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8 1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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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義國際經濟法的“水果拼盤說”
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多門類、跨學科的邊緣性綜合體，是一門獨立的法律學科。
這一學說的立論基礎在于，對某一涉外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既要涉及調整經濟流轉關系的法律規范，又要涉及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法律淵源既包括雙邊條約、多邊條約、國際習慣、國際慣例等國際法規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經濟管制法以及沖突規范等國內法。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由此得出結論：國際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是“國際經濟法律關系本身極其錯綜復雜的忠實反映；也是科學地調整這種復雜關系，對其中的法律癥結加以‘綜合診斷’和‘辨證施治’的現實需要?！?/p>
由此可見，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最大的特點在于，它從對某一類社會關系進行共同調整的角度出發，認為凡與此相關的法律規范便足以獨立地形成一個法學門類。這一學說立足于實用主義，對于解決現實問題確實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廣義說的觀點將不同性質的社會關系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調整，將不同性質、不同部門的法律規范雜糅在一起，難以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造成這一問題的癥結何在？筆者認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混淆了“法學分科”與“法律運用”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因而在立論基礎上存在嚴重缺陷。
誠然，國際經濟關系涉及的主體繁多，錯綜復雜，的確需要對其中存在的各種法律癥結進行綜合診斷與辨證施治。但這是法律運用層面的問題，而不是部門法學分科層面的問題。我們并不能由法律運用上的綜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論相關的法律規范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不同法律部門的綜合運用并不等于相關的法學分支就應雜糅成為一個獨立學科。
事實上，在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不僅會涉及到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中所述及的各種法律規范，相關國家的刑法規范（如一國關于“信用證詐騙罪”的規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適用。如果按照廣義說的論證邏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刑法規范豈不是也應納入廣義國際經濟法的范圍當中。
以此類推，內國經濟關系雖不如涉外經濟關系復雜，但同樣有必要對其中的法律癥結進行綜合診斷與辨證施治。對內國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也會同時涉及內國民商法、內國經濟行政法和內國經濟刑法等法律規范。試問，按照廣義說的理論邏輯，這些相關的內國法律規范是否也應混合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呢？
再進一步而言，我們必須從深層次來探討如下一個問題，即法律運用的綜合性能否替代法學分科的必要性和嚴整性呢？也就是說從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學分科的意義何在？尤其是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層出不窮的新情形下，傳統的法學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筆者認為，某一部門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內部具有本質上的共同性，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通過法學分科可以形成一種嚴整的知識體系，便于認識、分析、運用和預測。學理通說上以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部門法學的標準，“獨立調整對象”不僅要求以某一特定領域的社會關系作為調整對象，而且要求這一特定領域的社會關系必須具有質上的共同性。試以民法為例：平等主體之間物權法律關系、債權法律關系、知識產權法律關系、婚姻法律關系和家庭法律關系雖然相對獨立，但上述各種法律關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質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關系，形成民法總則中的各項內容。不僅如此，民事法律關系中最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則。析微而知著，一個嚴整的法學分支必須能夠形成“基本原則—基本法律關系—具體法律關系”的邏輯體系。我們并不是為了刻意追求邏輯體系的完整性，而是因為只有這種“從抽象到具象”、“從一般到具體”的邏輯體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們便捷地認識事物、分析問題和預測發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們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人類創設各種各樣的學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認為其以跨國經濟關系作為調整對象，似乎具有獨立的調整對象。但事實上，誠如廣義說自己所承認，跨國經濟關系既包括跨國經濟流轉關系，也包括跨國經濟管制關系，而這兩類社會關系在性質上殊有不同。廣義說將經濟流轉關系和經濟管制關系這兩類不同的社會關系放在一起進行調整，既無法進一步抽象出兩者之間的共同性，無法形成學科的總論，也無法真正提出學科的基本原則，難免帶有人為拼湊的色彩。由此可見，我們決不可因為法律運用中的綜合性否認了法學分科的價值。這或許并不是學術領域紛爭的問題，而是人類認識事物規律的本質要求。
誠然，隨著“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國際法與國內法相互滲透等趨勢的出現，傳統法學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學科界線周邊出現了許多“灰色區域”。但我們認為，決不可因為灰色區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學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們在一個新的角度上認識事物的本質。理論是清一色的，涇渭分明；但是社會關系卻是模糊的，黑白之間存在諸多灰色的過渡。學科分類時必須在這一灰色區域中厘定臨界點，因此種種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難免，不足為奇。對于灰色區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個案處理，也可以作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決。但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有了萘李、騾子等雜交品種后便否定門、綱、目、科、屬、種等生物學分類；同樣道理，我們亦不能因為法學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認了法學分科的價值。任何科學都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貼近現實，也不可能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完全正確的結論；科學的作用只是通過初略的分類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基本正確的結論。
綜上而言，部門法學的分科應當是嚴整的，但在部門法學的運用上卻應當是綜合的。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雖注重了法律運用的綜合性，卻忽略了法學分科的嚴謹性，將法律運用和法學分科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廣義說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猶如一個水果拼盤：從營養結構和口味搭配出發，人們食用時需要的是各種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盤；但我們卻難以承認水果拼盤是另成一類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認水果分類的價值。
二、國際經濟法的學科界定
那么，如何對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進行學科分類呢？筆者認為，如下兩點論斷是我們分析的出發點：
（1）國際經濟關系當中既包括橫向的經濟流轉關系，也包括縱向的經濟管制關系；
（2）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既涉及各國的國內法規范，也要涉及各種形式的國際法規范。
由此出發，我們可以將所有調整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經濟流轉關系經濟管制關系
國內法規范（1）沖突規范/民商法（3）經濟行政法
國際法規范（2）國際商法（4）國際經濟法
表：調整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分類示意圖
（1）調整跨國經濟流轉關系的國內法規范是各國的沖突規范（如我國《民法通則》第八章“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的規定）及其指引的內國民商法（如我國的新《合同法》）；
（2）調整跨國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則是作為統一實體規范的國際商法（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3）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內法規范為各國的經濟行政法（如我國的《對外貿易法》）；
（4）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則構成國際經濟法（如《建立WTO協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個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對跨國經濟關系中涉及的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進行調整和規范。在這四個部分中，國際商法可以通過優先直接適用成為成員國國內國民商法的組成部分；而國際經濟法規范則通過間接適用，轉化為成員國的內國經濟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將上述四個部分糅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水果拼盤，貌似完整，卻忽視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點，無法形成一個真正的、嚴整的獨立法學學科進行研究和學習。
同時，將國際經濟法界定為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并不是簡單地回歸到狹義的國際經濟法學說。本文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與狹義說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有如下兩點區別：
