現代商品經濟更高效、更高質量地發展。
[參考文獻]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F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盵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盵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傊?，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論文摘要]隨著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確保交易安全的要求不斷增強,出現了保護商品經濟關系交易安全的債的保全方法——代位權制度。債權代位權制度在實行效果上,出現了對“入庫規則”的背離,形成了優先權規則。本文從商品經濟發展的需求、法律對代位權制度的規定以及我國實際存在的“三角債”問題等角度,對保護交易安全的債的保全方法——代位權制度進行一定的評價。
在傳統民法中,基于債的相對性,債權人的履行請求只能針對債務人,原則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傳統民法中的債的擔保制度已經不再能全面地滿足確保交易穩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債的保全制度產生了:法律為防止因債務人的財產不當減少給債權人的債權帶來危害,允許債權人對合同關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護合同債權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權制度,即當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債權人為保全自己的債權,以自己的名義向第三人行使債務人現有債權的權利。
在商品經濟日益發達的大背景之下,個體經濟的規模不斷膨脹,個人自由的過少限制使其他個體遭到了損害,交易與流通秩序無法得到很好的確保。因此,有利于保護交易安全的債的保全方法——代位權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間。代位權制度是在近現代民法中出現的,而其法律體系的最終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間。
傳統民法理論代位權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庫規則”。所謂“入庫規則”,是指行使代位權取得的財產應先歸入債務人的一般責任財產,然后依據債的清償規則由債權人從債務人那里接受清償。其效果,并不是為了滿足債權的實現,而是準備債權的實現,其強調保全債務人的財產以期確保各個債權人能平等地受償。當代位債權人在保持住債務人財產后,應把行使代位權訴訟所取得的財產先“入庫”,先歸屬于債務人,然后由債務人向債權人進行平等清償,此即“入庫規則”的意旨?！叭霂煲巹t”的內在涵義包括債權人代位權制度并非是一種直接滿足債權的制度,而只是一種保全債權的制度。因此,通過代位權所取得的財產只能作為全體債權人的共同擔保,代位債權人與其它債權人平等受償。同時,它也體現了債的平等性,債權人在收取自己債權時一律平等。
在代位權制度中,按照傳統的保全機能,代位債權人無權直接請求次債務人向自己給付。可是,若債務人拒絕受領次債務人的給付,保全機能將無法實現。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財產流轉速度的日漸加快,傳統的保全機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當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時,有些國家的學者或法律允許債權人請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學者稱之為債權人代位權本來的趣旨與現實機能的悖離。
在我國,隨著國家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市場交易中的糾紛不斷增加,為了逃避債務,有些債務人故意不主張或者放棄自己的債權,使不少債務案件的判決難以得到執行。同時,存在很多企業體制僵硬,經營觀念陳舊,長年虧損,企業間相互推諉債務,經濟流轉停滯,出現了難以解決的“三角債”問題,國民經濟的發展受到了阻礙。國家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時就采取了直接清償原則。
