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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資源評價主要是指學者關于高句麗遺產的旅游資源特征分析、旅游資源價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遺產作為區域旅游的資源優勢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東北師范大學韓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區”旅游資源特征時，專門論述了該旅游區的人文資源的高句麗特色［1］。韓杰是較早對高句麗遺產進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學者，但其研究并非專門研究，只是把高句麗遺產作為區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夠深入。同樣，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論述集安市旅游資源特征時，第一點就特別指出高句麗文物古跡馳名中外［2］。2004年，高句麗歷史遺跡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后，其品牌價值意義凸顯，學者對其的評價也有所不同，多數是以世界遺產的角度進行的。劉貴富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為集安市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源，作為具有廣域旅游市場的國際級旅游地，對游客產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資源無法比擬的［3］。李亞麗、李悅崢在分析集安旅游資源特色中強調的前四點，全部是高句麗世界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4］。胡黎霞認為，集安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旅游文化價值主要體現在豐富的古跡遺存、獨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麗王室貴族壁畫墓幾個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具有藝術欣賞價值、美學價值、科學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6］。王曉南認為，高句麗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旅游經濟價值，高句麗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其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原生態的文化特征［7］。陳玲玲、孫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資源從數量、類別和質量上都具有極佳的資源本底優勢，其中文化遺產資源具有壟斷性優勢，申遺成功后又具備了極強的品牌優勢［8］。朱尖等在對集安市旅游資源整體布局、功能分區研究中對高句麗世界遺產資源進行了專門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運用定量分析法對高句麗遺產資源進行了評價;齊蘭蘭在其碩士論文中運用層析分析法對集安市旅游資源進行了評價，結果顯示洞溝古墓群旅游資源價值高、開發潛力大。丸都山城文物價值較高但基礎差，開發潛力不佳［11］。朱尖同樣運用層次分析法評價了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12］。從眾學者的研究可得出結論:高句麗遺產作為旅游資源(尤其成為世界遺產以后)有著極強的優勢，不管是資源本身的價值，還是申遺之后的品牌價值，都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
2旅游開發利用研究
關于高句麗世界遺產的開發利用，是學者們較早開始研究的領域。筆者在文獻整理時發現，早期的論文基本都是以開發作為專題研究的，雖不是專門針對高句麗遺產，但文章內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遺產的開發問題。韓杰在對“通化—集安區”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時，景區劃分了集安副區，羅列了副區內的主要景點，設計了高句麗文物古跡游覽線，并對旅游區開發程序及旅游區建設進行了研究［1］。李秀霞對集安旅游資源開發劃分了洞溝高句麗古文化、朝鮮族風情游覽區，并且強調開發應當突出高句麗歷史文化古跡的特色，還要廣泛的宣傳，提高其知名度［2］。王麗麗、崔庠提出高句麗文化遺存的科普旅游開發，指出古高句麗國文化遺存類科普旅游具有壟斷性，應作為科普旅游開發的重點，指出應深入挖掘歷史遺跡的文化內涵，要加大宣傳促銷力度;加強基礎設施與配套服務等方面的建設;關注旅游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建立規范的解說系統;適當增強游客的參與性、娛樂性旅游項目，再現古高句麗族人的生活、生產場景，深化游客對高句麗文化的理解［13］。王麗麗、崔庠較全面系統地規劃了高句麗科普旅游發展的實現路徑，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學，具有前瞻性。李亞麗、李悅崢研究強調發展集安旅游業要充分利用高句麗這一獨特資源，開發具有高句麗民族風情的歌舞表演，重現高句麗祭祀、出巡、狩獵、婚禮場面［4］。針對世界遺產的進一步發展問題，陳紹輝、陳楠分析了集安旅游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指出旅游業發展要進行體制改革，積極引進資金和人才，加大宣傳力度，同時為解決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開發要廣泛宣傳、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構建合理旅游網絡，精心設計旅游線路并保護旅游資源［15］。王春艷研究了高句麗文化遺產區域旅游開發的省際合作問題，指出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所在地地跨吉林與遼寧兩省，兩省旅游地地域相鄰、交通便利、自然條件相似，旅游資源存在明顯的互補性，構成了高句麗文化發展的完整畫卷，在旅游資源開發和市場營銷方面有著廣闊的合作前景。此外，區域內人民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際合作潛力巨大［16］。陳玲玲等運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遺產旅游發展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遺產旅游的發展策略:確立旅游發展定位，加強城市品牌營銷;完善基礎設施，提升交通網絡通達性;拓寬投融資渠道，扶植旅游企業;以及加強區域合作，協同發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麗世界遺產發展修學旅游的想法，并從理論和實證上進行了研究［18］，又對集安市旅游資源深度開發提出了建議［10］。
3遺產資源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研究
保護是遺產能夠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遺產旅游業發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關遺產旅游的異化問題，常常會出現在報紙和學術期刊上。如對遺產資源認識不清，遺產旅游的嚴重趨利化，盲目開發、錯位開發，遺產旅游的功利主義盛行，遺產原真性的喪失與變異等。如何能夠更好地發展遺產地的旅游業，弘揚和傳承遺產資源，同時又能對遺產進行有效的保護，這是目前業界極為關注的問題。2004年就在高句麗歷史遺跡申遺成功之時，就有學者告誡:高句麗不容在開發中破壞。申遺說到底是為了使這一人類的共同財富獲得更大范圍、更高規格的重視和保護［19］。劉貴富強調了高句麗世界遺產地可持續發展存在游客劇增、承載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發展滯后、旅游經濟增長與粗放經營并存的問題和矛盾，指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是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生態旅游的必然選擇［3］。田大方等探討了高句麗王城的保護策略，文章指出高句麗王城空間格局，城防體系等城市設施保存較好，因此高句麗王城遺產保護應遵循整體性保護的原則;同時，由于王城內歷史遺存類別較多，且遺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對待個體遺存應采用多元化保護模式［20］。張金勝認為，面對集安這樣一個已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而論，歷史保護是其城市總體規劃的靈魂所在，是總體規劃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從健全古城保護管理機構、更新基礎設施與宜人尺度、旅游開發與居民生活協調方面對高句麗古遺址的歷史保護提出具體建議［21］。耿鐵華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的保護理念和實際操作都存在很多問題，就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而言，其保護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文物遺跡本身的保護，二是文物遺跡周圍環境的保護［22］。張巖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詳細探討了高句麗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的實施路徑［23］。艾嘉西認為，保護高句麗遺產資源要完善政策，讓遺產保護有具體可實施的法律政策依據;加強政府在保護上的投入力度，鼓勵普通民眾參與到遺產保護的工作中來［15］。周博根據申遺成功后集安遺產旅游與遺產保護所表現出來的互利關系，證實遺產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可行性。即從系統全面的角度出發，在政府宏觀控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專家學者的智力支持對文化遺產旅游景點進行深度開發;發揮社區居民的主觀能動性，實現社區參與遺產旅游開發;將文化遺產旅游資源與自然旅游資源組合，實現自然與人文的協調發展，既保護自然環境又保護文化遺產［24］。于富業專門探討了五女山城遺產的保護問題，提出了構建危機管理保障體系、建造高句麗歷史文化珍藏館、踐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三個方面的保護對策［25］。李亞麗在其碩士論文中對集安市旅游進行了總體規劃，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對高句麗資源和環境保護問題進行了詳細研究［26］。陳玲玲運用層次分析法構建了文化遺產旅游可持續綜合評價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遺產為例，對集安高句麗歷史遺跡的發展現狀進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麗遺產旅游可持續發展還處于過渡階段，并針對現狀提出了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和建議［27］。此外，董峰［28］和韓福今［29］對高句麗遺產保護與城市建設做了研究;陳同濱［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麗遺產規劃的原則和保護的理念。