（1）部分學者主張，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是狹義國際經濟法的組成部分。但是，經濟流轉關系與經濟管制關系在性質上殊有不同。筆者認為，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應獨立地構成國際商法體系，與內國民商法對應，而不宜納入國際經濟法的范疇之中；
（2）本文所界定的國際經濟法是建立在對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的，同時也汲取了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關于法律運用綜合性的觀點。
因此，至多而言，我們只能說本文對國際經濟法所做的學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個新的視角上對狹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的回歸。或許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有的學者在批判廣義說的基礎上，提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跨國間經濟協調關系以及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體系”，認為國際經濟法包括“經濟的國際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經濟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兩大部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從調整對象的同質性出發將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作為一個整體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是，國際法與國內法畢竟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其在調整對象、制定、效力、實施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區別。因此，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雖然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兩者仍不可同日而語。否則，內國涉外民商法與國際商法在性質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應把各國的涉外民商法納入國際商法的范疇當中呢？
綜上，筆者認為，應將國際經濟法界定為“調整跨國經濟管理關系的國際法規范”較為妥當。同時我們亦主張，在解決一個具體的跨國經濟問題時，不僅要運用國際經濟法，還要綜合運用內國沖突規范、內國涉外民商法、國際商法、內國涉外經濟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門或不同法律部門的分支。
三、國際經濟法學科基本原則的重塑
誠如前文所論及，一個真正的法學部門應當能夠形成“基本原則—基本法律關系—具體法律關系”的邏輯體系。換言之，無法提出學科基本原則，這一“法學部門”并不是真正意義的法學分支學科。
從法理學的角度而言，“原則”是相對于“概念”和“規范”而言的法的三種要素之一。與一般原則相區別，基本原則應當貫穿于其調整對象內的各個領域，貫穿于其法律關系的始終，用于指導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皣H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指的是貫串于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導思想，指的是這些法律規范的基礎和核心?！?/p>
持廣義國際經濟法理論的學者提出了“經濟原則”、“公平互利原則”、“全球合作原則”等作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科的基本原則。如果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的理論是嚴謹的，這些基本原則就都應貫串于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等國際經濟法分支領域，都應當既適用于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法律規范，也適用于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法律規范。但事實上，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所提出的這些原則都難以真正滿足作為法學基本原則的要求，因此也難以發揮基本原則對于整個學科的指導作用。試舉一例說明：甲、乙是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兩個公司，雙方簽定某一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產生糾紛。試問，甲乙雙方的這一跨國經濟關系與一國的經濟有何直接關系？與不同國家間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關系？與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關系？
由此可見，目前“公認”的廣義國際經濟法學基本原則似乎無法滿足作為部門法學基本原則的要求，廣義說理論無法提出大一統的國際經濟法學的基本原則。由此亦可佐證，廣義國際經濟法難以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門類。
以下，筆者將就本文所界定的國際經濟法，即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提出指導這一學科的三大基本原則：
（1）經濟自由化原則：經濟自由化原則要求各國在管制跨國經濟交往中應當逐步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為外國資本、技術和服務提供市場準入；應當逐步擴大外國資本的準入；應當逐步開放本國資本市場，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經濟自由化原則的經濟學基礎是大衛李嘉圖在國際貿易領域提出的“比較利益理論”（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這一理論主張各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并且得出國際貿易將提高各國的福利水平這一重要結論。
（2）經濟公正化原則：經濟公正化原則有四重內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國在管制國際經濟交往時應當符合“非歧視（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國要平等對待外國人，給予外國貨物、資本和服務“最惠國待遇”，另一方面還要求一國應平等對待本國人與外國人，給予外國貨物、資本和服務“國民待遇”。其二，允許一國在管制跨國經濟活動中，對他國政府和企業的扭曲自由經濟的措施采取對應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許一國針對他國企業的傾銷行為或他國政府的補貼行為征收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等。其三，允許一國在管制跨國經濟活動中，針對危及本國根本利益的事項，臨時采取一些限制經濟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協定中關于保障措施的規定，關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規定等。其四，由于歷史上西方列強對殖民地國家的侵略和掠奪，由于各國現實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巨大差異，要求發達國家在管制跨國經濟交往中，單方地給予發展中國家更為優惠的措施，例如發達國家單方面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普惠制待遇”。
（3）經濟便利化原則：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隨著運輸與通訊方式的不斷改善，隨著關稅壁壘的大幅度消除，國際經貿的快速發展對各國經濟管理便利化形成日益強烈的訴求。經濟便利化與自由化既有聯系，又有所區別。經濟便利化不僅要求在執行非關稅措施措施時程序應簡化和協調，不應有過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國有關涉外經濟管理的各種程序應當具有透明度，政府應當采用信息技術等現代化設備，政府各部門之間應當有效配合。
綜上而言，經濟自由化、經濟公正化和經濟便利化正成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動和指導各國的跨國經濟管理行為。之所以將上述三項原則確定為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基于如下三個方面的考慮：
（1）上述三項原則是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為背景所提出的。雖然存在種種質疑和批評，但是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勢不可擋，這已無庸置疑。20世紀90年代的10年間，全球GDP的年均增長率僅為2.3%，而全球貿易額年增長率卻達到7%，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總額已達到全球GDP總額的29%。與此同時，跨國直接投資迅猛增長，從1990年的2,06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萬億美元。據統計，在2001年，全球6.3萬家跨國公司，其年銷售額超過14萬億美元，幾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產出、60％的世界貿易、70％的技術轉讓和90％的國際直接投資。經濟自由化、經濟一體化和經濟便利化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發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協調各國外經貿管理行為，使其順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潮流。
（2）上述三項基本原則體現了國際經濟交往的內在訴求。部門法學基本原則的提出，應當從其調整對象出發，應當體現其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本質訴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誠實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為民商法的基本原則，根本緣由在于它們都體現了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本質，是市民社會健康運作的內在訴求。經濟的本質是無國界的，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管制跨國經濟交往的行為必須在維護基本的經濟公正的基礎上，促進經濟自由而便捷地開展。由此，經濟自由化原則、經濟公正化原則和經濟便利化原則應運而生。
（3）上述三項原則是真正從法的價值層面提出的法律原則。筆者認為，部門法學的基本原則必須從法價值學的層面來概括，才能真正發揮對具體規范的統率和指導作用。部門法學在邏輯體系上總是從調整對象中汲取其價值層面的精神實質，并將其法律化為法律的基本原則，再由這些基本原則來統率具體的法律規范。以目前研究最為成熟的部門法學——民商法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其實都是自由、正義、效率等法價值在部門法學的具體體現。將經濟自由化、經濟公正化和經濟便利化確立為國際經濟法學的基本原則，其實也正是自由、正義和效率這三個層面的法價值訴求在這一學科的體現。
