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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鐕鲃?。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謀求戰略技術聯盟及并購其他企業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和技術開發力量。不斷地大量增加研究開發投入進行研究開發不僅風險大、周期長,而且研究開發所需的巨額資金即使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也難以承擔。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更多地通過與其他企業建立戰略技術聯盟和并購(包括跨國并購)相關企業來提高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但戰略技術聯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家關系國際政治格局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士界經濟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1985年T萊維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這一詞,形容此前20年國際經濟的巨大變化。當前有關全球化的解釋比較多,但從全球化一詞提出開始就是指經濟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賈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人員交往等活動,使得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相互開放、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全球范圍內的有機經濟整體。經濟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且對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響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關注,成為現實生活中最流行、最時筆的用語之一。
世界經濟的變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關系的改變。同樣,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對國際關系已經或正在產生著深遠影響。全球國際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有助于維護世界范圍的和平與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織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類型國家間關系有所調整。
一、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強化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依存關系
世界經濟全球化雖然反映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現實.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發展畢竟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體,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可以認為經濟壘球化的出現與發展,是作為目前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壘球范圍的擴展。無論是在貿易、投資、金融、生產方面都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而出現的,且在全球經濟規則中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所制定的疊融和貿易規則,更充分地體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經濟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為了爭取更長時期,擁有更多的利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會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動。
經濟全球化開始的過程,也是兩極格局逐漸終結的過程,冷戰結束后,毆、美共同對抗的敵人消失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別是西歐獨立意識進一步增強,經濟與政治聯合的步伐明顯加快但這種矛盾和分歧并未沖破西方業已形成的利益關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與制度規范環境和價值觀念,使其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經濟領域),同時還通過有效的協商的方式,通過溝通、談判.通過各種組織,特別是西方富國俱樂部——西方七國(現在因俄羅斯加入而稱八國)首腦會議,來緩和矛盾,解決問題,共同雛護共同的利益雖然這其中也不乏西方國家因面對美國推行“單極”獨霸世界而帶來的困擾和苦惱,如美國實施赫爾姆斯——怕頓法靠和迭馬脫法靠.引起西歐、加拿大等國家的反對,但美國強太的經濟力量加上與西歐、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經濟聯系,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問關系的主調是協調、緩和。
二、經濟全球化協調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系,由原來的封閉對抗走向開放緩和
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問由于政治制度對立,意識形態的分歧,造成經濟上相互隔絕互不鞋來.彤戌兩個平行的經濟體系,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魯主義國家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造一步發揮。隨著社會主義國家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認識世界,提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而開放性恰恪是經濟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體現:基于這種認識,杜會主義國家帶5足改革開放的政策,沖破封鎖,創造案件,抓住機遏,使社會主義刺度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際競爭力和國家實力不斷增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從當前的客觀情況看,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戰勝資奉主義制度的國家都不是很現實,兩種制度將是長期并存的關系,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在解決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方面,在維護全球經濟安全方面,在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與資奉主義國家之間,有許多共同面對的問題。因此,使社會主義制度國家與資本主義制度國家在政治、軍事,特刺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對立趨于緩和.由冷戰時期“對抗”走向“既共處又競爭”的關系。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代表著人類社會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一種必然,最蝽的革命性變革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兩種制度之間的共存也可以成為一種客觀現實。在當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主叉需要稍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盡可能短的時間提高自已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而資本主殳國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國這樣大的具有更大潛力的市場.因此爭取與資本主叉國家和平共處,相互合作,進免對拉是有可能的。事實上,當夸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古、越等都認識到當前是一十難得的機遇,特別是隨著中國的開放、發展廈加入WTO,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彼此之間的依存度不斷加深。:
