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3 09: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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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詩學對于以“險”構詩歌奇境，有更為明確的論述。明末清初冒襄《杜少陵夔州詩選序》說：“夫不奇則非殊勝，不險則不奇，不僻則不險，人境文境詩境無不比然。”[3]（P564）詩歌不險則不奇，“險”可以構奇境，詩文皆然。清代金堡《陳彥達詩集序》也說“：情交于境而發為詩，情不極其郁勃則詩不奇，境不極危且險則情不郁勃?！盵4]（P399）金堡直指詩歌境險，才能出奇詩。從具體的詩歌批評來看，明清詩學標舉了“險”對于建構詩歌奇境的意義。明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司空曙……‘窮水云同穴，過僧虎共林’，昔庾子山曾有‘人禽或對巢’之句，其奇趣同而庾較險也。凡異想異境，其托胎處固已遠矣。”[5]（P1418-1419）司空曙《送曹三同猗遊山寺》“窮水云同穴，過僧虎共林”所展現的意境與庾信《園庭詩》“樵隱恒同路，人禽或對巢”相似，但庾信詩歌更“險”，就奇境而言，超過司空曙詩歌。清代法式善《梧門詩話》“：袁子才令陜西，日登華山?！肚嗫缕涸姟吩疲骸兹账姥律希S河生樹梢?！婢称嬲Z，可與孟東野‘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句并傳。”[6]（P53）詩歌以死、生指稱白日、黃河，極“險”，故法式善稱之為“奇境奇語”。以“險”構詩歌奇境，亦有一定限度。清代賀貽孫《詩筏》指出：蘇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穩。吾詩亦然?！贝俗佑蓸O謙退語。然余謂詩文奇難矣，奇而穩尤難。南威、西施，亦猶人也，不過耳目口鼻，天然勻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便是絕色。諸葛武侯老吏謂桓溫曰：“諸葛公無他長，但事事停當而已?！币蠛崎唭鹊鋰@曰“：此理只在阿堵邊?！焙蟠娢拿?，非無奇境，然苦不穩，不勻稱，不停當，不在阿堵邊。[7]（P140）詩歌之“險”與“穩”本是相對的，但亦應辯證結合，正如“奇”與“正”相對，亦要相輔相成。以“險”造詩歌奇境，同時要達到“奇而穩”。有奇境而不穩當，則落入下乘之境。詩歌之“險”并非生搬硬造，應該是遇境而生。以“險”構詩歌奇境，亦要求得自然。明代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卷三說：立言必貴典雅坦明，即有奇險，亦遇境而生，非強鑿所就，自然行遠。揚雄《法言》《太玄》，至今在傳不傳間。若唐盧殷之文千余篇，李礎之詩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雜文九百余篇，皆不傳，以其艱深晦塞，縱有奇，非人情所通好故也。[8]（P97）李日華主張奇險要“遇境而生”，不可強鑿而就。他指出盧殷、李礎、樊紹述的詩文正因為過于奇險，艱深晦塞，以至于不傳于后世。明代瞿佑《歸田詩話》也說“：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峰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為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9]（P24-25）詩人實歷奇境而造詩歌奇境，才能見其奇妙，才能奇得自然。
二、以“變”構文章奇境
“奇境”與“正境”相對，文章奇境主要通過“變”的方式構境。王葆心《古文詞通義》卷九“：包世臣稱讀文之境所見有遷變，故作文之境亦自有遷變，文家公例，莫不如是。明清文學蓋必有變境始有進步。”[10]（P7493）作文之境有遷變，這是文家的公例，只有變境，作文才能進步。文章不變則庸腐，只有“變”才能令人耳目一新，開辟出奇境。清代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匯鈔》說“：昔人論作文，只是一個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開辟。盡將從前呫嗶璅說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立漢幟，固非辣手不辦。”[10]（P3345）翻案法是文章之“變”，它脫出窠臼，出人意料，故而能開出奇境。文似看山不喜平，故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匯鈔》又說“：山無峰巒起伏，即為頑山；水無波瀾蕩洄，即成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蕩洄處得意耳。”[10]（P3347）山水無變化，則無靈性，文章亦如此。文章的佳境、奇境，只有通過起伏蕩洄之變，方能達到。同樣是以山水喻文，吳曾祺《涵芬樓文談》則說：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險峭拔為勝，音以激切凄戾為工。譬之言山者，峰巒聳拔，壁立千仞，而委迤綿亙者，無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瀉千里，而溁洄蕩漾者，無可言也。蓋必如此而后使人驚嘆駭絕，心魄俱震。彼夫臺閣之文，舂容大雅，淵然金石，以之歌詠太平，自見洋洋盈耳，然試與之究世故之險巇，狀人情之變幻，則有不及喻者矣。獨有逐臣羈客、勞人思婦，心思所極，窮無復之，而閱歷既久，智力漸生，無所發泄，一切托之于文章，離怪惝怳，神與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吳曾祺推崇文章奇境，認為至文“境以奇險峭拔為勝”，這就好比高山以聳拔陡峭為勝，流水以湍流激射為勝，如此才能令人驚嘆駭絕。而文章奇境，需要通過“狀人情之變幻”來達到，這也是主張以“變”構奇境。從具體的文章品評來看，明清以來的文章批評強調以“變”構奇境。比如，《孟子》長于論辯，其中有“變”?！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好献又^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痹唬骸笆繋煵荒苤问?，則如之何？”王曰：“已之?！痹唬骸八木持畠炔恢?，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清代方宗誠《論文章本原》卷三評論此段說：“‘王之臣’章，亦書說體也?！木持畠炔恢巍侵饕猓瑓s含蓄不先說出。首段起得飄忽，令王不測其意。次段從對面刺入，亦令王不測。三段忽上正面，令王無從嚲閃，亦奇幻不測?！躅欁笥叶运?，忽然放開，又令人不測。此章文境，最奇縱變化?！盵10]（P5669-5670）孟子要批評齊宣王治國無方，卻不先說，而先從友之不可托、士師不治士說起，令齊宣王不測其意，入其甕中，最后以“四境之內不治”批評齊宣王，以至其無言以對。方宗誠認為這種文境最是奇縱變化?！睹献印分蓄愃浦庮H多，又比如方宗誠評論《孟子·公孫丑上》：“此章至‘圣人復起，必從吾言’，意已盡矣，下復作一大翻瀾，文境更闊，廣引諸賢，以配前段，廣引諸子，中間多少波瀾，文境奇肆之至?！盵10]（P5673）這是以“文境奇肆”評價《孟子》波瀾起伏多變。韓愈古文有新創，《送孟東野序》用三十八個“鳴”字，參差變換，文境奇崛。唐文治《國文經緯貫通大義》評論說“：用三十八‘鳴’字，參差錯落，處處變換，文境如雷電風云，一時并作，又如百川歸海，萬派朝宗，可謂神乎技矣?！盵10]（P8283）這正指出韓文“處處變換”的特點，如此則文境必奇。王葆心《古文詞通義》卷六也說“：非盡百家之美不成一人之奇，非取法最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10]（P7325）他對韓愈古文之奇境評價頗高。蘇軾的四六矯變，擺脫了隋唐五代的拘囿，開辟出了奇境。清代孫梅《四六叢話》評價說“：東坡四六，工麗絕倫中筆力矯變，有意擺落隋唐五季蹊徑。以四六觀之，則獨辟異境；以古文觀之，則故是本色，所以奇也。”[10]（P4966）孫梅指出蘇軾四六正是以“矯變”來“獨辟異境”。文章固然以“變”構奇境，但文章之“變”也要遵循一定的規矩。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匯鈔》指出“：一題眾拈變格，勢所必至。但變而仍當于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無窮處，如不當于理法，雖正格無益也?！盵10]（P3356）文章“變”是大勢所趨，文人弄奇，妙境無窮，但不能違于理法，否則無益于文章。
三、以“幻”構小說戲曲奇境
【關鍵詞】文化視窗；新模塊教學；多元智能化教學
一、前言
我國跨文化交際研究之父、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導師胡文仲教授在2006年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的《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研討會》上指出：“外語專業畢業生人文基礎很差，批判性思維能力很弱；對西方文化了解膚淺，對中國文化了解更少?！保ê闹?、孫有中，2008：141）“英語專業怎么辦？”辦法之一是在英語文學課上做文化導入，以“少而精”（孫有中，2008：前言）的原則以多元智能的文化補白、文化嵌入、文化叢和文化高地的方法進行文學教學的文化導入來“醫治”罹患：“思辨缺席證”（黃源深，1999）的“英國病人”，解決我們的學生“沒文化”的問題。（孫有中，2008：110）的問題。下面是以文化內容為依托的部分文學課表。