遺產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是個永恒的話題，也是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高句麗遺產旅游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在總文獻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專題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獻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護問題。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獻量較少，不能單獨分類其研究成果。耿鐵華探討了高句麗文化研究與長白山區旅游資源開發的關系，指出長白山區的旅游資源豐富、類型齊備、內涵深遠、特色獨具，特別是高句麗文物遺跡資源已成為我國東北地區文化歷史與旅游的一大特色，對高句麗文物遺跡的保護研究、開發利用，能促進長白山區旅游事業的發展［32］。呂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遺產旅游社區為個案探討了世界遺產旅游與社區參與的關系，指出集安市遺產旅游社區參與的主要困境表現在:居民參與的人數少、居民參與的范圍窄、居民對旅游業的了解程度底、居民處于被動參與狀態，作者從社區發展的激勵機制、責任機制和制度建設提出了具體構想［33］。劉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傳播問題，運用傳播學、廣告學、旅游地理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傳播過程中存在的癥結，并通過借鑒成功旅游城市案例，從政府、公眾、媒體三個角度切入，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傳播策略［34］。許偉民在其碩士論文中對集安市旅游市場發展戰略進行了專門探討，指出集安作為新興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麗文化遺產申遺成功之后，應加大宣傳集安的旅游資源，極力吸引國內外游客，具體應在政策、組織、體制創新、媒體宣傳等方面給與保障，極力拓展旅游市場［35］。
5總結與展望
廬山文化遺產主要分為有形物質文化遺產和無形物質文化遺產。無形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表達、民間科技、社會習俗、認識記錄幾個方面。有形物質文化遺產中又包括：遺址遺跡、建筑物、紀念性景觀、地方土特產品、文獻與遺物幾方面，具體有形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如下：廬山遺址遺跡中包括古人類生活遺址（如亭子墩新石器晚期村落遺址）、軍事遺址、古戰場（如廬山植物園內的日軍轟炸彈坑）等。建筑物有宗教廟堂（如東林寺、羅漢寺、白龍壇、廣佛寺、天王廟、太乙宮等一百多個）、佛塔（如舍利塔、天池塔、普超塔等十幾個）、碑林（如白鹿洞碑刻等六處）、歷史建筑小品（如琵琶亭、靜觀亭等幾十處）、傳統建筑（如匡廬詩社等）、橋梁（華封橋等十多處）、近現代建筑（如波黎公館等十多處）等。紀念性景觀包括洞穴（如蓮花洞等十多處）、泉（如墨仙泉等十多處）、水井（如金井、修井煉丹井）、巖石（如劉仙石等）、潭池（如出木池等十多處）等。地方土特產品包括菜品飲食（如石魚、云霧茶、石雞、石耳）、手工藝品（如星子金星硯）等。文獻與遺物包括古舊圖書資料（《廬山志》等）、宗教典籍（《華嚴經》等）、書畫（五百羅漢圖、唐伯虎《廬山圖》等）。
2廬山文化遺產保護
2.1廬山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問題
2.1.1法律不健全。雖然2006年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說明了我國更加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可是仍然沒有達到法律高度。另外關于江西省下達的關于文物保護的文件，沒有制定詳細的符合當地現狀和地方特點的措施，《廬山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內也沒有具體指出文化遺產的損壞懲罰及處理辦法。
2.1.2管理體制混亂。從古至今，廬山在直屬管轄范圍方面一直比較混亂，近代以來，前前后后調整多達20次。“一山多治”的尷尬局面，把廬山從一個整體變得支離破碎，導致資源浪費，并且損害了人們對廬山的地理認知。
2.1.3人口壓力問題。山上常住人口，加上外來人口和游客，給廬山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且人們的遺產保護意識薄弱，使得資源上的損耗及環境污染等方面都不容小視。廬山周邊區域的城市化發展也在逐年提高，山上和周邊人口數量帶來的壓力已經非常之大，人們生活用地比如農田菜地的開墾，工業上工廠的建立及污染物的排放都不同程度地給廬山自然生態系統帶來了負面影響。
2.1.4旅游業的影響。旅游雖然在很多方面能為城市帶來很大的正面影響，但是旅游業對于文化遺產的負面影響也不容輕視，游客對于文物的直接破壞表現在：攀爬拍照、亂寫亂涂鴉亂刻字、亂扔垃圾、折損植物等等方面；間接破壞表現在：汽車尾氣污染、白色污染、水污染以及生態環境平衡被打破等。
2.1.5自然因素影響。如2005年9月受臺風影響，廬山出現百年難得一遇的大暴雨，使得多處景點遭到洪水、泥石流的破壞。對于自然界來說一些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如風化現象、微生物的生長、溫度的變化、風雨、濕度等等，但對于文化遺產而言可能是慢性毒藥。
2.2廬山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針對上面談到的關于遺產保護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可以考慮以下幾個對策：
2.2.1普查文化遺產。關于廬山世界文化遺產普查，是由主管部門組織對廬山的文化遺產資源進行一次全面的大調查運動。這樣不僅能系統地認知，更可能深入發掘一些未知的文化遺產，甚至還能更加詳細地獲悉每個資源每件遺產的說明，統籌規劃，查漏補缺。廬山遺產種類繁多，這樣能使我們對它有一個通透的了解。
2.2.2完善法律法規。關于這點，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國外比較成功的案例。比如意大利，一直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早就頒布了許多法令來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這是我們不得不認真學習。從專業的角度來說，立法體系包括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兩方面問題。首先國家層面上，我國對于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的法律體系相對落后，至今連一套完整的“國家文化遺產登錄法”都沒有定制。其次在地方層面上，可效仿四川省頒布的《四川省世界遺產保護條例》，針對廬山區，江西省也可頒布類似“江西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等法規，對廬山風景區的所有文化遺產進行全面而又系統的保護。
2.2.3平衡各主體利益。文化遺產保護中利益相關群體很多，從政府各部門到當地居民、企業、個體經營戶、游客等等，都是風景名勝區的利益關系者。各利益主體所關注的問題不同，他們有的注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有的是關注旅游業帶來的利潤最大化，有的是關注自然風光，如何權衡各關系之間與文化遺產的利益關系，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
2.2.4優化管理體制。廬山的管理是“一山多治”的混亂局面，必須統籌規劃。從上級到下級系統的管理，從大局出發，摒棄私念，加大政府部門的管理力度，多方配合，一起共同創建一個符合我國國情和廬山風景區現狀的合理的管理制度及體系，是當下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2.2.5研究保護技術。不光是從立法和管理體制上說，我們還應加強技術層面上的保護措施。技術保護的話我們主要從以下幾點考慮：首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利用教育資源優勢，多方位培養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保護科技學科專業人才；其次要運用傳統保護技術的同時開發新型現代的保護技術，比如在遺產保存方面互聯網、3D立體模型、數字圖像技術等等。
3結論
即使在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已經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后，保護作為一種有專門人員從事的職業也并未立即形成。1950年成立的國際博物館藏品保護學會聚集了最初的一批文物保護工作者，主要修復博物館中的歷史性、藝術性作品。1964年著名的《威尼斯》發表后，1965年國際古遺址理事會（ICOMOS）成立，涉及建筑、城市的文化遺產才正式得到獨立機構與專業人員的關注。隨后相關國際機構紛紛成立，為人才集聚和保護理念快速發展提供了土壤，世界遺產類型和范圍也更加豐富起來：1931年《雅典》頒發時，所針對的是歷史紀念物（historicmonuments）。而在1964年《威尼斯》中，則為紀念物和遺址（monumentsandsites）。到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時，則至少又增加了建筑群（groupsofbuildings）的類別。1976年的《內羅畢建議》提出了歷史地區（historicareas）的概念，認為“歷史地區及其周邊應被視為不可替代的世界遺產的組成部分?！?987年《華盛頓》將關注點落在了歷史城鎮與城市地區（historictownsandurbanareas）上。1992年，世界文化遺產體系中正式增加了文化景觀（culturallandscape）這一獨立于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新類型，強調文化與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以后又出現了更多新概念，比如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提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5年《維也納備忘錄》中提出的城市歷史景觀（historicurbanlandscape）等。我國自1987年第一次申報世界遺產以來，一直追隨響應國際保護理念并積極探索其在本土的適用性。國際上研究組織和專業人員的出現與世界遺產體系的形成無疑極大的推動了對更多類型文化遺產的認知，是人類有史以來遺產認知擴展最為迅速的幾十年。
2.城市遺產