當然,作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仍然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軍事上的包兩,政治上的“滲透、演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社會主義國家魯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干涉和影響,越是經濟站舍的緊密,這種防犯工作越是艱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經濟上相互結合與政治上對峙的結構將會持續下去。
三、經濟全球化加大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環境劇變,必定對園林的內涵和形式、園林植物的設計理念甚至園林行業產生影響。氣候變暖、干旱缺水和環境污染等問題使設計者在作園林規劃設計時不得不考慮放棄大面積的水體,選擇抗逆的植物種類,在生態景觀方面合理搭配喬、灌、草。此外,園林規劃設計還要考慮植物的季相變化、海平面的上升、降雨過多導致的洪澇災害等諸多影響因素。以往,園林尤其是中國園林,非常注重美學、藝術及文化的相互聯系。可是,在全球氣候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特別是在面臨著氣候變化給城市和生態環境帶來災難的情況下,園林規劃設計的內涵正發生著變化,目前生態環境在園林規劃設計的考慮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許多設計者在進行園林規劃設計時不再只是考慮園林對小氣候環境的調節和改善作用,而是更多地強調園林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的局地作用和全球。例如,在許多城市規劃建設或因氣候變化引起的災后重建中,都會采用生態分析(ecologicalanalysis)的方法來協調園林與氣候之間的關系。此外,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所導致的危機的出現,很多違背自然規律、忽視氣候變化、破壞原生態環境的設計理念正在逐步被取代和摒棄。例如,為了避免因開發所引起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以及對原有場地的自然恢復機能的破壞等,在進行園林植物設計時,更加偏重于對原有植物資源的保護,而盡量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
二、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園林及園林專業教育的作用
園林植物作為園林的四大要素之一,其所形成的空間場地是城市環境中最有生命力的構件之一。AlanBarber博士在《綠色基礎設施在氣候變化中的作用》一文中,進一步提出了園林綠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理念。園林在城市中的作用包括景觀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尤其是在降低空氣和路面溫度、增加空氣濕度以及減少噪音等改善和調節氣候變化的方面,園林的生態效益更加顯著。同時,園林的生態效益已延伸到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發揮著特殊作用的諸多方面。例如,水文保護、碳的儲藏和固定、污染的控制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等都與植物及綠色空間密切相關。而且園林的四大要素植物、水體、土壤等都具有良好的碳儲存潛力,甚至于超出大氣的儲存能力,所以園林在回收和儲存CO2方面發揮著直接的作用。碳匯既包括自然碳匯也包括人工碳匯。人工碳匯方法,在碳的捕獲和固化過程中常常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甚至還會排放部分碳。而在自然碳匯方法中,尤其是城市的自然碳匯方法中,園林植物及其生長的園林空間是很重要的一種類型,是一種不會消耗外界能源的碳匯方法。研究表明,合理的植物搭配可以顯著提高種植地土壤的碳和氮儲量[3]。由此產生的所謂“戰勝氣候花園”(ClimateVictoryGarden),就是將不同根系種類、不同生長深度和不同生長速度的植物進行合理的搭配,從而使園林植物的固碳功能和固碳效果達到最大化的一種典型的碳匯式園林設計。這種將固碳作為導向的園林設計在減緩氣候環境變化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是一種必然趨勢。因此,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園林規劃設計師作為城市建設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在對城市環境進行創造的過程中,應該更多地關注場地的現狀,更加注重對原有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利用以及對原有場地的自然恢復機能的保護,從而減少過度開發對原生環境狀況的破壞或影響;同時,還應通過立體綠化、空中花園等規劃設計,增加城市的園林綠量和綠地面積,降低城市的“熱島效應”,從而有效發揮園林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過程中所起的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2個主要作用。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建設生態城市過程中,園林規劃設計既面臨著諸多嚴峻的挑戰,也肩負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因此,對承擔著培養園林專業人才重任的高等農林院校來說,必須適應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對園林專業人才的要求,及時調整和完善園林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園林規劃設計必須根據當地的地理環境、氣候因素及經濟發展變化,改變傳統的設計思路。這就要求園林專業的人才培養不僅要注重園林的基本要素和技能,而且要增加一些有關氣候變化、節能減排、匯碳固碳以及低碳經濟、低碳社會低碳園林的新知識,從而培養出能夠適應低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復合應用型園林專業人才,進而使園林專業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過程中通過人才培養發揮其在生態與環境保護、自然資源保護、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節約型園林建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園林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調整
(一)人才培養目標的提升
高校培養專業人才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4]。因此,園林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制定必須牢牢把握人才市場的需求變化,把培養學生的就業能力和創業能力作為人才培養的根本目標和任務。但是,目前許多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農林院校仍把園林本科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在培養園藝師、美化師等層面上。而且,園林專業的人才培養模式仍在沿用20世紀的傳統模式,教學環節的組織和安排也大多是圍繞綠化、美化建設開展的,專業教學仍偏重于單一地探討建筑、植物、水體等園林的各組成要素及其相互間的關系,仍未擺脫就園林論園林的局限。這導致所培養的園林專業本科生知識面較窄、設計理念落后和動手能力較差,從而難以適應目前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的新形勢。很長時間以來,我國的園林科學一直是依托于高等農林院校發展的,所以大多數高等院校確定的園林本科專業人才培養目標都是“培養品德優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復合應用型園林專業人才,規定所培養的人才要具備園林規劃設計能力、園林工程施工與管理能力、園林植物種植與養護管理技能以及景觀生態學等方面的知識,要能夠從事景觀設計、園林工程招投標與預決算、園林工程施工與管理、園林植物栽培與養護、花卉生產與管理以及林業等相關工作。