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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國際儲備貨幣；儲備貨幣生成條件；儲備貨幣生成路徑
“貨幣國際化”一詞來源于日本。廣場協議前后，日本的一些英文文獻中出現了“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yen”(日元國際化)一詞。但在英文文獻中，沒有關于internationalizationofacurrency的用法，在英文中，internationalization和intemationalized是技術用詞，表示將一種電腦軟件系統用各種語言來使用。近年來，國內經濟界根據日本人對英文詞匯的創造，相應地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說法，而且還將人民幣國際化“炒”成了一個熱點。日元國際化是在日元已經被廣泛使用，日元的國際儲備地位已經確立的條件下提出的。此時日元國際化的涵義是擴大日元在國際交易中的使用，進一步增強其儲備貨幣的地位。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由于討論的起點不同，我國的人民幣國際化與日本的日元國際化涵義出現了較大區別。目前，我國學術界的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演化成這樣的涵義：人民幣從目前狀態發展成為中心儲備貨幣的過程中任何一步有利于此方向的變化。依據這一理念，人民幣從目前還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到最終成為像美元那樣的中心儲備貨幣，要經歷三個階段：(1)從非儲備貨幣演變成儲備貨幣；(2)從地位較低的儲備貨幣演變為地位較強的儲備貨幣；(3)從地位較強的儲備貨幣演變為中心儲備貨幣?？梢姡毡救怂懻摰娜赵獓H化實際上是第二個階段，而我們中國所探討的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是第一階段。
人民幣從非儲備貨幣邁向儲備貨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不可逾越階段。盡管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三大國，經濟總量第四大國，但人民幣仍然不是國際儲備貨幣，而排在世界經濟第20位以后的港幣卻是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一員，IMF統計的國際儲備貨幣中有十幾種貨幣其發行國的經濟地位遠在中國后面，為什么它們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而人民幣不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為了避免誤解，本文使用“人民幣生成國際儲備貨幣”這一概念來代替“人民幣國際化”以精確表達國際化的第一階段。人民幣生成國際儲備貨幣就是人民幣至少被一個經濟體的貨幣當局列為儲備貨幣，從而成為眾多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一種，而不論其在全世界國際儲備貨幣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港幣在世界儲備貨幣中所占比例還不足1％，但它也是一種儲備貨幣，因為它是其他經濟體(例如中國大陸)保留的儲備資產。
一、國際儲備貨幣生成條件的細辨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必須具備哪些條件呢?學術界通常認為需要四個條件：第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場——國內資產和外匯——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第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貿易上有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認為，貨幣發行國必須是一個經濟大國。這與第四個條件較接近，因為一個經濟大國通常就會有較大的金融和貿易交易量。
下面我們就來考查“牙買加體系”誕生以來，所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是否達到了上述四個條件。
第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根據1980年的《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日元在1976年時，已經占世界外匯儲備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匯管制的時間是1979年，而實際執行是在1980年?？梢?，日元在遠未滿足“完全可兌換”的條件下就變成了儲備貨幣。2004年《國際貨幣基金年報》的世界儲備貨幣構成表列出美元、歐元、日元、瑞士法郎這些占世界儲備貨幣之比例最高的四種貨幣，其中，瑞士法郎雖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僅有0.7％，除了以上四種貨幣之外的所有儲備貨幣占總儲備額的6.3％。因為其他儲備貨幣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這些貨幣至少有10種以上。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已經成為某一經濟體儲備的貨幣在14種以上(在歐元發行之前應在26種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占世界儲備貨幣總量的比例不足0.6％。盡管許多儲備貨幣只有極少數經濟體將其用作儲備，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梢?，“廣泛接受”性在國際儲備貨幣當中并不廣泛。
第二，“金融市場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這句話通常理解為“開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場”(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日本不僅沒有開放金融市場，而且還實行著嚴格的外匯管制。日本對金融市場的封閉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抗議，因而有廣場協議的產生?？梢?，日元在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前后也沒有實現這一條件。
第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圖1說明了1963～1975年間日本的通脹情況。圖形表明，日元在成為儲備貨幣的初期存在著較嚴重的通脹。日元不僅對內通脹嚴重，對外的價值也不穩定。從20世紀70年代(史密森協議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25年間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動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上述儲備貨幣條件對于中心儲備貨幣(如美元)可能是正確的，而我們所討論的卻是國際化的第一階段，即成為一種非中心儲備貨幣(如日元)的條件，上述對日元的考證表明：通認的四個條件對于實現非中心儲備貨幣這種較低的目標是過于充分了。就目前來看，人民幣根本沒有可能代替美元成為國際中心儲備貨幣，也沒有可能達到歐元那樣的第二儲備地位。在這種條件下探討遙不可及的中心儲備貨幣實現條件，對于中國的金融實踐雖不能說是癡人說夢，至少可以說是操之過急。
在本幣沒有實現完全兌換，金融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的條件下，一種貨幣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呢?顯然從日元70年代的表現看，完全有可能。那么進一步，一種貨幣成為一種儲備貨幣必須具備哪些最基本的條件，或者，一種貨幣最低需要幾個條件，才能成為儲備?這對于人民幣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需要的條件越多，實現的難度越大，準備這些條件的時間越長，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們了解了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最少條件，我們才能用最少的資源和最短的時間使人民幣變成一種國際儲備貨幣。
從目前輿論關注的情況看，經濟界對人民幣能成為儲備貨幣寄予厚望。許多學者表示，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有多種好處，不僅在經濟上能獲得鑄幣稅的收益，而且還能提高國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討一種最低的充分條件，從而在最短的時期內讓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是非常必要的。為達到此目的，本文先盡可能將所有的必要條件挖掘出來。
二、國際儲備貨幣生成的必要條件
根據前面的定義，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的條件就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不包括軍事和政治的脅迫)，世界上至少有一個經濟體的貨幣當局愿意將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的條件!
比較自布雷頓體系解體以來世界所有國際儲備貨幣產生的過程及其發行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本文認為一國貨幣生成儲備貨幣必須具備三個必要條件：開放境外非居民本幣貿易存款賬戶、政治經濟穩定和與某一個國家的流通和交易規模較大。
1．開放境外非居民本幣貿易存款賬戶。如果一種貨幣不允許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例如人民幣)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保有的用來支付國際收支逆差及償付外債的以外國貨幣命名的資產。貨幣發行國不給非居民提供本幣賬戶的清算服務，他國怎么用這種貨幣來支付逆差，償付外債呢?所以，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首要條件是：該種貨幣必須允許非居民使用。
從需求角度看，若一國不允許非居民使用本幣的存款結算賬戶，則非居民就不會持有這種貨幣的存款，因而，對于任何國家，它的進出口商沒有使用這種貨幣進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沒有儲備這種貨幣的需求。以中、韓兩國為例，若中國允許韓國對中國出口使用人民幣賬戶結算，則中國的進口可(向韓國出口商)支付人民幣。韓國的出口商再將其貿易賬戶上的人民幣存款賣給韓國的進口商，韓國的進口商再用其進口中國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幣對非居民賬戶沒有放開，韓國的進出口商手中沒有人民幣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幣現金)，進口商想進口中國的貨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沒有對人民幣的支付要求，因而韓國沒有儲備人民幣的客觀需求，因而韓國政府不必儲備人民幣?？梢?，一種貨幣沒有非居民本幣的存款賬戶，它就沒有成為儲備貨幣的必要。
一國不對非居民開放本幣賬戶，只允許非居民使用本國的現鈔，能不能使他國儲備這種貨幣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購本國居民持有的某種外國貨幣現鈔，也可以形成儲備。但政府的儲備，通常是以億計算的，而使用現鈔的交易雙方都需要清點貨幣，那么當一國與另一國進行債務清償時，兩國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對數以億計的鈔票進行清點，其費用之高是難以接受的。另外，現鈔的運送和清點需要很長時間，即使能承擔起費用，也承受不起這種時間延誤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種貨幣來進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這種情況下持有這種儲備不符合經濟過程最一般的原則(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這種儲備存在。目前，由于大陸政府允許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幣小額現金存款賬戶，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幣現金遠遠超過其他經濟體，但三年來平均每年由人民銀行回收的現金不足100多億元，這與香港與大陸的結算金額無法相比，2005年兩地僅進出口總額就達1367億美元，投資交易額超過400億美元，換算成人民幣，達14000多億元，而現金支付總額還不足這一交易額的1％。事實很清楚，香港人特別期望使用人民幣結算，多次提出申請，但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看出，香港并沒有人用現鈔進行進出口貿易結算(目前的結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則，現金流入量就不會是100多億元人民幣。這一事實充分表明，如果不開放非居民結算賬戶，非居民就不會用這種貨幣進行貿易結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儲備這種貨幣。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日元在演化為儲備貨幣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僅對非居民的貿易賬戶實施了開放政策，對資本賬戶卻嚴格限制，但這并沒有阻斷日元生成儲備貨幣的進程。所以，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在貿易賬戶上開放非居民對本幣的使用。
2．政治經濟穩定。儲備貨幣是一種信用資產，儲備發行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保證其發行的儲備資產安全性的前提。如果這種安全性都保證不了，誰還敢將其當作儲備?所以，一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成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第二必要條件。