二、新教學模塊
Table 1 Curriculum／（課表）
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導師，何其莘教授指出：對于中國學生來說，學習英美文學主要是提高學生理解語言的能力……特別是在閱讀文學作品時（作者加）要特別注意語言背后的東西。教學中，老師的教材選擇不固定。1.文化嵌入：以莎士比亞的課程內容為例。十四行詩第18首的“sum-mer”和“夏天”文化區別作文化嵌入。2.文化補白：《哈姆萊特》中俄狄浦斯情節可以用文化補白。3.文化叢：《威尼斯商人》中猶太教的歷史用文化叢并以新視角重新審視“吝嗇鬼”夏洛克。4.文化碰撞：雪萊的《西風頌》里的“west wind”在漢語里是貶義，讓學生進行文化討論。5.文化高地：把文學中與文化有關的有爭議的內容進行文化補白／嵌入／文化叢的新模塊教學，比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第18首中的summer譯成夏天有爭議。這是中英地理位置的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所以產生碰撞的翻譯值得學生深思。
在講杰克倫敦的作品《馬丁·伊登》時老師用文化補白的形式把中國文化老莊的“不得已”與美國的首創精神進行文化嵌入然后進行比較，之后再加入他的短篇小說《熱愛生命》和《生火》，然后對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智力較量等哲學內容置于精神高地進行文化補白。《馬丁·伊登》這一課學生聽得津津有味，不愿下課。兩周后，老師在課上問學生：哪種文學課你們最喜歡？全班同學異口同聲地說：杰克倫敦的《馬丁·伊登》。從此文化視窗里的文學景象以文學課上的文化介入的教法誕生了。教師挖掘出了多維度的文學教學文化介入的方法讓學生耳目一新。從論文寫作和收集的數據來看，學生的思辨能力確實有了提高，打通中西文化初見成效。
三、數據分析
為了保證數據的權威性，問卷采用北外胡文仲教授的問卷模板，稍加修改。問卷班級為2007級9-14班非師學生。有效問卷116份。
從表2中看出通過文化視角下的文學講課，學生的文化意識增強了。73.3％的同學發現有文化沖突。93.1％的同學認為有必要培養學生的文化敏感性；66％的同學感到文化錯誤讓他們最不舒服；而59.4％的學生認為多數的文化錯誤出現在書面語言中；在問到《馬丁·伊登》和《熱愛生命》這兩課的效果時，居前三位的是A.有趣，B.新鮮，C.獲得更多本國文化知識。關于如何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從表4中居首位的是閱讀文學作品占38.7％，其次是與外國人交談占26.7％，學生在校園里有許多機會和外籍學生交流。表2從學生反映語言交流的錯誤顯示，居首位占66％是文化錯誤，遠遠高于其他各項。從這一點看出我們給學生開的人文通識教育的課程太少。通過文學教學文化介入的新模式教學實驗學生認識到可以通過文學閱讀吸收中西方文化知識來提高它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這是一個不小的教學飛躍。
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話語體系，有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較文學的“危機”“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國際比較文學界的認可。如美國學者大衛•達姆羅什曾經指出：“過去幾十年里，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個比較文學研究項目與學術組織的持續增長。但沒有任何地方的增長能比中國更為強勁……”
二、建構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體現了一種學術創新
這種創新是研究者對中國和國際比較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構新的理論體系或新學派。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體現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體系。如“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變異學”“譯介學”“比較詩學”“可比性”“闡發研究”以及比較文學的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等核心術語、概念、范疇等都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的關注點，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論表述。這里僅以“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變異學”為例加以說明。比較文學自它誕生以來，不斷出現的“比較文學”的定義之爭也訴說了它的學科發展史。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有自己的定義，而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義。季羨林、錢鐘書、孫景堯、樂黛云、陳惇、楊乃喬、曹順慶、王向遠和方漢文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比較文學”的內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較廣的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這一概念的界定為：“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研究，在學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體的比較視域為安身立命的本體，因此強調研究主體的定位，同時比較文學把學科的研究客體定位于民族文學之間與文學及其他學科之間的三種關系：材料事實關系、美學價值關系與學科交叉關系，并在開放與多元的文學研究中追尋體系化的匯通?！边@一概念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四個特性”“三種關系”“一個本體”和研究客體，受到了學界的認可。方漢文立足于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特性給出了“比較文學的新定義”：“比較文學是跨越不同文化體系的，通過同一性與差異性的比較來研究世界文學的發展規律與聯系的學科?！边@個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學”作為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與具體對象，重視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比較的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逐漸深化，“世界文學”的概念被再一次成為關注的焦點。本來，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世界文學應該有特定的涵義。但是自從歌德提出這個概念以來，關于它的內涵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國外研究者如大衛•達姆羅什、克里斯托弗•普倫德加斯特、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弗蘭科•莫萊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國內學者王寧、楊乃喬、方漢文、曹順慶等也對“世界文學”提出了新的闡釋。如王寧從世界主義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學可以被描述為：“
（1）各民族優秀文學的經典之總匯；
（2）一種用于從總體上研究、評價和批評文學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較的視角；
（3）不同語言中的文學生產、流通、翻譯和批評性選擇的發展演變過程?！睏钅藛虅t認為，“世界文學共含有五個層面的意義：總量上的世界文學，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作為經典的世界文學，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學以及借助翻譯在語際傳播、折射與閱讀的世界文學?！笨梢钥闯?，這兩個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義的方式，從不同側面對“世界文學”給以了界定，也不難看出大衛•達姆羅什的影子，因為在他看來，“