反觀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則：公平互利原則亦是從法價值層面提出的原則，其在同一調整對象范圍內可以納入本文提出的經濟公正化原則當中；但全球合作原則則是從手段上提出的，無論南北合作還是南南合作其實都是實現經濟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將其作為一項獨立的法律原則似乎有所不妥。學者在研究WTO規則時，提出將非歧視、互惠、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市場準入、關稅減讓、取消數量限制、公平貿易、透明度等作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其實均可以經過整合，納入貿易自由化、貿易公正化和貿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本文沒有將經濟原則作為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但這并不是說經濟無關緊要，也不等于我們主張在國際經濟管理中放棄經濟。毋庸置疑，經濟始終是國際經濟交往的重要基石。
「關鍵詞國際調節，國際經濟法，規制與保障
一、市場國際化與國際調節的產生和發展
市場是隨著商品交換關系的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的。市場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它涵蓋著一定社會經濟的各行業、部門及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再生產各環節，它是由社會經濟的各種結構及運行組成的一定的社會經濟系統，猶如自然界各個生態系統一般。在同一市場中，各種要素有機聯系和制約，形成完整的體系。早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社會經濟形態尚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各國和各地區就存在著許許多多相對獨立、彼此基本隔絕的市場。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發達，加之資產階級革命消除了封建割據，各國范圍內的各個分散的小市場相互滲透、融匯，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此亦即所謂“國民經濟體系”。很早以前，也出現一些跨越國境的商品交換活動。只是由于過去交通、通訊等條件限制，特別是各國政權當局的嚴格管制，加之當時商品經濟不發達，社會經濟自身缺乏強烈要求，跨國境的商品交換長期未得到發展，更形成不了國際市場。近代以來，由于科技和生產力發展，推動著商品經濟進一步發達，科技發展同時還使交通和人們間其他聯系工具和方式更加發達，跨國境的商品交換和其他經濟交往逐漸發達起來。20世紀終于出現規模空前的市場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國際市場逐漸形成，并在繼續發展。市場國際化作為一種趨勢和過程，是逐漸形成和發展的，并呈階段性。如果說中世紀末航海技術和航海事業的發達及隨后發生的一系列殖民戰爭，可視為市場國際化的前奏，那么，19與20世紀之交，輪船、火車、航空及電話、電報業的興起，以及后來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則正式拉開了市場國際化的序幕。
至20世紀末葉，由于電子信息時代的到來，加之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局面結束，各國政府的管制措施相應放松或取消，為國際經濟聯系創造了適宜的國際環境，市場國際化和全球化進入了一個迅速、全面和深刻的發展階段。推動市場國際化進程加快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還是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只有它才為全球化提供堅實的物質條件和現實可能性。在因特網上，人們可以足不出戶而通過點擊鼠標即可同全球任何地方的人們發生各種聯系，實現信息、商品、資本和技術的流通。其速度、規模和范圍是過去包括在諸如鐵路、航海、航空以及電話、電報等交通、信息條件下所不能比擬的——過去人們所談論的市場國際化和全球化，當時主要還是一種理念化的東西，如今它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一種現實的狀態和趨勢。市場作為社會經濟的一個系統和體系，其中的各種經濟要素的結構比例關系大致均衡和協調，并且是在不斷的“不協調——協調——不協調”的矛盾運動中求得協調；經濟的總體運行大致平穩和逐步發展，并且是在不斷的跌宕起伏中求得穩定和發展。這是什么原因？其中必然有某種機制和力量在發揮作用。而事實上，影響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的力量和作用機制不僅存在，而且多種多樣。其中有些是正面起維護、促進作用的，有些則是反面起阻礙、破壞作用的。對于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能夠或起碼當初期望能夠發揮維護、促進作用的力量和機制，被稱為調節機制。這種調節機制可以分為社會經濟內部（自身固有）的與外部的兩類。內部調節機制主要指市場調節，即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的自發作用。外部調節機制是指諸如政治的、社會的等各種力量和因素對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自覺施加的影響。后者例如20世紀以來發生和逐漸加強的國家調節（在各社會主義國家稱為“計劃調節”）。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國家基本上不介入社會經濟生活，其調節機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場調節。19世紀末出現生產社會化并形成壟斷以后，市場機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地調節經濟，國家調節應運而生。它在市場調節基礎上發揮配合、輔助有時甚至是主導性的調節作用。這就是調節機制的二元化。因市場國際化而形成的國際市場，也需要有相應的調節機制。國際市場的基本調節機制仍然是市場調節，只不過它是一種國際性的市場調節。但是，一方面由于市場機制本身也存在著諸如市場障礙、市場的唯利性、市場盲目性與滯后性等固有缺陷，[1]（P15-23）單靠它難以實現充分和有效的調節；更為重要的是國際市場乃主要由各國的涉外市場共同構成，國際市場經濟活動主體來自各國，他們分別受到各自國家的管理和調節。也就是說，國際市場仍然受到各國的國家調節。各國的國家調節措施和力度不同，妨礙國際市場上市場機制的統一調節作用，并直接阻礙著國際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例如各國設置的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即如此。因此，國際市場迫切需要有新的調節機制，藉以協調或統一規制各國的國家調節，并彌補市場調節固有的不足。這種調節機制即為國際性調節，或稱國際調節。這樣一來，國際市場的調節機制便“三元化”了。[2]（P13-18）
國際調節的產生和發展是同市場國際化進程同步的。因為沒有國際性市場，便沒有國際性調節的必要；而沒有相應的國際調節，國際市場便難以正常運行，甚至難以形成。同前面所述市場國際化的發展階段相適應，國際調節的形成和發展也呈現著階段性。在國際市場萌芽階段，市場的規模和運行主要由相關各國奉行的外貿政策的自由和開放性程度決定，各相關國家偶爾也會進行政府間的協商和協調。19世紀以后，首先在歐洲，由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跨國境經濟貿易活動逐漸發達，各國間進行的雙邊或多邊協商增多。1815年還出現“歐洲協作”這種多國協作形式，在其存續整整一個世紀中召開了一系列多邊協商會議，形成了比較連續和穩定的協商制度。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下，放棄長期奉行的重商主義，一度掀起貿易自由化。1880年英、法兩國率先簽訂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個自由貿易雙邊協定——“科布登——切維勒爾條約”，并首創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模式。在英、法的帶動下，歐洲各國之間簽訂了一系列雙邊自由通商、航海條約，還簽訂了萊茵河自由航行公約。這些即為早期的國際性調節措施，這些措施使當時國際貿易額大幅度上升。（P4）
隨著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聯系的發展，在對國際性市場進行協調和調節的雙邊、多邊條約繼續增多的同時，一些帶全球性的公約和國際性組織也逐漸出現。其中重要一點的例如：1804年歐洲成立了萊茵河管理委員會、1865年成立國際電報聯盟、1874年成立郵政總聯盟、1883年成立國際保護工業產權聯盟、1886年成立國際保護文學藝
術作品聯盟、1899年成立海牙常設仲裁法院。以上這些國際組織雖然主要是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因而被人們稱為“國際行政聯盟”），（P20-21）但同經濟也不無關系。20世紀以后，為適應市場國際化的發展，要求加強國際性經濟調節，建立作為其載體的國際調節組織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建立了國際聯盟。它雖然主要是政治性組織，具有廣泛職能，但也包括處理和協調戰后經濟和社會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1945年簽訂了《聯合國》，建立了聯合國。它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最有權威和影響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及其體系下有關金融、貿易等方面的專門機構，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即世界銀行）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在國際經濟生活中擔負著十分重要的國際經濟調節職能。上述后三個機構被譽為戰后西方世界經濟體系的三大支柱。二戰以后還出現了各種區域性組織，如歐洲聯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非洲統一組織（OAU）等，它們也對所在區域和全球的經濟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都是現代國際市場國際調節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5年在GATT基礎上，誕生了一個新的全球性經濟（調節）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它成為當代國際調節機制的中心和主力，標志著市場國際化和國際調節機制發展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二、國際調節的性質和特征國際調節或稱國際性調節，是國際市場（國際社會經濟）的一種調節機制或調節活動，它是由兩個以上國家或區域性、全球性組織，通過協商或簽訂國際條約，或以國際性組織的決定等形式，對國際市場的經濟結構和運行實行調節，以維護和促進國際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國際調節同市場調節、各國的國家調節互相配合、制約、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國際市場的經濟調節機制體系。國際調節同市場調節不同，它不是社會經濟自身固有的由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機制，而是從外部施加的作用和影響，并且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的自覺活動（不同于其他并非以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為目的的社會事件，更不同于各種自然現象對經濟產生的影響）。至于同各國的國家調節比，他們在調節主體、作用范圍和方式等方面區別十分明顯。國際調節雖然也需要各國國家調節的配合，但前者往往是對后者的某種限制和約束；特別是當國際市場尚處于形成階段，尤其如此。
本文后面在論及迄今為止國際調節現狀時，將鮮明地體現：包括WTO在內的國際調節實際上主要是以各國的國家調節作為其調節對象（客體）；或者說，迄今為止的國際調節主要是對各國國家調節的一種再調節。國際調節在調節主體、客體（對象）、領域、方式（手段）等方面，都有鮮明特征：
（一）國際調節主體調節機制作為一種力量和作用，必有其載體，此即調節主體。