近幾十年來，遺產認知的進步大多源于世界遺產的框架，其擴展卻并不局限于世界遺產，一個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遺產”的擴展。城市歷史景觀的概念是在世界遺產的語境中產生出來，并被認為是同樣適用于任何遺產的周邊地區及文脈的?！俺鞘羞z產（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為“城市歷史景觀”的關注對象逐漸產生的。顧名思義，城市遺產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環境中的遺產，有時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維也納“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國際會議上城市歷史景觀概念首次提出時，其對象還集中于世界遺產中的歷史城市類型，或市區內擁有建筑類世界遺產的城市，因為當時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護的核心區域周邊的高層或超高層新建筑對遺產地本體視覺上的重大影響，重點關注的是如何更好的處理這些城市中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的關系。然而在城市歷史景觀框架下，變化逐漸被接納為傳統，在相關認知深化與研究開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歷史景觀的預備研究書發表時，“城市遺產”已經開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遺產”而成為其核心表述。2011年《關于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發表時則更加明確指出，城市歷史景觀的保護對象是所有的“城市遺產”，保護城市遺產的理念至此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我國，阮儀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遺產的保護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則要堅守，即真實性、整體性、可讀性、可持續性，雖然彼時城市遺產的含義尚未有十分明確的共識，這些原則仍然不失為很先進的認識。實踐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實例為榜樣，很多擁有一定歷史資源的城市爭相效仿，后來到城市遺產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當初建筑被納入文化遺產的范圍，城市遺產理念的產生是文化遺產在空間層面的認知歷史上又一次重要擴展，同時，也是人們嘗試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介入城市規劃與設計問題的一次特別嘗試。綜上，相比于世界遺產，城市遺產強調的是在城市中較為普通的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以至于更大范圍的城市歷史景觀所構成的整體性價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價值，但確為歷史城市的有機構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遺產也因此被納入保護的范疇，體現了保護工作的廣泛性、完整性，甚至遺產本身的平民性。
3.小結
1.綜合性的體制管理模式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在保護管理體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綜合性組織模式。其中，歷史蘇格蘭（HistoricScotland）是蘇格蘭政府的執行機構，6代表蘇格蘭部長7對蘇格蘭的歷史環境進行相關的宣傳、推廣及保護活動。它不僅負責蘇格蘭所有的世界遺產地管理，同時也負責與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相應的政策法規的制定與實施。愛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國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負責規劃開發、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監督和協調各種遺產保護，頒布城市范圍內建筑遺產以及世界遺產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機構內部有專門的世界遺產官員來處理與世界遺產相關的各項事務，并在進行城市規劃系統的審批階段起到關鍵的作用。8這兩者作為主導，負責了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宏觀層面的政策法規與大部分資金撥款。同時，愛丁堡老城新城還設有相對獨立和專業的咨詢執行機構愛丁堡世界遺產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為第三方中介，專門處理與世界遺產保護管理有關的具體性事務，其與行政機構的緊密聯系，內部以職業專家學者為核心組建技術團隊，確?？梢詫Ω黜棻Ｗo管理項目提供經費保障和實際的技術支持，同時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專業經驗而對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工作造成負面影響。此外，還有科本協會（CockburnAssociation）10、蘇格蘭建筑遺產協會（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蘇格蘭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蘇格蘭國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間社團組織，共同對愛丁堡老城新城進行重要的監督、教育和推廣作用。這種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專家咨詢機構、民間私人團體同時參與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運作體系模式范圍廣泛、執行嚴格，且較為完善，確保了在愛丁堡老城新城保護管理過程中的相對開放性、科學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體的法律保護體系愛丁堡十分重視在規劃系統和調控方面對老城新城的建筑、歷史環境進行嚴格保護管理。其規劃政策法令、古跡保護法令、歷史環境政策條例主要來自國家、區域、地方三個不同的層級。在國家宏觀層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作為區域和地方的規劃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與鄉村規劃法（》蘇格蘭（）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規劃法》（蘇格蘭）（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專門針對單體建筑、紀念物以及具有獨特考古和歷史價值地區的保護法律《1997年規劃（登錄建筑物及保護區）法令》（蘇格蘭）（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跡及考古地區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蘇格蘭歷史環境保護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導文件《蘇格蘭歷史環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蘇格蘭政府在土地利用規劃方面的政策法規《蘇格蘭規劃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區域層面的法律法規主要有：《發展規劃》（TheDevelopmentPlan）、《愛丁堡與洛錫安區結構規劃》（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與蘇格蘭政府國家、區域政策法令相比，由愛丁堡市政府頒布實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規則更為詳細，如《愛丁堡城市地方規劃》（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愛丁堡保護區特色評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們十分有效地對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建筑以及整體景觀環境進行保護，同時也更具有實際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見，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從國家、區域、城市的不同層面，構成相當完善具體的法律保護體系，從根本上保證對世界遺產地建筑環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護，法律內容較為細致、規范，并且具有量化標準，例如，在《規劃法》中，不但明確規定了列入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四個要素“必須具有建筑學價值、歷史學價值、普遍價值和與國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時間相關”，而且還細分了相關的時間標準，因此具有很強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均將文化遺產納入城市規劃的范疇，通過對規劃開發進行評估控制，來防止對區域內的歷史文化遺產造成破壞，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地加以學習。此外，在其法律法規中“保護區”的特色評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鑒性，目前愛丁堡共有39個保護區，其中的中世紀舊城保護區、喬治亞新城保護區、迪恩村莊保護區（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護區（WestEnd）構成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區域的大部分，對愛丁堡世界遺產地提供了較為完整的保護。一旦世界遺產地內有新開發項目進行申請，保護區的特色評估就可以與現有法定規劃政策，具體導則以及特定場地的發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來嚴格評估和控制新項目對保護區特色和形象所產生的影響，同時也對遺產地規劃政策以及開發控制決定的建議提供了合理的基礎。
3多元化的保護方法策略在完善的體制安排與法律體系基礎上，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地還通過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積極保護老城新城的歷史建筑及景觀環境，改善居民生活質量和遺產地投資、旅游環境，為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可持續發展尋求更大的空間。為了復興世界文化遺產地的的歷史價值和提高公共空間景觀環境品質，愛丁堡進行了“首都街道”計劃（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遺產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廣場環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圖2）。愛丁堡還進行了店面標志和廣告視覺景觀控制的項目嘗試，即在愛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區域范圍內，所有新店鋪采用的標志都需要得到蘇格蘭政府的規劃審批許可，而原有店鋪如果會對保護區的特色和形象產生明顯的破壞，政府也能夠要求其進行去除。同時，愛丁堡也十分注重處理好城市建設發展和文物遺產保護之間的關系，取得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共贏。目前，愛丁堡老城新城中約有75%的建筑為A，B，C級登錄建筑，相關政策法規的實施以及職業保護專家提供的建議保證了眾多法定登錄建筑在單體結構、建筑環境、庭院、建筑室內等方面進行整體性保護。18為確保保護工作與新建筑建設之間的協調共生，相關政策從原先登陸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續原建筑的設計功能”為主導過渡到以持續合理發展為標準的改建方式，改建中應盡量減少變化，并適應新的抗震、防火、衛生、結構規范等建筑標準，符合無障礙設計標準，使建筑利用在較長的時間跨度內具有適應性。在老城區，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歷史文脈的原則下，采用新技術、材料、建筑語匯反映時代特征，在設計中都很好地參考了老城傳統建筑的形式與特色、保存了文化價值的理念，并有機融入其周圍環境，保持與歷史、景觀的緊密聯系。它們與老城區歷史建筑相互輝映，共同構成愛丁堡獨特的城市特色。比較成功的案例如蘇格蘭國家博物館、Canongate112、蘇格蘭詩歌圖書館等（圖3）。