1、世界文學是各種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
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益的文學；
3、世界文學是一種閱讀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標準恒定的經典作品；是讀者與超乎自己時空的世界發生的間距式距離?！倍綕h文則從辯證理性的角度重新定義了“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就是各個民族和國家文學差異性的同一性的交合與融新?！边@種界定凸顯了世界文學中的民族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統一?！白儺悓W研究”是曹順慶近年來致力建構的一個領域。在《比較文學學》（2005）中，他首先提出“變異性”的話題。2006年，他對“變異學”給出了明確的界定：“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贝撕螅职l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系統闡釋變異學的理論背景、理論核心、研究范圍（跨國變異研究、跨語際變異研究、文學文本變異研究、文化變異學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價值意義等，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除了體現在核心概念、術語以外
在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也頗有創新。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結合本國的比較文學實踐，積極探索全球化時代跨越東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較文學新觀念和新理論。例如樂黛云等著的《比較文學原理新編》（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學多元差異性的觀念，率先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較文學研究中來，倡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與互補觀念，主張東西方文學要、互識互補、和諧相處來促進世界比較文學的共同發展。另外，方漢文的《比較文學高等原理》（2002）從“新辯證觀”的視角提出了比較文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中國話語體系建構、比較文學的新定義等論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在該書2011年的修訂版中，作者提出了“創建比較文學的中國化新理論體系的初步構想：包括比較文學的本體論、文本論和批評實踐等構成部分。”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比較思維和比較文學的本體論等構成的劃分顯示了新世紀以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模式。曹順慶等所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2002）探討了跨越東西異質文化（文明）間比較文學研究的問題。他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2006）“打破了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概括出一個新的學科理論范式，明確提出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一個基本特征與四大研究領域，一個基本特征即‘跨越性’，這包括跨國、跨學科與跨文明；四大研究領域即‘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與‘總體文學研究’?！?/p>
該書還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變異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頗有創新性的觀點，它關注文學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由于文化過濾、文學誤讀、譯介、接受等作用而發生的變異情況，并由此探究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國比較文學在歷史實證（影響研究）和邏輯美學（平行研究）兩種方法論的基礎上，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了一步，業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為主的研究方法，為世界比較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絕處逢生，走出“危機”，以致于國內不少學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并充分肯定其貢獻。我們認為，中國學派仍在建設中的表述更為妥當。對建設中的“中國學派”而言，獨特的方法論應是它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學理依據。20世紀90年代末期，曹順慶曾經指出：“……中國學派則將以跨文化‘雙向闡發法’，中西互補‘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整合與重構法’等五種方法為支柱，正在和即將構筑起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論大廈?！蔽宸N研究方法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論思考和研究實踐提出的。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累累碩果證明了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領域方面，中國比較文學涉及到學科理論建設、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中外文學關系、比較詩學、比較文化、流散文學、海外華人文學、中華民族文學關系、文學符號學、海外漢學等，并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不過，國內研究者的側重點各有不同。限于篇幅，這里難以細述，僅論及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和中外文學關系研究。
翻譯研究的繁榮，尤其是翻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出現是比較文學和翻譯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這是因為翻譯研究一直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傳統領域，也是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史和譯介學的研究對象。文學翻譯不僅要轉換文字符號，而且要傳遞和重塑文化觀念。翻譯文學離不開譯者的文學再創造。翻譯家不僅要創造性地再現文學作品的原意，而且還要在無法交流之處創造出交流的可能。謝天振的《譯介學》（1999）、《譯介學導論》（2007）等著作為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奠定理論基礎，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案例?！白g介學”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亮點之一。文學人類學新學科的建立。文學人類學是文學與人類學兩種不同學科的交叉與結合，是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中的最具個性的分支學科。到目前為止，該學科已經出版了兩套大型圖書：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包括《〈楚辭〉的文化破譯》《〈詩經〉的文化闡釋》《〈老子〉的文化解讀》等。另一套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人類學論叢”，包括《性別詩學》《文學與治療》等。