國際調節主體是國際性的。從主體構成成分來說，迄今主要是由兩個及其以上國家構成，包括雙邊、多邊、區域性、全球性等形式。從成員組合方式來說，有些僅僅由各成員國協商或通過簽訂（加入）有關條約、公約，協調各國對所涉及的國際市場的管理活動，達到共同調節國際市場的目的——這類主體可姑且稱之為“純契約型”調節主體；有些則除締結共同協定外，還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由這些機構負責實施協定，執行一定的國際調節任務——此可稱為“組織型”調節主體。以上組織機構中，有些只是臨時性或松散型的，它們主要起一種聯絡、協調作用——此可稱為“契約型組織”；有些則是有常設機構較為穩定并具有法律人格的組織，能夠依照有關國際法律規范獨立行使職權，執行國際調節任務——此可稱為“法人型組織”。
同上述情況相適應，各種類型主體在其職權和權威性方面也是不相同的。從市場國際化進程和國際調節機制形成演變史看，國際調節主體的形態，基本上是由雙邊、多邊發展為區域性和全球性，由“純契約型”、“契約型組織”發展為“法人型組織”。20世紀以前，擔負一定國際調節任務的主體多采取雙邊或多邊協商、或簽訂條約的形式（即“純契約型”）。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陸續出現了許多國際性組織，但直至20世紀中期，這些國際組織多為較松散、職能有限的機構（即“契約型組織”），例如GATT直至烏拉圭回合結束都基本屬于這種類型。20世紀中期二戰結束后以聯合國及IMF、世界銀行等組織為代表，出現了許多結構嚴密、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國際組織。
1994年由GATT演化而誕生的WTO，是這種“法人型”國際調節主體的典型代表。例如：WTO一開始就具有法律人格。《WTO協定》第1條、第2條規定：“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為處理其成員國的貿易關系提供共同的組織機構?！钡?條規定：“WTO具有法律人格，每個成員方都要賦予WTO以行使它職能所必需的法律能力?！痹摋l并規定了WTO及其官員為履行職能所必需的特權和豁免。WTO不像GATT那樣僅是一種臨時性協議，它為國際貿易制定了“更有力和更明確的法律體制”（《馬拉喀什宣言》）。其多邊貿易協定“法律文件”對所有成員國具有約束力（《WTO協定》第二條）?！懊恳怀蓡T都應保證其法律、法規和行政程序與所附各協定對其規定的義務相一致（前引第16條）。這奠定了WTO規則”優于各國國內法的憲法性原則“。（P31）WTO有正規的組織機構，建立了健全的決策和運行機制。它除設”部長會議“外，還有常設機構”總理事會“。下分設貨物貿易理事會、服務貿易理事會和知識產權理事會。還設立了”爭端解決機構“（DSB）——這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司法部門；設立了”貿易政策審議機關“（TPRB）——這是監督機關。此外還有由總干事率領的秘書處，作為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班子。WTO同IMF和世界銀行一樣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國際法主體，但由于WTO的職權和所管理的經濟領域遠比后二者廣泛，因此它是國際社會經濟中更為重要的、綜合性的國際調節主體。20世紀后半葉出現了許多區域性組織，它們也是一種重要的國際調節主體。它們不但對本區域的經濟起著舉足輕重的調節作用，也對該區域外乃至全球經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歐盟是其中典型例子。它不但直接調節著該區域及其所屬各成員國國內的經濟，并且在全球經濟生活中充當著重要角色。歐盟各成員國分別參加了WTO，歐盟本身也作為WTO的獨立一員。如前所述，迄今國際調節主體主要是由各獨立國家為單位組成的各種形態的國家聯合體，但也有些非政府（民間社會）的國際社會組織，在某種范圍和程度上對國際經濟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例如國際證券監管者委員會即為這種國際社會組織。
（二）國際調節的客體（對象）
國際調節的客體主要是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關系。所謂經濟結構，主要是指國際市場中的產業結構、行業結構、產品（服務品種）結構，地區結構等，是以上各方面的各種比例關系。所謂經濟運行，主要是指國際社會經濟的總體及構成總體的經濟各方面、再生產各環節的變化發展狀況。國際調節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促進國際社會經濟的各種宏觀結構能保持動態平衡和協調，避免各種比例失調，維護經濟總體運行穩定和持續發展，避免經濟發生大的動蕩起伏或停滯衰退，特別是力求避免和克服區域性或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本文前揭所列舉的各個時期出現
的國際經濟調節主體，其設立宗旨和后來的調節活動，都圍繞著以上基本調節任務。
我們不難發現，每當戰爭或各次國際性經濟危機發生前后，國家間的經濟協商與合作往往十分頻繁，國際性條約和經濟組織大量涌現，其原因正在于當其時也，作為戰爭或經濟危機的對策或作為其教訓與啟示，迫切需要采取國際調節措施，以調節國際社會經濟的各種結構和運行。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末發生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和二次大戰前后的情況便如此。1943年制定了《大西洋》，把建立穩定的金融秩序和貿易自由體制列為基本內容。1944年在“布雷頓森林”召開國際金融會議，制定了以穩定匯率為主要宗旨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建立世界銀行等文件，并擬制了“國際貿易組織”。（P7）不久，IMF、IBRD、GATT相繼建立。聯合國也在這時宣告正式成立。國際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關系作為國際調節的基本客體，在不同時候有不同側重點和表現形式。從歷史演變上看，迄今為止，國際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關系主要表現為國家之間經濟關系。①而欲調節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首先遇到和必須處理的，是因各國政府對各自國家的經濟管理和調節而發生的各國之間的關系，簡稱各國間的國家經濟調節管理關系。各國對各自國家的經濟（尤其是其涉外經濟那部分）所實行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如不能恰當協調和處理，勢必妨礙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并且，它直接阻礙著國際市場（即國際社會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育。
所以，迄今國際調節的首要任務是約束和指導各國政府的經濟調節管理行為，協調和處理各國之間的經濟調節管理關系。即使對于WTO來說也仍然如此。這就是如人們所說，WTO主要是規制政府的。或說，“入世”主要是“政府入世”、“規則入世”。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國際調節在當前主要是對各國國家調節的再調節。WTO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的規制，其目的在于排除因各國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而給國際統一市場的形成和正常運行造成的障礙。市場障礙有兩類，除各國政府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等之外，還有如跨國公司等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對國際市場造成的障礙，如與壟斷相關的限制性商業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對于后一類障礙，WTO迄今尚未正式干預，但已開始注意到對非政府的社會經濟組織經濟行為的干預和調節。已有許多規則包含著對跨國公司和其他社會組織的行為的約束。表明今后要制定“競爭政策”規則“限制性商業行為”。例如TRIMS第9條規定：“在不遲于《WTO協定》生效之日后5年貨物貿易理事會應考慮本協定是否補充有關投資政策和競爭政策的規定。”其中的“競爭政策”就主要是針對跨國公司的“限制性商業行為”的。雖然后來進行的多哈談判進展十分艱難，2003年9月的坎昆部長會議無果而終，但相信各國最終總會找到妥協的途徑。今后WTO的規制對象除各國政府外，將會越來越重視對跨國公司這些社會組織的規制。WTO重在對各國經濟管理行為的規制，這是當前市場國際化進程所處階段決定的。當前國際統一市場并未完全形成。各國家的存在，以及各國國情和行使方式等等差異，必然會制約著國際市場化進程。國際調節是一種新的正處于形成初創階段的調節機制，它必須和只能針對國際市場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采取措施，不能全面顧及所有方面。至于今后，國際調節的對象和領域肯定會不斷發展，WTO的調節對象和領域也會不斷拓展。這種情形好比20世紀初國家調節剛出現時主要針對壟斷采取規制，而以后再擴展到采取運用計劃及財稅，金融等經濟政策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還采取“國有化”和“私有化”那種國家直接參與投資的調節方式，從而使國家調節臻于發達和完善的地步。
（三）國際調節的領域
國際調節的客體既然是國際社會宏觀經濟結構和運行，其調節領域必然涉及國際社會經濟的總體和全局，必然要涵蓋社會經濟的各產業、各行業、各地區和再生產各環節。當然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管得太細太死，而只是關注那些對國際社會經濟總體結構和運行關系十分密切和關鍵的方面和部位。國際調節所涉及的經濟領域一般分為：國際貿易，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等；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對于這些經濟領域中的經濟活動，國際調節只涉及其中同宏觀經濟結構和運行相關的部分和方面，而不干預各平等經濟主體間正常的經濟活動。在需要國際調節介入的經濟領域的部分和方面中，有一個方面較為突出且具有特殊性，此即國際市場競爭的規制問題，包括反壟斷、反不公平競爭、反傾銷等。這些是國際市場經常發生的，它們直接扭曲國際市場價值規律（即市場調節機制）的正常作用，妨害經濟結構和運行的協調、穩定和發展，因而是國際調節必須加以規制的。這一點雖然早就引起一些專家學者們的注意，他們呼吁有關國際組織制定國際競爭規則。但實踐中進展緩慢。迄今主要是在其他有關貨物貿易、知識產權和反傾銷、反補貼②等法律文件中作了一些規定。今后關于國際競爭規制的立法和制度將會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WTO同包括GATT在內的以往國際調節主體比較，所管理和調節的經濟領域有較大擴展，并有向更全面發展的趨勢。WTO不但在貨物貿易方面，把過去游離于GATT之外的農產品貿易、紡織品貿易納入管理軌道，通過了《農產品協議》、紡織品協議（MFA），而且還擴展到了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等重要領域，分別制定了《服務貿易總協定》、《同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問題》、《同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并設立了相應的理事會（委員會）負責實施。將服務貿易和投資納入WTO管理和調節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服務業涵蓋門類十分廣泛。
20世紀末由于高科技的發展和廣泛應用，推動了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出現許多新的服務種類，如金融服務、電訊與計算機服務等。在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在其國民生產總值和出口總額占的比重越來越大。（P346）早在東京回合談判中，美國就曾倡議把服務貿易列入多邊貿易框架。至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后，終于通過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這一涵蓋服務貿易各個方面的框架協議。GATT原來根本沒有涉及投資問題。雖然早在1948年的哈瓦那中，就曾把鼓勵生產性投資的資金國際流動列為目標之一，承認國際投資“在推動經濟發展與重建及以后的社會進步，具有重大價值”，但“各成員方有權采取任何適當的保障措施以保證外國投資不用作干涉內部事務或國家政策的根據?！敝灰蟾鞒蓡T方采取“以保證在其所轄區域內不從事（限制性商業）措施????并協助（國際貿易）組織制止這類措施?！雹?973-1979東京回合期間，美國等曾提出討論東道國對外國投資的“當地含義”和“出口表現”兩項經營要求問題，因發展中國家反對而沒有結果。1982年發生美國訴加拿大《外國投資審議法》一案（“FIRA”案），GATT專家組在審理中涉及對外國投資的“當地含量”、“當地制造”和“出口表現要求”等規定是否違反GATT的問題。這引起了人們對與貿易有關的投資問題的關注。烏拉圭回合經過反復協商，在綜合各種方案之后，于1994年終于達成一致，通過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的協定》（TRIMS協定）。TRIMS協定是第一個世界性的有關投資問題的立法，是“向將貿易規則擴大到投資政策方向邁出的第一步”，[3]（P424）它將開啟投資領