4多方位互動式公眾教育愛丁堡通過多方面資源的整合，確立了世界遺產層級化教育的原則，在大學、中小學、普通民眾等不同年齡段、教育背景層面，構建起一個互動性強、立體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遺產公眾教育網絡體系，以此推廣世界文化遺產，提高城市歷史遺產保護意識和價值觀，增強城市公眾的文化認同感，對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產生了十分廣泛而積極的影響。在高校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愛丁堡大學的蘇格蘭遺產保護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設有專門的遺產保護碩士學位。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理論與研究是其中開設的必修課程之一。同時，有關愛丁堡遺產保護管理的研究不斷進行，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世界遺產歷史、考古、環境監控報告、氣候變化影響、項目保護報告、城市經濟發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愛丁堡還針對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每十年召開一次國際性的系列學術會議。以上研究為《愛丁堡世界遺產管理規劃》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并正確有效地指導了愛丁堡世界遺產教育的實踐。針對青少年為核心開展遺產教育也是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主要特點。愛丁堡在中小學進行了一系列相關的課程、講習會、設計競賽等推廣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來提升青少年對世界遺產及其價值的認知。這些項目目標鮮明、可操作性強、形式多樣生動，通常以愛丁堡世界遺產地研究的某個特定主題為目標，在過程中不僅局限于建筑或歷史單一細節內容的講述，而是將世界遺產地的研究內容與學校實際課程內容相結合，豐富有趣的項目整體策劃在讀寫、藝術、信息技術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養學生多種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眾層面上的教育則更為社會化和日?；鄱”ぶ饕ㄟ^主題展覽、大眾傳媒（電視節目、網站）、導游線路、城市活動、宣傳出版物等多種方式途徑，來提供多樣化信息，增強民眾對世界遺產的認知度和熱愛感，培養人們自覺保護世界遺產的意識。其中的“愛丁堡開門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動20已成為愛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遺產、文化節日，DOD其實是歐洲遺產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愛丁堡已舉辦20年，由科本協會組織，與愛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眾免費開放一些最好的，現代的或歷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許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眾開放或是需要收費的。這些建筑遺產大部分位于愛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動歷時兩天，包括導游、文化活動、展覽、講座等，大大增強了公眾對文化遺產保護重要性的認識。
二、結語
關鍵詞 接受 文化闡釋 文化語境 誤讀 后殖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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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一． 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闡釋
接受美學理論從更具普遍性的藝術規律著手，而文化闡釋的方法則為我們的討論提供了更多的維度。無庸諱言，東西方跨文化文本讀解中一直充滿著深刻的隔膜、困難和謬誤。因此人們需要一種理論來考慮到東西方觀眾在接受方面的巨大差異和文化闡釋方面的巨大差異。一個過分依賴某種西方批評手段的分析家會把某些西方模式強加給中國電影，這就需要我們從綜合的角度進行剖析。在一個文化走向多元的時代，任何靜態的審美觀賞態度，或純語言形式化的技巧分析，斬斷本文與社會的整體聯系的接受方式，都難于理解本文的真實意圖。文化闡釋更適用于對當代電影現象的闡釋，它側重于在廣闊的文化視野中對本文進行分析。作為一種批評方法，它要求跳出狹隘的地域，時間和學科等的限制，強調整體性。在我們的討論中，一部電影就可以當作一個本文。保羅·利科爾認為，一個本文具有兩重世界，本文具有自己的世界，可以進行結構和符號分析，而本文同時又作為話語，具有某種從一個生活領域到另一個生活領域的體驗意義。所以本文作為這兩者的辯證統一體，不僅能從符號學上分析其結構而且能夠從語義學上分析其意義，這種意義超越了本文本身，而指向一種世界觀。闡釋則視符號領域和語義領域為辯證統一，符號領域說明言路，語義領域占有本文所投射的世界（1）。從根本上說，"接受"是一種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行為。它已超越了純審美的傾向，而是指向了一種新的文化交流和對話。西方流行的電影批評方法大多是文化批評性的，在當今，隨著文化越來越多元化，這種接受方式較之靜態的語言和藝術技巧分析，更能揭示電影文本的意義深度。持有各種文化理論的闡釋者對同樣的本文解讀出了不同的意義，特別是對電影文本的理解和闡釋，呈現林林總總，極為復雜多元的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大眾和電影研究者們由于所處的文化背景與氛圍是大相徑庭的。
接受美學認為沒有讀者，僅靠文本，意義是無法確定的?；谶@樣的認識，60、70年代大眾傳媒研究開始從以效果為中心轉向以受眾為中心。同時，電影文本的多重性使得它能為觀眾提供參與的機會，由于電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爭辯，更使得觀眾成為一種電影鑒賞中能動的主體。如果說文學文本的本質是動態的，未定性的，多樣化的，那么電影文本更是如此。電影文本意義的多元、滑動、游移常常在作者控制之外。電影的這種模糊性質賦予電影一種探索功能，它能拍出導演自己都沒有預想到的東西。影片的內容和意義與導演意圖中的闡述出現差異在電影接受中并不鮮見。觀眾在電影文本的接受中扮演著主動而非被動的角色。他們參與著文本意義的建構。在此過程中，觀眾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起著重要的作用。觀眾浸泡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文化滲透在人的思想中，每個觀眾解讀電影作品都必然從特定的文化語境出發，用他（她）無意識接受的文化價值，文化導向去理解，評價電影，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而排斥另一些。愛德華·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提出過"態度與參照結構"（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2）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體在跨文化文本（東方作品）的閱讀中，其賴以生息的文化（西方文化）形成了閱讀主體不可逃避的文化價值觀參照結構，這種參照結構是決定西方批評家和觀眾在閱讀非西方文本時的后殖民主義審美觀的一個重要原因。
誠然，觀眾的心理、文化習慣對電影接受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但是，對中西方電影觀眾而言，自然有他們各自不同的原因。長期的文化隔閡造成了東方的神秘感。西方人想象中的東方已經在幾個世紀的漫長隔閡中定型。如賽義德所說"東方幾乎就是一個歐洲的發明，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浪漫偉奇色彩和異國情調的，縈繞著人們記憶和視野的，有著奇特經歷的地方。"（3）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人是一個后來不斷添加了廣泛意義聯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在普通西方人眼中，東方人一方面有著懶惰，愚昧的習性，一方面又因種種離奇風俗而無比神秘。當張藝謀電影呈現出這些特征（盡管可能是批判性的）和神秘風俗時，西方人一方面因喚起了對東方的記憶而興奮，一方面又因獵奇欲望的被滿足而高興。對中國觀眾，情況就很不一樣。張藝謀電影中所展現的東方，不論是人物還是習俗，還是發生的故事，在他們對自己文化的記憶里，都是陌生而新鮮的，從而感嘆"原來我們自己可以是這個樣子的"。由于文化的壓抑被影片喚起而感受興奮則是中國觀眾的對張陳電影的一種體驗，另外一種體驗則是由于藝術表現而造成的疏離感和陌生感。很明顯，張藝謀的影片正是如王寧教授所說，是東方觀眾眼里的"他者"與西方觀眾眼中的"東方"的復雜結合體（4）。一方面，電影里的東方對于西方充當著一個他者角色，但這個他者對于西方是似曾相識，而非完全陌生，也即所謂"熟悉的陌生感"。而另一方面，電影里的東方對東方自己也充當一個他者角色，似曾相識，又非完全熟悉，而是一種在本土文化視域中的"陌生化了的熟悉"。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現實主義長期占統治地位，深刻影響了批評觀點對電影真實的看法。他們發現張藝謀電影文本對中國的表現是不真實的，是與他們所熟悉的中國不同的另一個"變了形"的中國，因此他們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這樣，西方對中國的誤讀與中國對中國的誤讀就同時產生于對張藝謀電影文本閱讀體驗過程中。中西方對張藝謀電影的接受之所以有差別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此。受眾的文化觀念和心態的不同決定了張藝謀電影在中西方的接受必然是走了不同的道路。這顯然非張藝謀個人導演意圖所能及。原因還是要從文化里找，要了解審美經驗與趣味受民族文化傳統制約的藝術欣賞和接受的規律。例如影片《紅高粱》，它不僅僅作為一部東方的浪漫傳奇故事引發西方民族新奇的審美愉悅，而且能夠激蕩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層的酒神精神，而與西方民族的期待視野高度融合，使他們易于接受也易于忽略這一作品的缺陷。與之相對照的是，國內對《紅高粱》的評價則表現為明顯的褒貶對立的兩極。根本上說，這是東西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和生存風格的沖突?？陀^上講，無論對紅高粱歡呼的西方觀眾還是對其失望的中國觀眾的期待視野都有很大局限和偏頗。大多數張藝謀影片其實都存在著東西方理解闡釋分歧的現象。