盡管“政治經濟穩定”不是一個精確的概念，但存在著客觀尺度。從政治上看，極不穩定的國家，可能會出現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制度變革及政權更迭，新當政的政府可能會不承認原來政府的債務，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前的債務。政權更迭對于外國人來說是最大的經濟風險。從實際情況看，美國、日本和英國的政體具有穩定性，而泰國和馬來西亞，人們還不敢確信其穩定性(2006年泰國發生了)。從經濟上看，如果一個國家經濟條件較差，那么無論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現一場革命或騷亂；而當一個國家有較強的經濟實力且其經濟還保持長期穩定的增長，一般來說，這個國家的政體也不會突然變動。目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還沒有一個在政治上是不穩定的。所以，一般地說，作為儲備貨幣要求的政治經濟穩定，以一個較發達的國家作為標準似乎較為合適。然而，依據前面的定義，成為儲備貨幣只需要一個經濟體的承認，所以，只要有一個經濟體認為這種貨幣的發行國政治經濟穩定而持有了這種貨幣，“政治經濟穩定”這一國際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已經成立。
3．與某一個國家的交易規模較大。一個政府要將某種貨幣當作儲備貨幣，有兩種原因：一是為了進口的支付；二是為了平衡外匯市場。如果一國實行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包括釘往或貨幣局)，那么，當某一時刻，進口需要的外匯超過出口所得的外匯時，政府就必須用儲備支付進口，否則固定匯率不能保證。在這種情況下，確定哪一種貨幣為儲備貨幣，取決于經常支付的數額，若某種貨幣的使用量很少，將其列為儲備貨幣就失去了意義。如果一國實行不完全的浮動匯率，也需要外匯市場的干預，此時所使用的干預貨幣就是該國的儲備貨幣。選擇哪一種貨幣干預市場，要依據市場的情況，目前各國使用的干預貨幣主要是美元與自己本國貨幣，只有少數國家使用少量歐元。也就是說，其他貨幣成為儲備貨幣主要是某些國家需要這種貨幣用于進口支付。例如，我國政府儲備部分港幣，用于對香港貿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國進出口使用這種貨幣的數量和比例都較大，若數量較小，例如對阿根廷，我國沒有將其貨幣比索列入儲備貨幣的必要。雖然，港幣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規模在所有貨幣中沒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對中國大陸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因而也成為一種儲備貨幣。而如果一種貨幣連這種條件也達不到，沒有可能成為儲備貨幣。因此這也是一個必要條件。
從理論上看，一種貨幣如果缺少上述三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所以，這是三個必要條件。三、經濟大國貨幣生成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之必要條件
如果一個經濟大國(不考慮被侵略和殖民的情況)能使世界某一國家對他的交易有較大的規模，這表明他的產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因而其他國家也會購買他的產品，所以，這種競爭力會使其對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當的規模。而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這樣的水平，那么就會有多個國家需要使用這種貨幣作為進口支付貨幣。所以，對于一個經濟大國，第三個必要條件應改為“有較大交易規?！备鼮榍‘?。此處的“交易”一詞既包括商品和服務交易，也包括資本交易。
一個經濟大國與外國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則其出口總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這個國家對非居民放開本幣貿易賬戶，那么，當這種貨幣具有升值趨勢時，外國人勢必想持有這種貨幣，這將導致該國進口用本幣結算，而出口用外幣結算，結果是出口的外匯沒有用于進口，即進口所用外匯和出口所得外匯不能相抵。如果這個國家實行的是固定匯率，那么，出口外匯收入將大量節余，儲備將加速增長。也就是說，固定匯率制和非居民貿易賬戶開放這兩種制度的結合，意味著該國的貿易賬戶可能會將對外債權的減少轉變為對外債務的擴大，如果進出口總額又占國民收入的一個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著外匯儲備增長的幅度會達到一種超常的水平。這個結果將使貨幣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難：若該國經濟處于繁榮和自行擴張時期，那么，儲備的加速增長會使過熱的經濟火上加油，政府雖有貨幣政策這個強大的消防力量，面對大火，可能也力不從心。
以我國的情況看，我國的進出口總額2006年達到17216億美元，出口所得外匯9697億美元，進口7519億美元，順差2177億美元。由于人民幣正處于較快的升值時期，向中國出口產品的外國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幣結算(持有人民幣)，而我國進口商品的企業也不愿意用外匯結算(因為人民幣升值給進口商帶來匯兌損失)，如果此時政府允許外商用人民幣結算，其結果必然是絕大多數進口都使用人民幣結算。我們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幣結算，那就是說我國2007年的外匯儲備將會在2499億美元的基礎上再增加3700多億美元。在2000億美元儲備增量的壓力下，我國目前的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貨幣流動性強勁的局面，中央銀行2006年被迫兩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并對房地產采取了選擇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700億美元，貨幣回籠的壓力將再增加3萬億人民幣(到2006年9月，人民銀行已經發行央行票據3.3萬億人民幣)，人民銀行勢必大量集中發行中央銀行短期票據，大量集中地發行勢必導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經濟形勢將變得異常復雜，也就是說，一年超過5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幣結算，那就可能達到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是我國經濟根本無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歷史上，日本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開放了日元非居民貿易賬戶(稱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機和日元升值趨勢，大量結算采用日元，外匯儲備加速增長，1972年歐洲共同體宣布聯合浮動后，日元還沒有開始浮動，外匯儲備增長的幅度超過了貨幣政策容納的限度。日本大藏省為此啟動對非居民賬戶的嚴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對日元非居民貿易賬戶征收20％的準備金，只過了一個月。從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動后，才取消了這一限制措施。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現過類似的過程，只是西德對非居民賬戶完全開放，因而掩蓋了貿易賬戶的特點。
透過歷史和現實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非居民貿易賬戶開放與儲備及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為了討論一個較為嚴格的儲備貨幣形成條件，我們只考察了非居民貿易賬戶，如果在更大的范圍——全部非居民賬戶，則其后果更為夸張。
眾所周知，固定匯率與非居民賬戶開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頓體系解體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頓森林協議要求各國盡可能放開對外匯的管制，而這種放開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賬戶的放開；而另一方面，協議又要求各國實行固定匯率。對于歐洲共同體和日本這樣的大型經濟體，矛盾不可克服。同樣對于21世紀的世界貿易第三大國——中國，這個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們可以說：一個經濟大國其貨幣生成儲備貨幣的條件有四個：開放非居民賬戶、政治經濟穩定、有較大的對外交易規模、實行(基本上由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其中，浮動匯率是實現開放非居民賬戶這一必要條件的必要條件。
四、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的路徑與政策選擇
上述四個條件當中的第二和第三兩個條件具有客觀性，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歷史過程的結果，不由當前的決策者意志所決定，因而，可稱為“硬條件”。而第一和第四兩條件是卻有一定的主觀性，可由貨幣發行國的決策者掌握。因而可稱其為“軟條件”。在客觀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一國決策者也可以實施“軟條件”，例如，泰國和馬來西亞。但如果“硬條件”沒有達到，儲備貨幣不能形成。如果一個國家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則該國不易選擇非居民賬戶開放，而不選擇非居民賬戶開放，就不能形成儲備貨幣。
從客觀條件看，我國的政治經濟穩定、國際貿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備了“硬條件”。但是，由于我國沒有實行浮動匯率，因此我國還不具備開放非居民賬戶的條件，因此人民幣還不能成為儲備貨幣。
對于外國人來看，從釘住匯率到浮動匯率似乎是“臨門一腳”，但對中國經濟來說，卻是一段漫長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來在我國全部價格籃子商品中，貿易品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貿易品的生產率也在不斷提高，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提高(巴拉
薩-薩繆爾森效應)，目前由IMF測算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達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幣)，我國商務部也認為人民幣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據以往的經驗，匯率波動存在著超調現象(反應過度)，所以，若人民幣立即自由浮動，則市場價格必升至購買力平價以下，調整幅度將大大超過15％。如此大幅度調整必使中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因為出口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計算，2005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5％，如果將間接的貢獻(消費和投資)也計算在內，對GDP增量的貢獻遠遠超過40％。所以，人民幣突然大幅度升值將使大批貿易企業倒閉，猛烈沖擊中國整體經濟，其后果是中國人民無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幣絕對不能立即由市場定價。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銀行宣布我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明確表示要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區間；此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表示：“此次匯率機制改革是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浮動匯率”，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經確定——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來人民幣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經升值了5.9％。這些情況都表明，人民銀行試圖先讓人民幣匯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接近購買力平價，然后再實行由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制。假定人民銀行計劃平均每年升值5％，則從現在算起，約需5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認定的購買力平價。
通過上述對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必要條件的必要條件分析，我們實際上已經將人民幣未來的路徑勾畫出來：從2007～2011年人民幣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值逐步對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幣匯率開始基本由市場定價，在匯率企穩，人民銀行基本掌握了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操作的要領之后，約在2013年前后，中國將允許非居民在貿易賬戶下使用人民幣結算。屆時，我國可能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二大國；中國成為許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因而他們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順理成章。
綜合上述儲備貨幣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們可以得出下述兩個重要的結論：
1．不完全開放金融市場，也不會耽擱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的進程。
從日元生成儲備貨幣的過程看，只要一國貿易規模足夠大，其貨幣就有可能演變為儲備貨幣，并不需要完全開放金融市場。既然日元在嚴格實行外匯管理的條件下，通過貿易結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儲備貨幣，人民幣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開放金融市場的條件下生成儲備貨幣?