域全面進入WTO國際調節范圍的新階段。迄今為止，有關金融領域的國際調節和監管任務，主要仍由IMF和世界銀行擔任，但在WTO框架中的GATS，也涉及大量金融服務貿易問題。GATT還設立了一個“國際收支委員會”（BOP）。GATT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一直同IMF關系密切。GATT第12-15條規定，對于一國是否陷入國際收支失衡，要由IMF作出認定或證明。因此，GATT的“國際收支委員會”離不開IMF的合作。[3]（P49）WTO除了所調節的社會經濟領域有明顯擴大之外，對各國政府的經濟管理權的制約也比以往廣泛。前面提到的服務貿易、投資政策以及知識產權等許多問題，過去被認為理當屬于各國正常管轄權和國內法范圍，亦即國家范圍，但WTO如今卻廣泛介入。WTO不僅加強了對各國政府的調節，還開始注意到對非政府的社會經濟組織經濟行為的干預和調節。
（四）國際調節的方式（手段）
國際調節需要采取哪些基本方式（即進行哪些基本類型的調節活動）？這除了由國際調節的基本任務所決定外，還主要同國際市場存在著的其他兩種調節機制——市場調節以及各國的國家調節——的情況相關。市場調節本存在著一些固有的缺陷（局限性）。而各國的國家調節，由于各國間的國情不同、利益不同和行使方式不同，因此對各國經濟（包括其涉外領域）的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便不同，各國對于市場國際化、全球化進程所持態度也不同。各國往往設置各種障礙（如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這是直接關系到國際市場的形成和能否正常運行的障礙。正是由于上述兩種機制存在缺陷，才需要國際調節，因此國際調節的基本作法，首先便分為針對國家調節局限性而采取的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調節行為的規制，以及針對市場固有缺陷而采取的調節措施。
1、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國家調節）的規制。
規制的領域主要同各國的涉外經濟相關——即同國際市場的形成和正常運行相關的各國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包括相關的制度、立法、政策和措施。規制的目的是盡可能使各國上述那些管理行為基本接近或一致，盡可能克服、排除各國為市場國際化所設置的各種障礙（壁壘）。為此采用的基本手段通常包括：（1）協商——簽約——組織。即當事國之間自動協商，或由國際組織出面安排或組織有關各國進行協商，達成一致或簽訂協議或條約，或進而建立國際性組織，以協調和統一行動，共同促進和維護國際市場的形成、發育和運行；（2）調解或調停。即各國之間或各國同國際組織之間發生爭執時，由國際組織或其他第三方對當事各方進行居中調解和斡旋；（3）裁決與制裁。當事方因發生違反國際義務而損害他方或國際社會經濟利益情形，訴諸國際爭端解決機構，通過司法或準司法程序，強令其履行國際義務或賠償損失，以維護國際市場秩序。
2、針對國際市場固有缺陷的調節。針對市場固有的三缺陷，國際調節需分別采取三種方式：（1）針對國際市場難免存在的限制競爭（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國際調節需要對市場競爭進行強制干預，規制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2）針對市場的盲目性和市場調節滯后、被動性，國際調節需要采取指導調控方式，如全球經濟統計數據，提供信息資料，作出經濟和社會發展預測，提出各種政策、發展建議，并制定有關政策，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引導各主體的經濟行為，以維護和促進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協調、穩定和持續發展。（3）針對市場的唯利性，在運用前面引導方式尚不能完全奏效時，有關國際經濟組織還可以自己可支配的資本直接投入到某個領域或地區，以期調節經濟結構和運行，例如IMF和世界銀行以往所做的那樣。④上述兩種調節方式密切關聯，并有所交叉。例如，對各國政府的規制，主要意義在于排除國際市場形成和正常運行的障礙，這同市場競爭規則密切相關。國家設置的各種壁壘也是一種限制。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的規制，除主要在于排除國際市場形成障礙外，國際調節主體也還通過信息、提供建議等指導調控方式、影響各國政府決策，并由政府引導該國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
反過來說，針對市場缺陷的三種調節方式，也分別適用對各國政府的規制，只是這個時候各個國家被當作法人對待了。國際調節最終目的是影響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經濟結構和運行最終由全體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所構成。國際調節從其達及最終被調節主體所經過的環節看，它又可分為直接式與間接式。間接式是指國際調節首先調節各國政府管理行為，通過它最終影響各國的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直接式則無須通過各國政府這一中間環節而直接達及最終被調節主體。WTO迄今主要是對各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的規制和調節，但調節方式和效力有所加強。相對以往GATT，由于WTO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組織，它不僅為各國之間協商談判提供場所和條件，它制定的規則具有法律效力，其成員國必須執行。不履行規定的義務，將導致受到制裁的后果。以往GATT協定對各成員國的約束多是一種柔性即導向性的，成員國可以保留許多適用例外和“豁免”，即使是已承諾應當履行的條款，如違反，國際社會往往也缺乏可行的強制措施。WTO相對以往GATT，它減少了許多“適用例外”條款，廢止了“灰色區”，從嚴規定了“豁免”（weive又稱“解除義務）”。⑤這加強了調節措施的普遍適用性。WTO通過了《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DSU），設立了DSB這樣的準司法機構，因而有力地保障協定的實施，保障WTO對各國的調節。
「注釋
①這里包括區域性經濟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同其它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因為區域性組織也由其相關國家組成，是某種形式的國家聯合體。
②現在國際上學者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國際反傾銷和反補貼的核心實際上是競爭規制問題，紛紛建議加強國際競爭規制，并把反傾銷納入競爭法軌道。對此，可參照趙維田《世貿組織（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頁。
③參見《哈瓦那》第三章第12條，第五章第50條。
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在成員國國際收支發生不平衡時，向其政府提供短期貸款，以促進使其國際收支平衡。世界銀行的做法，是向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政府機構和政府所擔保的私人企業，發放用于生產（或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目的的長期貸款；它并設立了多邊投資保證機構（1988年），向其他投資者提供政治風險擔保，鼓勵私人資本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以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上述兩組織的信貸相互配合并且各有所側重。其基本宗旨都是為了調節國際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
⑤《WTO協定》第9條把批準豁免權的表決票從原來2P3提高到3P4，其附件IA中《關于GATT1994義務的諒解》中的規定，除已依照程序延期者外，“在《WTO協定》生效之日仍然有效的任何豁免均應終止?！?/p>
「參考文獻
①這里包括區域性經濟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同其它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因為區域性組織也由其相關國家組成，是某種形式的國家聯合體。
②現在國際上學者們越
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國際反傾銷和反補貼的核心實際上是競爭規制問題，紛紛建議加強國際競爭規制，并把反傾銷納入競爭法軌道。對此，可參照趙維田《世貿組織（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頁。
③參見《哈瓦那》第三章第12條，第五章第50條。
——國際經濟法的學科界定及其基本原則的重塑
邱一川*
[內容摘要]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從對某一類社會關系進行共同調整的角度出發，將不同性質的法律規范雜糅成一個學科進行調整，其癥結在于混淆了“法學分科”與“法律運用”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用法律運用的綜合性替代了法學分科的嚴整性。本文將國際經濟法重新界定為“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并從新的視角對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進行了梳理，以此佐證國際經濟法的學科界定。
[關鍵詞]國際經濟法學科界定基本原則
一、廣義國際經濟法的“水果拼盤說”
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多門類、跨學科的邊緣性綜合體，是一門獨立的法律學科。
這一學說的立論基礎在于，對某一涉外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既要涉及調整經濟流轉關系的法律規范，又要涉及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法律淵源既包括雙邊條約、多邊條約、國際習慣、國際慣例等國際法規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經濟管制法以及沖突規范等國內法。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由此得出結論：國際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是“國際經濟法律關系本身極其錯綜復雜的忠實反映；也是科學地調整這種復雜關系，對其中的法律癥結加以‘綜合診斷’和‘辨證施治’的現實需要?！?/p>
由此可見，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最大的特點在于，它從對某一類社會關系進行共同調整的角度出發，認為凡與此相關的法律規范便足以獨立地形成一個法學門類。這一學說立足于實用主義，對于解決現實問題確實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廣義說的觀點將不同性質的社會關系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調整，將不同性質、不同部門的法律規范雜糅在一起，難以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造成這一問題的癥結何在？筆者認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混淆了“法學分科”與“法律運用”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因而在立論基礎上存在嚴重缺陷。