但是,目前園林的功能已從原來的以綠化、美化為主轉變為以節能減排、固碳儲碳、改善生態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等為主,園林行業的發展方向已由造園轉變為建設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而且,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園林被賦予了更多的新的內涵,并與許多領域(包括花卉、林業、景觀設計、城市規劃)相關聯,而這些領域與全球氣候變化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因此,現代園林學已發展成為一門交叉性極強的邊緣學科,且涵蓋面極其廣泛。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園林專業的發展要順應當今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等大環境的要求,尤其是園林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要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即拓展園林專業的內涵,進一步提升園林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在社會環境對園林的需求已經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園林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制定應對建設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這一園林行業的發展方向有所體現。因此,園林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應在原有基礎上有所衍生和提升,規定所培養的人才不但要掌握園林及其相關領域的基礎理論知識,更應該掌握與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和全球氣候變化緊密相關的低碳、節約、生態、碳匯等方面的新理論與新技能。
(二)課程體系結構的優化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環境下,社會對園林專業人才的要求有所提高。因此,高等農林院校應緊緊圍繞園林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目的對課程設置和教學安排進行調整,尤其是課程體系結構的優化應在注重園林基本理論和造園技能的前提下,增加和強調與全球氣候變化密切相關的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及節約型園林等方面的理論和方法。
1.增設有關生態園林、低碳園林、節約型園林的專業基礎課和選修課
全球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危機對每一個行業來說都是一種挑戰,對具有減緩氣候變化功能的園林行業來說更是如此。為此,園林的相關理論知識一直在不斷更新和拓展。因此,園林專業所培養的人才除了要掌握傳統的專業理論和基礎知識之外,還應主動學習和了解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的知識,熟知該領域的知識前沿和信息動態,尤其是要了解氣候變化對園林的影響。只有這樣,園林專業所培養的人才才能在未來盡快地適應就業環境和崗位要求,并有能力開拓新的領域。因此,甘肅農業大學緊密結合時展的需求,在2013年對園林專業的課程體系進行了調整,按照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建設對園林專業人才提出的新要求,適當增加了與生態園林建設尤其是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建設有關的專業基礎選修課,設置了“生態園林”“節水園林植物資源利用”等課程,使專業基礎課在園林專業課程體系中所占的比例由原來的62.13%提高到68.2%。對與全球氣候變化息息相關的高等農林院校園林專業來說,從充分發揮高等農林院校的學科和專業優勢出發不斷更新和豐富相關的專業知識內容,不僅有利于提升學生的知識層次,使他們能夠在園林專業人才濟濟的就業市場上脫穎而出,而且符合園林行業和園林專業與時俱進的發展要求。
2.拓寬知識領域,更新授課內容
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最明顯的后果是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在這一背景下,為了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低碳”概念應運而生?!暗吞肌钡暮诵膬热菔菧p少碳排放和降低由此帶來的后果。這就涉及到“碳源”和“碳匯”的概念。所謂“碳源”,就是向大氣釋放CO2。所謂“碳匯”,就是從大氣中捕獲并儲存CO2。而建設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的理念正是在提倡“低碳”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因為低碳園林、生態園林和節約型園林的建設正是從減少碳源和增加碳匯2個方面入手的。因此,高等農林院校園林專業的教學內容要對園林最初的“天人合一,設計結合自然”的設計理念重新進行評價,在專業課程內容中增加與低碳、節約、碳匯、生態和氣候變化等相關的內容,并開設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方面的專業課和公共選修課,以拓寬園林學科的知識領域。以甘肅農業大學的園林專業為例,目前主要從“園林植物”和“園林規劃設計”2個方向設置專業選修課。但是,隨著全球氣候和環境的變化以及社會對園林需求的不斷提升,園林的主導功能已經有所改變。因此,園林專業如果仍從“園林植物”和“園林規劃設計”這2個方向進行課程設置和課程內容的編排,就很難滿足園林行業的發展要求。例如,“園林植物”方向的課程設置如果仍把重點放在植物識別和栽培上,課程教學內容仍以植物的形態特征和栽培管理為主,那么與當前外部環境對園林植物的主體功能進行轉變的要求是脫節的。再如,“園林規劃設計”方向的課程設置如果仍把重點放在園林的功能分區和對園林原場地的改造上,課程教學傳授的設計觀念仍沿用傳統的理念,那么就會導致設計出的作品過于“理想化”“風格化”和“表面化”,與實際要求嚴重脫節,以及無法考慮氣候變化的因素和體現當前所提倡的建設低碳社會的理念。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建議,無論是課程還是教學內容的設置,園林專業都應摒棄陳舊、過時的知識內容,增加生態園林、低碳園林、節約型園林和綠地碳匯等方面的新理論和新概念,從而使學生掌握園林的碳匯功能、碳匯樹種選擇、碳匯樹種配置、低碳材料選擇、生態環境改造等方面的知識。例如,在“園林綠地規劃”課程教學中,在講授園林綠地功能時,要強調園林綠地的碳匯功能;在“園林植物”課程教學中,要講授固碳能力強的園林植物種類的選用,在講授植物配置時,要介紹能夠提高園林綠地固碳能力的落葉喬木與常綠灌木的搭配、速生樹種與慢生樹種的搭配、常綠植物與色葉植物的搭配等知識;在“園林建筑”課程教學中,要提倡能夠減少園林綠地碳排放的減源模式,要介紹可再生能源的應用、低碳材料的選用、廢棄材料的再利用、雨水的資源化利用等知識;在“園林植物養護管理”課程教學中,要增加降低園林綠地養護管理的碳排放、延長園林綠地的“使用壽命”等新內容;在“城市生態學”課程教學中,要增加有關低碳城市建設的內容,包括如何降低園林自身的碳排放、降低城市“熱島效應”、減少建筑能耗等內容。
3.在課程和教學內容設置等方面體現不同屬性園林專業的特點
目前,我國的園林專業發展很快,許多高等院校都開辦了園林專業。但是,在不同科類和不同性質的高等院校,園林專業的屬性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工科類高等院校的園林專業以建筑、城市規劃為主,農林類高等院校的園林專業以園林、觀賞園藝為主,藝術類高等院校的園林專業以環境藝術為主,而綜合性大學的園林專業以城市規劃為主。由于各類高等院校的發展定位以及辦學條件和特色不同,所以對園林專業的理解各異,進而導致各類高校所確定的園林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和課程體系也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差異很大[4]。因此,筆者建議,園林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的改革在保證與全球氣候變化這一大背景高度契合的前提下,也要與各類高等院校傳統的學科專業優勢和辦學特色緊密結合,在增設有關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的知識內容時,兼顧到不同屬性園林專業特色的體現。例如,高等農林院校的園林專業在設置課程和教學內容時,可以側重于與植物相關的碳匯和低碳內容;工科類高等院校的園林專業在設置課程和教學內容時,可以考慮從建筑和城市規劃等方向增加有關低碳和節約的內容;藝術類高等院校的園林專業在設置課程和教學內容時,可以考慮增加與環境有關的內容??傊瑘@林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的改革并不意味著趨同化,只有保留不同屬性園林專業的特點,才能培養出更加符合當今低碳社會和低碳經濟發展需要的多元化專門人才。