2．逐步開放非居民賬戶是人民幣生成儲備貨幣的必由之路。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的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儲藏這3種功能全部或部分從中國國內擴展到國外。中國自2008年底拉開人民幣國際化的序幕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正一步步向前邁進。人民幣正在國際范圍內作為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使用。
1.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現狀
我國于2009年開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目前有206個國家與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和投資。2010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為5063億元，2013年達到4.63萬億元，3年間增長了814%?？缇迟Q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的70%左右是跨境貨物貿易，30%是跨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交易。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占同期對外貨物貿易額的比例從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約80%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通過香港進行。有專家預計,到2015年之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貿易總額的50%，或者是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總額的30%將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結算貨幣。此外，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2013年12月3日的報告顯示，從2013年10月份開始，人民幣已取代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國際貿易融資貨幣。根據SWIFT的數據，在傳統貿易融資工具———信用證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幣作為計價及結算貨幣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場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絕對多數，而歐元的市場占有率則從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現狀
自2010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啟動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以來，該業務發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為2840.2億元人民幣，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達5337.4億元人民幣，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幣結算額占F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長速度很快；ODI人民幣結算額占O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額較小。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業務發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包括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股權類產品和人民幣基金類產品。2009年之后，人民幣存款余額增長快速，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認可機構數目也快速增長。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從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萬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發行第一支人民幣債券以來，其離岸人民幣債券發展速度較快。如圖3所示，從2010年到2013年，人民幣債券發行額增長了224%。香港債券市場的發行幣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港幣債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幣債券比重直線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債券市場98%為港幣債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間，港幣債券比重降至35%，人民幣債券比重高達52%。除了香港地區作為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之外，主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還包括倫敦、新加坡、中國澳門和臺灣地區等市場。2011年9月，英國財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國副總理共同宣布，倫敦將和北京共同協力發展人民幣業務。是年年底，倫敦市場上的人民幣交易量已經占到除中國內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量的46%。中國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幣債券是匯豐銀行于2012年4月在倫敦發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幣債券在紐交所上市。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取決于中國貨幣當局人民幣流動性的提供。通過和其他國家（地區）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除了維護金融穩定之外，中國貨幣當局還可以為境外人民幣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銀行簽署了第一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共和24個國家（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30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25932億元人民幣。
3.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現狀
當前，人民幣的儲備職能尚處于萌芽時期。盡管如此，基于中國經濟幾十年強勁的增長勢頭以及人民幣的良好聲譽，一些國家如菲律賓、白俄羅斯、馬來西亞、韓國、蒙古、智利、委內瑞拉、柬埔寨、奧地利、日本、澳大利亞、南非、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國選擇將人民幣資產作為該國的儲備資產。外國央行主要通過如下3個路徑來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一是外國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購買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投資協議；二是外國央行通過人民幣離岸債券市場投資人民幣資產；三是通過QFII渠道進行人民幣儲備投資。另一方面，中國也正在努力讓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IMF最近一次修訂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間，SDR定價籃子貨幣由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組成。該貨幣籃子并沒有真實反映當前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格局的變化。主席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要改革SDR貨幣籃子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總裁卡恩和現任總裁拉加德都歡迎人民幣加入SDR。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幣在SDR一籃子貨幣中應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俄羅斯、巴西和法國都支持人民幣加入SDR。鑒于此，為了減輕人民幣加入SDR的負擔，IMF專門制定了一套相對較易滿足的“儲備資產標準”，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訂時將人民幣納入SDR。盡管人民幣尚不是SDR籃子貨幣，人民幣外匯儲備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幣已經是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資產了。有實證研究顯示，一國經濟總量（按實際匯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將上升0.55%。假設在10年之內，中國GDP全球份額上升10%（將人民幣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慮進去），那么人民幣在全球央行所持外匯儲備的比重將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國家央行勢必會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最終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二、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
當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仍是美元主導的體系，也被稱為“美元本位制”，該體系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穩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體現在美國等儲備貨幣發行國憑借儲備貨幣的地位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為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擔負著該體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穩定性主要體現在儲備貨幣徹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貨幣供應量失去了任何約束，美聯儲成為世界主流經濟體系物價水平的決定者，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通貨膨脹機器。對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意味著美元的“過分的特權”有了一定的外部約束，意味著當人們對于美元作為價值儲存失去信心時，可以有其他外匯貨幣的選擇。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進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公平性和穩定性。
1.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緩解
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不公平性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一個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表現之一是，對于外匯儲備的需求迫使發展中國家積累巨額外匯儲備，這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以極低的利率（現在幾乎為零）向發達國家提供巨額貸款（2007年為2.7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積累外匯儲備，是基于3個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價格波動而導致的對外匯儲備的預防性需求。第二，一國面臨國際收支危機時，缺乏有效的“集體保險”機制（collectiveinsurance）。雖然IMF的緊急融資（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體保險”，但是它的較高條件限制了很多國家申請使用該項貸款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我保險。第三，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強烈的順周期資本流動的壓力，在面臨著國際收支危機時，國內資本加速外流，加劇危機，所以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來對付危機。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達11.86萬億美元，在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占比分別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額達3.82萬億美元，20年間增長了7300%。從橫向比較來看，2013年中國外匯儲備額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羅斯、韓國、中國香港、印度持有的外匯儲備額排名分別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大部分投資于低收益的美國國債，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如果繼續持有美國國債，則有價值縮水之虞；如果拋售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價格將大幅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也將大幅縮水。而與此同時，美國投資者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利率較高。也就是說，中國以很低的利率把資金借給美國，同時又以很高的利率從美國借款，兩者之間的利率差其實就相當于將資源向美國轉讓。可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補貼著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這體現了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巨大的不公平性。這種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是分不開的。當前，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而美元是主導性的國際儲備貨幣，所以中國大部分對外貿易和金融活動不得不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同時，除了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68億美元之外，中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多年來保持金額巨大的雙順差，致使中國積累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導致中國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情況就會有所改觀。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幣來計價和結算。例如在進出口貿易中，用人民幣來計價結算，當貿易盈余時，中國貿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幣，而非美元，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在國際投資中，一部分中國對外投資和外國來華投資以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同樣的，當外國來華投資大于中國對外投資時，進入中國的是人民幣，而非美元，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美元儲備積累的減緩將有助于減輕中國補貼美國這個不公平的現實狀況。此外，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各國經濟貿易聯系密切，并且中國為本地區提供最終商品消費市場的能力越來越強，在中國與本地區較多國家間的貿易收支關系中，中國屬于逆差國。隨著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中國進口商將越來越多地用人民幣從本地區各國進口商品和勞務，從而本地區各國通過與中國的貿易盈余，將積累越來越多的人民幣儲備，相應地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這些東亞、東南亞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和地區，例如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將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幣儲備來替代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也可減緩這些國家或地區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