另外，“神話學文庫”叢書也正陸續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嚴格說來，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是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關于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最大進展，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探討，全面研究20世紀中國作家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與西方文化影響的互動。這開辟了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領域，顯示了中國比較文學實證研究的得天獨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2005)的出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中國文學在國外的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展，8卷本的“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2002)無疑是20世紀一部重大的學術成果。
四、結語
“新批評”作為最先進的西方文論之一傳入中國，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語言意識的轉變。瑞恰慈在他的文學批評思想中，對語言與思想的關系進行了討論，對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進行了劃分。他認為，思想與語言之間是直接的因果關系，思想是因，語言是果，語言是表達思想的符號。而語言又可分為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文學語言是用以喚起某種情感的，是情感語言；科學語言是用以指稱某個對象的，是符號語言。瑞恰慈的語言觀使中國學者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對語言意識認識的輕慢。中國古代文論早有言意之辯，文學語言是文學的載體還是本體成為言意之辯的核心話題。中國傳統載體論語言觀認為，語言是文學的載體，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沒有獨立價值。古典詩學的儒道佛三家，雖信奉的本體論各異，語言觀卻驚人地一致，他們都認為語言只是文學的載體。儒家的“詩言志”、孔子的“辭達”說，都認為文學語言是言志、載道的工具，是文學的載體。莊子也提出，載意之言與捉兔之網、捕魚之笱性質相同，作用一致，語言無非是獲取意義的手段和工具，意義才是目的。一旦獲取意義，達到目的，作為工具的語言便毫無用處，可以被忘卻，這就是所謂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禪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當頭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執于語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廢棄語言才能悟道。這種對言意關系的認知深刻地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文學批評的語言意識，在文學批評中，載體論的語言觀是反映論和表現論的基礎。反映論認為，文學語言是反映社會現實的工具。表現論認為，文學語言是表現作家和人物內心的載體，語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會現實和表現人物內心的任務，就可以被遺忘了。這種批評方式一直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主流，由于長期以來人們只關注語言的載體性能，而沒有認識到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便是在語言的背后去尋找文學作品的“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和“審美特性”了。中國傳統文論中語言意識的薄弱，給中西文化交流帶來重重阻礙，也使得人們的思想交鋒陷入困境。“西學東漸”之前的中國文論多是思想意識的辯論，而較少關注于語言意識的準確表達。“新批評”的引入，促使中國學者重新思考思想與語言的關系，更為重視語言在文學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響下，李安宅開始關注語言與思想的關系，深入探索文學語言的意義，開始實現了語言意識的最初自覺。他在《意義學》一書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覺，然后才有系統的研究，普遍的進步。涌現于現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識，社會意識，種族意識，性的意識等，正不妨添上一個‘字的意識’或‘語言意識’。”李安宅意識到了語言意識長久的沉默狀態，主張喚起文學研究的語言意識：“研究語言、分析語言、改良語言，使它成為我們的隨手工具，沒有人為物役的毛病，是我們的歷史使命?！保?］11由此可見，對于語言意識的重新認識和呼喚語言的自覺，成了李安宅一代學者的歷史使命。這種使命感警示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對語言意識的輕慢與回避，也進一步宣揚了語言意識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設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熱情地回應了李安宅關于語言意識自覺的呼喚。瑞恰慈在華執教期間，體驗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對于“科學”的熱情。但他認為，“科學”的實質不僅僅是技術的進步，更為重要的是采用一種以語言意識為核心的思維方式，“中國人需要科學，并不像現在許多人覺得那樣，以為科學是什么把戲，實在因為科學是一種思想的途徑”。他認識到，中西語言觀念是存在差異的，“在西洋，則對于語言作用的見解，不管是公開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們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兩千多年”。中國的情況則相反，“中國的歷史里面，對于語言的結構與種類，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種類不同的作用，都沒有發展成固定的理論”。瑞恰慈指出中西語言觀念的差異源于思想觀念的不同，西方在語言意識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科學精神的完善推動了科學的進步，語言意識是科學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中國必須關注語言與思想的關系，關注語言研究，強化語言意識，才能構建現代科學精神，才能真正地引進西方的科學?！靶屡u”的語言觀是西方眾多語言理論中的一種，但是對于中國文學批評界來說，“新批評”采取理性的態度考察思想脈絡，研究語言內涵，建構科學認知方式，這無疑是喚醒“語言自覺”的第一聲春雷，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一種有益補充。當然，“五四”以后中國文學批評的“語言的自覺”還是比較模糊的，由于“新批評”與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異質性，使得“新批評”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內有國內戰爭，外有俄國十月革命，“五四”時期對西方文論的接受由“先進”的歐洲文論轉向了蘇俄文論，在之后半個世紀的時間內，蘇俄文論一直在中國文論中占據主流地位?？墒俏闳葜靡傻氖?，中國文學批評借鑒“新批評”所喚起的“語言的自覺”，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轉向，是文學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語言意識的覺醒也為文學回到文學本身，表現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復雜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這是從語言載體論轉向語言本體論的必經之途。對于文學語言本體的重視也就意味著對文學所表達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內容的刻意疏離，這為中國文學批評鋪陳了一條不同于社會政治歷史傳統的詩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界掀起了“文學本體論”大討論，這一文學批評盛事進一步證實了文學語言本體論建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體建構：語言轉向條件下文學本體的倡揚