(三)實踐教學的調整
1.在實踐教學中增加有關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建設技能的培訓內容
園林專業培養的人才除了要掌握豐富的理論知識之外,還要具有過硬的綜合技能,特別是要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5]。為此,甘肅農業大學園林專業在近幾年的教學計劃修訂中,增加了實踐教學的比例,使實踐教學所占比例提高了6%左右;同時,不斷深化實踐教學改革,根據課程間的關聯性合并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實驗,并增設了具有創新性的綜合實驗,特別是增加了能夠體現生態園林、低碳園林和節約型園林理念的實踐技能培訓內容。例如,開展以節約型公園設計、低碳居住區設計、低碳建筑材料選擇、園林植物碳匯功能比較、園林綠地土壤碳儲量調查與分析等為內容的實踐技能培訓。只有通過這些技能培訓,園林專業學生才能在景觀規劃設計理念、植物配置和材料選擇等方面緊跟時展的步伐,從而滿足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2.在課程實習中強調培養學生的低碳意識
關鍵詞:公司治理;制度變遷;全球化
一、全球化對公司治理制度變遷的影響
(一)全球化經濟競爭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競爭拓展到國際層面上。全球產品競爭能夠或消除一個治理結構體制中最無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圍內日益增多的產業領域的競爭將使現存的公司治理結構可能存在的無效率暴露無遺,從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趨同(Moerland,1999)。因此,產品市場競爭的全球化,將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發展。全球化將使得產品產品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動力也越強。公司治理競爭不僅會影響企業競爭力,而且會對整個國家競爭力產生影響。
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經濟高速增長,超過了日本和歐洲。盡管影響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認為是造成歐洲和日本經濟在與美國的競爭中處于下風的重要原因。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德國等國紛紛對公司治理進行改革,借鑒英美公司治理的經驗和做法,從而導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趨同于英美模式。
(二)國際投資者日益提高的影響
金融資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運動的關鍵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國際流動性顯著增加,跨國投資日益增多。當外國投資者參加到公司以后,勢必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國際協調。而且,由于外國投資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因而可以對上市公司的治理問題發揮重要作用。
從國際資本的流向來看,作為主要的資本輸出國之一,美國的資本大量流入到歐洲及亞洲國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投資者,會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優越性為由要求受資國和被投資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強公司內部監控等等,從而導致這些國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國模式趨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國全球投資的最嚴重后果就是迫使歐洲公司改變其經營方式并采用美國公司的價值觀。
(三)資本的全球化競爭
隨著資本流動的國際化,由于資本的稀缺性,各國也對外國資本展開了競爭。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會對投資者意愿產生重大影響。為了吸引外國投資者的資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業就會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結構、提高投資者的保護程度,從而提高投資者的信心。因此,對資本,尤其是對國際資本的競爭,是公司治理趨同的重要動力來源。
就公司層面來講,為了籌集資本并降低資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動機,公司間對資本的競爭會促使公司治理自發的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就國家層面來講,盡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異,但為了能夠在全球權益市場競爭中取得資本,就必須采用國際認可的公司治理原則,從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認模式趨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響
公司治理制度與其所在社會現有制度之間,具有互補關系,也就是說社會中各種制度安排是彼此關聯的。公司治理和社會法律體制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與特定的法律體制聯系在一起,同時也正是由于這種互補性給公司治理趨同造成了阻力。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將促進法律的全球化。盡管法學界對于法律全球化問題存在爭議,但客觀地講,全球范圍內法律已經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趨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領域。對于公司法和證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趨勢就更為明顯。法律對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將對公司治理的趨同化起到積極地推動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變遷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每一個國家的模式或機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歷史、技術因素基礎上的,公司治理機制的差異反映了每個機制產生的路徑。路徑依賴的特征,決定一國公司治理的變遷是沿著起原先的路徑不斷演進的,除非強大的外力去改變它。公司治理的路徑依賴決定了公司治理趨同的困難。
盡管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公司治理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趨同,但是,在趨同過程中,這些國家或地區并非完全與原先的模式割裂開來,而是在原先路徑基礎上進行的改革。趨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內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國