2.人民幣國際化將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從歷史上來看，國際交易是以占主導地位的債權國家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由債務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來主導國際貨幣體系是史無前例的。然而，當前美國這個最大債務國的貨幣———美元，卻恰恰就主導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這樣的體系是不可持續的，國際儲備體系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多元化時代。當前這個體系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為常態，而且金額持續擴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連續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些導致了美元在中長期內趨于貶值。在美元貶值的預期之下，私人機構開始拋售美元資產，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貶值導致其所持的美元資產即刻縮水，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買入了私人拋售的美元資產。即使是這樣，越來越多的觀察家擔心，美國凈債務的積累會使得甚至連中央銀行也不愿意繼續積累美元資產，原因是擔心遭致美元貶值的損失。另一方面，在面臨著資本的順周期流動壓力、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性、缺乏“集團保險”機制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又不得不持有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以加強自我保險。由于持有較多外匯儲備的國家在危機中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要少，2008年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強化了各國持有更多外匯儲備的行為。如果要滿足發展中國家對外匯儲備的巨額需求，美國不得不靠保持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來應對。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美國長期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已經致使美元貶值，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投資者將不再愿意繼續持有美元，從而，這個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也是極其不穩定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對于外匯儲備的巨大預防性需求與外匯儲備的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第一，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就可以用本幣進行各種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尤其是，中國可以用本幣進行國際借貸，擺脫了“原罪”（theOriginalSin）問題。那么，中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大為減少，中國就從最大的儲備貨幣需求方轉變成了供給方，有利于協調儲備貨幣的供求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二，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和中國經濟、貿易、金融聯系密切的國家在選擇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時，就可以將人民幣作為其選項之一。而且，隨著中國更深地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儲備貨幣的比重也會越來越大。從而，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美元儲備供求之間的矛盾，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三，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打破當前美元和歐元的雙寡頭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作為全球的主導貨幣，享有壟斷地位，既不受國際制度的約束，也不受其他國際貨幣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級特權”得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和政治“脅迫”。歐元啟動后，歐元成為第二大貨幣，對美元構成了競爭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權，而日元和英鎊不論是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還是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事實上是一個“雙元寡頭”的體系。但是，美元和歐元的地位又是不對稱的，美元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可以從兩種貨幣在全球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反映出來。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歐元的這一比例分別為60.9%和24.5%，可見，歐元對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夠約束美元的過分特權。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就有可能進入了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時代。這種體系的優點包括：其一，它為世界各國提供了3種可供選擇的清償工具，緩解了用一種貨幣充當國際貨幣而導致的“信心和清償力之間的矛盾”，還避免了兩極貨幣格局容易產生的“蹺蹺板效應”；其二，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為各國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分散匯率風險的機制，使第三種貨幣成為另外兩種貨幣波動的平衡力量；其三，對稱的三元寡頭壟斷的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相互制衡，既競爭、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成本，也有利于維持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說的，在多元的儲備貨幣體系下，美國將不能再濫用其“過分的特權”。一旦美元的主導地位被其他貨幣挑戰了，美國將不得不減少其對外國儲蓄的需求，從而減少將來發生危機的風險。
三、總結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通常認為需要四個條件：一是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二是它的金融市場——國內資產和外匯——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三是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四是在金融和貿易上有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認為，貨幣發行國必須是一個經濟大國。這與第四個條件較接近，因為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通常就會有較大的金融和貿易交易量。
下面我們就來考查牙買加體系誕生以來，所有儲備貨幣發行國(26個以上)是否達到了上述四個條件。
(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根據1980年的《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日元在1976年時，已經占世界外匯儲備的2％，但是我們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匯管制的時間是1979年，而實際執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見，“完全可兌換”作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值得置疑。另外，《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每年均列出世界儲備貨幣的構成，自歐元創立以來，《年報》的世界儲備貨幣構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歐元、日元、瑞士法郎這些占世界儲備貨幣之比例最高的四種貨幣。其中，瑞士法郎雖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種貨幣之外的所有儲備貨幣約占6．3％。因為其他儲備貨幣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這些貨幣至少有10種以上。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已經成為某一經濟體儲備的貨幣在14種以上(在歐元發行之前應在26種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占世界儲備貨幣總量的比例不足0．6％。盡管許多儲備貨幣只有極少數經濟體將其用作儲備，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所以，“廣泛的接受性”的標準也是一個相當模糊的表達。
(二)金融市場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這句話通常理解為“開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場”(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日本不僅沒有開放金融市場，而且還實行著嚴格的外匯管制，日本對金融市場的封閉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抗議?？梢?，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并非必要條件。
(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1963～1975年問，日元在成為儲備貨幣的初期存在著較嚴重的通脹。日元不僅對內通脹嚴重，對外的價值也不穩定。從20世紀70年代(史密森協議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25年間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動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從現實中歸納儲備貨幣形成的必要條件
以上我們通過比較日元成為儲備貨幣時的條件否定了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三個。那么，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到底需要哪些條件呢?比較日元形成儲備貨幣的過程，本文認為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需要下述五個并不很難達到的條件。
(一)政治經濟穩定儲備貨幣是一種信用資產，儲備發行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保證其發行的儲備資產安全性的前提。如果這種安全性都保證不了，誰還敢持有這種儲備?所以，一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成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第一必要條件。
(二)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一個國家為什么要將某種貨幣當作儲備貨幣，與交易成本有關。一國的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貿易或資本項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國與中國有巨額貿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貿易資本流動)，該國外匯儲備支付的大部分將用于中國，如果該國儲備當局不儲備人民幣(假定人民幣能用于貿易結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該國的交易將面臨兩重匯率風險，即人民幣和美元兩種匯率風險——有些時候，這兩種風險可能是疊加的。而如果該國用人民幣直接支付，則減少了一重風險，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對于日本和韓國(其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均為中國)，將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將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看，假定中國是某一個實行釘住美元制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那么該國家的外匯市場上就會有大量的人民幣交易，當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時，美元的匯率可能沒有變化，因而為數不多的與美國貿易的進出口商沒有匯率風險，而絕大多數進出口商因為與中國進行貿易而面臨匯率風險，從而使這種釘住失去了意義(釘住制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多數進出口商的匯率風險——或稱交易成本)。顯然，這個國家至少應該將人民幣當作其釘住貨幣的一種(要釘住，就必須先儲備，否則外匯管理當局就無法操作，從而使釘住變成空話)。而如果這個國家將人民幣當作釘住貨幣，當人民幣升值時，它就不必對美元升值，從而使外匯市場上的操作變得更簡單(減少交易成本)。可見，一國貨幣成為關鍵貨幣的關鍵是它的貿易(國際交易)規模，如果它的貿易規模足夠大，就會有較多實行釘住匯率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當這些貿易伙伴與該國的貿易占到其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時，釘住這種貨幣就順理成章，儲備貨幣自然形成。
布雷頓體系崩潰之后出現的前幾位國際貨幣發行國——德國、日本和法國，其世界貿易額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梢姡m然交易規模是一個必要條件，但貿易規模更具決定性意義。
(三)允許境外非居民用本幣存款賬戶結算一種貨幣雖然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但不允許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例如人民幣)也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保有的用來償付外債的以外國貨幣命名的資產。貨幣發行國不給非居民提供本幣賬戶的清算服務，他國怎么用這種貨幣來償付外債呢?所以，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另一個條件是：允許非居民持有這種貨幣的存款賬戶(而不是現金)。如果上述(一)和(二)兩個必要條件已經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這種貨幣賬戶結算，必然導致這種貨幣的大量使用。在這種情況下，發行國就沒有理由不對儲備這種貨幣的中央銀行或相關機構提供清算服務。另外，前面我們提到，在日元成為儲備貨幣的早期，日本政府僅對非居民的貿易賬戶實施了開放政策，對資本賬戶卻嚴格限制，但這并沒有阻斷日元儲備化的進程。所以，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第三個必要條件是：在貿易賬戶上開放非居民對本幣的使用。應該強調的是，這一條件與一國貨幣的自由兌換性并不是完全相關的。從貨幣兌換的主體劃分，自由兌換可分為四種，一是對本國居民的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二是對本國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三是對境外非居民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四是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上述分析表明，在這四個自由中只要實現了一、三兩個，對于一個貿易大國，其儲備貨幣的形成條件就已經足夠了。日本早在1960年實現了第三種自由，但第一種自由卻是在1964年才實現，第二種在1980年才開始實施，而第四種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實行對主要儲備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如果一國出口總值在世界居前列(經濟大國)，又實行固定匯率制，則其放開非居民的本幣貿易賬戶就是放開了短期資本，而放開了短期資本就陷人了三難困境(trilemma)：失去了貨幣政策自主性。由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大國的貨幣要想成為儲備貨幣，它的匯率必須浮動，否則它的貨幣政策遲早會受到資本流動的制約。進一步，我們能不能說，實行浮動匯率是一種貨幣儲備化的必要條件呢?就目前來看，所有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匯率都是浮動的。橫截面的歸納似乎是正確的，但從歷史上看，20世紀70年代后期西德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儲備貨幣，然而它在歐洲共同體內部實行固定匯率制；美元的中心儲備貨幣地位也是始于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以，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和克魯格曼的“三難困境”理論，我們可以將第四個必要條件限定為：在牙買加體系下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它必須對主要儲備貨幣(包括美元、歐元和日元)浮動。這個命題不僅符合上述兩個理論，而且也舉不出反例。
(五)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馬克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貨幣存在著長期升值的趨勢(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這種趨勢給貨幣的持有者帶來了收益，因此，人們愿意持有這兩種貨幣?？梢?，長期的升值趨勢對貨幣儲備化過程的重大意義；而反過來，世界上還沒有一種貨幣是因為貶值而變為儲備貨幣。由此我們可以斷言：一種貨幣成長為儲備貨幣的第五個必要條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須保持長期對外升值趨勢或保持較強的穩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準備狀況
我們知道，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僅是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象征，而且還有鑄幣稅的收益。然而根據上述分析可知，一種貨幣能不能形成國際儲備貨幣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是貨幣發行國有沒有能力提供儲備貨幣。一國只有允許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才能成為儲備貨幣，而讓非居民持有本幣賬戶就相當于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短期資本市場，從而使該國將面臨著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所以，一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經受住短期資本的沖擊是它能不能形成儲備貨幣的先決條件。根據克魯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這種沖擊，一個小國可以實行貨幣局制(實際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而一個大國則只能浮動匯率。所以，開放本幣存款賬戶和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個大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兩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二是非貨幣發行國政府是否愿意持有這種貨幣。每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能成為儲備貨幣，但最終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還取決于他國政府能否接受，而他國政府能否接受又取決于發行國本身的政治經濟條件，即政治經濟穩定、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和貨幣具有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三個條件。
人民幣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又如何?下面我們就來詳細地考查。
(一)政治經濟形勢穩定歷經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動蕩，1990年代末期的東南亞危機沖擊，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在向穩定點靠近；一系列體制的悄悄變革，使政治體制和經濟運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穩定結構；迅速增長的財政收入，使政權穩定性得到了進一步保證。目前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沒有人擔心中國近期的政治經濟穩定性。這一條件為人民幣演化為儲備貨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進出口總額高速增長，人民幣具備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礎從1978—2005年，我國的進出口額從206．4億美元增加到14221．2億美元，翻了69倍。盡管我國目前的綜合實力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經是世界第五經濟大國和第三貿易大國了，近幾年，我國進出口增長速度驚人，2003～2005年的進出口總額增長率分別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達23．4％，表明全年增長速度不會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長，不久將競爭第二貿易大國。此外，目前我國已經成為11個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韓國、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蒙古、馬達加斯加、貝寧、臺灣和香港地區)。在這些經濟體中有5個實行釘住匯率制；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是世界外匯儲備大國。另外，應該說明的是，中國與泰國在2000年曾達成貨幣互換協議，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別與日本和韓國達成貨幣互換協議。一旦這些協議執行，人民幣將自動成為儲備貨幣。