關于代位權,我國《合同法》第73條規定:“因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以自己的名義代位行使債務人的債權,但該債權專屬于債務人自身的除外?！弊罡呷嗣穹ㄔ侯C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第20條規定:“債權人向次債務人提起的代位權訴訟經過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代位權成立的,由次債務人履行清償,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的債權債務歸于消滅。”從此條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釋進一步地改變了債權代位權制度本來的功能,代權人代位權直接承擔起了債權實現的機能,脫離了其傳統意義上的保全功能,因為代位債權人可以直接受領次債務人的給付,使自己的債權得到清償。
立法者對直接清償原則的規定,可能基于以下幾個原因的考慮:擔心債務人在次債務人清償后由于種種原因不向債權人清償債務;保障債權的實現,有效地保護債權人的利益;直接向債權人清償更有效率,可以大大簡化訴訟程序,便于及時清結債權債務,符合訴訟法。
但是,《合同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導致我國的代位權制度與傳統民法理論不一致,在實行中存在很多問題。代位權行使的目的是為了讓債務人的一般擔保財產恢復應有的狀態,是對債務人故意違反誠信的補救。若代位權的目的由保全債權擴充為實現債權,將造成對債的相對性的嚴重破壞。
再者,《合同法》解釋第20條的規定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代位權人優先受償的權利,這點值得商榷。當債務人的財產存在無法履行債務的可能時,債務人的其他債權人也有保全債權的必要,但是并非每個債權人都能得知其債務人的債權情況。代位權人的債權與債務人的其他債權人的債權都是沒有擔保的一般債權,若使代位權人具有優先受償的權利,則將造成債的平等性的破壞與違背。
在我國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一方面,要切實保障債權人的合法利益,為妥善解決我國的“三角債”問題提供可行的途徑;另一方面,對于實現代位權的立法初衷,對于債的相對性與平等性不可加以違背或破壞。立法者應將上述因素均納入立法的考慮范圍,從而使優質、善良的法律得以制定與貫徹,使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交易安全與良好秩序得到維持與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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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經濟的發展沖擊著傳統的消費觀念和營銷模式，拉近了消費者和制造商的距離，讓直銷成為可能。制造商趨向于擺脫中間商，商品流通渠道扁平化，更加快捷低廉地滿足消費者需求。中間商生存和發展面臨著重大挑戰。中間商需進行品牌重定位，采取適當的品牌戰略，提高顧客忠誠度，以謀求良好的發展。
二、網絡經濟下中間商品牌戰略
品牌本質上代表賣者交付給買者的產品特征，利益和服務的一貫性承諾，品牌可以用來將賣者與其競爭對手相區別。DAYAL等提出品牌的3P定義：展示、績效以及個性。網絡品牌是傳統品牌在網絡上的存在，并具有品牌展示方式多樣、信息提供全面、交互性、個性化服務、評價客觀的特點。目前對網絡環境下中間商品牌戰略的研究寥寥無幾，筆者認為其應是傳統中間商和網絡中間商為了提高自身市場競爭力，圍繞其提供的產品、信息和服務所制定的一系列長期的、帶有根本性的總體發展規劃和行動方案。中間商實施品牌戰略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以品牌無形資產調動和控制社會有形資產,獲取直接經濟效益,培育長期競爭優勢等。
三、網絡經濟下中間商存在的必要性
中間商是連接制造商和消費者之間的橋梁和紐帶,起著整合并匹配制造商和消費者的資源、減少制造商和消費者的交易成本、減少交易過程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作用。網絡的快捷性、開放性和交互性使消費者和制造商得直接交易成為可能，這威脅到傳統流通渠道中中間商的存在和發展。甚至IT巨人比爾蓋茨也曾斷言,電腦網絡將造就無磨擦的資本主義。但由交易成本理論，中間商得以存在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效率。制造商擺脫中間商直接將商品銷售給消費者，可能會較少交易成本，但同時也會增加渠道自建成本、信息獲取處理的時間成本、交易風險成本等，去中間商后的成本未必低于借助中間商的成本。從現實意義分析，中小企業在網上進行直銷仍不太現實，一是網站的建設、維護、宣傳需要大量的資金；二是企業網站能獲得流量微乎其微，沒有流量，銷量如何提高？再者網絡是個虛擬的世界，產品的感知效果差，很難獲得消費者的信任，有良好信譽的中間正好可以作為第三方起到監督擔保作用，提高交易率。中間商在網絡經濟下仍有存在的條件和優勢。
四、網絡經濟下中間商品牌發展戰略