到目前為止,德國公司治理尚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支持內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聯盟并未受到影響??偟膩碚f,德國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內部控制、利益相關者導向的,并沒有被股東導向所取代。盡管德國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英美的獨立董事制度,逐漸在監視會中增加外部人員,但總體上,德國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雙層制委員會進行內部控制。事實上,近年來,德國還加強了監視會對管理者的監督,從而使得內部控制更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國修改其法律允許公司自愿選擇公司治理結構,而不是強制要求采用雙層制,其現有的雙層制結構仍會有較強的持久力。因為雙層制結構已經存在多年,由于路徑依賴的原因,即使它是無效率的,也仍然會持續下去。德國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銀行導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場導向制度,因此是一個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對商法進行修改、允許公司采用獨立董事和委員會制度后,有許多日本企業反對采用美國的公司治理模式。盡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許多其他國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許采用獨立董事制度,這表明其公司治理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總的來說,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內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銀行制度等的影響仍然存在。因為,日本傳統的終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與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強烈的互補關系,這決定了其現有的公司治理難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場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盡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向內部控制模式趨同的跡象。但是,總的來講,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離其原先變革的路徑。例如,相對于歐洲大陸,英美公司的股權集中度仍然較低;盡管不斷加強獨立董事制度和相關的專門委員會,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會這一慣有的路徑上,而沒有采用內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雙層制;盡管利益相關著日益得到重視,但股東仍然是多數英美公司最為關心的對象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法;變革
一、經濟全球化的含義
“經濟全球化”這個詞,最早是由西方學者西奧多·萊維特提出來的,然而,對經濟全球化的含義,卻眾說紛紜,到目前還沒有確切的定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倍洕献髋c發展組織(OECD)認為:“經濟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市場、技術與通訊形式都越來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減少。”
由此可見,經濟全球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原來局限于各個不同國家疆域內的諸多經濟活動、制度正在沖破國界的局限而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全球化是自由市場、民族國家和信息科技前所未有的有機結合,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相互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這就要求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國際經濟法必然受到其一定的影響,發生相應的變化。
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推動國際經濟法變革的幾大動力
(一)國家
國家是國際經濟法的制定者,在當今它仍是國際經濟關系中最重要的主體。經濟全球化要求盡量擴大市場規律的作用范圍,盡量減少政府對國際商業交往的限制,這就使國家行使的范圍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首先,某些在傳統上一貫被認為屬于各國國內法管轄的事項進入了統一的國際經濟法規則調整的范圍。例如GATI和WTO的一個主要職能就是通過談判來降低關稅并約束關稅,這無疑就是一種國家經濟的讓渡。其次,國際經濟法的調整范圍擴大,將越來越多的各國國內政策納入其視野。WTO協定從貨物貿易拓展到服務貿易、投資措施就是國際經濟條約調整各國國內政策的表現。最后,經濟全球化導致單個國家無法單獨對某些經濟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必須通過國際合作、借助于國際性組織協調管理,這樣政府間國際組織特別是WTO的作用日益凸顯起來。
誠然,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的確在向市場讓步,適當放松了其對國際商業交往的管制。但是,國家對經濟全球化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如果缺乏國家對市場進行有效調節和控制,資本的擴張不一定能帶來綜合的社會發展,相反地,會使財富的集中程度進一步提高,這是不利于全世界經濟平衡發展的。因此,國家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也要積極探求建立某種有效的調節機制,以減少經濟全球化對國際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同時,還應當意識到,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程度不同,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影響力,其在國際組織的發言權也不同。一般說來,國民經濟最強大的國家總是要求最迅速、最廣泛、最強烈地推進貿易、資本、人員、服務流動的自由化。如果經濟落后的國家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則會處于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境地。
(二)商人
在目前的國際經濟交往中,商人中影響力最大的無疑是跨國公司。經濟的全球化實質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那么商人就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為了追求最大的商業利潤,商人會沖破各種限制,將價值規律推向全國,進而也推動了國際經濟法向有利于經濟全球化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商人可以編撰統一的商事規范并使其得到普遍運用和政府的承認;另一方面,商人還可以借助國家的力量,推動國家創設他們所需要的法律規則。為了保障他們利益的最大化,他們會利用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來影響國家賦予其更加優惠的投資條件,進一步放松對商品、資金和人員流動的限制,并對本國商人的海外利益給予更為嚴格的保護,要求本國政府對來自國外的競爭加以限制。
(三)非政府組織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非政府組織也得到迅速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在國際層面上協商和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影響到國際社會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體的利益。于是,代表著國際社會中不同群體利益的非政府組織,為了使這些全球化問題的解決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國際社會上作為“壓力集團”來發揮其影響,特別是在國際人權、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等方面。轉三、國際經濟法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發展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經濟基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上層建筑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尤其是與世界經濟息息相關的國際經濟法,必須作出相應的回應,有新的發展。
(一)國際經濟規則統一的進程不斷加快
經濟全球化首先意味著跨國經濟交易的增多。為了降低交易風險,保障預期利益,就需要為跨國交易設立規則,特別是推動世界范圍內規則的統一。國際經濟規則的統一主要有以下三種表現:首先,作為國際經濟法重要主體的商人(尤其是跨國公司)通過自己的機構創設或統一了大量的商法慣例。國際商會近幾十年來,主持修訂了各種商事慣例,它們將商人們實踐中所形成的習慣做法確定化,成為統一的商事慣例,來便利商人們所從事的跨國交易。