導演的文化觀念由于受到西方現論思潮和時代文化經驗轉換的雙重影響也成為張藝謀現象中一個不應忽視的因素。不能否認，張藝謀的電影創作最初是以文化反思、人文關懷為宗旨的。關于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性國內學者對此有很多論述。張藝謀自己也以人文關懷文化思考影片自居。用張藝謀的話說"大陸第五代的作品都是從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帶著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帶著對電影變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標為主要目標，具有一種大的氣勢。這跟我們的文化有關。我們的文化歷來對人的關注比較少，而對道的關注比較多"。（5）但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和《秋菊打官司》雖根植于民族文化語境，對封建文化進行了哲理思考和批判，但這種批判與其他中國電影相比并無特異新穎之處。他的大多數影片雖然都觸及了中國文化批判層面但缺乏深度?；旧纤奈幕伎己兔缹W-文化上的探索主要表現為電影中文化的儀式化與展示性而不是對人文歷史的哲學意義的圖解。因而避免了接受意義上的沉重，而受到更廣泛的大眾的青睞。但作為張藝謀電影文本本身的文化性并不是西方評委欣賞青睞的最主要原因。張藝謀電影本文的民族性表現和電影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才是他們最關注的，也是后殖民角度的電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霍米·巴巴曾說"文化轉型的跨國方面-移居國外，向外散居，轉移，重新安置-使得文化翻譯的過程變成了一個復雜的表義形式。國家、民族，或可靠的民間傳統的歸化了的統一的話語，以及那些印在人們記憶里的文化特殊性的神話都不可能馬上注出其來源。這一立場的一個很大的但令人不安的優點就是它使你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的構成和傳統的發明。"（6）張藝謀深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道理。他有意識地在電影中向外界展示美學意義上的獨特的民族性、差異性、邊緣性使其獲得關注，他對西方主流和邊緣藝術手法和文化理論的敏感把握使其在對劇本的改編中注入某些先鋒意識，他（包括陳凱歌等人）的天賦和文化素養使他們能夠把握當代電影發展的潮流，既不失思想性，又有視覺沖擊力。既國際化，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一定文化內涵又富于較高的審美情趣。他們的電影敘事手法在保留中國傳統民族表現手法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藝術的表現主義、現代主義、象征主義、符號學的營養，具有濃郁的哲理意味和詩意風格，這是他的電影能贏得中西方觀眾的一個原因。
羅蘭·巴特的讀者性文本/作者性文本的概念劃分啟發了費斯克在《電視文化》中提出的"生產性大眾文本"，即是為大眾能懂的又非意義封閉的文本，具有作者性文本的開放性。張藝謀電影就屬于激發多元閱讀的"生產性"文本或活性文本（activated text）（7）。張藝謀傾向于在電影敘事中釋放文化意蘊，而直觀的電影創作又難以表達抽象的內容，于是就運用了儀式化夸張化寓言化的手法進行藝術表達。張藝謀文本對敘事結構的處理帶有在詹姆遜看來"具有極度的斷續性，充滿分裂和異質，帶有幻夢一般的多種解釋而不是對符號的單一表述"的"寓言精神"。（8）王一川也引用本雅明的觀點證明，"寓言，不再指一般包含道德訓義的文類，而是’世界衰微期’特有的藝術形態，它表現為意義在本文之外，含混，碎片化，闡釋難有窮盡等"（9），也就是說，只要是一個有"寓言精神"的文本，新的意義就會不斷被發掘而闡釋也會從不同的角度涌現。對張陳電影的闡釋沖突就是這樣。所以各路理論家在其電影文本的闡釋過程中各取所需本來就無可厚非，因為闡釋本身就是一個無窮盡的流動的和不斷重新建構的過程。
眾所周知，電影文本自從誕生起就具有了獨立個體的價值。但它常常與由文本誕生的文化語境互相交織，所以文本是不能脫離它存在的文化視域。對于張藝謀電影現象是怎樣被接受和闡釋的問題，我們必須從文本和更廣闊的文化語境背景兩個方面同時進行考慮。 西方觀眾和批評界對張陳電影的認可的原因何在，一直是一個爭論的焦點。王一川認為"歸根結底，張藝謀文本只是受西方他者引導的，無意識地滿足西方’容納’戰略需要的中國寓言，這部中國寓言不是中國民族性的，而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權威所規定如此的中國寓言。"（10）也就是說，張藝謀電影的成功是當代中國人向西方認同的結果，是后殖民主義的范本。還有一些類似的看法，在我看來恐怕都有失公允，不排除有文化民族主義的情緒的影響。但達成了共識的是：張藝謀電影獲得國際大獎，并不等于中國文化就達到了本世紀人們為之奮斗的"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表明中國電影已必然地匯入了當今世界電影國際化的大潮之中。無論如何，張藝謀電影獲得國際的認可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張藝謀電影現象的后殖民性也顯而易見，關鍵是要分析對中西觀眾來說，電影中哪些因素被西方所接受，哪些因素又被東方觀眾所排斥。他的電影如何扮演了東方眼中的"他者"和他者眼中的"東方"這雙重的"他者"角色。這才是有意義的。在多維的批評分析角度中中，后殖民理論是"頗具力度和深度的"的一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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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二．后殖民理論視域中的張藝謀電影
90年代的中國文化處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明顯的后殖民語境。中國雖然理論上只有半殖民地歷史，但文化殖民的狀況卻一直存在。在一段時間里表現為武力征服的形式，而在現當代主要體現為一種"后殖民主義式的魅力感染"（12）。就電影這種文化形式而言，考慮到它本身就是西方的發明，在中國的發展一直相當滯后，近幾年來又頗受全球化的影響，中國電影文化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具體到張藝謀電影，這種后殖民性一直是從事文化批評和研究學者討論的焦點。但批評視線主要集中在中國作品如何迎合和參與"東方主義"的建構，如何歸順西方文化霸權的。我個人認為，這種批評視線往往受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而比較片面和偏激。若將視線轉移到西方文化對中國作品的接受和闡釋如何表現出東方主義偏見和后殖民主義審美觀上或許更為客觀一些。
既然我們把當代電影當作一個文化現象，那么"對影視這一無網之網中盤根錯節的文化現象，紛繁復雜的文化因子的解碼，必須放在一定場域中進行，否則就不能得到恰切合理的解釋。批評應沖破一時一地及一種文化背景的限制，以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文化眼光來進行關注。"（13）因此，本文的討論的基點便是全球化的大背景。
全球化對各領域的沖擊都已經存在和正在發生，在理論界，我們的文化研究也不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圍內，而越來越具有多元化、非邊緣化（demarginalization）、非領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電影自然不能也不應例外。 在中心和霸權受到質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時代，本民族中心主義價值觀逐漸被打破，與之相應的是，各自話語性質也在不斷地調整和改變，整體而言，文明在全球化和跨國資本迅速發展的今天，已經不可能不發生自身的裂變，高度發達的西方文明在當今時代就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對于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權力話語逐漸滑坡的情況下，當代后現代和后殖民理論家和學者大都對東方和第三世界文化產生興趣，試圖從中得到啟示，以便使自己的文化擺脫危機。從異質文化中汲取所需，對東方文化的部分加以借鑒以擺脫自身的人文危機的意識在知識分子階層已經達成共識。東方文化的價值正在逐漸被西方所認識。張藝謀電影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西方關注和認同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當然，如前文所說，如果對東方的關注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則取舍就會只在他們的需要之基礎上進行。他們所失去的，所缺乏的，所不常見的，因而驚奇和羨慕的，從張藝謀的電影文本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比如，張藝謀電影文本中傳統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念一直得到傳播和表達，與歐美主流文化日漸背離人文主義理想形成對比而得到西方電影節的肯定。再如張藝謀電影文本中對酒神精神、生命狂歡的贊美，對大自然的親切、原始質樸的生活方式，奇妙美麗的民族儀式和奇觀甚至風格寫意的民族氣質由于與西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差異而得到熱烈歡迎。西方從自己的理解出發按照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品位為規范的標準來對東方藝術進行評判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而問題在于西方對東方文化藝術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一部分素養高的觀眾和學者，可以這么說，大部分西方人對于東方文化要么所知甚少，還停留在非常過時和粗淺的水平，要么就是偏見重重，局限了他們對東方文化真正意義上的欣賞。
那么，是不是所有東方電影因為表現了差異，都會在西方被認可和理解呢。事實是，并非所有來自他者世界、表現了"東方"的電影就能夠被西方接受。有別于西方的文化必須在西方文化的參照和闡釋下才有意義。除了具備特異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以外，還要能夠在西方主流文化脈絡中獲得理解。也就是影片能夠使來自文化他者的東西與西方觀眾自己的文化傳統相聯系?！逗⒆油酢?、《邊走邊唱》等影片深深浸染著東方人文精神，像這樣具有文化深度的影片卻無法獲得國際承認，國際上認可的張藝謀影片實際上在文化深度方面又有所欠缺。他的影片在國際上的成功的深層原因顯然并不在于影片本身的文化內涵。為什么？《孩子王》在歐洲電影節的失敗和《紅高粱》的成功就說明了如果東方文化無法被西方的思維所理解，就無法使他們獲得與自身相參照的他者之鏡的意義，就無法得到關注并獲得獎項。毫無疑問，所有獲獎電影中都有西方文化傳統中熟悉的主題，如影片《紅高粱》巧合地被西方人讀解為一個發生在神秘陌生而原始的東方世界的浪漫愛情故事從而得到理解和接受。影片所張揚的酒神精神與生命感也與西方文化精神不謀而合。從影片《菊豆》中看到的"俄狄浦斯情結"的重演，從偷窺的場面中感受到性窺視的精神分析視角，從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中讀解出同姓戀故事，從《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看到教父類型的黑幫片的痕跡。無論是對西方電影研究者還是普通觀眾，如果從這些影片中讀解出他們所能理解的文化含義，文化優越感得到滿足之外，審美接受上也獲得愉快，即電影理論家尼柯爾斯所說的"熟悉的陌生感"。 接受美學告訴我們，任何接受主體的藝術參與，都只是其期待視野尋求表達的過程。張藝謀的獲獎影片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渠道使他們對東方的期待視野得到了表達，因而體現出后殖民性，因為后殖民性的一個標志就在于某種與西方期待視野相一致的"東方"代替了真正的東方。