如果說“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借鑒“新批評”的語言觀，從而引發了對于傳統載體論語言觀的反思，那么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則實現了本體論語言觀的建構。20世紀80年代，“新批評”思想卷土重來，文學語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學批評的焦點?！靶屡u”倡導對文本進行語義分析，主張文本細讀，從而使文學批評回到文學語言形式本身。這一理論的重申大大拓寬了中國文學批評家的理論視野，新時期的批評家反思傳統的載體論語言觀，開始從本體論的高度定位文學語言，不僅表現在批評實踐上，還表現在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從而掀起了“語言本體論”的熱潮。從“新批評”與中國文學批評本體論語言觀建構的關系來看，“文學本體論”的理論來源于“新批評”。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陸續地翻譯、介紹“新批評”的相關理論和批評家。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于“新批評”的翻譯、介紹與研究呈現出系統化、規?；瘧B勢，其中楊周翰、趙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們撰書立著和發表重要論文，介紹和傳播“新批評”理論。趙毅衡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當時國內研究“新批評”的扛鼎之作《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對“新批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還陸續出現一批“新批評”的譯介，如劉象愚翻譯的《文學理論》、趙毅衡編譯的《“新批評”文集》等，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新批評”的知識譜系。后來有評論家稱：“英美‘新批評’派的文學本體論是我國文學理論最近幾年來出現的文學本體論的來源之一，國內的文學本體論的呼喚者也自覺地向‘新批評’派尋覓理論武器?！保?］從此處可以得知，中國文學批評呼喚語言本體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有極大的關聯?！靶屡u”的價值，在于為中國文學批評回歸本體提供了理論資源，但是，它不是通過自身的理論體系來證明的，而是通過對統治中國已久的反映論的批判來實現的。其次，“新批評”本體論語言觀是對“反映論”的糾偏，是對載體論語言觀的顛覆。自“五四”以來，一直統治中國文學批評界的是反映論的文藝觀?！胺从痴摗迸c“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最為抵牾，“文藝觀是反映論的，這被認為與新批評的本體論主張截然對立”［5］69。在此基礎上，“新批評”作為一種“清道夫”式的文論，主要的使命是擾亂學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們對傳統反映論文藝觀的懷疑，對載體論語言觀的批判。因此，“新批評”的存在意義是通過對“反映論”一統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學批評界的既定秩序，使人們對權威和傳統產生懷疑，為中西文論的融合開拓空間。故而，“新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重要價值：一方面，憑借“文學本體論”闡釋文學語言在文學中的本體地位；另一方面，通過批判“反映論”，建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新秩序?；谝陨蟽蓚€原因，在“新批評”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文學批評批判了載體論的語言觀，轉而關注文學語言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建構本體論的語言觀。在進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時，對于文學的本體究竟是什么這個核心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大體經過了由“作品本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變?！白髌繁倔w論”以作品為核心，其主要理論內涵是文學活動以作品為重，文學批評應面對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內部進行研究，才可窺見文學的本質，文學研究與作者、世界、讀者等無關。持“作品本體論”的批評家主要有陳曉明、胡經之等?！白髌繁倔w論”的觀念主要來自“新批評”的韋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現代語言學派的影響，不難看出“作品本體論”中包含著“語言本體論”的影子。“語言本體論”的一派則以語言為旨歸，高揚文學語言的本體價值。1985年底，黃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須重視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文學作品以其獨特的語言結構提醒我們：它自身的價值。不要到語言的‘后面’去尋找本來就存在于語言之中的線索。”［6］這既是對文學語言的本體意義的強調，也是對傳統的語言載體論、工具論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意味》一文中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所謂文學，在其本體意義上，首先是文學語言的創作，然后才可能帶來其他別的什么。由于文學語言之于文學的這種本質性，形式結構的構成也就具有了本體性的意義?！保?］“語言本體論”將把語言與形式合二為一，形式是內容化了的形式，內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語言建構了文學的本質，建構了人類世界，批判了語言意識薄弱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文學創作界，20世紀80年代的作家們也開始秉持本體論的語言觀。語言在文學創作中不再是反映現實的工具、承載內容的載體。語言就是文學本身，是文學的本體，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語言與內容相互依存、融為一體，文學創作的生命就是語言革新。在“文學本體論”大討論背景下涌現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現出了對于語言形式創新的關注。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余華的先鋒系列小說、于堅的詩歌，都醉心于語言的革新。他們以語言形式的創新為文學創作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空間。作家們不僅在創作實踐中關注語言，而且在批評實踐上也闡發了他們對語言意識的重視。汪曾祺提出：“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8］1從汪曾祺的這段話看來，語言于文學處于顯要的地位，而當時創作界對語言開始充分地重視，其語言觀念也開始發生轉變。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界和文學創作界共同致力于語言意識的轉變，文學語言觀由語言載體論轉向語言本體論，為文學語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礎。“新批評”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與其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批評的時代，不如說二十世紀是一個以本體論批評為主調的時代”［9］。而西方各種文論在中國的“理論旅行”或多或少暗藏著“新批評”的潛流，“盡管在它之后，西方還涌現了諸如結構主義批評、原型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等等批評流派，但這些批評流派在形式本體的意義上基本都是沿著‘新批評’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發展”［9］。