其次,各國國內商事立法的趨同,一些國家制定出與多數國家相一致的商事法律規范,也推動著國際經濟規則的統一。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各國在普遍選擇實行了對外經濟開放的發展戰略的同時,對內也先后進行了市場化的改革,以市場經濟作為國內經濟運作的基礎。這種全球經濟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促使作為國際經濟法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國國內經濟法律制度,尤其是有關涉外經濟法制之間的差異性進一步減弱,而趨同性增強。
最后,國際經濟規則的統一在很大程度上還借助于調整跨國交易關系的國際統一規則的迅速發展。最初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只涉及國際貨物貿易的政府管理問題,而且主要是規定關稅問題。但在隨后的幾十年時間里,總協定條約體系所涉及的領域不斷擴大,至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世界貿易組織條約體系已從國際貨物貿易擴展到國際服務貿易、國際投資、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在貿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體到反傾銷、反補貼、政府采購、海關估價等各個領域。同時,WTO已經開始新的“千年回合”談判,新一輪的多邊談判可能涉及環境保護、勞工標準和競爭政策等議題,從而可能導致上述領域內新的國際統一規范的形成。
(二)國家對國際商事交往管理的弱化
規范國家對國際商事交往管理的法律是國際經濟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仡欉@部分法律規范在過去幾十年所發生的變化,可以看出,國家對國際商事交往的管理呈弱化趨勢。這種趨勢,主要表現在國家對商人的跨國交易的限制在不斷放松。其原因主要是:(1)商人們在利益的驅動下,要求市場規律突破國家疆界的限制(事實上是各國的管理措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圍內發揮作用;(2)各國政府認為擴大的對外經濟交往從總體上是有益于本國的發展的。
(三)新舊兩種國際經濟秩序的矛盾更加激烈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社會財富在大量增加,但財富的集中程度也大為加速。據統計,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占人口同樣比例的最貧窮國家的30倍,而30年后,這一差距已擴大到60倍。由此可見,未來經濟全球化的穩定和持續發展,需要首先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目前面臨的巨額債務負擔、貿易條件惡化和外部援助匱乏等緊迫問題,改革現存的造成南北經濟發展失衡的舊的國際經濟體制,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興盛,是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希望所在。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必然伴隨著新舊兩種國際經濟秩序的尖銳矛盾和激烈斗爭,只有最終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起國際經濟新秩序,才能使經濟全球化在一個平衡穩定的環境下發展o
(四)電子商務對國際經濟法的挑戰
電子商務就是利用簡單、快捷、低成本的電子通訊方式直接進行交易,從洽談、簽約、交貨到付款均在全球電信網絡上進行。新的交易方式必然會帶來新的法律問題,由電子商務所產生的合同的成立與履行、電子貨幣與網上支付以及稅收征管、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法律問題,各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和有關的國際條約均缺乏相應的調整手段和規范措施。因此這種新型的經濟活動,在改變傳統的生產、銷售和經營管理模式的同時,也對現行的適應于傳統商業交易活動方式的國際經濟法律制度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和沖擊。
關鍵詞:政府職能;旅游業;市場競爭;全球化
一、引言
隨著我國入世以后對服務業市場準入的逐步開放,中國的旅游業發展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中國旅游業的發展也面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問題。例如,如何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較為有利的位置、獲得較多的市場份額,如何實現和保持我國旅游業的國際核心競爭力等等問題,是應該認真思考和研究的系列重大課題。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特點是時空距離的大大縮減,從倫敦到北京也只不過十幾個小時的航空距離。旅游業的競爭,就是旅游目的地間的競爭。從某種程度上講,旅游目的地的競爭趨于全球化,且態勢日趨激烈。
我國旅游業發展初期,采取了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但在旅游產業市場全球化進程加快的今天,政府在旅游業發展中究竟應居于什么樣的地位、該行使何種職能、政府在旅游業發展中起何種作用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值得作深層次的探析。政府對旅游行業的全面管理工作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步,90年代中后期進入比較系統和完整的階段,到目前管理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擴展。近20年來,政府在旅游業發展中的作用經歷了由開拓者向規制者的演進。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建立和完善,特別是在中國已是WTO成員國的情況下,旅游行業管理手段應該更多地轉向間接引導和宏觀調控,政府部門的作用也應逐步由規制者向協調者過渡。中國各級旅游行業管理部門必須從管理旅游經濟微觀環節中抽身出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把行政管理的職能集中指向宏觀調控、社會服務和公共管理,把一些屬于企業自治權內的事情交還企業,把一些政府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交由社會管理,真正實現“小政府、大市場”。
二、政府在發展旅游業中應該發揮的基本職能
在旅游市場競爭全球化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在遵守市場規律的前提下,通過創建一系列制度安排來規范市場、穩定市場和引導市場發展,并通過提供必要公共產品的形式來彌補市場供應的不足,政府不一定要自己來生產某種產品??梢姡谑袌鼋洕械淖饔貌槐仁袌鲂?,而是具體的分工不同。政府的職能不是要去做大事,而是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即政府和市場要做到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各行其權、各得其利、各擔其險,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
1.制定一系列發展旅游業的政策。政府政策的推行會引起社會成員對其切身利益關系的考慮,從而引發其意識和行為的改革。當這種考慮和改變形成群眾意識時,就可能影響社會發展的趨勢,體現政府的政策目的。所以,科學的、經過嚴密論證的法制化政策過程,可以在廣泛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穩定的促進作用,有利于宏觀調控的規范化運行。政府執行政策具有強制性、直接性、權威性等特點,政府主導推行的過程,也是旅游業方面的政策地位不斷提升的過程。旅游業在政府政策推動下呈現出蓬勃的發展勢頭。從長遠看,旅游業發展需要一個高水平、全方位的集目標、組織、規劃開發、促銷等要素于一體的政策支持體系,從而形成旅游業發展的最佳環境。
2.制定旅游總體規劃。旅游業是由核心旅游業和輔助旅游業構成的綜合性產業,其持續發展必須有賴于一個具有權威的管理部門對其進行必要的規劃、規范、指導和調控。旅游發展總體規劃是旅游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是旅游業健康、持續、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政府不僅需要制定科學的規劃,更重要的是應按照總體規劃的目標與思路,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旅游業,宏觀調控仍是政府管理旅游業的重要職能。