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誤讀也是后殖民性的一個體現。在電影這種文化交流形式中，"一種文化信息的編碼若被另一文化解碼，則受感知定式及語言和非語言過程制約。尤其影響感知的價值系統，文化系統，世界觀，社會組織等因素使文化交流過程充滿誤讀"（14）。而具體到張藝謀文本，這種普遍存在于電影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誤讀則體現出后殖民性。就西方的誤讀來看，經歷了同時發生的兩個過程。首先，是"求同"。西方眼中張藝謀電影本文（包括陳凱歌和姜文的某些作品）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也就是民族的、社會的、政治問題的性解決和力比多化。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紅高粱》把一個西部曠野的故事和民族嫁接在一起，實際上是用一個民族的英雄寓言隱藏了力比多的釋放，《菊豆》的弒父與，《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性心理分析，到《霸王別姬》同性戀，《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青春期性覺醒和沖動等。西方理論有將政治與性看作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的傳統。這一過程印證了西方的理論。他的一類影片以《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為代表，將空間感加以放大，而時間則是無聲，靜止和輪回的，所謂"空間對于時間的勝利"，這與西方文化常將東方文化看作是一種沒有時間概念的空間文化不謀而合。另一類影片以《活著》（及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為代表，將政治符號象征化地嵌入個人的人生際遇，又正好切合了西方對于中國極權和暴力政治的意識形態想象和詹姆遜民族寓言的讀解方式。另一個是"尋異"。 如前所述，張藝謀電影的東方主義的民俗與民族寓言的政治在西方對東方的期待視野中成為兩個最為鮮明的民族性的表現，甚至成為中國電影，中國文化的身份標志。原因就在于這兩個方面最與西方相異，最能夠使西方區分自我與他者，而滿足心理的新奇感和文化的優越感。西方在閱讀東方文本時，只有同時滿足他們尋求的"同"與"異"的特征的東方電影文本，才有可能得到西方的認可和欣賞。這兩個基于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誤讀過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就東方的誤讀來看，霍米· 巴巴的研究告訴我們，張藝謀文本是西方理論涌入中國之后與導演帶有主體建構意識的創作沖動結合，所產生的一種居于與西方原體在似與不似之間的"變體"或者"他體"，這種"他體"既帶有"被殖民"的痕跡，同時又與本土文化話語糅為一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變體一方對殖民性的"原體"文化話語的有意識的，并且帶有創造性的誤讀之上（15）?？梢?，東方與西方的誤讀殊途同歸地標示著后殖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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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三．結語而不是結論
張藝謀神話看來并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跡可尋的。張藝謀現象的后殖民性通過分析，已經非常明顯的呈現出來，那么究竟張藝謀的成功是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屈服為代價而獲得的呢？答案也很明顯：代價是有，因為他的電影創作活動不得不受到西方觀眾期待視野，國際資本和市場需求等的制約而相應地作出某些反應。比如為求新而虛構民俗等。為民族性而偏重舊中國鄉土題材等。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后，張藝謀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特征已經有套路化類型化的模式，不僅題材重復，而且整體上表現出對落后文化形態和生存狀態的懷舊心理和迷戀。客觀上的效果是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價值的扭曲。中國幾千年燦爛文明，東方古國的民族文化決非大紅燈籠可以代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嶄新面貌和當代文化卻在他的電影里處于缺席狀態。它在讓西方注意到中國民族文化的同時又遮斷了投向一個完整真實豐富的中國的視線。在這個意義上，"張藝謀電影與其是洞向世界的一扇窗，不如說是阻斷了視線的一面鏡。"（18）盡管張藝謀電影事實上只是90年代的中國大陸電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西方眼中卻成了中國電影甚至中國文化的代稱。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表現。雖然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隔膜，偏見、誤讀、曲解從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處于全球化語境的當今中國，電影這種世界性的媒介卻并沒有成為我們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梁。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導演的主觀意圖如何，張藝謀電影文本的確是作為后殖民的范本而存在。它提醒我們，讓中國民族文化的價值真正為世界所認識還是任重而道遠。
回過頭來我們還是要說，無論如何，中國的本土作家（蘇童，劉恒，余華，莫言等）和優秀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的作品畢竟通過了西方藝術節的窄門而被西方所認識，盡管認識是不全面的，甚至有時是不真實的，但卻是難能可貴的?？少F之處在于中國民族電影盡管仍然處于邊緣話語，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邊緣了。在觀賞張藝謀電影后，許多印象被強化，排斥或修改，但最后勢必產生對華人文化及其社會的整體態度。對異文化的排斥與認同，仍然是目前本土與全球文化經濟互動中最顯然易見的現象，又因為電影是世界性的媒介，尤其在一部電影得到歐美各地大獎之后，更是容易普及，因此，在其他社會中形塑他人對華人的族群，資訊，財經，科技，人文景觀的理解的同時，也使本土文化的鮮明色彩得到了強調。
張藝謀電影文本在當代的中國電影文本中是一個"具有癥候性的，十分含義豐富有相當曖昧的對象"（19）。所以雖然對它的討論眾多，至今也未形成一個公論和定論。本文從大的文化語境著手分析，一步步深入到影響文本的接受和闡釋，成與敗，毀與譽的各種因素。目的并不是要得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的結論，而是通過方方面面的分析，可以勾畫出在張藝謀文本的接受和闡釋所具有的現實狀態，一個大致上清晰的輪廓而已。而且希望我們透過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接受和闡釋以及張藝謀現象，能洞見中國當代文化與第三世界文化的命運。
世界遺產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自《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誕生以來，世界各國積極保護本國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使世界遺產保護成為一項全球性的事業，遺產保護理論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本文以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理論為指導，結合我國的實踐工作，詳細論述保護好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重要意義。
一、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有關論述
按照《世界遺產公約》的有關規定，遺產地的保護與管理需要在空間上進行一個圈層結構的劃分，一般劃分為三個區，即遺產核心區、遺產保護區、遺產緩沖區。世界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指遺產建筑、遺址或地區的環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擴展的，也是遺產本身重要性和獨特性的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遺產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過去或現在的社會和精神活動、習俗、傳統知識、用途或活動，以及其他無形的文化遺產形式，它們創造并形成了環境空間以及當下的、動態的文化、社會、經濟和經濟背景。也有學者將遺產地周邊環境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空間指向，主要是指遺產地的保護范圍及建設控制地帶;二是內容指向，主要是體現并保持遺產價值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的要素資源，如土地、水、植被、礦產以及當地的民風民俗等。這兩種提法并無本質性區別。
關于世界文化遺產與周邊環境的關系，在UNESCO相關的建議和《世界遺產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早已有共識：周邊環境是體現其真實性的一部分，需要通過建立緩沖區來加以保護。2005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會發表的《西安宣言》發展了這一認識，從對文物本體的保護轉向對文物及其周邊環境的共同保護，反映出對歷史區域周邊環境的重視。它承認周邊環境對古跡遺址重要性和獨特性的貢獻，呼吁要理解、記錄、展陳不同條件下的周邊環境，通過規劃手段和實踐來保護和管理周邊環境，監控和管理對周邊環境產生影響的改變，要與當地和國際社會進行跨學科領域的合作，增強保護和管理周邊環境的意識。
二、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中國實踐
國外關于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保護研究，從18世紀末開始逐漸受到重視，在20世紀實現了制度性的發展。結合本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西方國家也探索出不同的發展模式。如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重視本體與周邊環境的同等性。英國將文化遺產個體或區域與“周邊環境”視為一個整體，更注重外觀特色與周邊環境的協調性，在整體一致的基礎上，鼓勵內部功能的更新與再利用。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世界遺產相關理念理解的不斷深入，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特別是其中涉及本體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問題的處理有了一定的認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為了加強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馬俑坑的環境整治，國家計委于2002年7月正式批準建設秦始皇陵遺址公園。2005年陜西省公布了《陜西省秦始皇陵保護條例》，明確指出：秦始皇陵保護區域分為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保護范圍是指對秦始皇陵保護對象及周圍一定范圍實施重點保護的區域，建設控制地帶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護范圍外，為保護秦始皇陵的安全、環境、歷史風貌，對建設項目加以限制的區域。實現徹底“保護陵區、另辟新區、移民建鎮”的整治工程，體現了對保護秦始皇陵整體風貌和歷史格局的充分認識。