誠然，國際經濟關系涉及的主體繁多，錯綜復雜，的確需要對其中存在的各種法律癥結進行綜合診斷與辨證施治。但這是法律運用層面的問題，而不是部門法學分科層面的問題。我們并不能由法律運用上的綜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論相關的法律規范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不同法律部門的綜合運用并不等于相關的法學分支就應雜糅成為一個獨立學科。
事實上，在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不僅會涉及到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中所述及的各種法律規范，相關國家的刑法規范（如一國關于“信用證zp罪”的規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適用。如果按照廣義說的論證邏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刑法規范豈不是也應納入廣義國際經濟法的范圍當中。
以此類推，內國經濟關系雖不如涉外經濟關系復雜，但同樣有必要對其中的法律癥結進行綜合診斷與辨證施治。對內國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也會同時涉及內國民商法、內國經濟行政法和內國經濟刑法等法律規范。試問，按照廣義說的理論邏輯，這些相關的內國法律規范是否也應混合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呢？
再進一步而言，我們必須從深層次來探討如下一個問題，即法律運用的綜合性能否替代法學分科的必要性和嚴整性呢？也就是說從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學分科的意義何在？尤其是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層出不窮的新情形下，傳統的法學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筆者認為，某一部門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內部具有本質上的共同性，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通過法學分科可以形成一種嚴整的知識體系，便于認識、分析、運用和預測。學理通說上以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部門法學的標準，“獨立調整對象”不僅要求以某一特定領域的社會關系作為調整對象，而且要求這一特定領域的社會關系必須具有質上的共同性。試以民法為例：平等主體之間物權法律關系、債權法律關系、知識產權法律關系、婚姻法律關系和家庭法律關系雖然相對獨立，但上述各種法律關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質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關系，形成民法總則中的各項內容。不僅如此，民事法律關系中最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則。析微而知著，一個嚴整的法學分支必須能夠形成“基本原則—基本法律關系—具體法律關系”的邏輯體系。我們并不是為了刻意追求邏輯體系的完整性，而是因為只有這種“從抽象到具象”、“從一般到具體”的邏輯體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們便捷地認識事物、分析問題和預測發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們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人類創設各種各樣的學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認為其以跨國經濟關系作為調整對象，似乎具有獨立的調整對象。但事實上，誠如廣義說自己所承認，跨國經濟關系既包括跨國經濟流轉關系，也包括跨國經濟管制關系，而這兩類社會關系在性質上殊有不同。廣義說將經濟流轉關系和經濟管制關系這兩類不同的社會關系放在一起進行調整，既無法進一步抽象出兩者之間的共同性，無法形成學科的總論，也無法真正提出學科的基本原則，難免帶有人為拼湊的色彩。由此可見，我們決不可因為法律運用中的綜合性否認了法學分科的價值。這或許并不是學術領域紛爭的問題，而是人類認識事物規律的本質要求。
誠然，隨著“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國際法與國內法相互滲透等趨勢的出現，傳統法學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學科界線周邊出現了許多“灰色區域”。但我們認為，決不可因為灰色區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學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們在一個新的角度上認識事物的本質。理論是清一色的，涇渭分明；但是社會關系卻是模糊的，黑白之間存在諸多灰色的過渡。學科分類時必須在這一灰色區域中厘定臨界點，因此種種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難免，不足為奇。對于灰色區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個案處理，也可以作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決。但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有了萘李、騾子等雜交品種后便否定門、綱、目、科、屬、種等生物學分類；同樣道理，我們亦不能因為法學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認了法學分科的價值。任何科學都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貼近現實，也不可能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完全正確的結論；科學的作用只是通過初略的分類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基本正確的結論。
綜上而言，部門法學的分科應當是嚴整的，但在部門法學的運用上卻應當是綜合的。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雖注重了法律運用的綜合性，卻忽略了法學分科的嚴謹性，將法律運用和法學分科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廣義說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猶如一個水果拼盤：從營養結構和口味搭配出發，人們食用時需要的是各種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盤；但我們卻難以承認水果拼盤是另成一類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認水果分類的價值。
二、國際經濟法的學科界定
那么，如何對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進行學科分類呢？筆者認為，如下兩點論斷是我們分析的出發點：
（1）國際經濟關系當中既包括橫向的經濟流轉關系，也包括縱向的經濟管制關系；
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必須適應于總的經濟狀況，必然是它的反映。在國際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其主體的活動和關系總是要涉及到各個方面和各種法律體系，在客觀上形成種種相互交錯的關系，引起各種跨國性的法律問題，絕對會沿著法學家人為的分科界限去發展。這些跨越國境而發現的種種法律關系，廣泛涉及到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和私法的各個部門，作為綜合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而形成有機聯系的統一法律體制，有其本身的獨立性和特點，正是跨國經濟關系多樣性、復雜性的客觀反映，不是人為的揉合，從而以國際經濟法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國際經濟法學也具有其自身特點和獨立性。它既不同于僅以研究國家（及國防組織）間關系為對象的國際法學，也不同于以研究涉外民事關系中沖突規范為對象的國際私法學，有其本學科固有的科學規定性，不是出于法學家人為的設計。如果忽視這點，拘泥傳統觀點，把國際經濟法納入國際法或國內法某一法學分科，是無異把本來屬于統一的國際經濟關系，人為地加以割裂，必將導致理論上的混亂和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因而，作為一門獨立的國際經濟法學研究的對象和方法，首先要問的是，客觀現實的“問題是什么？”而不是“法是什么？”“法從何所出？”只有立足于這一基點，運用綜合的方式，著重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的相互聯系，去探索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法律問題，才能擺脫傳統觀念的拘束，面對現實，解放思想，擴大視野，在廣度和深度上開拓這一新興法學研究領域及研究方法。
再證之科學發展的歷史，幾種相關學科交叉而綜合發展成為一門新興學科，或稱邊緣學科，或稱交叉學科甚至稱為綜合學科者，其例并非鮮見。在自然科學中，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對自然現象的研究也不斷出現新的突破，終至形成各種跨學科的新興學科者，有物理化學、仿生學、生物化學、生態學、生物物理學等等。在法學中也不乏先例，如國際海商法學又是在長期實踐中，隨著海商事業的發展，綜合國際海商和條約及各國海慣例商法而形成一支獨立的法學分科。所以，國際經濟綜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兩種規范發展為一門獨立的法學分科，又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國際經濟法學研究對象的范圍，廣泛包括國際有關商品與資本流通的各種法規、法制及有關的法律問題，還可細分為關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貨幣、國際技術轉讓、國際稅收、國際勞務協作乃至國際經濟組織等的法規及法制的問題。但作為一門獨立的綜合的法學學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理論聯系實際。這是研究一切問題最根本的方法。國際經濟法是法學領域中一門實用學科。國際經濟交往中要涉及到各國政策和利益，而由于各國利益不一致，諸多矛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其情況尤為嚴重，因而，使國際經濟關系中出現的法律問題極為復雜，難于解決。研究國際經濟法，必須避免就法論法，或流于純法理的探討，要面對現實，從實際出發，堅持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原則精神，運用科學方法，去發現矛盾，分析矛盾，找出主要矛盾之所在、問題的實質所在，并聯系國內外司法、立法實踐，用國際經濟的基本理論，去解決矛盾，解決問題。特別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發展國際經濟關系，是我國的基本國策，研究國際經濟法，應立足本國，聯系我國涉外經濟司法實踐及我國在對外經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探討，使研究工作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參加國際經濟大循環及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我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但對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掌握卻相對滯后。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各大學、研究所都開設了國際經濟法課程，但由于該課程內容的龐雜性和學科的交叉性以及極強的實踐性和鮮明的國際性，使得我國在開展國際經濟法教學時往往差強人意。實際上，國際經濟法教學不同于其他國內法法學學科教學的最大特點在于其本身蘊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語境。由于國際經濟法是調整不同國家當事人開展跨越國境的經濟活動時的行為規范，因此，國際經濟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國家基于地理環境、經濟方式、社會結構、民眾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傳統等因素產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價值。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不同類型的法律文化之間因經濟上的一體性而不斷進行交流、溝通、碰撞、競爭、排斥、滲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間的接觸與互動也越來越頻繁、廣泛和深入。盡管經濟全球化浪潮帶來了法律的國際化趨向，即法律的“非國家化”，也就是通過締結全球的多邊貿易協定來統一國際經貿游戲規則，但各國法律文化差異性的存在使得經濟法律的國際化始終是有限的。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動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經過長時間，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的演變和發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創造出了一整套能夠有力支持市場經濟、工業文明、民主政治發展的法律觀念和制度，而這些內容是很難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因此，我國的學生在學習國際經濟法的相關規則時，往往因為缺乏文化背景而對相關規則不能透徹理解，并將之應用于國際經貿實踐。