3.制定旅游市場法規、條例和規定。對旅游業的規制旨在營造健康有序的發展環境,這是宏觀調控的一種根本手段。世界旅游組織認為,政府旅游部門在旅游業中所起的作用,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開拓者階段、規制者階段和協調者階段。我國目前正處于第二階段,即政府主管部門對旅游業的管理正由直接管理向行業管理轉變。
4.提供公共,收集和旅游信息。目前旅游市場中介服務體系還很不完善。因此,旅游產業的許多公共還需要由政府來承擔,這些服務主要包括旅游市場的宣傳與促銷、旅游資源的規劃和開發、旅游服務的評定與檢查、旅游人才的培訓與考核等。中國旅游市場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導致經營者和旅游者的某些非理性甚至非法行為的存在。政府可以通過建立旅游信息系統、強化旅游服務供應商披露真實信息的義務等途徑來改善這種情況。
5.合理開發與保護當地的旅游資源,走可持續發展旅游的道路。旅游資源的開發必須兼顧旅游經濟效益、人文效益、環保效益。因此,在旅游資源的開發中,各級政府應十分重視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旅游發展要以不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文化資源及其他資源為前提,并能對生態環境保護給予資金支持,使其得到可持續利用,滿足旅游者日益增加的多樣化需求,并能保持對未來旅游者的吸引力,還必須能滿足當地居民長期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
6.通過政府資金啟動社會投資。從而有效地刺激市場。政府投資旅游市場并不意味著政府的財政撥款包攬一切,而是通過政府資金啟動社會投資,從而更有效地調控經濟、刺激市場。在旅游業發展初期,政府利用較強投資促使旅游業超常發展,能迅速形成較大的產業規模和供給能力。政府在這方面的角色表現為:一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主要是加快旅游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牽頭開發旅游線路。二是重大項目的啟動者。政府對重大建設項目的投資可以拉動私人資本的更大投資。三是濃郁氛圍的營造者。主要是通過宣傳促銷活動刺激旅游動機,擴大旅游市場。此外,政府可以組織策劃一些影響力巨大的主題活動。如昆明世博會、杭州的西湖博覽會都是政府主導、部門聯動、社會參與的成功范例。
三、政府發展旅游業存在的誤區
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似乎都樂意把旅游業確立為主導產業、支柱產業、龍頭產業。這種政府經濟發展的戰略決策定位,是符合時展的基本趨勢的。政府力量對于旅游業的發展無疑十分重要,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建立和完善,政府在旅游業中的職能也應得到恰當的界定。WTO的本質是進一步的市場化。加入WTO后,我國還有很多制度、規則、行為與市場經濟不相符,現在要把它們改過來。一些地方在這方面會出現一些誤區,阻礙了旅游業的健康發展,主要表現在:
1.誤把政府的職能作用理解為政府主宰。沿用計劃經濟下高度集權的領導模式。有些地方仍存在由長官意志代替企業行為,由行政命令代替市場規律,干擾旅游市場對旅游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導致決策失誤,旅游供求失衡,造成很大的浪費。誤把政府的職能作用理解為政府主財,即由政府的財政撥款包攬一切,各個行業、各個企業只盯著政府的口袋,或等或靠或要,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喪失了搶占市場的有利時機;或者超越政府財政實力,大包大攬,誤把政府的職能作用理解為政府主干,即由政府投資興辦并直接管理骨干的旅游企業,給予它們各種各樣的優惠與保護,造成事實上的壟斷經營和不公平競爭,限制了市場經濟和旅游業的蓬勃發展。
2.政府對旅游企業干預過多、管得過死。一些地方政府對旅游企業管得太死,充當一切具體業務的決策者,其結果是政企不分,旅游企業無法自主發展。政府并不天生是旅游專家。在實際的工作中,由于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違背了旅游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僅沒有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反而還阻礙了旅游業的發展。政府并不是萬能的,那種什么事情都靠政府解決的觀念已成為旅游業發展的阻礙,應從這種錯誤觀念中擺脫出來。
3.政府成為部門利益的分享者,把發展旅游業作為自身利益的伸延。從理論上來講,政府代表著社會整體的利益,它追求的是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實上,政府由眾多相對獨立的部門組成,它們若追求各自的政績、形象和其他各自相對獨立的利益就會出現誤區。由于旅游業的綜合性,旅游業幾乎與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會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一項旨在改善旅游公共利益的政策可能對多數政府部門的利益產生影響。因此,旅游政策的實施與否以及實施效果的大小取決于政府各個部門的權利博弈。與政府其他部門相比,旅游局擁有的權力較為有限,由此決定了旅游局缺乏對旅游產業發展的宏觀調控與駕馭的能力,決定了旅游產業政策難以落實與實施。
由于以上誤區,使得政府在旅游業發展過程中過多地介人飯店、旅行社等競爭性的旅游行業,而對于道路、環境等公共領域卻投入不足??傊?,無論是旅游產業在市場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還是政府主導型戰略在推行中出現的誤區,都與政府行為是否合理密切相關。市場缺陷要靠合理的政府干預來彌補,而旅游市場的健康發展更要以合理的政府行為為前提。
四、旅游業市場競爭全球化進程中政府職能的轉變
旅游行政管理體制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和保持旅游市場的高度自由化,具體體現為職能的轉變。政府由現在的對旅游的經營參與、經營指令、經營指導的角色,過渡到產業服務、市場糾偏、信息、市場普遍性原則引導的角色。
要克服以上誤區,科學合理地發揮政府對于旅游業的職能,就應該實現以下轉向:
1.在行使職能的范圍上,由微觀管理為主轉向以宏觀調控為主,把握好干預范圍和干預程度。旅游業是一種涉及面極廣、關聯度極高的綜合性產業,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配合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在旅游業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政府主導”不是“政府主干”、“政府主財”,也不是“政府主宰”,更不是事無巨細全由政府進行管理。旅游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的推動、領導和協調,但政府不能直接參與企業微觀的生產經營活動,而要把企業的生產經營權和投資決策權交給企業。要抓大放小,有所為有所不為,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宏觀調控,作好引導工作,促使旅游產業快速、健康發展。把握好干預的范圍和干預程度。旅游產業現代化要求政府對旅游業發展的干預目標僅僅局限于對市場普遍性原則的糾偏和引導。因此,干預的范圍,也就僅僅局限于對經營者的經營、消費者的消費的度內,干預的程度僅僅局限于對市場普遍性原則的糾偏,不干預市場主體的行為策略、不干預行為主體的行為細節、不干預市場主體的行為結果。
2.在行使職能的性質上,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真正實現由人治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變革。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管理企業的“長官意志”色彩濃厚,不是政府服務企業,而是企業服從于政府,以致旅游企業在市場面前,往往茫然不知所措,不但沒有抓住良好的發展機遇,反而失去了許多市場機會。面對中國日益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加入WTO對旅游業的沖擊,政府部門尤其是各級旅游行政主管部門要協調社會各方面力量,創造一個有利于旅游發展的大環境,服務于旅游業。在職能行使的手段上,應由以行政手段為主轉向以法律手段為主,用法律法規而不是“長官意志”管理規范旅游產業,以避免旅游管理的隨意性和旅游發展的不確定性,使旅游產業在法律法規的規制下獲得持續、穩定的發展。如,在推進企業跨國經營方面,政府應完善企業走出去的法律、法規,簡化審批制度,增加審批的透明度,為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放寬對外匯出境的限制,取消政策上的所有制歧視傾向,向企業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詢、培訓、業務指導等方面的服務。
關鍵詞:資源環境科學;文獻計量學;發展態勢;
作者簡介:王雪梅(1976-),女,重慶永川人,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科學計量學、GIS與文獻計量學集成研究.