再以絲綢之路申遺為例，絲綢之路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陜西西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陜西絲綢之路7個世界文化遺產點有漢長安城未央官遺址、張騫墓、唐長安城大明官遺址、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彬縣大佛寺石窟。其中彬縣大佛寺石窟創建于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地處古絲綢之路的主干線上，是目前陜西省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在絲綢之路申遺中，彬縣大佛寺周邊環境的整治規劃設計秉承“大佛寺環境要好，周邊群眾的生產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進行整治規劃。城固縣張騫博物館及張騫墓遺址的保護項目不僅使張騫墓園本體得到了有效保護，還使張騫墓園周邊群眾的生活環境得到有效改善。
總體來看，我國對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具體實踐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保護和展現歷史遺址和歷史文物。第二，在保護好本體的前提之下，讓周邊的環境體現出與歷史文化資源相協調的整體風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區。第三、在各歷史文化資源所在的具體地段內，通過環境整治，形成系統地展示歷史文化風貌的整體歷史文化環境。
作為世界遺產大國同時又是發展中大國，中國面臨著遺產保護負擔巨大而經濟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遺產地周邊各種本體資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資源轉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避免的會發生一些建設性破壞和旅游性破壞的問題與事件。究其原因，還是對世界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缺乏全面深刻的認識、外部經濟的制約、產權設置重疊、缺乏有效的環境質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國家住建部及各遺產所在地政府，借鑒遺產保護先進國家的經驗教訓，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來加強世界遺產的保護。對于各級政府而言，在對這類具有特殊價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行開發利用時，要充分認識到周邊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
三、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意義
世界遺產周邊環境是遺產價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遺產存在的基礎、背景和條件。為此，各遺產締約國在承擔起保護、保存、有效展示本國領土內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并將它傳給后代的同時，也必須同時承擔起有效保護遺產地周邊環境的重任，使遺產及其周邊環境真實完整地傳給后代。因此，保護好世界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真實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遺產價值的標尺，也是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遺產地周邊環境的有效保護、合理開發、科學展示問題也同樣需要以“真實性和完整性”作為法律依據?！秾嵤┦澜邕z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有明確規定：真實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遺產非常重要的原則。完整性，意味著未經觸動的原始條件，最初主要用于評價自然遺產。而文化遺產同樣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圍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問題，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特有景觀，也是經過很長時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綜合體。遺產周邊的區域文化體現、延續和發展了遺產本身的傳統歷史文化，遺產地周邊的各種物質與非物質資源，都能從一定意義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讀文化遺產的內涵與價值。對于任何一個遺產地的保護，都應當有意識地將真實性原則與完整性原則相結合，使遺產不僅要部分真實，而且要全部真實;不僅要總體真實，而且要細節真實;不僅要遺產本身真實，而且要遺產周邊環境和氛圍真實。
(二)有利于促進世界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
何為可持續發展，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所提出了一個定義：“滿足當前人類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孫后代為滿足他們的要求而進行發展的能力”。在當代，對于世界遺產的保護利用必須強調“代際均等性”，即后代有權利享受與當代同樣的真實完整的遺產。因此，當代就有責任完好的把遺產保存下去。這是“保障民族歷史連續性和文化創新、社會進步的前提之一”。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就是其周邊環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遺產資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個環境當中，它必須與其所處的周邊環境相關聯、互動，才能有機地融為一個整體，才能協調發展。遺產地周邊環境資源的保護、利用與可持續發展必然涉及到相關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訴求。因此，世界遺產周邊環境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實際上就是這些利益相關者相互博弈的過程，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對世界遺產不分范圍的進行任意的開發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損壞，可能會換得一地、一時的經濟利益，但必定會把遺產的生態效益、綜合社會效益和長遠經濟利益犧牲掉。這種經濟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短視行為。只有進行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及其周邊環境的整體保護研究，才是促進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我國傳統文化繼承和延續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帶動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
中國的世界遺產以其獨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吸引力，成為當地優秀旅游資源。自從1987年中國首批“世界遺產”問世以來，“遺產旅游”成為我國旅游新的熱點，世界遺產地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游客的青睞。世界文化遺產因其自身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內涵，體現著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們所呈現出的城市環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傳統文化的烙印。
以“絲綢之路”為例，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始的，絲綢之路一直是東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全長5000公里，是古代絲綢之路中的一部分。它從西安出發，到中亞的七河地區為止，項目共涉及33個遺產點。其中，我國22個遺產點，分布在河南、陜西、甘肅和新疆。根據不同城市的特點，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遺韻為宣傳重點，甘肅段以石窟畫廊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邊塞重鎮為宣傳基點。絲綢之路蘊含著享譽世界的資源品位和厚重久遠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繼性的主題積累與線性資源區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為推動我國西北絲綢之路旅游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橋梁和紐帶”。在正確認識絲綢之路文化遺產資源的特殊性和中國國情的前提下，堅持“保護第一”的原則，以旅游開發為手段，不僅能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能帶動我國的旅游業發展。
在科學不斷發展，社會經濟文化不斷進步的情況下，人類對其價值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永續的過程，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也經歷了由對文物本體的保護到對文物及其周邊環境共同保護的認識歷程。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保護，不論是對世界文化遺產本身，還是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在規劃之初就應在國際視野下對遺產地價值進行深入研究，把握遺產地的文脈和地脈，重視對周邊環境的保護，以期達到一個良好的效果。
1 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傳承現狀
自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世界各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國政府也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領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國務院先后于2005 年和2011 年頒發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同時，文化部、科技部等國家部委對非遺保護和學術科研領域給予了大力支持;各級地方政府也通過行政、經濟等手段保護和傳承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然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仍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尤其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數字化建設背景下，這些問題更為凸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建設工程，對非遺保護與傳承是一種資源統計、整合、保存、傳播的過程。在非遺的數字化進程中，數據庫建設是傳承保護的基礎，地域間合作共享數據資源是非遺傳承的條件，適當的政策扶持與產業化建設是非遺傳承的手段。