(三)逐步升值的匯率演化盡管中國經濟發動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幣開始升值卻是從1994年開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匯率并軌的超調結果，接踵而來的是1997～2000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盡管這一時期，由于對人民幣的擔心而出現了大量資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不僅保持了人民幣與美元名義匯率的穩定，而且因亞洲各國(包括日本)貨幣普遍貶值，使人民幣相對升值。2003年中國經濟在脫離了低迷之后呈現出繁榮，人民幣預期的突然轉向使其名義匯率升值壓力突顯，從此人民幣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都進入了逐步升值的軌道。近十年來，中國工業生產技術迅速普及，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命題，只要中國經濟技術進步的過程不完結，人民幣升值的過程就不會完結。
通過上述第二個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外國政府接受性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因此，只要我國政府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人民幣將迅速成為一種國際儲備貨幣。然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國政府不可能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結算。因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2005年經常賬戶順差和直接投資賬戶順差就達2000多億美元，如果我國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外國的進口商為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利益，必將對中國進口企業提出用人民幣結算的要求；而中國出口商為了避免使用外匯而遭受人民幣升值的匯兌損失，也必將同意使用人民幣結算，結果當然是中國多數出口將不使用外匯。假定有一半出口額用人民幣結算，一年就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再增加3500多億美元。因為非居民的人民幣存款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資本賬戶上，也就是我國出現了大批的短期資本流入。在2000億美元儲備增量的壓力下，我國目前的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貨幣流動性強勁的局面，中央銀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并對房地產采取了選擇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億美元，貨幣回籠的壓力將再增加2．6萬億人民幣，人民銀行勢必大量集中發行中央銀行短期票據，大量集中地發行勢必導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經濟形勢將變得異常復雜，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過5500億(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幣結算，那就可能達到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是我國經濟根本無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見，我國不能放開非居民的人民幣賬戶(因而導致人民幣不能成為儲備貨幣)的原因是我國經濟中存在著短期資本——外匯儲備——貨幣政策三者的聯動關系。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解除這種聯動關系的方法只能是實行浮動匯率制。由此我們可以說，我國在貨幣制度上還不具備提供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條件。
四、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路徑預測
近年來，我國通過吸引外資政策發展國際貿易，逐步實現了貿易額的世界前列地位，為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廣泛使用奠定了基礎。可當人民幣臨近國際儲備貨幣的門口時，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擺脫這個陷阱，它必須乘上“浮動匯率”這個電梯，從陷阱里上來。在許多人看來，從釘住匯率到浮動匯率似乎是“臨門一腳”，但對中國經濟來說，卻是一段漫長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來在我國全部價格籃子的商品中，貿易品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貿易品的生產率也在不斷提高，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提高，目前由許多研究機構測算的購買力平價已經達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幣)；另一方面，根據以往的國際經驗，匯率波動存在著超調現象(反應過度)，所以，若人民幣匯率立即由市場自行決定，則市場價格必升至5．4以下，調整幅度將超過36％。如此大幅度調整必使中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這是因為出口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計算，2005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5％，如果將間接的貢獻(消費和投資)也計算在內，對GDP增量的貢獻遠遠超過40％。所以，人民幣突然大幅度升值將使大批貿易企業倒閉，猛烈沖擊中國整體經濟，其后果是中國人民無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幣絕對不能立即浮動(完全由市場定價)。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銀行宣布我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明確表示要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區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表示：“此次匯率機制改革是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浮動匯率”，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經確定——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一年多以來人民幣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經升值了4．8％。這些情況都表明，人民銀行試圖先讓人民幣匯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接近購買力平價，然后再實行由外匯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制。
通過上述對人民幣儲備化的過程中各種必要條件之間的鉗制關系的分析，我們實際上已經將人民幣未來的路徑勾畫出來：假定人民銀行計劃平均每年升值5％，則從現在算起，還需5年半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購買力平價所確定的匯率。也就是說，從2005至2012年人民幣將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值，并逐步對美元升值，最終逼近購買力平價，并逐步擴大浮動的區間，為完全浮動創造條件；2012年人民幣匯率開始試行市場定價；再經過2年左右的試驗，在匯率企穩，人民銀行基本掌握和熟練了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操作的要領，約在2015年前后，中國將允許非居民在貿易賬戶下使用人民幣結算。屆時，我國可能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二大國；中國可能成為20個或更多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一旦中國開放非居民的人民幣轉賬結算，這些貿易伙伴國會主動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人民幣占世界儲備貨幣的比例將迅速上升，在五年內(2020年)達到3％(排在日元之后)。當然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預測，實際的時間可能會更短一些。
綜上所述，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并非遙不可及，我國已經基本具備了多數條件，少則6年，多則10年，“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就會變為現實。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的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儲藏這3種功能全部或部分從中國國內擴展到國外。中國自2008年底拉開人民幣國際化的序幕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正一步步向前邁進。人民幣正在國際范圍內作為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使用。
1.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現狀
我國于2009年開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目前有206個國家與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和投資。2010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為5063億元，2013年達到4.63萬億元，3年間增長了814%?？缇迟Q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的70%左右是跨境貨物貿易，30%是跨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交易。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占同期對外貨物貿易額的比例從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約80%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通過香港進行。有專家預計,到2015年之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貿易總額的50%，或者是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總額的30%將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結算貨幣。此外，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2013年12月3日的報告顯示，從2013年10月份開始，人民幣已取代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國際貿易融資貨幣。根據SWIFT的數據，在傳統貿易融資工具———信用證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幣作為計價及結算貨幣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場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絕對多數，而歐元的市場占有率則從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現狀
自2010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啟動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以來，該業務發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為2840.2億元人民幣，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達5337.4億元人民幣，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幣結算額占F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長速度很快；ODI人民幣結算額占O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額較小。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業務發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包括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股權類產品和人民幣基金類產品。2009年之后，人民幣存款余額增長快速，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認可機構數目也快速增長。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從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萬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發行第一支人民幣債券以來，其離岸人民幣債券發展速度較快。從2010年到2013年，人民幣債券發行額增長了224%。香港債券市場的發行幣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港幣債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幣債券比重直線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債券市場98%為港幣債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間，港幣債券比重降至35%，人民幣債券比重高達52%。除了香港地區作為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之外，主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還包括倫敦、新加坡、中國澳門和臺灣地區等市場。2011年9月，英國財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國副總理共同宣布，倫敦將和北京共同協力發展人民幣業務。是年年底，倫敦市場上的人民幣交易量已經占到除中國內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量的46%。中國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幣債券是匯豐銀行于2012年4月在倫敦發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幣債券在紐交所上市。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取決于中國貨幣當局人民幣流動性的提供。通過和其他國家（地區）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除了維護金融穩定之外，中國貨幣當局還可以為境外人民幣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銀行簽署了第一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共和24個國家（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30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25932億元人民幣。
3.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現狀
當前，人民幣的儲備職能尚處于萌芽時期。盡管如此，基于中國經濟幾十年強勁的增長勢頭以及人民幣的良好聲譽，一些國家如菲律賓、白俄羅斯、馬來西亞、韓國、蒙古、智利、委內瑞拉、柬埔寨、奧地利、日本、澳大利亞、南非、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國選擇將人民幣資產作為該國的儲備資產。外國央行主要通過如下3個路徑來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一是外國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購買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投資協議；二是外國央行通過人民幣離岸債券市場投資人民幣資產；三是通過QFII渠道進行人民幣儲備投資。另一方面，中國也正在努力讓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IMF最近一次修訂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間，SDR定價籃子貨幣由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組成。該貨幣籃子并沒有真實反映當前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格局的變化。主席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要改革SDR貨幣籃子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總裁卡恩和現任總裁拉加德都歡迎人民幣加入SDR。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幣在SDR一籃子貨幣中應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俄羅斯、巴西和法國都支持人民幣加入SDR。鑒于此，為了減輕人民幣加入SDR的負擔，IMF專門制定了一套相對較易滿足的“儲備資產標準”，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訂時將人民幣納入SDR。盡管人民幣尚不是SDR籃子貨幣，人民幣外匯儲備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幣已經是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資產了。有實證研究顯示，一國經濟總量（按實際匯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將上升0.55%。假設在10年之內，中國GDP全球份額上升10%（將人民幣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慮進去），那么人民幣在全球央行所持外匯儲備的比重將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國家央行勢必會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最終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二、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