二、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重要價值取向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國際經濟法教學本身蘊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語境也日益明顯，其跨文化傳播特質也愈發凸顯和普遍化。因此，在從事國際經濟法教學時，必須將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如前所述，國際經濟法本身的跨國性和國際性決定了國際經貿規則不同于國內法那樣具有絕對的強制力。國際經貿規則的有效性取決于不同國家當事人對不同法律的選擇和適用，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規則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對于要從事國際經貿活動的當事人而言，首先必須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規則，并在此基礎上選擇適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國際經濟活動本身只有實現當事人共贏才能不斷發展，因此，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法律選擇也需要實現共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在日常的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將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為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重要價值取向。同時，國際經濟法的“弱法性”也決定了在國際經貿實踐中，法律只是當事人最后的救濟手段，卻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協商與適當妥協才是解決國際經貿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護本方當事人利益，就必須在熟練掌握國際經貿規則的基礎上，通過跨文化交流實現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共贏。在這種價值取向指導下，學習國際經濟法的學生除了需要做到對本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和傳承之外，還得具有自覺的國際意識，對世界各國的相關國際貿易、金融等法律知識都應了如指掌，對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當理解和認識。
三、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徑選擇
1．多元法律文化的沖突與整合是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邏輯起點如前所述，國際經濟法本身蘊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語境。在這一語境中，國際經貿活動的游戲規則表現為多種多樣的形式。由于國際經濟法主要屬于任意法，當事人如何選擇適用法律將直接決定國際經貿糾紛的發展走向。而各國的法律規則以及各國各地區的國際貿易慣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上述差異與不同構成了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邏輯起點。要增強國際經濟法的教學效果，使學生對國際經濟法課程形成全面、綜合的認識，就必須在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首先強調國際經濟法本身蘊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間的沖突，再在此基礎之上，通過學生自主探究式學習去發現和體驗、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異性對于國際經濟活動的發生和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為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打下堅實的基礎。
2．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要滲透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國際經濟法所具有的鮮明的國際性和任意性決定了國際經濟法課程本身貫穿了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當事人跨文化交流的過程，因此，對于國際經濟法課程的教學而言，就必須將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作為其教學的核心目標，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必須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礎之上。具體而言，在國際經濟法的教學過程中，要圍繞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過各種教學法的綜合應用，提高學生對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重要性的認識;同時，通過案例、問答、角色扮演和辯論等方式，讓學生在與實際相似的情景中逐漸體會、認知和運用跨文化交流能力，從而為國際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創造條件。
20世紀70年代末，黨的確定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目標，以解放束縛了多年的生產力，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使生產關系能夠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經濟法律制度，從法律上加以保障。對經濟運行的機制從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當時法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課題。在對經濟運行法律機制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經濟法學的雛形。
也許是受計劃經濟思想觀念影響時間太長的緣故，剛剛改革開放的經濟使得法學工作者有些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對市場經濟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學工作者認為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法律都屬于經濟法研究的范圍，于是相應地形成了大經濟法的概念。在當時，人們以談經濟為時髦，對于經濟法學和其他法學部門之間的關系，還沒有來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問題都當作經濟法問題來對待。為了尋求理論上的支持，人們一方面立足于本國資源，從理論上對經濟運行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從外國積極引進各種經濟法理論，借鑒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在這個階段，有一大批的經濟法學教材和著作被翻譯成漢語出版發行。其中最有影響的有前蘇聯、日本的一些經濟法學著作和教材，如前蘇聯拉普捷夫主編的《經濟法理論問題》和《經濟法》，日本的金澤良雄的《經濟法概論》、丹宗昭信、厚谷囊爾主編的《現代經濟法入門》、《日本經濟法概要》等。此外還翻譯了一批經濟法學論文。在國內則出版了相當一部分經濟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眾多的經濟法派別，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縱橫經濟法論。經濟法學研究對法院的司法實踐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大量經濟案件的出現，使得各級法院相繼成立了經濟庭，專門處理這些案件。在當時看來，企業之間的經濟合同糾紛、涉外經濟糾紛等，只要涉及到錢的糾紛案件（民間借貸除外），一般都當作經濟案件來對待，而民事案件則只限在婚姻家庭糾紛、民事侵權等很小的范圍內。
隨著經濟法學研究的日漸深入，人們發現，經濟法學并不是包羅萬象的，經濟法研究的許多方面實際上應當屬于民法的研究范圍。于是經濟法和民法的關系問題，包括經濟法和民法的范圍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1992年，中國正式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們通過對市場經濟國家法律的比較研究，發現各國不但在經濟上可以互相借鑒，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參考。法學家們對經濟法進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但是這些觀點已經跟以前的經濟法觀點有了明顯的不同，無所不包的大經濟法概念已經很少有人堅持。這些觀點被稱作為“新經濟法理論”或者“新經濟法諸論”。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自從新經濟法理論逐漸定型以后，人們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駐足不前的局面。人們更多的是關注經濟法各部門學科的研究，甚至還有少數經濟法學者對經濟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產生了懷疑，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幾年來民事立法的顯著成就，使得經濟法的地位問題受到了更大的影響?！逗贤ā返闹贫ê褪┬?、《物權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啟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法學者把目光轉向了民商法學研究。同時，法學研究的結果對法院的司法實踐同樣產生了影響。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還存在不同看法，對經濟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異，但是他們之間都達成一種共識，即經濟法只調整跟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有關的法律問題，而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來調整。