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使渠道更加的扁平化，同時也提高了中間商的效率，使中間商品牌發生了新的演變。中間商企業應建立強勢的品牌，用品牌保證企業發展。品牌定位是在目標顧客心中樹立一個清晰的、區別于競爭對手的、符合目標消費者需要的獨特形象，將品牌的功能、利益與目標顧客群體的心理需要聯系起來。中間商企業可以采取SWOT分析，進行有別于制造商和其它中間商的競爭優勢定位，確定自己的競爭力。品牌定位具有向服務型品牌轉換、信息化、個性化和價格優勢的發展趨勢。
1.針對當前的品牌定位中間商應采用新的產品品牌策略
（1）制造商品牌為主。中間商企業作為商品流通的中間商，通過制造商的全國品牌效能的釋放吸引顧客購買商品。這種品牌策略中間商承擔的風險小，同時也受制造商的制約，主動性小。（2）發展自有品牌。中間商自有品牌即中間商從設計、原料、生產、到經銷全程控制的產品品牌。它將消費者對企業品牌的信任轉移為對自有品牌產品的信任，是依附于企業品牌的，需要企業本身在消費者心中建立品牌優勢。美妝網站樂蜂網不僅銷售丹姿、沙宣等生產者品牌，還擁有自有品牌靜佳Jplus、IMJ以及近1000個品牌全球熱銷明星美容商品。自有品牌增強了樂蜂網的產品差異化，而且成本低，為其帶來豐厚的收益。中間商可以利用自身的營銷網絡發展自有品牌，贏得市場主動權，增加企業利潤，強化企業品牌形象。但同時也為企業帶來較大的經營風險和資金壓力。（3）自有品牌為主。中間商直接和消費者接觸，更了解消費者需求，且有健全的營銷渠道，專營自有品牌，可以降低產品成本，控制產品質量，強化企業品牌。耐克公司作為運動產品的知名品牌，只專注于產品的研發和推廣，將制造交付給制造企業。這使得耐克公司集中實力于產品，產品更新速度快，市場反應好。
2.為應對新的網絡經濟，中間商應采用新的品牌傳播和推廣策略
（1）企業網站。網站是網絡中間商企業的名片，也是網絡品牌建設和推廣的基礎，在企業網站中有許多可以展示和傳播品牌的機會。（2）搜索引擎。利用競價排名等各種方式提升站點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進行網站宣傳，提高站點的知名度（3）網絡廣告。網絡廣告具有精準、靈活、形式多樣的特點，可以根據品牌推廣和產品促銷的需要設計投放相應的網絡廣告。（4）虛擬社區互動營銷。目前財富100強的公司大部分都在使用網絡社區。網絡社區可以滿足人的情感需要，提高顧客忠誠度，也有利于增強企業內部凝聚力，促進整合營銷。（5）O2O營銷模式。O2O即OnlineToOffline，也即將線下商務的機會與互聯網結合在了一起。O2O模式有著海量用戶優勢，可帶給消費者最真實的消費體驗,也可以對商家的營銷效果進行直觀的統計和追蹤評估，規避了傳統營銷模式的推廣效果不可預測性。
五、結論
VI設計的英文全稱為VisualIdentity，通譯為視覺識別系統，從內容上看，分為基礎部分和應用部分兩大部分。其中，基礎部分一般包括企業的名稱、標志設計、標準字體、標準色、標準印刷字體、標識、輔助圖形、禁用規則等等；而應用部分則一般包括：辦公用品、公關用品、標牌旗幟、辦公服裝、環境設計、專用車輛等等，成為CIS系統最具傳播力與感染力的因素。做為VI設計系統中基礎和核心的商標設計，由于能將企業形象識別系統（即CorporateIdentifySystem）中許多因素如經營理念、企業形象與精神信息等我們用肉眼無法看到的內容轉化為靜態的視覺識別符號，以最豐富直觀的形式進行最直接而有效的傳播，給消費者創造強大的視覺沖擊力，吸引其注意力并產生深刻而清晰的記憶，如“耐克”公司的所有財產就是“耐克”品牌商標，但是耐克公司就是憑借著這一無形資產長期稱霸于全球運動鞋市場，1970年，當可口可樂公司革新了世界各地的可口可樂標志后，如今可口可樂標志已經價值359.2億美元，相當于其年營業總額的三倍。由此可見以商標設計為核心的VI設計戰略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對于企業傳播經營理念、建立企業知名度、塑造企業形象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VI設計在企業品牌戰略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標志是品牌個性與企業形象的象征
隨著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科技的進步和各個生產企業生產手段的日益接近，企業價格和質量競爭日益困難的今天，品牌形象越來越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誠然，消費者對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忠誠度高低反映出產品品牌形象深入人心與否，而消費者如何在琳瑯滿目令人眼花繚亂的同類產品中，能夠辨別并認準自己所忠誠的產品品牌，則需要一個視覺識別的問題，產品獨具個性的標志就是品牌個性最直接的體現，能傳達正確的企業信息與獨特的經營理念，樹立企業個性化的形象特征。可以這樣說，在品牌營銷的今天，缺乏標志設計對于一個現代企業來說，就意味著它的形象將淹沒于商海之中，無法使人辨別清楚；缺乏優秀的VI設計就意味著它的產品與服務毫無個性，即無法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與眷戀，也無法凝聚與鼓舞自身員工團體的士氣。凡國際知名的品牌產品，其企業本身都十分注意發展以標志為核心的VI系統設計，事實證明并由此帶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美國大名鼎鼎的IBM公司依靠白底藍色字體IBM三大英文字母組成的清楚標志，在世界范圍內樹立了IT領域“藍色巨人”的形象，可口可樂公司依靠著名工業設計師雷蒙・洛威的創造白底紅字這樣醒目而簡明的紅色商標給人強烈而溫馨的感受，其銷量遠遠超越其主要競爭對手百事可樂，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成就了如今可口可樂世界第一大運動飲料的形象。