當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仍是美元主導的體系，也被稱為“美元本位制”，該體系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穩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體現在美國等儲備貨幣發行國憑借儲備貨幣的地位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為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擔負著該體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穩定性主要體現在儲備貨幣徹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貨幣供應量失去了任何約束，美聯儲成為世界主流經濟體系物價水平的決定者，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通貨膨脹機器。對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意味著美元的“過分的特權”有了一定的外部約束，意味著當人們對于美元作為價值儲存失去信心時，可以有其他外匯貨幣的選擇。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進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公平性和穩定性。
1.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緩解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不公平性
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一個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表現之一是，對于外匯儲備的需求迫使發展中國家積累巨額外匯儲備，這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以極低的利率（現在幾乎為零）向發達國家提供巨額貸款（2007年為2.7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積累外匯儲備，是基于3個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價格波動而導致的對外匯儲備的預防性需求。第二，一國面臨國際收支危機時，缺乏有效的“集體保險”機制（collectiveinsurance）。雖然IMF的緊急融資（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體保險”，但是它的較高條件限制了很多國家申請使用該項貸款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我保險。第三，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強烈的順周期資本流動的壓力，在面臨著國際收支危機時，國內資本加速外流，加劇危機，所以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來對付危機。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達11.86萬億美元，在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占比分別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額達3.82萬億美元，20年間增長了7300%。從橫向比較來看，2013年中國外匯儲備額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羅斯、韓國、中國香港、印度持有的外匯儲備額排名分別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大部分投資于低收益的美國國債，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如果繼續持有美國國債，則有價值縮水之虞；如果拋售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價格將大幅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也將大幅縮水。而與此同時，美國投資者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利率較高。也就是說，中國以很低的利率把資金借給美國，同時又以很高的利率從美國借款，兩者之間的利率差其實就相當于將資源向美國轉讓?？梢?，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補貼著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這體現了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巨大的不公平性。這種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是分不開的。當前，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而美元是主導性的國際儲備貨幣，所以中國大部分對外貿易和金融活動不得不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同時，除了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68億美元之外，中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多年來保持金額巨大的雙順差，致使中國積累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導致中國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情況就會有所改觀。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幣來計價和結算。例如在進出口貿易中，用人民幣來計價結算，當貿易盈余時，中國貿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幣，而非美元，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在國際投資中，一部分中國對外投資和外國來華投資以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同樣的，當外國來華投資大于中國對外投資時，進入中國的是人民幣，而非美元，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美元儲備積累的減緩將有助于減輕中國補貼美國這個不公平的現實狀況。此外，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各國經濟貿易聯系密切，并且中國為本地區提供最終商品消費市場的能力越來越強，在中國與本地區較多國家間的貿易收支關系中，中國屬于逆差國。隨著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中國進口商將越來越多地用人民幣從本地區各國進口商品和勞務，從而本地區各國通過與中國的貿易盈余，將積累越來越多的人民幣儲備，相應地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這些東亞、東南亞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和地區，例如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將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幣儲備來替代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也可減緩這些國家或地區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
2.人民幣國際化將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從歷史上來看，國際交易是以占主導地位的債權國家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由債務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來主導國際貨幣體系是史無前例的。然而，當前美國這個最大債務國的貨幣———美元，卻恰恰就主導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這樣的體系是不可持續的，國際儲備體系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多元化時代。當前這個體系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為常態，而且金額持續擴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連續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些導致了美元在中長期內趨于貶值。在美元貶值的預期之下，私人機構開始拋售美元資產，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貶值導致其所持的美元資產即刻縮水，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買入了私人拋售的美元資產。即使是這樣，越來越多的觀察家擔心，美國凈債務的積累會使得甚至連中央銀行也不愿意繼續積累美元資產，原因是擔心遭致美元貶值的損失。另一方面，在面臨著資本的順周期流動壓力、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性、缺乏“集團保險”機制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又不得不持有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以加強自我保險。由于持有較多外匯儲備的國家在危機中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要少，2008年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強化了各國持有更多外匯儲備的行為。如果要滿足發展中國家對外匯儲備的巨額需求，美國不得不靠保持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來應對。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美國長期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已經致使美元貶值，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投資者將不再愿意繼續持有美元，從而，這個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也是極其不穩定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對于外匯儲備的巨大預防性需求與外匯儲備的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第一，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就可以用本幣進行各種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尤其是，中國可以用本幣進行國際借貸，擺脫了“原罪”（theOriginalSin）問題。那么，中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大為減少，中國就從最大的儲備貨幣需求方轉變成了供給方，有利于協調儲備貨幣的供求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二，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和中國經濟、貿易、金融聯系密切的國家在選擇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時，就可以將人民幣作為其選項之一。而且，隨著中國更深地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儲備貨幣的比重也會越來越大。從而，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美元儲備供求之間的矛盾，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三，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打破當前美元和歐元的雙寡頭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作為全球的主導貨幣，享有壟斷地位，既不受國際制度的約束，也不受其他國際貨幣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級特權”得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和政治“脅迫”。歐元啟動后，歐元成為第二大貨幣，對美元構成了競爭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權，而日元和英鎊不論是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還是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事實上是一個“雙元寡頭”的體系。但是，美元和歐元的地位又是不對稱的，美元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可以從兩種貨幣在全球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反映出來。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歐元的這一比例分別為60.9%和24.5%，可見，歐元對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夠約束美元的過分特權。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就有可能進入了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時代。這種體系的優點包括：其一，它為世界各國提供了3種可供選擇的清償工具，緩解了用一種貨幣充當國際貨幣而導致的“信心和清償力之間的矛盾”，還避免了兩極貨幣格局容易產生的“蹺蹺板效應”；其二，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為各國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分散匯率風險的機制，使第三種貨幣成為另外兩種貨幣波動的平衡力量；其三，對稱的三元寡頭壟斷的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相互制衡，既競爭、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成本，也有利于維持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說的，在多元的儲備貨幣體系下，美國將不能再濫用其“過分的特權”。一旦美元的主導地位被其他貨幣挑戰了，美國將不得不減少其對外國儲蓄的需求，從而減少將來發生危機的風險。
三、總結
關鍵詞:外匯占款;貨幣政策;內外均衡
一、引言
2009年下半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從危機中逐步恢復,貨幣政策的退出提上了議事日程。同時,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通貨膨脹勢頭,更增加了貨幣政策退出的緊迫性。2010年7月我國CPI同比增長3.3%,通貨膨脹的威脅逐步增加。我國于2010年1月、2月、5月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現已達到17%,距2008年6月的17.5%的峰值僅一步之遙。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外匯儲備卻在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推動之下有繼續增加的勢頭,2009年末已達2.39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將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投放渠道以及宏觀經濟等多個方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難度。協調好貨幣政策和外匯儲備政策的關系,調整好貨幣供給的結構,實現我國寬松貨幣政策的穩步退出,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論文
(一)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范圍也比較廣,從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落實到最后的匯率選擇,并且更加重視對沖銷政策的評價。
GuillermoCalvo和MervynKing(1997)認為中央銀行在通過發行央行票據沖銷外匯占款時,必須考慮到票據利率和以債券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收益率之間的關系,前者通常會高于后者,而且為了吸引金融機構用中央銀行票據置換其超額準備金,央行通常要在收益性和流動性兩個方面給予比超額存款準備金更為優惠的條件,這都使沖銷的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無法長久維持[1]。Rogers和Siklos(2000)研究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沖銷干預對貨幣供應量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他們運用了國際收支貨幣分析法,根據中央銀行反應函數來測度沖銷干預對于貨幣供應的影響和有效性[2]。Kumhof(2004)建立了一個在實行固定匯率制度、資本管制和強制結售匯條件下的理論模型,即中央銀行、企業(包括商業銀行)和居民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交易,調整資產負債的結構和比例,為后來的學者研究外匯儲備和貨幣供給及貨幣政策影響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理論模型[3]。澳大利亞資深中央銀行行長麥克法蘭(2005)認為要保證沖銷政策的有效性,除了要提高票據利率,也要在國內信貸上給予商行一定的限制,這就限制了商業銀行的盈利性,這種政策不可能一直持續。由于非常規沖銷不可長期維持,中國外匯儲備增長刺激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國際投機資本參與人民幣升值投機的規模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大[4]。
(二)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更多的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借鑒國外模型的建立和機制分析,更多的是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闡述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然而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進步之處在于將國外的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
許承明(2001)認為我國外匯儲備實際持有量的變動,既受到外匯儲備需求變化的影響,也受到貨幣市場非均衡的影響,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投放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占款大幅度增加了基礎貨幣,從而也擠占或減少了國內信貸[5]。陳飛、趙昕東、高鐵梅(2002)等人利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及相關的貨幣政策工具變量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建立了貨幣政策沖擊反應模型,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分析貨幣政策工具變量的沖擊導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上下波動[6]。張青青(2005)通過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和向量自回歸模型,對1984—2001年間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收入波動的關系進行考察后,研究發現我國貨幣政策的數量性效應總體是明顯的,但長期內中央銀行可能受各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影響對貨幣供給控制的難度加大,貨幣政策的效果可能被削弱[7]。高晶(2005)從外匯儲備的現狀出發,應用了統計軟件分析了外匯儲備和貨幣供給量的關系,認為外匯儲備和M2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顯著,得出的結論是每一單位外匯儲備的變化都會帶來43.2倍的M2增加[8]。謝沛善(2006)認為,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后,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加,為保持匯率穩定,央行被迫吸納外匯,反映在央行的貨幣投放上就是央行的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外匯占款增量占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外匯沖銷政策操作的結果是,外匯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貸款等貨幣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斷下降,外匯占款成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投放方式[9]。