對于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法學界已經很少有人表示懷疑。至少對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等屬于經濟法的研究范圍，人們都不表示懷疑。由于經濟法研究范圍的縮小，于是有人對法院經濟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懷疑。認為經濟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圍，而真正屬于經濟法范圍的案件則很少，因此主張撤消經濟庭，變經濟庭為民庭。這種觀點是一種狹隘的部門利益觀點。人們意識到經濟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屬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圍，這是人們認識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學研究的進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經濟法庭的地步呢？我們應當承認，經濟法庭的設立，對我國解決經濟糾紛、促進我國經濟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在經濟庭審理的大量經濟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進民法學家的觀點也不應當屬于民法的受案范圍。例如，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等等。當然，他們可能會說，不正當競爭的案件，從本質上說是侵權糾紛案件。反壟斷案件（盡管我國目前還沒有）實際上是合同糾紛案件，即這種合同是否違背社會公益，因而是無效合同的問題。如果這樣認為的話，其實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沒有必要存在了，因為他們歸根到底都是一種侵權糾紛或者合同糾紛。行政糾紛從本質上來說，難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機構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釀成的侵權糾紛嗎？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設置缺乏一個統一的標準。有的法庭是根據受理案件的性質來設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則是根據其他標準，主要是為了滿足處理某一類案件的方便而設立的，如鐵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設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們同屬于某一個部門，集中起來由某個單獨的法庭來處理比較方便。我們也不否認法院各審判庭的設置都是從審判的實際需要出發的，但是其目的都是為了方便人們訴訟活動的進行。經過近二十年的審判實踐，人們已經完全適應了經濟庭的概念，人們已經對經濟庭的受案范圍已經有了非常清楚的認識。如果突然間取消經濟法庭，勢必使人們對法院的行為感到茫然，對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無法了解，從而降低訴訟效率、提高訴訟成本，甚至使人們產生經濟法是否已經已經被廢除了的疑慮。這對當前的經濟法學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經濟法庭即便是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質在法理上說得過去，但是，在經濟法庭取消以后，本來應當屬于經濟法庭受案范圍或者將來肯定會出現并且應當屬于經濟法庭受案范圍的案件，缺乏相應的受理機關。我們總不能把它們讓民庭來受理，因為那將在法理上又說不過去了。例如，近些年來，人們對壟斷現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認為我國制定《反壟斷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將來，《反壟斷法》出臺以后，人們想提起反壟斷訴訟應該由哪個法庭來受理呢？以及現在還經常出現的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應當繼續由哪個法庭來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來受理，這樣豈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論，回到了原來大經濟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認為，撤消經濟法庭的提法應當慎之又慎。我們完全可以考慮保留現有的經濟法庭，但是對其受案范圍作適當的調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說得過去，同時也不至于讓人們一時無法接受。對于經濟法應當向何處去的問題，張守文教授在其新近發表的論文“中國經濟法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到，中國經濟法學在世界法學舞臺上的地位問題是我國經濟法學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時。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每一個法學工作者深思的問題。
在我國的經濟法學研究中，似乎比較注重從外國借鑒，而忽略了向外國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他們也許考慮的是我國的經濟法理論還不夠成熟，許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國介紹。實際上，他們也清楚地知道，經濟法產生的歷史還不長，我國當初從外國引進經濟法理論時，外國的經濟法理論也同樣很不成熟。通過二十來年的研究，我國的經濟法學已經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就，經濟法的理論已經基本形成，經濟法的地位已經得到認可。但是我國的經濟法理論和外國的經濟法理論已經有了較大的不同。我國的經濟法已經不再是前蘇聯和日本的經濟法著作中所說的經濟法了。美國的法經濟學（lawandeconomics，law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也和我國的經濟法概念有著質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經濟學的方法和手段來對法律問題進行分析，這些法律問題不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問題，也包括法制史上的問題。筆者從互聯網上看到美國法經濟學會年會的一份會議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經濟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還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發言。這也就說明，美國的法經濟學和我國的經濟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過來，如果認為外國沒有我國所說的經濟法，怕他們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國介紹的話，就更加不應該了。如果國外已經有了我們所說的經濟法理論，而且發展得更加成熟，這時向它們介紹，反而有班門弄斧之嫌。而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國的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體系，我們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紹給他們，使他們了解、接受我們的經濟法學。美國沒有大陸法中的民法學，但是，美國用英文出版的各國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國民法著作。美國還用英文出版了我國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經濟法含義上的著作似乎還沒有見到。近幾年中國政法大學以及今年北京大學針對美國學生辦的中國法短訓班都沒有安排經濟法的課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經濟法學者沒有努力爭取也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在向外國借鑒法學理論時，一般都比較注意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日本、法國、德國等加以借鑒，因為他們的經濟比較發達，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比較大。那么，我們在向國外介紹中國經濟法時，同樣應當以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為主要目標。我們要想經濟法在世界法學舞臺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動向它們介紹我國的經濟法理論，他們是不會主動向我們來取經的。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向國外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呢？筆者以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考慮。
一、出國講學。近些年來，我國每年都有不少法學家到國外作訪問學者或者講學，但是經濟法學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國門的經濟法學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絕大多數都是去當學生，了解國外的法學研究動態，介紹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國介紹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法理論。我盼望我國的經濟法學家，尤其是經濟法權威們不要將自己的影響局限在國內，而應當向國外滲透。出國講學，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尤其是經濟法基礎理論不失為一條有效途徑。
二、單獨或者和國家立法、行政機構舉辦經濟法國際研討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培養了不少外國留學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經濟法專業的留學生。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即使沒有深入獨到的研究，也有相當多的了解。他們回國之后，有的從事法學研究，有的從事法律實務。我們可否建議他們利用所學的中國經濟法理論以及經濟法學研究方法對他們本國的經濟法進行比較研究，寫出文章或者專著在本國發表或者出版。同時在有關的經濟法國際研討會上和國內學者進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進中國經濟法在國外的影響。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書立說，或者將國內有影響的經濟法理論著作翻譯成外文向國外介紹。每年我們都能在外國的期刊上見到相當數量的中國法論文，但是關于中國經濟法的論文卻很少見到。正如我前面說到的，如果我們不主動走出去，他們可能不會請進來。因此，如果我們的經濟法學家能夠申請科研立項、爭取獲得國內或者國外的科研資助，將中國有影響的經濟法研究成果向外國介紹和推廣，那么，他們對中國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將會更加完整、準確、清楚。
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A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超級秘書網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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