因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的意義在于，它確立了文學語言的本體地位，實現了從語言載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向，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既有型態，促進了文學語言觀念的全面變化，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新的語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只是一種理論倡導，給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文學研究的新途徑，即從文學內部、文學形式來探討文學，卻未建構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無論是“作品本體論”還是“語言本體論”，都是文學研究的一種中介，旨在將已被割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連接起來。被“新批評”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在理論重構過程中，遮蔽了“新批評”自身的理論豐富性，“新批評”被后世所詬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細讀”法等也漸漸地與“文學本體論”大討論之后中國的理論氛圍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評”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只是暫時的“親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沒有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走向“本體論”，而是最終走向了“主體論”。
三、價值重建：后現代語境下價值判斷的重建
淺論文學的終結和文學性的中心化
美國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認為，電子的信息化和信息的全球化致使傳統的文學形態發生轉變，他提出文學和文學研究“終結論”和“文學轉向論”。
他一方面認為“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LWlM.com去了。再也不會出現這樣一個時代——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單純去研究文學”。他在這里所論及的“文學”指的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是以語言為媒介的文學，他所說的文學研究也是基于一種具有歷史、文化功能的或者與歷史、文化保持聯系的理論研究。依照他“終結論”的有關觀點，圖像網絡文化的強烈沖擊致使文學及其形態發生變化，人們不再閱讀文學，文學便不再是 “文學”。甚至一些文化研究的年輕學者們也從傳統的文學研究轉向寬泛的文化研究，那樣就可以研究他們更熟悉的論題。越來越多的人也在花更多的時間看電視電影，甚至直接轉向電腦屏幕。這是當今文學的“泛化”現象。對于這種現象，有人認為是一種文學危機，傳統的文學精神或“文學性”在消費主義和娛樂化中被轉化或被消解了。
當然，他們看到的只是表層的、文學形態意義上的原因，因為科學技術本身無法也無意扼住文學生存的喉嚨。文學及文學研究是否走向終結，不在于某些現實條件(如電子、媒體) 的變化，而是文學是否還在深切的關注它與人的精神和心靈的依存關系，是否還在乎人類情感表現的需要。文學要求人們依靠語言的傳達和閱讀去感知世界的意義，去進行關于文學的想象，這個想象出來的世界是一個超離于我們生存的世界之外的一個彼岸世界，正是這種距離和對現實的超越，正是這種想象和現實之間巨大的沖突與張力才使文學得以存在，這也是文學具有魔力般吸引力的原因。
另一方面，米勒又看到了當今文學和文學研究發生的根本性轉向，認為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正轉變為一種混合的“新形態”，而傳統的文學研究也越來越轉向混合型的“文化研究”。這是一種新方向、新趨勢。這種混合型的文學和文學研究是由一系列的媒介發揮作用的，這些媒介包括語言本身、消費、視圖、網絡等等，它們使傳統的文學形成一種新形態的“文學”。這種文學可以使傳統的文學及文學批評與時俱進、順時變通的適應時代的轉變，重新獲得它批判社會的力量。
他在文學“轉向論”就認為，“文學研究從來就沒有正當時的時候，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它會繼續存在。”這個觀點揭示出米勒也不愿看到文學消亡的事實。那么，使文學“繼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所謂的文學性。文學性就是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
在消費時代，文學性也就是那個為消費社會、媒體社會所利用的東西。文學性不如文學那么具體，它是隱含在文學文本或是文學事件里抽象的內涵，永遠不被人知曉，但它卻發自心靈，追尋精神，使人心凈化，使人生美化。在信息化時代，它幫助消費社會制造“消費者”（當然也輔之以商業手段），擔當重任并形成一種“消費文學”。例如，品牌依靠文學賦予的內涵決定著自身的消費人群，也使文學在消費社會里有了自身的空間。當一家企業生產產品時，往往會在包裝的后面杜撰或是講述一個意味玄妙的或是哲理的故事，在閱讀它們時，我們因獲得其中的文學性意味而欣喜，覺得這個產品很有內涵。而這里的“內涵”就是所謂的文學性。
在媒體社會中，人們最常面對的是撰寫一則新聞故事，而所用到的方式往往是文學性的。比如選擇新聞題材時不是依什么事件本身的客觀重要性，而是根據新聞機構的要求慣例以及大眾趣味來進行的；對所選擇的事件的呈現也不是按什么本來面目而是按某些文學敘事和戲劇表演的套路來處理的，因為對媒體而言重要的不是什么真實性而是轟動性和趣味性。被媒體信息所滲透的當今社會到處充滿著文學的氣息，到處體現著文學性的廣博。換句話說，文學完成了它的統治，它滲透在各個學科中并成為其潛在的支配性成分。比如一些學科已習慣了借用文學研究的術語，史書重新成為故事講述，哲學、人類學和種種“主義”式理論熱衷于具體性和特殊性，傳統的非文學性話語開始迷戀修辭，凡此種種皆顯示了信息社會各種理論的文學化。
這些都可以看出文學及文學研究領域的廣闊與深入，換句話說，文學性參與了消費社會的“商品存在”，參與了媒體社會的敘事，離開了對它們的文學性研究，商品和新聞存在的基礎就晦暗不明。
總之，文學性——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正以想象的、審美創造的方式實現對現實世界的超越，它的廣博發展使人超然于現實生活利害之外，忘物我之關系，從而擺脫現實人生痛苦求得心靈的慰藉。正由于有了它，才使人有可能突破現實世界中那個“密密無縫的利害網”，使人達到“超越利害”的美麗人生境界。所以文學的目標在于讓文學性浸潤人們的心靈世界，升華美好的愿望。這就是我們擁有文學的理由。文學和文學研究不會終結。
參考文獻：
［1］希利斯·米勒.文學死了嗎［M］.廣西: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如今生活中隨處可見各種圖形圖表、數據分析、邏輯推理等與數學相關的信息，大到GDP、CPI，小到房貸車貸、投資收益、商城折扣、時間估算等，這就需要我們用數學知識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推斷并提出解決辦法，也就是說需要我們具備一定的數學素養。我國研究者曾選取與人民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十幾份報刊雜志作為獲取數據信息的基本來源，了解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數學。研究表明:［1］大數和百分數以相當高的比例出現在經濟、科技、政治、生活的新聞和廣告中，這說明在以商品經濟為主和科技日益發展的社會中，信息的傳遞和交流更多的是定量的。［2］圖形圖表，尤其是各種各樣的統計圖表、統計表(如直方圖、扇形統計圖以及一些形象的統計圖)出現較多，它們以清楚、明了、信息量大、對比度強等特點出現在報刊中。［3］與生活相關的報道以及廣告中的數學內容很多也很豐富。在廣告中，這些內容多與保險、房地產、儲蓄、旅游等行業有關，如，方位圖、直方圖、數學術語、公式等。在一些報紙甚至出現了比較復雜的數學表達式(主要是代數式)。以上事實說明，不管我們愿不愿意，數學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中的各個角落，數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應用需要公民具有一定的數學素養。數學素養是指主體在已有數學經驗的基礎上，在數學活動中通過對數學的體驗、感悟和反思，并在真實情境中表現出來的一種綜合性特征。數學素養可以通過數學知識素養、數學應用素養、數學思維素養、數學思想方法素養和數學精神素養等來分析。數學文化素養是指個體具有數學文化各個層次的整體素養，包括數學的觀念、知識、技能、能力、思維、方法、數學的眼光、數學的態度、數學的精神、數學的交流、數學的思維、數學的判斷、數學的評價、數學的欣賞、數學價值取向、數學的認知領域與非認知領域、數學理解、數學悟性、數學應用等多方面的品質。從數學素養、數學文化素養的內涵可以看出在數學素養的各個組成部分中或多或少都有數學文化素養的表現特征，所以對數學文化素養的研究可以借鑒數學素養的研究，而對數學文化素養的研究又有助于對數學素養的理論研究。目前國內外對數學文化、數學素養的研究較為成熟，但對數學文化素養的研究較少。應用技術型大學是我國近幾年才提出的一種辦學理念，在2013年6月由35所地方本科院校發起的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研究中心才成立。將應用技術大學在校生作為數學文化素養的研究對象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