三、我國外匯儲備現狀及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
(一)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變動趨勢
外匯儲備是一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可兌換貨幣以及用它們表示的支付手段,是一國國際儲備的重要組成部分。1994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實行重大改革,實施匯率并軌,并取消了外匯留成,施行銀行結售匯制,建立銀行間統一的外匯市場,開啟了出口之路。2002年我國加入WTO之后,對外經濟聯系日益密切,使我國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優勢,帶來了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2006年2月末,以8536億美元的數額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09年末達到23991.52億美元,全年增加4531.22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增長帶來了外匯占款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央行為了維持匯率穩定買進外匯,投放本幣,又為貨幣政策的調控增加了難度。述了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趨勢。
(二)外匯儲備增加對我國基礎貨幣供應的作用機制及影響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貸規模,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政策的總稱。它包括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效果。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作用于中介目標而影響最終目標,而外匯儲備正是影響了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的增加,導致中央銀行外匯占款的增加,由此投放了大量的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的作用,使貨幣供應量成倍的增長,從而影響我國貨幣政策。
外匯占款是我國中央銀行在買入外匯時的貨幣投放,在結售匯體制之下,居民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得到外匯之后,在滿足周轉頭寸之后,其余部分要按照官方匯率賣給外匯銀行,而外匯銀行再將其出售給央行形成外匯儲備,后者要付出本幣,帶來外匯占款的增加。我國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有三種渠道:一是中央銀行對銀行類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貸款,其中有部分是定向的;二是地方政府的財政透支;三是外匯占款的增加。前兩項可以看做是外生于經濟的,可以主動調控經濟的運行,而外匯占款是內生的,由經濟運行本身決定,因為它和進出口有關,會對貨幣政策主動性形成制約。20世紀90年代以前,投放基礎貨幣的渠道主要是國內信貸,但表2的數據表明,近年來,外匯占款已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超越了100%,這說明我國在通過對沖操作減弱外匯占款的影響時,其力度已經使基礎貨幣少于外匯占款了。
另外通過圖2可看出,外匯占款和基礎貨幣具有極強的同方向變動關系,在貨幣乘數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外匯占款的連年增高客觀上也伴隨著貨幣供應量的節節攀升。
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的作用,使貨幣供應量成倍增長?，F代貨幣供應理論:M=B×K。M表示貨幣供應量;K表示貨幣乘數,指商業銀行通過多次存貸體系創造貨幣,使最終貨幣供應量多倍擴大的系數;B表示基礎貨幣,包括國內信貸D和外匯占款R,即:M=(R+D)×K。R的增減通過K影響M。綜上分析,外匯儲備的增加帶來外匯占款的增加,引起基礎貨幣的增加,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帶來貨幣供應量的成倍擴張,通過貨幣供應量這一中介目標,影響到了貨幣政策。
四、外匯儲備增加對我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影響
(一)IS-LM-BP模型下的貨幣政策
根據“三元悖論”,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不可得兼。自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約21.8%,但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長期的價值調整與回歸,我國目前實際上仍采用固定匯率制,即選擇了上述的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了資本的自由流動。
但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實現嚴格的資本管制十分困難,我國自1996年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對外資采取“寬進嚴出”的策略,逐步開放資本金融項目。在這個過程中,外匯儲備增加引起的貨幣擴張,由于其獨特的內生性,不僅將制約貨幣政策有效性和獨立性,可能還將加大經濟的非意愿波動。
外匯儲備增加引起了貨幣供給量的增加,LM曲線右移至LM1,與IS曲線交于新的一點,利率下降引起資本外流,收入增加伴隨凈出口的減少,這兩者給匯率一個貶值的壓力,央行為了維持匯率,在外匯市場上買進本幣賣出外幣,從而使LM1回到原來的位置,由于資本的不完全流動,這個回歸也是長期的過程。當前正值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之際,貨幣政策應當保持略緊或者中性,外匯儲備的擴張卻給貨幣政策一個擴張效應,方向是相反的,央行可以控制國內信貸卻無法控制外匯儲備,后者對當前的貨幣政策已形成制約。
(二)外匯儲備對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影響
1.外匯儲備變動增強貨幣供給的內生性
貨幣供給的外生性是指央行可以通過調節貨幣供給量調節經濟,內生性指貨幣供給作為經濟運行中的一個內在變量,由經濟本身決定,央行無法獨立決定貨幣供給量。在開放經濟下,外匯儲備的增加增強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
宏觀經濟平衡的等式為:M-X=(I-S)-(T-G)。
其中:M為進口;X為出口;I為投資;S為國內儲蓄;T稅收;G為政府購買。
貿易余額主要由國內諸多經濟要素決定,因而外匯儲備是內生于經濟的。我國外匯市場由企業結售匯、銀行外匯結算頭寸限額和中央銀行外匯干預三個環節構成,在現行的結售匯制度下,企業出口所得外匯需賣給制定外匯銀行,中央銀行規定每家外匯銀行的外匯周轉頭寸,剩余的部分要賣給中央銀行,形成國家外匯儲備,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買進外幣、賣出本幣,由此形成了與進出口相聯系的基礎貨幣投放,而這種投放往往是受國際形勢影響且央行無法控制的。
在央行收緊流動性之際,外匯儲備逐節攀升為調控帶來了難度,存款準備金率每提高0.5個百分點,大約可回收流動性1600億元,每一單位外匯儲備的增加,都會帶來43.2倍M2的增加,2010年上半年外匯儲備新增551.23億美元,由此增加的M2為23813.136億元,可見存款準備金率的力度有限,當然,新增的這部分貨幣供給有部分的確是為了經濟增長的需要,在回收流動性之際,外匯儲備的增加卻給了一個巨大的反向作用力,而這種作用力又是我國經濟復蘇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形成的。
2.外匯儲備的增加影響貨幣供給的結構
這種結構主要指內外向型企業之間、地區間、國家外匯儲備與民間藏匯之間的結構。
一是央行為應對外匯占款的增多,常常采取發行國債、票據、減少對商行的再貸款進行對沖,而這對外向型企業的影響是不同的。我國外匯儲備來自于外向型企業經常項目盈余,由于他們隨時可以向銀行結匯,因此不受國內信貸計劃的制約,只要國際形勢良好,他們就可以通過結匯輕易獲得人民幣,而國內企業往往要承擔部分“對沖成本”,由于央行對再貸款的回收,他們對信貸資金的需求可能無法滿足。在外匯占款比較少的情況下,央行尚可以通過調節信貸調整結構,但當前外匯占款占了基礎貨幣投放的絕大部分,已嚴重影響了“調結構”的宏觀經濟目標。由于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尚留存有后遺癥,當前的出口形勢只能算企穩,我國本應趁此時機大力發展內向型經濟,擴內需、保增長,但即使在緊縮的環境下,有限的資源也流向了外向型經濟。
二是貨幣供給的地區結構失衡。這是內外向型結構失衡的延伸,外向型企業多集中在沿海地區,這些地區開放程度高,資金供應會相對充足,而開放程度比較低的內陸地區則面臨資金短缺。這種失衡將會伴隨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中的比例升高而擴大,對我國西部開發帶來負面影響。
三是國家儲備與民間藏匯間的失衡?！安貐R于民”的好處不僅滿足經常項目下的進出口需求,還可以正確的引導民間資本,與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背景相適應,而且讓企業居民掌握更多的外匯,還為日后的資本金融項目的開放做準備。但在現有的體制下,國家儲備迅速增長而居民外匯儲備沒有同步增加,這在改革開放初期鑒于外匯屬于急缺資源,理應由國家統一配置,現在則可以考慮藏匯于民。
3.外匯儲備加大貨幣政策調整難度
目前,我國正面臨寬松貨幣政策退出之時,央行通過存款準備金和公開市場業務等工具回收流動性,但外匯儲備帶來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會抵消這種緊縮。央行為保證宏觀政策方向,只會更大規模的采取對沖操作,一方面提高息票利率,一旦這個利率超過外匯儲備的收益率,央行將面臨損失①;另一方面將擴大票據規模,這無疑又增加了沖銷成本,為將來還本付息時的貨幣投放帶來隱憂。
一是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公開市場業務的影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通過控制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而控制國內信貸,借鑒2006年至2007年數次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工具在緊縮政策下的運用愈加頻繁,說明它的單次調控效應不明顯,原因就在于通過外匯占款而形成的巨額基礎貨幣投放,缺乏有限的對沖措施,我國2010年注意到這一點,僅調三次,然后使用嚴格的政策限制熱錢流入。
公開市場操作是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上買賣證券的行為,是調節貨幣供給量的手段。我國國債規模較小且一般期限較長,所以央行多利用票據來對沖外匯占款,這種票據一般期限較短,若要繼續回收流動性或對沖外匯占款,只能頻繁的發行。在舊的票據到期,發行新的票據時,不但要回收原來的本息和,還要回收新增的外匯占款,長此以來必將增大央行的發行成本和風險。
二是外匯儲備帶來利率政策與退出策略的矛盾。要抵消外匯占款帶來的貨幣擴張,央行只能發行票據予以對沖,假設若要維持這一活動的持續性,只能上調票據利率(實際上還有擴大規模、政策引導、窗口支持等),票據利率與市場利率的聯動就有可能影響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節奏。票據利率的上升不可避免要帶動市場存貸款利率的上升,它的影響有兩個方面,首先,加息或僅僅是這種預期就可引導外資流入我國,這種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順差反而擴大了外匯儲備,增加了貨幣投放,與宏觀經濟政策相悖;其次,目前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2010年下半年貨幣政策呈中性,年內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但票據利率的上調可能使人們重新評估這一看法,當形成普遍的加息預期之后,商業銀行一旦開始調節自身的信貸安排,經濟將更加悲觀。
三是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沖突。我國的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一種固定匯率制,它和結售匯制度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制度因素。如前文所述,央行非自主性的貨幣投放與緊縮政策相悖,而外匯儲備的增多又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這種循環無疑增加了對沖的難度,也增加了貨幣政策的難度。
筆者認為,進出口、匯率政策已嚴重制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貨幣政策肩負著調節國家經濟的重任,實際上卻被諸多外部因素聯動著,調節外部均衡的匯率政策和調節內部均衡的貨幣政策方向趨于統一,內外均衡的實現也愈加困難。因此,我國應加強改革協調,恢復貨幣政策的獨立有效。
五、外匯儲備增加對我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影響的對策建議
(一)充分運用外匯沖銷措施
一國基礎貨幣投放主要由國內信貸和外匯占款兩種,當外匯占款的投放增加時,可通過收緊信貸作出相反的反應,即沖銷措施。主要的沖銷工具有以下幾種:公開市場操作、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收緊再貸款規模。充分發揮公開市場操作的作用,靈活自主的調控市場流動性,前提是完善債券交易市場,減弱對存款準備金率的依賴;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對資本充足率比較低的銀行實行高存款準備金率,在收緊國內信貸時做到差別對待,同時也鼓勵了商業銀行完善自身管理,大力發展再貼現市場,使其成為公開市場操作的重要輔助工具。
(二)加強貨幣政策的內部協調
貨幣政策包括本幣政策、外幣政策和外匯儲備政策組成,本文提到的貨幣政策即單指本幣政策,外幣政策包括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制度、資本賬戶審批制度等外幣政策工具,外匯儲備政策則包括外匯儲備總量管理、外匯儲備結構管理和外匯儲備經營政策。
本幣政策、外幣政策和外匯儲備政策共同維護著人民幣比值穩定的責任,本幣政策用以控制國內流動性,防止物價大幅波動;外幣政策和外匯儲備政策用以維持人民幣對外價值的穩定,即維持匯率穩定。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本國貨幣政策受國際環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外幣政策一定的情況下,我國的外匯儲備政策決定了外匯儲備的大量增長,由此帶來了基礎貨幣投放,使本幣政策受到了非自主性影響?？梢?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往往使內外部的均衡無法同時達到,因此,協調貨幣政策內部矛盾或許成了解決之道。
1.推進貨幣政策與外匯儲備政策的協調
一是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不但能夠調節國內資金,還可以引導外資的流入流出,利率市場化波動以后,可以緩解外資流入帶來的壓力。同業拆借利率是央行基準利率和商業銀行利率的中介,央行既可以根據同業拆借利率調整基準利率,又可以調整基準利率引導同業拆借利率,這種調整可以增加或減少金融機構的資金頭寸,調控資金供應量。因為利率的市場化,其水平或者波動可以反映出外匯市場上的外資的供求。若利率走高,說明外資出逃;若利率走低,說明有外資涌入。相對的,還可以主動運用這一工具影響外匯儲備。利率的大小是綜合國內、外資金流向及供求的結果,利率市場化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基礎,也是通過市場機制調節外匯儲備的基礎。
二是完善公開市場業務調控手段。公開市場業務較之存款準備金率,有靈活性強、對經濟負面影響小等特點,它的成功實行必須有發達的資金、資本市場,足夠的交易者和交易工具。我國國債面臨期限比較長、銀行換手率低、流通性較差的問題,限制了它的投資吸引力,總體規模還比較小。所以,完善市場制度,增加交易工具種類,在現有資金市場的基礎上培育廣泛的市場,包括短期拆借市場、短期票據市場和貼現市場,進一步豐富中央銀行票據期限結構,構建合理組合,允許更多資金進入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為央行掌握市場、制定政策工具提供基礎。2.推進外匯政策與外匯儲備政策的協調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亟需外匯來維持國際清償力和國際形象,同時,國內金融市場還不健全,外匯的稀缺加上制度因素要求我國限制資本與金融賬戶的可兌換,實行固定匯率制,利用外幣政策以維持穩定。但在外匯儲備過度增加的條件下,應重新斟酌外幣政策。
一是制度上,由強制結匯制過渡到意愿結匯制。意愿結匯制最大的優點在于發揮市場的容量,增加持匯主體,形成國家、商行、居民三級持匯。一方面方便商行和居民用匯,放松持匯頭寸限制可以節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價格發現的功能,在各方博弈的情況下,有利于形成正確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最后,客觀上緩解了央行儲備的匯率損失風險,當然,本文并不提倡這種風險均攤,因為對居民企業而言,還處于外匯儲藏、投資的認知階段,對風險控制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再加上我國缺乏必要的避險工具,因此,風險均攤這種概念的提出還為時尚早。
二是長期看,浮動匯率是個必然的趨勢,很多學者認為實行浮動匯率制或者擴大人民幣浮動區間有助于緩解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其理由大多基于市場的自我調節,順差有使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從而平衡國際收支。但本文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盲目實現人民幣的自由浮動,很可能重蹈亞洲金融危機的覆轍。因此從某個角度講,短期內固定匯率制還當堅守。當然,在爭取有限的時間內應加快改革的力度。完善中央銀行干預制度,貫徹主動性、漸進性與可控性的原則,逐步放松中資企業持有外匯的限制,變外匯銀行結算周轉限額管理為比例管理,調動市場微觀主體積極性,適時推出新的外匯交易品種,增加外匯市場流動性,加大市場信息透明度,可根據要求對投資者做風險揭示與培訓,最終實現匯率的市場化。
(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實施
財政政策更多體現了國家的意志,在外匯儲備數額巨大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可以適當減弱對外向型企業的扶持,比如適當降低出口退稅、加大對中西部的支持、對內向型企業的扶持。推進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一方面,要改革政策性銀行,明確財政性投融資與商業性投融資的界限,在融資方式上將國家財政安排的經營性資金以低息貸款形式交由政策性銀行運作,由財政提供擔保,擴大政策性銀行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的規模,通過政策性銀行配合國家的宏觀產業目標,避免貨幣政策的不平衡性的局限。在投資方向上,政策性貸款主要投向國家重點扶植發展的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體現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要實現財政投融資方式的多元化。在融資方式上可通過吸收社會保障體系的閑置資金向郵政儲蓄系統借款,在國內金融市場發行國債或地方債,向國際金融機構或外國政府借款等方式籌集資金。在投資方式上應對一些前景看好而且安全可靠的大型建設項目,特別是一些傳統上由國有資本壟斷、現在已對外資開放的項目,對民間資本開放,同時這種開放也有利于引導民間藏匯的使用。總體來說,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貨幣政策則須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CALVOGuillermo,KINGMervyn.TheDebtBurdenanditsconsequencesforMonctaryPoliey[J].PalgraveMacmullian,1997(11).