資源與環境科學以人類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地球系統特別是地球表層系統的特征和變化規律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涉及地球科學及其分支學科,以及生命科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信息科學及管理科學的諸多分支學科領域。經濟快速發展對資源環境科學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國科學院圍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及其相關的資源環境與地球科學問題,在資源環境和地球科學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臺SCI-E數據庫,對2009—2014年中國科學院SCI論文及地球科學與資源環境科學領域論文產出進行統計,并與全球及中國論文產出相比較,了解中國科學院在地球科學與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的研究產出及其發展狀況。
1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從WebofScience的251個學科分類中遴選出與地球科學、環境/生態學相關的學科,根據學科分類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數據庫檢索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的相關論文,應用美國湯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和制圖,對全球和中國的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產出進行統計分析。
地球科學(Geosicence)領域包括:能源與燃料(Energy&Fuels)、地質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學與地球物理學(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學(Geography)、地質學(Geology)、地球科學多學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學(Limnology)、氣象與大氣科學(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礦物學(Mineralogy)、礦產與礦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學(Oceanography)、古生物學(Paleontology)、遙感(RemoteSensing)、水資源(WaterResources);環境/生態學(Environment/Ecology)領域包括:土壤科學(SoilScience)、生態學(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數據庫對全球、中國、中國科學院的SCI論文產出進行檢索和統計,中國科學院檢索范圍包括署名中有“中國科學院”的論文,包括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及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國科學院”的中國科技大學論文。
2中國科學院論文產出總體態勢
2009—2014年期間,SCI-E共收錄論文955.6萬篇,其中署名中國的論文有113萬篇,署名中國科學院的論文有15萬篇。圖1反映了全球、中國、中國科學院2009—2014年年度論文產出量變化。全球、中國、中國科學院的SCI論文分別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長。2014年與2009年相比,全球SCI論文增長近11%,中國增長約為93%,而中國科學院增長了62%,由圖2可見中國SCI論文增長速度遠高于全球論文增長速度。
圖3統計了中國SCI論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國科學院SCI論文占中國百分比,表明中國論文占全球的份額持續上升,而中國科學院論文占中國的份額則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占中國科學院的份額穩中有升。從圖2也可見,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2014年與2009年相比,SCI論文增長了約92%,與中國SCI論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國科學院整體的論文增長速度。
將2009—2014年環境/生態學和地球科學領域各年論文按照被引頻次高低統計TOP1%,TOP10%,TOP20%和TOP50%論文的數量,以及中國和中國科學院相應級次TOP論文的數量,并統計中國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國科學院占中國的比例(圖4)。
根據論文全部著者統計的結果表明,中國在全球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各級次TOP論文中的比例基本為15%~20%,中國地球科學領域TOP論文數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環境生態學領域,并且地球科學領域TOP1%的高水平論文比例很高。中國科學院在中國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各級次TOP論文中的比例為26%~32%,中國科學院環境/生態學領域TOP論文數占中國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學領域。
3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的重點研究方向
基于SCI學科分類,分別對2009—2014年全球SCI論文最多的20個學科領域的論文數占全球SCI論文總數的比例、中國SCI論文最多的20個學科領域的論文數占中國SCI論文總數的比例,以及中國科學院SCI論文最多的20個學科領域的論文數進行統計。結果顯示,全球各學科領域中,生物學與生物化學發文最多,發文最多的20個學科領域主要側重于醫學和生命科學等,相比之下,中國產出偏重于材料科學以及化學、物理等相關學科領域,中國科學院在環境科學方面論文產出數量比例較高。
資源環境科學領域論文產出占全球自然科學領域論文產出的8%左右,中國該領域論文產出占中國SCI論文比例接近10%,中國科學院該領域論文產出占中國科學院SCI論文比例約為20%(圖5)。
2009—2014年,中國SCI論文占全球比例約為12%,而資源環境科學領域中國SCI論文占全球份額超過14%。其中,環境科學是全球、中國和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領域論文產出的最主要的領域。此外,中國在能源與燃料、遙感、地質學等方面論文產出占全球比例相對較高,而在生態學、古生物學等方面所占比例較低。中國科學院關于古生物學方面的SCI論文在中國資源環境領域論文中的比例最高,達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學、地理學、湖泊學、生態學、氣象與大氣科學等方面的論文占中國的比例也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較低,不足10%(圖6)。
圖7中,氣泡的大小表征資源環境各子領域占全球資源環境科學領域論文產出份額的大小,即點越大,該子領域論文數在全球資源環境領域中的比例越高;X軸表示資源環境子領域中國占全球論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該子領域中國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軸表示資源環境子領域中國科學院占中國論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該子領域中國科學院占中國的比例越高。氣泡大的那些子領域(如環境科學等)是全球資源環境科學研究比較多的熱點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領域(如能源與燃料等)是中國資源環境科學相對比較有優勢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領域(如古生物學等)是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相對比較有優勢的研究方向。
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2009—2014年發表的SCI論文主要涉及的學科領域包括:環境科學、生態學、地質學、工程學、氣象與大氣科學、農學、地球化學與地球物理學、化學、水資源、科學與技術、海洋與淡水生物學、地理學、植物學、海洋學等。
4主要研究機構的科學貢獻
中國科學院幾乎所有的研究機構都在SCI資源環境科學領域期刊發表過論文,2009—2014年根據全部著者統計超過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個,在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發表SCI論文較多的前10個研究所見表1,這些較多的研究所都屬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機構。
2009—2014年中國科學院27個資源環境類研究所以第一著者發表的SCI論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大氣物理研究所、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等較多,第一著者的SCI論文數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論文的篇均被引次數為6.03次/篇,表2中的“表現不俗的論文篇數”統計的是這些研究所高于基準值的論文篇數,即當前總被引次數除以從年至2014年的累積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論文[4]。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的表現不俗論文都在150~200篇。
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被引頻次位于前10%的論文篇數,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論文篇數,也是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參考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科學前沿分析中心設計科學貢獻指數[5],定義:
式中:Ci為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第i個研究所科學貢獻指數,P10%i為第i個研究所被引前10%論文數量,Citedi為第i個研究所論文被引總頻次,n為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的數量。結果顯示,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氣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科學貢獻指數較高,都在0.1以上。
5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國科學院SCI論文增長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長率,低于中國93%的增長率,但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的SCI論文增長了約92%,與中國論文增速相接近。
(2)中國在全球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各級次TOP論文中的比例基本為15%~20%,中國科學院在中國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各級次TOP論文中的比例為26%~32%,中國科學院環境/生態學領域TOP論文數占中國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學領域。
(3)中國SCI論文占全球比例約為12%,在資源環境科學領域中國SCI論文占全球份額超過14%。中國科學院關于古生物學、土壤科學、地理學、湖泊學、生態學、氣象與大氣科學等方面的SCI論文在中國資源環境領域論文中的比例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