2數學文化素養的研究現狀
2．1國內外對于數學文化的研究現狀數學是一種文化現象，一直以來都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但數學文化這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卻一直沒有被人們所重視。一直到20世紀的下半葉，美國著名的數學史學家M．克萊因在他的三本著作《古今數學思想》《西方文化中的數學》《數學———確定性的喪失》中對數學文化進行了系統地，見解獨到的闡述。1981年美國著名學者懷爾德在其代表作《數學是一個文化體系》中指出:數學文化的發展己經到達一定的高度，被認為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文化系統。數學文化，是數學作為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種工具和能力，是數學與人文的結合。隨后引發了對數學文化內涵界定的廣泛關注。國內最早使用“數學文化”一詞的學者是北京大學的鄧東皋、孫小禮等人，他們在1999年合作編寫了《數學與文化》一書，書中匯集了一些數學名家的關于數學文化的論述，該書是從自然辯證法的角度對數學文化進行了研究和思考。在這十幾年中許多著名的學者李大潛、張奠宙、張順燕等都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對數學文化的界定與理解。張奠宙認為數學是一種文化現象，并從文學、語言學和美學方面解釋了數學是一種文化。李大潛從數學的知識性、工具性、基礎性、科學性、技術性以及數學的語言等方面論述了數學是一種先進的文化，進而討論了通過數學的訓練，可以獲得的數學素養并對數學文化教學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張順燕在文化背景下的數學教學提出了實現四結合:歷史與邏輯想結合、數與形相結合、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科學理論與方法論相結合，培養四種本領:以簡馭繁、審同辯異、判美析理、鑒賞力的數學教學建議;并從數學與教育、數學與文明、數學與藝術三個方面論述了數學文化進行了論述。還有藺云、胡良華、陳曉坤、黃秦安等人也對數學文化進行了相關的討論。
2．2國內外學者對數學素養的研究現狀數學素養的提出最早源于1982年英國的“學校數學教學調查委員會”編寫的《考克羅夫特報告》(原名((Mathematicalcounts))?！秷蟾妗分赋鰯祵W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學生今后的成人生活、就業以及學習的需要。《報告》闡述了為滿足這三種需要，學校數學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論述了進行良好的數學教學所需的多種條件和支持?！犊伎肆_夫特報告》報告以后，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以便滿足學生成人生活的需要成為各國數學教育改革的趨勢，進而引起各國關于數學素養的評價研究。隨后對數學素養的研究多是從數學素養的內涵、數學素養的生成策略、數學素養的評價這幾個方面展開。由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組織(簡稱OECD)進行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旨在評估OECD成員國15歲學生在閱讀、數學及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能力和技巧，以及跨學科的基礎技能，希望了解即將完成義務教育的各國初中學生，是否具備了未來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并為終身學習奠定良好基礎。通過國際間的比較找出造成學生能力差異的經濟、社會和教育因素，從而進一步為各國改善自身的教育體制提供必要的參考指標和數據。PISA每三年將進行一次評價。2000年PISA評價中，閱讀素養是主要領域，2003年數學素養是主要領域，2006年科學素養是主要領域。PISA把數學素養定義為:個人能認識和理解數學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作為一個富于推理與思考的公民，在當前與未來的個人生活中，能夠作出有根據的數學判斷和從事數學活動的能力。數學素養包括:數學思考與推理、數學論證、數學交流、建模、問題提出與解決、表征、符號化、工具與技術八個方面。國際成人素養調查(IALS)中，把數學素養的概念建立在工作需要、不斷擴展的生活需要、教育的需要、研究的需要和一些評價項目(如成人評價和學生評價)等五個方面。另外各國都在自己的課程標準中對數學素養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我國學者對于數學素養具體內涵的認識具有以下幾種代表性的觀點:(1)數學素養是一個廣泛的具有時代內涵的概念，它包括邏輯思維、常規方法(符號系統)和數學應用三方面的基本內涵(孔啟平)。(2)數學素養是數學科學所固有的內蘊特性，是通過教育培養賦予的一種特殊的心理品質和數學知識、數學能力與數學素養的關系這兩個前提出發，認為數學素養涵蓋創新意識、數學思維、數學意識、用數學的意識、理解和欣賞數學的美學價值五個要素(王子興)。(3)文化的角度認識數學，理解數學，認為數學素養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基本的數學知識;基本的數學技能;數學思想方法;數學應用意識和數學美學價值的欣賞。這幾個方面彼此聯系，互相滲透(張亞靜)。(4)數學素養是在數學價值、數學方法、數學思想、數學精神的交替作用下生成的。數學素養的生成是通過不斷反省而改善的，是一個長期反復、螺旋上升的過程。數學素養具有內隱性、超越性、長效性和反省性四個特征。數學素養的構成要素是數學“思維塊”、數學方法、數學思想以及數學人文精神(全)。在數學素養的培養策略問題上，主要是一些一線數學教師通過了其具體的教學歸納總結。全對小學生數學素養的培養策略從聯系生活實際、關注學習過程、重視實踐應用三個方面闡述了具體的培養策略。王榮和羅鐵山在教學中認為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關鍵要提高教師素質，樹立正確的數學觀、教育觀;在數學教學中要突出基本的數學思想和數學方法，重視數學語言的運用，從而達到用好數學的目的。潘小明分別從數學活動的視角和全球教育的視角對數學素養的培養進行了分析。目前我國還沒有對數學素養進行專門的評價，不過已經有很多學者關注并提出建議。如黃華對比了上海數學中考對學生數學的測試和PISA對數學的測試，認為中考不僅可以對學生學習數學的成績認定，而且可以診斷數學教學的問題，改善數學課程的教學。上海的數學中考應該參照PISA的測試，對其穩定性、一致性進行分析和研究，進而反饋、診斷和改進，從而較為準確的判斷中學數學學業水平的發展趨勢，并從中找尋原因、總結經驗教訓、改進實際教學。馬云鵬認為數學素養評價最終還是為了提高學生的數學學習，改善其學習方式。從課程目標、學生學習的角度，提出數學素養的評價要有利于促進數學教學全面落實課程標準所給出的課程目標，通過評價的反饋和診斷可以使學生改善自己的數學學習方式，從而提高他們學習數學的效果，通過有效地評價可以全面了解學生的數學素養的整體水平。
2．3國內學者對數學文化素養的研究現狀數學文化素養是伴隨著數學文化的發展而產生的一個新的詞語，目前對數學文化素養的界定學者間的看法不盡相同，因此對數學文化素養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對數學文化素養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周家全等在《論數學建模教學活動與素質培養》中提到“數學文化素質是指樹立正確的數學觀和數學信念，掌握數學的思想和方法。懂得數學這門科學的語言，會使用數學軟件和計算機這一工具?！睆埫髅髟谄浯T士學位論文《高師院校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學生數學文化素養的現狀調查與分析》中，指出數學文化素養數學文化素養是數學素養的一個分支，是指個體具有數學諸多方面的品質，包括數學文化各個層次，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具有深遠影響的數學科學知識的方方面面。楊海艷在《數學專業大學生數學文化素養的調查研究》中認為:數學文化素養是指人們對數學文化的認識，從而使人們具有數學的思想、精神、方法、觀點、語言和能力等數學文化多方面的品質。還在文中對培養大學數學文化素養的途徑進行了闡述。
[論文關鍵詞]低碳文化 學校文化 生態文化