[2]Rogers.J.M.,Siklos.P.L..Foreignexchangemarketinterventionintwosmallopeneconomies:theCanadianandAustralianexperience[J].Journalof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Elsevier,2003(6).
[3]]Kumhof.M.SterilizationofShort-termCapitalInflows—throughLowerInterestRates?[J].Journalof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2004(23).
[4]AkiikoTerada-Hagiwara.ForeignExehangeReserves,ExehangeRateRegimesandMonetaryPoliey:IssuesinAsia[J].ERDWorkingPaPerNo.61,2005.
[5]許承明.對我國外匯儲備需求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1(12).
[6]陳飛,趙昕東,高鐵梅.我國貨幣政策工具變量效應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2(10).
[7]張青青.我國貨幣政策的數量效應與運行效果[J].株洲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5(4).
【關鍵詞】外匯儲備；規模管理；結構管理
一、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管理的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管理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國的經濟學家特里芬（Triffin）提出的。特里芬（1960）在研究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管理時提出了儲備―進口比例（R/M）法，認為：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一般應該為該國進出口貿易額的20%～40%左右。20世紀70年代后，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成本―收益法和回歸分析法。Heller（1966）、Clark（1970）利用成本―收益法建立相應的實證模型對各主要發達國家進行了研究，Agarwal（1976）將研究擴展到發展中國家，M.A.Iyoha（1976）將研究的對象轉向經濟發展逐步加快的發展中國家。在R/M法基礎上，貨幣主義學派的Johnson和Brown等經濟學家提出了貨幣供應量決定論，認為一國外匯儲備的需求取決于該國內貨幣供應量的增減。20世紀70年代的中后期，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定性分析法，Carbaugh（1977）和Fan（1978）認為一國外匯儲備的規模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僅包括經濟因素，也包括一系列政治因素。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經濟學家根據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外匯儲備的需求量與實際持有量不一致這一現實情況，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管理的研究開始轉向需求量與持有量不一致的非均衡模型。
2.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適度與否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研究結論。我國部分經濟學家通過研究認為中國外匯儲備是不足的。
管于華（2002）通過對18個國家六個重要經濟指標進行聚類分析，得出結論：中國的外匯儲備低于在適度規模標準的下限。劉斌（2003）從貨幣供應量決定理論出發對我國的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問題進行研究，得出結論認為我國外匯儲備是不足的，并指出在近幾年內我國的外匯規模也很難提高到合適的水平。黃澤民（2008）通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管理具有特殊性：第一是從外匯儲備的來源上看，它具有一定的借入儲備的性質；第二是在中國的官方外匯儲備中包含部分民間儲備，在對外匯儲備規模是否過度的研究時考慮上述兩個因素的話，就不能將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看作是過度的。
還有部分研究學者則持有相反的研究結論，他們認為就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來說不僅是充足的，甚至是外匯儲備規模還是過量的。郭恩才（2001）利用國際上常用的客觀經濟指標對我國相應的指標進行了精確地統計估算，認為與合理的儲備水平相比，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是屬于偏高的。朱孟楠（2006）通過與各發達國家間的對比，認為中國外匯儲備絕對量太多，降低了社會資金的使用效率。者貴昌（2008）在對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適度性問題進行測算后認為，我國外匯儲備自2002年開始增長速度加劇，超額儲備這一問題日趨嚴重，認為中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應控制在2500億美元左右。吳琨（2010）指出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面臨財富縮水的風險應用1994～2009年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驗證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過大，分析形成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原因，并提出外匯儲備運營管理的對策。
二、外匯儲備結構管理的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于外匯儲備管理結構的研究，主要是從兩方面進行的：儲備貨幣幣種結構研究和儲備資產流動性結構研究。H.M.Markowitz（1952）和J.Tobin（1956）在對儲備貨幣幣種結構的安排進行研究時，提出了資產選擇理論，認為可以通過外匯儲備在不同幣種之間的分散來降低外匯儲備風險。Heller和Knight（1978）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認為一國外匯儲備幣種安排和貿易收支結構二者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性，反而與該國的宏觀經濟總量等的關系不大。Dooley（1999）針對Heller和Knight計量模型的缺陷，利用回歸分析法建立模型考察了發展中國家外債狀況對儲備貨幣幣種結構的安排的影響，認為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分配與外債支付流量、貿易流量和匯率安排具有很大的相關性。Roger（2003）認為工業化國家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變化是與外匯市場的公開市場調控密切相關的，而不是外匯儲備資產組合的結果。
2.國內研究現狀
在對外匯儲備貨幣幣種結構安排問題的研究上，通過多年的研究，國內學者一致認為：一國外匯儲備貨幣幣種的結構安排應該與該國對外債務的幣種結構是一致的，有利于避免償還風險；一國外匯儲備貨幣幣種的結構應該是多元化的有利于分散風險；一國外匯儲備貨幣幣種的結構安排中的幣種應該與該幣種在外匯市場上匯率的波動性成反比，避免外匯資產價值波動過大造成的損失。
唐國興、金艷平（1997）通過對儲備貨幣幣種結構的研究發現，一國外債的幣種結構、對外支付使用的主要幣種、本國貨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儲備貨幣的收益率對一國的構成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外債幣種結構與對外支付貨幣類型。陳建國、宋鐵波（2003）對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的幣種結構進行研究，認為在當前經濟與貿易發展水平下，我國的幣種結構應該大致為美元、日元、歐元與英鎊的比例為5:2:2:1。許婕穎（2008）根據理論與實證研究，認為美元、日元、歐元和英鎊四種儲備貨幣的組合是最理想的儲備貨幣幣種結構安排，并提出了四種儲備貨幣的比例安排?？琢⑵剑?009）以馬柯維茲資產組合理論為基礎，結合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對影響儲備幣種結構的因素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提出了中國當前合理的儲備幣種權重。熊莉群（2010）從外匯儲備的來源結構，幣種結構和期限結構對我國的外匯儲備結構進行分析，進而得出外匯結構問題的負面影響，針對這些問題筆者提出合理應用外匯儲備的對策建議。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輸入型通貨膨脹，大宗初級產品，美元貶值，人民幣國際化
一、2007-2008年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概況
2007年開始，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就在一直高位運行，從年初的2.2%上升到當年12月份的6.5%，然后又上升到2008年2月的8.7%；隨后CPI一路下滑，降到7月6.3%，最后12月降到1.2%[2]，形成一個從上升、高峰、再到下降、消失的完整過程。
而同一時期，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在飄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價格暴漲至創紀錄的歷史高點147美元。糧食、鐵礦石等其它我國大宗進口資源的價格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而我國又是這些資源性商品的進口大國，石油、鐵礦石一半以上需要進口，糧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賴進口，通過國際貿易使通貨膨脹傳入我國，并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
二、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分析
關于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概念，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一般是指：在開放經濟中，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和國際資本流入規模過大，導致進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國內貨幣供給被迫增加，進而引發國內市場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的經濟現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導致我國出現的輸入型通貨膨脹。
一般而言，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首先推動我國原材料、材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的上漲，然后引起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即工的上漲國際貿易論文，最后再傳導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而引起物價的全面上漲。2007年初級品進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產原料比重占91.67%，這些產品進口價格變化必然改變國內廠商的生產要素價格和生產成本，表現為國內工業品出廠價格的變化，并最終間接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水平。
以石油為例，由于石油是基礎能源產品，是工業交通的血液，被譽為“黑色黃金”。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導致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國內交通運輸、用油工業品以及居民燃氣價格的上漲；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則與國際原油價格同步，隨著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其下游的塑料、橡膠和化纖等工業中間品的價格也進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傳導，最終引起整個社會價格總水平的上升論文開題報告范例。
三、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除了受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計價，在世界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以及受次貸危機影響金融資產接連發生危機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賦予了金融投機以及資產儲備功能，從而導致這些商品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的態勢。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放任美元貶值，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大量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的“供鈔機”，造成世界范圍內貨幣供應過多、流動性過剩，國際市場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形成全球性通貨膨脹。衡量美元強弱的指標美元指數在此期間發生了巨大波動，美元指數的上升說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下跌，反之則貶值，商品價格上漲。美元指數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創73.11歷史低位，在此期間，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急劇上漲[3]。
四、對策分析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此輪輸入型通貨膨脹，與美國的國內經濟問題及其“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是分不開的。這些政策給全球帶來巨大災難，但各國也沒能牽制美國，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實施了新一輪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向世界輸入大量的美元，助推國際大宗初級產品的價格屢創歷史新高。據報道國際貿易論文，為刺激經濟進一步復蘇，美聯儲計劃在近期推出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將造成美元進一步貶值。
因此，治理輸入型通貨膨脹，除了配合使用相應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外，我們應從問題的根源出發，即美元這種主權貨幣既是國際儲備貨幣又是大宗初級產品的計價貨幣還是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美國對經濟失衡的匯率調整是無效的，因為多數國家貨幣都以該國貨幣為參照。為解決經濟問題而制定的政策必將對美元的幣值變化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到大宗初級產品的價格。為此，各國應積極加強經濟政治合作，協調財政和貨幣政策，避免出現“以鄰為壑”的政策出現；同時還應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最后，還應適時的將大宗初級產品以這種國際儲備貨幣計價。對我國而言，應抓住機遇，積極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首先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結算貨幣，這樣我們既可以降低以美元等貨幣結算的匯率風險，還可以減少以美元等國際貨幣的外匯儲備，降低國際通貨膨脹通過貨幣途徑傳遞的幾率。