亞洲國家如日本豐田汽車公司豐田公司從1990年初開始使用的三個橢圓的標志，即標志中的大橢圓代表地球，中間由兩個橢圓垂直組合成一個T字，代表豐田公司。因充分體現出公司信心、雄心與理想，豐田汽車自2008始逐漸取代通用汽車公司而成為全世界排行第一位的汽車生產廠商。中國的許多知名企業也在品牌標志、馳名商標的逐漸推廣與普及中收獲到無限的喜悅，從早期的太陽神、樂百氏、彬彬西服等到如今的李寧、安踏、老干媽、康師傅、娃哈哈等許多品牌商標都給企業帶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以李寧運動品牌為例，其實李寧公司所有財產就是“李寧”品牌商標，其商標的整體設計采用并無特殊含義的簡潔而形態獨特的抽象拼音字母”L”橫向夸大，構成主色調為紅色的造型，蘊含著生動、美觀細膩而且富于動感和現代意味，充分體現了體育品牌所蘊涵的活力和進取精神，象征飛揚的紅旗+青春燃燒的火炬+熱情律動的旋律+活力等豐富的意義，配合“一切皆有可能”體現人生哲理的勵志口號，傳達出人有無限潛能，要不斷發掘潛能、超越自我的品牌理念，以親和魅力而時尚的形象，向消費者傳達出將功能性的利益和體驗上的利益相結合的兩個利益支持點，并由此在中國消費者心中樹立了第一大運動品牌的清晰形象。有人曾做過這樣一個實驗，即將”雪碧”“萊蒙”“七喜”三種飲料的商標撕去，明顯的視覺識別標志去掉，現場同時倒入放在差不同一樣式的杯子里讓分別給許多消費者品嘗，大多數人都表示難以區分哪一種為”雪碧”，哪一種為“萊蒙”，哪一種為“七喜”，并且無法明顯的品評出三者口味上的優劣。然而消費者在飲料市場中面對這三種品牌飲料時，“雪碧”卻成為了第一消費選擇，由此可以看出，“雪碧”這種品牌飲料賣點并不是口味，甚至說在口味上并無什么獨特之處，其品牌標志在消費者心中占有決定性的份額，成為消費者最終選擇的決定性因素。
（二）品牌商標是企業自身發展的無形資產
“可口可樂之父”美國人伍德魯夫曾自豪地說：“即使一夜之間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樂工廠都化為灰燼，我也完全可以憑可口可樂這塊牌子從銀行獲取貸款，東山再起！”據品牌公司評估，可口可樂的牌子當時價值244億美元，有了這筆如此巨大的無形資產，即使可口可樂已經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剩下，各大銀行一定爭相找上門來提供貨款幫助；《大宅門》中的白景琦在濟南自己創業為“白家老號”創辦分店時，手上沒有任何資金，僅憑黃鍛布裹著一個破盒子，濟南錢莊就愿意提供大筆貨款相助，靠得就是享譽京城的“白家老號”——百草堂匾額在公眾中的信譽與形象；做為風靡世界，春夏季人們最喜歡的服裝之一的T恤衫來說，粗略估計其全世界年銷售量已高達數十億件，銷量額加起來也是高得驚人，但一般來說一件T恤衫的生產成本并不算高，十幾元甚至幾十元，打上耐克、阿迪達斯、佐丹奴、李寧等知名品牌的標志后，售價立該可以高達幾百元，這不得不說品牌標志對公眾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如還有些企業生產的產品性價比也不錯，但是銷路并不好，被同類產品知名企業兼并以后，同樣的產品打開知名企業產品的標志，銷路立刻打開甚至迅速火了起來，這都充分說明商品品牌標志一直以來不僅是企業自身發展的一種依托與保證，更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如今，許多企業產品品牌商標的價值甚至已經遠遠地超遠了產品本身所帶來的營銷額，如做為全球最受贊賞的飲料公司之一的美國“百事可樂”標志價值96億美元，相當于其年營業總額的二倍。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瑞士的雀巢集團“雀巢咖啡”標志價值85億美元，相當于其年營業總額的一倍。做為世界上最暢銷的香煙品牌英國菲利浦莫理斯煙草公司制造的“萬寶路”標志價值330.4億美元，相當于其年營業總額的二倍。如今的可口可樂標志價值早已升值到359.2億美元，相當于其年營業總額的三倍。品牌或馳名商標做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其經濟價值固然是可觀甚至不可估量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了認識到，一種產品的標志要成為深入人心、眾多周知的馳名商標，不僅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段，其從設計到宣傳推廣過程也是十分艱難的，需要相關眾多人員付出不懈的努力與辛勤的汗水。
三、中利的馳名商標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