文化是人們對生活的反映。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期，經濟發展由傳統“三高”向“三低”轉變，生活方式由高碳生活走向低碳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轉型發展的實質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為基礎的生態文化發展。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標志著生態文化的誕生。黨的十報告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又為生態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作出了新的部署，這也就決定了作為社會文化子系統的學校文化也將處于變革和重構的關鍵時期。
一、生態文化視域下學校文化建設的價值取向
1.關注人的全面發展。教育的本意是人的全面、幸福、和諧發展。但由于受工業化科學主義思潮、技術理性的影響，教育走向了功利主義，把人變成學習的工具，成了知識、信息、技能的容器，忽視了人性和人的全面發展，培養一批又一批只懂科學、缺少自然人文素養的“畸形人才”。隨之而來的便是資源枯竭、氣候變暖、人的生命健康權、環境生存權受到威脅等，這嚴重背離教育的本質和原始目標。人類開始反思物質主義和技術理性的危害，要求教育從“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轉化，實施綠色教育、生命教育、低碳教育，引導學生放棄對物質財富的過分追逐與迷戀，照管和撫慰自己的心靈世界，重拾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傳統生態道德，使千瘡百孔的自然界重新煥發勃勃生機，為人的全面發展爭取一個廣闊而光明的生態前景。
2.彰顯人與自然和諧的人文文化。生態文化“從人類整體主義出發，基于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延續發展的唯一載體，立足于地球資源的永續利用，倡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在人類發展的價值尺度上，充分認識到自然的發展演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質疑并批判工業化帶來的人類中心主義過度發展”。強調“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向“生態是一切事物的尺度”轉化，突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將成為學校所有教職員工新的價值理念和精神追求。
3.各學科課程與環境教育互動共生的課程文化。生態文明雖然是個新概念，提出的卻是可持續發展的老問題，是更深層次的環境教育。20世紀70年代環境教育進入學校，并成為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但僅把環境教育當作知識滲透于各學科教學中，致使環境教育知識化、邊緣化，遠離現實生活世界，其教育效果不佳引起部分專家和權威的憂慮。隨著人們對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的關注和公眾對化解生態危機的新期待，生態環保與科技日益走向融合和互動，今天已進入以“生態環?！睘闃俗R的科技時代。由此，各學科教育與環境教育也開始整合互動，成為當今國際學科課程發展的新趨勢。環境教育從過去的學科邊緣、從屬地位上升到與其他學科并列的地位。毫無疑問，生態內容將成為各門學科重要的課程資源，這不僅加強了學科課程與生活世界的聯系，而且能夠克服傳統科學的非人性、非自然性，有利于全民科學素養和生態素養的提升。
4.低碳節能和崇尚自然的行為文化。生態教育是一種行動教育、責任教育，其目的是讓更多的學生承擔起保護環境、珍惜資源、拒絕浪費的崇高責任，并將這種責任變為實實在在的行動。有學者認為，學校文化就是“我們”在這里做事的方式，學校文化是一種行為文化，因此，學校生態文化就是“我們”在這里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行為文化，學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現出低碳化、與自然和諧的特征，如學生飲食消費不要熱衷快餐文化、一次性消費，人為縮短消費過程；學生日常生活消費崇尚節儉，戒除大手大腳，反對鋪張浪費。
二、生態文化視域下學校文化建設的困局
學校文化是一種亞文化，是社會文化的縮影，但目前真正以生態理念去構建學校文化的甚少，因此，將生態文化融入學校文化建設，加強學校生態文化建設，已成為學校文化建設面臨的新任務。
1.考試文化綁架生態文化。雖然素質教育成為當今時代和社會對學校教育發展的最強音。但對于教育質量的考核，許多地方政府部門仍多停留在能夠宏觀控制的“升學率”“優秀率”等方面。所以，目前應試教育依然很強勢，許多學校特別是重點中學對環境教育、生態文化建設表現出排斥甚至抵制的態度，認為這是不務正業、丟西瓜撿芝麻的事，如在學校榮獲的許多榮譽證書中很難找到綠色、環保、低碳的榮譽。學校的教學文化仍是考試文化為中心，考什么、教什么、練什么，即使在考點中涉及的環境內容也當成知識來訓練，對當今的生態困境不聞不問。
2.教師生態教育素養的缺失。學校沒有專業的環保師資，教師環境教育素養的缺失是有目共睹的，其原因既有學校文化的影響，也有教師自身的因素，教師重復性的職業特點往往容易使教師文化陷入封閉性和保守性，害怕變化，抵觸變革。另外，還有教師培訓政策的原因，在數量眾多的教師培訓項目中，至今沒有一項是針對教師環境素質方面的培訓。目前，教師的環境知識和環保意識大都通過電視、報刊或網絡等媒體渠道獲得，缺乏系統性、完整性，更談不上什么知識結構和環境人文素養。當面對學生的一些環境問題時，教師沒有話語權，對學生沒有足夠的影響力，更談不上主動承擔環境教育的社會責任。
3.學校教育功能的異化。學校本應是社會文化的一個新的增長點和創新源，正是由于上述現象的存在，致使學校文化日益保守和功利，陷入功利主義圈套，不關注學生的日常生活、學生的發展，忘記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在于探索人生的目的和意義，找到正確的生活方式，使學校教育脫離社會轉型發展和生態文明時代對人的發展提出的新要求，與現代素質教育要求相悖，淡化“以人為本”的教育觀，學校教育育人的本質落空。
三、學校生態文化建設路徑探析
1.校長生態文化理念的自覺能動性是根本動力。校長是學校發展的核心人物，深刻影響著學校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校長文化就是學校文化，一個好的校長就是一所好的學校。校長對學校的領導首先是思想和文化的領導，然后才是行政領導。學校領導一定要從紛繁復雜的行政事務中解放自己，重視理論學習和專業學習，正確認識教育與文化的關系，提高對學校文化重要性的認識。深刻理解黨的十報告提出的“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內涵，面對食品危機、生態危機、經濟增長與環境資源的尖銳矛盾等一系列問題，校長要對學校的教育及文化價值取向進行深入的思考，學校文化的建設不能僅局限于學校范圍，而要時刻關注社會的發展并思考如何滿足社會需要來謀劃學校文化建設，從滿足學生的全面發展和長遠發展的角度來思考學校文化的創新。學校文化建設要立足社會轉型發展，主動投身生態文明建設的火熱實踐，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謀劃學校綠色、與自然和諧的新文化樣態，為社會可持續發展培養新的人才。
2.加強學校生態文化資源建設是前提和基礎。近年來，隨著我國生態文化的不斷發展，在我國文學創作領域，涌現了一批生態文學作品。如《伐木者，醒來》《中國：另一種危機》《放生》《黃河生態報告》等生態小說，可以為學校生態文化建設提供豐富的人文資源。與此同時，生態文化所倡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理念，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中國傳統生態思想文化，如道家學派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順應了自然的自然觀和知足者常樂的適度消費觀；佛家的戒殺生、慈悲為懷的“生命觀”，這些傳統文化成為學校生態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倫理支撐。學校所在地的企業轉型發展、生態文明村的建設工程、垃圾處理站的變廢為寶工程等社會生態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也為學校生態文化建設提供了社會文化資源。學校在生態文化建設中，要充分挖掘這些生態文化資源，打造“對話交流”的平臺。邀請校外知名的生態倫理專家作專題講座或報告，解讀傳統生態思想，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介紹國內外的研究動態、研究成果及當代價值；購買生態文學書籍，設置生態特色閱覽室，為師生的專業閱讀提供良好氛圍；學校師生還要走出去，參觀學習社會上生態文化建設的先進典型，傾聽社會聲音，感受社會轉型發展的時代腳步，從而確立新的教育觀、學生觀和人才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