1.1 缺乏數據庫標準化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明確指出：文化主管部門應當全面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情況，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及相關數據庫[3]。此法案在法律上明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建設的要求。非遺內容豐富、種類繁多，呈現方式多樣化，有圖像、表演、音樂、制作技藝、模型等形式。在非遺數據庫建設架構、內容、媒介等方面缺乏相關標準，導致各地建設的數據庫標準不一，無法實現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面標準的數據采集及數據呈現，這將直接導致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應用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
1.2 缺乏資源共享機制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過程中，由于非遺類別的差異化，導致對非遺資源采集的方式有所不同，其獲得的數據資源也就不同。各地在信息采集、資源應用、傳播媒介等對非遺有效傳承的方式與手段方面沒有實現合理的資源共享，導致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局限在其原生地，且導致國家的資源浪費和重復投入[4]。非遺數字化的根本目的是對非遺的傳承和應用。只有建立有效的資源共享機制，加強地方非遺保護的溝通合作，建設大數據平臺的數據庫資源，減少無序的資源浪費，才能實現非遺數字化的初衷。
1.3 過度產業化建設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產業化建設有極大的關聯。產業化建設隨著工業發展與經濟建設有了極大變革，但是，過度產業化建設帶來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新技術帶來的技術變革，使得非遺傳承陷入了另一個困境，如激光雕刻的剪紙作品、數碼印刷的木版年畫、3D 打印的泥人張泥塑等，讓普通受眾無法分辨真偽。
隨著科技發展，很多傳統手工藝類非遺已經走向生產線式的規模化制作，而表演類非遺則變成了商業活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及商業化旅游資源的開發，為非遺傳承與展示提供了平臺，也為大眾提供了更多接觸非遺的機會，然而過度商業化也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喪失了文化的意味。
2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展示媒介
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與傳播，除了借助數字化技術手段外，仍有很多傳統媒介為其提供展示與傳播平臺。傳統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特定區域內的展示與傳播，相對數字化媒介有諸多不便和局限性。然而，傳統媒介在許多經濟欠發達地區仍然作為非遺文化的主要傳播方式。
2.1 非遺原生地展示媒介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地展示媒介，指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在地進行相關文化、物品、技藝、表演等形式的展示和傳承。非遺原生地作為非遺展示最原始、最原生的展示媒介，直觀再現了非遺生存現狀及傳承狀態。
2.2 公共文化場館展示媒介
公共文化場館承擔著地區文化傳播與建設的社會基本功能，是服務公眾的社會基礎文化設施。從廣義上來講，公共文化場館包含兩類，一類是社會公益性文化場館，如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等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公共空間;另一類是商業性公共共享空間，如商場、購物中心、超市等具有商業性質的公共空間。
公共文化場館作為非遺展示的傳統媒介，有著廣泛的受眾基礎，受眾數量大、階層及背景豐富，為非遺傳播提供很好的平臺，一直以來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傳播和展示渠道。
2.3 公共旅游場所展示媒介
公共旅游場所，以供公眾休閑旅游為主要目的的公共場所，其中很多本身就是文化遺產，如平遙古城、麗江古城。公共旅游場所，除了一些建筑群落、自然資源及人文景觀外，各個旅游景區的旅游集散中心也包含其中。
公共旅游場所作為非遺展示的傳統媒介，作為向外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集中展示了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及文化遺產，是最常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展示的手段。
2.4 大眾教育展示媒介
利用大眾教育展示媒介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可以使中華文化貫穿在教育體系中。教育機構通過與非遺相關的課程、課外活動及專題展示等方式，對非遺進行傳播展示。中小學邀請非遺傳承人進行課堂教育，高校開設與非遺相關的專業或研究院所，青少年宮開展手工藝類非遺制作培訓等，均為非遺保護與傳承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3 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展示媒介
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展示是建立在非遺傳統展示媒介基礎上，借助多媒體技術、物聯網、4G 移動網絡、智能應用終端、虛擬現實、全息投影等技術手段，來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傳播和展示目的[5]。非遺的數字化展示媒介，充分利用了各項影像及互聯網技術，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可視化、情景化地展示在數字終端設備上，使非遺呈現出交互性、體驗性的新屬性，實現快速、有效的傳播與展示，從而達到非遺傳承與保護的終極目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展示媒介，融合了展示傳播的多種手段和技術應用，呈現出極強的學科交叉性。數字化媒介將非遺展示從傳統的PC 網絡平臺移動到智能設備的應用程序上，從社交網絡的快速傳播到公共文化平臺的公共資源應用，從虛擬現實設備影像呈現還原到現實事物，豐富多元的數字化媒介平臺為非遺展示提供了更多的表現形式。
3.1 基于PC網絡平臺的數字化展示媒介
基于PC 網絡平臺的數字化展示媒介，是數字化展示媒介中較為傳統的一種媒介形式，也是最早應用、最普及的形式?；趥€人計算機終端，通過互聯網在線瀏覽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可通過圖片、視頻、音樂等影像方式呈現非遺數字化資源[6]。同時，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各種互動性的虛擬展示也趨于普及化[7]。
基于PC 網絡平臺的數字化展示媒介，如中國藝術研究院負責開發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天津大學馮驥才研究院負責開發的中國傳統村落網以及國際非遺博覽園網站等。此外，VR 虛擬展示技術的應用，使得非遺在計算機網絡平臺上實現了仿真可操作式體驗[8]，大大增強了受眾在展示媒介中的帶入感和體驗性。目前故宮博物院在其官網中實現了360 紫禁城全景漫游敦煌研究院數字化研究中心，在騰訊地圖了三維全景敦煌石窟。
3.2 基于移動智能設備的數字化展示媒介
移動智能設備已經悄然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從智能手機開始，智能手表、智能手環、智能可穿戴設備等移動智能產品的出現，對人類生活方式有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智能手機，已然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隨身物品之一，甚至機不離手。而以Apple Watch，Google glass 為代表的移動智能產品，將再一次用科技改變生活方式。
基于移動智能設備的數字化展示媒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和傳播的新興媒介，有著更加廣泛的應用平臺和受眾人群。移動智能設備作為數字化展示媒介，其應用程序是非遺展示和傳播的重要渠道。在應用APP 程序推廣非遺文化及展示非遺成果方面，故宮博物院及社會文化傳播機構已研究出了一些成果[9]。
故宮博物院在近期已了5 款APP 應用程序，使得眾多的故宮館藏文物觸手可及，被受眾收藏在手機中成為指尖上的文物，大眾可以更加容易和便捷地享受文化的饕餮大餐。其中《每日故宮》，每天為用戶推薦一件故宮館藏文物，同時提供日歷、筆記本等功能，界面設計精美，讓受眾在享受文化信息的同時帶來良好的用戶體驗。除此之外，故宮不僅將館藏文物數字化，而且還思考了傳播方式，將宮廷文化和書畫作品以游戲、日歷、教育等形式進行傳播，融入了更多互動體驗，共享交流內容，大大提高了傳播的廣度和速度，切實起到了對中華文化的傳播和展示的目的。
明清古典家具制作技藝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其制作工藝、使用工具、裝飾紋樣、木料選擇等都是中華文化瑰寶。由中央美術學院彥風設計開發的《中國古典家具》，作為一款APP 應用程序，以360的旋轉、張合拆組家具部件、深入零件至榫卯結構展示明清家具，通過簡單富有趣味性的互動體驗激發用戶探尋古典家具的奧秘。作為非遺的移動智能設備的數字化展示媒介典型案例，體現了數字化媒介的傳播性、交互性、趣味性的全新體驗方式，為非遺保護與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實現了非遺展示的目的和意義。
3.3 基于社交網絡的數字化展示媒介
社交網絡作為互聯網時代最流行和普及的社交工具，擁有大量的用戶群體。基于社交網絡的數字化展示媒介，恰恰可以利用擁有大量用戶的社交軟件，如微博、微信等，進行社交自媒體的非遺展示，其具有傳播速度快、受眾人群豐富、數量龐大等眾多優勢，勢必成為非遺展示與傳播的重要渠道。
3.4 基于公共文化平臺的數字化展示媒介
博物館、美術館、購物中心等公共文化平臺，除了作為傳統媒介展示非遺外，其在數字化建設上也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公眾平臺[10]。以博物館為例，在展示陳列展品的設計中融入數字化手段，同時借助全息投影、可觸摸屏幕、3D 影像、感應設備等互動設施增強觀眾的參與感，通過互聯網實現影像、信息的同步傳輸及分享。
新加坡海事博物館，展示了當地民族服飾的數字化互動設施。觀眾通過照片采集，實現民族服飾的虛擬試穿，并將試穿合成照片發送至觀眾預留的郵箱中。簡單的體驗，使觀眾對當地文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對地域性非物質文化的傳播有很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